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钱局名叫“宝福”，从铸造制钱改铸大钱，后来又从铸大钱改铸铁钱，不久又由铁钱改铸制钱，所铸的钱也并不送到户部。我把委员吴荣等人招来询问：
“这里铸钱是不是按铜六铅四的比例投料？每月几炉？是一年一结算，还是两年一结算？”
“不清楚，上面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你是专门负责这件事的，怎么说不知道呢？四川、陕西、甘肃铸钱都是铜六铅四，这里每炉用铜多少，难道你不知道？”
“每次发铜，都是按铜八铅二的比例领。”
“你们不照规矩来，将来铜亏损多了，怎么报到户部呢？”
我于是又传唤经办领铜的人当面质问，据他说：“户部规定是铜五成八，铅四成二。以前铜的质量好，我们就依法鼓铸；后来滇铜用完了，从民间收买的铜器杂质太多，按原来的比例投料，铸出的钱很容易破碎，不能用。所以我们酌量增加一些；于是就到了铜八铅二，将来报户部，肯定通不过，只好另外想办法。”
对于他的说法，我将信将疑。我让张其曜（刚刚捐升知府，现任钱局督办）按照铜六铅四铸一批钱看看，结果拿到手上一捏，钱就碎了。我让他再按铜七铅三的比例试试，结果是虽然捏不破，但非常粗糙，不成看相。
我对张其曜说：“铸钱的鬼名堂多得很。炉头很少不捣鬼的，磨下的铜末虽然混在煤渣中，但把这些煤渣炼一遍，还可以炼出不少铜。”
“不会吧，每次发放铜和铅重多少斤，收的钱也是那么重，分毫不差。”
“发铜时按八成铜二成铅的比例发放，下炉熔化时，你又不在场，怎么就知道他们没有按三七、四六的比例搀铅呢？再说，炉渣出于磨炉，例应归公，怎么能让他们自行煎炼呢？”
“以前陈谦恩收买杂铜，火炉面盆很多，其中搀铅不少。现在库存渣滓还有二万余斤，就是炼铜时提出的——可见铜质不纯实有其事。”
“既然已经提出纯铜，入炉鼓铸，为什么还说铜的成色不足呢？很可能就是炉头故意说铜不好，为熔化时搀铅找理由。如要杜绝这些弊端，就要当面看他们熔化铜和铅，铸成钱，再看着他们打磨，而且必须长期如此。”
张其曜唯唯而退。我不知道，对于钱局的事，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也不知道对于我的话，他是真懂还是装懂。给我的感觉是，闽省公事，大多敷衍，上司无心公务，当然也就不能指出实在弊病；委员挂名当差，只求一年半载长点资历，好弄个州县官员在手——总之一句话，全省上下，几乎没有用心公务的人。
咸丰三年（1853），漳州的小刀会起事，杀害镇道官员，漳州、龙州相继沦陷；接着是土匪泛滥，又有长毛滋扰，汀州、莆城各州县纷纷沦陷，省内境无完土。官府用兵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用去军饷一千多万，也无济于事。虽然福建奏请朝廷让各省支援，可是邻省也是自顾不暇。闽省地瘠民贫，捐输厘税，缓不积极，于是开设官钱铺，用发钞票来筹集军饷；结果导致民间钞票大量积压，政局面临土崩瓦解之势，于是，准许用制钱捐官，制钱二万八千文值银一两，捐输这才踊跃起来。明知亏折太多，但当时如果不从权办理而是墨守成规，那福建就完了，重新整顿，花钱更多。这种用制钱捐官的办法，报到户部，连续十六次都被批准了。忽然接到户部文书，命令从十七次起，加收五成白银——看来朝廷也一样缺银子啊。
将军衙门的常规税收总是收不到位，全部依靠向外商征收关税补贴。闽省的地丁银也收不了几个，军饷完全依靠这笔关税，每年约有五六十万。不久，我收到户部文书，命令将海关的关税全部上缴户部，鸦片税也要先上缴户部再拨发下来。如果照此执行，那福建就没有任何进项了，而每年的开销，却要几百万两——就算椒翁我是个金人，也熔化不出这许多银子啊。
浙江告急，奉命拨十万两银子过去，要求不管是什么款，立即起运，已经送去八万。户部后来又命令上缴关税二十万，也已经交了十五万——居然也要了三千两部费——就是好处费，不交这笔钱，你连银子也交不出去。
接着接到浙江巡抚王有龄（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恩主）的咨文，说十万远远不够，每月至少要再援助银五万两——这我就没办法了。王有龄是福建人，难道不知道福建的家底吗？像这样狮子大开口，实在荒唐。他这个人一向以善于筹款著称，在任江苏藩司时颇以此自诩，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逢人就说，认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我当时就说：“江苏富甲天下，只要肯想办法，筹款又有何难。如果能在福建、安徽、甘肃、云、贵等省轻松筹到款，才是真奇才。”现在王有龄身为浙江巡抚，面对困局，竟然一筹莫展。虽说地方残破之后，民生艰难，但也不至于毫无办法而专门靠邻省接济啊，原因就在于他在江苏大手大脚惯了，突然由奢入俭，不免左支右绌。何桂清与王有龄有着几代交情，所以对他言听计从，几成死党。王有龄之所以飞扬跋扈，都是何桂清纵容的。何桂清和我的侄儿张云藻是同年，和我在京城也共过事。我去年冬天经过常州，和何桂清聊了半天，几乎无所不谈。这个人的确很聪明，非常人所及，可是过于轻佻，难当大任。
