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你几时带兵到临洺关的，又是几时到庙工的？”
“臣于咸丰三年四月，从保定开往临洺关驻扎。五月十三日，因长垣县告警，与逆匪相隔一河，形势危急。臣因畿辅重地，恐有疏虞，一面奏明，一面带兵迎击。因长垣县无隘可扼，于是我前进至河南庙工，临河扼守。六月十八日，贼军渡黄河直扑陈桥渡口，臣派参将额尔精额和游击穆隆阿开炮轰击，生擒贼军头目莫应扬等五十多人，就近交河南审明正法，这些都奏明在案。八月臣奉旨回直隶防堵。二十日行军到大名，臣接奉谕寄，命臣带兵到深州堵击。臣探知逆匪已窜往天津，请旨何往？奉朱批：‘随时进剿，可以出境作战。’我于是带兵到静海县唐官屯。九月，总督桂良用八百里加急来文，奏调臣星夜回省城，并派兵迎接。臣走到河间府，胜保怪臣擅自回省城。臣一面禀明胜保，一面禀知桂良。二十七日，臣走到保定府二十里铺，桂良令臣将原队带回，仍从原路行走。臣因旱路迂回曲折，从省河至天津，下水四日，即可到天津。为贪图路近，臣没有按照桂良所说的路线进兵，于是被参劾。这些都怪臣遇事拘泥，不会当差，以致惹皇上生气。臣实在该死，对不住皇上恩典。”
“你在胜保营中几年？”
“不足三年。”
“胜保打仗如何？”
“奋不顾身，很勇敢，调度也很得法。”
“有人说胜保不恤士卒，有这回事吗？”
“没这么严重，但他治军甚严，军中不能无怨。胜保每次督队时，有时贼军刚一交锋就撤退，有时命令冲击敌营而士兵不前，等到撤队回营，胜保就按名严惩，常有按军法从事的事情。白刃在前，谁肯向死，胜保这样做也是不得已。”
“胜保待人倨傲，即使是提督、总兵、都统也都不予赐坐，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军中都住帐篷，胜保是主将，帐中只有一个主座，旁边有几个小凳子，如果偶然入帐回话，或者传令进兵等事情，来不及延坐是常有的；如果是计议军务，会议太久，也会请大家坐下。而且军营规矩，从小将到提督、总兵、都统，即使品质相同，从不敢分庭抗礼，不这么做，就无以示威，而且会导致军令不肃；如果是新来的提督、总兵、都统，胜保也还挺尊重的。”
“有人说胜保营中唐花满屋，娇童林立，有这回事吗？”
“山东冬日并无唐花，即使是省城也无花窖，何况居住的帐篷，仅堪容膝，即使有唐花也无处可摆；至于胜保身边，只有二三个管文稿的家人，而且都是很大年纪了，其余在帐使唤的都是一般兵丁，没有看见什么娇童。”
“你代胜保写过折子吗？”
“在独流时，因文案委员没有到任，胜保令臣作过请饷的折片，未曾作过正折。”
“贼兵为什么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实力如何？”
“贼匪性情狡诈，常常伏匿不出，伺隙而动。如果认真交战，贼军肯定是抵御不住官军的。官军步伐整齐，很有纪律，贼兵终是乌合之众。”
“贼兵每据一处，就支搭木城，你见过吗？”
“贼兵在舒镇时所占据的辛庄，与臣的营帐以及崇恩的营帐紧对；贼兵窜往阜城，臣与崇恩进入辛庄搜捕余匪，见贼军战壕内用枣树建的鹿砦，约有二丈厚，用绳子缚住打桩固定，很结实。贼兵伏在砦内，只要官军越过壕沟就被击毙。砦内用从民间抢来的粗桌椅、橱柜之类，纵横交织，糊上土，枪炮也射不透；贼兵在墙上挖出大小方圆炮眼，眼虽大，可是官军子弹打不进去。”
“这又是为什么呢？”
“炮眼是斜开的，官军枪子即使打中墙眼，都被旁边的墙壁挡住了。贼军的奸谲，大体就是这样的。”
皇上见我跪奏很久了，就说：“今天就到这里吧，你过十天再递牌子。”我说：“是。”
我走出养心殿大门，碰见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他把我拉到太监值宿的屋子内，对我说：“甘肃的事情很难办，拖欠的军饷就有一千零七八十万之多；而且关口外的防兵又嗷嗷待哺，各省的协饷，任你怎么催，就是不见反应，这种困难的情形，皇上也知道。我劝你上去不要说不能胜任的话头。如此的官缺，几乎无人可以胜任，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说：“军饷不发，防兵必定攘夺回民，回民被扰，情急必然滋事。此时的朝廷，还经得起西边再起战事吗？”文庆说：“你说得很对，我也很为此担心！去年我曾上过一道条陈，可惜议而未行。”我说：“如有疏稿，可不可以借我一观？”文庆说：“改天找到了，再请您指正。只担心我这些书生见识，外间行不通啊。易棠这几年基本上是不管事，还不知道乐斌怎样？”我说：“我和乐制军未曾共事，只要能听进去话就行了！”
