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任甘肃藩司时，当时虽然也曾整顿兰州官场，但因为粮饷充足，所以做起来也还不觉为难；再加上与琦相共事多年，多年老友，推心置腹。所以那次清查起来，虽不免为难，但总有条理可寻，也无人掣肘，吏治大有起色，政令畅通。而现在却是府库空虚，不开源节流，就无法度日。总督乐斌给人的感觉是慷慨好义，其实内心里贪欲也不少，再加上多疑、见识短浅，很容易听进宵小之言。旗人领米放饷都有剩余，总督当然也可以沾润；但外间的兵饷，那是丝毫不能克扣的，可是无论怎么说，乐斌就是不信。他总觉得旗人能分好处给他，而藩司我却不能，那就是藩司我的能力不如旗员。
[1]“行马”，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
边境不宁
甘肃受野番滋扰已经很久了，自从琦相获罪后，舒兴阿和易棠两人先后接任总督，此后无论野番如何滋扰，概不上闻；有时贼寇甚至逼近红水（属于皋兰地面，距兰州只有一百多里），来去抢夺，官兵也没有办法；野番甚至在新疆大道上将五万两军饷抢去，杀死官兵无数，官府对此也毫无办法，贼寇气焰因此更加嚣张。
提督索文两次带兵剿捕，附近牧场才渐渐平静。而新疆大道上，仍安置有三千名猎户，来往护送官商，并允许他们淘挖金砂作为生计，不足的部分则摊派到全省官员。此意见咨询户部后便立了案。可是猎户们大多粗犷剽悍，又多是回民，桀骜不驯，奸淫抢夺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地方官如果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就千百为群，打伤差役劫走人犯，公然抗拒朝廷。安肃道虽然请求乐督严令警告，也没有多大威力。
提督索文赏罚公平，又是回民，所以还能驾驭那些猎户。但索文也不过是用好话哄着、用钱财笼着，想要指挥他们，也指挥不动。这些猎户登记在籍册的不过三千余人，而混在中间淘挖金砂的就有不下几万。近年来兵气疲懦，这些家伙们也看在眼里，假如这些猎户有朝一日真的揭竿而起，有谁能征服他们呢，这也是心腹之患啊。索文明知这些人剽悍恣肆，可是一心遮掩，也不喜欢别人提起，这样就成了骑虎难下之势。固原提督经额布私下对我说：“这事只有索提督可办。如果索公走了，调我来接任，那我就只能称病辞职了。”索文讨伐赖川祝鲁果地方的野番，共用经费三万多两，由总督、提督、“两司”和道员以上官员捐款办理。我捐银七千两，蒙皇恩被赏戴花翎。所用的银子，都是由索文在司里领去，藩司衙门概不过闻，因为是捐款，所以奏折内声明不用报账。索文有一本开支账本，送到司里备查，但也无从核算。
新疆南路八城，自乾隆年间开拓以来，至今已一百多年，每年需几百万的饷银。从前粮饷充足，各城都还储备有机动资金，总计已消耗帑金不下千万亿两，而且日久月长，还不知要耗费到什么时候。以前回疆的几次反叛，都是由于办事大臣的逼迫而激起民变。各城的办事大臣，大半不学无术，特别是东北过来的，最是贪婪暴虐，有的奸淫回族女子，还不放她们回去；有的遇事苛求，任意摊派。伯克[1]们也都是靠行贿才坐上这个位置的，一样生性贪黩，往往将亏取赢。所以，办事大臣每勒索一石米，伯克就要层层下派几百石的负担给百姓；办事大臣每要一份物件，伯克就层层下派几百件的负担给百姓。因此回族的各部百姓对伯克积怨入骨，一旦找到机会，就诛戮伯克，残害官兵，就是办事大臣也很少有幸免的——那些幸免的，也都是事先得到消息就逃跑了。
京中各门侍卫，在京任职的时候又苦又累，等到有了机会当了办事大臣，任满回京，腰包无不鼓鼓的。另有一些专跟办事大臣的家仆，熟悉关外情形，聚敛作恶，成为百姓的祸害。这些人遇到办事大臣出京没有路费，就自己出资，为他们制办行装，雇请车辆，沿途折车折价，滋扰驿站。而当站的州县，虽然知道他们不过是借差勒索，但没有人敢不小心应付；遇到贪得无厌的，州县也会派出强能刁悍的家仆来支应差事。州县官的家仆当然也想得好处，可办事大臣的家仆想得的好处更大，于是经常发生办事大臣的家仆鞭挞殴打州县家仆的事情发生。跟着办事大臣的家仆，名为主仆关系，其实多半是朋友；会客时虽然这些家仆会服役伺候，但宴会上就不分彼此了，根本就是一伙；等到大臣上任，大权也就归了这些家仆，他们就诱导大臣坏事做尽。他们先前借出的款项，这时候自然加倍偿还，然后剥削回民，互相勾结分赃。虽然不一定回族八个城都是这样，但像这样的，十居八九。
等到回民发生暴动动，朝廷就要兴师征讨，万里运粮，动辄耗费亿万钱粮。而那些不肖官吏，却是名利兼收，使国家承受无穷之累。近年来，兵饷拖欠很多，饷银不能按时发放，难保他们不向回民借贷，甚至强行勒索。这次喀什噶尔回民滋事，听说也是由摊派引起的，虽然整个事情持续不到两个月，但已耗费帑金十多万。藩司衙门把司库翻了个底朝天，但仍然左支右绌。户部虽说下拨了五十万两，可是各省解到的还不到一半，藩库几乎枯竭了。
