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军虽然被困，仍然经常施放冷枪，我站在帐前远看的时候，有一个三盟来的卫兵就对我说：“这里不安全，大人您最好坐在地上，以免意外。”我刚坐下，一颗子弹飞来，击穿了卫士的帽子。我笑着对卫士说：“有好心者，必有好报。军旅之中，报应就是这么快。”
据来投降的贼军说，庄子中遍地都是水，只剩两三丈见方的干燥地方，是李开芳支床的地方。其它的贼军都栖息在泥水之中。庄里的稻谷和小麦还有两囤，火药还有几竹篓。稻谷和小麦没有地方可以碾和舂，有粮食也没法吃。
大营里面原来有炮弹，是前任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造。炮弹里面装有火药，是一枚空心西瓜大的铁球，铁球里面装有铁片和毒药。如果炮弹射入贼营，落在地上就可爆炸，一次就可以炸死几百人；只是炸起来没有准头，有时候不等飞到贼营就落了下来，有时候落进了贼营又不炸，常常白白浪费火药无数。前几天，炮弹射出后，恰好落在群贼居住的屋中，里面还藏有几篓火药，顿时爆炸声响成一片，贼军死伤无数。贼匪见形势一天比一天危险，投降的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多。
据说，庄子中已经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饮水者皆染病而死。大家很奇怪，既然到处是水，为什么无水可饮？投降的人说：“虽然到处是水，但又脏又臭，还有蛆虫在爬，人马的屎和尿都泡在水里，风吹日晒，人喝了必死无疑。”群贼的脚长期泡在水里，水已经涨到了膝盖，贼军大腿以下爬满了蛆，万无生理。贼首李开芳仍然发布文告，负隅顽抗。我对僧郡王说：“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难逃一死，所以困兽犹斗。再过三五天，我们就可以进庄捉鳖了”。
只是没想到，李开芳这家伙竟然先投降了！
我到前营向僧郡王道喜。他问：“您从哪里来的？”我答道：“从南镇赶过来的。”他说：“李开芳已经到了大营，不妨去看看。”僧郡王住的地方距离大营，还有三里多路。僧郡王又说：“投降的贼匪，我已派副都统曾庆和经额布监斩。今天天气炎热，大营那边一定臭不可闻。您且先去，我在这里还有些事情处理。”
我来到大营，李开芳坐在僧郡王帐篷内，看见我们进去，也还知道站起来致意。这个贼酋头上裹着花洋布毛巾，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紧袖小袄，下穿青色绉绸单裤，脚穿短袜和一双红色绣花鞋。他的脸色白中带黄，颧骨很高很瘦，双目向下，两鬓上各垂着一绺长发。张子班说：“看这家伙的形貌，怎么也不像造反的人。”我说：“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的狠毒，就好比枭和獍是食母的禽兽，它们的凶狠在于本性，而不是在外表。”
下午四时左右，僧郡王回到大营，派人将李开芳押进大帐，李开芳向僧郡王跪下，自称“小的”。僧郡王有意安慰他说：“本王既然准许你投降，就绝不会杀你。将来攻打江南，本王还要带你去立功——对于平定江南，你有什么主意没有？”李开芳说：“江南瓜镇各营，我可以代朝廷招降，如果一味依靠武力攻打，反而很难。”僧郡王称赞道：“你的主意很好。大将军惠亲王想见你一见。他见过之后，就会打发你回到我这里，你就可以随我南下。我想你在京城也不会耽误很久吧。”僧郡王说完，立即派张子班和培城还有经额布带领几百名马兵和步兵，押送匪首李开芳出发。
一起被押走的还有贼军中的几名大头目和李开芳的几名娈童；李开芳的伪天国地官正丞相的印章和平时戴的黄风帽一顶，也一并交给委员献给皇上。风帽红黄相间，白色绣花边，正面绣着“地官正丞相”五个字，他的娈童也都穿着短衣绣袄，其他的几个贼酋就都披头散发，像鬼一样。
僧郡王的意思是乘胜南下，直捣贼匪伪都金陵，可是惠亲王绵愉（嘉庆皇帝第五子，咸丰的叔叔）却敦促其回京复命后再南下。捷报奏明圣上，僧郡王由郡王晋封为亲王，其他官员也各有升赏不等。僧亲王定于二十一日从冯官屯启程回京，我前往送行。他对我说：“我已将大人您和总兵经额布的功劳，一并上奏皇上。两位都是地方大员，相信不久皇上就会有恩命的。”他回头又对西凌阿说：“一有好消息，马上告诉张大人。”
先前，我曾经几次恳求回籍，僧亲王都没有答应，求了别人去说，他还是不答应，我只好自己去求情。僧亲王当时正值酒后，一听到我说回籍，就挥泪大哭道：“我实在对不住先皇啊！眼下大难未平，难道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享受安逸的时候吗？张大人您在先皇时就已身受重恩，记得当年您入京陛见时，我在宫门外曾经亲眼目睹您的风采，现在您怎么因为一点挫折就想归隐养老呢？”
