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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珍有一个儿子，叫锁罩子，因为比我小，所以没在一起玩过。我常随母亲去他们家做客。一张大桌上，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摇曳，常珍的女人在灯下纳鞋底，她不时在头发上磨磨针。大锅里炒了带壳的花生，常珍用簸箕盛了端上来请我们吃，炒花生时没搁沙子，锅底的柴火又旺，花生壳上有一块块黑色的糊斑。因是新收的花生，没有完全晒干，外壳虽糊了，剥开后里面仍在冒水汽，花生仁上也有糊斑。这样的花生不脆。有一种生熟相间的味道（有别于半生不熟），很特别，但很好吃。王集那地方没有沙子，花生又等不到晒干，吃花生就这么吃，要不就吃生的。

下放那天晚上，后来我们去了程玉英家，开饭以前，有人剥了一捧花生仁递给我。屋小人多，光线又暗，我只看见那双伸过来的手，上面满是裂口，手心手背颜色差异很大，双手合成一个半球，里面是花生仁……

在南京时爸爸也喜欢吃花生，晚上带我出去在摊子上买上一包花生米，打开后也是这样双手并拢地捧着。他将左手的花生米倒入右手，再将右手的花生米倒进左手，反复再三，边倒手边撅着嘴吹风，花生皮就这样飘扬而去，最后只剩下雪白的花生仁了。这时爸爸才让我吃。花生米很脆，嘴虽闭着，一股香气从鼻腔里直涌出来。吹花生时爸爸一直在路边蹲着，我眼巴巴地看着，馋得要命。

当我从那双陌生的手上接过花生，已经预先感到花生入口时的那种喷香。我塞了几粒进嘴，一嚼，立刻吐了出来，花生是生的，有一种我从未尝过的怪味儿。花生仁被臼齿碾碎，吐在手心里，满是白浆。

我发现递花生给我的那人是常珍，他肯定是个喜欢吃花生的人，因此以花生招待客人。知道我不喜欢吃生花生，所以后来到他家串门他就炒了花生端上来。

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生花生的味道，家里晾晒时常常偷吃。我听说生花生养人，于是吃得就更欢了。花生含有很高的脂肪，因此吃起来不觉得寡味。

田园四章·常好与肥猪

有一阵我和常好很要好，上学时喊他一起走。我去他家喊他，如果他还没有吃完就看着他吃饭。

他家堂屋里有一张吃饭的小桌子，但常好家的人都不爱绕桌而坐，碗头上夹几筷菜（一般是腌咸菜，只一样，因此不必绕桌而坐或绕菜而坐），端着碗跨出门槛。他们喜欢蹲在墙根吃，这样可以边吃边晒太阳，看村道上过往的行人，和对方打招呼“吃过啦？没吃到我家来吃！”或端着饭碗去左邻右舍串门，看看人家吃的是什么。或者一到吃饭时间便端着碗跑到猪圈前，倚在围栏上，边吃边看猪，越看心里越喜欢，不禁把吃剩的大半碗粥倒在了猪食槽里，让心爱的猪吃。这不比动物园里的游人用糖果逗猴子，给猪吃是让它长肉上膘的。猪是一家人的储蓄罐、银行，是一家人的希望，与猪共进午餐的仪式就像有的人每晚临睡前清点钞票……常好虽然年纪不大，还在上学，但已知道端着饭碗看猪吃食。这头猪可以说就是他媳妇——年终催肥了拉到公社收购站去卖，有了钱才能给常好订亲。

常好已经十五岁了，但仍然和我一样，上小学三年级。

当地农民孩子的入学年龄很不整齐，一般十来岁开始上学，也有十二三甚至十四五入学的。读书期间读读停停，不断留级或隔几年回头读起的都有。这要看当时的家境，是否需要人手，与孩子的志向无关。

每学期最兴奋的事是发新书，语文、算术、政治、常识各一本。那书新崭崭的，翻动起来一股油墨的香味儿，书页上的字能看出鼓凸，用手一抹就模糊一片（油墨还没有干，要特别小心）。翻书的声音也比旧书来得大，哗哗的。这是大家最用功好学的时期（为了一本新书）。可后来，课本变旧，折角卷边，面子也脏了，被书包磨出一块块飞白。再后来书页的空白处写了字、画了小人，在一个冬天为试一支不出油的圆珠笔，一面哈气一面在书上划拉。最后前面学过的几课被撕下来擦屁股，我们就在等下学期的新书了。农民的孩子往往为书本费发愁，因而他们对书多了一种感情，那是钱……而我只想着把新书装饰得更漂亮。

每学期开始的时候我都要包新书。我包书用画报。开始就是一般的包法。画报的四条边分别向内折，然后套上课本的封面和封底。后来学会了带角的包法，工艺略显复杂，需要尺量和刀裁。这以后我放弃了画报的自然效果，自己设计图案。我用牛皮纸以及包四角的方法包了一本语文书，再从画报上剪下一幅毛主席像贴在上面。毛主席像是一个头像，包括上面的军帽和下面的衣领，其余与背景相连的部分都被我剪掉了。