我曾建议，请将回族八城的办事大臣和驻军撤回，从回族酋长中选出八个家道殷实而能力又能服众的人出来，分别授予他们王爵，让他们各镇一城；规定五年一朝，每年进贡牛羊和毛皮。各城势均力敌，谁敢出头造反？如有叛乱的，就派其他回王统带本部去征讨。无事时可以节省内地饷需，有事时也可节省内地兵力。各城虽然分封，但国土未曾弃置，也不失朝廷的体制和颜面。也许有人要说：祖宗尺寸之地不可随便给别人，当日拓土开疆多么艰难，现在弃之如遗，何以对得起祖训？的确是这样。可是我所说的办法，并没有抛弃祖宗土地呀。历代封建各国，总是将人民和土地悉以委之，而奉朔本朝，何尝不是辅佐拥戴共主呢？今仿封建之例，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而尊奉帝室，就好像是藩国一样，这不可以说是轻弃国土吧。现在南方的太平军还没有平息，经费短缺，各城军饷拖欠得已经很多了，兵丁连肚子都还饿着，难保他们不变为盗贼；假如回民中有凶狡的人登高一呼，各城群起响应，而内地无饷可筹、无兵可拨，二万里外发生叛乱，那真是鞭长莫及；如果命令驻兵征讨，则各城兵力本就不多，肯定不能空城前往。就算防兵共知大义，同仇敌忾，可是力量悬殊，也难以得手，到那时就骑虎难下了。如果不示以威棱，听任乱叛回民割据一方，不但有亏国体，也使其他民族生出效仿之心。回顾自回疆开拓以来，历次反乱没有哪一次不是调集内地满、绿各营兵将，钦派总统率军剿捕的，驻军之不能得力，就是明证。新疆南路如果撤裁安静，再讨论北路，那么边界就会渐次肃清。对于国计民生来说，虽不能开源，也可节流。至于乌垣、伊犁是连接中外的门户，留下来可以作为内地屏障，不能轻议裁撤。乐督也认为我的建议很有道理，但他一般是有胆时无识有识时无胆，当然不敢上奏朝廷。我也只不过是想想罢了。
西宁、平番、贵德和巴燕戎格等处边界上的生番、熟番、白服僧（即伊斯兰教徒）和蒙古族的穷人几乎人人为盗。几乎所有旅馆都藏着盗贼；青海衙门的通丁书役，也又很多人和小偷暗中来往。所谓的良番之说是萨迎阿提出来的。野番不准到黄河北边插帐，这历来就是明文禁止的。近年来野番不遵约束，纷纷偷渡，黄河北岸毡幕如云。自从琦相因剿捕雍沙而获罪后，舒兴阿和易棠相继接任总督，因为有了琦相的前车之鉴，所以凡是被野番抢劫的案件都不准申报。咸丰三年（1853），野番几乎哗变；红水县地方距省城只有百里，驿路就因此被阻塞了。咸丰六年（1856）二月，野番劫走关外驻军饷银五万两；四月又劫杀了官府的信使，撕碎他们随身携带的奏折，朝廷对此却不敢征讨。
乐斌到任总督后，听说野番有投诚的想法，就派同知那逊阿古拉代理西宁府知府，意在招降这些野番。不久，那逊阿古拉禀称，他亲赴关外，野番头目和他在寺庙念经立誓，彼此永不侵扰，只是要求将黄河以北原属蒙古的地方让给他们放牧。据查，番族渡河的已有五十三万多人，蒙古畏之如虎，不敢不遵。于是请乐督具奏，并保举多人。那逊阿古拉还说边境可以开垦，还可以借用番牛垦种。柴旦木山内出产铜，可以派生番采挖，用生番的牛马驮运，官府赏给他们青稞口粮。总之那逊阿古拉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可听。
我笑那逊阿古拉，年纪一大把，还是这么急功近名，而见识却是如此昏庸，办事这般荒诞而无边际，而乐督却委以重任，实在令人忧虑。我对乐斌说：“事关边疆事务，不可草率。这件事，成则不足见功，败则适以贾祸，必须前后审度，一定要做到不留后患。”同仁中有见识的，也看出乐斌心中似有悔意，并有畏惧之心。后来乐斌对我说：“这件事只好拖着。不许他们投诚，那么野番肯定生变；如果准许他们投诚，又难保他们不再反叛。我未必还能做十年总督，只是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这时候，图伽布赴西宁任办事大臣，路经省城，乐斌把这件事告诉他，图伽布恐惧地说：“制台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请您教我。”其实，图伽布对此事早有耳闻，所以才说出这么滑头的话。乐斌很不高兴。恰好提督索文在省城，就在双方劝解调停。一天，图伽布到我署中，仍旧这样说。我对他说：“这您就错了，蒙、番属青海大臣专管，总督乃是兼管。是否批准野番诚准，总督肯定会据咨入奏，您也无须恐惧。生番欲往放牧的地方，是河北蒙古的牧地，蒙古如果同意野番同在河北居住放牧，让地插帐，那么蒙古王公、盟长就一定会到您的衙门投递具结，您再当面问清制台，一起会衔入奏，您心中就有底了。至于野番是否永不滋事，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这事拖了一年，图伽布并没有发咨文过来。我听说他几次传蒙古王公到署，蒙古王公都藏匿不出，后来经过那逊阿古拉多次开导，蒙古王公才将具结呈上。