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初九，兼慈命三弟和二全北上，应顺天府乡试。初十日，村庄前后，弥漫着阵阵檀香，邻人来问何事，走进屋子却不见焚香。屋里的人也觉香气更浓了，村人无不诧异，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天晚上，兼慈还让仆妇进酒三盅，喝完后非常高兴。半夜，老人感觉痰气上涌，于是对李仆妇说：“太爷已经做了淮安府城隍，来接我了。”李仆妇不敢走开，而檀香的气味却更浓了。到十一日，老人溘然长逝，香气顿熄。三弟已走到顺河集，得信后连夜赶回。殡敛的事情全靠大全经理。大全兄弟两人，从出生到出痘疹，再到长大成人，都是兼慈照顾。得信后，从泰州岁试的考场赶回来，独当大事，也算不负兼慈疼爱他一场。
兼慈没有生育。三个妹妹和三弟集声，都是陈庶母所生，兼慈爱如己出。三弟还知道孝敬母亲，嫁给黎家和阮家的两个妹妹，也还知道体谅母亲。只有嫁到程家的八妹生性狡黠，从小就以尖酸刻薄为能，兼考受她骗了，还常认为她聪明能干；于是她就肆意挑唆，诬枉人过，口无不择言，甚至在背后辱骂兼慈，存心忤逆，对待弟兄姊妹刻薄寡恩。陈庶母生性愚蠢，不言人善，兼考在的时候，她就常常挑拨生事，以致举家不能和睦，众怨沸腾，兼慈屡次教训，她却不知悔改。后来儿女长大，她便更加自以为是，兼慈不能规诫。几个妹妹中，八妹的为人最像陈庶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程妹夫死于贼手，公婆年迈，八妹却不肯侍奉公婆，而回娘家依靠三弟，确实有亏天伦。
兼慈于十月十六日与兼考合葬在十里墩。当时贼军攻破天长，盘踞六合，兼慈没来得及安葬，我昼夜悬心。如今幸好大事已完，再没有什么牵挂的了。兼慈存心仁厚，断无意外之虞，但总是要等到入土为安，才让人放心，何况又碰上这种干戈扰攘的时候呢？兼慈自从嫁给兼考后，家境就渐渐富裕，现在她刚刚去世，牛王营的住宅和财产就不保，这是不是说，兼慈福庇乡邻数十年，而我们兄弟却不能承受她的遗泽呢？确实令人感慨啊！只恨自己既没有亲视殓葬，又未能抚着她坟墓上的松柏痛哭一场，这是我今生永远的遗憾。
南河总督庚长来信，寄来一千两银子。在三弟等人颠沛流离的时候，确实大有所补。
我的京中住宅，当年是大林负责建造的，我总嫌它太局促。大门距上房太近，又在西边，总不习惯。幸好门前的破烂小屋，早已买下，我想另添一道大门，再建几间房子。只是，历书上说，要等到明年，才利于南北方向，今年就只建西院吧。于是我建了两所房子各五间，一所是兰儿书房，一所是我会客的地方。因为院子里有几丛竹子，于是就给房子命名为：“交翠山房。”
我本定于九月为兰儿娶媳妇，因为兼慈去世，改在明年春天择吉日再举行。
兰儿的老师是翰林胡寿椿，胡老师因为新娶了妾，不能住在私塾，就辞职回家了，让我自己教今年剩下的课程。明年，我想廷请薜春黎，我询问同乡汪慕杜，他说：“薜先生的帖括之学（唐代时，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把经文贴去若干字，令应试者对答。后考生因帖经难记，乃总括经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应时，称“帖括”。明清时也用指八股文）胜过胡先生，杂学很渊博，就是书法欠工。”
我又在时晴斋自撰一副对联，托亲家许滇生题写。对联是：“三径栖迟，敢云丘壑夔龙，衣冠巢许；一编弦诵，藉可消磨岁月，俯仰乾坤。”
[1]“荡析离居”，指家人离散，没有定居。
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
九月，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发生了。
案子由御史孟传金参奏，皇上派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陈孚恩和全庆一同审办，没有让刑部参与。案子的起因是有一个说大鼓书的叫平林，在这次考试中了举，可是试卷文理不通、错字连篇，被御史指名参奏。平林到案参加复试，文理更加荒谬。据他说，考试时是照平时的习作抄的，而对于登台说书的事，他也供认不讳——既然是这样，平林的举人资格当然被取消了。
原来，平林和本次考试的主考柏葰的家人靳祥关系密切。靳祥随柏葰进入考场，私下里替平林说情。靳祥求柏葰从考中的试卷里抽出一本，由平林代替。平林家里很穷，靳祥也没有收他什么钱，大概是因为都是浮荡子弟，所以交情很深。据说平林的房师（科举考试中，阅卷老师称房师，主考和副主考称座师）缪编修也不知情。平林送给缪编修的拜师礼，也仅仅是十串制钱而已。
