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西上天》

作者：韩东【完结】

第一部分

描红练习(1)

父亲和来人说说话，没有坐的地方，床架、椅子都收起来了。四周立着捆绑好的家具，地板上到处是草绳、蒲包、硬纸板——家具就是用这些东西包扎起来的。母亲泡茶进来，找不到一个地方放下杯子。她左看右看，还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叫小波，已经六岁了，明年就要上小学。我的生日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家里有六口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和我。爷爷、奶奶都不是亲的。他们是妈妈的爸爸、妈妈。我爸爸的爸爸、妈妈才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他们不跟我们过。我的亲奶奶叫前三楼奶奶，因为她住在我们家前面一栋楼的三楼。我的亲爷爷叫北京爷爷，因为他住在北京小姑妈家。

家具都不在原来的地方，它们被移到房子中间，背靠在一起。墙上露出了以前被家具挡住的部分，特别的白、特别的新。要是一大间房子都这么白这么新就好了。外祖父把垃圾扫出去，又拧了一个拖把拖地板。小波看见一块块的深红色显露出来。外祖父一面拖一面后退。父亲、母亲，还有来客都让在门外。

“下午就搬了，你还拖它干什么。”母亲说。

前三楼奶奶是在我们家死的。她从前三楼搬到我们家就不应该叫前三楼奶奶了。有好长时间我不叫她。后来爷爷、奶奶让我叫，我就叫她前三楼奶奶。爷爷、奶奶说不行，让我叫她奶奶。我说，那我不就有两个奶奶了吗？爷爷告诉我一个是祖母，一个是外祖母。爷爷还告诉我，祖母就是亲奶奶，是我爸爸的妈妈，是前三楼奶奶。外祖母是外婆或者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奶奶。

家具外面包着蒲包、麻袋、硬纸板，然后用草绳一圈压一圈地捆上去。无论衣柜、书橱、木箱或书捆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体积不等。一样的颜色、外表，一样的四四方方。父母给它们编号，用墨汁写上他的姓名、母亲的姓名和将要抵达的地点。母亲在每件东西上挂很多小标签，内容和父亲写的完全相同。到目前为止再也看不出它们以前是些什么：一律黄灿灿、毛茸茸，支棱着一些小白块（母亲的小标签，用细铁丝系在草绳上的）。那些桌椅板凳、炉具、脸盆、衣架，那些不能包扎起来的东西太让小波扫兴了。它们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副样子，虽然也挂着一两个小标签。

前三楼奶奶死了。是奶奶告诉我的。告诉我以后她不让我想这件事，让我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比我醒得还早。房间里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我想起来了，前三楼奶奶死了。我们家也死人了。去年楼下小兵他爷爷死了，我们家也死了前三楼奶奶。我在床上笑了。妈妈说，小波醒了。她对我说，前三楼奶奶去了。我问妈妈，去了是不是死了。妈妈点了点头。前三楼奶奶真的死了，我们家真的死人了。我问妈妈，我们家死人了吗？妈妈又点了点头。我又笑了。后来我听见奶奶哭看见妈妈哭，我才哭的，他们不哭了我还哭。爷爷告诉我今天不用去上学了，我才又笑的。

在小波的印象中母亲的衣橱是最受重视的东西，上面的穿衣镜上至少垫了两床棉胎。四个人八只手向上举。上面车厢里四个人接（父亲也在其中）。母亲说:“小心，小心。”他们全体都在说：“小心，小心。”

家具在车厢里安放妥当——这需要专门技术：中间加了隔层，空出来的地方尽量塞满，易散的东西用绳子带住。然后，在这一切之上再用一根绳子来回缠绕。

我上小学二年级了。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是红小兵小队长。哥哥上中学，但他不是红卫兵。爸爸说，他的觉悟没有我的高。爸爸还说他自己的觉悟比我高，因为爸爸是大人，哥哥的思想工作应该由他做。但发现问题的还是我。那天哥哥和爸爸下象棋，爸爸先批评了他不该坐在玻璃板上，会把玻璃压坏的。爸爸没有听见他说，毛主席像压坏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故意的。我听见了，想马上报告老师。我哥哥讲反动话了，讲反动话的是我哥哥。我们家也出了反革命。后来爸爸打了哥哥一耳光，对我说我们老师的觉悟也没有爸爸高，哥哥应该由爸爸来教育。

描红练习(2)

全家被安排去一个部队招待所住宿。住的时候分男女。这样，父亲、外祖父和哥哥就去了另一个地方。小波和母亲、外祖母在一起，与另几个家庭的妇幼合住一个房间。

晚餐就像一次团圆：食堂里，上百个分成两半的家庭彼此呼喊、寻找，终于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桌上还有另外一家。半小时以后两家的男人去了他们的住处。两家的女人和孩子也合在一处，她们的话还没说完呢。孩子们的游戏也刚刚开始。

