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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让向丽叫苗苗，但没有说出口。挂完电话后我在想，没准她真的就把苗苗带来了呢？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天晚上她俩手挽着手离开的情景。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向丽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儿，但不是苗苗。她们在学校里已经吃过饭了。

侯小强又叫了不少酒，加了几个菜，一帮人接着喝。两个女孩儿都抽烟，喝酒也很生猛。向丽教给大家一种新的喝法，叫“深水炸弹”，就是把一小杯白酒连着杯子一起沉入到一大杯啤酒中，白瓷小酒杯摇晃几下便沉了下去，白酒和啤酒于是互相混合。这种酒喝起来一股白酒的气味。

侯小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好啊好啊，深水炸弹好！这个名字好！有力度，好啊好啊……”

我们猜火柴棍，输了就喝“深水炸弹”。向丽忙于炮制，她要了六七只小酒杯，都倒满了白酒，放在一边候着。直到饭店关门，大家都有点喝多了，之后一帮人摇摇晃晃地去了我的“工作室”。好在很近，几步路就到了。

一进门小夏就说他想吐，进了卫生间，向丽带来的那个女孩儿也跟了进去。他们进去后反锁了卫生间的门，再也没有出来过。侯小强的方式比较老套，他建议跳舞，并且是贴面舞，理由是夜深人静的，跳别的花样难免会惊扰楼下的邻居。我打开收录机，卡入一盘磁带后就进了用于会客的北屋，靠在沙发上头疼欲裂。

从我的位置可以看见过道里的侯小强和向丽，他俩搂在一起，侯小强拼命地把向丽往朝南的卧室里推。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向了娇小的向丽，后者一只手挡在胸前，上身后仰，几乎成了弓形。两人一言不发地搏斗着，有几次侯小强差点就成功了，向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卧室的黑暗里。最后向丽还是挣脱出来，一缩身钻进了北屋。她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侯小强再过来拉她，她就怎么都不肯起来了。

向丽说：“我要和徐晨讨论问题！”

侯小强无奈，只好也在北屋里坐下。他半躺在对面的长沙发上，双手交叉在小腹前，闭上了眼睛，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假寐？我就不知道了。

房子里安静得出奇，磁带早就到头了。我不知道在和向丽讨论什么，总之是一些和文化有关的大问题，在我们交谈的间隙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侯小强“倒闭”在沙发上，小夏和另一个女孩儿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出来了。偶尔我瞥见向丽凝视我的目光，迷离而动情，她喝了酒，脸色好看极了，从诱人的唇齿间吐出一个个高深莫测的词：解构、诗意的安居、超意识、恋父情结……

这次聚会以后，我和向丽开始单独约会，每次都是她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逛街看展览什么的。

一次，我们从下午一直逛到天黑，向丽领我去了夫子庙，说是要让我看一样东西。到了夫子庙才知道，她要让我看的是秦淮河上的小石桥。石桥有好几座，架在十几米宽的秦淮河上，桥背高高拱起，桥肚呈半圆形，发臭的河水从下面流过去。这些桥至少也是清朝以前的。我对古迹之类的一向缺乏兴趣，何况夫子庙又不是没有来过，石桥在我早就熟视无睹了。

向丽说：“再等等。”

过了一会儿石桥上竟然亮起了灯，一些连缀起来的彩色小灯泡勾勒出桥身的形状，灯光映照在河水里，波光粼粼的，的确好看。桥肚的半圆已经合成了一个整圆，下面的一半虚浮不实，上面的一半坚固分明。

向丽问我：“美不美？”

“美，的确很美。”我说。

难得她能发现这样的美景，并且领着我来一起分享。

向丽又说：“无聊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来这里看看。”

我想象着她独自一人来到这发臭的秦淮河边，打量着眼前灯光闪烁的石桥，突然我觉得向丽很孤单。

看完石桥我们在附近转了一会儿，后来进了路边的一家歌舞厅。里面很昏暗，空气浑浊，皮沙发上散发着一股汗腥味儿。我要了一大扎啤酒，分别倒进两只杯子里，我和向丽开始碰杯。大厅里有人在唱卡拉OK，向丽就着烛光在小纸片上写了歌名，服务生过来取走了纸片。

过了一会儿扬声器里的一个声音说：“下面请五号台的向小姐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鼓掌欢迎！”

