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清官场30年（出书版）》作者：黄云凯
作者: 黄云凯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My 30 years' Official Career in Qing Dynasty
出版年: 2015-2-1
内容简介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著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是其任职其间所经历的官场人事浮沈的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其他同类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历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著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我在大清官场30年》将张集馨年谱易文为白，删繁就简，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我在大清官场30年》为“口述历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作者将历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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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版图书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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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黄云凯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6
CAEBN：7-001-000-60528129-7
分类号：官员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清代 K827=52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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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黄云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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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5.06.05
更新时间：2015.6.17
上架建议：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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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09825-8
出版时间：2015
目 录
我是谁
1836年道光十六年
出掌朔平府
“穷翰林”受特简
满营兵闹饷
1837年道光十七年
那些年，我们这样灭蝗
赈灾银子难筹
飞来蝗祸
规矩是我定的
1838年道光十八年
怪事处处有，太原特别多
政声初起
代理太原府，兵匪一家亲
这个讼棍不好缠
曾经有十万两银子放在我面前
1839年道光十九年
这里没有潜规则
悼亡
回任
代理雁平道
传说有人被奸杀了
余波荡漾
狗咬狗，一嘴毛
1840年道光二十年
官场“死磕派”
哈罗暹被我驯服了
丧心昧良的亏空案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英军未到扬州先乱
在山西的最后半年
鸦片战争前夕的扬州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从将军到难民
颜伯焘“输人不输阵”
漳州让我大开眼界
抵抗英夷
逃难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丁忧在家，恣情山水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起复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肥缺变苦缺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臬司是个杀人活