有个叫罗鸿绎的广东人，年纪还小，经军机处记名章京李鹤龄穿针引线，送条子给考官普安推荐，也中了举。罗鸿绎送了普安五百两银子，也送了李鹤龄不少。罗鸿绎到案后，供认不讳，也不容李鹤龄、普安不承认。
此案在提督府审问，刑法严峻，普安受刑不过，攀扯出考官程庭桂在场中焚烧条子，奏请归案革审。又牵出程庭桂的儿子程炳采在外招摇，私通关节的情形，一并拿究。程炳采想攀扯其他人，就供出主审官员之一的陈孚恩的儿子陈景詹曾经送条子的事情。陈孚恩具奏，承认其子送条属实，交出审办，并请求处分。
而严审程炳采时，他说陈景詹的条子，他已在考场外烧了，并未送入考场里面；又供出侍郎潘星斋的儿子庶常潘祖同，为其同乡谢森墀送条子。谢森墀是苏州的富户，捐官在京，为了钻营关系，就求潘祖同转送各处，想拜几个人为师，潘祖同大言不惭，叫他就拜自己为师。潘祖同的举人和进士都是皇上钦赐，并不是考来的，胸中墨水想来也不多，遇到谢森墀这种糊涂蛋，也就甘心拜认，不料同落法网。潘星斋照陈孚恩的例子，具奏请求处分。
程庭桂的亲家是潘铎之子潘敦俨，程炳采并没有供出他送条的事情，潘铎听说情况后，心里害怕，就带着其子潘敦俨赴提督衙门投案自首，承认曾经送条。程炳采也不能为他隐瞒了。
已经告病的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李旦华，曾答应给程庭桂一百两银子，也送过条子，主审官命令李清凤在籍具供，李清凤声称属实，将其子李旦华交案。还有熊培元、王廷傑等人也和李清凤、谢森墀的事情类似。李清凤任刑部郎中，一年就升任到侍郎，又委派做顺天学政，其时便有人指责说，李清凤必有奇祸恶报。咸丰三年（1853），贼匪骚扰京畿一带，京师设巡防局，拿获奸细，问明即斩。其中拿获的，有很多是从南方来的商人，还有一些是逃难的难民，只要头有一瘢，或者身有一疥的，没有不被杀头的。当时的王公大臣意在从严，李清凤时为司员，曲意阿附，看上级要什么口供，就能拿出什么口供，顷刻而定。用杀人来讨好上级，天道岂可欺乎？现在，他因为儿子犯罪而被处死，世人都认为报应不爽。我想对他的惩罚还没有停止，就算是到了阿鼻城（指地狱）中，恐怕还有受不完的罪。
靳祥受刑后瘐毙，柏葰、普安、李鹤龄、罗鸿绎一起被斩首，程庭桂由皇上赐恩减罪一等，遣戍军台，其子程炳采被判了斩立决。外间议论纷纷，有人说还有漏网的，有人说太过分了，我不敢发表意见。
刑部司员穆兰泰有因案受赃的情节，同乡卞宝第说穆兰泰曾给他看过一封信，是有人托穆兰泰关照一场官司，奏参将穆兰泰交刑部革职审问，和顺天科场案的人犯关在一起。穆兰泰对普安说：“按你们的罪名，恐怕是难逃一死。反正是一死，不如临走捞一把。你们仔细回忆一下，当初分卷时，有哪些人曾进来搜索卷子的，你们现在不妨一一写信告诉他们，就说手头紧，向他们借点钱用。”信寄出不几天，竟然真的有人送钱来。一起参加考试的，就算没有作弊，因为害怕被诬陷，为了保住功名和性命，不得不就范。罗掘[1]之苦，可想而知。穆兰泰也从中分了不少钱。
科名自有命定，升沉不在人谋，人们苦于看不透彻，所以作奸犯科，以致身首异处。子弟长大，不让他们见客，就会言语粗鄙，见识浅陋，但如果任他们随便交往，又往往会被那些押友淫朋拖累。京城里素多恶少，挟优纵赌，恬不知非，而把讲艺论文视为末务。关键在于长辈要不时训诲，使子弟心地明白，知道厉害。如果做到表面上虽然和光同尘，而内心里却坚贞不拔，自然就不会被人动摇迷惑了。我希望我的后代子孙，把择友放在第一位。
[1]“罗掘”，指谓网鸟挖鼠，比喻用一切办法筹措或搜索财物。
宵小横行
我上次被桂良诬陷，被革戍留营。当时军饷短缺，河南同知马文铎卧病，胜帅命我接管；我推辞不过，接手管理了三十七天，后来奏奉谕旨，才得交卸。我将开支剩余的账目和银两上报后，交给张起鹓接办，并说定由张起鹓报销。可是张起鹓实在太狡诈，先是答应了，后来又推脱，逼我自己办理。等到张起鹓逮问至部，我恰好被任命为甘肃藩司，于是命令张起鹓递呈请示，奉批令他遵照上次的批文代造，可是张起鹓就是不造册。我托方鼎录请人代办，到今年才报销，核实下来，要我罚赔一千一百三十多两，加上部费一千多两，一共将近三千两。我交卸时，还有剩余四百五十两，张起鹓也笑纳了，现在却不肯交出。因我现在在家闲居，罚赔的这笔钱无法筹措，所以还没有上交。