十三日，我再次进园。上午八点左右，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个人，论打仗，谁厉害些？”皇上问
“两人性情不同，对待将士不同，兵法运用也不同。”
“具体说呢？”
“胜保性急，僧格林沁性气平和。胜保待将士，虽然是有功必赏，但是言辞一向严厉，若出语不慎，未免让官兵难堪，所以招怨；僧格林沁和大小将士说话总是一副笑容，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营中对他又怕又爱。至于用兵，胜保固以智取，有时也以力胜，常在队上告谕将官说：“打仗就好比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虽然兵法是这么讲的，但遇到强敌难克时，士兵的伤亡就很大。每打一仗，从前线抬回的伤员总是络绎不绝；但是如果让他赢了一场仗，则其锋不可挡矣。僧格林沁爱惜士兵，见逆匪伏匿不出，于暗中伤害兵丁，常常心中不安，所以在城高处就只用水围，兵丁既无伤损，逆匪又无处可逃。”
“僧格林沁对士兵如此，那对待将官，自然也是从宽吧？”
“僧格林沁以法术驾驭将官，有时温语抚慰，有时招同饮食。将官也知道他的驾驭手段，所以不敢轻犯营规。将官被派差使时也加倍出力，唯恐对不住僧格林沁，又担心被他申饬，有伤颜面，所以营中军纪也很严明。”
“胜保打仗真的很勇敢吗？”
“勇不可言，比中下级军官都还要勇敢。”
“何以见得？”
“胜保打仗，虽然未必没有失误，可是他屹立不动，无人能及。比如说在临清清水镇劫营，军队误中贼计，全营步队溃散，胜保的官服官帽都丢了，帐篷也被焚毁了，只将关防一颗和皇上赏赐的佩刀抢了出来。当时胜保只有两千人的马队，而逆匪有几万人，呼声动地，胜保还能将逆匪在黑夜中冲回，贼匪竟不敢逼近。副都统常亮见贼势浩大，恐有挫败，请胜保暂退，等天明再图后举。胜保挥刀怒骂：‘我身为督兵大臣，只可进一寸死，断不退一寸生，敢有言退者斩！’常亮才不敢再请。又如胜保在高唐州三棵柳地方督队，枪炮如雨，胜保前进到距城仅一里的地方，臣就不能做到。”
“你不能做到，胜保何以能做到？”
“胜保系亲身督队，兵勇害怕矢石，每每躲藏；如果统帅退避，则兵勇更不出力。臣自左腿受伤后时常发作，不能骑马，而路上又不通车，难以前去。”
“这么危险，胜保怎么能不受伤呢？”
“胜保帽子上，屡有枪眼；他所以能不死，都是仰仗皇上的威灵与庇佑，恐怕这不关胜保之福命。”
“你以前在别省管过粮台吗？”
“在四川署藩司任内是，琦善剿捕中瞻对，臣办过后路粮台，不过两月就结束了。”
“你在胜保营内，管过粮台吗？”
“本来是河南候补知府马文铎管理粮台，他忽然得了重病，胜保就委派臣代理过三十多天。”
“你在营中带的是哪一省的兵？”
“直隶宣化镇古北口提标、通永镇督标我都带过。”
“你当时是从哪个省调往甘肃？”
“臣由贵州藩司调甘肃。”
“你没有到贵州上任吧？”
“是。”
“你今年五十几岁？”
“臣是庚申年出生的，今年五十七岁。”
“你在京城有住房吗？”
“有。”
“在哪里？”
“在西单牌楼。”
“什么胡同？”
“皮库胡同。”
“你有几个儿子？”
“就一个。”
“今年多大了？”
“十四岁。”
“有没有当差？”
“未曾当差。”
“你屋里有几个妾？”
“臣屋里只有一个伺候的人。”
“你明天再递牌子。”
“是。”
许滇生父子做东，在澄怀园请吃饭，约沈兆霖、单懋谦作陪，这两位也都是在翰林院时的同事。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来拜，说是有话说。彭蕴章说：“今年夏天，皇上问起世叔您在何处？我回答说您因为腿伤，不良于行，从江南大营向荣军中回籍养病。皇上说，他打算招您来京，给予三四品京堂。后来却不见降旨，事情就没有再提起。昨天因为陕甘总督易棠告病，皇上想起来空出一个藩司，没想到却是任命世叔您做甘肃藩司。这件事我们都未曾与闻，是皇上特简的，可见圣眷恩隆啊。”我说：还不都是中堂提挈。”彭又说：“昨天乌鲁木齐都统上奏催促拨发甘肃驻军的军饷，皇上说就算今年的拖欠了，去年的总该解去。世叔此去，一定要立出章程，每年应如何拨解。甘肃地方虽苦，幸好还没有战事。”
十四日，皇上仍在东暖阁召见我。
“你和向荣很熟吗？”
“臣在四川臬司任内，向荣是四川提督，同官省城，素来熟识。”
“有人说向荣不识字，赳赳武夫，大家都不敢接近，是吗？”
“向荣对臣说过，他早年入伍，幼年失学，所以识字不多。但这个人气味雅致，不似武夫，对下属也非常谦恭有礼。”
“向荣长得什么样子？”
“体瘦身长，右边脸面缺一块，有点驼背。”
“为什么脸会缺一块呢？”