代理陕西臬司
升职离陕
皇帝的教诲
升任四川臬司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四川乱象
啯匪很嚣张
奸夫也念佛
没有奸夫的奸杀案
牢头绑官差
到处都是狗咬狗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四川的臬台比藩台忙
治匪初见成效
同性恋引发的凶案
明目张胆的强奸
隐瞒盗案与诬良为盗
化外之民
放炮
升任藩司——最后的陛见
1850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次任甘肃藩司
皇上大行
整顿吏治
征剿野番种祸根
1851年咸丰元年
第一次被贬
拐道山西查贪污
革职流放
1852年咸丰二年
遣戍军台
1853年咸丰三年
第二次被贬
在钦差大臣与直隶总督之间左右为难
见贼先奔的津勇
1854年咸丰四年
迎击长毛，屡败屡战
从独流到舒镇
从阜城到临清
从清水镇到高唐
被马踹了一脚
琦相病逝
1855年咸丰五年
前头捉住了李开芳
重回军营
统帅换成了僧郡王
水淹冯官屯
探亲
1856年咸丰六年
咸丰像个“包打听”
最后的江南大营
扬州城陷
年轻皇上的召见
桂良前倨而后恭
1857年咸丰七年
再任甘藩
上梁不正下梁歪
穷斯滥矣
清官不到头
边境不宁
1858年咸丰八年
臬司、藩司、代理藩司同时丁忧
边患难靖
丧事也敛财
哀悼兼慈
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
宵小横行
1859年咸丰九年
咸丰还是那个咸丰
避世桃源
再见咸丰
1860年咸丰十年
两个总督，我都合不来
纨绔子弟治下的福建官场
如此督抚
处处要用钱，人人都搂钱
糜烂的军事
弱国的外交
离任
曾国藩也刮地皮
我眼中的湘军将领
第三次丢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赋闲
1862年同治元年
陕甘回变
1863年同治二年
过了一回巡抚瘾
1864年同治三年
补好了东南，又烂了西北
1865年同治四年
告别官场
后记：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我是谁
首先声明，这是历史，不是穿越！如果有谁对道光和咸丰时代的大清感兴趣的话，我就站在这里等你们穿越过来好了——前提是你只能一个人来，否则，就有可能掉脑袋——洪秀全不让男人和女人住一起——拿过证的也不行。
我叫张集馨，嘉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辰时（公元1800年4月22日上午7时至9时）生于江苏仪征的家中老宅。据家谱上说，我是张飞的第N+1代子孙。我的家庭关系有点复杂，为了便于现在的读者理解，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名叫张式封，有兄弟五人、妹一人。我八岁时，母亲吴氏夫人去世；十岁时，父亲娶继母许氏；二十岁时，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前，将我过继给四叔，四叔因为家里穷，终生未婚，这样我就成了四叔的继子。我三十五岁时，我的五叔因为年老无子，让我兼祧两家——同时继承两家宗祧，兼祧人不脱离原来家庭的裔系，兼做所继承家庭的嗣子。后来，我的五叔虽然有了亲生儿子，但也没有再把我退回去。这样，我就在亲生父亲之外，还有一位继父——书中称“继考”，和一位兼祧父亲——书中称“兼考”；同样，在我的母亲之外，我另有一位继母（是我父亲的续弦，而不是我继父的妻子，我的继父终生未娶）和一位兼祧母亲——书中称为“兼慈”。
我的婚姻在现代人看来也颇为复杂。十七岁时，我聘定李氏，就在结婚前两个月，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病死了——如果讲命相的话，这可以算是我克死的第一个女人。我在二十八岁时才正式迎娶了第一任妻子黄氏；十二年后，黄氏去世。过了两年，我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邵氏；八年后，邵氏也去世了。除此之外，我还娶了三个侍妾：一个姓王，叫绣佛；一个姓谭，叫秀英；还有一个姓祁，没有名字。邵夫人去世后两年，我将绣佛扶正为第三任妻子。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六个女人都先我而去。
但这复杂的婚姻在当时却是寻常不过的。不过，我的后代倒是非常简单——所有这些女人也只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张兆兰，邵夫人所出。张兆兰后来任职于总理衙门，官运比我更不济，著有《瑞荪轩随笔》《泉缘汇珍记》和《槐荫客话》等。我名下虽然有一个女儿，但是过继自三弟的，后来嫁给了李鸿章的长公子李经方作继配。