我说：“咸丰三年五月，我带兵在临洺关防堵贼军北犯，听说贼军进逼兰仪，直隶长垣危机，我立即带兵迎上去。那个时候，我的兼考去世，我想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礼，奏折递上后，却接到皇上谕旨，命令我等到直隶剿匪结束后再回家守制。现在两年已过，我却还不能严父墓前祭奠一场；而且，我在仪征的老家已经毁于战火，屋宇家什，荡然无存，兼慈寄住在乡下，每天倚门而望，盼我回去。现在，幸赖皇上天威，托亲王洪福，贼匪歼灭，大军凯旋班师，才敢把这点私情向您提出来啊。”说完，我也忍不住嚎啕大哭。僧亲王回应道：“我实在不知道老兄有这许多苦楚，也实在应该回去看一看啊。”
我继续耐心地等下去，两天后接到皇帝谕旨：“准许回籍。”我送走僧亲王后，想到自己在外多年，如果不回北京张罗张罗，拿什么回老家呢？于是就于二十三日从南郑起身回京。崇恩亲自来送行，对我说：“不久之后，我恐怕就会与老兄在京城相见了。”又说：“听说僧亲王已在皇上那里将我弹劾，改推荐张子班接替山东巡抚。”我说：“我倒没有听说过。不过，封疆大吏的任免，皇上自有主见，也未必就是一封折子能决定的。”
我走到赵北口，接到僧亲王通知，奉上谕：“已革布政使张集馨，着加恩赏给五品顶戴。钦此。”皇上的恩情天高地厚，赦免我的罪过，赐予我头衔，令我感愧无地。想当初桂良弹劾我，原是想置我于死地，没曾想到今天我还能重见天日，有幸归隐林下。以前读历代名臣传记，被奸臣陷害的大多终生流徙，没有机会改过自新。虽说日月之光不惧桀犬狂吠，仲尼之贤不怕叔孙之毁，可是颠沛流离，穷愁枯槁，那种凄惨也是可以想象的。和前代贤臣相比，我已经是够幸运了。虽然受到了小人的诬陷，但我终究毫发无损，真是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
探亲
五月初六，我回到京城。
京城的房子从建成迄今，我这个主人都还没有看过一眼。干戈扰我，猿鹤笑人，从此隐居蓬庐，不再过问人间之事了。从上房到照房，前后两进，无门相通，于是就开了个后门，改建了槅断，居然成了一个小小的阁子间。许滇生笑话我：“通达人必住通畅屋，收拾得让人赏心悦目。”我回应：“屋虽通，而人终究还是不通啊。”
近年来，虽然请了老师教兰儿读书，可实际上有名无实。老师旷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学生贪玩的心又重，我检查他学过的书，大半不能背诵。于是自己教了他几个月，让他临摹欧阳询的《醴泉帖》，并给他讲了明文《必自集》和唐诗。西边偏房又浅又窄，请匠人接了前后屋檐，才觉得宽敞了许多。我请滇翁为我题写了“时晴斋”的堂额；又请汪慕杜学士书写了刘长公的成句“两度登朝今结局，一身多疾老还乡”作为楹联。
家务粗定后，我决定秋冬时间回仪征老家一趟，因为兼考去世后，我还没有到他的坟前祭拜，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况且兼慈年岁已高，必须回家看望一下。我又想到回仪征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一时难以筹措，启程的日期一推再推。正在踌躇间，接到圣旨派我往江南大营向荣军中听侯差委——这一次是提督向荣要求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军中办事，精力疲敝，又没有粮饷可以领取，几年间到处借贷，赔进去了几千两银子。家中经济拮据，获悉这个消息后，阖家都惶惶不安。我对家人说：“这辈子是个劳碌命，不得安闲。”但是既然奉了圣旨，何况又是军事任命，推辞是万万不行的，只好暂且准备一番，以便择日启程。
冬月中旬，我和户部侍郎罗椒生结伴出京。经过山东，巡抚崇恩、布政使厉砚秋和都转陈弼夫等人各有馈赠。我在皇华馆住了几天，请了个轿子进山，到清江拜访河道总督杨以增（他接替少穆先生任陕西巡抚，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拜访杨帅时，他已经卧病不起，甚至都没有请我进去坐一坐。没过多久，杨帅就去世了，看来当时他的确病得很重，并不是托病不出。我经过淮安，同年何亦民请我小酌，并且邀上了同年高士魁作陪。
十二月初七，我到达扬州，看见城外瓦砾一片，真正成了所谓的“芜城”（扬州旧名）。初八早上，我雇了轿子回牛王营，走了大约三十里，碰上三弟带着两个侄子来迎接我，我们找到一个很破败的小店吃了午饭。冬天日子短，到起更时才到家。我拜见兼慈，见她的身体虽然很衰弱，但精神和饮食还不错，心中稍感宽慰。我准备好祭品和纸钱，到兼考墓前祭扫，又请了天宁寺的和尚念了三天经，放了一台焰口。
我进县城见了大哥松杉，他的身体还结实，只是近年来患了痰厥症（中医病症，多因痰盛气闭而引起四肢厥冷甚至昏厥），经常晕眩。嫂嫂和侄子都住在乡下冯庄，大哥一个人住在城里，只有一个贵州老仆负责洒水扫地做饭，大哥昏倒后常常无人照料，实在是让人担心。大哥性格孤僻，和嫂嫂反目已久，所以不肯回乡下居住，我劝了他很久，他也不以为然。
