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筠杀这么多人，有没有事先奏明？”
“如果事先出奏，等到朝廷批准，一定会走漏风声，所以松筠在将这些人杀了之后，才将不得不杀的原因，详细奏明朝廷，所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是也。后来先皇帝也没有追究此事。”
“徐伦和齐二寡妇后来都正法了吗？”
“徐伦先遭了报应，由齐二寡妇代领贼众，官军将齐二寡妇追到深山尽处，她乘马越岭，被枯藤挂住了，悬崖绝壁，没有办法生擒，于是用乱箭射死。”
“她一个妇人怎么能闹出这大的事？”
“汉代的徵贰、徵侧，明代的唐赛儿，都是女贼。齐二寡妇本来就是一个泼悍女子，又入了邪教，所以愚民容易被她蛊惑。”
“各省地丁银，贵州的最少吧？”
“甘肃也不多。”
“甘肃按规定征多少？”
“二十八万多一点，扣除各州县开支十万多，再加上水旱灾害免征缓征又是几万，起运到藩司的不过十一二万。甘肃地势高，天气冷得早，作物产量低，钱粮每年都不能全数征收。”
“四川征收多少？”
“四川共一百三十几个厅、州、县，共征地丁银九十多万，赋税比其它省为轻。”
“你知道这中间的原因吗？”
“前明张献忠入蜀，将蜀人全部杀死。我朝定鼎，将两湖、江西、两广的人民迁徙居住，先帝轸念灾区，所以赋则独轻。因为底额很少，所以百姓不觉吃力。”
“河南地丁银多少？”
“二百八十多万，除坐支外，如无水旱灾害，起运到司可收一百七八十万。”
“山东地丁银多少？”
“臣驻兵山东时，听说有三百多万，起运到司一百一二十万，如有水旱灾害，就不能如额。”
“福建地丁银多少？”
“臣系外道，且在任时间很短，不知道确切数字。”
“四川民风很强悍吗？”
“是。臣因堵拿要犯，琦善派兵随臣到大邑、邛州，见妇女小孩人手一刀，一副土匪像。问她们，她们就回答说是因为怕人欺侮。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
“你在河南时，巡抚先是何人，后是何人？”
“臣于咸丰元年任河南藩司，巡抚是潘铎。咸丰三年任臬司，巡抚是陆应毂。”
“你说潘铎在河南，能办事不能办事，肯办事不肯办事？”
“君父之前，臣不敢欺罔，潘铎天分极高，曾任军机章京多年，对各省奏章、地方情形，都能口讲指画，得其纲领。和臣共事时，每遇一事，或无成案可查，潘铎必有一定主见。臣反复推敲，竟莫能出其右，其聪明材力，非臣所能及。”
“他毛病在什么地方？”
“潘铎是高明人，好发议论，言语太多，便有不能检点处，难保不招尤受谤；至于其声名操守，臣在河南时，没有听说过。”
“他是因为什么事获罪的？”
“因河南捻匪不靖，不能迅速剿捕，皇上予以处分。”
“你明日再递牌子。”
十七日上午十点皇上又召见了我。
“你当翰林时考过大考吗？”
“考过一次。”
“考列几等？”
“二等。”
“二等多少名？”
“二等十三名。”
“得到什么好处？”
“赏给袍褂料。”
“你现在还能写小楷吗？”
“臣年六十，目力已花，不能作楷。”
“你在外多年，诗赋也不如从前了吧？”
“是。臣本来做得不好，现在就更加荒疏了。”
“当年先皇召见你们时，是同翰林学士一起召见，还是单独召见编修、检讨？”
“单独召见编修、检讨。”
“召见后外放，有放道员的吗？”
“都是放知府。”
“相隔多年，你还记得一起外放的都是哪些人吗？”
“臣还记得几个，不能记全。如严良训、谌厚光、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叶名琛、温予巽等都是因召见而外放。”皇上听到谌厚光的名字，好像沉吟了一会。我接着说：“谌厚光任知府不久，就引疾而去。”
“你在河南时，瑛棨任什么官？”
“开封府知府。”
“他是由州县做起来的吗？”
“瑛棨是旗人，由通判分发河南。”
“通判怎么就当上了知府呢？”
“瑛棨由通判升沿河同知，由同知升彰德府，调任首府。”
“瑛柴能办事么？”
“能办事。瑛对河南情形极熟，总未离过河南。他蒙皇上擢任长芦运司，不久又调回河南。”
“你们现在还常通信吗？”
“臣任甘肃藩司时，还时常通信，臣去年回籍时，路经开封雇换车马，与瑛棨见过几次。瑛因为和我是旧日同事，臣遭大故，来店看视，坐下详谈，对营务吏治、筹款河防，都能言之确凿；将所办公事，和臣印证。在瑛是不耻下问，对臣而言，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也能各抒己见。因为是公事，所以我是知无不言，瑛棨也能虚心采纳。”
“你住在京城何处？”
“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
“是你自己房子？”
“是。”
“你明日再递牌子。”
“是。”
十八日皇上临幸玉泉山。我寅初二刻起来吃饭，卯刻到宫门，辰正皇上乘骑而来。我随各官站班，立于京堂下面。上午十点，皇上在清音斋召见我。
我于道光十六年（1836）出守朔方时，宣宗成皇帝就在这里召见我，一晃就二十多年了。当时彭咏莪任工部主事，我的谢折就是他的手笔——现在他已是军机大臣了，追念往昔，自惭形秽。