杰作完成后我拿去找常好，他看见我包的语文书把一碗稀饭倒进了猪食槽。我跟在他后面想听到他的赞叹，但他什么都没讲。常珍当时也靠在墙根喝稀饭，常好让我把书拿给常珍看。常珍也没有夸奖我，把书还回来了。常珍、常好的父亲费老爹拿着我的语文书端详了半天，笑眯眯地说:“毛主席的身子哪里去了？”我说:“我剪掉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后来，我把包语文书的书皮又换成画报纸的了。

田园四章·传日与雨靴(1)

常好在班上年龄比较大，是个半大人。他长得并不特别壮实。相反倒是细细长长、白白净净、眉淡眼小的，嗓音也细，但与年龄较小的同学相比，他还是劲大。另外有一个和常好差不多年龄、高矮，但比他强壮有劲的家伙，叫传日。传日长相凶，力气大，喜欢欺负人，他皮黑腮鼓，眼睛又圆又亮，戴一顶护耳翻起的棉帽子，穿着黑棉袄。

以常好、传日为首，班上分成了两派。常好和传日能友好相处，他们的手下却斗得厉害，甚至互不往来。传日比常好劲大，可常好乖巧，被先生（老师）任命为班长。我是常好那派的。我和常好要好不仅因为我们是同队，而且他也能牵制传日。

传日喜欢拧人胳膊，把你的胳膊背到身后，使劲一拧，再一抬，由于酸疼难忍你不得不弯腰低头，这一镇压方式与红卫兵造反派的发明很类似。按说当地也没有过正儿八经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地富反坏挨斗时不过挂块牌子，双手直直地垂着，可以摸着裤子。传日拧人胳膊是无师自通，但他并不知道这叫“坐飞机”。我告诉传日:“这是坐飞机，只有阶级敌人才可以坐。”传日不管这一套，每天非让一两个同学坐飞机不可。

常好呢，装作看不见，作为报复，劳动课派活时给传日的手下多派一点。

当时我们上学除了背书包，每人还拐一个粪箕子，夹着捡粪勺，拾粪交学校，任务每人三十斤，狗屎、牛屎、人屎都行，只要是屎。狗屎短小、易干、不显分量，就是见着了也懒得去捡。人屎在自家的粪缸里，捞不上来，况且“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牛屎分黄牛屎和水牛屎，黄牛屎体积较小，分做几摊，黄牛常常是一边走一边拉。水牛则站定了大便，一泡下来就有一二十斤，有时二三十斤，当地人称“牛屎墩子”。大清早，晨光里，在村口路边偶遇一泡牛屎墩子，谁都会欣喜若狂地一扑而上，激动的心情就像捡到一个大钱包。

到校的第一件事是交粪，将粪肥交给学校，由班长常好过秤。他手下的人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传日手下（传日本人除外）永远斤两不足。磅秤的刻度除先生外无人会念，而先生此刻正在睡觉。先生不在，常好就是先生，当然也识得磅秤，这一点从来无人怀疑。为凑足分量，传日手下常常在粪里拌泥巴、埋砂礓，常好认真检查，每次都能非常成功地揭露他们。

一天下雨，农民的孩子全都赤脚上学，只有我穿了雨靴，雨靴外面包着一团烂泥，已经看不出雨靴的形状。我撑着一把伞在雨中跋涉，行走非常不便。每只脚都有十几斤，走几步甩一下，将烂泥甩掉一些，但不敢猛甩，怕雨靴也一齐甩掉。往前走时再次陷进烂泥里，费了半天的劲，脚倒是拔出来了，雨靴却纹丝不动，赶紧把脚又插回靴筒里，摇一摇，使雨靴松动。同学们从我的身边跑过，故意溅起泥水。他们挤在屋檐下，看我在雨地里出洋相。

我本来也想把雨靴脱了拎在手上的（常好就是这么做的，他把脚上的布鞋脱下底朝底合在一起装进了书包）。可我的雨靴太高，书包装不下，况且糊满了稀泥，会弄脏书本的。提在手里亦十分不便，一共只有两只手，又要撑伞，又要拿粪勺，就算腾出一手来提雨靴，两只二十斤重也走不了多远，何况同学们都嚷着要借我的雨靴穿。他们的脚丫里净是烂泥，伸进雨靴里去可想而知，早知道我就赤脚上学，也不打雨伞，头上戴一顶草帽就行了（像常好他们那样）。

当时爸爸赞成我这么做，妈妈却不同意。她认为赤脚在泥地里走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得慢慢来。她举例说明：我们穿雨靴走烂泥地一脚下去至少黏一二十斤泥，而且越黏越多，越来越重，最后寸步难行。而当地人穿布鞋在雨地里走，不仅脚不黏泥，连鞋都可以不湿呢！看他们跳来跳去、择路而行，总有办法（其轻盈矫健就像武林中人）。同是穿鞋，效果不同（我们的鞋还是专门的雨靴）。同是赤脚，情况肯定也不一样，就算石子砂礓不会割破我的脚，烂泥里什么尖锐物也没有，站不稳说不定还会滑倒呢！妈妈说:“就让小涛再穿一次雨靴、打一次雨伞，但别忘了观察农村孩子是怎样赤脚走路的。”可我发现，他们走路时一脚前一脚后的也没有什么两样。