大哥、三弟、各位姐姐妹妹并各位亲族处，我都送上了一份薄礼。我被革职已近三年，不但没有进项，军营中还花费了几千两银子，所以，每处都只送了几十两或者十几两不等，自惭力量绵薄，不能使礼物更优厚一些。
兼慈派家人李福和刘万带着奴仆进京，接我的妾覃氏回南方，打算我以后久居仪征。
1856年咸丰六年
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破太平军于武昌，罗泽南中炮而亡。
六月，李秀成破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也于不久后自杀。
八月，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元气大伤。
十一月，湖北巡抚胡林翼收复武昌、汉阳。
咸丰像个“包打听”
最后的江南大营
正月二日，我到冯庄拜祭父亲和两位母亲。经过侄儿云藻住的村庄，时间已经将近正午，云藻却还没有起床。我走进他的房里，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靠近门的墙上有一扇小窗户，也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不透天光。云藻整天点着蜡烛孤坐，也不看书。日用饮食，比乡下的穷人都还要寒酸。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云藻由安徽按察使升任广西布政使。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解任回乡。云藻的近支亲族如鸿瑞、绪庄等都很不成器。鸿瑞不仅吸鸦片，而且逛窑子，挥霍无度，心术品行，一无是处。云藻一到家，就被他们讹去了五六千两银子。他们柴米油盐的开销，也都由云藻供应，但那些人还不满足，仍旧找了各种理由上门勒索。云藻的妻弟巴四，本是盐商的儿子，原本家境不错，云藻年幼丧父，便在他的岳父家里长大，他的岳父也就是巴四的舅舅。云藻当年受岳父照顾很多，后来巴四穷困后常常来找云藻借钱，云藻不敢不答应。
云藻只有一个儿子，在云藻赴广西任藩司时落水而死。另外就只剩下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云藻过继了介眉的一个儿子，但身患痨病，性情也不同常人，和云藻分开居住，而且终年都不与云藻夫妇往来。云藻骨肉乖薄，自己身又多病，把钱攒下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劝道：“你这是为谁做牛做马，要把自己克扣到这样的地步？”
云藻说：“我之所以没有儿子，是因为我做臬司时，担心死者含冤，凶徒漏网，杀人太多，造孽太重，因此绝嗣。”
我说：“如果论杀人，你有我杀的多吗？四川臬司，为各省刑名衙门之冠，除了就地正法的以外，光是每年秋审就有七八百起之多，杀人就如割草一样；况且我又带兵两年，剿捕逆匪，足迹遍及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我问心无愧，秉公执法，就不担心有冤死的人。我的儿子兆兰，不也是一天天长大，读书也很有希望，这又怎么说呢？”
云藻不能答。
我坐一个时辰左右，告别回村。云藻又叮嘱我再去看他，我告诉他正月初九我就起身赴江南大营，动身前一定再去看他，不料竟成永别。
正月初六日，我再次祭拜祖先坟墓，并禀报祖先，我又将远行。然后我写信给六合县的姜士彬，让他到村里来，收拾之后和我同往。姜士彬是我在任河南臬司时，由琦相荐来处理文书的，后来跟着我到大营。丰县一役告捷以后，由我保举县丞。去年和我一起从京城回来，现在又恳求和我一起同往江南大营，希望能立下些许功劳后，弄个一官半职。他不知道我已无意仕途，就是此番去江南大营，也不过敷衍圣意而已，哪里还有什么进取之心？
初九日一早，我叩别兼慈。下午两点左右，从扬州码头上船。包美东、张柏庭在船上相候。包美东说，有一个叫董云卿的，看相很有一套，人称“董神仙”，已从东州请来了，留我小住一两天，让神仙帮我看看此去江南大营气运如何。我一向不太相信这些人，但他盛情难却，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当天晚上，我们上岸来，到张柏庭的米店小饮。
第二天，下起了大雪，到午后雪才渐渐住了。包美东又邀我上岸晚酌，并从城里请了个人来说书，聊以佐酒。包八鬼也来和我们一起饮酒。散席后，我对美东说：“明日一定要开船了，来不及等神仙了。”
晚上我回到船上，碰到二侄锡祖带着一家人去杭州，船只和我们的船并排着。他告诉我，云藻已经去世了。我为之恻然良久。