“福建钱粮难征吗？”
“福建自开国以来就没有建立鱼鳞册。田产买卖从不过户，衙门中所载花户，竟不知是何时人，仅凭书吏草帐一本，向花户催征。书吏因缘为奸，钱粮从来就只能收到六成，再增加一分都不可能，所以福建没有任十年以上的州县官员，不是因钱粮征收不齐被参，就是因盗案被参。”
“那里的械斗，始于何时？”
“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乐末年，其始则不可考。”
“械斗是什么情形？”
“和战国时合纵连横差不多。大村住一族，同姓几千几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小姓不甘被欺，纠集数十庄小姓与大族相斗。”
“地方官不去弹压吗？”
“臣前次经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也很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俱备，鸣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就是官府禁谕，也一概不遵。常常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的。”
“杀伤后如何完结？”
“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名，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名，除相抵外，照数索要命价，诉讼到官。官府前往捉拿，凶犯早已逃跑。官吏将村庄焚毁，通缉捕拿。也有日久贿和，不愿终讼的。”
“一条命值多少钱？”
“听说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在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臣每笑他们勇则有之，忠则未必。”
“从京师到福建省有多少路？”
“七十多站。”
“仙霞岭一天可以过去吗？”
“可以过去。”
“你今年能到任吗？”
“臣也想赶在年底接印，只是担心一路上风水阻滞，不能克期。”
“到福建有水路吗？”
“从京师到王家营是旱道，从清江雇船到杭州换船，到衢州起岸，就是旱路了。”
“一定要走苏杭吗？”
“是，这里是驿路大道。”
“你上任去，是带幕友去，还是到福建后再请师爷？”
“臣现在身边没有幕友，只好到福建，再询问升任抚臣的前任藩司瑞瑸，如果前任幕友妥当，就继续请；如果不得力，就另行再请。”
“你在各省，请几个幕友？”
“任四川臬司时请了三个人，其余各处不过一个人。这些人的工资开销大，人多请不起。”
“工资多少钱一年？”
“总得一千两以上，少的也要七八百两。”
“你到任后要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不要被州县蒙蔽。”
“是。”
“你今天请安后就上任去吧。”
“福建是海疆要地，臣才识短浅，加上人地生疏，担心不能胜任，还求皇上训示。”
“你到任后，自然要诸事整顿，切不可初到时整顿，时间长了就因循苟且。”
“臣是屡次获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怎么敢不尽心竭力，辜负天恩呢？”皇上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请安而出。
我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三十年（1850）间就有希望升巡抚，第一次是被萨迎阿陷害，第二次被桂良陷害，辗转流离将近十年。中间我虽然任甘肃藩司一年半，可是缺分清贫，我又不肯乱来，所以咸丰八年（1858）回京城时，我依然两袖清风。我家中的一点积蓄，又因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现在又得了这样一个苦缺，让人很是为难。按习惯，应该给京城中的同仁以及同事每人送一份“别敬”，可是现在时势艰难，无从借贷；况且我已年过六旬，官兴阑珊，已无求于那些权贵。再说，就算我现在四处借债，等到上任后无力偿还，那样就会累己累人，反而不好。我又想，如果命中真能升巡抚，又何至于两遇坎坷——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所以，我拿定主意，三五年内就辞官回京，何苦终身劳碌，甘心降气地做人家的属吏呢？既然这样，这一次的“别敬”，能省则省。
到福建路途遥远，水陆舟车，没有两千两肯定不够用。京城之中就算不广为应酬，仅仅园费和画凭两项，以及其它地方小为点缀，少于两千两也不能敷衍；而赏劳家人，归还零星铺帐，还不在其内。京城中无处可以借贷，就算借贷也无力偿还。福建藩司进项很少，为它举债得不偿失。金全、张林每人向我借银七千两，自咸丰二年（1852）到现在已经七年，除将本银在京城追收，作为安家起身的费用。这七年的月利，我打算到苏州后向他们讨还，作为赴闽的盘缠。