田园四章·传日与雨靴(2)

好几个同学要抢我的雨靴穿，都被常好制止了。过了一会儿，他本人提出要穿我的雨靴。他说他一路穿鞋过来的，到了教室门口才脱鞋，不像他们，脚上一点泥都没有，不会弄脏我的雨靴的。说着把一只大脚伸过来让我看。我认为他的脚太大，会撑破我的雨靴，就没有答应。后来传日向我要雨靴穿，常好在一边就不帮我说话了。

传日请我坐飞机，胳膊拧到一定程度问我借不借雨靴？我流着眼泪说:“借。”他这才放开我。我坐在课桌上把雨靴脱下来，悬着两只赤脚感到很羞愧。我的脚又白又胖，上面没黏一点泥，传日说就像两只猪蹄子，当然是刮去黑毛准备煨汤的猪蹄子。

传日刚要把他的脚伸进我的雨靴，常好说:“我先穿，我的脚比你干净。”传日瞪了他半天，竟然同意了。这样常好就理所当然地穿上了雨靴，而且也不必领我的情。

他去教室外跑了一圈，靴筒上泥反而少了，然后从我坐的地方就看不见他了，常好肯定是去了河边，伸脚在水里涮了涮，他再次回来时雨靴不仅有了形状，并且塑料橡胶的鞋面也开始闪光。常好在教室的门槛上蹭掉靴底的泥，走进来。传日套上我的雨靴，一上午再也没有脱下来。

我坐在课桌上，不下来，脚不沾地表示我对他们强盗行为的抗议。先生醒了，就会来上课。他会问我为什么坐在桌子上？我就说:“没有鞋子下不了地。”先生就会问:“鞋子呢？”我不语，他就会说:“没有鞋子就不能下地啦？大家不都是赤着脚？”因为先生自己穿雨靴。先生再问我:“鞋子呢？”我就说:“鞋子让传日穿走了。”我不会说常好，因为常好虽然穿了我的雨靴，但不是从我手上拿的，而且关于语文书的事我也不想让他说出来。

眼看先生就要出现了，传日不安起来，他让我从桌子上下来，我不听，传日就来拉我，把我从课桌上拉了下来。教室的地面也是泥巴的，但因为没落雨，不黏脚，下地后脚底板虽然变黑了，整个脚面还是干净的。传日不放心，要拉我去外面。我抱着一根柱子不松手，常好就过来掰我的手。他和传日一左一右地架着我，把我拖出教室。我的重量担在他俩的身上，腿缩着，坚持不让我的脚接触泥地。他们也没有中途放下我，似乎有什么目的地，两人合作得很默契，担着我直直地向前走。

和当地农家一样，学校所在地是一个四面小河环绕的“园子”，有一“桥口”与村道相连。他俩并未往桥口走，而是转向了左边的屋角。我怀疑他们是想把我扔下河。

细雨下个不停，远处的村庄苍茫一片，眼前地面的颜色变深了，积水的地方又特别亮。我们离开了教室和喧闹的同学，来到一道浅沟旁。那浅沟平时无水，因低于地面，有人常常蹲在那里大便，两旁的土坡可作为屏障。此刻经过雨水的发泡，两侧的土坡恢复了土壤的松软，加上空中持续飘扬的小雨，这里看上去又安静又诗意。在诗意的沟底有一泡新鲜的大便，还冒着袅袅热气（有别于飘忽的雨雾）。因为捡了一年的粪，我知道这是人屎无疑。常好、传日毫不犹豫地直奔这泡大便而来，看来那大便定是他们中的一人所为（两人都曾穿着我的雨靴出来过）。肯定是一个在那里拉了一泡大便，另一个出来转悠时看见了大便，总之，两人心中都早已有了这泡大便,因此才会如此协调默契、心心相印。

第一个穿我雨靴出去的是常好，看来屎是常好拉的。第二个出去的是传日，传日看见了常好拉的屎。他们都决定用这泡屎来教训我，从教室到此地，真是不远万里。

从土坡上哧下来险些三人一齐滑倒。在坡面上留下两道发亮的滑痕，终于在沟底站稳了，常好和传日架着我走向那泡屎。无论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干脆不动了，眼看着自己被安放在那泡屎上。常好和传日跑开了。我独自爬上坡去，在水坑里洗了脚，虽然洗干净了，但总感到脚上有屎。虽然脚底除了泥巴什么都没有，但大便可能残留在脚丫里。我带着这样的感觉回到教室，衣服湿透了，哭得很伤心。同时我发现：在泥地里走路并不像妈妈说的那么困难，当然，也不那么简单。一脚前一脚后是对的，然而脚趾必须用力，将泥巴紧紧抓牢。

田园四章·小涛与眼镜(1)