向丽说：“我的。”放下杯子，步履轻盈地走到话筒前。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光线照在她的衣服上，闪了几闪。

唱完歌向丽回到座位上，我们接着喝酒。

她帮我也点了一支歌，但我不肯唱，最后还是向丽替我唱了。再次回来时向丽脱了鞋，把腿盘在沙发上。我坐在她的右边，两只沙发呈一个直角，不知道怎么的，我们竟接起吻来。没有任何蓄谋的成分，我也没有任何预感，向丽很自然地把脸伸了过来。她的嘴巴里有一股热气，舌头又软又薄。我们侧着头，吻了又吻，身体是分开的，手也没有碰在一起（都还攥着杯子）。吻了一会儿，我们又碰杯喝酒，喝了一会儿又吻，除了嘴唇和舌头两人的身体毫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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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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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歌厅寒酸简陋、气味难闻，客人们的歌声也粗俗不堪，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强烈的催情作用，我突然感到十分的忧伤。已经很多年了，我没有和女人接过吻，几乎忘记了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和向丽的这番吻非同小可，我的下面立刻有了反应——虽然我吻得很节制，彬彬有礼，甚至细嚼慢咽。也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但向丽的寻呼机突然响了。

她套上鞋子去外面回电话，回来后对我说：“我男朋友。”

我说：“哦，那我们早点回去吧。”

向丽说：“也好，下次再说吧。”

但是没有下次了，我和向丽的关系正如梁二所说的，互相靠近，但最终也没有碰上。这以后我们便各奔前程，虽然仍经常见面，但再也没有单独约会过。偶尔向丽会打电话给我，问候一下或者和我探讨一个问题，就像老朋友似的。我们也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想，我和向丽单纯的友谊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没准有一天就成了红颜知己，可以无话不谈了。我渴望能够向她吐露心声，说说苗苗的事。向丽和苗苗是朋友，应该了解后者的情况和动向，也许能够帮上我的忙。但如果没有苗苗，我和向丽又会怎样呢？这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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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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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晔仍然是我的女朋友，每周都给我写信，并且信写得很长。单从这些信看，我们的确是一对感情炽热的恋人，在信里，朱晔又是“亲一下”又是“咬一口”的，和现实中的情况完全不同。说这些时朱晔毫无感觉，所以才会那么的没有节制。对她来说这不过是表示亲密，习惯使然，并没有别的意思。对她的甜言蜜语我早就不当真了。

朱晔最后一次来南京是办出国的有关手续。她的目标是美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因此决定取道新加坡。

办完手续她来新华二村的房子（我租借的工作室）里坐了坐，然后我们去附近的茶社吃了简餐。吃饱喝足，我们绕鼓楼广场兜了一圈，在鼓楼商场里我给朱晔买了一只眼镜盒。眼镜盒是猪皮的，黑色椭圆形，朱晔表示很喜欢。她当即就摘下眼镜，放进了眼镜盒里。

我曾经和朱晔开玩笑，说她应该戴眼镜，那样我　较放心。不戴眼镜她过分漂亮了，难免惹是生非。这会儿朱晔裸露着那张异常美丽的面孔和我肩并肩地走在一起。

鼓楼向北一路下坡，我们沿着一截围墙向前走去。围墙白晃晃的，反射着日光，除此之外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方向是火车站，一路上我都在劝说朱晔在南京再留一晚。朱晔说她得赶回苏州报信。

我说：“你可以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呀。”

她说：“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呢，还是今天就回去吧。”

然后我们就到了火车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餐馆，又进去吃饭。

这是一家路边小店，既小又脏。我面向里面而坐，对着柜台上的一台电视机，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一个胖子，看样子不像是客人，大约是店主的亲戚或者朋友。他抬着脑袋，脖子后面积了一堆槽头肉，边看电视边发出呵呵的笑声。他笑的时候我也在笑，胖子会不时地转过头来和我交换一下眼神。除了我和朱晔，餐馆里还有一桌客人，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儿不停地跑来跑去。她跑到我们的桌子前面站住，瞪大了眼睛看朱晔。朱晔背对电视，整个吃饭过程中都在逗小女孩儿玩。

邻桌的中年妇女大声地呵斥小女孩儿：“不要和阿姨捣乱！妈妈要生气了！”

