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乐督到西关外吕祖祠挂匾，文武官员，空城随往，我也不敢违众。凑巧那天我署中也有客人，乐督催我先走，几次催促之下，我只好单独回署。乐督率众同僚在那里看戏，以娱神灵。第二天，同知沈寿对我说：“这甘肃的官，看来是不能做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沈寿回答：“制台挂匾，我们当然要穿着礼服先往伺候，老远看见飞骑驰至，卫兵们排队挂刀而入，我们都以为是乐督到了，谁知等到轿子抬进山门，才知道是周二奶奶。我们十几个人，站在那里，实在是无地自容啊。我们虽然官职卑微，但好歹也是朝廷命官，何至于为仆妇站班呢？后来，我们退入别室。听到殿上礼生呼赞，奠拜如仪。戏班的班主献上戏本请周二奶奶点戏，周二奶奶大模大样地点了几出，看完了才回署，然后乐督才来。”我笑着连连点头，却不敢置一词。”
五泉山每年都有几天庙会，百货云集，游人如蚁。有撞竿的、踩索的、吹竹的、弹丝的，极为喧闹。庙会上设酒肆多处，省城官员也有很多在此宴客的。一天，排参刚刚散会，我正要走出督署大门，就看见道员和祥向乐督长跪请罪，令我莫名其妙。只听乐督说：“我哪会计较这事呢？”可是和祥仍然做出万分恐惧的样子，就像要被拉上刑场的牛羊一样，反复哀求。我回署后，兰州知县来说：“您知不知道昨天五泉山争道的事？”我说：“不知道。”知县说：“周二奶奶进庙烧香，车路逼窄。刚好和祥的家人因为主人在山上请客，策马争先，被周二奶牵马的武弁和扶车的戈什所阻，不肯让路。最先开骂的是戈什等人，后来，周二奶奶终于按捺不住，点着和道台的名字破口大骂，引得万众围观，指指点点，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才明白和祥请罪，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周二奶奶。恩麟对我说：“周二奶奶在督署管事，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小喇嘛。她为人悍泼，不但敢凌虐乐督的姬妾，就是乐督也对她颇为顾忌，经常与乐督扭打成一团，一直打到二堂上，然后脱掉衣服，扯散头发，坐到地上撒泼，骂的话简直不堪入耳。她对乐督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让你做总督，你才能做，我不让你做，你就做不成。’”因为兰省官场小人群集，我不敢答一词，姑妄听之吧。
臬司明绪，也是一个阴险小人。他在刑部任司员时，人称其为“四伦先生”——意思是说他五伦[1]不备。乐督初到任时，两人关系并不融洽，可是时间越久，两人却越亲密。明绪几乎没有哪一天不给乐督送东西，即使是一饮一馔，也一定先呈督署，以表诚敬。乐斌是个粗人，不知其计，于是堕入术中。每次有职位出缺，属员们都知道求我没有什么用，就转而求臬司说情。臬司又与彭幕极为相得，内外打理，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我忝任藩司，竟不能做主，实在惭愧！但也不敢卖缺招摇，借此发财。属员中那些贤能的，也许有理解我的吧，我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外面有传言说，乐督想让明绪做藩司，有密参我不称职的意思，甚至说明绪将藩司衙门的师爷都已请定了。我想时事艰难，做官还是归隐，不必想得太多，这些人本就没什么天理，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我只好听之而已。好在我一向奉公守法，没有做过贪赃枉法的事，对待同僚或下人也平易近人，从不加怒于人。我在署中自撰一联，用以自嘲并自勉：“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
明绪的脾气很大，每次见他气冲冲的，我就更加低声下气，从不与他计较，相见之后更是倍加亲切来招呼他。明绪这个人在外面声名狼藉，来告状的很多。同知张作霖说：“秦州的账房里挂着一面白粉牌子，应酬各上司衙门多少两，都记在上面。乐督和明绪名下，都写着赠送黄米（黄金）多少，注明收字；只有您的名下写着馈送白银四百两，注明未收。”李敦厚被委派代理秦州知州，赴任前留下四百两银子作为‘别敬’。我知道他的负担很重，公事亏空的和私人欠账不下几万两，这次为了让乐督派他代理优缺，一定又孝敬了不少；而且他应该交到司库的公款极多，送我四百两无非是为了封住我的口，让我不再追究此事。我当即将这四百两银子当着李敦厚的面交给藩库库房，将他在任兰州知县时应该上缴的三百多两地丁银照数扣下，剩下的划到他已收未缴的款项下面，并且让他签字备案。秦州官署中粉牌上所记未收的，就是这笔款子。