我们家六口人，除外祖母是文盲外，人人都戴眼镜，而且都是近视，镜片里一圈一圈的，一圈小于一圈，泛着白光，而真正的目光却无法捕捉。外祖母虽不近视，老了以后得了白内障，眼神也不好，因此也起了戴眼镜的念头。她的观点和我不同，认为眼镜是文明的某种标志，身在一个眼镜家庭里她既感到光荣，又因为是家里惟一无理由戴眼镜的人而感到遗憾，甚至自卑。外祖母生性胆小，老了以后足不出户，在眼镜之家里她是少数。我则正在成长，整个身心向世界敞开。世上的人不戴眼镜的比戴眼镜的多得多，戴眼镜的是少数。我九岁的时候，中国人的视力普遍要比现在好，少数戴眼镜的人基本集中在城市里。等我们下放到了农村，就成了少数或者极少数。当地农民从没见过有人戴眼镜，他们即使眼神不好，也不知道配眼镜矫正视力这回事。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在班上几乎成了一个怪物。我哥哥也从小戴眼镜，开始的时间甚至比我还要早——小学一年级他就戴上眼镜了。但下放的时候他十三岁，是戴着眼镜下来的。而我原来并不戴眼镜，有一天突然将眼镜架到鼻子上，并且不再取下来，这一变化不能说不大，我要冒同学认不出我来了的危险。

妈妈带我回南京配眼镜。验光师穿着医生那样的白大褂，站在座椅后面指点着。我头顶上方有一张视力表，反射到前面的镜子里距离正好是实际的两倍（用这样的方法在一个长度五米的房间里作距离十米的检测）。当然我什么都看不清。镜面很亮，我只看见一些模糊的黑斑，最上面只有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下面的斑点连成了一条线，越往下线就越细。这是裸视的情况。接下来验光师在我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特制的眼镜，镜片可以插入、抽出，不断替换，暂时我还无法看见自己的古怪模样。验左眼时右眼处插进一块黑片，验右眼时黑片遮住左眼。验光师不厌其烦地指点镜中的视力表，直到我看清了最下排所有E的缺口方向，同时也看见了镜子里我的可憎面目。那特制的眼镜就像一副望远镜。镜框又小又圆，镜架上有许多附属物，戴上它我就像一个小妖怪。两只镜片都配好了，验光师让妈妈领我去前面的店堂里走走，适应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我畏畏缩缩地跟在妈妈的身后，现在虽然什么都看清楚了，但我哪里都不敢看，生怕碰见别人的目光。然而看不看并不由我，所到之处所有的事物都带着一寸来长的光芒奔向我：柜台、玻璃店门、外面的大街、大街上的阳光、自行车闪闪发亮的钢圈……甚至听觉也突然变得敏锐起来：街上的嘈杂、店堂内店员与顾客的只言片语、开门声、脚步声、硬币落在台面上的啪嗒声。我感到头晕，妈妈让我在一张木条椅上坐下来，自己去验光室里问情况。我一个人待在这清晰无比的世界里，待在这张无可置疑的长凳上，我想我那魔鬼般的丑陋也一定是清晰而无可置疑的。

眼镜配好后我没有马上戴上，我宁愿待在一个模糊但平安的世界里。

一次学校考试，先生发下一张白纸，他把考题抄在黑板上。因是考试，座位是固定的，我被分配在第三排，瞪大了双眼向前看，黑板上模糊一片。我只看见一些白色的团块，具体写的是什么，我实在看不清。我尽量眯起眼睛，白色的团块变小了，但仍然看不出是些什么字。

黑板架在教室前面的支架上，由几块长条木板拼接而成，上面刷了黑漆。因用得时间久了，有的地方漆被磨掉，露出木板的本色来，星星点点的，看上去一片花。加上木板干缩，拼接处出现了缝隙，透过门外的天光，整块黑板就成了一幅天象图。下课时擦黑板，用湿抹布一抹，粉笔灰晕开，干后就像天空中白云翻卷。再擦一次黑板，白色就稀薄了很多。这是黑板的情况。

那天考试以前，趁同学在外面玩弹球。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走到前面，试图将黑板向前（座位一侧）移动。用了吃奶的劲，不过把支架一边的两条腿推出去一两寸，擦得地面吱吱直响，笨重的黑板在上面不住摇晃。挪了左边我不敢再挪右边了，要是把黑板弄掉下来那就麻烦了。况且怎么挪也无济于事，除非把黑板挪到第二排的位置上，那我就是第一排了。而这又完全不可能。

田园四章·小涛与眼镜(2)

考试开始时我眯起眼睛，连蒙带猜总算能认出先生写的字。虽然只是黑板的一边向里挪了一两寸，然而角度变了，黑板上不再有反光。这一微小的变化先生也察觉了。他在黑板上写着写着，总觉得不对劲，低头一看，发现了地上黑板支架挪动的痕迹，先生以为是学生打闹时碰撞造成的。他从后排叫起常好和传日——两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因而身体也最强壮），让他们将黑板朝后（墙壁方向）抬。

常好和传日把黑板向后抬了有一大步，比我挪动以前还要靠墙许多。为了讨好先生，显示他们的力量，一步还不行，没有放下的意思，他们还想抬着黑板走第二步，被先生制止了。先生说:“行了行了，再抬就抬到门外去了。”

常好、传日回到最后排的座位上。先生问:“看见上面写的字吗？”二人齐声大叫:“看得见看得见！”先生想：既然最后一排都看得见，前面的就更没有问题。我没有勇气报告先生，说我看不见。语文考试那天我不得已交了白卷。