我在直隶带兵时，在临洺关分局是广平府知府王桂经手军饷；在河南庙工时，是长垣县令锡桂经手军饷；从长垣到大营，是玉田县令张熔经手，我从来没有见过账目和银钱。可是桂良一心与我为难，用我的官衔和名字上报。后来桂良离任，我致信谭廷襄查卷更正，谭廷襄害怕桂良的嚣张气焰，不敢主持公道。可是谭廷襄这样讨好桂良，桂良却一直认为是谭廷襄夺了他的直隶总督，所以怀恨在心。谭廷襄因天津之役被遣戍，就是桂良捣的鬼。我于是对方鼎录说：“当时与兵部书办说定了的，有部费就不驳，现在送了一千多两部费，却仍要罚赔，部费是做什么用的呢？”方鼎录与书办商量，请以直隶长垣报销账目垫上，抵此罚款。我已寄信回南方，让大全筹钱还，没有接到回信。当时在西安，我曾将这个情况，详明甘督转咨。本来是兵部来稿，现在兵部又驳回，真是变幻离奇。看来，不将天良全昧，粮台这个事就真不能做。现在虽然军饷短缺，可是有些人仍然任意浮支冒领，只要有军饷发下来就有人侵吞，只要将部费提出，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再将长垫多办一些，就是核实起来也不至于赔。
我想，国家军饷需如此紧张，又是抽厘，又是劝捐，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敲骨吸髓，剥削民脂民膏，如果我再从中侵吞，使荷戈执役的士兵枵腹战斗，罪过就比贪污救灾款还要大，所以万不敢为。在独流管账时，我自己用的米和柴薪都是自购，后来在庙工，也从不索取分文。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罚赔，天理何在？
张起鹓虽然瘐死在监狱，家破人亡，可是做粮台时却是狠捞了一把的。就比如说我在独流把四百五十两银子交给他后，他就将一部分银子运到天津，还自己在天津的账。胜帅让我写折子乞饷，皇上从内库拨出三十万两送到大营，张起鹓就拨回七万两送到自己天津家里，这又怎么说呢？张起鹩拜胜保为门生，拜师礼就是一千两，又为胜保母亲做寿，送的也不下几百两。胜保每月开支五百两，而厨役请领蔬果等项还不计算在其。张起鹓的儿子张琛在连镇捐办堤工，用了很多钱，保举知府花翎，张起鹓也保举布政使衔，父子都得到优保，捐的钱也都是出自粮台，所以张起鹓虽获咎瘐毙，但不能说他没有得到好处。
随营粮台，万不可管，众人皆虎视眈眈，即使乃心清白，旁人也断断不信，就是你拉住一个路人告诉他，别人也说你是虚情掩饰。粮台那里，什物米薪无所不备，珍醋酒浆罗列满帐，都是供帅营用的。可是文案处、营务处那些有权有势的，不时来要，假如拒绝就会怨声载道。如果营中阵亡一位将军，大帅说应该帮援若干，除官殓外，就须措办，大员阵亡，则所帮援的更多。将军善禄病故，除附身外，竟帮援了三千两；此外如道员、知府、参将、游击等人，不可胜计。这些用项，照例都不准报销，而管粮台的也都不敢推辞。张起鹓既不阻挡大帅及各营员需扰，又不将账目做清楚，而且父子二人都相信卑鄙小人，信任一个杨菊衫，却不知防备他借此要挟；信任一个汪寿昌，却不知防备他的阴险。张起鹓父子两人经常被人逼勒，总是因害怕而就范，对于同事的急难寒微，却漠不关照，导致同人怨怒，深入肌肤，而自己又侵吞军饷，更是让宵小之徒抓住了把柄。
杨菊衫是四川佐杂人员，七十岁了，投奔到胜保大营，胜保派他帮办粮台事务。杨对张起鹓的账目，凡不合例而营私者的，都秘密记载下来。又讨好逢迎山东巡抚崇恩，骗取信任，得以保举知府，之后挟制张起鹓，向他借银两千两，指定省份捐纳，分发到四川。张起鹓不敢违抗，只好乖乖就范。
汪寿昌是方元仲家的仆人，因方元仲在粮台管账，延为副手。汪寿昌能书会算，张起鹓父子很倚重他。胜保被逮问后，委员们纷纷作鸟兽散，汪知其无路保举，于是求张起鹓父子为他捐个佐杂官，张起鹓没有答应。编修杨翰在京城以营缘钻刺为能，声名狼藉，被人劾参，知道不能容身，于是投奔胜保，愿意到山东各处劝捐。杨翰与张起鹓本是至戚，张起鹓可怜他穷，时常周济他，并厚待其母。杨翰能投奔胜营，也是张起鹓为他介绍的。僧格林沁郡王（当时还是郡王，后来因为擒获李开芳升为亲王）接替胜保的军务，凯旋班师时，杨翰想得到保举，被文案处的瑞秋帆大大羞辱了一场，无处可去。杨翰于是想向张起鹓借五百两银子，另谋生路，张起鹓没有答应。杨翰心里很不满，又见杨菊衫要挟张起鹓，得了一大笔钱，于是就和汪寿昌合谋，将张起鹩不合例的地方，罗列了很多款，到京城请给事中伍翰屏具奏弹劾，结果张起鹓被逮问查抄。张起鹓后来死在监狱，要赔的款项很大。其子张琛，是候选知府，随父在营，妄自尊大，骂起人来肆无忌惮，大家都很厌恶他：到京城候选，选了一个有战事的省份，他因不愿去而被降调，朝廷责成他赔缴，也不知他如何筹措。杨翰因检举有功，被授湖南永州知州，与汪寿昌同往。杨菊衫在四川候补，偶尔有信来，称我为老师，我百般推却，可是他坚持不改，其心难测。
选定明年三月初八日，为兰儿成婚，二月十六日过礼。
西院交翠山房，二进屋宇，已经建得初有规模，我读书之暇，时常督率指点，岁月匆匆，一晃又快过年了。