朱晔说：“没关系没关系，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啦？长得可真可爱呀。”

临出门前，朱晔拉了拉孩子的手，说：“再见！和阿姨说再见！”

我把朱晔送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见她找到了座位就转身离开了。一切都很正常，就像我无数次送她回苏州一样。

从火车站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突然感到很空虚，于是决定先不回家，去江北家里坐坐。我上了一辆公交车，坐过了站，下车后我反身向回走。经过一个巷口时里面突然蹿出一辆自行车，差点把我撞倒，车把在我的胳膊蹭了一下。终于到了江北家，我告诉江北、覃海燕我把朱晔送走了。

“朱晔？”江北迷惑地问。

我说：“是我的女朋友，她要出国了，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也难怪，他们并不知道朱晔，她和我在一起六年，后两年回了苏州，而我和江北、覃海燕认识还不到两年。

江北说：“你还真的有女朋友，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哄我们呢。”

我不免有些激动，把我和朱晔的事大致说了一遍，当然关于性生活的事只字未提。

覃海燕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吧？”

正好朱晔刚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她为办出国手续专门拍的，我找出来递给覃海燕，她看了看递给了江北。

覃海燕说：“挺漂亮的。”

江北说：“不错不错，挺端庄的。”

怎么我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客气话啊？是两年的时光让朱晔变老了？还是照片本身没有充分反映出她的美丽？总之我对江北两口子的评价很不满意。如果朱晔连漂亮都得不到大家的认可，那还有什么令我难以割舍的呢？我很后悔下午在大街上空耗了半天，当时我们应该来江北家坐坐的。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朱晔的一封长信，是她趴在回苏州的火车上写的，整整的三页纸，布满了泪痕。朱晔说，这是她出国前和我的最后一面，没想到我竟然那么的冷静，那么的平淡，说我甚至都没有拥抱她。我真是有口莫辩啊。

当我们待在新华二村的时候，我确实是想拥抱她的，甚至想和她接吻、做爱，但我不知道那样做是不是对她的冒犯，而且我也没有看出朱晔有那样的需要。我们分别坐在北屋的两张沙发上，相隔距离始终在两尺以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彼此的情况在电话和来信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我对朱晔说：“你还有不少东西在我这儿呢。”

她回答：“我会回来取的，一定会回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从南京走吗？”

朱晔说：“南京没有航班，我从上海走。”

也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的确很平静，有点不正常，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非常正常。

朱晔除在回苏州的第一封信里情绪有些波动，之后她就恢复了常态。在苏州等飞机去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里她每周都给我写信，十天左右和我通一次电话，仿佛又回到了送别以前的日子，压根儿就不存在出国这件事，似乎朱晔会在苏州待上一辈子。后来，她终于走了，我是从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中得知此事的。她的态度依然如故，信就像是在苏州写的，不同的只是信纸、信封以及使用的邮票。依然是事无巨细，和我谈论她的生活，见到的人，面临的问题及其心情感受。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写得更加详细，内容也更多。也难怪，她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新鲜的事物自然是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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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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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晔告诉我新加坡经常下雨，她所在的学校的校园里有很多带顶棚的走廊。说起房东老两口，就像说起她在苏州的父母。朱晔还谈到了当地蔬菜的价格，和苏州进行了一番比较，就像她在苏州时把蔬菜价格和南京的进行比较一样。最后，朱晔告诉了我她新的地址，以防我把字母写错，她十分体贴地将地址打印在一张纸上，共有二十多条。朱晔叮嘱我，给她写信时裁下一条贴在信封上就不会搞错了。

二十多条地址，我只用了一条，给朱晔写了一封回信。我的回信很简短，可谓言简意赅，实际上这封信在我的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写起来不免一挥而就。

我告诉朱晔，我们相隔那么远，并且相聚无期，这样下去会很麻烦的。我深知自己不够坚强，害怕孤独，很难能抵挡住某些诱惑，要是爱上了什么人再和她分手的话，对她的伤害一定会更大。我的意思是不如现在就分，虽然彼此仍会难过，但总归是要好一些。最后我祝朱晔一切顺利，学有所成。