1829年（道光九年），我在而立之年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此后八年，我在翰林院悠游岁月。1836年（道光十六年），我外放山西朔平知府，开始地方官生涯，后来又历任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等职，直到1865年（同治四年）因病致仕。
三十年中，我任职八省，耳闻目睹了种种官场丑态。我自律，我敬业，我勤奋，我殚精竭虑，我奔走尘劳，我为大清王朝出生入死，但终究没能挽回它的衰落。不仅如此，我还几次遭人陷害，几次被免职。我的仕途以从四品开始，以正三品结束，在从四品到从二品之间上上下下，可谓一波三折。
时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所服务的王朝早已灰飞烟灭，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的物质形态，和我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可是，我又发现，在变化中，仍有很多东西其实变化并不大，或者说古今一辙，比如“权出于上”“政以贿成”等。
因为这点小发现，我一时心痒，带各位到大清官场走一遭。
1836年道光十六年
二月，湖南武冈地区瑶民蓝正樽率众起事，湖广总督讷尓经额受命平叛，蓝正樽被俘遇害。
三月，各省查禁“会匪”。
十一月，英吉利派人至广东总管其国商人、水手，命申诫其遵章办事。
出掌朔平府
“穷翰林”受特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元1836年7月7日），皇上钦点，派我出任山西朔平知府。自从道光九年进士及第，一晃已过去了八年。在翰林院中，整天吟诗作赋，和三五知己诗酒唱和，也算悠游自在，没想到皇上会将我外放，实在是又惊又喜又怅然若失——翰林虽然清贵，但很穷，人称“穷翰林”；做地方官就实惠多了，当然，也苦累多了。
二十五日，我到静明园谢恩请训——这也是一向的惯例，皇帝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
“你是我特简[1]的，并没有人保举。”皇上说。
“感谢皇上天恩。”我赶忙叩头谢恩。
“你的操守学问，我早有耳闻。至于治理百姓的能力怎样，必须见诸政事才能看出来。只是外官与京官不同，你虽然不至于为非作歹，但如果只能约束自己，而不能严查官吏，那还是不能胜任的。
“州县官员的出身与操守都很复杂，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你要明察暗访，报告总督和巡抚；如果督抚欺骗遮掩，责任就不在你了。我怎么能够将好好的地方，听任这些贪官污吏糟蹋呢？你的前任多尔济善就做事荒唐，你知道吗？”
“微臣不知。”
“过几天，你看邸报就知道了。”
皇上又说：“那些捐班[2]出身的官员，我总是不放心。那些人将本求利，一旦上任，其心可知，其行可知。科举出身的虽然也有利欲熏心之徒，但毕竟还顾及一些礼义廉耻，稍作警告，就会有所收敛。遇到一个爱民的地方官，就是地方的福分；任用非人，地方就会遭殃。你是读书明理的人，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谨遵圣训，臣一定不辜负圣上的信任与栽培。”我再次叩首。
“切记不要自暴自弃。”皇上继续说道。
“绝不辜负圣恩。”我再次叩头后退了出来。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夫人感冒了，服用了同乡一位李姓郎中的一剂什么散药，不但不见好，反倒日渐加重，甚至到了病危的地步。除感冒外，夫人的足疾也犯了，疼得受不了，服用了吴香舲大夫开的温补药，才稍微好了一些。我的薪俸少，家庭负担又重，又没有得力的人照看，非常为难。考虑再三，只好让家人留在京城，我自己带着几个仆人往山西上任去了。
[1]“特简”：清代对官员任免方式的一种，意即皇帝对官吏的亲自破格选用。
[2]“捐班”，又称“捐纳”，通俗言之，即花钱买官位。
满营兵闹饷
九月抵达朔平府，接印上任。朔平设府的历史并不长，是雍正三年（1725）才设置的，属雁平道管辖，下辖右玉县、宁远厅、左云县、平鲁县和朔州，治所在右玉县。这里本来是个荒凉的地方，又连年遭遇旱灾与风灾，凄凉枯槁，十室九空。朔州的绅士耆老联名申诉受灾的情形，我亲自到州城实地考察后，向上级请示免除或者缓征赋税，并拯救流民；共计一百四十一个村庄，被免除钱粮十分之三，延长救济一个月。
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烦心事是满营兵[1]闹饷。
府里的粮捕同知（知府副手之一，主管督粮和捕盗等事务）祥山，蠢得像头猪，被前任祥璋愚弄了还蒙在鼓里。祥璋离任时将库存的七千余两军饷提用了，然后拿来一些破衣烂被抵账，并请示雁平道章荆帆，将这笔钱由后任按年流摊弥补。祥璋自以为得计，但到了腊月发饷的日子，库中分文无存。满营兵到同知衙门请求发饷，祥山无法应付，旗兵们便在衙前鼓噪喧哗，眼看就要闹出大事来。