恩麟也对我说：“向来臬司的‘节寿’，都是每年五次[2]，共一百多两。可是明臬司在‘三节两寿’外，又增添母亲寿诞二次，收下属的礼金竟有二十几笔，每次不下几千两。属员们也知道他和乐督的关系，担心他进谗言，所以不敢不送。臬署有个姓刘的幕僚，是皋兰人，拜明臬的母亲为干娘，与明臬很是亲密，他致信各位属下，说以前致送臬署的陋规数量太少，从此以后必须增加。现在明臬的地位不比寻常，操纵官员的升降黜陟和制台无异。有不怕他恐吓的就拒绝了，有担心他陷害的只好乖乖照办。代理甘州知府的沈寿没有听从，而是把这封信藏了起来作为凭证，假如将来闹翻了，就把它拿出来。明臬只知图利，却不知已埋下祸根，一点也不警醒，实在让人担心。
甘肃省土地枯瘠，民不聊生，官员却日肆诛求，不是取之于朝廷，就是剥削老百姓，一旦破藩决篱，必至反噬。
恩麟、和祥、明绪和督府师爷彭沛霖结为弟兄，经常在一起吃肉喝酒，喝醉了就互相谩骂，丑态百出。幸好他们都知道我晚上不能吃东西，也不喜欢看戏，常常对我说：“之所以没有请您，是因为您晚上一向只喝粥，实在不敢勉强您。”我马上站起来道谢：“承蒙照顾，老朽非常感谢。”
乐斌雅好音乐。甘肃的音乐是伊、凉之声，吼叫喧嚣，实在难听，我每听一次，耳朵都要聋几天。可是乐斌在官署中，每月必定演唱几次。近城民间演戏，乐斌就坐在城墙马路上看。至于马夫祭祀马王，兵勇祭祀关公，书办、隶役祭祀萧何、曹参和土地神，都在官署大门附近演戏谢神，乐斌也从不缺席。
每年春秋时节，我也请这些人聚一次，也不光是看戏——乐督是非戏不欢的，我也不得不仰承上意。新疆大臣换班，来往络绎不绝；乐督是旗人出身，又曾担任过为乌鲁木齐都统，和这些人特别熟，所以就下令从藩库提出一万两银子，交给兰州知府栗烜，转贷给商人生息，五家互保，每月所得的利息收入司库。每当遇到有乘传出关或者扶灵回籍的官员经过，就禀告制台，询问清楚要致送多少，由藩司封送到督署，再由乐督派人送去：至于有公请的，也在藩署里摆酒演戏，都在这一款项内开销。或者是按季，或者是到年终，报明总督备查，因此藩署又是一种局面。
下属州县竞相效尤，整个官场吃喝成风。特别是督、臬两署夜夜笙歌，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如今国事艰难，兵丁还饿着肚子，这些人却酣嬉淋漓，不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主客是不会散去的。至于夏天，那就常常是通宵狂欢；冬天天气寒冷，仆人们忍着严寒站在风雪之中，彻夜伺候，他们背后不骂这些人才怪呢！
[1]“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
[2]此处说“五次”，即“三节两寿”。
穷斯滥矣
甘肃每年应征收二十八万两地丁银，除各州县的开支以外，应起解到藩库的银子是十七万多两。只是因为地方穷，山多天寒早，每年都有霜雹水旱各种灾情，又有因年成不好而流亡到口外，导致地土荒芜，无粮可征的情形，所以从来没有征收足额的，解到司里的每年也不过十二三万两；另有茶税十二万两，搭配钱钞交纳，由兰州道、兰州府、兰州县、西宁府和茶马同知等人督催。茶商刁黠，因为各衙门都收过他们的陋规，他们就以此要挟不交，所以每年奏销时都很棘手。藩司十分为难，必须雷厉风行，才可以征收起来。几年前，常绩由兰州道升任藩司，因是旧交，所以兰州道的银子还没有上库，就捏报说全征缴完了。
臬司明绪代理藩司时，更是以捞钱为当务之急。据现任兰州道恩麟告诉我：“明绪现在虽已交卸藩司，而茶规却依然不减，他的母亲妻子和幼子生日以及年节，茶商们都必须继续孝敬。茶商倚仗臬司庇护，所以道中催课甚难。”是否是这样，我也无从打听。
另有盐课二万两，散在各州县，催收就更难。盐商拖欠的，越拖越久；被州县截流的，更是任你怎么催都没有回应。等到奏销时，就具禀到藩司衙门，说是请在应领款项内扣除。司库空虚，发款总是大加斟酌。如果藩司衙门批驳不准，那么就会延误奏销，处分特严；如果全部批准，那么就没有银子入库，藩司衙门的司库则更加空虚。
至于金课，是敦煌县每年应交纳的沙金数十两，这笔款子一般先送到总督衙门再送户部。近来金矿枯竭，县里百般拖延，而按规定必须在立夏前批解，绝不能拖延，也只好在司库领款内扣除。甘肃藩司的这些难处，又有谁知道呢？
内地兵饷、运费、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以及一切杂务开支，应发的银子共一百三十多万两。张家口关外各城，每年的经费大约八十多万两，并且都是刻不容缓的。甘肃本地进项很少，外省协拨的款项也大多不能及时到账，兵饷真是万分为难。每季兵饷，就算拖延到季尾，也必须开支，而赏恤人员以及总督、将军、副都统、提督、总兵、学政等人的薪俸，也不能拖过年。常绩任藩司时，关内的兵饷是实发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缓发，军马粮款减半，但仍然不能按时拨付。各营催饷的文牒，以及关口外各城的来文，急如星火，无法应付。