地方官上京，见人就哭穷。京官最讨厌外官哭穷——这也是一种官场风气。近来，外官苦累的越来越多，应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对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减少。京官俸禄微薄，就靠外官孝敬为生，每遇到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从无虚日。临行时，外官就根据关系亲疏给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别敬”。送的人已经尽力，接受的人却还不满足，就算是十分的周到，也总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识的，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丐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进京视为畏途，而京官却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我在道光年间出任朔平府知府，未曾留别，只是应酬师门而已。后来任陕西粮道时出京留别，共花费一万七千多两。我任四川臬司时出京留别，花费一万三四两。任贵州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一千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二三千两。至于年节应酬以及红白喜事，还不在内——应酬不可谓不厚。可是我因野番案受到牵连时，朝中士大夫很少有人为我主持公道的，却把附和琦善作为我的罪案。现在看来剿番这件事并无错误，就算有错，我也只是随同画诺[2]而已，并没有参与其事。凭我的资格，凭我的官声，早该成为封疆大吏了。可是我却在藩司这个位置上蹉跎了十年，也没见谁为我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这样看来，应酬有什么用呢？
有些人性情暴戾、名声平常、拖沓因循，对国计民生全无认识，反而高牙大势，久任封疆，并且圣眷很好。至于那些没有什么突出才能，而舆论也并不看好的，也是不用几年就跻身显贵行列。可见人各有天命，现在我年纪大了，灰烬余生，对官场早已不存奢望，至于学问经济，也已荒废很久，所以也就不必攀附要津，以求提挈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六十多岁了，天命怎样，已不需问了，现在想来，以前的所作所为实在幼稚啊。往者已矣，今朝大彻大悟，如桶脱底。
近来，街市上的铁制钱已经完全不流通了，户部打算停炉，意在专用（以一）当十的大钱来补救。只是云南的铜运不过来，没有铜造钱。惠亲王等建议收买民间铜器，规定民间一律不准使用凡重一斤以上的铜器，如果违期不缴，当官的议处，老百姓就治罪——其实，这个建议也不过申明旧例罢了，只是更加严格而已。户部发出告示，限期三个月将铜铺封闭。可是近一个月来，我看见街市上摆设的铜器和制造铜器的反而比以前更多，真是莫名其妙！
据同年奎印甫说：“各铜铺的工匠以及靠卖铜器为生的商户有几万人，都在彰义门、沙窝门城外聚集，气势汹汹。这些人都是些无赖顽民，现在断了衣食生路，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九门提督郑亲王担心他们滋事，只好命令这些人照常营业。”
十月初一，在文昌会馆，我又问花松岑尚书：“既然朝廷有铜禁，为什么街市上制造售卖铜器的一点也不比以前少呢？”我想，花松岑是朝廷显贵，他一定知道这中间的原因。他回答是：“大约是又禁又不禁吧，比如铜盆是盥洗必需的，铜釜是做饭必需的，如果全部呈缴，百姓的生活会很不方便。”
同乡的张彭城主事，是肃顺派到收铜局的。初五日，我在天凝寺遇到他，据他说：“收铜局自成立以来，已经收缴了十多万斤民铜，收缴官铜共计七个小铜煤炉和若干铜盆。当初建议禁锢的惠亲王、当朝的宰辅以及部院堂司各官，却没有一人呈缴铜器。”
早在咸丰三年（1853）禁锢时，我们家就将宫熏铜炉呈缴上去了。近几年来，又陆续添置了几件铜器。我已命令家中，如果大家都交，可将铜炉呈缴，至于煮饭的铜锅，暂且从缓；如果此时遽然先缴，那么像我这样的微末外臣，反而抢在王公大人之前献纳，恐怕更招人怨恨。一直以来，我们家从来不敢违抗朝廷禁令，比如说咸丰三年（1853）征收房产税，我家按照期限到局里纳了税，比日常赁屋出租时还积极。后来收税的告诉家人，说不用再交，才没有继续交下去。