我们开船到江口，却一连几天遇上北风呼啸，不能出发。十四日早晨起来，我听到岸上有人说话，询问哪是我们的船，一看，竟然是张柏庭的仆人！他说主人已经带着董神仙来了。我急忙邀到船上，摆酒款待。
据董神仙说，我们家的新坟，左边圹低，必须培高。我又请他为邵夫人择地上葬，写信告诉锡绶照办。董神仙又为船上各位看相，说我没有归隐田园的福分，将来恐怕还要执掌文墨，官职也会更进一步。他又为船上的仆人看相，没有不中的。
董神仙看见姜士彬就说：“我以前的话灵验了吧？”原来姜士彬二十岁时在金陵读书，见董相士在汪典商家做门客。董相士对他说：“你命里只有两个儿子。”当时姜士彬还没有结婚。两人并坐在一木凳上，姜士彬又问功名如何？董相士让姜士彬指一个物件，姜拍了拍木凳。董相士说：“你的功名不太顺利，将来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最后又说：“我就要走了，汪典商现在虽然富有，但我看出他是不能善终的。现在他衰气已现，不能挽回了。”
董神仙对姜士彬说：“当年我和您分别时，曾说二十年后水边相会。现在刚好二十年，而这黄家桥，近在江口，不正是水边吗？”又问姜现在有几个儿子？姜说：“本来有四个儿子，现在已夭折了两个。”董说：“这两个儿子，可以永葆无恙。”
汪典商后来捐了同知，还没有候到缺就死了，家道萧条，一蹶不振。我问董相士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人。可是姜士彬说：“二十年前，我也问他的籍贯，他却说是福建人。相隔二十年，他的容貌却一点没改，也算稀奇啊！”
送张、董二公走后，我们就开船渡江，风帆顺利，一会儿就走了一百余里。我们到常州换船，又下起了大雪。
两江总督怡良住在常州，因为是福建时的老上司，于是我特地前往谒见。怡良对我说：“向荣军中的粮台，原是都转彭云墀管理，听说有几千万两银子拢不了账，彭想推脱，所以请求向荣奏调您去，准备把这笔糊涂账推给您。您这次去，一定不能接手粮台，这可是遗祸子孙的事啊！”我说：“上次带兵在临洺关被参劾，总督桂良虽然奏称我浪费国帑，可是等到清查时，发现我并没有支用一两一钱。银两账目，我一律不经手，分派委员支放各种款项，除兵勇口粮军装火药外，也没有其他事项。”怡良说：“钱粮的事，总以不经手为好。”
怡良又说：“邓廷桢先生的公子邓尔晋，来我这里求我写封信推荐他到军中，我因为与向荣没有什么交往，就没有写信，我已告知他等您来了，将这事托付给您。我看这个人，也没什么才能，之所以急于投军报效，也未必不是贪图功名。您见到他后，就说我已经拜托您了，如果您用不上，就婉言谢绝好了。”我想，怡良真正是老奸巨猾啊！自己做好人，却让我做恶人。后来我见到邓尔晋，也就毫不客气地将怡良的原话告诉他。怡良既然不为我着想，我又何必替他隐瞒呢？
知府赵振祚来拜访，说起办府城团练的情形，我听了他说话，就知道此公对办团练完全是外行。我在路上看他们招募的乡勇，有很多人身穿长衫，脚踏一双木屐，手里还拿着一根长杆烟筒，甚至还有人戴着一副眼镜。这种市井游民，指望他们御侮折冲摧坚陷阵，可能吗？江南人文之地，文事有余，武备不足，办团练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我到江南大营谒见向帅，向帅对我就像老朋友一样。坐定后，向帅对我说：“彭云墀辛苦已数年，我想麻烦您担任军中粮台一职，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答说：“先前在独流时，胜帅奏派我任粮台，奉旨不准我管事。您现在如果再提此事，这不是明显违背前头的旨意吗？”
向帅营中的文案被保举到直隶州任职，现在的张小搓负责奏折事务。此外还有几个帮办，负责营务处的是知府陈景曾和副将李景泰。我也都一一拜访了他们。
天色将晚，我下山到孝陵卫寓所居住。向帅扎营在钟山脚下，与金陵城相隔五里；前支帐篷，后架土屋，文案、营务处的官员，也因帐篷破烂，不愿再制，都支木为庐，以供栖止。木房子里琴书满架，院里栽了花草，也算楚楚有致，一点也不像军营，这些房子都紧挨着向帅营帐，距离孝陵卫三里。我住的寓所很宽敞，铺垫虽然很朴素，但很整洁，和在胜帅营中的相比，那当然是好过很多。向帅派我任翼长，和将军福兴共事。我又听向帅与粮台商议，命令每月筹款四百两银子作为我的薪水和车马费，可以说是想得非常周到。
向帅和我在四川时共过事，很合得来，所以相别六年后，还能这样殷勤周到，并没有因为自己显达而换一种脸色对我。
孝陵卫街市是兵勇聚集的地方，又是做买卖的集市，几乎无物不备。很多兵勇与本地居民结为婚姻，生有子女，这些人也就各怀家室之念。那些没有家室的，就雇了土娼在帐篷里轮流奸宿，因为争风吃醋而打了起来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被向帅知道了，当时就斩了几个人，又将被雇来的土娼枭首后挂到营外示众；可是这些人仍然恬不畏法，白天就在田里假装种地，夜里就入街进账，奸宿如常。贼有固志，兵无斗心，我军克复金陵，恐怕遥遥无期了。况且江北诸营，如德兴阿疲软无能，畏贼如虎；雷以诚抽厘肥己，掘藏营私，不一而足。