京中百物翔贵，米薪蔬菜以及日用百货，比我离京前，价格涨了十倍。圜法壅滞，咸丰朝（以一）当十的大钱，老百姓百般挑剔，不愿要。就是光滑美观的当十大钱，民间也只值铜制钱一文。咸丰二三年时，刚刚铸造（以一）当五十的大钱，市场还很流通，后来，朝廷又增铸（以一）当千、当二千的大钱，对于私人铸钱的，虽然一经发现，定斩不饶，但因为利润实在丰厚，所以私铸者屡禁不止。部中发出当十、当千大钱到各店铺商户，包括流通到百姓手里的，都想把它贱卖出去。忽然有一天，朝廷贴出告示，说凡当百、当千大钱一概停用，民间所藏的，尽成废物。
有人建议鼓铸当十铁钱，刚开始就不很流通，几天后，街市相继不用，就是丢在路上也没人捡。又有人建议改用铁制钱，使用起来很是流通，超过了当十铜钱，忽然街市又不用了，就是扔给乞丐，乞丐也不肯要。
大家都看重各钱铺的私票，用私票购物，一吊值一千二百文；用当十大钱购物，一吊只值八九百文，物价高低，视钱而定。没过多久，私票也不时兴了，一吊也只值八百文了。持私票赴钱铺本铺取钱，每吊给八百文；持官钞到官号取钱，每吊给当十大钱八百文，另给铁制钱三百文。街市上的铁制钱根本没人要，所以官号乐得奉送。
老米每百斤，价值三十几吊，煤一百斤值七吊，街市找不到几文钱的商品，就是一枝葱，也要当十大钱一枚。官民并困，可是铁钱局还在继续铸造大钱，民间直视为废物。圜法的败坏，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崇文门收税，却仍是只收纹银，不收当十大钱及铁制钱，也不收银钞。赴部交纳银两，都只收实物银，不搭收银钞。官府自己不看重钱钞，民间就更轻视。如不想办法变通，这些流弊还不知道什么程度？铜制钱最为通行，可是，云南的铜运不过来，铸钱无铜，想恢复铜制钱的旧制，也不可能。
京城后来盗贼横行，肆无忌惮，三五成群地在街上哄抢食物，面目凶悍，巡城御史加派兵役也不能够杜绝这一现象。盗案很多，明火执仗抢劫的也不少。甚至有二三百人，抢劫了齐化门米仓，又抢劫了钱局。我还听说有些宗室子弟和营中官兵也参与了抢劫。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只是仍旧防不胜防。
1859年咸丰九年
二月，科场案发，大学士柏葰被杀。
是年，太平军与湘军继续在安徽、江西、广西等各战场厮杀，互有胜负。
咸丰还是那个咸丰
避世桃源
长毛久剿不克，京城中人心惶惶，仪征老家早已成为一片丘墟，北方除了京城寓所外，也没有躲避的地方。我的儿子年幼，对人情世故完全茫然。我身边只有一个张林，遇到事情也是毫无主见，如果我再次出京，那就更让人放心不下。于是我用二千七百两银子在北山买了一座果园，有瓦屋四进，作为战乱时的避乱之所。虽然明知现在手头紧，可是时局危艰，不得不为自己找一处退路。我先让张林前往交割，等我把儿子的喜事办完后，天气转暖，就亲往一看。
媒人需四个，我请的是太史胡研生、侍御史林远村、吏部侍郎蒋叔起、太常寺卿厉研秋，四个冰人[1]送聘礼到许宅。三月初八日卯时发轿，巳时拜堂，初九日请会新亲。我四十四岁才得了这么个独生儿子，仅此一子一妇，哪有不疼爱的道理呢？只求媳妇柔顺，内外和睦，余愿足矣。媳妇是庶出，亲家母许夫人也只是表面人情。亲家公许滇生晚年得此一女，倒是有些依依不舍；不过，他和我交往多年，深知我家绝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家，所以女儿虽然出嫁了，也很是放心。不过，他的公子许彭寿官越做越大，渐渐有些目中无人。
三月二十日，我到北山果园小住两天，察看形势。出德胜门到山脚就不能通车了，人坐山兜上下，运货就用骡子驮，山路崎岖，几乎没有一寸平坦的地方。
到下庄十五里，有人家三百多户，都靠种果树为生。再走八里就到了上庄，名叫带子沟，村外丛树错落，并无路径，乱石荦确，触石钩衣。近庄门有一条小溪，可惜太浅，上面横放着一块白石，就算是桥了。庄门不很大，叠石三层入门，连门楼共屋五间，左右有屋各二间，分列二门外。二门内就是住屋，有正房五间、两厢各三间，院落很宽展。右边有屋五间，正房后有屋五间，此外还有几间零星的小屋。正室和别屋，都没有出檐，墙壁被风雨侵蚀，不免剥落，我已派人找工匠油漆装饰。