写完信，我将它装入信封，贴上朱晔给我的地址，然后下楼来到街上。我把这封信投进了路边绿得发亮的信箱里，这时已经是九六年五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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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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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过岳子清家的琴会，就是招集一些人去家里，岳子清当众弹奏他新打的谱，有时候他也弹自己写作的琴曲。所谓的“打谱”就是把古琴曲“翻译”成现代人可以弹奏的简谱或五线谱，因为流传下来的古琴曲乃古人所作，记谱方式与今人不同。这些关于古琴的皮毛知识我还是和苗苗交往以后才知道的，先不去说它。

岳子清家的琴会不定期，两三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年一次，得看岳子清的心情和工作状况。被邀请的人大多是南京文化圈里的一些人物，另外老外和美女也是少不了的。江北随岳子清学古琴，因此每次琴会必到，东文的那帮朋友也都参加过琴会。关于琴会江北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我因为完全不懂，他自然不会和我聊古琴，只是说美女很多，看得他心里痒痒的，但又不便结识，因为“岳老师是一个在这方面很严肃的人”。江北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也想去听琴会。他不问，我当然不好主动要求。

我是三月底送走朱晔的，五月份她从新加坡给我写信，我的回信也是五月。

信寄出后不久，五月尚未结束，一天江北突然问我：“明天岳老师家有琴会，你想不想去听听？”

我愣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

江北又问了一遍：“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

我说：“去去，那就去听一下吧。”

于是江北告诉了我岳子清家的地址（东文校园内的某楼某室）和琴会举行的时间。

第二天，我约了老冉，一起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我们准时到达岳子清家，进门后才发现来早了，客厅里正在布置。一张长沙发横放在客厅中间，沙发前后放置了好几排椅凳，在这些“座位”的对面，客厅前部空出一大块。两个人从里面的房间里抬出一张条状的桌子放下，估计是琴桌。琴桌上面自然放着古琴，古琴上覆盖着一块花纹古意的丝绸。琴桌后面的圆凳显然是岳子清的座位了。

琴会开始时客厅里的座位都坐满了，不少人站在后面和墙壁的两边。弹奏前熄了灯，岳子清划着火柴点燃了琴桌上的一根大蜡烛，嘈杂声顿止，古琴声扬起。直到这时我才放松下来，身体不动，面朝烛光和琴桌，目光开始四顾搜寻。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见苗苗，她待在房间里或者出去了，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当然我也没敢细看，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看了一下，看见很多的座位，很多的人。此刻大家各就各位，一概屏息凝神地正襟危坐着，光线虽然昏暗，但挨个搜索起来还是挺方便的，不久我就发现了苗苗。她并没有朝向琴桌而坐，而是坐在我右边靠墙的一张椅子上，椅子的方向和我所在的沙发呈直角，中间隔了四五个人。她冲我们这排而坐，脸转向前面的琴桌。苗苗的边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儿，两个人共用一张椅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发现苗苗后，我心定了许多，也慌张了许多，我的身体一动不动，眼睛的余光却始终看着苗苗，乜斜着她那亦幻亦真模糊不清的身影。客厅窄小，岳子清的弹奏有如雷鸣，我却听而不闻，古琴的高妙和扣人心弦在我自然也毫无知觉，听了也就听了。

弹奏完毕，岳子清示意开灯，和苗苗坐在一起的女孩儿拉开灯——灯绳就悬挂在她身边的墙上。灯亮的一瞬间，我看见苗苗保持着倚靠在墙上的姿势，双眉间出现了一道竖起深纹。随后，她的表情就开朗了。大家把桌椅搬回原处，苗苗和那个女孩儿也站起来，走进厨房里烧开水泡茶。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苗苗显然看见了我，她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我注意到她拿着茶壶的手，指甲长长的，手指头有些发红。苗苗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转过头，她侧面的那只眼睛细长上挑，眼角几乎伸进鬓角里去了。那眼睛满含笑意。唉，一年没见，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令我心动。

餐桌被搬回原来的地方，四周摆放了椅凳，一些人坐过去，边喝茶边聊天，聊的内容自然是岳子清今天的弹奏以及古琴。岳子清陪着竞相发表高论的男女，笑眯眯地听着，不怎么说话。另一些人则站在客厅里，三三两两地交谈着。

一个看上去很风骚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问：“你就是徐晨？”

我说：“是啊。”

她说：“我在德国的时候，看见书店里有你的《华灯初上》卖，你知不知啊？”