“臣曾问过向荣，据他说，河南滑县教匪滋事时，向荣随杨遇春攻破道口镇，被贼兵削去半边脸，后来一直没有长好。”
“你是几时到向荣军中的？”
“去年九月，臣奉旨发往向荣军中办差，十一月到营。”
“你自然是办理奏折啰？”
“向荣营中有专门办理奏折的委员，但不是臣。”
“是谁？”
“是一个广西人，由营伍出身，现在已保举直隶知州，臣一时忘了他的名字，别人都喊他张小槎。”
“你在营中管什么事？”
“向荣派臣与福兴充当满汉翼长。”
“你看福兴其人如何？”
“福兴年纪不过三四十岁，正当壮年，身材魁伟。我虽然没有见他打过仗，据向荣对我说，他从湖北跟随向荣到江宁，身经百战，非常勇猛；只是人年轻，读书不多，不免有些骄气。臣看这个人，在将官中算是不错的了。”
“向荣怎么就病逝了呢？”
“向荣以一介武夫，受皇上重恩，负国家重任，与逆匪相持四年，不能扫穴擒渠，反被贼劫营挫败，他自己觉得对不住皇上。再加上老病之躯，受不了这种挫折，愤急而死。我听说，他死时，三军举哀。像这样的将才，一旦陨落，实在可惜。”
“唉！向荣营中得力的将官，自然也有不少吧？”
“据向荣说，有二十多人都可以独当一面，其中李鼎泰尤为著名。”
“李鼎泰是哪里人？现在做什么官？”
“李鼎泰是湖南镇筸镇兵丁，原任游击。现经怡良保奏，皇上已赏给副将衔。”
“你在向荣营中，自然见过张国梁？”
“见过两次。”
“同在一营，何以仅见两次？”
“向荣大营在钟山顶上，居高临下，与南京城紧对，相距五里。张国梁营在龙膊子上，充当前敌，与贼相距不到二里，张国梁轻易不敢离营。前敌营中经常有贼匪炮弹射来，所以其他人不敢去。”
“你们不敢去，张国梁怎么就敢在那里扎营呢？”
“张国梁终究是武将，并且久在行伍，听到炮声后善于躲闪。臣自腿伤后不能骑马，行动不便，所以张国梁到臣营中来，叮嘱臣一定不要去，他也知道知臣不善骑马。”
“张国梁气质自然更粗鲁吧？”
“张国梁本是贼匪投诚，而且长期在军中，没有经过礼乐熏陶，气质还来不及改变。”
“我听说张国梁好酒嗜色，你知道不？”
“臣在营中时也略有所闻。据臣愚见，这些人出身微贱，贪杯好色是其本性，只要他们肯出力杀贼，就是好将官。皇上博览群书，自然明白，自古驾驭将领，大约都是满足他的欲望然后再驾驭他，何愁他不卖命。这种人是不能用礼法来约束他的。”
“张国梁屡立战功，一定有过人之处吧？”
“我听向荣说，贼军中有个外号叫‘铁公鸡’的，凶悍无比。忽有一天，他用箭射来战书，约张国梁单打独斗决一雌雄，不准多带一人，如果不敢出战，以后请不要在军中混了。向荣不让张国梁出斗。张国梁认为贼将指名挑战，如果畏而不战，将来贼匪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到了张国梁与‘铁公鸡’对战之时，张国梁竟被‘铁公鸡’擒过马去。张国梁想总是活不成了，就在‘铁公鸡’马上抽出随身佩带的利刀，对着‘铁公鸡’大腿上一刀将他刺落马下，贼军大惊。张国梁从此威名远扬，贼军见到他的旗帜就跑。”
“‘铁公鸡’如此凶狠，为什么反被张国梁刺死呢？”
“臣亦问过向荣，据他说，张国梁被擒后，‘铁公鸡’洋洋得意，又见张国梁手中没有了兵器，也就不加防备，不料张国梁身有短刃，锋利无比，一刀毙命。张国梁亲兵八百人，每个人都挟带一把短刀，以备非常，都是张国梁传授的。”
“张国梁粗鲁，断不识字，自然不知兵法。你看他指挥打仗怎样？”
“张国梁打仗，臣未曾亲见。今年浦口危急，张国梁带兵来援，命令另外一位将军打着他的旗帜带着一群老弱兵丁在前面走，贼军见到旗帜，就放这些弱兵过去。张国梁却用精兵打着别人的旗帜走在后面。贼军以为张国梁的队伍已过，后队必可掩杀，不料后队才是真张国梁。贼军刚一交锋，张国梁免胄大呼，所带精兵无不一以当十，而前队的士兵也折回夹击，贼军最后死伤无数，浦口也终于解围。臣看他的调度，也很合机宜。这都是由于他久历戎行，所以指挥起来暗合兵法。”
“你见过托明阿么？”
“托明阿营在江北，臣随向荣在江南，未得相见。”
“你明天再递牌子。”
十五日，皇上在玉澜堂召见我。玉澜堂在万寿山，距离圆明园七里路，宫门外西边，有托托丞相庙。凌晨两点，我递上折子，在外朝房等候。七点左右，皇上骑马来到，进鹿角木后，大臣们都在右手侍立。我是外官，站在京官的后面，相隔几步，以示区别。皇上放松马缰，两旁顾盼。我最后站起来，先和许滇生、耿石农进去，在玉澜堂过道坐地等候，与寿山口紧对。一眼望去，遍山都是青皮古松，不下几百株，太湖石高低错落有致，群鸟飞翔，在树梢鸣叫，好似蓬莱仙境。我对滇生说：“这里是您常来的，对我来说，却好像来到了天宫。”滇生说：“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皇上迁移临幸处所，翰林院官员按惯例是不跟随的，今天是因为有事上奏，才到这里来。”