我接手藩库时，不到十万两银子，而且没有账目，正杂不分，美其名曰“通库”，遇到有事，就从库中支取。我想库款如果不分别项目，遇正支而动用杂款，其弊尚小；遇杂支而动用正款，朝廷追究起来麻烦就大了。再说，正杂两项混在一起，书吏也容易从中捣鬼。于是就在大堂旁设局清理，委派首府刘翊宸督率委员书吏，分别查明，一定要做到正杂分明。刘翊宸对我说：“保证四十天完成任务。”我说：“您说得太容易了。如果四个月后有眉目，我给你磕三个响头。据我看来，没有一年时间，休想鱼清水白。”果然，直到我离任，这事情还没有结果。
[1]“五日京兆”，比喻任职时间短或将要离职。典出自《汉书》，西汉张敞为京兆尹，将被免官。有个下属知道后不肯为他办案，对人说“他不过做五天的京兆尹就是了，还能办什么案子。”
糜烂的军事
学政徐寿蘅在延平府主持考试后，派他的族弟徐树琛，带着家人和承差，携带三千多两银子和一些衣物，坐船回省城。有五个驻延平的台勇硬来搭船，他家仆不肯，回禀延平道夏家泰，夏家泰告知管带台勇的捐纳参将林文察，请他出面阻止。林文察派军官林以忠到船上，对徐家仆人说：“这五个台勇，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如有差错，包在我林以忠身上。”船刚刚开出二十里，到达麻梨，天色还很早，船夫就说前有险滩，天黑了看不见，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走。搭船的五个台勇，一下走了四个，说是上岸找住宿的地方，留下一个在船守候。三更后，忽然杀声大起，一伙人将船上衣物银两掳掠一空，而且一刀捅进徐树琛腹中，徐树琛落入水中，很快被浪冲走。那个叫猛太的舵工，也乘乱逃走。徐家仆人报了案，官府却没有抓到凶犯，只有一名台勇被乡团拿获，做了替罪羊。营中的台勇听说后，愤怒地将帮拿台勇的乡村洗劫一空。村民们告到林文察那里，林文察代赔了二百元，就不管了。案子报到省里，裕子厚一口咬定台勇没有参与抢劫，而且几次写信给我，我没有理他。接督抚命令后，我派候补知府张启暄前往延平府督拿审办。我对张启暄说：“此案很明显是船户和台勇勾结，抢劫杀人。从延平府到福州府，来往船只很多，这几个人为什么一定搭学政的差船呢？船户猛太为什么在天还早时就停了船？台勇既然没有参与抢劫，上岸的四名台勇为什么出现在抢劫现场？徐家仆人的行李又为什么出现在林文察的寓所内？你就照我所说这些去问，一定能查出真相。”审讯的结果证明，和我所说的分毫不差。
裕子厚来到福州，对台勇抢劫的事绝口不提，只说自己和这些人毫无关系，都是延平府知府夏家泰向徐寿蘅捏造挑拨，以致徐寿蘅致信庆制军，让他无端受到庆督申斥。从此以后，裕子厚就和徐寿蘅结下了梁子。
林文察本是台湾匪首林塽文的儿子，裕子厚看重他的勇敢，对他百般姑息。据我的师爷刘啸泉说，林文察二十多岁时，就在台湾杀了十八个人，这样的人竟能脱身事外，真是不可思议。
自从土匪平定后，官府就在顺昌设立新营，将投诚的贼兵改编为绿营兵，派副将顾飞熊管带。这些土匪虽说是归顺了，可是桀骜不驯之气并没有消除，经常出营抢劫，和原来的那些土匪仍然保持着联系，实在让人难以放心。近来军饷不能按月发放，口粮也被拖欠很多，这些家伙们一向挥霍惯了，要他们过这种苦日子，难保他们不反水。顾飞熊也不是什么好人，常常拿这些来威胁督抚，当然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反水了，不要怪我我事先没说。顾飞熊截留省粮、私立厘卡，飞扬跋扈，一副绿林豪杰的做派。我就此向庆帅说起他，庆帅虽然口头答应了，但一直以无人接手为借口，就是不肯撤换顾飞熊。
福建沿海近来海盗肆虐，商贾屡受其害。泉州府下的东冲口，是东路帮盐船的进口要道。委员王金镛来到省城，禀请制台派游击吴鸿源会同水师将领彭寿超带水勇剿捕。我问吴鸿源：“你们的兵船一出，海盗就躲起来；兵船一回，海盗就出来。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呢？”吴鸿源说：“没有办法。就算武侯[1]复生也一样。”我说：“这么说来，你这次带兵出海，是毫无用处了。”吴鸿源笑笑而已。
不过事已决定，只得发放勇粮七千多两，让他们去了。他们这次出兵，也不是全无收获，俘虏了海盗几十人。可是经福州知府审问，却只有六人是真海盗，其他的都是被海盗掳去的难民——解救了几十个难民，这个成绩也不算小——他们交来的赃物很少，不过是些柴炭鱼米之类，那六个人就算是真海盗，也只是小喽啰。
发放兵勇的饷粮时，我曾叮嘱吴鸿源，只能发两个月的，两个月后就不能再领。可是吴鸿源回来后，依然请发勇粮。庆制军让我酌情再发半个月或者二十天，我只好又发了半个月。可是吴鸿源仍不满足，再次禀请制台，被庆帅训了一顿才罢休。