算术考试时我接受了教训，决定戴上眼镜考试。我又想：总不能考试那天才把眼镜戴上吧？那样不是太突然了吗？总得让别人有个适应过程。于是算术考试前一星期，我就开始戴眼镜去学校了。去学校以前我去了常好家，在我的计划里首先必须和常好和好。

常好站在猪圈旁喝稀饭，见到我有些吃惊。让他吃惊的倒不是我的鼻子上多出了一副眼镜，而是跑来与他和好这件事。我自然带来不少好处：将糖果、桃酥掏出来给他吃，并允许他戴我的眼镜玩（吸取了上次不借雨靴的教训）。

常好戴上我的眼镜看他的猪，说:“哎哟喂，怎么变小了？”显然有些不快。

我解释说近视眼镜都是把东西变小，老花远视才会将东西变大。我说我们家有一副老花眼镜，并答应下次带来让常好戴，一定能把他的猪给看大。

常好回屋去取常珍媳妇的镜子，要看看自己戴眼镜的模样。如此一来惊动了常珍一家，纷纷出来看常好的洋相：戴着一副城里人的眼镜，手里还举着一面妇道人家用的镜子。常珍夫妇笑得饭都喷出来了，他们家养的狗也不安宁，冲着常好又叫又跳，已经认不出他来了。

常好连呼头晕，在门槛上险些绊了一跤。他取下眼镜，眨眨小眼睛，并不将眼镜递还我。他对常珍说:“哥，你戴戴看。”常珍将碗搁在地上，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取过眼镜，好不容易才将眼镜腿挂上耳朵，叫媳妇拿过镜子……见锁罩子抬头看着自己，他问：“还认得你爹吗？”锁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常珍说:“莫哭莫哭，眼镜子给你戴，将来读书上学也当个城里人。”

对三岁的锁罩子而言，我的眼镜显然太大了，常珍只好一只手捏着眼镜，一只手按住锁罩子的脑袋。锁罩子泪眼模糊，透过镜片看见的世界一定很可怕。他尖声怪叫，拼命挣扎，两手舞动着来拨眼镜……

一圈之后，常珍媳妇、费老爹也都戴了我的眼镜，并照了镜子，他们一致反应头晕晃眼。要不是规格不符，猫狗们不配合，常好甚至准备让它们也戴一戴我的眼镜。他认为近视镜把东西缩小了，戴了以后自己也不肯长，要不他就让他们家的猪也戴一戴我的眼镜了。把眼镜还给我的时候他没忘记老花眼镜的事:“明天你拿来给我们家的猪戴一截。让它觉得外面的东西都很大，自己就不敢不长大了。”

我重新戴上眼镜，发现没有刚才清楚了，镜片上满是常珍一家人的指纹。我用眼镜盒里的擦镜布将镜片擦干净，然后戴着眼镜与常好一路上学去。

见我戴眼镜来上学，同学们并没有特别诧异。我们一家都戴眼镜，他们早就诧异过了。我戴眼镜顺理成章，是早晚的事。他们对待眼镜的态度就像对待我的雨靴，以前没穿过所以想穿穿看，以前没戴过所以想戴着玩玩。他们的要求通通被常好制止了。传日要戴我的眼镜，常好告诉他:“眼镜子只能眼神坏的人戴，眼神好的人戴眼镜子眼神会变坏的。我刚才戴了一下眼镜子，到现在看东西都不清楚，以后当兵恐怕不行了。”

田园四章·小涛与眼镜(3)

传日梦寐以求的就是当兵，听常好这么说，对我的眼镜避之惟恐不及。

根据我的新形象，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四眼狗”。狗本来都是两只眼睛，但有些狗在眼睛上方会长出两小块异于四周毛色的毛来，看上去像另外两只眼睛。据说这样的狗特别凶，往往是黄狗黑斑，或黑狗黄斑，白狗黑斑、黑狗白斑的不曾见过。叫我四眼狗不是取其凶悍之意，只不过因为那副眼镜，就像在城市里，戴眼镜的被人叫做“二饼”、“瓶子底”一样，不过是形似而已。

我被别人叫做四眼狗，除此之外他们对我秋毫无犯。多亏了常好的保护，主要还是我策略上的成功。现在我坐在第三排，看得一清二楚。天象图瓦解了，变成了板缝、钉子、粉笔字和抹布的痕迹。我的考试成绩从此很好。我的眼镜就此一直戴了下去。

第三部分

田园(1)

上午，洪英骑车去公社。上了大寨河堤她发现小白跟在后面。洪英把车架在路边的草丛中回身去赶小白，那狗反而跑上前来扒主人的裤管。狗毛又湿又厚，狗头上依稀冒出蒸气。洪英后退一步顺手捡起土块投去。小白在土块的落点附近跳来跳去，后跑到射程以外蹲下。洪英跟着小白，好让土块继续威胁后者，直到它跑得完全看不见了。洪英回头顺着河堤走到架车的地方。