译成汉语就是：“我们蒙古人很愚昧，不知深浅。如果省城的总督、藩司、臬司、道台及各位大人要我们蒙古人具结，我们就具结。”图伽布将具结送给乐督审核，乐督才知道蒙古人的狡猾，担心后患无穷。我说：“平番奏议上说得明白，前任总督那文毅给归德同知的批示里就写道：‘蒙古结保，已成油滑。’可见蒙古为番人担保，根本就靠不住。比如雍沙野番，蒙古也曾经具保，可是没过多久，就有青海办事大臣衙门控诉，说他们不敢管雍沙野番，请求交给汉官管理，以免滋生事端。自古以来，这些人就像犬羊一样，合离无定，就算现在切实具保，也不足为凭，何况是这种闪闪烁烁的话呢？”乐督因为蒙古推诿，青海大臣又不敢独专，唯一只有那逊阿古拉说得把握十足。而对于蒙古的吞吞吐吐，那逊阿古拉也一概不理，乐督于是将此事置之高阁，作为缓兵之计。
乃刚咱的番族，因为朝廷久无消息，于是在柴旦木地方将西藏的堪布喇嘛以及喇嘛携带的贡马衣物一并劫留，并传话说如果准许他们投诚，他们就让堪布喇嘛进京，否则就将堪布喇嘛杀了。当时副将赵玉检正在巴燕戎地方捕缉盗匪，接到逃出来的喇嘛的呈诉，就写信到省里，问那逊阿古拉怎么处理。那逊阿古拉托我将信转呈乐督，乐督大怒，说：“该番既愿投诚，为什么又劫留贡物，难道想借此挟制朝廷吗？我如果不是怜悯他们的生命，即刻就统兵前往剿灭。”我听后笑乐督除了酒饮徵逐外一无所知，军旅之事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故意说这样的大话出来，想吓唬谁呢？
那逊阿古拉禀辞回西宁府，乐督又授以机宜。不久，那逊阿古拉前来禀告说：“我已札谕番人头目，斥其无理，番人现已将堪布贡马交出。该番说：‘如果堪布回来时，朝廷不能明确投诚插帐的地方，我们还是不会让他过去的’。番人将以前掳去红帽儿的一千多匹牛羊马匹退还，货物也退回了不少，所短少的牲畜不过几百头。”所谓红帽儿，是西藏一带的回族，隔几年就来西宁贸易一次，来的那一年，西宁税务就会沾不小的光，这次他们被野番抢劫，赴官控诉。查问投诚的野番，都不肯承认是他们干的，只是答应代为寻找祸首。现在终于将赃物拿了出来，可是询问谁是带头抢劫的人，却说不知道，大概就是他们自己吧。
[1]“伯克”：古代新疆回部维吾尔族特有的官名。以阿奇木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下设各级伯克。清朝分别加以任命，概称伯克。
1858年咸丰八年
二月，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恢复江南大营。湘军大将李续宾、彭玉麟收复九江。
四月，《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中国将黑龙江以北割让俄罗斯。
五月《天津条约》签订。
十月，湘军大将李续宾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战于三河尖，李续宾阵亡。
臬司、藩司、代理藩司同时丁忧
边患难靖
正月初一，我起了个大早，五更赴庆祝宫祭拜圣上牌位，然后随乐督到东边各庙敬香。乐督回衙署，我们也随同前往，到二堂拜年，兼带祝寿。乐督的生日正是大年初一——也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春节，我们那时称为元旦。
我回衙署后，到家庙行香。然后是府县官员来拜年，坐了片刻就走了。午饭后，我再赴各署拜年。
初二，我随乐督到西边各庙行香，并随乐督登上城墙，祭祀本城守护神，然后到给我拜过年的各处官署答谢。
初六，我请乐督喝酒看戏，到初七凌晨才结束。接连几天，各衙署迭为宾主，于是我每天都困在酒食之中。
循化厅撒拉尔部族的回民，因互相斗殴而打起了官司结讼。案子以外的回民，到循化厅看望，被守城的士兵拦住，双方打了起来，互有杀伤。通判韩锡麟不管，回民愤激，于是聚众围城。米参将和韩通判联名报告到省里。又据代理河州总兵赵延烺禀报督署：说撒拉回子已将驿道上的桥梁拆毁，文件无法传送，河州的回民也暗地里和他们勾结。官府已经派了三百名标兵前往剿捕，并已经从巩昌调来二百五十名营兵帮助守卫河州城，同时请求从省里调八百名马步兵丁前往会剿，并请求给五千两饷银。
乐斌将赵总兵的禀文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说：“省城的守兵本来就不多，不宜轻易外调。如果赵总兵所报属实，河州距省城不到二百里，省城里的回民极多，他们一向强悍，并且大多与河州回民有各种亲戚关系。他们虽然未必会起来造反，但这些人杀人抢劫，内外交哄，为祸不小。我们最好暗地里派兵镇压并安抚，而不应该冒冒失失派兵出征。如果命令河州和循化厅将军队撤回，大伙都感到非常害怕。我想要是派文武大员到巴燕戎格晓谕恩威，伸其委曲、散其党羽，等事情平定后，再查出带头闹事的予以严惩，这才是上策。武官们习惯在报告里夸大其词，我们不能深信他们的片面之词。循化城只有两座城门，不过是一个土岗子而已，又没有深沟高垒，如果回民志在攻城，那么几百人顷刻之间就可以将循化城夷为平地，又何至于‘围攻三天，城上枪炮如雨，回子才退去’？米参将是河州本地人，在循化厅广置家产，剥削回民，这样的军官应该调查后参劾撤职。”