向帅因病侵扰，已经有两年不下山了，因为我来了，才下山到我的寓所回拜，同事们闻讯都感到非常惊奇。我听说花山一带，常有贼兵游弋。丹徒失陷后，沿途一带，都有贼兵出没。南京城外有宁国寺，本来是金陵八景之一，因为有贼兵窜扰，再加上兵勇驻扎其中，几万株古松全被砍完了，其余宝山胜刹，也被破坏殆尽。只有一座长干塔，还巍然独存。
听士兵们说，每天晚上夜幕降临后，向帅都看到很多又像老鼠又像狐狸的怪物，千百成群，在营帐中打闹不息，他为此常常夜不能寐，身体也渐渐垮下来。他到宁国寺拈香上匾，焚疏祈祷，有时也会安静几天，但不久后就骚扰如常。我想这是向帅血气衰弱的征兆，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那些讨好他的人却说，这是饥狐乞食，无关凶吉。
向帅营中的潮州兵勇，最是凶恶，比盗贼还坏。去年因粮饷不继，向帅奉旨汰裁那些不得力的兵勇，潮州兵勇竟然手持长矛闯入向帅帐中，朝着向帅的胸口刺过来。幸好向帅武艺不错，将矛接住，用力一脚，将潮州兵勇踢倒，用矛刺死一个。卫兵闻声赶来，砍杀数人，这伙凶徒才逃跑了。粮台彭云墀因为翻墙逃走而免于一劫，粮台小委员则被乱军砍死；因为不知主凶是谁，这事也只好不了了之。向帅派我充当翼长，陈景曾说：“翼长必须有几百兵，才可以保证安全。”我知道用兵日久，粮饷艰难，将懦兵骄，已成痼疾，只要稍加整顿，就会有倒戈相向的大祸；可是如果对他们的凶暴听之任之，那也一样会生出事端。向帅尚且没有办法，我又怎敢招惹他们？
那些贪图在营的，只有两个目的：要么是热衷功名，希图进取；要么是打算虚报冒领，狠捞一笔。我是劫后余生的人，家室几次被毁，又怎敢存此念头？况且兼慈一再叮嘱我回乡，我哪还有进取的心思？于是和向帅商量，请求让我回乡养病。向帅见挽留不住我，只好允准。我于是乘舆而返，将姜士彬和邓在晋两人托付给粮台委员，自己毅然归去。
临走时，我问向帅：“您将我招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向帅说：“我是为国家爱惜人才，没想到您却一心归隐林泉。”我说：“实在是辜负了您的厚望啊！”向帅说：“既然您心意已决，我也不敢勉强。”我说：“我到家后，只要您一声召唤，仍然可以买舟相访。”向帅又说：“那是一定不会有的，我也不敢存此奢望。”
二月十三日，我从孝陵卫起身，到溧水上船，经过常州到丹阳又换船过江，在江口阻风三天。十八日风向微转，我赶紧飞渡过江，晚上到壁虎桥，水势顺畅。十九日到达扬州，河下船只很少，还有很多逃难的人。二十日午后，我回到家中。当天正是三弟新婚妻子的生日，亲友在室，兼慈听说我回来了，更是喜上眉梢。
忽然得到消息，说是江南大营被贼军攻陷，向帅退到丹阳，人心惶惶。向帅与贼相持将近四年，仍然不免一败。向营全部兵力不足二万人，又要兼顾芜湖、东坝、秣陵关等处，留在大营的只有几千人，请求援兵是一定不可能的，招勇又没有军饷。贼军探知虚实，倾巢攻击，轮战不退，兵勇昼夜抵御，终于不支，全营沦陷。向帅节节退守，直至丹阳，才算停下来。张国梁殿后，幸好没有全军覆没。而粮台、文案全部都失踪了，随营委员也颇有死伤。这时距离我离开大营，仅仅几天。向帅遭此大创，愤急病发，觉得自己英名扫地，辜负了皇上的重托，不久就病逝于军中。
我既为向帅感到惋惜，同时也暗自庆幸，如果我晚走几天，说不定这一百多斤的身躯就报销给皇上了。
扬州城陷
二十三日，我听说瓜州贼军滋扰地方。将军托明阿、德兴阿和雷以诚都是庸才，根本就没有能力剿贼；直隶总兵李致和尤其贪生怕死，只有总兵毛三元，还算勇敢，成为百姓的依靠。我在东圩的新庄子被贼军占据很久了，佃户也不敢来耕种，听说是贼来则逃、贼去则返，没有安枕的日子。晚上我又听说扬州城陷，知府殉难。贼军没有破城之前，有很多乞丐涌进城中，城中的官民也不甚留意，贼军到后，这些乞丐就成了内应，乡勇也倒戈了。
扬城被攻陷后，人心慌张，牵牛担负者由东往西络绎不绝。我见形势紧张，就事先命令扎好数乘竹椅，安排人夫扛抬妇女老人和小孩，以备仓促间可以逃跑。我和三弟将田契、房契拿出来，用布捆扎好；又将陪嫁七妹的田契，送到妹夫程湛华家里。当时庄里正建造后面的照房，木匠瓦匠很多，我让他们停工，就住在庄上，以助声势；并让人通知江庄各佃户打扫屋宇，以备万一。
二十四日早，我正在田头徘徊，看见直隶的逃兵纷纷向北逃跑，询问后才知道仪征已于早晨沦陷。于是我就用小轿将老母送到江庄，让姨太太和三弟媳、七妹八妹她们乘坐竹椅随同前往。我又告诉佣人，将米薪油烛以及各人随身衣服铺盖陆续运过去，仆妇一律同行。我和三弟还有几位邻居暂时留下。