一群孩子去看明天要坐的车。一模一样崭新的大客车，在楼前的空地上排成几排。车头的大红花也是一模一样的。车顶上的三角小彩旗，不多不少都是六十面。车门车窗都关死了。他们搭人梯上去看，里面也都是一样的：高高的靠背等着他们去坐哩——可就是要猜猜明天你要坐的是哪一辆？如果你是小波，你就要把小波坐的那辆找出来。

哥哥觉悟不高，但不是反革命，爸爸对我说。爸爸说他是受别人影响，不是本质坏。后来有人来找哥哥玩的时候我就注意听，听他们说什么，是别人影响哥哥还是哥哥影响别人。大头在和哥哥下棋的时候讲反动话，哥哥没有讲。他们一下棋就要讲反动话，上次是哥哥，这次是大头。我知道他们下棋的时候要讲反动话，我就在旁边。他们下棋的时候我不走，我看他们下棋。我记得那天他们下的是海陆空战棋。

日光灯管是白色的，墙壁和被单也是白色的。所有人的脸部都对日光灯反光，看起来更加扁平。外祖母鼻梁的高度似乎也降低了。房间里除了床还是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随身带来的包裹塞在床下。各家都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上晾毛巾。各种颜色的毛巾晾出来，绳子也就显出来了。只有两个床头柜，上面放满各种药瓶、杯子、肥皂盒、发卡、眼镜、手电筒、书本、手纸和零食。一直蔓延到各自的床上。特别是那些女人，小波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她们。也没见过这么老的老太太，比外祖母还要老。坐在床上，一个女人在给她洗脚。为了使老太太的脚伸进水里，女人必须端着瓷盆。虽然父亲、外祖父不在，小波觉得同时有许多家长。哥哥不在，但小波有许多兄弟姐妹。很多年后，小波从一本书中读到：人类社会是由早期的母系氏族制发展而来的。不禁想起这个招待所之夜——孩子们围着母亲，或者母亲领着孩子围绕着外祖母。喧闹声又一次响起，响起。

哥哥让我和大头下一盘。我把大头下输了。大头比我大五岁，和哥哥一样大。他让我不要把他讲的话告诉别人。本来我已经忘记了。我问他不要把他讲的什么话告诉别人。他把那句反动话又讲了一遍。我问他不要我告诉什么人，他说是他们的红卫兵中队长刘立新，和他一起到我们家来过的。现在我记住了他讲的什么反动话，也知道要报告什么人。大头问我他讲了什么反动话。我说你讲中国海军其实不如美国海军。大头说，你也讲反动话了。我说我是学你讲的。大头说重复反动话的也是反革命，我们谁都不报告谁吧。我答应了。后来他又跟我下棋，赢了我两盘。大头说第一盘是故意输给我的，为了让我不把他讲的反动话告诉别人。他说二比一，他赢了我两盘我赢了他一盘，还是他赢了。我想起来了，他说了两句反动话，我只说了一句。我告诉大头我要报告刘立新。

天没亮他们就起床了。母亲帮小波穿好衣服，他们去院子里露天水池的两侧洗漱，围墙上面只有一颗惟一的星（金星），它的光芒像在针尖上。

父亲、外祖父、哥哥已经等在车门那儿。上车后小波又睡着了。第二次醒来天已大亮，汽车正经过市区。这条线路是事先安排的，两侧都是欢送的人群。他们把所有的车窗摇下，探出身去，不停地挥手作答。有人哭了。小波听见哭声，但找不到哭泣的人脸，因为所有的人都背对车厢朝着窗外。

整个上午汽车都在经过市区。小波一直在摇手。母亲从后面揽着他的腰，手也在摇。有时拿着小波的手，母子俩一起摇。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汽车虽然行进得很慢，但它毕竟在走。所以下面对着他们呼喊，看着他们的人一会儿就转向了别人。小波久久地回顾，直到再也看不见，总无法把他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大部分时间根本没有人对他们看。他看着别人或整部汽车整个车队。他们呼喊、挥手、舞蹈但不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小波。小波找不到他们的目光。再说手也酸了，就让妈妈拿着它们，一只或者两只。母亲知道他们在对谁挥手。

描红练习(3)

在长江大桥引桥上欢送达到高潮。更多的锣鼓，更多的鞭炮、旗帜和标语。沿途的队伍也更加整齐。母亲对小波说:“这是在欢送我们，是在欢送你，欢送我们每一个人。”——答案的一半。

大头给我冰棒吃，我不要。后来他给了哥哥。我吃的那根冰棒是从哥哥手里拿的，不是大头给的。大头一共给了哥哥两根冰棒，他自己没有吃。大头说我吃了他的冰棒，我说没有。他说他买了两根冰棒自己没有吃我哥哥吃了一根还有一根是儿子吃的。我说我吃的这根冰棒是从哥哥手里拿的。大头说是他让哥哥递给我的。他说今天电影票也是他买的，战斗片《突破乌江》，他已经看过三遍了。大头问我看没看过，我说没看过。大头问我想不想看，我说想看，但不看他的。大头说又不是他演的。哥哥在旁边说，人家的冰棒都吃过了。电影不看也没有用。我问哥哥，看了电影就不能把大头讲的反动话报告刘立新了吗？哥哥说，那当然，他还说不看电影也不能把大头讲的话报告刘立新了，你吃了人家的冰棒。