十月初十，我到吏部吏科画凭[3]，又交了几百两部费（就是手续费）。自从出任朔平府知府到今天，二十多年了。可怜我已须发皓白，还手捧文书，请这些年轻后辈签字放行——实在是丢脸啊。想起御史和书办那一脸不屑的表情，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如果我能再升一级，又何至于来这里让这些人轻视呢——因为督抚一向不用画凭，官大一级就大不一样了。
十月十九日离开京城。因道途太远，加上干戈满地，不便带着家眷同行；况且兰儿在京，读书和考试都很方便，于是我将家内出入款项部署清楚，交给绣佛管理，熬过这几年，或许兰儿就出息了。外官衙门，风气很坏，绝不能让兰儿沾染上。
十一月十二日，到达王家营，雇舟南下。十九日到邵伯，拿出三百两银子分给大哥、三弟和几个妹妹，我出京时带的盘费本就不多，现在快用完了。贼匪刚刚退去，家乡一片丘墟，我遥望父母坟墓，不能前往祭奠，心中恻然。二十四日，到达常州。二十八日，到达苏州枫桥，家仆大全来见。二侄媳妇住在彤甫宅，带着几个侄孙来到船上，嬉笑跳跃，看着真令人高兴。三十日，到苏州，小住五日，将金四的欠账算清，作为路费。
十二月初十，到达杭州。十一日，移住西湖赵庄，正对西湖，有空就坐着肩舆进山。连日雨雪，看来年前是赶不到福建了，我决定等过年后再走。天色稍晴，就可作湖心之游。
[1]“夔关”，鸦片战争前我国最大的商税常关，设在四川东部的夔州。
[2]“画诺”，旧时主管官员在文书上签字，表示同意照办。
[3]“画凭”，在用做凭证的官方文书上签字。
1860年咸丰十年
正月，以胜保为钦差大臣进入河南剿捻，后以袁甲三代之。
二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陷杭州。
闰三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战死，和春卒于军。
四月，太平军破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走。太平军攻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七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八月攻陷通州，咸丰帝逃往热河，联军焚毁圆明园。
九月，恭亲王奕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
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两个总督，我都合不来
纨绔子弟治下的福建官场
正月初一，往天竺寺烧香，求菩萨保佑我一路顺利。初四启程，一路顺风，抵达福州码头。初六进城，第一件事当然是拜见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初八，接印任事。
福建巡抚瑞瑸，我没有打过交道，大家都说他忠厚和平。闽浙总督庆端，除了小有脾气外，心地也算长厚——只是，他对公事全不用心，公务全部交给手下师爷。他的师爷叫庄焕文，秀才出身，在总督衙门中做了八年幕僚，就被保举了道员，并加了司员的官衔——现在已当上了杭嘉湖道。他走后，有念叨的，也有高兴的，也有嘴里念叨而心里高兴的。有关他平日贪污受贿的传闻，在省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庆端总督的红人，也就没有人敢说他的不是。
福建官场，只有用“人才辈出”四个字可以形容。很多知县、知府甚至道员，都是由里长、乡长、差役、师爷捐升上去的——升是不可能的，当然就只能是捐——这些人怎么做官，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候补道台陈淮汉，本是广东茶行的伙计，他的弟弟候补知府陈翀汉，带头在广东树旗械斗，在广东呆不下去，逃到福建报捐候补；直隶知州王子宗，原是省城布铺的小伙计，市井无赖，福州城里没有不认识的——这些人现在都已委署到地方，堂而皇之地做上了所谓的父母官。简单说吧，我在地方做官二十几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吏治败坏，我是深有体会的，但像福建这样的吏治败坏程度，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福建省，委派州县官员，几乎是没有什么规定——全凭督抚心情。每有职位空缺，候补的委员们就竞相奔走请托——最后当然是关系铁、后台硬或者银子多的人得到。比如候补知县丁承禧，第一次派到漳浦县，嫌地方穷，死活不上任；后来改任漳平知县。他到任后，搞得地方上不得安宁，商人们联合起来罢市抗议，他被撤职回到省城，可不久后又被派到南平县任知县。因为学政马上要巡视南平，丁承禧怕不能过关，就请求代理崇安县知县。代理藩司裕子厚因为和丁承禧的父亲丁绍仪、叔叔丁嘉玮是结拜兄弟，就答应了；总督府的师爷庄焕文又暗中为他活动，所以他几乎是点哪个县就是哪个县。