吴鸿源消停了，他手下的这些水勇却不消停。这些人大都住在南台岛，因为换钱和钱铺起了冲突，竟然将铺伙缚了，关进了船舱下面——这些家伙们其实和海盗并没有什么差异——导致南台全岛罢市。海防同知陈谦恩派人来报告，吴鸿源竟然安居城内，并不亲往弹压。
这次出洋剿捕，出动水勇六百人，用去军饷一万多两，只抓了六名小喽啰，海上的劫案，依旧层出不穷。福建水陆驻军久已糜烂，有事就招募乡勇。还不如就用这一万两银子发给水师作为口粮，责令水师出洋痛剿，平时就让他们来往巡逻。也有人说水师也靠不住，里面有暗通海盗的，用水师抓海盗是以盗捕盗，以水洗水。吴鸿源本来就是一个海盗。如果说是因为他肯卖出力，那么为什么费时两月，用饷万金，却只抓获了六名小喽啰呢？
二月底，清江失守，庚长退入淮安，漕运总督联英退到泰州。淮安幸得无恙，而清江浦已成丘墟。庚长虽然沉湎于酒，指挥还算得法，只是兵力单薄军饷短缺，以致抵挡不住，虽然没有死节，情尚可原。联英任漕运总督，住在泰州，整日花天酒地。代理泰州知州的许某想尽办法讨好他——很快许某就升任江苏臬司。
进入三月，杭州告急，请求福建派兵增援并请求增拨粮饷。福建又是抽调又是招募，凑了一万多兵勇，由代理漳州总兵继兴率师驰援。可直到四月初，继兴还逗留在红山桥，未曾开船。
杭州很快就失陷了，庆督打算前往援救，我说：“兵贵神速，贼军不知我军虚实，听说闽浙总督亲往增援，一定以为重兵已到，肯定会闻风少却。大队人马和粮饷暂时还难以到位，您看能不能这样，先将已经调来的兵和省城标兵，凑成三千人，准备十万军饷，让您尽快出发，我们再在后面催兵筹饷跟进？”庆督很不高兴地说：“我出一次兵，最少也得一万八千人，军饷再少也得四十万，否则断难起身。这样吧，仍照咸丰八年在延平时的章程，每月解饷十五万。”
于是，下令派数十位文武委员随营；奏调在浙江老家丁忧的前任师爷章悰襄办文案；派候补道员陈维汉赴广东招募乡勇；派候补知府张玉暄渡海到台湾招募兵勇；派督署的戈什庄廷礼赴泉州募勇；派匡开益赴湖南招募兵勇；又派秦金鉴在南台借粮饷；派张寿椿、王于琮在广州向商行借款；将捐官期限延长两个月（鼓励捐输）；命丁日俭赴台劝捐十万两、三万石大米；又令省内省外各官捐输；挑选一千名满营官兵；奏派臬司裕子厚先期出省打前站。纷纷扰扰，每天羽檄飞驰，忙成一团。
章悰与庄焕文都是庆制军手下的师爷，庆端对他们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两人在福建是名利双收，让很多人羡慕不已。陈维汉本是茶馆伙计，唯利是图，专靠湘勇生活。青阳勇向来不中用，因为庄廷礼是督辕巡捕，工于献殷勤，又有庄焕文为之撮合，所以讨到了这个差事。一天十二个时辰，匡开益躺在烟榻上的时间最少也有六七个时辰，使烟枪比使火枪熟练得多；秦金鉴本不想进京，所以讨了这个差使作为借口，而且说不定差使一完，他就可混个七品正堂坐坐；这些人除刘云樵在南台借了十万两外，张寿椿遍拜广东老乡后也只借得二万两。丁日俭不想赴台，与庆督吵了一架不欢而散。臬司裕子厚带着十几位委员——大半是换帖的干亲——到建宁住了两月，一次仗也没打，终日徵歌度曲，吃酒斗牌，居然也夸大其词地说：“统领军务副将以下，悉听节制。”
没过多久，杭州克复，庆督出兵的事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渡台募勇的、劝捐的官员也很快撤回来了，赴广东募勇的也写信叫停，已经在青阳招募的乡勇一律遣散。一篇热热闹闹的大文章，就此化为烟云。但是，朝廷却已为此用去二十多万。庆督本来就不懂军事，哪里想出兵呢，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常州人文荟萃而武备松弛。自从太平军兴起后，江南军务就归钦差大臣负责指挥；安徽军务另由特派大员统师剿办。两江总督驻扎在常州，号令不出常州，也无权干预军务。
咸丰六（1856）年正月，我经过常州，当时的两江总督怡良就是一副听天由命的口气。我想，苏州是东南门户，而杭州、常州又是苏州门户。浙江巡抚罗遵殿，虽然长厚老成，但苦于才力不济，军事部署毫无章法，将万松岭的驻军撤去救湖州，导致杭州南面空虚，贼军乘虚而入。杭州城外又不驻兵，困守孤城，作茧自缚；城内又不清查奸细，让贼军里应外合，导致一败涂地。杭州距苏州二百里，杭州丢失了，苏州就危险了，幸好浙江提督张玉良和将军瑞昌率军来救，杭州才失而复得。
何桂清一心依靠江宁将军和春，以为万无一失，在常州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江苏藩库存银一百多万，富甲天下。江苏巡抚王有龄和他关系又非同一般，完全可以从中提出二三十万，招募一支万人左右的兵勇，既可守卫常州，又可侧面协助和春。如果和春大营得手，那么这支军队可以协助追击；万一大营失利，有这一支军队，也可屏蔽东南。可是直到常州沦陷，大营溃败，再把这一切归罪和春，又有什么用呢？常州沦陷，他没有与城共亡，而是逃到苏州；苏州人命闭门不纳，他又逃到常熟，仍被驱逐，不得已逃到上海。如果他此时投海而死，虽说为时已晚，但还可以少雪前耻；可他竟然苟且偷生，也不知他怎么想的，身为总督，丧师辱国，难道还想朝廷放他一条生路不成？