晚上，远远看见城南火光冲天，妇女奔逃，整夜不息。我在书房假寐，到四更时三弟喊我起来，我们一起走出大门。只见东面人影憧憧，并有旗帜器械晃动，他们在询问路人哪里是通往六合的大路。我命地保前去打听，说是潮州兵勇在寻找张国梁。可是张国梁在江南，而他们却来江北寻找，真是奇怪，而且我听他们说话，多半是湖广的口音，会不会是攻破仪征的扬州贼军来村里打探路径呢？我还听说在许召存庄上，贼军以问路为由，用刀背连砍多人，魏瀛跑得快才幸免于难。仔细核对这些情节，更觉这些人可疑。我命地保带着他们顺着大路行走，不让他们进庄：又让家人将后门的钥匙拔去，这样贼军万一闯进大门，我们还可以从后门逃走。
天亮后，大家饱餐一顿，又派人到江庄问候兼慈上一夜是否安宁。
薛家的第二个外甥来到庄上，说他的母亲走了一夜，现在困卧在松园，让我马上做饭送过去。我说：“家人都已走了，没有人做饭。”于是用布袋装了一斗多炒米，又拿了几把黄虀，交给薛甥的随从，又拿出几千文钱，催他快点赶去。薛甥说肚子饿得厉害，先吃了一大碗炒米，才往回赶去。
瞿家一个叫四麻的叔叔想来我这里借住，我说：“我等尚且要走，您就不用来了。”我让三弟先往江庄，等坐骑回来后，我再过去，这里距牛王营只有六里路。晌午后，我让马夫王三引路来到江庄。佃户的屋里污秽不堪，地窄人多，于是又挪到另一屋中，作为栖身之地。
二更后，牛王营的木匠瓦匠带着斧子凿子，纷纷来到庄上躲避。据说裁缝张八已被贼匪杀了。张八的房子，和我家相距只有半里路。不一会儿，木工头吕司务和同事朱三也来了，说贼军已经进庄，所以各自逃生。四更多，家人孟铁、小余也到了，说他们两人伏在麦田里，才没有被贼军找到。我想贼军既已进庄，距这里才六里，风驰电掣转瞬即至。老母亲年近八旬，颤颤巍巍，受不得惊吓，就请她上轿先走，到铁坝头庄屋暂避比较好。其余的妇弱，有的坐竹椅，有的骑驴，三弟和我也各骑一头驴。家人孟铁和顺儿执刀相随，到天快亮时，我们已到铁坝，于是命令佃妇煮粥供食，张全等随后也到了。
我们得知贼军并没有到牛王营，房子也没有被破坏。贼军走到十二里坨，距我家八里的地方，命令一个卖菜的小贩带路寻找我住的庄子。兼慈素日在乡里对待穷苦小民极为优厚，小贩感念我母亲的恩德，假装引路，而在中途逃脱了，所以贼军迷路了，没能找到我家庄上。杀张八的，乃是本地土匪寻仇，并非长毛。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四乡都有火光，巴祠也被焚毁了。土匪、长毛，交相为害。我预先雇了轿夫十二名，每人每日给工价二百文，供应早晚两餐，无论行住都一样。谢家集距铁坝仅四五里，已发现有贼军踪迹，看来铁坝也不安稳。
二十八日晚，村里锣声大振，人声鼎沸。我将庄门紧闭，自己带着佃户仆役、轿夫约五六十人，伏在村边，将大绳点燃。我们有手枪四把，我命孟铁等将子弹装足，只要看见贼军进庄，就开枪轰击，并且大声鼓噪。黑夜中贼军不知我们虚实，一定不敢逞威。后来听到喊声渐定，于是我们收队而归。
铁坝既难安枕，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有一个已经离开的打杂仆役叫吴荣，是谢家集人，说他有个姐姐住在玉兴集乡，可以到那里借住。当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派他前往说定。初二，我们就从铁坝头陆续转移。我到庄内察看形势，发现这个庄子紧靠大道，牵牛负子者多如蚂蚁，而庄前的场子上到处都是人——这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走进屋子，有人对房主说：“怎么能让这个人住在这里呢？这个人名声在外，会给我们村带来灾难的。”原来他们认为我做过多地的地方官，担心招引匪徒入庄窥伺，以致累及村邻。我告诉他们：“大家不用担心，我只有几件随身衣服，不至于让匪徒见财起心。”
初三早晨起来，我亲自勘察屋子前后的路径，看见一块大石头，我让小余登上去，看山后是什么地方，如果严密，等贼匪到时，就可将老母先抬过山，其他人尚可步行。可惜山后也是一条大路，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这就更危险。
三弟的岳父家魏家，派家人来看望我们。我问他们这段时间住在何处？据魏家仆人说，他们在僧道桥住过几年，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离这里九十里。我当即拿钱让他前去雇船，一面令吴荣雇小车十余辆，加上几只驴子，也足够搬送的。初四日，我们从玉兴集起身，晚上抵达码头，一共有三只小船。离贼军渐渐远了，我们身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北门米行的谢某和我大哥一向交好，被贼军虏去了几天，贼军可怜他老病，将他放了。谢在贼军中听他们议论；说我曾在直隶带兵，随同灭贼，是他们的仇人。贼军在三月二十五日从十二里坨赴牛王营，而我已于二十四日将全家搬到江庄；贼军二十六日赶到江庄，大哥躲在麦田里得以幸免，而我已于二十五日夜晚到了铁坝；等到贼军于二十八、二十九日骚扰谢家集、玉兴集，我已定计再迁；贼军于四月初二日到铁坝庄打探，我已转移到天长界了。后来贼军知道我已走远就不再追了。我之所以能逃脱此难，是因为我不惜小费，事先雇下十二名轿夫，不至于临时掣肘。佃户们见贼势逼近，各顾身家，也有很多主人呼应不灵的情况。在牛王营未起身前，本来派定佃户某某扛抬眷属，临走时他竟自己躲起来了，如果遇到贼军，就更不能指望他了。同乡中有人将衣物寄存在佃户家者，竟被佃户侵吞了，假说被土匪抢走，主人也无法深究。