乐斌说：“如果请兵不发，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谁能负起这个责？”我说：“我说的本来就是个人意见，不足为凭。如果说按赵总兵说的请饷发兵，那么就先发两千两吧，军队经过的地方，命令各地官员按照本省供应军队的标准提供后勤。我不明白的是，赵总兵为什么不就用河州标下的兵，坐守本城，反而派河州兵出剿后撤回，而又另调巩昌的营兵来守河州？多一番调动，就多一项开销，将来报账又是难事。”
过了一会儿，副将成瑞入见，乐斌将我的话告诉他。成瑞说：“藩台大人说得很对。省城里的兵只有一千二百人，距离河州一百多里，与其等到发现敌情再调外兵，不如就留在城里——他们对地形较为熟悉。”成瑞又说：“赵总兵实在是沉不住气，外间传闻的情形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严重。”乐斌本来是打算发兵的，听到成瑞的话才醒悟过来。他命令西宁道崇保亲自查明后详细上报，如果不发兵的话，对回民就要妥为安抚。又派参将陈致和带着几名千总和把总去河州查看虚实。
没过多久，崇保就报告说，回民情绪安静，不用发兵；并说回民已经具结悔罪，答应赔偿损坏的大桥并修理道路。至于回民围城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大概因为循化厅是崇保的下属，所以崇保不肯直说赵总兵所报不实。韩锡麟和赵延烺，一面滥冒，一面借此保举所谓的立功将佐，完全不为国家着想。这样的官员如不参办，何以服众？韩锡麟年已七旬，两耳重听，上次因野番抢劫红帽儿的货物而被撤职，后来那逊阿古拉办理招降野番的事情，韩锡麟求那逊阿古拉为他求情，乐督没有答应，韩锡麟就上书督署，说那逊阿古拉收了野番的贿赂，所以才做出招降的举动来。又说野番出没，通判没有义务抵御，此事已经由御史条奏，应由总督随时征抚，通判不应受到处分。乐斌看了韩锡麟的详文后大恐，命令藩司彻查那逊阿古拉，也就不敢再提弹劾韩锡麟的事了。
此次的费用是二千五百两，乐督命令由崇保捐出，答应保举崇保的儿子。虽然崇保有一万个不愿意，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自掏腰包——身为乐督下属，乐督要他捐，他当然不能不捐，可他手头上又没有这么多钱，只好从司库中预支养廉银。循化的米参将弹劾赵总兵虚张贼势，冒开兵饷，还没来得及入奏，赵总兵就来司里领银子。我先给了一千两，交一名军官领去；一面通知中军成瑞，让他派兵护送。据成瑞说，来的人不要省里的士兵护送，而省里的士兵却坚持要点明军饷数才放行——为的是赵延烺这个人太不可靠。
赵延烺本来就是一个浪荡子弟，世职侍卫出身，经许滇生尚书保奏，发往陕西候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欠债如山，是有名的“债帅”。在代理河州总兵时，他将一个妓女从兰州带回河州嫖宿。士兵们等到他两人床战正酣的时候，一声大喊，将门撞开了，准备将这对狗男女捆起来。赵延烺大惊，撞破窗子，光着身子逃进了他老婆的房间——免了士兵的一顿打，老婆一顿臭骂却是免不了的。士兵们见赵延烺逃走了，就将妓女揪出来轮奸了。妓女的家人扬言要到省里告状，赵延烺后来掏了一大笔钱，总算将此事平息下来。
他在省城的寓所里，桌上长期放着一壶酒、一把刀，有人上门讨债，他就对债主说：“我已穷极无聊，你如果讲交情，那就坐下喝一杯；你如果一定要我还钱，那就是要我命，我就拿刀和你拼了。”债主见他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也无可奈何，真是无赖之极。
他手下的军官刚从司中拿去一千两银子，马上就被债主逼去八百多两，只剩一百多两。银子没了，只好再次请领，司中只好又发一千两。赵延烺又从河州知州那里王桐处借领五百两。这次用兵的费用，说定是两千两，由崇保认捐，可是赵延烺却冒开了五千多两，朝廷很难通过。赵延烺来甘肃，是由乐斌保举的。乐斌担心他在河州时间长了生出事端，于是命令赵延烺回到延安副将本职任上，让游击松龄代理河州总兵。经查，此次用兵，赵延烺实用银一千七百多两，不但五千两是浮开的，就是二千五百两也有水分。赵延烺求我将这笔钱摊派在河州镇属各营应领的马草款项下，我说此案实在悬虚，简直就是冒领，所以没有答应，也不知后来怎样了。