车过大桥开始加速。整个车队也拉开距离。小波他们前面那辆车的后部已经缩小，让出的地方可以看见公路和两侧的田野。

小波在识读那些和田野有关的事物：水牛、黄牛、小麦、草垛、磨坊。母亲在教他。但她的农村知识有限，很快就被难倒了。小波换到父亲身边。

由于路基较高，从车上看两侧的原野在下面。景物也变得比实际细小。天空相对更高。当小波获得这样的视野再看车厢里的人觉得不一样了。等他把父亲、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和哥哥看成以前的样子（看回来）后再看窗外，原野又变得新奇。就这样来回看，反复多次。直到双方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

爸爸下楼的时候我喊，打倒爸爸。卫东说不能叫爸爸。叫爸爸就没有划清界限。卫东说要叫爸爸的名字。我爸爸叫李建宁。李建宁下到二楼的时候我在后面喊：打倒李建宁。我看见爸爸放在扶手上的一只手没有停。卫东说喊的声音太小，爸爸没有听见。我就又喊了一遍，比第一遍和第二遍加起来的声音还要大。爸爸已经下到一楼，我看见他的帽子和肩膀。爸爸没有停，走出去了。卫东说，你爸爸太顽固，应该把打倒李建宁写在墙上让他看。

中途停了一次车，吃饭、找厕所。车门开着，小波可以随意上下。他不敢离开他们的车太远。公路上停着至少十四辆这样的车，小波无法把它们区别开。向前向后望去，那些车上都有人从车门那儿下来，到了公路上，有人跨过小沟，走到麦田里。那个比外祖母还老的老太太出现了，被人背到小沟那边。她的白发老远就能看见。后来老太太被从草堆后面背出来，又有两个人跨过小沟去接。小波问母亲:“他们干什么去啊？”母亲说:“上厕所。”小波问：“厕所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母亲说:“在草堆后面。”老太太以后，陆续有人去了那边，跨过小沟，转过草堆。小波看见她们半路上开始解裤子，然后提着走过去。草堆后面的人都出来了。又等了一会儿。现在又有人走向草堆，他们不解裤子。小波意识到他们是男的。也就是说刚才上厕所的是女的。女的上厕所的时候男的都在等，他们入神地看着草堆，一面嚼着干粮、喝水或者抽烟。母亲、外祖母去过了，现在轮到父亲、外祖父和哥哥了。小波也要去，他要看看草堆后面的厕所。突然出现了阳光，把草堆的另一面照得金黄。根本没有什么厕所，没有围墙、门窗、座位或蹲坑。泥地上湿了一大片，低洼的地方蓄满尿液。四周是揩擦过的纸片，有几张纸被风吹着在前面的麦地上跑。

妈妈还没下班，她的单位就来人了，妈妈单位来的人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门上贴标语。我认识妈妈的名字“陆红英”和“打倒”两个字，我知道妈妈也被打倒了。爷爷把妈妈单位的人送到楼梯口，对他们说，好走，下次再来。他用脸盆打来一盆水，把标语旁边的糨糊擦干净。那里没有标语，糨糊把门弄脏了。爷爷又拿来一瓶糨糊，把标语翘起来的地方贴贴好。爷爷用扫床的刷子把标语刷刷平。我们家门上的标语比别人家门上的都漂亮。后来标语旧了，爷爷让我站在凳子上用毛笔把每个字又描了一遍。爷爷说这叫描红练习。

描红练习(4)

下午四点左右，他们的车停在洪泽湖大堤上。后来开动了，但走得很慢。车队被挖河的民工阻挡。被挖开的路面上搁着木板，车轮小心翼翼地通过。四周的地面被挖开了，完全变了样。小波从来不知道可以向下挖得这样深——甚至比他六岁时街对过煤炭店院子里的防空洞还要深得多（见《掘地三尺》），泥土的颜色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灰黄。也许和当时的光线有关。民工的脊背、脸上和手臂上也是这种黄色，虽有区别但属于一类。

民工站在下面（汽车两侧），拿着挖河工具（锨、锹、扁担、绳套和箩筐）朝他们看。他们也在看民工。汽车缓缓通过，他们看见连绵数里的民工。民工显然也看见了几十辆汽车和几百扇车窗。这一接触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多年以后小波终于能以民工的立场看待这一遭遇。几十辆车几百扇窗和上千个城里人，还有红花、红旗和各色标语（虽然经过长途跋涉已落满灰尘）。小波完全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站立不动，保持沉默，发出黄光。