我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和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身后房间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男女笑闹的声音。我听出了江北和苗苗的嗓音，很想过去看个究竟，正好老冉站在我旁边，风骚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点头。趁女人把目光转向老冉，我转身进了里面的房间，苗苗、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儿，还有江北，三个人正蹲在地板上摆弄什么东西。

我居高临下，看得很真切，原来是一块化石。真是巧了，前两天我去地质研究所看一个展览，展厅旁边的小卖部就有这种化石卖，当时我还特意看了一眼，记得是狼鳍鱼化石，该化石分布于侏罗纪晚期的地质层中。

我说：“这是狼鳍鱼，生活于距今一亿三千万年前的地质年代。”

苗苗抬起头来，说：“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说：“我本来就知道嘛。”

苗苗说：“江北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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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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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也是，江北以博学多闻著称，他不知道的事情我竟然也知道！幸亏那天我闲极无聊，又恰好路过地质研究所，那儿正在举办中华史前古生物化石展览，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这样的事，按我的性格通常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我没有对苗苗说这些，我只是说：“不就是一块狼鳍鱼化石嘛。”

我觉得，从这时起苗苗看我的目光就有些不一样了。

后来她站起身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文摘月刊》，对我说：“上面有你的一篇文章，你知不知道呀？”

我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我是知道的。

这是一篇关于小说写作的访谈，最初刊登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摘月刊》转载时经过了删节。苗苗将《文摘月刊》翻至刊载访谈的那一页，递给我。

这时江北说：“我们去外面坐吧。”

餐桌边上的客人已经走了一半，我、江北还有老冉在空出的椅子上坐下来，我的手里拿着那本《文摘月刊》。苗苗跟过来，站在我的身后，我翻看《文摘月刊》的时候她也凑过来和我一起看。一缕披散下来的头发蹭在了我的脸上，我在想，要是能永远这样那该有多好啊！

过了一会儿苗苗走开了，回了自己的房间。我合上《文摘月刊》，但没有还给苗苗，也没有把它放在桌子上，我把它卷成一卷，握在手上，抬起头来听大家谈论古琴。我的动作似乎是下意识的，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故意的、刻意如此的。后来我和老冉起身告辞，出门时我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

我们没有坐车，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路向前走去，经过了大约有十个路口。我很兴奋，一点都不觉得累，不停地对老冉唠叨着（我已决定向他和盘托出），从初识苗苗到今天的遭遇，一桩桩一件件慢慢地道来，并加上自己的主观分析。老冉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着。

我对他说：“我很感激你啊，冉兄，感谢你陪我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感谢你陪我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说：“事情怎么就这么巧呢？前两天我刚好去了地质研究所看化石展览，你说奇不奇怪？”

我说：“这本《文摘月报》里恰好有我的访谈，而苗苗的手上又正好有这本杂志。”

“真是太奇怪了，”我说，“今天晚上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太奇怪了。江北早不问晚不问，正好朱晔去了新加坡，他问我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那个女的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好今天出现了，说我的小说在德国的书店里有卖，弄得我像个国际知名作家似的……”

后来就到了鼓楼广场，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临别前我对老冉说：“以后要是有什么事，你还得帮我的忙啊！”

他连声地答应着，然后转身直奔通宵汽车站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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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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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月刊》就放在我的枕边，它是惟一的线索，是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如何使用这本《文摘月刊》呢？我想了几天仍没有一个答案。登门送还？未免过于鲁莽。等苗苗来向我索要？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带走了这本杂志，我并没有明确地借阅，是“无意识”地带走的。《文摘月刊》在我的枕边放了一个星期，我的勇气也随着一天天地丧失。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我和苗苗的相识，之后一年再无她的音讯，难道这次也这样吗？然后我想到了向丽。

我呼了她，向丽很快回了电话。

我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问问你最近的情况。”

向丽说她正在忙毕业论文，很快她就要毕业了。

我问她：“单位找好了吗？是不是打算留在南京？”

向丽说：“还没定。”

我说：“毕业之前我们总得见个面吧？我请你吃饭。”

向丽说：“好啊好啊，等我忙过这一阵子给你打电话。”

我很想马上就见到她，但没有说出口，我说的是：“那就说定了，我等你的电话。”