野番渡河已久，投诚与否迟迟未定。蒙古人和当地官兵，都不能限制他们游牧。就是当地居民有人和他们勾结，官兵也从不过问。他们之所以急着要投诚，肯定包藏祸心，妄想阴谋得逞。蒙古答应让出戈壁地方给野番，听任他们在那里游牧。戈壁无水无草，当然不能放牧。野番因为黄河南岸的水草不够茂盛，才偷渡到河北。如果仍是戈壁，何不就住河南，为什么一定要到河北呢？这话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那逊阿古拉两头架话，极力撮合，边境形势长时间不能定下来。从朝廷的角度讲，现在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乐斌上奏朝廷请示安抚的办法，说明了他们已有五十三万余人渡河的情形，也汇报了蒙古具结刁难的情形。
接到公文，转来上谕：“乐斌几次上奏野番的事情，请示命令西宁办事大臣详查筹办。甘肃西宁关外的野番为患的地方，乐斌到任后派代理西宁知府那逊阿古拉派兵剿捕，随后有刚咱等族野番情愿投诚，请求将河北地方赏给他们居住放牧，并表示愿意保护蒙古边民各旗。蒙古也愿意将青海湖以南的戈壁地方，暂行借给野番住牧。暂且这样办理吧，当然希望相安无事。只是野番贪残成性，移到河北后恐怕不免欺凌蒙古，滋生事端；更担心河南各族，相率效尤，恳求迁徙，所以此事应该谨慎从事，以安蒙古生计。此事著乐斌督办，就算不能亲身前往，也一定要委派精明能干的大员，随同图伽布命令西宁的总兵和道员，确切查明，通盘筹划。应立定界址，严格限制，以杜侵越，并说明不准再有番族过河，以期日久相安，决定以后再上奏，不要只顾眼前，留下后患。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皇上圣明，烛照万里，而深思远虑，非常人所及。只是乐督原奏中有很多不实之词，比如说派那逊阿古拉往剿，就并无其事。野番偷渡黄河已经很久，戈壁不能游牧，蒙古具保并非心甘情愿等等情况，都不敢提及。先前以黄河为界，野番尚且不能遵守，不断偷渡劫杀，以致民不聊生；怎么能保证他们渡河后能奉公守约呢，更以什么为界好呢？
廷寄里又说，只许刚咱族投诚，其他野番不准效尤。素不知渡河野番已达五十三万多人，就算其他野番不过河，也是无法驾驭的；何况野番各族，并无一个总管一切的头目，谁又能约束他们不过河呢？真要这么做，后患无穷。青海大臣图伽布极不愿办，怎奈那逊阿古拉在西宁百般恐吓他，乐督也逼他联名上奏，图伽布模棱两可死不表态，乐督对此很是生气，只好单独上奏皇上，强令执行。这件事事体重大，头绪繁多，恐怕也不是三两天能够了结。
马干（喂马的饲料，也指用来买饲料的钱）只发一半，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事。甘肃的军马很大部分是朋马，并非骑兵自己喂养，而是由农户代养，由朝廷发放马干。朋马的数额，差不多占军马的一半。所以支发马干，与骑兵无关；至于例马，是由驻军营员自己领款，与朋马也无关。朋马每年总会病死若干，留下马皮，发放马干时作为证据，朋马病死后按规定应买补，各营纷纷请领。我首先发放兵饷，买马的事一律批示暂缓。省城里也有军马病死，乐督命令筹款给发，迅速补买，没想到居然添了几十匹马，远远超过原来的数字，我也不便过问。
督署每月的开支项目里面，有八十匹例马一项，可是从来只看见乐督领钱，没见他喂养过。督署里喂的马其实很多，有几十匹，斑驳成群，但都是兰州县知县供应饲料。其余藩司、臬司、兰州道、兰州府的马，也一律由兰州县知县供应。我只有一匹骡和一匹马，所费无多。臬司明绪喂的骡马将近一百匹，马夫也异常凶横，每次到县署帐房领喂养费，稍为迟缓，便骂骂咧咧，甚至动手打人。至于乐督的喂养费，县署倒是早早备下，从不用催。兰州县知县本来就是个苦缺，仅此一事，就难以应付。
州县官员经常调换，对地方没有好处，而且最容易开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恶例，从来讲究吏治的，无不深知其害。可是乐斌就习惯以此市恩纳贿，明绪以此撞骗招摇，彭沛霖以此共同作弊。而我忝任藩司，倒像戏台上的傀儡一样，尸位素餐。
笔帖式[1]长祥，在督署与门卫陈二结拜为弟兄，加上督署的中军德详，三个人在门房吸食鸦片，一吸就是一整天，到外面就寻花问柳，无所不为。陈二是乐督的“用神”[2]，乐督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陈二为长祥游说，说让他代理知县。向来督署笔帖式署理知县都是有意调剂，但是必须是资格很深、很有成绩的人才可被委任。一天，礼县知县出缺，明绪对我说：“乐督想让长祥署理，可是不好向您开口，托我转告您。”第二天排参时，我刚说让长祥署理，乐督就慌不迭地答应了，好像生怕我反悔一样——看来，明臬司之言不虚。