上午十点左右，终于轮到我了。
“你的五品顶戴是谁保奏的？”
“是僧格林沁。”
“你在军营日久，各省营兵，哪里的最精锐？”
“臣在胜保军营管理营务处，曾与各委员议论过，总要看他打仗才能定出强弱来。胜保营中，北路兵多以甘肃西宁，陕西河州、固原，直隶通永头起，正定镇头起，吉林头二起，黑龙江二起及五起，都很精悍，贼匪扑来，可以顶得住，枪法也都很准。”
“胜保在高唐，为什么旷日持久都不能克复呢？”
“逆匪靠城挖了三道壕沟，贼兵埋伏在里面，官军每次冲过沟，就被杀伤。白日挑战，贼匪就藏匿不出，官兵也无计可施。百般进攻，未能得手。去年九月初七日，本来已将城墙轰塌一片，兵勇蚁附而上，可惜都被杀伤。那天受伤的有七百多人，可以说是功亏一篑。此后又挖地道，也没有成功。”
“你在甘肃几年？”
“一年。”
“你看番子到底该打不该打？”
“臣以前因番案获罪，现在不敢回护。既然皇上垂问，臣也不敢不据实以对。”
“你且仔细说来。”
“汉民以耕凿为业，蒙古以游牧为生，至于番子则以抢劫杀人为事。皇上圣明，当然知道该打不该打。”
“这个案字是谁最先参奏的？”
“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
“番子既然如此为害地方，哈勒吉那又为什么参奏攻打番子的琦善呢？”
“番子由青海大臣专管，而由陕甘总督兼管，现在总督将番子剿捕杀尽，那么青海大臣平日管的什么事呢？假如皇上问起，哈勒吉那怎么回答呢？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哈勒吉那不得不倒行逆施，铤而走险，诿过于人。”
“那么萨迎阿又为什么要翻这个案？”
“萨迎阿往来西北，难道不知道番子为害，未必是他本人要翻这个案子。我听说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书绅。”
皇上听后，鼻子哼了一声。
“书绅说我们审案时，传话的翻译不可靠，他自己雇请了两名翻译，说是靠得住。究竟哪一个翻译才可靠，臣至今也没弄明白。萨迎阿不通番语，也是凭人传话。”
“这个案子你审过吗？”
“番子解到臬司衙门收审时，臬司约臣到他的衙门点名。后来臬司将案子督同委员审定，又约臣去过堂，臣过堂时，都是翻译传话，究竟翻译对番子说的是真是假么，臣也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处就在语言不通，其中的真实情况，臣也无从分析。”
“既然是臬司专管的刑名案件，你作为藩司，为什么也参加会审呢？”
“凡是上奏的案子，都要藩司和臬司一起商议上奏的文稿，如果藩司衙门有需要上奏的案子，臬司亦要会衔，只不过由哪个衙门主稿罢了。”
“此案还有什么人会审？”
“还有西宁道文桂及兰州的府、州、县官员。”
“哈勒吉那后来怎么样了？”
“告病回去了。”
“自然是混不下去？”
“皇上圣明。”
“这个人现在何处？”
“听说就住在京城里。”
“你见过他吗？”
“当年在陕甘时见过。”
“上次发去的德顺，交给你差委，后来怎么样？”
“德顺在营，狠打过几仗。有一次川楚逆匪滋事，德顺出兵，临阵时给人的感觉是很在行，可惜年纪太老。”
“我记得军务未完德顺就先回来了！”
“是的，德顺年过八十，栉风沐雨，为日已久，忽得疟疾，势甚深重，不能带兵。臣回明胜保，奏准回去。”
“你此番来京，见过他吗？”
“他是香山人，相隔较远，未曾见。”
“你明日再递牌子。”
十六日，我赴宫门伺候。太监传谕我二十日再递牌子。于是我就进城应酬去了。
十九日下园，听说圣躬已愈。二十日上午八点皇上召见了我。
“以前在甘肃清查，是你办的吗？”
“是。”
“你可曾办完？”
“办完出奏后，臣才交卸。”
“甘肃兵饷不足，各省拖欠不少。”
“臣昨天见到文庆，大致情形他已对我说了，据说各省欠解共一千零八十多万。”
“怎么办呢？”
“此项欠款，只好缓发，等江南军务肃清，兵饷充足，皇上再赏给不迟，此刻只好顾目前。”
“今昔情形不同，你去以后打算怎么发饷呢？”
“臣离开甘肃多年，不熟悉现在的情形，现在也不能决定怎么做。我想甘肃西路粮食很多，可以变卖作为军饷；再加上钞票大钱，按比例搭配发放，使兵丁能够糊口，自然就可相安无事。好在今年年成很好，粮食便宜，生计应该不至于艰难。”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有甘肃藩司衙门的衙役，来京城解送户部奏销册子。臣当面问他，所以知道那里年丰谷贱。”
“粮价几何？”
“每斗卖制钱一千文，米麦价格也差不多。”