门外有大山，两峰左右相对。房子周围有山田十几亩，庄前后有果树几百株，屋后相距不到一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大沟，水声潺湲，响个不停。沿沟向东，说是可以通到关外。我拄着拐杖沿着地界走了一圈，不过几里路，而乱山杂沓，人迹罕到。沟边偶有骡队经过，是运煤炭的脚夫。地里种的黍子长势一般，土地瘠薄，稻麦都种不了。据说每年的果木禾价，合起来也不到一千吊钱。我买下这块地方，是为全家避乱着想，如果按二千七百两银子计算利息，这果园根本值不了这么多钱。但愿京中官邸永远平安，或者子孙簪缨不断，永远不要移居到这荒山野岭来。如果说几代以后，子孙众多，京中官邸住不下，不妨转移几房眷属，来这里读书种地，也是一条生计。
这地方的好处是路不通车，又因为民贫地瘠，不足以吸引一些歹人的穿窬窥伺之心。日落之后，惟闻鸟声，寂无人音，竟不知天地间尚有锦衣玉食的所在，更不知天地间尚有干戈相争的事端。五柳先生所说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明年春天，我就派人遍插榆柳，大概得一万多株吧，待三五年后，葱茏茂郁，从外面就根本看不见村屋了，这样就更安全了。
下庄有两人来见，我很恭敬地接见他们。对这些人，不可过分给他们面子，否则，他们就会不讲尊卑高下，也不可过于倨傲，让他们心生怨愤。住在庄子上镇抚邻人，驾驭小人，不可不讲方法。
这里距离京城九十里，果饵蔬菜购买起来还比较方便。就是老人颐养，也不很苦。如果在这里长住，就可以让园丁多种蔬菜，顺带养一些鸡鸭鹅猪，这样山中佳味就不只是春韭秋藕了。我将一部小板“十三经”放在这里，又准备了一些布被粗衣、面盆浴具、桌椅铺垫以及油灯烛台。以后，我只需骑着驴子就可以来住，不用带什么。
五月初三日，我在顺城门内观音庵请尼姑为兼慈诵经一昼夜，就在这天脱下孝服——距离兼慈弃养之日已整整一年了。春露秋霜，让人不胜唏嘘。
闲居一年，批注《三国志》一部，共两套；《苏诗集成》一部，共二十四本。只可惜我自己精力日衰，捧卷茫然。
[1]“冰人”，古代的媒人旧称。
再见咸丰
我阅读邸报，得知河南捻匪充斥，骚扰到兰考一带，距开封才四十里，而归州、陈州、睢阳、杞州等处，也是遍地贼踪。去年七月，我经过开封，巡抚瑛棨派候补知府张席珍往郑家口筑土城，安设炮位，以固豫疆。瑛棨和张知府都是我的学生，又因为我曾在河南为官，所以把情形详细地告诉我。我说：“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也’。郑家口商贾云集，烟户不下一万家，如果能在那里布置重兵，堵住贼匪东犯的道路，贼匪来了抢不到东西，自然会退归老巢。现在看城墙图纸，城墙全长接近十里，有八千多个垛口，有十座城门，按一垛安设一人，连城门炮台，没有一万人守不住。这一万人每人持一种兵器，那就得一万件兵器；至于刀矛火药，铅弹帐房，军装旗帜，需要的就更多了。省城开封无兵可拨，招募团勇一时又不能足数，那些无业游民，难保他们不私通外匪。况且，一万人每天的口粮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哪里有这么多钱来开销呢？土城是商民们通力捐款修建的，动员他们捐建土城就已经让人口干舌燥的了，如果再要他们捐办军装，恐怕就更难了，至于说要他们再为守军捐助每天的口粮，那是不可能的。”
瑛棨想成立厘局，抽厘济饷。我说：“厘捐一时半刻也批不下来，而战事又不能慢慢商量，如果不迅速选拔将领，探明迎敌，那么虽然修筑了城墙，也等于没有修。如果力量不够，就应该在城外扎下连营，深沟高垒，捻匪来了，我们就坚守不战，城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这样才能守住。”瑛棨与张知府都很赞成我的意见，只是来不及筹办。十月捻匪大军到来，各地遍地逆氛。没过多久，土城就被平毁了，捻匪杀戮抢劫，满载而归，商贾们也死的死、逃的逃，人资并失，他们的半年辛劳付之流水。
恒月川到任后，奏请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朝廷批准了。我私下认为，这实在不是治盗的好办法。如果办理团练的不得其人，那就一定会重蹈苗沛霖的覆辙。去年河北联庄会抗粮杀差，拒捕殴官，种种不法，和造反差不多。朝廷派臬司周士镗带兵剿捕，半年才平定。现在让民间坚壁清野，那是官府要再造一个联庄会，只怕抗拒官府有余而抵御捻匪无益。后来接到瑛棨的信，说坚壁清野的命令刚刚下达，刁悍之民乘势滋事，不仅仅是抗粮杀差而已。原因就是团首不善，导致事态更加恶化。