笔帖式多龄任职年满后，以同知、知县的资格留在甘肃候补，按顺序应补宁夏府的理事同知，命他上任，他却嫌缺苦不肯前去。明绪代求乐督，改署礼县，由司中檄委，他又不肯去。多龄说自己官私亏累很重，礼县县令每年收入才一千多两，不足以脱贫。长祥又想代理安定县，明绪将这个情况对我说了。我说：“这还是大清吏治吗？”明臬说：“乐督急着想照顾长祥，如果把礼县给长祥，而把安定给多龄，他们两个人都会答应的。”我说：“不如请多龄自己选一个缺，自己回禀乐督，何必麻烦我一次次下文呢？而且以后轮到苦缺的，都不上任，我又将怎么说呢？如果说一定要让多龄署理安定，那麻烦您自己去说，我实在难以启齿。”明臬回去一说，乐督就答应了，我也只好遵命而已。
其他的如陶斯咏任古浪县知县，罗星点代理永昌县知县，王汝铨调张掖县知县，张清济代理靖远县知县，接着代理宁远知县，都不再和我商量。我经常对属员说：“‘廉’和‘公’二字，我是足以自信的，如果其中有不公平的地方，想来你们应该理解我吧。”
[1]“笔帖式”，清代于各衙署设置的低级文官，掌理翻译满、汉章奏文书。
[2]“用神”，我国传统四柱八字预测术中专用术语，专指用于补救八字不足之处的天干或地支。此处是指乐斌想借这个人的生辰八字来补自己生辰八字的不足。
丧事也敛财
明绪的母亲因病去世，我随乐督几次上门唁奠。乐督赠送丧仪五百两，我送了三百两。乐督又答应借给他三千两，可以看出他们的交情确实非同一般。按惯例，司道官员丁忧，应由总督代奏开缺，可是乐督在代奏开缺的折子里对明绪大加保举——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明绪攒的钱不少，外面的金铺说：除了平日兑换的不算，这一次就兑换了三千多两黄金。甘肃臬司是有名的苦缺，可是明绪却能攒下这么多钱，实在难以想象。明绪对我说：“一路上的路费，进京以后的应酬，都需要开销。我担心囊中羞涩，应付不来。”看来到了京城，他要打点的人也不少。至于他为什么当我的面说这些，用意当然是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想临走时再捞上一笔而已。接下来，我为他四处张罗，找同仁们凑份子，大伙的奠仪超过了一万两。有人说我这么做是纵富，意思是说他那么有钱，你还帮他敛财；也有人说我是矫情，他那样挑剔你排挤你，你却对他那样，亏你做得出来。唉，让别人去说吧。
臬司出缺，按惯例，应派正式道员代理。和祥本是代理甘凉道，又是撤职后捐复人员，还没有赴吏部引见，按理是没有资格的。我在钱局就很冒昧地说了一句：“这次一定是由兰州道恩麟代理臬司。”却不知道和祥早已跪求乐督，一定要把臬司的大印拿到手。所以乐督接到明绪丁忧的信后，一个字也没有和我提起，就直接札委和祥代理，而把甘凉道委派栗炬代理。和祥因我在钱局说过的话，对我恨之入骨。
和祥代理臬司后，大作威福，呵斥属吏就像呵斥奴婢一样，抓到赌博嫖娼的，一手收钱，一手放人。沿街贴满了狗屁不通的告示，路人看了无不掩口而笑。他接见属员总是疾言厉色，属员送钱，就是循良，不送，就是庸劣。今天送，今天就是循良，明天不送，明天就是庸劣。他既能谄又能骄，而且变得很快，翻脸如翻书，就是那些乌龟王八做不出来的行为，他也做得出。
我们随乐督到臬署接丧，和祥见到臬署对联刷黑糊白，心里很不高兴，对明绪的仆人说：“这里是官府衙门，非国丧不准刷黑，我让你们赶紧洗去。”和祥又问：“你家主人什么时候搬家？我要进署。”明臬向乐督哭诉道：“老母的灵柩停在里面，必须要等到出殡后才能搬出去，现在却被人逼着让出官署，求您代我说说情。”乐督也觉得和祥做得太过，再加上彭沛霖从中添油加醋，于是就将和祥训了一顿，才让臬署的事情平息下来。
明绪的母亲三七后，天气炎热起来，明绪决定暂不回京，将母亲灵枢和家眷移到浙江会馆停柩。临走时，明绪将臬司衙门里的窗户和家具，以及隔间的门扇、板片、顶篷等全部拆毁。兰州县知县托克精阿请和祥到臬署观看，以便收拾，和祥见工程浩大，急切之间不能完工，一下子泄了气，只有跳起脚来骂。
和祥扬言说明绪母亲的棺材，是狄道知州刘灼用三百两银子买来奉送的；恩麟也说，杠夫的抬价是代理兰州知府章桂文报效的；预备的骡杠一副，也是首县托克精阿孝敬的。明臬的牛皮黑漆包箱，内面一层油布，外面又一层油布，以及绳索等物件，则是前任知县李文楷报效的。明臬母亲死了，他自己没有花一文钱，还赚了不少，可惜的是，母亲只能死一次！
明绪也指责和祥，说他索要到任礼，又说他收了李敦厚二百两银子，答应他向乐督求情，暂缓进京。恩麟因为臬司的缺被和祥抢去而埋怨乐督，也极力传播明臬、和祥的种种劣迹，传言不堪入耳。
我外任二十几年，见到的司道官员也算很多了，像这样污浊不堪、如鬼如魉的，倒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事情都极繁琐，本不足道，记下来为了让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世道。
我派周寿进京，带回银子一千两，准备为兰儿娶媳妇；又派李福跟随沈寿曾回京照应喜事。