江苏巡抚徐有壬是我的同年。我们一起在四川共事时，他经常被琦相呵斥。这个人原来是没什么主意的，相别多年，也不知他有没有长进？去年冬天，我经过苏州，刚好碰上吴江县有漕帮闹事，其实隔苏州很远，可是徐有壬却庸人自扰，张皇失措。那天，他邀我在他的官署与孙龄石等人一起喝酒，席中他几次离开，和幕友商量如何如何，就是拿不定主意。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能有什么指望的。可是，只因为有后台，像他这样的庸才居然也开府一方，而我却……江南各省的大员里面，似乎只有江苏藩司薛镜塘还算是个人才。
常州失守后，几万溃兵散勇没了约束，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东南局势，无法收拾。而且因为漕运中断，一百多万石粮食无法运往北京。没有粮食，又担心京城内变，祸起萧墙。唉，这些事情，自然有朝中执政的王公大臣们操心，我想这些干么，实在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1]“武侯”，指诸葛亮。
弱国的外交
南台岛距离福州十五里，华夷杂处，商贾辐凑，是福建最繁华的地区，也是最混乱的地区。当地设海防同知一人，负责全岛治安。近年来，洋人势力越来越大，内地官员不敢启畔。英国、美国、西班牙、荷兰、菲律宾等国，往来贸易。一年或者半年，这些洋人就更换领事。领事上任时，一定会求见将军和督抚，接见的礼仪标准则是：如是正使，就与督抚平起平坐；如是小头目，则仅待以宾主礼；领事每次拜见，督抚一定打鼓吹乐开城迎接——不过，他们也很少进城，督抚将军也从不回拜，洋人也不计较，大家相安无事。
如果有通商事件要交涉，就专门由福州知府衙门酌情办理。洋人和广东人关系最好。洋人用洋钱买了货物，常常寄存在广东商行中，双方彼此信任。广东商行拖欠厘金，偷税漏税，官府如果绳之以法，洋人就出面袒护，官员们怕触怒夷人，也就不敢深究。如果广东人与漳州或者泉州人相争，洋人也是袒护广东人。漳州、泉州人不服，往往寻衅争斗，互有杀伤。去年闽、粤哄争，洋人就曾借炮给广东人，幸好闽人也没有吃大亏。
广东人的抢劫之风和本地差不多。他们合伙建造炮船，入海劫杀，按股分赃。端午节那天，广东人和福建人驾着龙舟在海口竞渡，福建人将广东人的船撞坏了，广东人不肯罢休，双方预定时间，大战一场。械斗后来在海上进行，广东人的炮弹落在岸上，炸死了一名无辜的裁缝，福建人又将一名无辜的广东伙计抓去杀了，双方的梁子于是越结越深。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一死战。南台的商人们从中调解，到广东人的船上挂红赔礼，广东人不接受，继续开炮。南台的居民和铺户只好纷纷迁避。有传言说，广东人准备打进城来，劫走上个月被吴鸿源捉拿的六名海盗，福州全城震惊，将城门也关了，禁止出入。
总督庆端调兵一千人前来弹压守城，过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十几个人。巡抚瑞瑸调兵一百五十人守卫巡抚衙门。当时我已卸任，由臬司裕子厚代理藩司，他派了台勇几十人看守藩库和大堂，并在大堂上架起火炮。道员汪镜千的职责是负责城郊治安，也招雇了几名兵勇，带上自己衙门的厨师、杂役，也在衙门里安设了几尊小铜炮。代理粮道秦友芝、福州府知府刘云樵奔忙不息，请示庆制军，将六名海盗草草正法。省中委员李竹轩，叶小兰等人，也跟着刘云樵前前后后，乱了一整夜。
说到这个事情的结束，还多亏那些洋毛子。美国人派了两艘军舰前来，勒令闽、粤双方立即停止械斗，说如果抗拒不遵，美国人就和大清官兵内外夹击，尽数歼灭。械斗双方怕了，作鸟兽散。
代理兴泉永道的潘骏章报告说，泉州海边有一个无人小岛，名字叫鸟空园头巾礁，英国人现在拿了前任道员的签名的照会，要了这块地，准备在那里建造房屋，请示该怎么办。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人攻陷厦门，占据了道署。《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退出道署，准备在水操台造屋，因为那里是福建水师操练士兵的地方，当地官员没敢答应；后来，英国人又想要教场边的一块空地，也没有得逞。咸丰二年（1852），英国人又看上了鸟空园头巾礁，前任兴泉永道赵霖报告总督季芝昌后，同意用鸟空园头巾礁换回教场。不久，英国领事柏达回国，事情就拖了下来。时隔八年，英国人拿着照会来索要鸟空园头巾礁。潘骏章说不过英国人，就请示该怎么办。庆制军委派前任兴泉永道司徒伯芬赴泉州，会同潘骏章和英国人交涉。我对庆督说：“司徒道台虽然去了，但是这件事断难挽回。英国人没有事都要挑起事来，现在他们手中握有前任道员的照会，怎么会轻易放弃？况且，犬羊之性，不会听司徒伯芬讲孔孟之道。此事关系到海疆与外夷，必须立即奏明朝廷。”刚好庄焕文也到了福州，对我的看法深表赞同，庆督这才将此事上奏朝廷。