云藻死后，因为地里庄稼还没有收获，暂时停柩在山脚，贼兵窜到李家庄，拿刀挟持村里的妇女，强迫她们指出停柩的地方，掘开棺材，割下云藻的头，扬长而去。村里谣言四起：有人说云藻在广西曾惩办杨秀清；有人说云藻得了逆匪贿赂，故意放走首恶，以致自首的贼人被杀，现在来报仇。种种说法荒诞无稽，也不可考证。只是贼人一定要找到停柩的地方，毁尸砍头，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做外官二十年，也不是没有补过优缺，而宦囊积蓄，至今寥寥。云藻做外吏不足十年，任霸昌道时极为清苦，几乎是入不敷出；做安徽臬司三年，总计“三节两寿”的收入，也应该所存无多；而且他做广西藩司，时间并不长，何以归田时攒下那么多钱呢？虽说几次升调都没有进京，省下了各种应酬，可是怎么就有那么多钱了呢？云藻去世前，住在黑屋里三年，无异于自我幽禁，他自己刻苦不费一文，而供他人醉饱，儿子溺毙，妾又不贞。死后，银子和田产都被为鸿瑞、绪庄、巴四和继子瓜分，另外留下一笔钱作为女儿的嫁资。我一向相信善恶有报，但还是弄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如果云藻罪在前生，那么老天为什么给予他智慧，让他得中进士，并成为一省的藩司呢？如果云藻罪在今生，又不能指名恶迹。况且他平时为人性气平和，素称周到，应该不至于肆意妄为，以至于遭受天谴，先绝其嗣，再殁其身，妻亦随亡，女殊孤苦，实在是奇怪啊！
我们几天都住在船上，兼慈因为船小板硬，摇摇晃晃不能入睡。于是就到杨家庄，找到几间茅屋，将老人家安顿下来，我暂住船上。弟妇的堂兄魏介眉，来庄上看望妹妹。他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他的婶娘告诉他，他妹妹被贼人抓去了。我说：“如果真的遇到贼匪，被抓走的肯定不止令妹一人，您这话实在让人不解。”魏又大声大气的说：“怎么让我妹妹住这种地方呢？”我告诉他：“避乱侨居，还会有高堂大厦吗？这个地方，我的八旬老母尚可安居，令妹委屈一下又怎样呢？”由此看来，魏家衰败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大侄带着换姑来到庄上，二侄夫妇也来了，于是就在杨家房子的东边另找一个宅子居住。侄儿们不久就转移到僧道桥街上孙家宅子，把大嫂也接来同住。我的妾侍谭氏从京城回到仪征，我也上岸住到三谭庄谭姓屋里。谭氏与鸿甫侄儿是近亲，和我也算有点关系，他的房子比杨宅宽敞很多。
我七妹、八妹已经长大成人，可是婚期都未定。当此时艰，她们更应该早点成家，不能讲究的地方也只好将就了。两人嫁妆兼考在世时已经备办好，于是就选定六月十一日，让三弟姨太太带着七妹回牛王营，送到程家。程家单寒，妹夫程湛华是丁亥举人，在乡下安分读书。
至于八妹，道光二十三年阮文达先生（即阮元）还在的时候，就有意和我们联姻，因为阮八世兄性情痴呆，兄弟几个也都不是能吃苦担责的人，我就坚定地拒绝了。没想到十年后，兼慈在扬州还是答应了，这也可以证明姻缘的确自有天定。妹夫是个秃头，并且性情颇愚，因为这门亲事是兼慈主张的，所以姨太太（八妹的亲生母亲）常有闲言。可是事情已成定局，八妹也在六月出嫁了。我也总算了却了七妹和八妹的这两桩人生大事。至于她们将来幸福与否，那就是她们两人的命了。
本地官员赋税之外常常另外摊派捐输，几乎每年都有。有亩捐，即按亩派捐；有指捐，就是指定张三捐多少李四捐多少。仪征人烟稠密土匪众多，县令也是更换无常，每次新官到任，一定指捐一次。几年来所捐的银子不在少数，至于这笔钱捐了之后，县里怎么用的，那就不知道了，也不见这些父母官对我们有任何奖励。民力几何，怎能承受这种盘剥？
我家除了几亩薄田外，没有其它进项，自从兼考去世后，每年入不敷出。三弟听说又要捐款，深以为苦，提出和我分家——家产的规模小了，捐款也能少些。我说：“你既然提出分家，我也不勉强，田地的肥沃与贫瘠，佃户的勤劳与懒惰，都凭三弟你分派，我没有任何意见。”