四月底，我接到三弟来信，得知兼慈痰喘，老年得病，举步维艰，赶紧寄了三百两银子回老家作为药费；又寄去燕窝二斤。听说三弟与二全一齐赴京赶考去了，假如老人有什么不测，老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五月初六上午，接到京中专信，惊悉兼慈已于四月十一日去世。我哀痛惶惑，不知所为，赶紧制备丧服，设立灵位，让全家穿上丧服。当天就报告乐督，请奏开缺。我想奔丧的事，越快越好，所以既没有讣告同事亲友，也没有设灵开吊。况且，明绪刚刚丁忧，首县为他搭篷预备，花费不少，如果再来一次，首县难免会有怨言。我告知家人，购办的所有物品都要按价付钱，不要惊动府县。设立的灵位到二十一日撤座，在这之前要赶紧收拾，准备回乡。我本来打算二十一日起身，因为车辆不齐，一些开支的账目没有能够及时结清，所以延迟到二十九日才出发。长途车马都是自雇的，也不打扰沿途州县。
做了一年半的甘肃藩司，入项甚微，当初出京时用了家中的一千多两银子，现在都没有还上，再加上报捐顶戴花翎用去了七千两，所以路上的路费，仍旧不宽裕。乐督送我一百两银子作为丧仪，奏报丁忧的折子里，总算没有弹劾我的话。同仁也都各有所赠，这样才勉强成行。长途奔走，到泾州时已炎亢如火，人马俱困，只得昼息夜行。六月二十日，我到达西安时，已困惫不堪，同仁可怜我老病，苦劝我小住几天，等秋凉后再回南方。可是我奔丧的心，急如星火，总是寝食难安。
临出发时，明绪来告诉我说：“您丁忧的消息刚刚传出，和祥就到督署向乐督道喜说：‘明绪与张集馨，都不是好人，所以先后丁艰[1]，也未始不是吾师之福。’乐督回应：‘你也不用幸灾乐祸吧？’和祥求乐督让他兼署藩司，乐督没有答应。”
后来，乐督委派恩麟署理藩司，即日接印。我推荐一名家仆，恩麟竟不接受，我也就笑而置之了。
在陕西，我寄居在红埠街公馆一个多月，因为守制很少出门。旧属新朋，时来过访，也还不觉寂寞。八月初一，明绪扶柩到达陕西，我前往祭奠。初六，他起身北上，我又到城外亲送，又致信家中，让儿子兆兰到明绪母亲停灵的地方上祭。我这样对他，可以说是尽到人情了。
忽然见到邸报，说是兰州道出缺，一打听，才知道恩麟的母亲也去世了。半年中，“两司”和首道都因为丁忧去职，也算是奇怪了！乐督奏令让和祥兼署“两司”，兰州道则委派首府章桂文兼署。由同知代理道员，这恐怕是大清定鼎以来第一次——从中可以看出上司是何等信任他。
我的第二任甘肃藩司就这样结束了，任职时间一年零三个月。甘肃官场这些人的结局，也不妨在这里交代一下。
同治继位后，载垣、端华、肃顺倒台，前都御史张芾、京卿潘祖荫、御史裘德俊、陈庭经等人，上奏弹劾乐斌奸占仆妇、宠信幕丁、捏报边功、滥行保荐等多款罪行。朝廷派礼部尚书麟魁、户部尚书沈兆霖赴甘肃审办。当时周二奶奶刚刚病故，甘肃省内还不知道钦差已经出发，乐斌一身丧服，文武官员亲往祭奠。出殡那天，乐斌率领下属一步一拜，那种伤心就真像死了自己的老娘一样。
乐斌的儿子敬铭在北京任兵部员外郎，听到钦差出发的消息，连夜赶回甘肃通风报信。乐斌知道奏折中弹劾他奸占仆妇的事情，于是就在四明亭地方，将周二奶奶的棺材掲开，脱下尸体上的一品诰命的凤冠霞帔，换上布袄，并将棺材藏在炕炉下。全小汀听说后笑着对我说：“乐斌怎么蠢到这个地步呢？审案的人，怎么会开棺戮尸呢？”我说：“他如果懂一点事理，做事又怎会如此荒腔走板呢？简直是放辟邪侈，为所欲为！”钦差后来定案，在奏折中描述了乐斌的很多丑行，猥亵赃污，实在不能转述。判决结果是：多慧、成瑞捏报边功，判斩监候；乐斌、章桂文发配新疆；彭玉亭、陈二、余奎发配吉林、黑龙江；和祥被革职——也算稍泄神人之愤。
[1]“丁艰”，即丁忧，亦称丁家艰。语出《晋书·周光传》：“陶侃微时，丁艰。”
哀悼兼慈
我行经陕西，碰上回民闹事，也让人心惊。
在陕西临潼县，回人和汉人一直不能和睦相处。回庄赛会演戏，汉人前往观看；等到汉庄演剧，却预帖告示，不准回人前往观看，回人也就不去看。有一个回族少年挑着一担水果到戏场里卖，被汉民无故殴打，受伤甚重。回人不服，赴临潼县申诉。县令倪印垣置之不理。回民第三次申诉时，反被官府的衙役打了一顿。
倪印垣是四川举人，由华阴县调任临潼。我先前经过华阴时，倪县令曾来拜见我，絮絮叨叨，和村妇一样，治理地方毫无可取之处。侍郎王茂荫以循良具保他，又称他具有奇才异能。陕西巡抚曾望颜保荐，命令倪印垣自己填上事实入奏，恩准送部，还来不及卸任，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回人被责后不服，就纠聚几千人到汉人村子报复，互有杀伤。回人杀了十三个汉人，汉人杀了六个回人，因为打输了。汉民就在大路上截杀了从蓝田来的三个回人，这三个人与临潼的事情毫无关系，而且根本不知道回汉斗殴这回事。回民因此纠聚不散，来往商旅裹足不前，也有被回人抢走货物的。
事情传到省城，巡抚曾望颜将倪印垣暂时撤任，派西安知府沈崧曾带着二百名回族士兵前往弹压，又派同知张竹楼代理临潼知县。曾望颜还口出狂言，说只要回民不遵约束，就带兵围剿血洗回庄。