一周后我们见了面，向丽打车来了新华二村，聊了一会儿我领她下楼吃晚饭。饭后回到楼上，我们接着聊天。

显然向丽拿不准我的目的何在，她最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想和她上床。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想法，她会同意吗？我无法知道，但我的确没有那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无欲则刚带来的坦然。当然啦，“欲”我还是有的，但针对的不是向丽，神情之间我不免有些心虚，聪明的向丽肯定察觉到了。

卧室电脑桌的抽屉里放着三本书，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两本《华灯初上》，一本《文摘月刊》。两本《华灯初上》我准备分别送给苗苗和向丽，已经题好了字。给向丽的那本上写着“向丽惠存、留念！”，给苗苗的那本上写着“给美好的苗苗！”，那本《文摘月刊》则是打算让向丽捎给苗苗的。

去卧室取书时我不禁又看了一遍题字，觉得非常的不妥，“给美好的苗苗”会把我的目的暴露无遗的。经过一番犹豫，我只带了两本书出来。

回到北屋，我故作随意地把两本书递给向丽，对她说：“送你一本我的小说，做个纪念。”

向丽接过，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显然很高兴。

我又说：“那本《文摘月刊》是上次去岳老师家听琴会的时候向苗苗借的，你帮我还给她吧。”

我说得很轻描淡写，只说了一遍就没再说了。

向丽说：“好好，我知道了。”

她的手上拿着两本书，下意识地抚摩着，我们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向丽神情恍惚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苗苗，苗苗……”

我没敢接她的话茬，赶紧把话题转移到她的毕业论文上去了。

送走向丽，回到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我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暴露真正的目标，可付出的代价却十分的惨重。按原计划我不仅要让向丽带一本我的小说给苗苗（作为对借书的感谢），而且还要让她带话，让苗苗有空来玩。可惜向丽只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苗苗收到也就收到了。在她，这本杂志可有可无，在我，却是惟一的道路和线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呵，我竟然就这么把它毫无意义地交出去了，除了证明我是一个有借必还的有教养的人还能证明什么呢？不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情绪很低落，躺在新华二村的那张大床上整天似睡非睡，我一直在想《文摘月刊》这件事。向丽走后的第三天，时近黄昏，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醒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漾起，我翻身下地，心想事不宜迟，若是等我完全清醒了，那股力量就会消失。我不假思索或者尽量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苗苗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苗苗，她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

苗苗“哦”了一声，显得很意外。

我问她说：“向丽把那本《文摘月刊》带给你了吗？”

“《文摘月刊》？”苗苗说，有些很莫名其妙，看来向丽还没有把杂志带到。听苗苗的口气似乎也不知道我带走了《文摘月刊》这回事。

我简单地解释一番，告诉苗苗，那本《文摘月刊》我已经让向丽带回东文了。

然后我问苗苗：“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没事来我这儿玩，我的电话你有吧？”

苗苗说：“有的有的，你给过我名片。”

我正要结束通话，她又说：“我去找找看，也可能被我弄丢了。”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名片，这边，我手握听筒，等待着。突然我发现自己正在发抖，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抖得更厉害了。后来苗苗回来了，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名片。

她说：“你说一下吧，我记下来。”

于是我报了新华二村的电话号码。

苗苗说：“记下了。”

我甚至都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幸亏是几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被我机械地吐出来，这时我已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述的能力，再说下去就要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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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１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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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苗苗打电话后的第四天，她的电话就来了。苗苗说她今天没事，想来找我玩。

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正好没事儿。”然后说好了她打车到新华二村门口，我去接她。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夏傍晚，我站在马路边上，一辆红色的夏利靠了过来，副驾座位上坐的正是苗苗。

我为她打开车门，苗苗忙着掏钱包，我说：“我来我来，你先下。”

我躬身探进出租车，付钱给司机，然后关上车门。夏利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着苗苗。此刻光线仍然很好，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的室外看见过苗苗，觉得很不习惯。她只带了一只装时装的那种纸口袋，正在冲我笑呢。

我说：“我们走吧，先去吃饭。”

食为先位于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我和苗苗肩并着肩，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过了街。我之所以选择食为先，是因为那儿的生意不太好，没有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果不其然，就我们这一桌。我和苗苗面对面地坐下来，我点了一桌菜，但我几乎没有怎么吃。我这人就这样，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和苗苗在一起吃饭能正常进食至少也是二十顿以后的事。