“这也不算便宜呀？”
“甘肃是以二十六桶为一石，几乎是京城的三倍，所以算不上贵。”
“乐斌你认得吗？”
“臣在陕西时，乐斌到西藏办差，路过陕西时曾见过两次。”
“乐斌未曾作过外官，很多事情恐怕不懂，你要好生帮他。”
“臣与乐斌都是为皇上办事，乐斌办得不好，臣也不能辞其咎；臣必恪遵圣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到甘肃有多少路？”
“五千多里。”
“你明年二月总可到兰州吧？”
“至迟二月必到。”
“你的家眷也同去吗？”
“臣的儿子在京读书，不能同去。”
“你这几天回城里去吗？”
“回城里去。”
“你是昨日下来的，还是今早赶来的？”
“昨日下来的。”
“你今天就跪安吧。”
“是。”我又奏道，“臣的资质本就平庸愚蠢，现在又老病交加，何况当前时事艰难，臣恐不能胜任，还求皇上教训，让我有所遵循。”
“你随时斟酌办理，我也没什么好教训你的。”
“那臣就只有小心谨慎，不敢辜负天恩。”
皇上点了点头。我就跪安出去了。
直隶藩司钱香士来文催我赴保定清算奏销，是奉桂良的公札转达的。桂良真是阴魂不散啊！许滇生听说桂良对我不怀好意，很为我担心。我当即回信给钱香士，让他为我缓一缓，等我请训结束后，就赶赴保定面领台教；同时我也请示桂良，以消消他的怒气。这个案子中的钱粮账目，都是委员王桂、锡桂、张熔经手，直接报省局，我专办军务，并未参与。而桂良之所以一定要扯上我，不过是想让我罚赔银子，来发泄他心中的怨恨，其心之毒，何异于蛇蝎？这种外戚出身的权贵，气焰薰灼，我也只能忍气吞声罢了。
我进城处理出发前的一些事情。过去的仆人大多走了，做起事来就觉很费力。“别敬”自然是没有钱送的了，只好在文昌馆定了戏和酒席八桌，筵请同乡诸公。这又用去了从家中带来的一千两盘缠——明知路上不够用，可有些事情是省不掉的。看来，只有沿途托钵乞讨了。
桂良前倨而后恭
保定知府文廉来访，他劝我道：“桂良阴毒，甚于蛇蝎？如果您不早为疏通，将来经过保定时，桂良一定会专折奏留您，而军需奏销肯定一时不能完结——您就没法赴甘肃上任了。”
我说：“本人宦情已冷，如果桂良奏留不去，那是正中下怀。就怕再次上折子弹劾，我又没有机会面见天子陈情，那就会再遭毒手。”
文廉说：“这个人是非钱不能打发的，保定撤防时，明里暗里要我送钱，因为我无力满足他的私欲，所以只保举了我五品顶戴。您何不略为表示表示，就当是挟优宿娼送了作缠头费，就可消解他的怨恨了。”
我大笑道：“我生平未曾寻花问柳，怎会到了老年还破戒呢？”
文廉和我换过帖子，以前在刑部时，我见他生活拮据，送过他二百两银子。同往张家口时，住在我租的房子里，也不要他出钱。我从张家口回京，又送他五十两作为薪水，并借给他一千六百两银子交台费，用衣物房契作抵押，每月一分半利息。房子仍由他住，也没有付利息。文廉感激我，想替我到保定做说客，他再三劝说，我也几次拒绝。后来又想，他也是为我作想，如此恳挚，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于是送了他二十两盘缠和鼻烟等一些东西。文廉于是到省城对桂良说我非常感动非常后悔，欲拜在他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大悦，事先就写了信来，我也赶紧回信。我又想，桂良口蜜腹剑，不可以常理揣度。于是决定自己先去看看情形，再让谭妾押带行李到保定，较为稳妥。
十一月十八日，我从北京启程。二十一日到达保定，司道府县等都出城到官厅迎接。布政使钱香士说：“桂良听说您授甘肃藩司，很生气地说：‘皇上看他能做藩司，我当然不敢阻挡。但是如果奏销时不让他罚赔，我不甘心；不然，我当年参奏说他耗费帑金甚巨，岂不是成了欺君？’”钱香士劝解道：“张藩司家遭兵燹，荡然无存，怎能筹措这笔赔款？”桂良说：“他此番起用，不久自会升迁，有个巡抚在身上，还怕赔不起吗？”我听了钱香士的话，只是微笑而已。我头颅如雪，屡遭谗陷，岂复有进取之志，命中如果真的能独当一面，十年前就该做到了，何至于到了今日，还受这些庸奴欺负？而且像我这样的人就算是真的做了巡抚，也不知钱何自来。如果卖缺营私，悍然不顾，我又不是外戚，又无恶才，怎么做得来呢？自问几十年来，从未起过贪赃枉法的念头，桂良可以说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我在官厅小坐片刻，就到总督衙门拜见桂良，穿上花衣（指蟒袍。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蟒袍，一名花衣。），拿着手版，执弟子之礼甚恭。桂良延入，和颜悦色，很是周到。我承认自己当年犯了错误，以致惹得上司生气，现在感到非常愧悔。桂良说：“我们本是旧交，因与胜保龃龉，以致将您连累在中间，这是怎么说呢！”我说：“都怪我自己失于检点。”