我听了这话，觉得实在唐突。地方官一向偏袒汉人，凡是争讼斗殴，无论曲直，总是压制回人，这样汉民就更加恃众欺凌回人。他们难道不知道，回人生性桀骜不驯，而且特别团结一心，日积月累，对汉人的仇恨终有一天要爆发。云南回民造反，至今猖獗，官府无力控制，反受回民侵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陕西省的当政者，难道不知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道理吗？如果公平办理此案，首先就要先将倪印垣严参重治，然后分清回汉曲直，让双方各负各责，这样才能相安无事。可是曾望颜却因为倪印垣是他特保的，一味袒护，又不懂事理之轻重，说出这种荒谬的话。我听说巡抚曾望颜在陕西暴虐异常，官员们都疾之如仇，这恐怕不是好事。
过了几天，我让秀姬带着辎重行李和家人，由永济回京，我则由河南回仪征，于八月二十日同时从省城动身，到潼关再分开。二十四日，因为下大雨，我在潼关停了一天，二十五日再分道长行。九月初五日，我到达开封，住在八旗公寓。开封的大小官员自巡抚以下都是我的故吏门生，所以应酬众多，昼夜不息。
忽然传来警报：捻匪将山东曹县攻破，抢劫的财物装了七八百辆大车，满载而归，仍由金乡、丰县回去；另一股捻匪围攻济宁，河南考城一带也开始发现捻匪行踪；六合、仪征一带，到处都是长毛（太平军），杀掠几无孑遗。兼慈的棺材还没有下葬，可是道路阻塞，无法回去，我因此寝食俱废。清河、淮河一带戒严，徐州捻匪来往滋扰，南北不通，我只好兑出一千两银子，派李福从小路回籍，察看情形；如实在不能前进，只好回京。
九月十五日，我由河南北上；二十八日抵京。我到京城后就接到三弟和大全的来信，才知道牛王营庄屋以及衣物家具都被焚掠一空。三弟等将兼慈灵柩浮厝于庄西茂林后，带领本房人逃至泰州；大全弟兄逃至邵伯埭，大哥逃到江南丹徒乡村。一门星散，荡析离居[1]。
早前，三弟来信，说兼慈性爱热闹，想等我回乡后再下葬，为兼慈身后风光。我当时就回信说，不如恪遵老人遗训，以百日内出殡为妥。贼氛无定，时事变迁，不可拘执于古礼。我相隔五六千里，又值酷暑难行，不时还有大雨阻道，怎能按时回家？三弟还是不肯将葬礼从简。我又几次写信催促，没想到贼匪于八月二十四日攻破天长、六合，直犯乡村。仪征县城被焚掠四次，城市化为丘墟，家里稍能自给的都赴乡村结茅而居。贼匪探知其情，就从月潭集和陈家集向北方席卷而来，所以躲在乡村的人家，很少有逃脱的。
三弟除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带走。嫁到程家的妹妹抱着儿子潜在水里才得以不死，妹夫程湛华为贼军掳去，至今下落不明。嫁到李家、黎家、薛家、阮家的几个姐妹，也都颠沛流离，无以为生。我给他们每家寄去三十两银子，多少可以补贴家用，近支亲族，也略略点缀，只是无力多给。大哥那里，我寄去了一百两，并寄去两首诗，其一是：“与君今世为兄弟，未必来生再兄弟；况且两人俱白首，又兼南北动离情。回首江乡一敝庐，年来衰病正愁予；不需身世多忧虑，有子俱能读父书。”听说大哥所住的冯庄，却是没有贼兵经过；城内卫市口老宅，至今犹存。大哥性情古直，虽然不合时宜，但心地正派，所以在这丧乱时节，好像有上苍默默保佑。
兼考少孤，四壁俱无，十七岁弃学从商，勤苦备至。自从兼慈来归后，家境渐好，开始置办一些田宅。地方上有什么善事，兼考总是躬任不辞，施药施棺的事情，不知做过多少。直到六十多岁时，才生下三弟集声，这也可看做是天佑善人。兼考生性刚烈，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常常使人难堪。幸好有兼慈从中调剂，亲族得以安宁。
兼慈心地慈厚，对亲族子弟，极力照顾；对穷苦乡亲，尤多恩惠。几十年来，无论是外面的乡亲，还是家里的奴婢，对她都是心怀感激。咸丰三年，逆匪攻破县城，住宅被焚，兼慈寄居乡下，很不习惯，所幸衣物钱财，未落贼手。
兼考去世时，我以直隶藩司的身份带兵，在直隶、河南一带剿匪，奉旨等军务结束再行回籍。三弟不到二十岁，经理丧葬和考核田务的事情全靠兼慈督率家人一手料理。租赋的收入，和兼考在世时没什么两样。对族中无赖子弟，兼慈恩威并施，使这些人也有所收敛。家政处理地井井有条，教三弟读书，也从不姑息。
咸丰五年（1855）冬，我奉旨往江南大营受向荣差遣，事先回家省亲。当时见兼慈气体康娱，饮食安泰；只是走路时偶须扶杖，冬天痰喘咳嗽，身体没有其它毛病。我想老人家活到百岁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咸丰六年（1856），我回到北京，然后赴甘肃。第二年，三弟生了一个女儿，老人家非常喜爱。同年，三弟又以第一名考中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