现在我们家三个好人三个坏蛋。爸爸、妈妈和哥哥是坏蛋。爷爷、奶奶和我是好人。我们家好人坏蛋一样多。后来爷爷也变成了反革命，是历史的，我们家好人就没有坏蛋多了。我们家的坏蛋比好人多两个。奶奶和我是好人，爷爷和哥哥是坏蛋。爸爸妈妈也是坏蛋。爸爸说哥哥觉悟不高，不是坏人，和他不一样。哥哥是觉悟不高的好人，至少能算半个好人。哥哥是半个好人半个坏蛋，有的时候是好人，有的时候是坏蛋。奶奶说，这个好人我不做了，让给你哥哥。奶奶说，我和你爷爷一样，是个坏蛋。她自己要当坏蛋，要当地主婆。现在我们家就我一个好人了。奶奶的好人不能让给哥哥。让给哥哥他就是一个半好人了。一个半好人的觉悟怎么还没我高？我才是一个好人。

到处是水，黄黑的水，在车窗两边。好像他们的车行驶在水上。小波看不见车轮，看不见车轮下的路面。他只看见水。车窗上的画面更为单调了，从上到下可分为三截：天空、田野和水。水离他们最近，看不见这边的河岸。

大约三辆车，从车队中分离出来，驶向某个具体的目的地。小波他们的车是第二辆。第三辆后面是卡车，从卡车队里分离出来，有八九辆。新组成的车队仍有十几辆之多。路面由柏油的变成沙砾的。天快黑时又进行了一次分离：小波他们的车开上一条岔路。后面跟着三辆卡车，装着前面客车上几家人的全部家当。路面由沙砾的变成黄土的。

颠簸得十分厉害。每一次车都像要往水里倾倒下去。小波一会儿看左边窗外的水，一会儿看右边窗外的水。外祖母在不断地说:“这怎么是好啊！”外祖父手上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直在响，自从出了南京后就没停过，这时收到了当地电台。由于汽车不时转向，收听效果时好时坏。

车厢内完全暗下来了。车窗上的三截数天空最亮。中间的田野又黑又沉。水面的亮度在二者之间——更多的黄黑渗透进来。

爸爸、妈妈去了五七干校，平常不回家。我们家的好人又和坏蛋一样多了。奶奶的好人不是自愿的，但她也不能是一个自愿的坏蛋。好人坏蛋都不是自愿的。哥哥是半个好人，我们家的好人还是比坏蛋多。只有爷爷一个是真正的坏蛋，历史反革命。

车停了。父亲离开他们走下车去，再上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两个披大衣的人。“到了。”父亲说，并把来人介绍给全家：他们将要落户的那个生产队队干部——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

全家都起来了，准备向下走。一面要招呼乡民代表——队长、排长，一面要和车上的另外几家道别（他们还没有到）。还要向司机致谢。提上东西，照顾老小，好容易一家往下走了，发现外祖父人已不见。

爷爷过几天就要去居委会一次，交代问题。回家的时候他说，该死，该死，还摔东西。爷爷跺脚、叹气。后来他坐在桌子边上看报纸。我注意爷爷的一举一动，这是吴阿姨交给我的任务。她说爷爷可能有变天账。她问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小罐子，黑黑的，圆圆的。我找到了，交给她，吴阿姨说是泡菜坛子。黑黑的、圆圆的，但不是泡菜坛子，吴阿姨说。有点像泡菜坛子，但不是泡菜坛子，爷爷会用它来装变天账，或者一支驳壳枪，要不装金条。我说我不认识金条。吴阿姨让我把不认识的东西都拿给她。

描红练习(5)

小波贴着玻璃向外看（车厢里的灯打开后不贴着玻璃就无法看见外面），人群黑黑的。除了黑黑的人群就是白白的地面。

他看见父亲走进人群，衣服变得像地面那样白，脸和双腿都是黑黑的。

外祖父在父亲下车后也下车了。他转到汽车的另一侧，在车身的阴影里。从小波所在位置无法看见他。外祖父下车是想小解，没料到碰上这么好的月光。

他从停车的空地上走出来，比较着所有这些白色。下面有一条白色特别亮，一直通向前方。外祖父以为是柏油路面，就走下去。这样他掉进水里了。

路面不平，月光下黑白反差很大。小波没法让自己的脚每次都准确地落在发白的地方。外祖母走在前面，由两个农村姑娘扶着。或许她的脚根本没有落地，被夹着向前走去。外祖父的鞋里灌满了水，弄出的声音最大。他不要人扶，坚持自己走。

前面过桥就是他们要去的村庄了。

我们学校有人写了反标，是在操场旁边的泥地上用树枝写的。林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段话，让我们每人抄一遍。林老师说要对笔迹。林老师说，这段话里面包括了写反标用的所有的字，但这段话本身不是反标，是革命的，是毛主席语录。林老师说，谁写了反标就赶快交代，主要是交代幕后策划者，自己就解放了。林老师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我。林老师说，就是用左手写的我们也能查出来。她让我们把毛主席语录用右手抄一遍，再用左手抄一遍。反标不是我写的，但我很害怕。林老师抄的毛主席语录我早就会写，反标里的字我也一定会写，我会写但是我没有写。我想告诉林老师，我会写毛主席语录是爷爷教我的，他是历史反革命。操场旁边泥地上的反标是毛主席语录中的哪几个字呢？我一想就想出来了。我想出来五个反标，就更害怕了。我不知道操场旁边泥地上的反标是五个反标中的哪一个。我想问问林老师，但是我不敢。