我接任时库存十六万两——春季的军饷还没有发放，我多方筹措，总算没有误事。可是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想一个长远之策。户部指定协饷的省份，除两淮、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能及时到账外；其他省份中，只有山东解来白银八千两和部钞两千两；河南解来白银一万六千两和部钞四千两。我只好将面值较小的部钞留下来搭配发放，面值大大的仍旧退回河南并报告户部。山西省有时解来一两批，但无济于事。
河东盐道，每年还有三四十万银子的收入——这是最大一笔进项。
我于是设立捐输局，鼓励富商捐款，前后共得制钱三十多万串。所写之捐，一经报收，立即发放附近驻军兵饷，不解入司库，但是仍由藩司衙门出榜公示，广而告之。
甘肃西部交纳丁粮，东部则专交粮草，这两项每年征粮二十多万石，加上历年储备的不下六百万石。如能以粮抵饷，兵丁未必不愿意，只是粮多的地方兵少，粮少的地方反而兵多，如果将这些粮食驮运到各营支放，运价比粮价本身还贵，那样会亏损更多。兰州粮食价格为一千九百文一石，而仓粮在质地色泽上都逊于市粮，百姓不愿购买，我于是以一千四百文一石的售价上奏户部，户部批准了，可是民间仍不愿买。这事迁延了半年，才卖出去十几万石，对兵饷也总算有些帮助。将来奏销，肯定要到户部里去走动走动、意思意思，可这笔钱又到哪里弄呢？我找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文作为部费，免得他们将来苛驳，可下面的州县还没有解来。
甘肃提督索文，乌鲁木齐人，回族，家道殷实。这个人虽然是个武夫，可是很有心计。道光三十年（1850）我在甘肃时，就和他很熟，现在旧雨重逢，自然更加亲近。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也有一些私心，但如果执行起来，也确实有效果。甘肃提督属下的粮饷和军马粮草，都可以用粮食抵消，作价一千四百文一石，仍旧允给五十文部费；如此一来，甘州自是不用顾虑；至于宁夏、西宁、河州、凉州各镇，还计议未定，如果能全省通行，那就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了。也有人说边疆的军粮储备事关国家安全，如果将仓粮变卖完，一旦遇到饥荒，那就干系不小。我说：“你的确考虑得很长远，可是如果拘泥于此，那么眼前就会闹出事来，不必等到荒年了。”
甘肃省地瘠民贫，山多水少，就是垦种成熟的农田，也不能指望每年都有收成。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任甘肃藩司时，误听委员丁元淼的谗言，说是开垦荒地二十多万亩，每年就可收获粮草数万石。邓先生为了讨好朝廷，就冒冒失失地上奏了上去。其实那些粮草都是委员们通过加赋搜刮来的，甚至村庐寺观，也要纳租。州县为了催征，将百姓严刑拷打。百姓因此聚集了几千人，赴藩司衙门讨说法，他们将农具呈缴，不愿再种地，丢弃的农具堆得和屋子一样高，喧哗雷动，名为恳恩，其实是想让藩司难堪。邓先生非常痛心，以为奇耻大辱，多亏臬司杨以增从中调停，农民才拿回农具散去。州县官员看到这种情形，担心引发民变，不敢继续督征。后来邓先生升任陕西巡抚，农民在距城十里的东关坡，带着瓦砾、刀杖等候他，幸好富制军派兵五百人相送，又经地方官员妥善开导，邓先生才得以脱身。可是粮额已经上奏决定，按规定，试种期满就定为正式税收，结果就是官民交困，谈起这事来，没有不痛骂始作俑者邓廷桢的。
道光三十年（1850），琦相由四川调任甘肃总督，我也由贵州调来这里。琦相说：“甘省最大的恶政就是加赋。如果能够上奏恢复旧制，百姓的苦痛才能解脱。”我说：“这才是能惠及百姓的仁人之言。”琦相于是令周筱村侍御代作奏疏，后来他又对周御史代笔的奏折不太满意，自己写了一道奏疏，请我帮忙修改更定。我说：“现在新皇登基，命令陈述民间疾苦，不准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敷衍。甘民疾苦，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琦相说：“您说得很对。”于是琦相以应诏陈言为题，又致信寿阳相国（就是祁寯藻，他是山西寿阳人）等人，请他们直陈民间疾苦；又让我拿出两千两银子作为送给户部的活动费，以免挑剔。琦相还特地斋戒入告，皇上特旨批准。圣命下达，刊刻在黄纸上，万民欢悦，耆老妇稚聚集在总督衙门向琦相顶礼膜拜，感谢他为百姓免除此恶政。琦相劝喻耆老和农民说：“如果你们连原来的数额都不肯交，一定严惩不贷。”百姓们都说：“人要凭良心，我们怎么敢负辜负仁人的恩赐呢？”
邓廷桢任陕西巡抚不到一年，忽然得了喉疾。那天，早间他还在卧室见客，我也在座；客散后，邓廷桢走到外间，还批了几份文件，忽然“铿”的一声，有一个栲栳大的土块，落在在案上，而窗纸顶篷，丝毫无损。邓廷桢惊怖失色，旋即殒逝。此事实在奇怪，难道是鬼神给他的降罚吗？有人说，因为邓廷桢在开垦上捏报，所以上天用土块示警他。