我一看发觉势头不对，这笔款子数目实在太大，不是可以随便糊弄过去的。要命的是我又是祥山的上级，而且近在同城，一旦被这件事牵连进去，受处分事小，丢了性命就太不值了。于是，我就用府库里的牙税（牙行征税）和当税（当铺征税）银两先行垫发了军饷，然后将实际情况报告了布政使庆林和雁平道章荆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清朝地方的主要官员。在清代，每个省的最高行政部门有两个，一个叫“承宣布政使司”，又称“藩司”，主管民政钱粮，长官称“布政使”；一个叫“提刑按察使司”，又称“臬司”，主管司法，长官称“按察使”。省下设府（相当于后来的地级市），长官称知府。府下设县，长官称知县。
那么“道”是什么机构呢？“道”最初是省的派出机构，全称是某某分守道或分巡道，类似于监察区，后来也差不多演化成了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区。此外，在省城还有一些管理专门事务的道，如盐道和督粮道等，大致相当于你们现在的厅长。
有的读者会问，清朝的最高地方长官不是总督和巡抚吗？其实总督和巡抚都不是地方官员。他们都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各省总督是当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有时兼兵部尚书，而巡抚则是当然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有时兼兵部侍郎。时间一久，这些总督和巡抚也就成了位于“两司”之上的最高地方官员。
代理布政使的庆林和祥璋是转折亲，一心想代为弥缝；又担心我坚持追查不放，于是就委托太原知府王有壬专函约我到省城。
庆林告诉我：“这件案子，如果要据实办理，肯定有人要掉脑袋——恐怕您也不忍心吧。如果您只是为了兵饷，那七千两我可以设法筹措。况且这也是巡抚申启贤大人的意思。”
我说：“只要军饷有着落，兵勇不闹事，我又何必做这个恶人呢？”
庆林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一起拜见申启贤巡抚，说起这件事，庆林佯装不知情，我也就不揭穿。
庆林让章荆帆帮垫两千两，理由是章荆帆不该批准此事，还说巡抚大人得知后大发雷霆，如果不迅速堵上这个窟窿，一定会受到严参——至少是革职处分。章荆帆为人小气而又贪钱，可是很胆小，被庆林这么一吓唬，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可又不敢不乖乖地掏腰包。
庆林又威胁在祥山到任前代理同知的陈符清，要他也拿出两千两，还吓唬他说：“你代理此职半年，不能查明此事，失察分赔，理所当然。”陈符清也只好乖乖就范。庆林又发专函到北京，让祥璋自己也退出三千两。这些钱都交到庆林那里，由庆林派人送到府库，并嘱托我将揭参此事的详文撤回。
我见缺口既然已经堵上，也就不再深究此事，毕竟我以后还要在这个地方混，犯不着为这件事得罪顶头上司。
[1]“满营兵”，即旗兵，俗称“八旗子弟”，是清朝对满族人进行军民合一管理的一种形式。
1837年道光十七年
一月，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
三月，一代名将，陕甘总督杨遇春病逝。
六月，四川马边厅彝民攻扰，总督鄂山平之。
九月，广东奏逐遣英吉利趸船及查禁鸦片窑口情形。
那些年，我们这样灭蝗
赈灾银子难筹
你们现在的官员讲政绩，我们那时候也讲政绩，只不过不像现在这么看重GDP。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当然是最好的政绩——一般地方是很难做到的，差一点呢，就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保证地方安定，也就是所谓的“维稳”。
为了救灾的事，新年刚过，我就特地上了一趟省城。申启贤巡抚问起关北的情形，我的回答是八个字：“民生凋敝，道有流亡。”
我请示申巡抚，能不能拨点银子救济一下嗷嗷待哺的百姓，可他的意思却是让我鼓励朔平府的富人捐款救灾。
“申巡抚啊申巡抚，您知不知道，雁门关以北根本就没有富民，您让我向谁去募捐呢？”我好说歹说磨破嘴皮，申巡抚才答应从藩库里拨出五百两银子，交给州县办理救灾。区区五百两，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我又请藩台庆林稍微增加一些援助，他却说：“太原眼下也需要救济，眼皮底下的事情我不能不管，至于远处的我就顾不了啦。”
这像一个堂堂藩台说的话吗？
我请示借粮与平价售粮一起进行，在这青黄不接之时，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勉强活命。幸好我的手下将省里的书吏照顾得不错，巡抚批准了这个办法。我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带头捐出养廉银三百两作为缙绅耆老的表率，可惜还是没有人响应。