如果答应英国人，让他们在鸟空园头巾礁建造房屋，他们一定会勾结土匪，窥探我国虚实，海关税务也肯定大受影响，福建唯一的大宗收入也会没了，那就会遗祸将来；如果坚持不给，那么英国人就会指责我们失信，从而挑起事端，这样就会祸在眼前。司徒伯芬回到福州汇报，说英国人坚持要地，他提出仍旧把废弃的水操台给英国人，因为那里地势太低，已经废置很久了，英国人还没有答复。司徒伯芬又听说南台广东商行有人和英国人关系密切，所以回省城请示庆督，请广东人从中关说。庆督对伯芬说：“如果能让英国人打消念头，那是最好；否则，就设法拖延，不要说不给，也不要答应给。”庆督或许在想，只要能拖到他离任，就万事大吉了。我只担心，英国人未必肯上这个当，且看朝廷如何指示吧——说不定广东人可以搞定呢！
离任
四月初十，庆督收到廷寄，是给我的，上面写着着：“调任江西，饬即赴任。”于是我立即具折谢恩，只等裕子厚接任后，赶紧启程——这地方我是一天也愿多待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我和裕子厚办完交接，大雨不止，街市水深数尺，我一直等二十二日才成行。庆督率司道官员送到城外接官厅。我从到任福建到离开刚好三个半月。
说起来，这次离职，也算是我自己申请的。我去年离开京城前，虽然没有遍送“别敬”，但也稍微表示了一下，再加上舟车七千多里，一下子就用去了五千多两。到任后，我又捐输一千两，又为大侄锡绶报捐知县，为三弟集声报捐主事，为兰儿加捐郎中，总计又是几千两。福建是个穷地方，藩司俸禄减半，除扣抵外，每月只有一百零三两。而我每月的伙食加上师爷的工资，就得两百多两；各种应酬，再寒酸也得三四百两；督抚“三节两寿”和门包，一年也不下八百两。照此算来，我还不如辞官回京算了。
更可气的是，总督府的门包须必须是足赤纹银，不收银元。我第一次送门包，就因为欠平六分（一分是0.375克，六分就是2.25克），被门房张七当场掷出。当时我那个气呀。但想到庆督早就说我脾气大，如果我当场发作，岂不给人口实。于是只好忍了，命家人加了一钱再送进去，才算进了总督府。想我白发皤然，还要受这些奴才凌辱，又是何苦呢？
公事不顺，开销又大，不贪污受贿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可我这辈子都没有贪污受贿过，总不至于吃了一辈子斋，临死弄碗狗肉满禄吧。于是我面求庆督，请他将我奏请开缺，他当时虽然没有答应，但不久后我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
没有路费，我一筹莫展，幸好门生陈灼亭代为筹措，再加上同仁的馈赠，才算没有滞留闽省——幸好，从福建到江西也不算远。
我离任后，英茂文观察写信给我说：“五月十八日衙参，代理藩司裕子厚开出委署清折问，此乃前任藩司的章程，是否照办？庆督说：‘椒翁既然已经走了，不管我们福建的事了，我们就还是照旧规矩来。’”我就奇怪了，章程是裕子厚上报庆督批准的，我又没有参与，现在却说是张前司的章程，而庆督又说“我等仍照旧章”，真是令人笑倒。如果按我的章程（既然他们说是我的，就算我的吧），那么总督和藩司就无从市恩了。他们居然就为了我，专门制定一个章程，真正好笑。
曾国藩也刮地皮
六月二十一日，我到达南昌。天气炎亢如火，中午到达滕王阁，学政单懋谦、臬司张敬修、粮道李桓、盐道邓庆恩和候补道台杨升、董以觳、徐文藻等到码头迎接。我见到了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南昌县知县屈怀珠和新建县知县马修良。上岸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见巡抚毓科。道光三十年（1850）我任甘肃藩司，毓科任宁夏府知府，那时我是他的上级；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却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毓科是个好人，可惜没什么才能，所以被两江总督曾国藩掐得死死的，屁也不敢放一个。周边省份的督抚，如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资格都很老，湖南巡抚骆秉章又是他的老上司，浙江巡抚王有龄霸道跋扈，这些人毓科一个也得罪不起，所以他这个巡抚也当得很窝囊。
我二十六日接印视事，照例具折谢恩。
总督曾国藩奏请三省联防。按说，三省本应通力合作，曾督却说，既然兵勇取之于湖南，那么粮饷就由江西负责；又奏调左宗棠帮办军务，并奏请皇上赏给四品京堂。曾国藩在江西藩司衙门设立粮台，声明将来就由江西报销粮饷。我初来乍到，不知虚实，担心江西拿不出这笔钱，就冒冒失失地提出是否请朝廷下拨军饷。曾督却认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用力挤，总是有的；而向皇上奏请拨款，招惹皇上不高兴，就太不值了。
我一上来没有摸准曾督的脉，就触了个不必要的霉头。