我将带来的八种土仪[1]送上。桂良命人抬进内署，逐件检阅，共收了其中五件：貂尾褂筒一件，大铁箱鼻烟二大捺，本色貂帽沿二副，衣料四套，平金佩件一大匣，退回了其余三件。
桂良派戈什随时伺候我，得知我的家眷未来，询问为什么没有让家眷同行？我回答说到省城要多住几天，多多接受您的教诲，所以不敢将家眷带来。桂良说：“尽管派人回去接来，这里也没有什么事耽误您。”我回寓所后，桂良又派人送来四道菜、四份点点，还派人过来谢步，前倨后恭，真是莫此为甚。
我随后到莲池书院拜见前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他也是我的老上司了。讷相与桂良是儿女姻亲。讷相住临洺关时，只有七百名吉林兵勇，逆匪从河南武安翻山入境，即是临洺关。十几万逆匪，势如潮涌。双方相持一个多时辰后，讷相兵力不支，士兵弃甲而走，讷相也立即赴广平。逆匪从沙河北窜，连续攻陷几座县城。桂良连上三道折子参奏，讷相于是被逮问至京；而桂良却升任总督。这中间，先是陆三猴在外制造舆论，又有恭亲王在中枢操作，讷相自然难逃防堵不力的罪责。七百人不能抵挡十万贼军，以致属县被攻陷，这就是讷相的罪案。
临洺关并非要隘，北宋时建都汴梁，为了防备辽军南犯，筑关拦阻，临洺关成为一方重镇。现在中外一家，临洺关以北，是京畿重地。七百年来，险要全无，仅剩下两扇关门和几丈破壁。门两旁都是平坦的大路，来往车辆也不都由关门穿走，临洺关的地势和一个小村子没什么两样。我在那里驻防过一个月，所以对当地地形了然于胸。而讷相竟然按照失陷城池定罪，呜呼冤矣——若不是桂良捣鬼，讷相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讷相见了我，悲喜交集，对我说：“早间听说您要来，就派戈什打听；知道桂制台[2]已接见您。人有见面之情，想来不至有意外吧。”我笑道：“谢谢您的关心。”讷相说：“我在这里尽量避免嫌疑，保定的官员都不敢相见。您是过客，不得不见。我是发遣来这里听候差遣的，所捐米石，虽然各州县都报告已经上仓，可是桂制台说必须运到保定才肯具奏，说是怕州县官反悔。我看无论是怎样的苦缺，谁又肯因为三百石米丢掉一个官呢——桂良不过是故意刁难罢了！”当时讷相承办捐输米石的事情，急着想奏明皇上，便可回京了。
第二天早上，我赴总督衙门，告知巡捕，上禀早晚安，如果总督传见，我就在外伺候。一会儿，桂良请我进去问话。
“你可曾去见过讷中堂？”
“昨天下去，去禀见过。”
“讷中堂说什么了？”
“因为书院的屋子很冷，讷中堂说等米粮的事情奏明后，便可回京。”
“捐输的米石都还没有运到省城入库，如果我冒冒失失奏上去，户部让我发饷，我又没有粮食拨放，那我岂不是欺骗朝廷？讷中堂也做过总督，怎么一厢情愿呢？您看讷中堂也就比我年长一岁，可是背已经驼了，精神萎靡不振，老惫不支，他难道还想官复原阶吗？即使皇上派他到甘肃去，恐怕也不能生入玉门关了吧？他如果真要走，只需给我一纸文书，我就送他回去。”
“我看他的意思也不是急于走。”
“您的折子写得很好啊。”
听桂良说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对我上次回复公文时没有请他代奏一事还怀恨在心。我说：“我官职卑微，很少有机会上折子，所以总不在行。”
“对于官员来讲，奏折是最要紧的。先父在任闽浙总督时，因为台湾的事情，折子没有做好，触怒了皇上，立刻查抄逮问。”
我想桂良先恭维我工于做折子，又引述他父亲做奏折被追责的事情，其意实在难测。接着，桂良又和我谈起他的饮食起居，又说到怡良精于刑名以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喋喋不休，如农村妇女闲坐聊天一样，我很不想听下去，可是又不能不耐着性子听。我想，这个人身为国家重臣，将来更有可能入主中枢，可是却像一个草包一样，语言谈吐如市井无赖，也无怪乎他狼心狗肺做事荒谬了。
二十三日，我按惯例上衙门，对巡捕说：“我是过境官员，并非本省官员，很多事情我不便在座。”一会儿，桂良传令，让我一同进见。桂良对我说：“您是这里的旧藩台，公事也不必瞒着您，正可一齐商量。”我敬谢不敏。同人围坐一桌，桂良说的都是些无稽之谈，信口胡言，我也不敢多置一词。钱香士等刚刚开口回事，桂良就用话支开；等到他说完了，钱香士接着说前面的事，桂良却又心神不定，真是莫名其妙。桂良送我出来，催促道：“家眷什么时候可以到？”我说：“我已写信前去，大约还得十天半月，我正好可以在此多聆听您的教训，这也是我的造化。”