这会儿苗苗对我说：“你吃啊，吃啊，你怎么不吃啊？你吃得太少了。”

我说：“我怎么没有吃？我一直在吃啊。”

这几乎成了这次吃饭交谈的主要内容，每过一阵苗苗都会这么对我说，而我总是那么答。幸亏是这样，否则的话，面对苗苗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似乎也比较内向。

苗苗也吃得不多，一桌菜基本上原封未动。后来苗苗给自己要了一个凉拌西红柿，把盘子端到面前，一片一片地夹起西红柿放进嘴巴里，那上面沾着的白糖还没有完全融化。她就这么吃了很长时间，只吃这一样。我则抽烟喝酒。半杯啤酒下去我的脸就红了，上了这层保护色后我说起话来就比较放肆了。

餐馆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录像，苗苗自言自语地说：“她真漂亮啊……”

我说：“我觉得没有你漂亮。”说完直视着苗苗。

苗苗说：“不会吧，我怎么能和她比？”

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此刻我们相距不足一米，我看苗苗看得很真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那双眼睛，向外突出得很厉害，尤其是当苗苗看电视侧面对着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高度近视的缘故。这样的眼睛要是放在别的女孩儿的脸上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在苗苗这里就不一样的（我也感到很奇怪）。我觉得这双眼睛特别美，甚至感人至深。如果我这样告诉苗苗，她会相信吗？

吃完饭，我们去了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把苗苗让进朝北的小房间，她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我拉亮了旁边的台灯，灯光通过高帽状的灯罩照射下来，苗苗的身体处于阴影里。沙发扶手上搁着她的一条被照亮的手臂，手臂和手的姿势都很松弛，显得软弱无力。苗苗整个人也软软的，斜靠着沙发，和以前的那个腰杆挺直的姑娘相比判若两人，但我觉得还是同一个人。她的变化以及与想象的不吻合之处让我心醉神迷，使我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好。

谈话干巴巴的，套路一成不变（我和其他女孩儿也是这样开始的），我说起小时侯，我的婚史、恋爱史，说起朱晔。苗苗专注地听着，很少插话，她有时候笑笑，有时候面无表情，也就是说她的反应不够热烈、热情，不够好奇。我在想，这不能怪苗苗，是我的讲述过分枯燥和严肃了。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她下次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多么无趣和乏味的人啊。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这样的，换一个场合我说起自己的故事来是那么的绘声绘色，甚至于波澜起伏，连自己都会感动。要是我没有把这个优点表现出来之前苗苗就不理我了，那该多么可惜啊。我觉得今天的机会十分难得，可以说是时不再来，因此必须说下去。我越是这么想就越是变得语无伦次，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我对苗苗说：“我说了那么多，你也说说你的事儿吧。”

她如梦初醒，对我说：“我的事儿？”

我说：“是啊，谈谈你的感情经历什么的。”

苗苗笑起来，她的笑容极富礼貌，有点把我刺伤了。

她说：“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复杂，很平淡的。”

我坚持问道：“你没有谈过恋爱吗？”

苗苗说：“谈是谈过……”后来她总算说了一点，但很简略。

苗苗告诉我她谈过两个男朋友，第一个不能算（苗苗没有解释），第二个男朋友是一家影视公司的导演，已经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他怕苗苗毕业后报考北京的研究生，离开南京。

接着苗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儿，她离开几年去外地，你会等她吗？”

我非常肯定地说：“当然会，这是最基本的。”

苗苗的问题显然有所指，我的回答也一样，我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江北打来的，他问我苗苗是不是在我这儿玩？

我很吃惊，说：“是啊。”

江北说：“岳老师让她早点回去，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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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１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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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嘱咐我让苗苗给她爸爸回一个电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苗苗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待在北屋听得很清楚，她说：“哎呀，你就先睡吧，别等我……知道啦！我过一会儿就走……你烦不烦啊！”

走回北屋时苗苗的情绪还没有缓过来，皱着眉头，气呼呼的，我问她说：“是不是岳老师让你回家啊？”

苗苗说：“别理他，他总是这样子！”