江西的地丁银数额是一百八十万，但是每年收上来的总不到一百二十万。江西是个水袋子，很多地方十年九水，这几年，洪杨逆匪在这里几进几出，已是十室九空满目疮痍。这种情形下，对地丁银也只好征收一部分，减免一部分。所以我在给曾督的详文里，建议“酌量情形，分别蠲缓”。曾督的批示是：所谓的灾情，大部分都是州县官员捏造出来的，就是为了用减免百姓钱粮为幌子，为自己捞点好处。宿迁、松江一带，除了交地丁银之外，还要按亩捐粮，别处的钱粮能收起来，这里为什么就不能收起来呢？古来用兵，有哪个不是从老百姓那里筹饷？现在，我只收地丁银，已经够仁慈的了。‘酌量情形，分别蠲缓’八个字可以删掉。”对曾督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想做这样断子绝孙的缺德事。
江西的漕粮指标是七十万石，因为漕运中断，遵照户部规定，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全漕可折银九十一万两。这几年水灾频仍，肯定不能全部征收到位。可是曾督却依照在湖北的旧例，规定全省按每石三两三钱征收，还说是降低指标了的——简直是痴人说梦。
苏州、常州贸易通畅时，江西省一年可以收厘金一百五六十万。自从苏、常沦陷于贼手，厘源梗阻，现在已降到一百万以下。这笔钱曾帅专门派作大营征兵之用，由李瀚章和粮道李桓专管，不与藩司衙门的司库发生关系。不久，牙税也纳入其中；接着，盐课也纳入其中；再接着，盐商捐输也纳入其中。
曾帅上奏朝廷时，本来说好，两江的厘金派作大营军饷，地丁银和漕粮折银划归江西省使用。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奏请从漕折银中每月提出五万两，其中一万两接济皖南军饷，另外四万解归大营；接着又命令每月从地丁银中拨出三万两，再用捐官款买米一千五百石，分送到鲍超、陈大富两位总兵营中。他不知道，经过他一提、二提、三提，江西全省只剩地丁银和十多万杂税，二者合起来不到一百四十万，银子早上入库，下午就用出去了，哪里还能每月提出三万两？
契税的漏洞，一在书吏，一在州县。民间买卖田产，常常只需送一笔小费给负责田产档案的书吏，不用交税，书吏就通知户房书办，暗中办理过户手续，官府根本不知道。州县所收的契税，通常也不上缴藩库，随收随用，就像应得的陋规一样，即使严词催促，他们也总是交一部分，拖欠一部分，等到清账的时候，前任和后任就互相推诿，往往一年征收上来的，也不过十多万，最多也不过二十万，而湖南带兵过来的李元度却说可以征收七八十万，真是白日做梦。
李元度是湖南举人，是曾帅的铁哥们，被保举升任道员，简放皖南道。很早就听说他满腹经纶，笔下文采斐然。我们见了面，听他说话的口气倒也确实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他近视得特别厉害，一尺以外就看不见了。他先前在江西，就连吃败仗。前不久，他带着三千湘军、数万粮饷和无数的军火器械前往安徽，刚一接战就全军溃散，导致徽州失陷。城陷时，他只身逃走，将无数军火器械全部送给了太平军。当他来到南昌时，就有很多人说他不适合带兵，可是曾帅信任他，总想找机会成就他，结果一败涂地，难道说大清气数已尽了吗？
时事多艰，动则掣肘。我就想，自己并非国家必不可少之人，而且年过六十，只身于数千里外，昼夜焦劳，对国家虽然不无小补，但事权不属，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考虑再三，我亲自动笔写了详文，决意引退。
或许是才思减退吧，自己虽然觉得这篇详文很是感人，可是巡抚毓科读后竟不为所动。我又当面求他，他仍旧不肯代为上奏，真是欲罢不能。
安远被太平军围困了五十多天，建昌又被围了十几天，贼军窜入汀州，分成几股由铅山往婺源而去。玉山县三次被围，广信府两次被围，虽然没有失陷，可是贼军所过的乡村，全部化为废墟。
曾督严令，地丁银和漕折银一两也不准拖欠，并说贼军只是一扫而过，并没有停留，已经奏请减缓的，仍旧奏请复征，如果朝廷为此处分，就由他一个人承担。曾督著有《经世文编》，我读过几篇，怎么说呢，孔子是述而不作，他是作而不用。和很多身居高位者一样，他很难听进下属的话。我刚来的时候，承蒙他抬举，他写信问我对军务有何建议。当时徽州和宁国都还没有失陷，我就提了四条建议：“请闽浙总督庆端驻扎三衢，保护严州，进兵浙江中路；由曾督派一位带兵大员，驻扎江西玉山，从绍兴一带进兵浙江东路；请主帅驻师宁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严令总兵普承尧守住建德，不让贼军外窜，绕道攻击我军。”
曾督回信说：“您说的的确很有见地。只是现在庆端已经回到福州，根本不想进兵浙江，所以……”可没过多久，休宁、宁国相继失陷；接着，李元度把徽州也丢了；接着；贼军围攻建德，普承尧不战而逃，率领的六千楚勇顷刻溃散，火药军装，全部落入贼手。贼军跟着溃兵一路追击，彭泽、湖口、浮梁、德兴、都昌、景德六镇全部失陷，赣东北一带，片瓦无存，白骨为莽。