河堤临高，下面的河水又浅又黄。路边的杂木是新栽的，冬天的景色中干枯的枝条看不出是死是活。枯黄的茅草很脆，踏上去发出一阵哗哗的断裂声。经过一番折腾，洪英出汗了。她拉出掖在脖颈里的灰色围巾，呼出的哈气更白了，一团团的，好像这万里晴空下转瞬即逝的云朵。

洪英继续向前骑，路遇一个挑担子的本村农民。她已经学会从背影辨认他们了。下车打了个招呼，推车与其并行一段，然后上车先走了。扁担吱嘎吱嘎的声音在她身后响了好一阵。她欣喜地注意到她的车破破烂烂、四处乱响，还是生小松时为及时从机关赶回家喂奶买的呢（她学会骑车也因为此）。现在小松已经十岁了，他的当地话说得比南京话还好。这辆飞鸽牌自行车也先于洪英和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破破烂烂、锈迹斑斑，十年后她不再认真保养。毕竟别人挑担子你骑车是很怪的。还有她那副无色透明镜架的眼镜，在苏北平原干冷的北风中被吹成狗屎黄的颜色，并且多处开裂缠着胶布，但毕竟不是人人都在鼻子上面架一副眼镜的。甚至连他们家的小白，地道的土生土长（它妈是村上学义家的花狗，同村还有它的十几个兄弟姐妹），经爷爷奶奶一喂也油光水滑，与众不同了。难怪村上人都想吃它的肉。余支书早就想要一条小白那样的皮做的狗皮褥子了。还有更可怕的说法：狗鸡巴狗卵子晾干后去公社收购站也能卖三毛钱——这可是一个强劳力一天挣十分工的价格。

洪英的思想最后集中在小白身上是一个预感。他们在河堤上分别后一个向北（公社所在地）一个向南（家的方向）越走越远，但依然在河堤上。小白似乎明白平原的敌意和路途的危险，一路钻草丛绕树干，蹿高伏低。但毕竟太白了，像灰蒙蒙的铅笔画中一个耀眼的亮点，把那些土墙后面疲乏的目光猛然绷直了。

这是一个下放干部的家庭，六口之家（包括小白）。早上余支书亲自来捎信，说公社邮局里有女主人的一个包裹，让她立刻去取。他坐在堂屋里和建白说话，享受着对方的敬烟。看着洪英推车出门，经过屋后枯败的竹园上了村路。几分钟前冲余支书狂吠的小白正在门边安静地吃食。后来它离开了食盆，尾随洪英而去。

余支书起身告辞，往上耸了耸那件整个冬天披在他身上的有海蒲绒领子的蓝咔叽大衣，帽檐下的耳朵后分别别着两支香烟（均由建白所敬），手上还捏着一支燃着的。他弯着腿走出门去，刚刚坐过的靠背椅脚下留下一摊痰迹，已冻得闪闪发亮。

矮小的建白将余支书送到屋后，一面说:“书记慢走！”回来后叫起睡懒觉的小松。小松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唤小白:“小白小白，啧啧啧。”没有往常那样的应答和摇头摆尾。鞋带没系好就跑到屋外，险些让余支书留下的痰迹滑倒（已冻成溜冰场）。他屋前屋后转了一圈，仍不见小白。早晨新放的狗食已冻成一块，上面有几个狗牙印。

爷爷奶奶也被动员起来，离开了他们年老的病床上暖腿的热被窝。整个上午一家人都在呼唤小白。奶奶甚至翻箱倒柜地找开了，把橱门弄得乒乓直响。“一条狗怎么会藏在那里？”爷爷说，于是引发了两个老人间的一场争吵。

建白猜测小白准是跟洪英走了。“洪英骑车，小白走路，还不把命都赶出来？”奶奶说，而且担忧是有道理的。“跑不动了不会回家？”爷爷说。小松系好鞋带去大寨河堤上找了一圈，眼泪汪汪地回来了。“看看，小松都哭了。”奶奶说。“西北风吹的。”爷爷说。“今儿就没有风。小孩子又不是老头儿，见风就流泪。”奶奶说。

田园(2)

上午很快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小白。

冬日天短，下午四点以后阳光稀薄得好似月光。洪英还没有回来。若在往日爷爷早已在村头守候，身边卧着小白。它充当主人的眼睛和耳朵。公路距三余整十里，经大寨河堤再上王淮公路。在什么位置守候得看爷爷。最严重的一次他竟走出八里地，差一点就到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口。公社所在地的王集有邮局、医院、供销社门市部、食品站和农具厂。每周一次洪英骑车前往，采购、办事、取回书报。有一次是链条断了，而且遇雨，洪英扛着湿淋淋哐啷啷的自行车踩着泥泞回来。即便如此也没超过下午三点。

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干冷短暂的白天是其一。丢失小白的恐惧到此已充分显露。这家人没有了眼睛和耳朵，在路边守候或迎接变成了一次盲目的寻找。寻找从上午十点就开始了，奶奶甚至嗅到了村西飘来的狗肉香味。爷爷迈着不甚灵便的双腿从村东到村西，从村西到了邻村，回来后老毛病风痹又犯了，正躺在床上呻吟。他和奶奶逼着建白去找洪英，并就此问题取得了少有的一致：小白是没有指望了（此刻说不定已变成了一堆大便），洪英不能再找不回来。一想到洪英也遭遇到小白一样的命运，奶奶坐在帘子后面的马桶上大哭起来。