保定知县和王秋公、锡梦稚、张子陶、高墨缘、余荫朝和何道奎等，来我的寓所小饮，寓中顿时热闹起来。
何道奎说：“桂良的孙子金华太守麟趾，到直隶来张罗，和桂良一起到永定河巡查工段，河道官员和地方官一共送了他三万多两。就是像卑职这样的候补苦员，也送了五百两。不这样做，官就做不成。”
高墨缘说：“卞子城为代理冀州知州，花的钱不少，‘三节两寿’一送就是一千两，所以做了一年多的代理知州，没有变动。”又说：“枣强知府现在出缺，卞子城又托人纳贿疏通，并请丈人陈子嘉来保定活动，陈子嘉与桂良原来就有勾结。”
余荫朝说：“几次轮班到我，可是你不送银子桂良就不给你派差使，我已求桂良的门客纪某，如能委署南宫知县，就拿七百两银子作为酬谢，上五下二分，桂良五百纪某两百。”
藩司钱香士和臬司吴竹如都拜在桂良门下，每人都以几千两银子作为拜师礼，才得以相安无事。首府文廉是侍郎阿都护的儿子，桂良初到任时极其讨厌他，后来却很相得，这中间的原因，外人也不得而知。正定知县钱万青本是吏部书办，是桂良在京时的狐朋狗友，桂良到任时，钱万青还是一名不入流的佐杂人员，竟然以省城防堵有功议叙升补知县，马上调往正定。正定在直隶，乃是上等优缺。钱万青仗着桂良的势力，欺压同僚；桂良也依靠钱万青，了解下面的情况。贿赂公行，恬不为怪。至于那些吏部下派的官员，即使是极苦的缺，也一定要馈送二三百两，桂良才让他们走马上任。所以丑声载道，民怨如仇。京城里的言官虽然都知道他劣迹昭著，可是没有一个人参劾他——大家都知道他的后台稳固——桂良是恭亲王的岳父，所以才有恃无恐。
十二月初六日，谭妾来到省城，桂良也派官员迎接，还送了八道菜，几乎无人不在心里笑话他。昔日我无罪，他欲置我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的怨恨；现在我拜倒辕门，他又礼貌有加。一副面皮，顷刻变换，就像舞台上的戏子一般。
盘缠是肯定不够的了。我在保定住了将近二十天，将房租、应酬、仆从舆马之需、送礼门包之费全部结算完毕后，竟无法上路成行。崇厚送来一部“《毛诗》”（就是三百两），可以算得上一份厚礼，可是仍然不够。于是写信给代理冀州知州的卞子城，向他借银二百两。卞子城是卞光河方伯的长子，光河和我是换帖的兄弟，一起当京官时，光河几次向我借一二百两，有时还有时不还，我从未讨要过。卞子城的弟弟卞宝第在陕西捐纳主事，捐项差一百多两，也是我垫的，至今他都没有寄还给我。我因为和他们家有这种交情，所以才写信向他借钱；我想他现在做的是一个肥缺，二百两应该不会推却吧。没想到他却回信说自己怎么怎么穷，就寄了一百两过来，这不是太薄情寡义了吗？本想交给来人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又担心事后留下痕迹。而且现在行囊空空，也争不起这个气，只得留下，等将来到任后还他就是了。
我告辞上路，桂良派两名戈什送我到井陉交界处，可算是周到了。我在途中也就此写信向他汇报行踪，糊弄糊弄他。
到山西平定州，山晋巡抚王雁汀派专差来接，想请我到省城，我以带着家眷绕道省城不方便为由谢绝了。雁汀与藩司恒福各送了我一百两作为路费。
腊月二十八日，我到潼关过年，关尹是顾古生，关道是同年蔡小石。
[1]“土仪”，即用来送礼的土特产。
[2]“制台”，清代总督的别称。
1857年咸丰七年
六月，云南回民起义，云贵总督恒春自杀，吴振棫接任云贵总督。
十月，捻军进入河南，京师震动。
十一月，向荣大将张国梁收复镇江、瓜州。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两广总督叶名琛。
再任甘藩
上梁不正下梁歪
正月初二，我从潼关起身，到华阴庙暂住。初六到西安，住在粉巷大公馆。巡抚谭廷襄、藩司司徒照、臬司林扬祖都来拜访。粮道黄立诚，是我妻子的族人；盐道麟石峰，是在河南时的旧同事；同知毛季海，是我的乡试同年；山长李铁梅、王萃珊，是会试同年。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逐日宴会，没完没了。一直逗留到二十一日才起身赴甘肃。临走时，司徒照和林扬祖两位同年，各送了我一百两路费。