普承尧，原是云南的武进士，从外地投奔曾督军中。他带着六千湘军守御建德，每月开销二万两饷银、一万串制钱，刚开始由江西军需项下供支，后来奉命改由粮台发放。每次领饷出库，普承尧就让士兵先把银子搬到自己的住所，扣下几千两不等，说是改天买米送到军营——只有鬼才相信。普承尧平时架子大得不得了，接见州县官员时从不起身，巡抚毓科也对他颇为忌惮。
普承尧的妹夫，已被革除道员的冯席珍和手下将领毕金元私通太平军，为他们通风报信，被水师将领彭雪琴抓获了，押到曾帅营中。湖北巡抚胡林翼来函，命令将冯席珍、毕金元拿获后，就地正法。后来听说冯席珍解到了曾营，毕金元则不知去向，不了了之。
冬月，贼军进逼建德，普承尧率众先奔，败兵一路烧杀抢掠，到九江后，还毁墙拆屋勒逼欠饷，并声言整队进省后要首先杀掉巡抚。巡抚毓科很害怕，招雇了一百多人每天在官署训练，名为亲兵。我笑道：“普承尧没胆杀贼，当然也就没胆造反。他大言恐吓，不过是为了多领些军饷，在进大牢之前最后捞一把而已。”曾督竟下令倾资发饷，每名散勇发银四两，还让省城运四万军饷到九江。彭玉麟担心这些溃兵闹事，另外又借了一万多两。谁知领到军饷后，溃兵却依旧十分嚣张。
为了打发走这群丘八，九江道文恒只好在每人四两之外，再加发二两，这些散兵游勇才渡江回到曾帅营中。曾督下令，挑选一部分败兵编入鲍超军营，不愿留下的，发放路费遣散，让他们自行回湖南。曾督挑不中的兵丁，则由他的弟弟曾国荃接收。
我眼中的湘军将领
左宗棠是湖南举人，和曾总督也是至戚密友。他先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当师爷，文笔很好，口才也很好，可是性情跋扈，在骆幕中几乎可以说是为所欲为。骆秉章才具不足，凡事拱手听命于左师爷。因此，湖南的文武百官都知道，左宗棠才是真正的湖南巡抚，只要得到左师爷的赏识，就会好处多多。左师爷行事，一凭己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创痏。湖南人最重乡情，可是，李恒明确对我说：“左宗棠，明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存心深险，很难相处。”
我和他素不相识，曾督请他以四品京堂的职衔来江西帮办军务。他手下号称有一万人，但据他当面对我说，其实士兵只有六千人，其余的都是各类杂役。我听了，只好唯唯而已，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第一次见面，就公开承认自己吃空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左宗棠在省城住了半个月就离开了。但是只要军火和粮饷稍有拖延，他就立马来信催讨，并说：“如果因此贻误军机，本京堂不能独任其咎。”我跟别人说起这事，那人却说，左京堂对您已经是够客气的了。不客气会怎样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普承尧那样要“先杀藩司”呢？
户部催造兵勇名册，左宗棠的军册中说是选了六名先锋，每名每月开支多少，可是却只有四个人的名字。粮台发函问他是否弄错了，上报以后，恐怕会被户部批评。左宗棠回信，只说自己如何打仗、如何追贼、如何军书旁午（就是军务繁忙的意思），“哪里顾得了这样的小事，就算是户部责问，本京堂也不怕”。满纸语句，真可谓摸之有棱。我曾对粮台提调王必达说：“以后给左公的文书，用语一定要平和，切不能因为他的来函无理，我们就用无理回复。”《尚书》上说：“必有忍，其乃有济。”佛则说：“我得成于忍。”以前在甘肃被同僚排挤，我曾自作对联：“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现在四年过去了，难道我的修养反而不如以前吗？王道曾说：“吾前在洛下游，何曾知有蔡廓儿也？”我当年供职翰林院时，又何曾听说什么左宗棠！
广信府知府光泰，一天到晚吞云吐雾，不理公事，每天睡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起床。我和巡抚毓科商量，认为广信地当贼冲，担心他贻误军机，不如把他撤掉，命令在广信带兵的钟世桢代理知府的职务。钟世桢也是湖南人，由教职保升，对军务事也很精通，他到任后，两次遇到安徽的贼军来，都把他们击退了。他对于所属的玉山、铅山、弋阳等县，也都能预先部署，所以各县都没有沦陷。恰好上面有命令将光泰调任饶州府知府，这才顺利地让钟世桢代理广信知府。
瑞州府知府李瑞章，巡抚毓科认为他不称职，命令我将他撤任，遗缺由锤峻补授。锤峻是福建的实任知府，因幕友回避才来到江西。钟峻对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把握得很好，代理抚州知府时，贼军因在广信、金泸被击退，窜到建昌，分兵扑向抚州，钟峻会同驻守抚州的刘善素以及临川县知县马土良全力抵御，贼军才没有得逞。抚州距省城很近，关系大局，得人而治，确实是这样的。