打电话以后她反倒比刚才活跃了，话也多了一些。

又坐了大约一小时，苗苗毫无要走的意思，最后还是我说：“你是不是该回家了？”她这才站起身来告辞。

我送苗苗下楼，有一句话我酝酿了很久，心想一定得说出来。我们出了单元门，沿着一侧的自行车棚向小区的大门走去，出了大门来到街边的人行道上。我走在苗苗的边上，帮她拎着那只纸口袋。

后来我对她说：“苗苗啊，下次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呢？”

就是这句话了。

她回答说：“我们马上就要考试了，要开始复习了，没有时间玩了。”

我说：“是吧。”然后出租车就来了。

临别前苗苗对我说：“有时间我给你打电话吧。”

她接过纸袋上了车，我帮她关上车门，出租车就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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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第一部１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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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第二次来找我是十天以后，在电话里她很兴奋地说，她爸爸出差去了。我下楼接苗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她已经认识路了，但我还是去接了她。接到之后，我们没有马上上楼，我领苗苗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下午三点左右，天气很晴朗，公园临街的地方有一个露天茶座，我和苗苗在两张漆成白色的简易椅子上坐了下来。

苗苗仍然只带了一只纸口袋，她从里面拿出一本大相册来给我看。我看的时候，她把椅子搬过来和我并排，挨着我，也在看，一面加以指点说明。室外空气流通，一阵微风掠过，不免将苗苗的头发吹拂起来，蹭在了我的脸上，我不禁想起听琴会的那天晚上在苗苗家客厅里翻阅《文摘月报》的情景，心里想，当真是美梦成真了！

照片大多是黑白的，顺序从苗苗的幼儿时代开始，那时候岳子清还没有和妻子离婚。我看见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看见了苗苗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不容我不动容。那么小的孩子，那么年轻、幸福的母亲，尤其是那孩子现在就在我的身边，就是苗苗。看来这本保留着妈妈照片的影集是苗苗特别珍藏的，今天她特地把它带了来给我看。苗苗九岁以后父母离了婚，照片上就再也看不见她的妈妈了。

我消化着这份感动，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对得起苗苗的信任，不可忘记了她给我看影集的这番情意。我翻得很慢，看得也很仔细，倒是苗苗有些心急，她伸过一只手帮我翻起相册来。她翻到后面，我再翻回去，就这样翻了又翻，看了又看。

晚饭仍然是在食为先吃的，饭后我们去了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当天晚上苗苗没有回去，岳子清出差了，没有人打电话催她回家。我把大床让给了苗苗，自己抱了一条被子睡在北屋的长沙发上，自然一夜无眠。夜里我起来上厕所，发现卧室的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里面黑乎乎的，显然苗苗没有把门反锁上。我想象了一下苗苗睡在大床上的情形，但绝没有推门进去的念头。天快亮的时候，我蒙蒙眬眬地睡过去了一会儿，依稀有晨勃现象发生，这很正常，并不是因为苗苗睡在隔壁。此时她在我看来犹如一个圣女，完全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依然如此，我们分房间而睡，苗苗房间的门仍然没有反锁。我一方面感受到她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有一点担心，要是苗苗不锁门是想让我进去，而我没有进去她不是很失望吗？孤男寡女待在一起，一连两夜都各居一室，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我是否有点过于迂腐和懦弱了？岳子清出差一共三天，两天已经过去了，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耗下去吗？但如果我半夜钻进苗苗的房间，她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真的难以想象。

第三天下午事情终于有了一线转机，我和苗苗正待在北屋，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谁打来的无关紧要，之后我也不清楚对方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总之是一个朋友。我走进卧室去接电话，苗苗也跟了过来。

电话放在两张单人沙发之间的茶几上，我坐在其中的一张沙发上接电话，苗苗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很自然的，我拉住了她的手。苗苗没有挣脱，甚至把另一只手也伸了过来。就这样，我一只手握着听筒，一只手握着苗苗的手，目光朝着窗外空洞的远方，那儿什么都没有。接电话的时候我会偶尔回过头，看一眼苗苗，冲她笑笑。这个电话通的时间很长，我显然很兴奋，声音比平时要大，这不是我意识到的，是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说：“看来你情绪不错啊，声音那么洪亮，肯定有什么喜事儿。”

我说：“有有，喜事一大堆，第一件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呀，生活多么美好，风和日丽，天高地阔，你不觉得吗？哥们！”

对方说：“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