灾情很严重，路上到处可见饿死的人，地保并不报官检验，往往就是拿一张草席盖上了事。风薰日蒸，恶臭阵阵，百姓因此感染瘟疫等疾病的亦不少。我拿出钱来，命令县里派人掩埋尸体，然后上报，府里不定期派人检查。
飞来蝗祸
去年，朔平府飞蝗蔽天，留下很多虫卵。申巡抚很为此担心，命令各地组织人手，挖虫卵、灭幼虫。
在我们那个时代，蝗虫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令人谈虎色变。蝗虫有非常厉害的牙齿，最喜欢吃植物的肥厚的叶子——当然，植物的枝干也很少放过。所以，大群的蝗虫所到之处，真正是赤地千里。水灾、旱灾和蝗灾是我们那个时代最让人担心的“三害”。
交配后的雌蝗虫把产卵管插入约十厘米深的土中，产下约50粒的卵。产卵时，雌虫会分泌白色的物质形成圆筒形栓状物，就像蚕茧一样，然后再把卵粒产在里面。蝗虫的卵约21天即可孵化。孵化的幼虫从土中爬出来，外形和成虫很像，只是没有翅膀，体色较淡。灭蝗的关键就是要在虫卵还没有孵化时将它销毁，或者在幼虫长翅膀之前将它杀死。
我们那时候捕蝗，阵势和行军打仗差不多。以十人为一队，两人持锹，挖一条一丈多长、三四尺深的沟，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沟旁，一齐用长帚将蝗虫轰入沟中；二人在持长帚的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干净的蝗虫拍死。一名官员，领二百人，分作二十队，每日可捕捉蝗虫几十担。蝗虫进入沟中后，就将沟边的浮土推入沟中，再用槌子捶结实。那些藏在秸秆中的蝗虫，就让妇女儿童轰出，捕捉后可以出售，也可以拿到官府换粮食，随百姓自便。
躲在河边乱石中的，就在石头上撒石灰，然后浇上水，将蝗虫煮死；在峭壁上长帚伸不到的，就用喷筒朝上喷药。有蝗虫的田里，就将跳来跳去的幼虫用皮掌拍死，然后再用牛将田翻耕一遍，将虫卵捡出。虫卵看起来和花生的形状差不多。虫卵捡尽后，再用石磙将地轧平，最后再用铁钯刨一遍。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说，平地用牛翻耕，用羊群来往践踏；顷刻间，虫卵就会化为烂泥。我们照着试了一下，效果果然不错。
我觉得朔州府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蝗虫，而是人心。于是我借灭蝗的机会，告示朔州百姓：
蝗之为灾，其害甚大，然而它们所经过的农田，有的庄稼被吃光了，有的庄稼却好好地，即使紧挨着的两块田，遭遇也会完全不同，这大概是有神在指使吧。神奉上帝的命令，来守护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年成的好坏，神一定会主宰的。这里的人民孝悌慈良，不应遭受灾难，神一定会保佑他们；否则，蝗虫就会肆虐。社会风气不同，人心善恶不同，神就分别予以奖励或处罚，冥冥中自有天理，不可有侥幸之心。
虽然是这样，人之于人，尚许其改过自新，何况上天仁慈，难道忍心看见小民受到蝗虫祸害，而不许人们改过自新吗？所以世俗的祈祷，摆设三牲和醴酒，对天祷告，就是改过自新的意思。洗心涤虑，父慈子孝，神明为证，这样，再用掩捕的方法去对付蝗虫，蝗灾就不难消灭。
怎样才能洗心涤虑呢，这就要先从各级官员和读书人做起，然后老百姓才会潜移默化。本府上任以来，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才德菲薄，既不能用行动感动神灵，又不能用教化约束民心，每念及此，心中忐忑不安。八个月以来，朔州命案迭出，民众自控的案件也为数不少，其中情况属实的当然有，可是危言耸听的也不少，可见人心不古，因此得罪上天。况且，我听说父子之间，慈爱与孝敬之心非常淡薄；夫妇之间，结婚与离婚，非常随便。仁义之心不存，货财之念太重，本府非常痛心。这样，不仅会招致天灾，而且对于世道人心的变化，大有关系。
所以，我发出这个告示，晓谕合属军民人等，一定要改掉不好的行为和风气。住在乡里的绅士，一定要维持风化，那些德高望重的耆老，也要感化乡里。如果真能做到家谕户晓，礼让风行，自然就会百事吉祥，人寿年丰。至于朔平府境内的各位神灵，本府已于本月十五日亲自前往祭奠。捕蝗的方法，业已晓谕各村，并派官员分段扑捕，想来应该不用几天就可将蝗虫消灭殆尽。
经过此番告诫，善良的人更应永葆初衷，曾经为恶的人要革除旧习。福善祸淫的道理，上天和人间的标准，并没有什么不同；逆凶惠吉的征兆，也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用真诚来对待上天，一定不要阳奉而阴违，积德行善，自然家给而人足。身教非徒言教，宜上下之交修，民心本合天心，必丰凶之互转。祈禳之法，莫善于斯，切勿视为寻常文告也。特示！