疆事日坏，营制日紊，盗贼日多，天心非不厌乱，怎奈人心还在造劫。以前在胜保营中，见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因缘为奸，感到十分心痛。现在看来，曾总督手下的文武将佐，也无一不把军营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
义宁人熊应文，本是布政使衙门一个轿夫的儿子，从小就在衙门口做仪仗兵。太平军造反以后，混到军中，捏报战功，短短几年就保送到游击。他还给手下的兵勇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武威军，就驻扎在城外教场。熊应文阴柔狡猾，最善迎合人意，骗过了很多文武大员。武威军其实仅五百人，而光是脚夫这一项每月就领饷二千六七百两——既然就在省城防守，何须脚夫？
腊月十八日本应发饷，可到了二十九日，熊应文还没有把饷银分发给手下士兵。士兵们得知情况后，群情激愤，想起他平日种种侵、冒、贪、淫的行径，于是将熊应文剥掉衣服，捆起来吊在树上，用鞭子抽；还觉得不解恨，又用棍子打；仍觉不过瘾，就用刀背砍。接着，这一百多人又赴巡抚衙门控诉，毓科也没有办法。这群人又冲到熊应文家，将他家门窗器具和钟表等全部砸了，将衣服被子也都撕了。熊应文有六个老婆，都浓妆艳抹，各住一室。士兵们闯进卧室，将他的老婆从床上拉起来绑走了。我致函毓科说：“这件事就发生在省城，如不严惩，军纪将荡然无存？”李恒当时正代理臬司，也深以为然。于是委派候补知府盛元、姚镶会同首府徐本墉，将熊应文看管，同时缉拿带头闹事的兵勇。毓科命令韦参将会同办理。可是盛元等人庸懦无能，一心想替熊应文开脱，就向曾督报告，说熊应文侵占军饷冒领军功，并无实据，闹事的兵勇，也已经逃走了，无从缉拿追究。徐本墉更说熊应文身为三品官，兵丁不能擅自拘禁他——实在是荒谬之极。韦参将刚开始说熊应文该杀，后来又说他是被冤枉的。毓科知道熊应文工于钻刺，于是决定严办此案。
丁峻，南昌人。因为他的出身已不可考，所以也就不知道他手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是谁刺的。丁峻已保举知府，带彰武奇军，每月领饷银九千多两。据他说手下有一千七百多人，但也没法考证。他的彰武奇军在信河一带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又在吴城杀死船户客商，劫走银子一千多两。曾督命令丁峻交出凶犯，丁峻却一直拖着。每次闻警，调丁峻赴营，他总是一拖再拖，总是要催促十几次，才肯就道。丁峻善于避贼，长于虐民。我几次请示裁掉这支兵勇，以苏解民困。巡抚毓科担心兵勇滋事无法控制，不敢全撤，就裁撤了五百人以示惩罚。
吴坤修，南昌人，师爷出身，颇有风雅的名声，以前在湖南给人做师爷，看见带兵利益丰厚，就改行带兵。他被保送到道员，又保送实授道员，被任命为广东南韶连道。但他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被湖北巡抚胡林翼参奏其私通太平军，被革职审讯。后来查明他并没有通贼，准许留在军中带勇立功，不久开复原官。他带兵在安徽防堵太平军，耗饷九万多两，却一次仗也没打。徽州、宁国失陷，曾帅决定将他所带的兵勇裁掉，原因是吴坤修常躲在城里，并不在营中。他租了黄庚垣的小西园别墅，把它当成自己的菟裘（隐居之地）。吴坤修在小西园外遍栽秋菊，每到九月，满山粲然，他就在菊花丛中赋诗作画——整个一军中陶渊明。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那么“隐于军”的就只能是“巨隐”了？
吴坤修听说他的兵勇被裁了，形神沮丧。后来不知怎么的，曾督又决定不裁了，令吴坤修驻防湖口，他欣然领命。他写信求我说：“我知道藩库空虚，不敢多要军饷，只求您将上月欠下的九百两给我，我立即买米送到军营。”我信了他，就给了他九百两。可他刚把钱领走，马上又说，再发七千两才能出发。我说：“吴坤修的信白纸黑字，墨迹未干，为什么刚刚领走九百两，又狮子大开口呢？这件事没得商量，绝对不行。”首府徐本墉等人代他说情，我没有答应；吉南道李瀚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大哥）说愿意从牙厘项下，挤出七千两给吴坤修，我也没有同意。我知道吴坤修一向狡猾，正好当时抚州、建昌战事危急，毓科派吴坤修带兵驰援，我派人将七千两银子交给建昌知府黄鸣珂收存，一再叮嘱要等吴坤修到建昌再给他。吴坤修不想去建昌，请万箎轩观察和臬司德甫来说情，想就在省城领饷，我没有见这两个人。李瀚章对我说：“这笔钱现在就在厘局，可以就由厘局发给吴坤修，不必运到藩司衙门来，多转一道手。”我说：“这当然很方便，但要记住，千万不能中吴坤修的计。”李瀚章走后，就私自把这笔钱给了吴坤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