河南形势属于四面受敌，桑麻遍地，有野难清；一马平川，欲坚无壁。贼匪大至，动辄几万，无非都是些亡命之徒。想要让老百姓去抵挡，百姓虽然忠义，也是绝不肯做的。当下之计，只有命令各村闾筑堡自卫，选择村中贤良端正的人任堡首，报官存档。堡与城同在，捻匪到了，不要与他们交锋，将牛马、衣服、粮食、妇女、财物藏在堡中。如有不法匪徒阴怀不逞，堡首就将匪徒捆了交给官府，徇私包庇的同罪。然后再调重兵，精选将领，从正面迎击捻匪。捻匪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抵死相从，也无非是为了烧杀抢劫，如果能大加惩创，剿抚兼施，那么不用多久，这些人就会土崩瓦解。到那时候再诛杀头目也就变得容易多了。如果兵少将寡，粮饷短缺，并且又多方牵制，那么就算孙、吴复生，也无法奏效。我担心的是，东南之寇警未平，而西北之戒心复启。这样，我大清朝恐怕就永无宁日了。
按惯例持服一年，都是从到籍见丧之日起开始计算。我去年从河南回乡，因贼氛阻隔，派家人回老家呈报，于八月初三日到籍，到今年八月初三日就应该起复了。我和许滇生商量，只需报明吏部，交司勋司（司勋司是吏部四司之一，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掌管官员荫封、谥号、丧养、名籍等事）注册，就算起复。我宦情久淡，住在京里虽不宽余，但也不至于冻着饿着。做地方官，责任重大，想做点事，又处处掣肘，而藩司的责任就是筹措款项，这事现在是越来越难办。所以我不打算递折子。
可是许滇生调任吏部尚书后，说吏部接呈后，就咨报军机处，难保不让皇上知道。如果我不递折子请安，恐怕会有处分，不如还是按惯例递折子为好。我本来就无所谓，所以就决定于八月二十日赴园递折，一面呈报吏部。如蒙圣恩，让我留在京城做个京官，养老藏庸，那就太好了。不行的话，就希望皇上能置之高阁，那也还不错。
我十九日赴园递折，二十日上午十一点，皇上在勤政殿后的小套间召见我。
“你是几时满孝的？”皇上问。
“八月初三日。”
“是前年闻讣的？”
“是去年五月间闻讣，丁兼祧继母忧，持服一年。”
“是丁母忧？”
“是。”
“你初次外放任职是山西知府吧？”
“是山西朔平府，后来代理太原府。”
“你到四川，是任臬司还是藩司？”
“任臬司。”
“你由哪个省升去的？”
“从陕西升去的。”
“陕西什么道？”
“陕西督粮道。”
“在陕西几年？”
“三年。”
“在四川几年？”
“不足三年。”
“你是由四川调任甘肃的吗？”
“臣升任贵州藩司，未及到任，就被调赴甘肃。”
“你到河南做什么？”
“由甘肃藩司，蒙恩调河南藩司。”
“你是在河南藩司任内被革职的吗？”
“是。”
“你在军台回来，放了什么地方？”
“在军台五个月，蒙恩放河南臬司，到任一个月，蒙恩擢直隶藩司。”
“你到河南时，巡抚就是瑛棨吗？”
“臣初任时巡抚是潘铎。”
“你初到军营时在何处？”
“从直隶临洺关到河南庙工。”
“你到过独流吗？”
“臣随胜保从独流、临清直到丰县，后来又随僧格林沁到高唐冯官屯。”
“你去江南大营是特旨命往，还是向荣奏调你去的？”
“是向荣奏调。”
“你在军营带过队么？”
“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
“你受的什么伤？”
“因坠马受伤。”
“是追贼时掉下马来，还是被贼兵撞下马？”
“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被马蹄踹伤。”
“你在向荣营中做什么？”
“翼长。”
“你任甘肃藩司有两年吧？”
“一年半。”
“你到甘肃时，总督已经是乐斌？”
“是。”
“你今年五十几岁？”
“臣今年已经六十了。”
“甘肃野番的情形怎样？”
“臣来时，野番正准备投诚。”
“投诚靠得住么？”
“过河的野番人数已经很多，南边的军务还没有结束，国家暂时没有兵力驱除这些野番，况且此等犬羊，也不值得大动干戈；至于投诚的隐患，也不外乎上次您在谕旨中指示的几点。现在投诚的是刚咱族，前年索文剿捕的是汪什代克族。野番种类繁多，就是担心他们借口效尤，纷纷北渡；又怕时间久了，这些人不能相安；还担心他们有碍蒙古生计；更怕时间长了，界址不清，野番愈侵愈近。皇上圣明，在数千里外如同目见。乐斌也深知此情。目下这些人贪图河北的水草甘心投诚，应该可以安静一段时间；但犬羊成性，臣不能保证他们永远不叛，但现在也只好羁縻而已。”
皇上点了点头，似乎也同意我的观点。
后来我初八奉旨：被赏加三品顶戴，署理福建布政使。接旨后就我具折赴园。初九日上午十点左右，皇上再次在勤政殿后小套间召见我。
“你以前在福建几年？”皇上问。
“在任七十天，就丁忧回籍了。”
“那时督抚是何人？”
“臣初去时，总督是颜伯焘，后来是怡良，巡抚是刘鸿翱。”
“当时同事的司道还有人在福建吗？”
“相隔已二十年，福建已无当日同事之人。”
“你的履历上说你曾到山西查办事件，是在河南藩司任内吗？查的什么案？”
“道光三十年冬，臣蒙恩调补河南藩司，从甘肃走到陕西邠州，接到廷寄，命我到山西查办前任臬司多慧清查徇私一案。”