邵夫人的母亲还健在，我去探望过两次，送上北京带来的土特产。邵夫人的兄弟子侄都在西安，有的做师爷，有的做着小官。相别七年中，我两次被人陷害，可是他们见面后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冷漠。我当年在陕西时，曾大力提携邵伯崇，给过他很多资助，可这些事情他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看在邵夫人面上，不和他们计较，仍像过去一样对待他们。伯崇的侄子邵坤因收受贿赂被参劾，巡抚和臬司都有意将他革职，幸好我到了西安，才将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二月初八，到达兰州。十三日，接印视事。甘肃对于我来说是故地重游，下属也多半相识。我将大堂上的对联换了一副：“兰省喜重经，六载复承新雨露；樗材惭莫补，寸心犹懔旧冰渊。”
陕甘总督乐斌是镶红旗人。乐斌二十五岁时还整天无所事事，他的一个族人任杀虎口副将，没有儿子，因为乐斌长相英俊、身材魁梧，很得副将喜欢，就将他过继过去。副将死后，乐斌就袭任佐领，在京中八旗营中当差。因为长得一副好皮囊，脑袋瓜子也很机灵，手脚又勤快，没过几年就升为协领，本旗的都统王公都很喜欢他。乐斌和通州的花户及仓书都玩得很好，所以每次他们旗里领甲米的时候，领的米都比别的旗好，本旗人都啧啧称叹。乐斌又从甲米中提出若干，送给仓书和斗级——这样也就皆大欢喜。乐斌又与刑部的看门人、监狱看守来往密切，遇有仓场或者旗人的官司交部讯问，乐斌就与监狱看守、书吏关说照应，打听消息，帮助打点。收了被告的钱财，乐斌就和监狱看守平分，日积月累也捞了不少好处。乐斌用这些钱讨好上司，交接同僚，很快就坐上了盛京副都统的位置，奉旨赴西藏迎接呼毕勒罕，转眼就升为成都将军，并代理四川总督。
乐斌对公事是一窍不通。每天接见下属时，闲话很多，尤其喜欢讲黄段子，讲起来总是眉飞色舞。至于奏折和文案，全部交给幕友彭沛霖，而彭沛霖也就借此招摇撞骗，兰州官员也都竞相讨好巴结他。
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员和祥以及同知章桂文结成兄弟，登堂拜母，抱成一团。早在乐斌由副都统升任乌鲁木齐都统时，任镇迪道的和祥就成了他的属下。和祥打听得知乐斌有一个仆人叫陈二，乐斌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和祥就和陈二结拜为弟兄，并通过陈二拜在乐斌门下，成为乐斌的门生。乐斌由成都将军调任陝甘总督后，和祥因克减军饷被手下的旗兵在胜保面前告了，交给乌鲁木齐都统阿什珲布讯问。结案后，和祥被降调，他派专人到京城捐了一笔款，得以复职，被调到甘肃。乐斌说他会铸大钱、开铜矿，就奏请朝廷把他留在甘肃。
代理首府的是同知章桂文，极其卑鄙无耻。他本是浙江的捐班，与乐斌的看门人陈二结拜为弟兄，他的妻子又拜乐斌的女仆周二娘为干女，另外又和乐斌的师爷彭沛霖结为儿女姻亲，结成死党。没了彭沛霖，乐斌就像水母一样，寸步难行。彭沛霖整天在乐斌面前说章桂文怎样怎样，又有周二娘和陈二在旁边帮腔，所以乐斌将实缺首府栗炬调到外地代理道员，而让章桂文代理首府，作为他的耳目。章桂文外表和柔，实则内心阴险。
乐斌的手下陈二，鸦片瘾大得很，无所不为，和总督衙门的中军参将德祥、笔帖式润祥结拜为兄弟。德祥于是将秦州都司的缺拿去骗了二百两，和陈二分用。东窗事发后，乐斌也只是将德祥调任西宁游击，却没有追究陈二。乐斌胸无城府，家人武弁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津津乐道，并夸陈二是他的得力家人。
一天，乐斌对司道官员说：“陈二从小跟着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过年轻好面子，在四川时官员请他吃饭，一定要坐着四人抬的轿子去，并打着总督府的灯笼回来。他的老婆现在京城服侍我的夫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我想为陈二再娶一个老婆，喜期就在近日。”明绪等人当然会意，各送了几十两、几百两不等的贺礼。吉日那天，文武各员齐集，总督府的中军成瑞走进走出忙个不停。到了晚上，由代理首府同知章桂文，皋兰知县李文楷举着蜡烛将新人送入洞房；搀扶新娘子进房的，就是和祥和章桂文两人的老婆；坐在公公婆婆的位置上接受新人跪拜的，则是乐斌和他家中的仆妇周二奶奶。周二奶奶的儿子叫喇嘛，已经十二岁了。有人说，喇嘛就是乐斌和周二奶奶生的。至于周二奶奶的丈夫，早被乐斌推荐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乐斌给他一笔钱，让他另娶了一个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