桥没有栏杆，由三四棵树干捆绑而成，宽约二尺，下面当然是河水。刚才他们就是沿这条河走来的。现在要跨过去，因为不可能在河堤上一直走下去。

这些道理都对外祖母讲了，她就是不听，说什么也不肯走了。

又增加了两个姑娘。四个姑娘把外祖母弄过桥去，她的脸被一块头巾蒙住，她说她喘不过气来，就在外祖母担心窒息而死的时候她被弄过桥去，来不及想落水淹死这件事人就到了桥那边。他们站在这边看见外祖母到了那边。小波和哥哥大声喊奶奶，外祖母答应着，想要过来，因为一家人还在这边呢。这次她一点也不害怕，一个人走上桥头。四个农村姑娘连忙把她拉住。

妈妈怪爷爷把标语贴得太结实，现在弄起来要多费很多劲。爷爷说，还是让我来吧。她们争着擦房门。妈妈让我拿来肥皂、洗衣粉，还有去污粉、淘米水。她让爷爷在火上把水烧热。妈妈站在凳子上不肯下来，让我拿笤帚、抹布、刷子、鸡毛掸子、水果刀。我看见她把干的糨糊一点一点地刮下来。妈妈说她今天解放了，撕标语是组织批准的。

油灯照亮了桌面上的一圈。这一圈的中心是油灯自身的投影，在油灯下面。影子随火苗摆动而摆动。小波注意到圆心的影子又小又黑。墙壁、房顶上，影子则高大模糊。

四只碗端上来，油灯被垫高了。四只碗的黑影在摆动。

屋里有很多人，看着他们吃饭。

小波和母亲坐在床沿上，后面是堆得很高的被子。被子下面有一个人说话了。他在说话，因此小波知道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而不仅是被子。被介绍为主人的妇女告诉他们：那是她丈夫，老胃病二十多年了，一直躺在床上。

小波非常想看清病人的脸，可他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上。头发从上面披下来，看上去像个女的。他在被子下面屈起一条腿，以便让小波靠得舒服些。

一条大狗从桌下钻出，脸抬得和桌面一样平，油灯下脑袋是棕黄色的。它用嘴拱一只菜碗，屋里所有人都在嘘它。狗犹豫了，看了看小波。

描红练习(6)

小波把手放在狗脑门上，感到它的毛有点湿，但很软和。“你叫什么名字啊？”小波问。屋里所有的孩子代它回答:“它叫狗。”

“你吃什么啊？”

“它吃屎。”

妈妈单位又来人了。他们又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门上贴标语。这次是好话，我知道。他们和爷爷、奶奶握手。他们和我握手。他们把妈妈擦干净的门又弄脏了。在我们家门口放鞭炮、敲鼓、演节目。他们把脚印弄得到处都是。他们走了以后爷爷又开始拖地、擦门。他教我念门上的标语：欢送陆红英同志全家被光荣批准下放农村。

小波的肚子吃坏了。孩子们领他出来找厕所。所有的孩子都出来了。他们围着小波，伸手摸他的衣服。

外面比屋里亮多了。月光下，小波看见一个孩子的头特别大。小波叫他大头，大头的头比哥哥那个叫大头的同学的头还要大。屋后竹园旁边埋着一口缸，四周用玉米秸围起来，大头告诉他这就是厕所，就在这里大便。

“你看我。”大头说，在竹园里蹲下来。小波听见他放了一个屁，还看见半个被月亮照亮的屁股。“好啦，”大头说,“狗狗狗狗。”他在唤狗，黄狗跑来了。咂咂咂咂，它果然在吃屎。大头把屁股翘起来，让它舔干净。“会了吧？”大头问小波。

小波蹲在粪缸边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脱下裤子蹲着。他们陪他一齐大便。小波不再不好意思。屁股凉凉的，被风吹得有些疼，玉米秸上面，月亮又大又圆，小波觉得它真像一个光屁股。

我们院子里下放的小孩就我一个。我们学校有十几个，不稀奇。我们班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押送的，他们家是坏分子，没有平反。林老师问，我们班有要下放的同学吗？把手举起来。我举了手，那个押送的也举了手，但他跟我不一样。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平反，下放是自愿的，是一种光荣。后来学校开欢送会押送的没有上台。我坐在台上，和我坐一排的有十几人，都不是我们班的。我们戴着大红花，每人还发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其他人都在主席台下鼓掌。林老师也坐在台下。