后来，琦相因为剿捕逆番，被人陷害，逮问入京。老百姓闻讯后，集体来送行，并且集资八千两，存在乡绅曹梦华家，准备在五泉山为琦相立庙。琦相东山再起后，蒙皇恩浩荡，受命带兵在仪征、扬州一带剿匪，最后病逝于军中。皇上特许琦相恢复大学士、总督的原职，对琦相的儿子六人、孙子一人，都给予五品或六品官职。琦相长子恭钊，是我的学生。他的其他儿子也都谨慎勤能，凭着政绩延续家声，天道好还，是不会错的。
乐斌总督到任以后，想以理财见长，可是对于甘肃省的地理民情不熟悉，于是又想遍垦荒田，以增加军饷。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可是其想法在土地贫瘠的甘肃却无法实现。兵饷短缺，总督命令藩司衙门调查现有荒地，藩司管的就是财政收支，当然责无旁贷。总督衙门的公函里写到：不得以有为无，也不得以无为有。委员都知道这件事很难办，可是上峰命令只能严格执行，调查了将近一年才算完成。大部分人是敷衍一下罢了，只有候补知县诺穆栋额，查获荒田的数量最多，但他滋扰驿站、勒索地方，州县担心他告刁状，不得不大力笼络，所以垦荒这件事是未见其利却已见其害。等到委员们呈递清单，有的说试种五年后才可课税，有的说要试种十年。按照甘省赋役全数核算，等到十年后，每年可增加地丁银八百多两、粮食一千二百石、马草几百束。开单呈给乐斌审核，他才恍然大悟，此事真是令人笑倒。藩司衙门催促各各州县造册，丈量面积，招人垦殖，可是催了很多次都不见答复，大约所查出来的荒地也是子虚乌有——委员们以此交差，地方官借此搪塞。不过，委员们奔走忙碌一番，督署为了表示奖励，让不少人获得代理优缺的机会——真是不值一噱！
在甘肃，到处都种有罂粟花，每年五六月间，烂如锦绣，妇孺老幼，用竹刀和铜罐，刮浆熬炼；江、浙各地的客贩，带着银子云集甘肃。据提督索文说，仅此一项，各州县每年的销售额就有一百多万两。在我看来，就算没有这么多，也有大约三四十万两，只会多不会少。这些银子散布到穷乡僻壤，让遍地百姓也多少得些好处。我到任之初，乐督下发甘凉道侯廷樾关于抽收鸦片税的条陈，大意是让督署先期出示告示，设卡征收贩运罂粟的厘金；再命令地方州县按亩收种户的租税，如有偷税漏税的，重治其罪。我看了之后大笑。侯廷樾是山西人，满脑子生意经，只知牟利，不知其害。于是亲自拟定驳稿答复：“本土种植鸦片仍然是朝廷禁止的行为，告示上怎么说呢？设卡抽查，假如商贩抗拒杀差，这不又是起衅根由吗？按亩征收，一定会减少正赋收入。以上种种，说明这个建议难以实行，不用再讨论。”
提督索文在甘州城设立卡局，委派武官和兵丁，和县里差役一起抽收。烟贩于是怂恿农民聚众滋闹，将卡局拆毁，武官和兵丁也被打伤，卡局也随之被撤销。幸好，这件事与藩司衙门无关。
候补归德府同知那逊阿古拉，和乐督很有交情，这个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是口出大言，极尽吹嘘。他上条陈说西宁口外的野马川、大草滩两个地方有空闲的牧场，可以招商垦种，大约可以开垦出几千万顷良田，到时候就不必再为每年的三百万两军饷发愁；那些认种的农户，先让他们交认地费，就不下一百万银子。我想关外既然有如此膏腴的地方，为什么当地的地方官从来不曾提起呢？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以开垦见长，为什么单单遗漏了这里呢？
我又询问同仁，都认为他的话实在不可信。可是乐督相信，以为很有把握，就派升任秦州知州的张兆和代理同知的章桂文前往勘探。这两个地方是野番出没的地区，牧民的牧群经常被掳抢殆尽。他们这个时候深入勘探，假如遇到野番，绝无生理，可是又不敢畏惧不去。
两个月后，这两个人回省城销差，并且附上地图说明，据他们说野马川地方不大，逼近生番。西宁镇派士兵护送他们前往察看，靠南边的一块，水草还很茂盛，靠北边的一块，水草全无。驻军带着武器放牧，尚且经常被野番劫杀，农民又怎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种田呢？他们询问边民，也没有谁愿意前往开垦。那逊阿古拉所说的挟资求垦者，更是一个也没有。况且那里气温很低，四月才解冻，七月就已降霜，即使勉强加以人工和粪肥，生长周期也太短，也不要指望有收成。至于大草滩，是委派甘州府知府沈寿曾勘探的，据说那里根本就是沙漠，并无水草，根本没有垦种的可能。我还怕他们调查得不仔细，于是致信提督索文，请他再派人调查一次。很快我就收到答复，与委员所说的完全相同。可见那逊阿古拉完全是信口胡说，而乐督却跟着捕风捉影——乐斌办事，大多如此。
又有人上条陈说可以开垦凉州满绿牧场，乐督令我代替他致信宁夏将军，命令副都统和庄浪城守尉调查，结果证明那依然是“画饼充饥”。乐督不信，又亲派凉州总兵调查，代理凉州的德总兵捏造数字报上来，提督索文直斥荒唐，证明他所指的牧场不但没有所说的一百多里，而且他所画的图，连方向都是错的，可见不过是为讨好上级罢了。