“是你一人，还是会同别人？”
“会同山西臬司孙毓溎。”
“多慧后来降调了吗？”
“是。”
“你履历中有琦善攻剿中瞻对一节，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
“四川共有上、中、下三个瞻对。这些夷人部落位于野番和猓猓之间，另是一种族类。中瞻对的头目最强。道光初年，中瞻对酋长罗布七力滋事，总督蒋攸铦曾经征讨。现在的头目是罗布七力的儿子，名叫工布朗结，负性凶恶，蚕食周边的夷人部落，势力越来越大，妄想侵占槎丫。槎丫是通往西藏的驿路，如果槎丫有什么闪失，西藏文报就送不过来了。经打箭炉土司甲木参龄庆禀报，琦善命令土司拦阻。工布朗结与甲木参龄庆接仗，土司败绩，禀报到省，琦善发布札文命令工布朗结恪遵定制，不得侵越，工布朗结不肯奉命。琦善于是调集蛮兵，会同绿营兵前往攻讨。大军到达中瞻对境内，工布朗结公然抗拒。后来，大军用大炮将夷人的城堡轰塌了几段，他们才畏惧投诚，琦善班师回省。”
“你丁忧是在原籍的老家内住吗？”
“臣早已无家，自从咸丰三年仪征遭兵火，臣家化为一片瓦砾。”
“咸丰三年城破时，你家还有何人？”
“当时我的兼祧父母都在乡里，先期逃出。”
“你去年何时回籍？”
“八月初三日到籍。臣母埋葬后即行来京。”
“其时贼尚未退？”
“盱眙已收复，六合还被贼军盘踞。”
“江北兵勇私蓄女人，不肯打仗，你知道吗？”
“江北军营，臣不清楚，江南却有此弊。那一年臣在向荣军中，就有兵勇贪恋流娼，向荣认为军有妇人，兵气不扬，曾将兵勇斩首数人，并将流娼斩枭号令，但是仍然不能杜绝，真是诛不胜诛。”
“这些流娼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何以如此之多？”
“六朝金粉，素称淫冶之场，本地流娼已经不少。”
“向荣将流娼枭首示众，她们也不怕吗？”
“后来流娼装成送饭的农妇，假装在田耕种，等到深夜就偷入帐房。”
“我听说有的兵勇竟然带有家属，是吗？”
“很多兵勇娶了本地女子，有的孩子都四五岁了——这都是因为屯兵太久，才生出这些弊端。”
“你在向荣营中，经手钱粮吗？”
“没有经手过。”
“兵勇支放口粮，你不管吗？”
“支放口粮归粮台管。”
“那你自然是管奏折了？”
“奏折有文案处管。”
“还有文案处吗？”
“是。”
“你管什么事？”
“营务处专管兵马，比如某营兵马若干，将备何人；某日调某营几分队打仗，获胜回营，斩获若干，夺获器械若干，都要一一仔细记档，作为入奏的凭据。”
“你带队吗？”
“臣总未骑马，不能带队。”
“假如各队催不上来，你自己出去吗？”
“确实催不上来，有时也出去。”
“那时向荣还能带兵督队吗？”
“向荣一直患胃痛，不能督剿。”
“带兵的都是什么人？”
“张国梁、李鼎泰、德兴阿等人。”
“你当翼长，还有什么人当翼长？”
“前西安将军福兴。”
“这个福兴怎么样？”
“臣当翼长，对于兵士强弱，将备优劣，不能不知。臣与向荣关系一向很好，背地里密问他，据向荣说，福兴从湖南跟到江南，经历大小几百战。初到江南时，遍地皆贼，几无屯兵之处。福兴与向荣等且战且行，夺取钟山，然后屯扎，福兴功劳很大。这是向荣说的，臣却未曾见过福兴打仗。”
“将官中李若珠等人打仗怎样？”
“营内人多，这几个人臣未见过。”
“道员是知府的上司吗？”
“是。”
“‘两司’是督抚属员，有告病等事情，都是督抚代奏，如果‘两司’有不对的，督抚能参劾吗？”
“能参劾。”
“你们见督抚，用什么礼仪？”
“路上相见或者在宴会上相见，都是按宾主礼，遵照定制，迎送在大堂后。”
“什么时候才坐大堂？”
“有典礼的时候，比如封印、拜印、秋谳以及筵宴外藩，都在大堂。”
“督抚坐大堂，你们怎么参见呢？”
“按规定行庭参礼。”
“什么叫做庭参礼？”
“司道以下各官，都打三躬，退堂时也是这样。”
“督抚自然要站起来？”
“督抚避位，站在一旁作揖还礼。”
“打三躬，是打一躬进一步，还是连打三躬，并不移步？”
“连打三躬，并不移步。”
“琦善接见属员，很倨傲，是吧？”
“琦善一向辞色严厉，但是对朝廷定制，也是不敢违背的。”
“你自然也听人说起过，现在的督抚，比起老一辈来怎样？”我还来不及回答。皇上又说：“听说老辈督抚捞起钱来很厉害。”
“乾隆年间，国家繁富，州县好缺多，所以州县官员拼命巴结上司，这样上司就不免贪黩。那时督抚的才具都是大手笔，地方事务，他们总是当仁不让，别人也乐意为之用——这就是所谓有钱好办事，总的来说，这些钱也未必都是落进了私人口袋。现在地方贫苦，督抚也无钱可要，察其才具好像不如老一辈，而在操守上又好像略胜一筹。”