代理连江知县王修仁，是候补同知王庆成的父亲，原是总督府的巡捕，江湖气很重，本来已经被任命为广西通判了，却仍然在福建代理知县——真是天下奇闻。我派实缺知县潘恭赞去接替他，他的儿子王庆成就请福州知府向潘恭赞说情，让潘恭赞推迟二十天再上任；二十天过去了，他又求代理藩司裕子厚再设法拖延，就是不肯放手。此类事情，我以前是闻所未闻的，而在福建却是举不胜举。代理藩司裕子厚，也不能说全无才能，只因从县令做到藩司，从来没离开福建，福建的州县官员以及师爷，多半是他的结拜兄弟。他这人最讨厌的是别人和他讲规矩，最喜欢的是照顾把兄弟——整个就是一位江湖大哥。
简放的知府、部送的知县，庆督大多不让他们到任，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暂时代理的委员多捞些好处。上面派来的福州府知府扎克丹布就一直被晾着——就算是福州离开了现在的代理知府刘翊宸就不行，把扎克丹布派到其它府也行啊。难道说扎克丹布任何一个地方的知府都胜任不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又为什么不直接奏明朝廷将扎克丹布送回吏部呢？泉州府知府章倬标，不愿到泉州去，而庆督又不想调他到其它地方，也是进退维谷。上面派来的兴化知府延祐，本来庆督已答应让他赴任，但为了照顾现在那里代理的曾宪德，于是就转令延祐随营，扭扭捏捏，好不难受。
崇安县知县戴昌文、仙游县知县李钟灵和漳平知县洪麟绶先后到省，我请示庆督，是否让他们赴任。庆督回答：“李、洪两位可以去，只有戴县令我觉得他的业务还很生疏。”真正的原因是，代理崇安县县令的丁承禧，乃是庆督的干儿子。此前，裕子厚就放话说戴县令业务生疏，应暂缓赴任。庆督到了营中又写信来，令戴昌文暂缓到任。裕子厚和丁承禧的父亲丁绍仪是死党，当然要出死力。我回信说戴昌文暂缓到任也不是不可，只是丁承禧少年取巧，倚仗父兄之势，地皮刮尽，终非长久之计。
又过了几天，我将部选州县佐杂一齐开了张单子，呈给庆督说：“这七八个人，哪些人可以令其赴任，哪些人令其留省，请您明示。”庆督说：“既然都是吏部选派的，就让他们全部赴任吧。”我当即挂牌饬信，丁绍仪得知又专门写信给福州府知府，让戴昌文慢点启程；如果走得急，就请裕子厚将戴某留在军营。戴昌文于是由水路绕道而行，等他到时，丁承禧已经将茶税盈余全部装入自己的腰包了。
我本想主持公道，无奈孤掌难鸣，况且我又不能独当一面，只觉处处掣肘，实在憋闷。
我将来福建时，庆督误听谗言，说我锋芒太盛，所以锤峻和王延龄都在我来之前调到江西和江苏去了。庆督又因为闽省委署官员素无章程，怕我指责，就命代理藩司裕子厚详定条规，各归本班，不准紊乱。我二月初八日视事，初六日司中赶紧上详，到三月中旬才批准执行。我按章委派，不敢随意高下。章程既定，那些一向钻刺的大觉不便，而安分守己的总算有了机会。三月以来，外面对我的评价还好。
省城各衙门的师爷，几乎没有不卖法自肥的——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权力寻租。各衙门的官员，也并不是都不会做公文，只因心思不在公务上，对公文往往只看一眼；多数时候，大意都没弄清就交给了师爷，这样师爷们不上下其手、从中作梗才怪呢！一些不肖官员，却把巴结这些人视为升官的终南捷径。福建学政徐寿蘅有一句经典名言：“整个福州城，就没有一个读完‘四书’的官。”
如此督抚
庆端虽官居总督，对军事却一窍不通。上次长毛窜入福建，庆端驻扎在延平，并未接仗，幸好周天受将贼军击退，总督大人也就凯旋而回。
有一次，总督命令从八营中挑选精兵千名，在督署小校场操演，早晚两次，并邀请将军、巡抚、“两司”和其他道府官员同往观看：下场的并没有一千人，除去打旗帜的、吹号的、擂鼓、鸣锣的以外，也就三四百人吧。抬枪有十几杆，鸟枪不足一百杆，其余短棍铁叉和藤牌若干。士兵们喊得倒是很响，从这边跑过去，又从那边跑过来，用一块布挂在中间，由场上退入布后的人，由布后再出来，所以看起来还不止一千人。
接着，士兵们演示爬云梯，远远看去，身手也还敏捷。只是，通常所说的云梯只是一根独木，两旁横插上几根小短木，因为形状像蜈蚣，所以也叫蜈蚣梯，可是我们看到的云梯却就是寻常之人所用的梯子，爬上去有什么难的？各项杂技操演完毕，接着打了几声连环枪，就吹着号擂着鼓退下去了——不仅打仗用不着，就以操演而论，也如同儿戏。依我看，如果想用操练提高实战水平，只要枪炮刀矛四样就行。炮就是抬枪，重二十多斤，最重也就三十斤，两人抬着射击，非常方便，炮筒越长，射得越远。如果有几百杆抬枪，再配上一些鸟枪刀矛，就可成为一支劲旅。矛杆以超过一丈为宜，长器短用，全在跳跃进止伸缩之间，而庆督训练的短棍叉刀，只能算是玩杂技。
会操结束后，照例进行会餐。庆端喝得醉眼模糊，踉踉跄跄走到教场，继续和人比射赌酒。先是定点立射，庆端屡射不中，为了挽回面子，执意要骑马再射，同仁死命拉住，庆端才肯撒手——如果他坠马受伤，传扬出去说是因为酒醉坠马，那将成何体统。臬司裕子厚也喝得烂醉如泥，和庆制军高声对唱。庆督还大言不惭地说：“看我大儿子如何？”庆督又对我说：“椒翁不要笑我哟。”只因为我端坐不饮，所以他虽然醉了，也还有些忌惮。我看他的种种行为，只有一个体会——此人公事全仗福命，如果派他统兵打仗，那只有让猫跟着——据说猫有九条命，看有没有一两条回来的。[1]