“这是小波的新家。”母亲说。他们穿过村子向它走去。房子有些斜，小波以为又是月亮的缘故。屋后的投影又深又黑，就像一个大坑。

门边村上的人曾想砌个灶。油灯在灶台上点起来的时候小波看见十几块散落的土坯。也许他们来不及，灶没有完工。再往里就看不清了，队长说一共有三间。

他们要给外祖父烤一烤湿裤子。

柴禾抱来了。大家坐在柴禾堆上，在前面点了火。一面烧一面从身边取柴草加上。队长拿一根树枝在火里拨弄。火烧得好极了。小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火焰。外祖父的棉裤脚开始冒水汽，房子里亮堂起来了。

父亲问队长:“这房子以前干什么用的？”

“公房，”队长说,“养过一阵子牛。”

“队长有几头牛啊？”父亲问。

“六头。”正好和小波一家的人口相等。

现在他们都看清了布满裂缝的土墙和顶上垂下的那么多的东西。

“吊吊灰，”队长说，“冬天牛要烤火，时间一长，顶上就挂吊吊灰了。”

吊吊灰就是那种一股一股垂下来，像某种动物的尾巴毛茸茸灰溜溜的东西。它们密布在这间房子的顶上，在火焰上面，和火焰相距不到一尺。

外祖父不断加柴，火焰越升越高。外祖母说:“老头子找死。”没人理她。她又说:“这怎么是好啊。”说了一遍又一遍。

树杈间的月亮(1)

我们是晚上到的，被接到程玉英家吃晚饭，围观的村民挤得水泄不通。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照着桌面大一块地方，仅够看见四只粗瓷大碗，里面装的不知什么菜肴。围观的人身着深色棉袄，加上投影叠着投影，只觉得黑压压的一片，谁是谁根本看不清。有一个半大的人使劲往里挤显得很突出。哥哥一下就抓住了他的特征——“大头！”哥哥欣喜地叫道。

这个大头就是九月子，因生于农历九月而得名。“大头”是哥哥脱口叫出的。大头或九月子十六七岁的年纪，看上去像个孩子。他是瘌痢头，黄牙龇在外面，两腮多肉而松弛，以今天的观点看，这张脸极像一个官僚。大头拖着黄龙鼻涕，身上的破棉袄露出了棉絮，腰间扎一截草绳，敞开的领口里没有穿衬衫。和当地农民一样，他是赤膊直接穿棉袄的。

父亲请大头领哥哥和我去外面找厕所。

强烈的月光下我发现大头的腿微跛。后来我们必须自己下河边拎水吃（没了自来水），我才想到大头走路的姿态好像拎着一只水桶。大头也常常帮我们家下河拎水。他一拎水反倒不跛了。

下放的那天晚上没有找到厕所。大头示范在屋后的粪缸边大便。他解开草绳裤带在玉米秸后蹲下，哥哥也随之蹲下。我犹豫了片刻也选择了一棵树，蹲下。周围陪蹲的还有六七个农民的孩子。我蹲着，抬头看见树杈间的一轮明月，觉得它真像一个大屁股。

在牛屋里安了家，开头几天来看望的农民很多。说是来看父亲实际是看新奇。村上的妇女则结伴而来，你推我搡地走进屋里，来到母亲的穿衣镜前。由于暴露无遗的映照就更扭捏了。镜中的农村妇女穿着蓝布大襟罩衫，风吹日晒的黑脸笑成了一朵花，牙龈毕露。她们捋头发、拉直衣裳下摆，先是推推搡搡地不愿往镜子前面站，照出甜头后又挤挤抗抗不肯落在别人身后。大头俨然是半个主人，进进出出，忙里忙外。若谁来的不是时候（比如晚上或午休），想进来参观还得通过大头说情。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家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安排桌椅板凳、书橱立柜，还得和谐美观不是一件易事。母亲忙于布置，按她的想法经常需要挪动家具，大头是很好的帮手。农村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也很陌生，多亏了大头相帮。我们家和大头的特殊关系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有事找他帮忙，自然也给了大头不少好处。钱物除外，母亲还特意从县城的医药公司买来灰黄霉素治好了大头的头癣（瘌痢头）。大头感激不尽。

秃头虽治好了，但溃烂处留下了又圆又亮的大疤。好在别处的头发长得特别茂盛勉强可以用来遮掩，乍一看还看不出来。大头顶着一头崭新的黑发到处游荡，挨家串门。棉袄外罩的那件中山装是父亲淘汰不穿送给他的。只是一跛一跛的腿依然没好。不过由于黑发和新衣腰背挺得更直了，跛的幅度因而减至最小，几乎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队上从不安排大头与“男子汉”一起出工。若要挣工分就跟妇女、大姑娘一块儿走。女人堆里混着一个大头。她们宁愿将他当孩子，在田里就地蹲下小解也不避讳。高兴了就拧他的脸蛋，讨他便宜，让大头喊婶喊娘，大头照应不误。即使没跟妇女干活也记妇女的工分（只有男人的一半多，五六分左右）。在队上大头除跟妇女干，还养过蚕、放过鸭子、看场喂牛上机房，总之是一些杂活。他有大量空闲过来给我们家帮忙，也给村里别人家帮忙，所以人缘很不错。