户部接到御史建议，命令陕甘地区运米到京城，以缓解京城粮食的紧张。当时京师粮价奇贵，每斤老米——就是最粗糙的米——也卖到一千文，百姓生计艰难。乐督打算运米十万石进京，交给八旗驻军作为军粮。于是一面统计黄河沿线州县的存粮，一面缝制布袋；并派督府参将松龄，前往山西包头察看路线，并打听运费价格——每石需多少费用以及沿河水路上需要多少船只。兰州道恩麟托我向乐督说情，派他担任押运官。部署粗定，只等各州县禀报粮数后，即日起运。
很快我就接到松龄回复，说包头积压的粮食很多，如果运送到京，每石需运费一两，照十万石计算，就得十万两，甘肃拿不出这笔钱。乐督本想奏请借蒙古乌拉驮送，又担心蒙古勒索赏金，这笔钱仍然拿不出来。恩麟又听人说，沿途的水手很难约束，到京后交纳粮食也要受到百般刁难，都不是容易办的事，就到藩署大哭，真是莫名其妙。各县报来的粮册，都说粮食霉变所剩无几——实际上是亏挪太甚，借此掩饰。既然一无粮食，二无运费，这件事想不取消也不行了。
清官不到头
甘肃应该发给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和赏银，经过户部批准的就有大约三十多万两，可是哪里去弄这笔巨款呢？于是规定四百两以上的分八年发放，二百两以上的分四年发放，以钞票和大钱搭配白银发放。一面通知将军、提督和总兵等照办，一面上报户部。这样算下来，每年不过两三千两。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大钱。你们现在还能见到的那种圆形方孔钱，每枚一文，我们那时叫制钱。太平军兴之后，军费开支剧增，铸钱的铜铅原料不足，作为贵金属的白银通货也奇缺。因此为筹措军费，朝廷在发行官票宝钞纸币的同时，从咸丰三年（1853）起先后鼓铸（以一）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接着又增铸（以一）当五的大钱，并拟铸以一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的大钱三种。（以一）当百以上者名“咸丰元宝”，（以一）当五十以下者名“咸丰重宝”。各种铜大钱发行不久，因市面折算日贱，流通渐形壅滞。如当千的大钱，只作七百、八百文或五百、六百文售用；当五百者作三百、四百文售用。朝廷于咸丰四年（1854）又收回（以一）当五百的大钱，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的三种大钱也同时停铸；次年，再停铸（以一）当一百、当五十的大钱。其后京城市面流通，只有（以一）当十、当五两种大钱。
大钱不通行，官府不肯收，官府自己看得不重，而希望民间宝贵，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我贴出告示，凡百姓应交的地丁银和杂赋以及各项应该入库的，都允许用一半大钱上库，库中发出的款项，也用一半大钱发放，百姓都认为很方便。
铸钱的定例是铜六铅四。甘肃不出产五金，民间多使用陶器，很难买到铜。前任藩司从四川购运一百万斤滇铜，委派候补知县托克精阿承办，从咸丰三年到现在，一直拖拖拉拉，没有交货到位，也没有请示报账。我几次催促，才送来几万斤铜，还有十几万斤没有运来，说是沉在河中等待打捞。我想借用滇铜，抓紧鼓铸，对于民生和兵饷都有好处。我于是请示户部，请从四川泸州府库拨出二百万斤滇铜，由甘肃派人负责运输，运费由四川藩库借银一万两支付，然后再从陕西省解送甘肃的款项中扣除归还，省得往返筹拨。户部批准拨一百万斤铜，我遵照办理。于是委派候补知县杨文保持公文赴四川承办此事。
前任总督易棠精于刑名，对钱谷和军事却是一窍不通。易棠误听人言，说是用明矾泡铁，可以立刻变成铜，于是入奏试办。候补知州蒋立鳌本就是个喜欢揽事也喜欢生事的人，他在道光三十年（1850）在任河州知州时，加收火耗被告了，经琦善上奏撤职审办。他的侄子蒋元溥在京城任侍读，为了搭救乃叔，就捏造谣言参劾琦相，说琦相剿洗雍沙野番是滥杀无辜；再加上都察院一班无良御史，以及萨迎阿、书绅、奎栋、武如清等的煽风点火，于是酿成巨案，终将琦相扳倒，泄了他们的私恨。现在蒋立鳌在甘肃候补，与易棠是两楚同乡，于是易棠便让他承办明矾泡铁制铜的事情。
蒋立鳌先从司库领去七百两银子和若干串制钱，拖延四年，并没有交来多少铜。我到任后，蒋立鳌禀见，想再次请领库款。我对他说：“你前次的领款未清，怎能再领？你现在只有赶快将铜交来，以便销账。”蒋立鳌知道欺骗不了我，也就不再找我；而藩司衙门几次去信催铜，蒋也置之不理。我问了很多人，都认为用明矾泡铁这事很悬虚。虽说《本草纲目》上有此一说，但是从没有人试过；只听说京师鞍辔铺中制造靴镜，用明矾水磨擦，铁的颜色就变得像铜一样，但马上就又变黑了，从没听说将整块铁变成铜的。