孔子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军队操练是为了提高技战能力，不是为了好玩。我在福建看到的却是，主将踉跄酩酊，半醉半醒，口中含含糊糊，醉眼蒙眬地问带队官：“你们带的兵不足额吧。”带队官答道：“是啊是啊。”试问，兵不足额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总督知道了，却像没事一样。
为了这次操练，庆督还专门下令从无照茶税里面每月提出六百两交给中军，作为犒赏费。参加操练的八个营都是总督专管，我听说这些人仗着是总督亲兵，经常在外寻衅滋事，竟然就在总督府外面与抬夫械斗，互有杀伤。庆督知道了，也并没怎么追究，只是将统领营官记过而已。
按惯例，军中是不收门包的，可是庆督的门官张七却是“敢为人先”，除了巡抚瑞瑸不用送红包，自司道以下官员，想见总督，必须先孝敬门房张七张大人一个红包。张大人收下红包，当场拆开，如果认为分量不够或者银子成色不足，立马就给扔出来——想进去，补足再说。更有趣的是，总督庆大人认为，下属送给门房的红包越大，就越是瞧得起他这个主人——什么逻辑？正是因为庆督的这种奇怪逻辑，张七才敢肆无忌惮。武官中，总兵、协统、参将、游击要见总督，也得送门包；而且因为朝廷一向重文轻武，所以，即使是总兵、协统也必须巴结总督府的下人，甚至有结拜为兄弟的，拜干爹干妈的也不少。
我没有来时，庆督曾对人说：“福建怎么能容得下这等阔藩司，他心目中怎么看得起我们这些督抚。等他来了，我一定要先看看才让他接印。”庆瑞又说：“如果实在难以相处，我就告病，把总督这个位置让给他。”他还说“他来了，我们督抚就不管事了，让他一人做主就是了”。等到见面以后，发现我其实很平易近人，才渐渐平静下来。我听了暗自窃笑，身为上司，如果性情严正，公事了然于胸，下属断然畏服，何至于怕下属怕到这个地步？况且，我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只不过是不收贿赂、不受请托罢了。庆端人很厚道，并不尖刻，只不过因为贵公子出身，不肯用心公务，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怕下属轻视，所以才虚张声势吓唬人——不足于中，所以侈张于外。关于他的操守，众说纷纭，我不敢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随便乱说。
巡抚瑞瑸从盐道升到巡抚，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其人庸庸碌碌，公事一概不管，而且耳朵聋得很，属员汇报工作，他就依依阿阿，让人不得要领，或许没有要领正是他的要领吧；他的性格倒是极温和，因为在庆端属下为官多年，对庆大人的脾气很是清楚，所以公事从不作主，庆督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1]张集馨，字椒云，故这里庆端总督会称呼我为“椒翁”。
处处要用钱，人人都搂钱
福建是有名的穷窝子，民风和吏治都与别处不同。台湾远隔重洋，由台湾道和台湾总兵管理，官员的升调都由他们直接奏报朝廷，而绿营的兵饷，仍由福建藩司发放；至于地方上的吏治案件，却不受福建藩司管控。
内地的漳州、泉州、兴州、永州等地，民风蛮悍，械斗已经习以为常，数百年来斗风不熄——这大概就是你们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建州、延州、汀州、邵州等地，到处是深山老林，正是各路好汉啸聚一方的去处。相比较而言，省会福州就可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了，只是政事多被当地士绅把持，其中的南台岛是特准外国人经商的地方，也是最让省城官员伤脑筋的地方。
福建省的军饷，这些年来，全部依靠暂开海禁的收入。海禁暂开，全年可向外商收税四十多万两，向华商也可收税十多万——全是茶叶税；至于地丁银，全省每年仅三十万左右。近年来全省不少地方被长毛（太平军）骚扰，减免和缓征的居多，征收起来的就更少。那些没有营业执照的茶商，也要交税，每年也有一万多两，这笔款子不上缴户部，留作本省地方开支。
鸦片贸易，原来是按1%抽厘，后来也改为收税，每年由广州商行包销四千箱，共收税十二万两，由福州知府每月分两次批解到藩库。至于厘局，只保留了南台、厦门、台湾、崇安四处，委员们征多报少，与地方官私相授受、就地分赃，也是漏洞百出。其实仅此四卡，也是不够的，如毗连浙省江山县的浦城，毗连温州的福宁，毗连江西的光邵，毗连广东潮州的龙溪，按说都应设卡，只因委员不得其人，所以一直犹豫未决。去年延平府设立厘局，计时一年，抽收一万七千多两，这还是有案可查的，至于没有入账的，还不知有多少？每一千两内，代理知府汪达提取三百两作为本地开支，总共提取了五千多两开销委员薪水，其余的全部用来支放练勇粮饷。