“道员知府贤不贤，问他所管的属员，一定是不肯说实话的，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全在多问，问这个，又问那个，互相印证，再考察他处理公事的是非勤惰，就可知其大概。”
“考察州县，又是用什么方法呢？”
“那就简单多了：刑名案件没有积压，地丁杂赋没有亏空，民间相安无事，没有人越级告状，就是好官。”
“州县官员直接接触老百姓，最是要紧。”
“当年林则徐常说：‘督抚终日烦劳，办理的都是州县官员的分内之事，如果州县官员用人得当，督抚几可不设，只是州县官员靠得住的，实在没有几个。’近来经费紧张，皇上准予捐输——这些人流品纷杂，无非是将本求利，又不便严加淘汰——担心影响捐输的积极性。将来南方的军务廓清后，经费有了着落，皇上一定要澄清吏治。”
“琦善当年在任直隶总督时，声名平常，人称‘黄金贼’，后来任职四川和甘肃，操守却很好。你跟琦善当差很久，自然知道得很详细吧？”
“琦善任直隶总督时怎样，臣未曾亲见；他在四川时，不但分外之钱一概不取，就是平常的陋规，也不接受。按惯例，总督要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到藩司衙门盘库，按惯例藩司衙门每次要送一千两银子，可是琦善从来不收——这笔钱款从藩库结余里拿出来。另外夔关[1]的税收，按规定应由总督监收，因总督衙门相距太远。一般委派夔州府知府代收，知府送给总督陋规一万两银子——这也是向来章程，可是琦善并不接受。至于甘肃，地瘠民贫，陋规更少，就更干净了。琦善自奉俭约，吃和穿都很朴素，一点一滴，很少浪费——不这样也不足养其廉。”
“你十六日再递牌子吧。”
“是。”
我随后赴军机处拜见匡鹤泉和穆琴轩，都没有见到。只有侍郎文祥值班，他请我进去，我向他行拜见礼，他竟不回礼，可谓妄自尊大。后来他问起我的出身，才开始称我为前辈。他又问我外任的时间，才知道我的资格比他老很多。我于道光十六年出任朔平府知府，而他是道光二十五年才考中进士的。我仕途多舛，没有能飞黄腾达，以至受这些后生小辈轻视，实在是惭愧啊。
我的家仆陈贵，因生计艰难，于咸丰元年恳求我借给他一千两银子做生意，年息三厘。这时一晃就八年了。虽然每年的利息都按时送到了，但我还是有些担心他久假不归，限他结清本息。陈贵苦磨再三，还了三百两，下欠的七百两，用他大吉巷的一处房产作抵，我去看了看，按照眼下的行情，那房子最多值三百两，没有办法，只好算了。
十五日晚我来到静明园候着。第二天上午十点，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当年四川湖北的白莲教教匪滋事，这中间的情形你知道吗？”
“臣略有所知。臣任陕西道员时，西安将军是布彦图，黑龙江人；副都统是甘露，在湖北荆州驻防过。他们都是由川楚军功起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我得以知道其中大概。当年白莲教闹事，起于齐二寡妇。齐二寡妇是个走马卖械的女子，后来加入白莲教，嫁给革职差役徐伦为妻，烧香敛钱，聚众谋逆，蔓延楚、蜀、陕多省，用了七年时间才平息下来。最初带兵的文武官员几次报告打了多少胜仗缴获多少多少，实际上根本连贼影都没看到；后来加派德楞额、额森特、杨遇春、桂涵、罗思举等大员认真剿捕，军务才有了起色。待将平未平之时，贼势尚众，又招降投诚，分别递解，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有怙恶不悛的，地方官即置之死地。后来降贼中那些勇悍的就编入汉中、汉阴各营，充当兵丁。”
“这些投降的悍贼后来有没有闹事？”
“怎么没有？悍贼旧性不改，当时正值果勇侯杨芳任汉阴都司，进省领饷去了，降贼就将官署包围。因杨芳一向对他们不错，他们就告诉杨芳的妻子，说他们准备起事，杨氏谕禁不从，降贼将杨氏送出山外，然后将在汉阴的其它文武各员全部杀害，洗劫了府库，打开监狱，放走了囚犯，气焰嚣张。杨遇春时任陕西固原提督，带兵驰剿，屡战屡败。这股悍贼都是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身经百战。官军枪炮环施，他们就伏地不动；等到硝烟弥漫时，他们就各抱长矛往前滚，一会儿就到了马前，枪炮反而不能用。后来大兵云集，才将他们围困在山中，断了他们的粮食。杨芳单骑说如果投降，可以免死，这些人才肯放下武器。投降后，朝廷将他们发往新疆安置。当时，松筠任伊犁将军，因为逆匪反复无常，狼子野心，断难豢养，所以设计杀了他们，总共七千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