那年他放的鸭子就不是生产队公有的。各家的鸭子集中起来由他放养，队上给大头记工分。每日清晨他挨家挨户打开圈门，放出鸭子，赶它们下水，顺流而下后集中于一处河湾。他躺在河岸的树荫下睡觉或者东游西窜，给人帮忙。鸭群里各家的鸭子都有，因此不用担心有谁使坏。而且大头也绝不走远，很有责任心。若需帮忙的那家离得较远，他就把鸭子一直赶到他家门前的小河里。反正是水网地区，沟渠四通八达彼此相连，方便得很。天黑队里收工，大头把鸭子赶上岸。沿村路走，鸭子认识门户会自动回到主人家，也不用大头操心劳神。

树杈间的月亮(2)

鸭子在各自熟悉的环境里睡上一觉，天亮时分将蛋下在自家的窝里。也有的鸭子来不及下蛋就被大头赶了出来，于是就把蛋下在了河里。每天大头总能白捡几个蛋，算额外的酬劳。他很少自己吃，也不往家里带，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有时就送给路过的。后来大部分遗漏的鸭蛋都被送到我们家。因我们家虽也有两只鸭子交大头放养，但都是绿脖颈的叫不出声来的公鸭（小时候分不出公母，长成公鸭后又不忍心宰杀）。再者，大头最乐意给我们家帮忙，由他放养的鸭子就长年待在绕我们家园子而过的河沟里。至于母亲在大头送鸭蛋时付钱给他，村上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转眼到了夏天。一日，大头和村上的几个男人在议论母亲。有我在场，大头就更来劲了，一面说一面拿眼睛看我。其他人也都冲我不怀好意地嬉笑。

大头说的是一次母亲和他闲聊。因是夏天，话题自然涉及气温和人的感受。母亲说:“天真热啊！”大头回答母亲:“白天不热晚上热。”

他告诉他们:“小松他妈就说‘晚上日晚上日’。”大头不加掩饰地把“热”念成“日”，仿佛道出了谜底一样咧嘴龇牙大笑。

“晚上日晚上日。”听者一遍遍地重复着。

光棍细巴趁势还评论了母亲的皮肤:“白得掉下面缸都找不着。”

下放那年母亲三十九岁，长相即便在城里也比实际年龄年轻，何况这穷乡僻壤、粗俗之中？母亲皮肤白嫩得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他们不仅嘲笑了她的皮肤而且还嘲笑了她的口音，罪魁当然是大头。回到家，我对母亲说:“大头不是好人，以后不要让他到我们家来。”

没等母亲问清原委我就钻进蚊帐假装睡着了。

第二天傍晚大头又来了，同来的还有细巴。他们背着篾编的鱼篓，并非为昨天的事前来道歉，而是想借我们家的手电去秧田里抓黄鳝。为了这小小的诱惑（想让他们带我去）我暂时忘记了所有的委屈。

细巴一向有病，背上有一个小包袱似的驼峰。我跟他们去抓黄鳝，手里攥着自己家的手电不放，就是不给大头或细巴。他俩一左一右跟着我，在黑暗的村道上借光前行。

秧田里早有人在。远处灯火点点，趟水声稀里哗啦。学大头他们的样，脱下布鞋拎着走下去。脚下翻耕后的土壤经水一泡又软又滑，其间夹杂着一些粗硬的颗粒，踩上去很舒服。这是一块麦茬地，灌上水耙平了准备插秧用。若不小心踩着未倒的麦茬那就倒霉了。我的担忧比别人更甚，因脚底柔嫩、没生老茧，而且也无经验不识路，眼睛近视不好使，只好转而跟着大头、细巴。作为代价手电到了大头手里，空出的手中多出他的一双臭鞋。

黄鳝比任何一只脚都更喜欢秧田。它们从田埂处的洞穴里游出来进入这片汪洋，光柱一射顿时呆若木鸡。基本无用的眼睛对炫目光线的惟一反应是惊惧，以致完全不能动弹。此时伸手下去抓住它。而抓黄鳝需要特别的技巧：中指在前，食指和无名指向后，看准黄鳝头部以下一寸处猛地下手钳住。如此就不会滑脱了。投入口小肚大的鱼篓便万事大吉。

抓了一会儿（约有两三斤黄鳝），我们上田埂休息。

大头、细巴一副与乌龟赛跑的模样，站在田埂上又谈起了女人。不过这回没谈母亲，他们需要用我的手电，不敢得罪我。他们在谈程玉珍的大女儿桂兰。

桂兰在我们下放以前就死了，据说是李庄人见过的除母亲外皮肤最白皙的女人，因是土生土长所以特别值得骄傲。她的故事流传很广，我们下放后时有耳闻。比如说她的模样如何如何的好看，人又大方、能干，就是有个毛病，十八岁了还尿床。看了无数医生，终不能好。每天早上把被子担在门前的草堆上晒，那草烧起来就有了一股尿臊味儿。都说这尿一直要尿到婆家去了（尿床的毛病始终瞒着婆家），没想到那年夏天桂兰在饮马河堤上睡觉，竟落水淹死了。