延平毗连九龙山，一向就不很太平，所以地方上都招募了练勇。可是劫案仍旧一起接一起——有些练勇根本就是盗匪。所谓的练勇，其实是以百姓之脂膏，豢养食人之豺狼。更可笑的是，省里已经几次奏报朝廷，说是土匪已被肃清——现在让人尴尬的是，发生了劫案，连奏报朝廷也不好启齿了。至于道府委员借练勇中饱私囊的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顾忌。
代理延平府知府的汪达，本是湖北的一个盐商，花了一笔钱，捐了个官，上任以后，就拼命地捞本，捞够了本以后，还想找点利息。我上任后就将他撤了，委派龙溪县知县杨福五（已捐升知府）前往代理，并命令他调查汪达侵占厘金的事情。后来，杨福五告诉我，这中间牵涉到代理道员英朴——汪达自己也招供了。正当我准备顺藤摸瓜查英朴时，却接到了调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福建的赋税本来就收不足额，州县官员私吞的却丝毫不比别处少。没办法，只好下文件严词催促，这些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都说银子已经垫发军饷了——军饷的账根本还没结，鬼知道他们所说的军饷开支能不能报。然而按朝廷规定，钱粮奏销是有严格期限的，如果一个藩司一下子弹劾三四十个知州知县，那就实在是骇人听闻。我只好将省城以外的州县官员派人严催，省城内的都叫到藩司衙门，让他们当场定下期限。怎奈他们支支吾吾，就是没人就范。我本想揪一两个出来严参一本，杀鸡儆猴，可是调令已下，也只好不了了之。
自从咸丰三年（1853）长毛进入福建以来，漳州失守，接着汀州失守。咸丰八年（1858），贼军窜向建州、延平，很多城池相继陷落，庆端制军与王春岩制军先后带兵出省，省城空虚，幸好提督周天受率师来援，贼军才退去。接着，台湾也发生变乱，用了半年才平定下来，动用的军需，粗略计算，总有一千多万两，都还没有奏销。我到任后，就着手办理这件事，责成李鼐、刘翊震、王庆成、叶为霖负责，一件件核实，发现有很多纯粹是浮报冒领，而最难核实的就是所谓练勇的军饷开支。有些地方事先有报告上来，从司里领走了几万两银子，现在又报来十几万，有些没有从司里领取经费，而是挪用了各种正杂税款——很多事情现在已很难说清，也只好参照当时情况，酌情删减一些。
听人说，庆督的师爷章琮，曾代理福宁府知府，被保举为记名道员，丁忧回浙江，运回老家的银子就有三十万之多。代理龙岩州知州的福谦，上报的练勇军饷有几万两，可听人说其实当时招募的练勇只有一二百人，而且是专门用来保护他堆放在知州衙门里的积蓄的，抢在州城陷落之前就将所有的金银珠宝转移了。所以，福谦虽然因为丢了县城而被免官，但很快又因为收复城池有功而官复原职。
大田县捐升知府马枢辉，领走司款七万多两，而造报十多万。现在已升任甘肃平庆泾道的前建宁府知府万金镛冒领了很多银子，总督庆端派人前往调查，万金镛送了庆端的师爷章琮一万多两，事情就这样摆平了。至于甚于此者，不知凡几。所以军需款项，就这么到了一千几百万之外，要想户部报销这笔银子，按惯例，送给户部的好处费就得十多万——也不知这笔钱从哪儿去弄。
自军兴以来，兵丁的口粮补贴标准是每月一百六十文，可是实际上有每月开到几两的。台湾兵勇是裕子厚从台湾带来的，因为他们远涉重洋而来，所以除了除口粮补贴外，另外又加发月米、棉衣、烤火费等，这些都是朝廷规章之外的——也只好虚报人头才能消化开支。
各州县欠解的茶税，也是成千上万，几次催促，不见动静。契税成了官员们的陋规，捐输的钱也被挪用了不少，厘金则是任意浮开，收多报少。朝廷收这些钱，是为了补军饷之不足，谁能想到，这中间的大部分竟然装进了州县官员的腰包呢？我本想将贪污最厉害的刘振荣、赵人同、左垣三人参劾革职，可是不等瑞瑸巡抚上奏，就有福州知府来为左垣说情，我因卸任在即，说话也不管用。
募勇的事情最难考证，所以心术不正的道府州县，都把这当做捞钱的好机会。今年杭州失守，相隔两三千里的建安、建阳、瓯宁居然也以此为由申请募勇——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按闽省惯例，省城各营的兵饷和武官薪水津贴都是每月二十八日发放，从不拖欠。而外地驻军却才发到前年秋天，而且是一半银子一半钞票。营中办公经费，近来更加短缺，凡是武官到任，衣食住行的安排，要用钱；千总把总有红白喜事，要用钱；护送兵饷，要盘费；修补零星军械，要修理费；早晚的灯油蜡烛、军官出操前后的茶点……无一不要用钱，也无一处不是摊派到兵饷中，所以分到每个士兵头上，往往每月只有三钱多银子——还不够一个人吃，更不谈养家糊口了。所以很多士兵另外做起了小生意，有手艺的，则去给人做工。一旦上级派下差事，兵丁就雇人顶替，发下的军饷就和被雇者两人平分，这就是所谓的伙粮。