一个月来，官民费了很大的劲扑捕蝗虫，而田间麦垄的幼虫仍然很多，这让我心急如焚。去年歉收，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积蓄早已耗尽，如果今年再遭蝗灾，那百姓们就活不下去了。朔州官署中，原来有乩坛，据说本署衙神判事很灵验，我亲自前往叩拜，并询问神的意思，乩仙写了八个字：“社稷功勤，民生安稳。”我内心窃喜。可是蝗虫未清，怎得安稳？姑且听之吧。过了一天，大雨如注，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关外气温本来就低，雨后气温突然严冷，随之各村乡地保都来城禀报，说蝗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派人前往查看，回来的人众口一词地说蝗虫不见了。于是，我将实情用详文回复巡抚申大人，然后坐着肩舆[1]返回知府衙门。
我说朔平府人心不古是有原因的。就在我全力捕蝗的当口，崞县居民常俊元来告状：他的儿子常尚宽娶了州民田氏女子为妻，结婚八年，才怀上了孩子；常家四代单传，就指望媳妇肚里的孩子接续香火。但今年春天，田氏的哥哥田铁旦谎称母亲病重，将田氏接回娘家，然后卖到外地。
我立刻拘拿田铁旦到案，刑具刚刚摆上，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就什么都招供了。据田铁旦称，他将妹妹卖到了寿阳。我马上给寿阳县令钟汪杰发了加急快件，让他迅速派人寻找田氏。田氏很快就找到了——因为有孕在身，还没来得及成婚。我传田氏到案，交给她的丈夫常尚宽当堂领回，并且严惩了拐卖亲妹妹的田铁旦。常尚宽夫妻破镜重圆，而且田氏肚子里的孩子也保住了，也算皆大欢喜。
[1]“肩舆”，即轿子。
规矩是我定的
征收钱粮虽然是州县官员的任务，但如果州县官员收不起来，知府也要负督促不力的责任。朔州的许知州年纪大了，施政无力。本年征收的钱粮已到了奏销（各州县每年要将钱粮征收的实数报户部奏闻，谓之“奏销”）的时候，可是还所征无几，上面的大员们不愿参撤他，而是命令我去催缴。
我调查得知，许知州之所以奏销不力，是因为州里的书吏从中作梗：钱粮册子本身就有猫腻，至于征收过程更是百弊丛生。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根据官府档案，另造清册，核实应交钱粮数字；
二、除了银不及两、米不及斗的零星小户暂且从缓外，拖欠的银粮数目多而拒交的刁民，立即提比——就是定时间写保证，逾期不交，杖责若干大板；
三、钱粮被书吏装进腰包了的，请花户（就是农户）到堂指认，指认属实的，当场将书吏收押；
四、久拖不交的花户，立即严惩；对那些又刁又劣的监生和秀才，更是绝不姑息；
五、各种火耗平余，一律裁减。
在我的软硬兼施下，不到二十天，钱粮全部征收到位。既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挪用的书吏也就没有深究下去。
不久，接到臬台[1]命令，要求设法査禁各衙门或者差役私设班馆锁押无辜的事情。
自从上任以来，我就严令下属严格遵照律法审办案件，徒罪以上的犯人，才予以羁押；杖罪以下的犯人，立刻予以保释。差役传唤原告、被告和人证，如果原告不能到案，就将被告和证人讯问之后放回，让其安心生产，不误生计。如果是告到上级后又发回的案子，原告一个月不到案就依律撤销。
接到命令后，我当即制定章程：
一、凡有传讯的案子，必须先行挂牌告示某天审某案，所传原告、被告、干证为何人，逐一开出传票，与案件无关人员，一律不传；
二、等到人证到庭后，当堂就要问明有没有被差役羁押的情形；
三、审问结束，签字画押后，分别发落开释。然后再将如何审断及到案几人，如何发落开释，挂牌公示；
四、倘有差役锁押无辜的，准许被锁拿的人指名控告，胆敢玩法的，立即处以重刑。
为了杜绝差役借机勒索人犯和证人，我定下规矩，每次传唤人犯时，我都事先在一个秘档上进行登记：什么案情，因何事故，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证人是谁，派谁传唤，住址何处。再根据人证距城之远近，确定原差销票的时间。朔平府所辖五个地方，只有定远、朔州面积较大，其余三个县，幅员不过一二百里，最远的期限为三天，最多不超过四天，几十里远的期限两天，其余依次递减，城区附近或者城里的，则以几个时辰为限，超过了的，就要责打惩罚，目的就是不留给差役们多余的时间，他们敲诈勒索的勾当就难以得逞。
后来臬台将我的做法报告巡抚，巡抚申大人非常赞赏，命令臬司印发全省遵照执行。
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空库银四万多两，我曾开出清单面呈申巡抚。巡抚看了很不高兴，可是又没有给个说法，看样子是既没有办法代为弥缝，又不愿据实参办。原来锡纶与户部侍郎隆文是至戚，隆文曾再三嘱咐申巡抚关照锡纶。