没过多久，蒋立鳌病故，其子蒋德渔，是一个捐纳他省的佐杂。他捏造父亲的遗禀，送到藩司和总督衙门。遗禀上说，泡铁变铜的事业没有完成，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请求让他的儿子继承泡铁变铜的事业，完成他的遗愿。我直接禀明乐斌，等候批示。乐斌的师爷彭沛霖和蒋德渔平时就是一党，当然不会批驳。而乐斌对公务本就不太清楚，又受人请托，也就不敢拒绝，拖了几个月，批示由藩司衙门核议。我回复说：“因为蒋故牧在段前藩司任内，领过库款七百两银子和若干串钱，照他已交铜的数量计算，仅够扣除钱若干，还短少钱若干，他所领库款七百两，全无着落；现在该故牧之子蒋德渔，本是外省候补人员，委办甘肃差务，于例不符，而且就算任命了，别人也不会服从他的指挥，对制铜大业没有一点好处。查蒋德渔跟随他的父亲蒋立鳌办理铜务四年，毫无成效，因此更不能委令复办，所欠的库款，应责令首府催追还款。是否有当，伏乞示遵。”乐斌一连几月都没有批示我的禀文，这中间的渊源，我就不知道了。
省城有官府经营的钱铺，藩库发放帑金五千两银子，搭配一万串制钱和一万串钱钞，每月交官利三厘到藩库。至于官铺的房租薪水，藩司衙门一概不管。该官铺原来是由候补知府李怀庚经管，原本说定一年更换，但李怀庚一再推辞，说自己已管理了四年，耽误了派差，不想继续干了。总督乐斌于是让礼县李应诏接管，因为他经过陕西时，听司徒照说这个人很能干。李怀庚管理官铺时曾借放官债，所以在交接时，我命令李应诏将从库中领去的本钱结清销账，不准用外间的欠债作抵，亏欠的四千两全部由李怀庚认赔交清。我命令官铺不准放帐，也不准借钱给省城幕僚。没过多久，李应诏就因陕西官铺的事情败露而被拿问，一时间无人接管，于是又派藩库大使刘浚暂为代理，将外间欠账一概收清，以便我亲自盘查。后来官铺交由委任候补知县刘存仁和屠之升接手，我亲往官铺查对，库本丝毫无亏，于是由刘存仁结报。
据铺里的伙计禀称，和祥借了官铺的钱七千串，恩麟借了三千串。我告诉他们：“当时是你们私自借给他们的，藩司衙门并没有立案，现在你们因为我要来查账，自己出钱垫上了，你们自己找和祥和恩麟讨还，这个事情与官铺无关”。并严令刘存仁等，无论何人，概不准挪借分文，保障公帑不受损失。刘存仁严格按我说的办了，而和祥等因为再不能到官铺拿钱，自然很不高兴。
兰州的知府、知县及总督和“两司”的家人幕友，一向把官铺当成自家的钱柜，随意支取。自从我禁止挪借后，这些人就对我怀恨在心。和祥赴铺取钱时，又专要制钱，不按比例搭配大钱，铺伙不敢违例发放，和祥更是对我恨之入骨。于是和祥在乐斌面前造谣，说官铺贱买民间大钱，以制钱八百文买大钱一千文，到支发时又按制钱、大钱各一半搭配发放，意在从中侵吞牟利。乐斌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这种事情，我不敢保证肯定没有，但我已几次申诫，严厉禁止，现在既然有这种传言，那就要彻查到底。”乐斌说：“昨天我衙门有人在官铺取钱，亲眼看见的。”我说：“既然有人看见，那就不难追查，请您将此人传来，以便讯问。”可是这事后来却没了下文。
后来我将铺中账目又查了一遍，帑本分毫不短。于是将铺中出入情形据实汇报乐斌，并请示如何办理，可是乐斌却没有回复。我与官铺没有来往，藩司衙门需要换钱，我也命令在街上其它钱铺兑换，以避嫌疑。乐斌也就没什么好指责我的。可是鉴于他心中的疑团未释，我就自撰告示，让藩司衙门印了几百张，张贴到各处，大致意思是官铺不准兑换外票、不准底数不足、不准贱买大钱。可是这些措施终究无法让大钱畅通起来。总之，大钱不准入库，那就肯定不能流通，州县向百姓收纳钱粮，不收大钱，等到将钱粮解送藩司衙门时，就在省城现买大钱。兰州知府收落地税，虽然不用解入藩库，也只收制钱，不收大钱，藩司衙门当然可以禁止这种做法。可是兰州知府章桂文和彭沛霖是亲戚，也是总督乐斌的人，那是不能指责的。至于下面的州县官员见省会尚且这样，当然也就更不会收大钱了，因此物价渐涨，而大钱始终流通不了。
钱局本来位于东门外，段大章任藩司时，派首县李敦厚领款承建，李敦厚共从库中领去七千两银子，土司鲁如皋又捐送几千根木料。建成后，因为地势较低，所以夏天常常积水。
和祥在任镇迪道时，克扣士兵军饷，被八旗官兵告到胜保行馆那里，胜保据实入奏，交给都统倭什浑布审办，实降五级调用。弹劾的罪名是提款错误，可是并没有追究他克扣军饷的事。和祥在迪化时，曾经被士兵揪入庙内，关了几天，才非常狼狈地回到兰州。
乐斌在京当佐领时，就与和祥交好，对他很是照顾，让我请示吏部，将他留在兰州办理钱局，并说他在迪化时办得很有成效。既然乐斌说了，再加上许滇生又来信委托我关照和祥，我无法推脱，就催他赶紧捐输复职，等吏部批准后就可以委任他管理钱局了。和祥于是贱买银钞，派专人到京城捐复，吏部的批文随后就到了。只是和祥既经降调，臬司的虚衔以及顶戴花翎按规定是不能再用的，臬司明绪也认为不能这样做。和祥就记恨在心，求我在请示时仍然将按察使的虚衔写上去。我想就算我答应了，上面也通不过，既然你不怕出丑，我又何必较真。没想到乐斌奏出后，竟然蒙混过关了。和祥接手钱局后，与兰州道恩麟共事甚欢。和祥大作威福，更改旧章，首先是要另择炉局，于是就在首府衙门隔壁废旧的官署重新起造。