树杈间的月亮(3)

也难怪桂兰特别喜欢夏天。到了夏天她就可以搬一张凉车到饮马河堤上乘凉，常常彻夜不归。凉车由草绳横竖编成网状，即便小便失禁也顶多会弄湿几根草绳。大部分尿液通过网格滴落在河堤的地面上，被尘土吸收，气味也被黎明前临河的风刮得干干净净。但桂兰还是每天换一个地方摆放凉车。

大头告诉我们，在一次桂兰露宿河堤时他看见了她的屁股。

细巴不信，让大头说出来听听（以辨真伪）。大头边说边玩手电，手电光明明灭灭。

大头好夜游，下半夜正好路经饮马河堤，看见桂兰卧在凉车上，人睡着了忘了回屋。见左右无人，大头过去察看她是否已尿床。因桂兰身下没垫被褥，无法检验，就动手褪了她的裤衩。桂兰是面朝下躺着的，所以后面的裤衩褪下来前面的还被压着。恰在此时桂兰翻身，大头慌忙就近躲入一丛条柳后。偷眼看去桂兰翻身后不再动弹，更没直起身子喊人。大头从条柳后走出，此时的桂兰已改成侧卧，原先被压着的半边裤衩也自动滑脱了。

听到这里我眼前不禁出现了一幅画面：高高的河堤上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张凉车，桂兰侧卧其上，臀部的曲线高耸。四周无遮无拦，远方灿烂的星河也降至凉车以下。

平原上的河堤，河堤上的凉车，凉车上的桂兰，桂兰的光屁股——那无可争议的制高点。我正陶醉于某种美的构成和遐想，听见大头对细巴说:“她是一个白板子，一根毛也没有。”

细巴连说“晦气”，使劲地往田里吐唾沫，又说:“怪不得她是一个尿床精。”

我第一次听说“白板子”，不知道那是何物。看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然大头不会掀桂兰下河的，细巴也不会吐唾沫。掀桂兰下河以前大头帮她重新拉上了裤衩。

我问大头:“后来呢？”但是没有后来了。他们歇够了，又要下水抓黄鳝，而且准备到李庄以外的秧田里去。

我想回家了，不愿跟他们去，他们也不想送我。甚至手电也还给了我。原来讲故事时大头一直亮着手电乱晃，将两节电池耗尽了。

大头吓唬我说坟茔堆里的鬼夜里会出来，专抓我这样的外姓小孩。还说城里人雪粉嫩，别说饿死鬼，就是大活人也想啃两口，不撒盐白吃都香。越是这样说我就越想回家了。

必经之路从李庄坟地边绕过，我不敢掉头去看。但转弯时还是看见了映在天幕上坟包的轮廓，起伏孤立，像一片黑色的波浪。离水边越远蛙鸣声越弱。前方出现了李庄黑糊糊的树影，惟一微弱的光亮透出，是我们家的所在无疑（当地人为节约灯油不会将灯亮到这样迟）。

那光亮多么微弱多么远，怎么也走不到。我想如果我被鬼掐死了，聚在灯光下的家人一定不会知道。坟地里没有出现鬼火。如果出现了我也知道那是磷火，而非鬼火，是死人的骨头和空气相互反应的结果。我相信科学，有精神准备，也会唱歌，但鬼火或磷火并未出现。

后来我就琢磨“白板子”，想高耸在河堤上的桂兰的光屁股，以此分散注意力。孰不知那桂兰是一个死人，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女鬼。想到这一层后悔来不及，那女鬼的形象挥之不去，较之男鬼更可怕三分。她们指甲长长的，舌头拖下来，披头散发，穿着白衣或裸着白皮，无色无味，飘然前来。我一阵狂奔，同时被自己的脚步声吓坏了。

回家后我生了病，发高烧。母亲认为我是趟水受凉了（我还丢了手电）。吃药打针，卧床不起。于高烧中我胡言乱语，说桂兰是让大头害死的。父亲比我们更了解李庄的历史和现状，他掐指一算，说:“怎么可能呢？桂兰死时九月子才九岁，和你小松现在一样大。”

第二部分

田园四章·常珍与花生

常珍家是村子自西向东的第三户，他虽然结了婚，但没有和老人分开过，此时的常珍已是一家之主了。常珍兄弟三人，他是老二。老大在县里工作，老三常好是我的同学。常珍是民兵排长，在生产队里是仅次于队长、会计的官，但比会计更有权力，和副队长几乎平起平坐。常珍长得像北京猿人：嘴部凸出，宽脸庞，高颧骨，皮肤棕黑色。记得下放的那天晚上，在牛屋里，第一次看见常珍，有人介绍说是民兵排长。父亲上前和他握手交谈。油灯下常珍披着蓝大衣，龇牙在笑。我跑过去向他敬了个礼，大声说:“报告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