接任的宁远通判查明事情后请求参劾锡纶。藩台庆林派我到锡纶家查抄家产。我到宁远后，看见门户萧条，孤儿寡妇哭成一团，心里也觉得很不好受。所抄没的衣物，多半也是破破烂烂，几乎值不了什么钱。锡纶为人昏庸，当年从哲成额那里接手时，就认下亏空两万多两；去年飞蝗入境，省城大小委员查办灭蝗的一批接一批，这些人“吃拿卡要”，开支也不小，再加上手下办事的人又暗里作梗，积累日重，也无怪其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关北人不讲什么伦理，父子夫妇，形同路人。常常有儿孙满堂，寡妇却再嫁的，离开时甚至头也不回，至于“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我仔细分析后出示劝谕，这些告示都是我亲自动笔，苦口婆心，深情若揭，廉耻道存，而人心不死。这里连年蝗灾旱灾频发，未必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惹怒上天。读书人中，行为悖谬的也很多，包娼窝匪，无所不为；名字虽然进了县学，行为却同猪狗没什么两样。我命令各州各县，专立一册：凡是读书人入县控告别人或者被人指控的，记录案由，以备查考；又命令教官随时化导。属员和幕友都认为我迂腐，并且说这些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改悔自新的，说我只不过是白费心力罢了。我说：“这地方寒苦特甚，所以无不见利而趋，这一点我难道不知道吗？可是，就算只有一个人改悔，也算一桩功德。我们不可以学那些目光短浅的俗吏啊。”
朔平府本是沙漠之地，从汉、唐到元、明，两千多年来干戈不息，白草黄沙，一望无际。直到雍正三年，巡抚诺岷才奏请设置郡县，建立学校。可是文风纰缪，绝无师承。整个朔平府连一座书院也没有，士子即使想读书也无处请教。我首倡捐出养廉银三百两，每年再捐三十两，与各位州县下属函商一起捐款。朔平府下属五个地方，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左云县令贾献珍，都回信说不愿捐款。无米难为炊，当然也就无从下手。我又与朔平府城里的绅贾商量，答应请示朝廷为他们叙功，才募得制钱几千贯，交给当地绅士办理，不让官吏经手。找到公廨一所，重新构造，半年后总算落成，命名为玉林书院。延请山长[2]，札派校监。又查出朔平府库房还有赃罚闲款一千多两，时间长了肯定不知所终，于是将这笔款子提归书院，贷给商人生息。再加上我每年捐出的三十两养廉银，作为师生伙食费用。
我又自制碑文一篇，大书深刻，立石于讲堂。书院的匾联碑文也都是我亲笔书写。大门横额是“玉林书院”。右玉县是朔平府治所在，原名玉林县，门上对联就用“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八字。讲堂对联是：“灵秀蕴山川，看此间岭复溪回，定生人物；科名关德行，愿多士金贞玉粹，不仅文章。”
最后说一下家里的事。五月初八日，黄夫人来到朔平府，并将大侄子全官也一同带来，全官已经12岁了，我请了郑子白教他读书。
八月，收到堂侄张云藻赴云南主持乡试的信，心里非常欣慰。云藻比我还年长一岁，性格宽缓不善营生，以前依靠岳父家里还能支持，自从盐务败坏后，岳父家道衰落，他也就渐渐不能支持。我科举及第后，云藻潦倒无依，在北京时就住在我家里，我供他饮食、教他读书有好几年。他去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今年到云南主持乡试大典，总算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张云藻还会在这本书中出现——因为他的死实在太离奇了。
[1]即“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
[2]“山长”，指清代书院的校长。
1838年道光十八年
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道光帝命各省将军、督抚与议。
九月，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缉获广东人邓然私运鸦片十三万余两，命广东。
十月，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
怪事处处有，太原特别多
政声初起
朔平府地广人稀，政务相对简单，需要知府亲自审理的案件并不多。不过今年春天，我倒是连续办了几个案子，虽然都很小，但现在人听起来可能还是挺新鲜的。
第一个案子——不敬字纸案。朔平府有一个卖再生纸的人，专门收捡各个衙门以及商户人家的字纸，经过高温化为纸浆，再碾轧成纸，将其中较细较白的卖给商户人家做账本稿件用，将较粗较黑的则卖给城中居民做手纸用，真是造孽啊——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怎么能这么糟蹋字纸呢？我于是派人把他抓了起来，枷号示众；并派人在街上各处悬挂专门回收字纸的箱子，安排人员按时焚化，通告下属州县照此办理。
用你们现在的观点看，这个人不仅不该罚，还得奖励。是的，时代在变，汉字已不再神秘，然而知识的高度普及，也带来文字的贬值以至于变质，孰对孰错，就让历史来证明吧！