家产是这样分的：兼慈自己管理的田产，现归三弟收管，将来作为兼慈的祭田；庶母管理的田产，也归三弟经营，将来作为三弟自己的田产。因为三弟是庶母所生，和我没有关系。还有一处孙家抵押的田产，也归三弟管照，也算是兼考的祭田。家里的田产，牛王营一处是我的亲生父亲留给我的，当然归我所有。铁坝头、田家茔的田产是我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让三弟也拿来平分，而不要说是我的私产。只有周家坡一处，我的亲生父亲、黄夫人、邵夫人都葬在那里，当年购置这块田，也是邵夫人和王氏变卖首饰共同买下的，里面也有兼慈和庶母的私房钱在内，我让三弟将这份产业分给我，作为三座坟墓的祭扫费用，至于庶母出的那一部分钱，单独划出由我归还。兼慈命令在我的田产里，每年拿出一些钱作为孝敬，我让大侄每节呈送五十两，一年共一百五十两。兼慈又命提出一份产业给长孙兰儿。我说兰儿并无兄弟，我的家产都是他的，也就不必单独分一份了。
我先前在临洺关及长垣带兵时，其间兵勇口粮支用的这笔账，桂良一定要我具名报销——他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当年他拿这个来诬陷过我，现在用这来堵悠悠之口罢了。他发公文到向帅和总督怡良处，之后公文转到仪征本邑。我阅后当即回复，赶紧收拾行李，赴保定核算。实际上，当年的钱粮账目都不是我经手，只是既然此事关系到军队粮饷，又奉札饬，不敢推诿，担心桂良又借此生事。
年轻皇上的召见
七月二十四日，我从三谭庄起身，到僧道桥上船，从外湖行走，一路顺风，三天就到了清江。只是天气酷热难耐，到王家茔史行家里小住几日，于八月初四日再上路。因为带的盘缠不够，我就将书箱交给史行，顺便托人带往北京。我在沂州府雇轿，到齐河出山。河南北岸铜瓦箱黄河决口后，直冲东昌，大清河桥冲断，黄河灌注，直到齐河县城下。禹城附近各县成为一片泽国，来往的行旅都不得不从齐河横渡黄河。从齐河到禹城没有陆路，近村农民只好用小舟济渡，计程九十里，要价非常高昂。我在齐河南店住了两天，命令戈什杨保安拿着名帖到齐河县署，请求派差人协同觅船，许诺给予重赏，才找到了七八只小船，将车子拆了分装在船上。凌晨一点左右，我们从南往北渡，幸好一切顺利。我们又坐车十五里到隔水难行的地方，再次上船，水深处有几丈，水浅处没过脚髁，后面用人推，前面用人拉，一路都在田园果木林中游泳。傍晚终于到达禹城，但驿馆距城很远。晚上十二点左右，我们又到禹城桥，人困马乏。不过我们从此渐渐进入直隶境内，道路干燥，按驿站逐步前行。
八月底，我到达北京。据家人说，保定可以不去了。于是我写信给藩台钱香士，说明原委，但因为担心桂良再逞淫威，不敢说不去保定。我本是称病回家，所以抵京后就闭门谢客，每天住在时晴斋，读书自娱。闲暇时我便和儿子的老师林远村学士讨论笔墨，真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
九月二十七日，我和林远村闲谈时，忽然接到圣旨，被赏予四品顶戴，署理甘肃藩司。对于仕途，我早已心灰意冷，根本就不想再出山，攘臂下车，也不过是徒增笑柄。于是请许滇生来，商量接不接受任命。我的意思是以不出山为好，而许滇生又不肯替我拿主意。我托许滇生顺便问问那些朝中大臣，是否可以称病不就任？许滇生说：“甘肃的藩司难做，皇上是知道的。皇上钦点您出任，您直接拒绝，恐怕不好。况且在这国运艰难的时刻，谁肯求进？但是就算为自己打算，也得小心，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朝中大臣们都认为您不接受不行，看来您还不能缮刀而藏啊。”我说：“让我再仔细想想，再做决定。”
十月初一早晨起来，我到观音菩萨前请求神示，签语很吉利，有“枯木逢春”的意思；用《灵棋经》占卜，其语也很吉利，我这才决定出山。
初二，我托焦祐瀛章京代具奏稿、开具履历。初三，我亲赴宫门谢恩。早上八点左右我在养心殿蒙皇上召见，照例免冠叩谢。
“你几时到京城的？”皇上问。
“上个月月底。”我答道。
“你从哪里来的？”
“从原籍仪征来的。”
“贼军攻破仪征时，你在哪里？”
“臣家本住县城，三年前贼军第一次破城，我家的房屋被贼军烧毁，于是就迁到乡下，建房暂住。今年贼军到乡下滋扰，我奉着老母逐渐迁移。”
“你家里有没有人员伤亡？”
“托皇上洪福，家人都事先躲开了，没有损伤。”
“你腿上的病好了吗？”
“臣这只腿恐怕好不了的。”
“为什么？”
“臣腿受伤时是在冬月，营中没有良医，又没有药草。臣年近六十，精力日衰，所以一时难以痊愈；而且不仅是腿疾，近来又添了头眩心跳的症状，思维也大不如前，所以我才不敢俯伏宫门，求皇上赏赐差使。”
“你是怎么坠马受伤的？”
“臣素不善骑，可是军中督队又非骑马不可。那天督队时，我骑的是一匹生马，未经战阵，逆匪摇旗呐喊，马匹受惊奔跑，臣控制不住，于是坠马，还让那个畜生踩了一脚，抬回帐房后就不能带队了。后来经胜保奏明，就近到山东省城调理，蒙恩谕准。”
“你上次从遣戍军台到我任命你做河南臬司有几个月？”
“在军台五个月，即蒙恩旨。”
“我记得你未到河南，就升任直隶藩司，是吧”！
“在河南臬司任上做了一个月，蒙圣恩补授直隶藩司。”
“你刚到直隶的时候，还是讷尔经额任直隶总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