为避开一团混乱，建白离家上了大寨河堤。农闲时节农民们都窝在家里，外面的原野上空无一人。河水静止不动，结了厚厚的冰。建白捧着一本《科学实验》边走边读，手指在手套里冻得麻木了。他身材矮小，穿一件没罩衫的对襟棉袄，下面的棉裤比腰身还宽，黑色的元宝棉鞋破得露出棉花。他跌跌撞撞地走着，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土路不平，铅字直往上跳。他无法把跳动的铅字连成句子，也没有这个必要。总有一天他会将这些灰黑色的各具形状的小东西像清理跳蚤一样地打扫干净，从他的生活中，免得他的精神每每发痒。他曾是一个写书的人，这可能吗？几代以后，他的子孙将繁衍一个村落，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祖先并书写他的名字。这块土地更适合于直接的生殖。小松必须有弟弟、妹妹。他必须每晚把洪英留在身边。

建白在河堤上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使他停止守候洪英，向后转。

建白皱着眉头，脸色很难看。他说头疼，搬了把藤椅放在堂屋门内，仰靠着，脚跷在另一把椅子上。他挡住了一家人的进出。不再去找洪英，也不让别人去找，仅仅因为他头疼，需要这样当门躺着，并且挪动不得。那本《科学实验》展开后盖在脸上。手从两旁的扶手垂下，手套滑落在地。天几乎黑了，房子里格外阴冷。建白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让把门关上。爷爷奶奶在房间里急得跺脚直嚷。建白在杂志下面说:“洪英准是在公社招待所过夜了。一晚不回也不必急成这样。都四十岁的人了，孩子都这么大了。”说完从藤椅上起身，自墙角处拿过一把铁锹，去了屋前的自留地。

大门突然空出来，爷爷奶奶不嚷了，但最终也没跨出门槛。奶奶想了想，还是抱柴禾去厨房做饭吧。爷爷来到方桌边坐下，开始擦煤油灯罩。这是每天例行的工作。黄昏时分爷爷从四间屋里把煤油灯收集一处，用一块手帕擦灯罩上的熏烟。他一面呵气一面用两指夹住手帕伸进灯罩里左右转动，灯罩擦得像没有了一样。于是油灯点燃后他和家人就仿佛置身于光明的核心了。可今天过多光亮使爷爷感到寂寞。也许他宁愿满是黑烟的灯罩，只照亮桌面上不大的一圈。

小松坐在小凳子上一直注视着门边的狗洞，直到建白离开。如果妈妈回家会叫起挡在门口的爸爸，小白进来时没准不会惊动别人。它从狗洞里悄悄钻入然后躲进床肚，因为今天在外面贪玩犯了错误，不敢面对主人。建白出去后小松把藤椅放回原处，关上两扇大门。不然他既要注意狗洞又要看门，顾不过来。此举立刻遭到爷爷的呵斥。“你妈还没有回来呢！”他说。四盏刚刚点燃的煤油灯下脸亮得怕人。

田园(3)

建白在外面叫:“小松。”小松跑出去，父亲又让他回去戴好帽子、围巾。父子俩在昏黑中绕自家园子兜着圈。沿四面的小河（包括房前屋后）有他们栽下的两百多棵树，交错的树干正四处播撒着黑暗。最后建白在一棵笔直的泡桐前站定，没有戴手套的手握住树干，时间一长就像一个拄着长手杖的黑影。他告诉小松刚才在河堤上遇见了余支书。妈妈今晚回不来了。然后还说了其他许多话，没有一句提到小白。小松注意到父亲的牙齿很长，牙缝又黑又深满是烟垢。说话时他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树干，目光扫视这个刚建立不久的家园。

天黑定后，周围的亮度反而增加了。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冬夜。小松循着建白的目光看见了自家的屋顶以及远处整个三余村的轮廓。他们家在最东边，和最近的一家相距也有两百米，原先是一片无主的坟地。此刻方圆四十里那惟一的瓦顶苍白一片，烟囱里吐出细弱模糊的炊烟。瓦顶下仍是土墙，但堂屋两边砌了青砖门楼。支撑房顶的也不是木头，一律水泥桁条，螺钉夹板固定。屋后向北的窗户，加上这片坟地，给这个家增添了某种不祥的力量。但无论怎样违背常情风俗也还是一个园子。有小河自四面环绕，有土埂连接村路。科学种田科学植树科学养鸡，树木、蔬菜、鸡鸭都优异于村上其他人家。夏天树木成荫，四季瓜果不断，顿顿有鸡有鸭。自给自足，又有外援（建白洪英仍然带薪）。建白说:“我们该知足了！”但今天他说的不是这个。

“今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建白说。视线收回盯着近处的小松。“我有可能像妈妈一样，被突然隔离，那你怎么办？”等了一会儿，他催小松:“你说呀。”小松说:“我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建白说。“如果我被隔离审查，两个老的再去世一个，你怎么办？”“为什么要去世一个？”小松很不服气,“要么一齐死，要么一齐不死。一齐死了我就去北京姨妈家。”“唉，小松，你已经十岁了，怎么还那么不懂事？父母不在你应该担当起家庭的责任。”“爸爸，小白还会回来么？”