乐斌想委任兰州知县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就提出让他捐银四千两，作为建造炉局的费用。和祥让他的手下余奎承办。余奎的父亲余升本是兰州城里的厨子，各处官署的宴会，都是他承办，因为为人诚实，下面的府、州、县也就顺便委托他在省城办一些事情，或者申送文书，或者请领库款，到年节时也会送他一份酬劳，一做就是很多年。余升死后，余奎继承他的旧业，也就小有家产，官员们也常向他借钱。余奎也仗着这些官员的权势，在外边收债放债。和祥和余奎之间的账，现在都没有结清。
乐斌初到任时，命令余奎至署，假以颜色，让他将督署大门外的栅栏一律换成行马[1]，大约有一百根；又在大门内建造起一座很高的牌楼，雕梁画栋，极尽奢华；又在花园里面建了一座观音阁，塑像庄严。这些都是由余奎垫钱修建的。余奎是个商人，他奔走伺候这些官员，为的就是捞点好处，可是乐斌让他建了几处房子，却一分钱也不给他，他当然也就颇有怨言。
现在和祥让他另外建造钱局，而李敦厚的捐款又拖着不交，局中等待开工，于是就在藩司库中借了三千串钱钞，限期完工。完工后，照例祭神，和祥演戏演了足足三日。我陪乐斌看了一天戏，直到三更才散。钱局大门距街道很近，演戏的地方路人可以窥见。全城文武，欢聚一堂，歌舞升平直到半夜，伺候的夫役没有不背地里骂的，街上的人看了也觉骇然。
余奎建好了钱局，要报销费用，由府县报告到我这里，一共用去九千多两银子。他暗中将督署的工程费用也一并列入其中了，可是藩库里没有这笔钱，我于是亲加批驳，指出当时和祥欲搬进钱局，由代理首府那逊那古拉回禀制台，征用驻军的旧营地修建，估计需要四千两工钱，由代理秦州知州李敦厚捐出。这提议经过乐制台批准，命令藩司衙门执行，所以此项工程的开支除了四千两外，绝不能再增加一毫。批驳去后，那逊那古拉当时已署理西宁府知府。我又根据余奎禀告的详情，再次批驳在案。我请示总督立案，等李敦厚捐款交来，立即归还库中。
李敦厚是四川乐山人，性情阴柔，他无论做什么官，没有不亏空的。他的父亲和叔叔都跟随身边，只要看见官署中有进款，也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一律装入腰包，然后带回四川置办田产。至于李敦厚公事怎样为难，他的父亲完全不管。段大章做藩司时，因与李敦厚是同乡，就调他做兰州县知县，可是兰州县知县应酬多开销大，时间长了，李敦厚也就吃不消。
有一次，李敦厚半夜里从藩司库中领去五千两工程银，以修理庆祝宫为名，分发给属下归还欠款。向来各省首县都这么做，名为调剂州县，其实在发放时是可以做手脚的，所以官吏们都热衷此道。近来兵饷短缺，拖欠太多，士兵的一家老小都依赖这份军饷为生，库中实在无款，还要想办法筹措，如果有银子转发闲款，而把军饷放在一边，士兵们如何甘心？况且司书吏役和兰州城里的官兵，多多少少有亲戚关系，署中举动，外边怎会不知？所以士兵家属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把段大章的轿子也给砸了，又将李敦厚的官服给撕了。李敦厚是个秃子，假发辫装在帽子上，帽子被抢走了，辫子当然也没了，路上行人看到了都哄然大笑。
当时还是易棠任总督，这时候他如果能将带头呼噪的士兵和妇女叫来开导开导，或许事情就平息了。可是他竟惧怕不出，以致妇女围着藩署大声鼓噪。当时段大章的母亲已经病得很重，就此惊吓而死。事情接着就这样不了了之。
乐斌到任总督后，最初看李敦厚很不顺眼，嫌他对自己招待不周，颇有怨言；后来不知怎的，又对李敦厚大加赞扬，说他忠诚可靠。在甘肃，秦州知州是最抢手的肥缺，现任此职的是张叙，山西进士，忠厚老实，不善应酬。乐斌几次提及，总是说张叙不该占这个好位置，于是调他代理西宁府知府，而让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张叙与李敦厚商议让缺，经丁忧在家的平庆道费荫樟协调，让李敦厚拿出一万两银子，张叙立即告病，费荫樟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我查明此事后，不想让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怎奈乐制军属意于李，而臬司明绪和总督师爷彭沛霖也都为他四处活动，我也不能不遵从乐斌的意思。
道光三十年（1850），我清查甘肃账目时，查出在方载豫任藩司时，曾动用杨翼武留下的十万两核减银，上报户部立案。易棠任藩司时，将剩下的银两支用无存，转而从铅款和琉磺款中提取部分出来用于借贷生息，捏报库存，每年奏销都是虚报，事极悬虚。我到任奏销，不敢像他们一样掩饰，就据实上报户部。当年易棠阶承办复查库款，动用一万两部费，这笔钱也没有着落，于是叙明原委，罚令易棠、段大章、易棠阶和常绩分赔。户部因为库款数目亏空上万，命令我奏参，可我还来不及核办就丁忧离开了，乐斌也不敢独自具奏。