第二个案子——贩卖老婆案。卖老婆、卖孩子，在朔平府司空见惯。朔平府有一个人，生性好赌，将家产输光了，就打算将老婆卖了再去赌，可是他的老婆——摊上这样一个人渣丈夫，当然没什么可留恋的——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就不想走。恰好这个买主就是我手下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将孩子带到府衙，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按照这个女子的身价赏赐了他，让这个妇人仍然回去和丈夫团聚，并且将她的丈夫安排在县衙上班，负责为衙役们做饭，不仅可以按月领取工资养活妻儿老小，还可以防止他游手好闲、惹是生非。
第三个案子犯事的是一个姓任的保正。古代农村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每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每十大保（也就是五百户）设一都保；都保的领导叫都保正，还有一个副保正。那时候家庭人口比较多，平均一户五个人，五百户人家大约两千五百人，保正大体上相当于现在乡长的职位。
这个“任乡长”专门为别人写休书，从中渔利。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家伙做的事实在太伤阴德，听说我要捉拿他，他就跑了。
今年，上级部门布置的工作也特别多。大的事情有以下三件。
第一件事是要求查实下属州县亏空数目、汇报秋收的收成、评鉴州县官员是否称职。
我遵照指令，调查了各州县的情况，发现情况很不妙。虽然现任各州县基本上没有大的亏空，但是前任遗留下来的亏空，每州每县都有。原来，雁门关以北地区，土地贫瘠，其中又以朔平府为最。如果年成好，朔平府下辖各州县收的钱粮还可以维持日常开销；如果遇到灾荒，各州县的地丁银（雍正帝继位后，实行地丁银制，把丁税即人头税平均摊入田赋中，田赋和人头税合二为一，称之为地丁银）以及各种钱粮，就都难以足额征收。而山西省每年的奏销，都是足额上报，从来没有因为百姓交不起粮而导致地方官被参劾的。地方官顾及自己的政绩，就往往剜肉补疮，借新债还旧债。
朔平府地方大多是盐碱地，丰少歉多，州县官员受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等到卸任时，老百姓拖欠的数额往往不足以抵消亏空，前后任就商议好，用今后的赋税逐年补上（谓之流摊），这样就导致没有哪一任官员不闹亏空。接任的官员如果不接受前任的亏空而将实际情况报告上级，大家就认为他是“不懂规矩”从而引起公愤。于是大家就都只得忍气吞声，照单接受。可是大多数的流摊，最后都流于空谈，对填补亏空没有多大作用，这就是历年亏欠的由来。
朔州的许知州，接手了前任邹知州的各项亏空，合计一万七千四百多两。据许知州说，从道光九年到道光十一年，共填补亏空将近一万两；从道光十二年起，朔州连年歉收，当年的钱粮尚且不能足额征收，哪里有余力填补前欠？今年年成中等，能够将钱粮税款收到六七成，就可以交代过去。
左云县的贾县令在县库管理上，很是小心谨慎，地方上的钱粮任务也不多，所以没有什么流摊的案底。
平鲁县地方之穷，是朔平府下辖各县之最。先前的县令汤参亏空正杂款项合计二千九百八十多两，请示分作十年流摊，一直到道光十九年期满。杨县令于去年四月从宋县令手里接任时，又增加了宋县令修理县衙房屋的银子共六百零三两的拖欠，杨县令请示将修理衙门的拖欠和没有流摊完的款项合起来，再作八年流摊。雁平道驳回了这个请示，要求仍按原来的年限流摊，不得延期。
代理右玉县县令的杜县令代理期限尚未结束，只剩前任刘县令垫付道光十年以前民众欠款一项，为数不少，需要核算。宁远厅前任同知锡纶亏欠的数目，已经参劾处理；现任通判齐克里诺布刚刚接任，应当还不致亏空。
至于说下属的知州、县令、同知乃至胥吏的品行如何，大致如下：朔州的许知州，很是老成，只是在任日久，下属和百姓对他的性格及行事风格，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失去了敬畏之心，以致有些工作推不动；左云县的贾县令性情耿直，深受百姓爱戴；平鲁县的杨县令，听讼审案，思路非常清晰；右玉县的杜县令，是第一次代理一县主官，工作还不是很熟悉；同知祥山不明事体，常犯糊涂；其余佐杂人员，也还没有被揭发举报的情形。
宁远厅的通判齐克里诺布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曾经在萨拉齐（今呼和浩特）任通判，声名狼藉，被当时的地方主官昇寅将军参劾撤职。因为昇寅将军原来的参劾非常严重，并且将齐克里诺布的绰号“齐搂儿”也一并写入了奏章，齐克里诺布一时难以复职，在省城闲居了三年。巡抚申启贤家和齐克里诺布家素有往来，申巡抚的夫人在京城里也和齐克里诺布家族中的一个子爵往来密切，所以申巡抚就代齐克里诺布上奏平反，撤销了原来的处罚，而另外补授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旧习不改而且性情凶暴，宁远厅又属于我的管辖范围，和他共事，总是让人心惊胆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