建白没有回答。他撤回泡桐树上的那只手，紧握着。拳头冰冷，拳心出汗。他跺跺脚，大地已冻成一块了。他感到远至天边的震动。天幕上，父子俩呼出的白气似乎创造了星河。“我们回家吧，奶奶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建白说。

黄绿的吉普摇晃着从河堤上下来，驶上村路，直到瞧见那灰白色的瓦顶。洪英请司机停了车，下来后又从车厢里拽出她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她目送吉普远去，拐上河堤消失在沿河依稀的绿色中。除了村路的浮土上留下清晰而罕见的车辙，一切都无以解说。洪英回过头，灰白的屋顶已被包围在一片浅绿之中，仿佛是刚刚发生的事。小白没有来迎接她，爷爷也没有守候在路边。风景自在无为，熟悉又揪心。她听着背景中的小河流淌、风吹枝叶以及远处机房隐约的马达声响。田间劳作的妇女直起腰来和她打招呼:“来家啦？”

“嗯哪，来家啰。”

她踏着自行车躬身向前，土路的颠簸把麻痛的感觉从虎口直传送到面颊。放猪的孩子跑来，前呼后拥。他们赶的猪在脚边呼哧呼哧地跑着。其中没有背书包的孩子，没有小松。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句:“看见小松啦？”一个大土块震得她流下眼泪，鼻子奇酸。“小松，你妈来家啰！”几个孩子飞奔着去报信。

小松、建白、爷爷、奶奶都站在门边，看着洪英在一群放猪的孩子中笑吟吟地走来。她推着车，身边只有黑不溜秋的猪崽，没有小白。因此小松挣脱了奶奶的手跑进屋去。“这孩子，三个月不见就不认识你妈了？”奶奶说，跟了进来。让小松帮她从身后解开做饭的围裙，自己拉直衣服的下摆。然后房间里就变暗了，人群来到了门口。洪英把自行车车把交到建白手上，径直走到小松面前。建白架好车，锁好，靠墙一顺放着，然后跟过来，被围观的人群隔在后面。洪英抓住小松的胳膊再也不放了，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跟着她来看儿子的。小松觉得不好意思，又无法抽身。洪英可比奶奶抓得牢多了。接着洪英就哭了，泣不成声，其间还有努力忍住哭泣的哽咽。

田园(4)

洪英的镜片上一层雾气。她干脆去掉眼镜（交给爷爷），露出红肿发亮的眼袋。泪水滴落在小松的脸上。怕别人认为自己也哭了，他用那只没被抓住的手去抹脸上的眼泪。放猪的孩子中果然有人说:“小松也哭了，他在擦眼泪。”奶奶把藤椅搬过来让洪英坐下。洪英为止住眼泪脸朝上仰靠着，闭紧了眼睛，同时抓着小松的手丝毫也没放松。建白从后面分开放猪的孩子，叫他们让出一些亮来。洪英就像上次建白装头疼一样当门躺着，爷爷在她的脚下塞了一个小板凳（小松坐着观察狗洞所用）。奶奶从灶上打来一盆热水，拧了毛巾给洪英擦脸。洪英也不把毛巾递回去。她把毛巾按在脸上哭开了。闭着的眼缝里又有新的晶亮的眼泪流出来，在颧骨那儿被红白条毛巾吸收了。哭了一阵，洪英才说话:“我是担心小松的今后，担心他的前途啊！”

说完又哭了。

第二年冬天洪英去村西给生产队布置一间活动室。她夹着纸卷、提着糨糊桶在村道上往返多次。小松也被发动起来。洪英站在板凳上往墙上贴年画时问:“平不平？”小松退到门边眯起眼睛，很有权威地说:“左边向上，再向上，右边向下一点，好了。”洪英从板凳上跳下来，和小松并排站着看:“嗯，很平。”“我看的还能不对？”小松说。

活动室原是一间牛棚，公房，如今墙缝大得连牛也不能在里面过冬了。一整天洪英带领小松往墙缝里塞稻草。整整塞了半人多高的一堆，足够六口之家烧半个月的了（稻草由生产队出）。糊满四壁用了他们订阅一年的报纸，另外还拆散了十几本杂志，不止糊了一层。糊严实后的牛棚里亮堂了许多，简直焕然一新。北风大作时，墙壁的某一局部一鼓一鼓的，让洪英想到报纸后面是可怕的裂缝，裂缝里的稻草和泥巴顽强地坚持着。待报纸上贴满年画、标语、中国和世界地图，不仅色彩艳丽更加温暖。墙壁自身的牢靠性也大大增强了，迎门正中位置当然是一幅毛主席标准画像。画像两边是建白书写的红纸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下面缺少一张桌子。于是洪英和建白把家里吃饭的方桌抬过全村，抬进了大门。小松在前，为倒退着的建白引路。桌上的书刊亦由洪英用自行车分批推来，其中包括小松经说服教育贡献出的十几本小人书。爷爷从四盏煤油灯中分出两盏，由小松加倍小心地端过全村。照明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