崇信县是一个群山包围的小县，民贫政简，十年九荒，盐税和地丁银都是州县官员自掏腰包赔解。老百姓住山洞，披着兽皮，三餐难以为继，官员就是把他们抓来每天拷打，也不过伤残民命而已。崇信县知县从来都是滞留在省城，没有到哪里上任的，甚至有人请求在省里做其他很苦很累的差事，而把知县一职让佐杂人员长年代理。我在道光三十年（1850）任藩司时，就打算将这个县给撤掉，分属邻近各州县，只留巡检一人、教谕一人。后来因办理清查，顾不上这件事；现在与乐斌商量，他也认为应该这样。于是我就请示派人实地调查，可是他又几个月都不答复。后来因另一事情谈起此事，乐督说：“你的主意很好，应立即批示司中派人调查。”可就是不见批文到藩司，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
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来就是冗员，书役借水坝将钱款摊派到百姓，自肥而已，官员们却把它当成摇钱树。下游的平罗县，水根本到不了，吏胥既然狼狈为奸，民田就因此受累。自从前任道员和祥将民间摊派的钱收归道库后，盈余就为道署独得；厅中官吏，又怎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指使呢？于是就因为分赃不均而互相扯皮。这中间的情形，我一清二楚，在道光三十年（1850）就想裁撤宁夏的水利同知这个职位，以缓解百姓困境，可我没来得及执行，就被调往河南了。现在与乐制台共事，在爱民惠人的善政上总是说不到一块——这也是边民的不幸啊！
候补知县邓承伟，四川人，在代理河州知州时，亏空正杂钱粮一万多两；在代理宁静知县时，又亏空正款一万多两。两笔款项被拖延数年，邓承伟却不肯垫赔。我到任以后，发现甘肃全省州县只有七十多个，可是没有完结的账目，竟然有二三百起之多，于是仿照在山西的办法，奏请清理。委派代理兰州府知府章桂文、候补知府李怀庚、候补知县范植等在知府衙门督算；将前任河州知州李敦厚，现任赵桂芳及宁静县候任知县聂尔耆调到省城会同清算。亏空的数目，由首府等人查明后，报到藩司衙门，藩司衙门根据报告再进行参劾。
根据章桂文送到司里的报告，我命令兰州知府和知县将邓承伟住所内的全部财产查封。邓承伟赴总督衙门控告，说司中将他人亏短的钱粮算在他的名下；而且他在代理宁静县知县时，所买的兵丁粮票不准抵亏，又攀拉扯到章桂文结拜门生、交结幕友、需索“节寿”礼等情节。乐督于是将这个案子发交明臬审办。我立刻将司里的卷宗封送臬署，任其核算。我是凭首府和局员公详参办的，如果邓承伟没有亏空，我甘愿接受处分。邓承伟所说的章桂文结拜门生，是拜明臬为门生；说章桂文结交幕友、买官卖官等款，藩署与彭沛霖一向疏远，而且彭曾多次暗中排挤我，借案子挑剔藩司，根本就不可能结交；所说的出卖首府一事，听说是章桂文送给明臬司五百两，馈送乐督、彭幕的份额也应不少，对藩署我却没有丝毫馈送。况且由谁代理兰州府知府是乐督定的，并非藩司拿主意，其不能出卖也就可知了。至于藩司衙门，从来就没有大办过节寿庆典，州县馈送的水礼，也往往只是酌留一两样而已；至于说请客人吃酒，是为了表示酬谢，无所谓借“节寿”来榨取钱财。邓承伟控告之词，多半是明臬司的事，可是乐督却交给臬司审办，以致一连几个月都无法清理。后来，乐督又调栗炬来省城负责督算，反复推敲，确认亏空数字无误，邓承伟仍旧非交出银子不能出结。按惯例，我需要回避，也不知道明臬司是如何处理的。明臬司本人贪婪不法，乐督留给别人的把柄也很多，一经属员指摘，就无法理直气壮。我看到这种情形，只好不加深究，含含糊糊算了。
此外还有长有交代的一起案子：军需款项欲抵一万六七千两银子，经过司中照例核算，只能抵八百多两。长有来到督署大院，伏地大哭，说前任藩司常绩在他任泾州知州时，他的请示常绩都不答复，所以开支的账目没有了证据；还说我署中的书吏故意挑剔，不准许多抵。乐督后来对我说起此事。我说：“弄清这个事情并不难。”长有在任泾州知州时，并没有送交司里请示，前任藩司当然也就无从批示。况且有驿站的州县、承办的兵差，哪有不明白军需制度的呢。况且司中接到户部文件，没有不抄发的，长有难道是个瞎子吗？至于说现在司书挑驳，更是容易查清。我已命令司书，将军需则例以及所有部中来文查明，让承案书吏赴首府衙门，会同长有三方对质、清算；如果符合报销规定，而书办故意为难的，准许长有指出，让首府查核确实，再严惩司书。可是长有竟不赴首府会算，反而推说是藩司的责任，而泾州的交代便永无了期起来。我先前奏明，凡是交代不完的不准任职。长有这样做，假如有人问起，我恐怕无词以对。
又有一个叫硕翰的，在代理镇番任内亏空了一万多两。后任李燕林不肯结报，会算了十几次，亏空的数目都是一样。和祥见他穷困，就骂李燕林故意刁难——简直像说梦话一样。甘肃的清理，没有廉洁能干的总督和藩司，是不能了结的，我是无能为力了。牵制太多，呼应不灵，只有付之一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