闽省风俗浇薄，强凌弱，众暴寡，村居里处，常常被人欺侮。如果到军队里挂个名，门前就可以悬上某某营的旗灯，这样凶徒就不敢滋扰了；万一受到敲诈，就可禀知本官，派兵弹压。所以家境稍好的，一般都要到军中挂个名，以保全门户。但是要在军队中挂个名，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定要交上一笔钱，或十几两、或几十两不等——标准依家道贫富而定。这笔钱千总、把总、总兵不能独得，副将和提督都有份。即使准许他们入营了，可是那些人娇生惯养、细皮嫩肉，又吃不了军中的那份苦，不得已只好雇穷人顶替，工资由本兵自己出，月饷则由营中的军官瓜分。福建的军官，往往比文官阔绰，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风气，下面的府县最甚，省城军营好像还没有。而伙粮和空饷，却是无营不有，每遇征调，立马雇人，常见的就是把街上的乞丐流民拉来充数，这些人也很乐意干这个美差——既有赏银，又有口粮，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沿途顺便抢抢劫，敲敲诈——平时不敢做的或者是必须偷偷摸摸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地方官害怕他们人多势众，谁敢把他们怎样。再说，带队千总、把总、都司、总兵，自己带头勒索，一路上都有酒席供应，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他们带的兵都是临时招雇的，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也根本不敢将他们绳之以法——担心他们哗变溃散。等到打仗时，“临时工”往往见贼先奔——这也是意料中事。
粮道衙门主管满营（八旗兵）、绿营兵军粮和米折银两的发放。自从军兴以来，地方残破，很多钱粮收不上来，所以奏明朝廷，请求拨款买米发放，户部批示从外省拨款十六万两银子，可是至今没有运来。后来又接到户部文件，说在拨款未到之前，由藩司衙门自己筹款垫发。每月藩库发给米价银三千两，另发米折银六千余两，一半银子一半钞票，几年来已垫发了十七万多两。
粮道衙门每月放米七千多石，下面州县就算有交粮的，也不过三百石或四、五百石不等，每月缺口将近一半。户部定价是每石一两七钱，而市价是二两六钱，司中借给米价三千两，怎么也买不到粮食二千七百石，不得已，只好动用米折。前任粮道隆泰挪用七万多两，代理粮道胡光莹挪用一万多两，后来的粮道宁曾纶挪用一万多两。据现在代理粮道的李金鉴说，三任共挪用十万零四百两。虽然是因公挪移，但终究于法不合——而且，米折拖欠久了，也难免那些丘八们不生出事端来。事情坏就坏在隆泰初次买米之时并没请奏朝廷，后年的历任粮道相率效尤，越套越深，现在事已至此，谁敢上奏朝廷？宁曾纶现已离职，吏部文书还没有下达，总不过非升即降。庆制军勒令他把挪用的米折补上后才准离开福建。挪用米折的事，宁曾纶曾经几次报到司里，督抚也不能推说不知道。然而挪用兵糈毕竟事关重大，不能不了了之。可是，如果一定要这些人赔偿，就必须彻底奏明朝廷，再按在任时间分赔；庆制军只好让我再筹米折发放给士兵，或者先筹一半，等上述三人的赔款上缴后再归还。
福建盐务分东路和西路，又分官府专卖和商人贩卖。每年盐务的指标是四十万——通常情况下，大概有一半完不成。西路光、邵、崇、安等处，销售较为稳定，盐税也可征收上来。东路在东冲口设卡征收，每年征收盐税不到一千两，还不够开支委员薪水和卡役的伙食；而且这一千多银子，有一半是从商船和渔船收来的——渔船每次出卡，必须买了盐才放行，作为腌鱼之用，如果不在卡上买盐，就不准咸鱼入卡。其实海边到处都是盐，要腌鱼，用扫帚挥两下就行了，根本不用买。渔船和官府相持很久，才允许渔民不买官盐，只交盐税，全年大约有九百多两银子的收入。
海盗猖獗之后，商船和渔船屡被劫杀，来往稀疏，盐税收入大减。
现在已经没有商人愿意认购盐引（又称“盐钞”，是取盐的凭证）了；相反，那些已经认购了的，倒有很多要求退还。户部规定，依照原来认购数目的多少，收取“违约金”。“违约金”分三种：六万、四万、两万。然而，有的大盐商有权有势，分文不交也退了；有的请托找人也退了——真正缴纳“违约金”的少之又少。退商日多，卖不出去的盐引挤压如山，盐务毫无起色。
钱粮分正杂两种，地丁银是正款钱粮；帑息、关税、鱼牙常课以及近来抽收的厘金，都是杂项钱粮。但不管正杂，都是朝廷皇粮。福建省的州县官员，不但收的杂项不上缴，就是正款也常常侵占挪用。自从朝廷允许捐官以来，花几百两银子就可捐一个县令；又因为是战区，经前任总督王春岩奏准将这些人留在福建办差，等补缺后再送部引见。可是委署官员又没有什么章程，只要会溜须拍马就有官做。这些人上任后，知道自己是一个“五日京兆”[1]，所以不问正杂款项，先卷它个几千两再说，应该上缴的款项，无论怎么催，一概不理。就算上面追究起来，无非就是摘掉顶戴，或者革职，但这些人腰包已满，也算值了。至于拖欠杂款的，从来没有人因此被参劾。福建的督抚好像不知道杂款钱粮也是国家皇粮，竟然以为是州县官员应得的陋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