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坤修带勇出省城后，听说安仁有贼军，就退回东乡，报告说“谨慎稳重”；听说弋阳有贼军，就避入乐平，报告说“伺机而动”。怕什么就是什么，吴坤修不想和贼军照面，可是还是遇上了，也不知接仗与否，只报告说“杀贼无数”。等吴坤修节节退入湖口时，后队已经被贼军追上，损伤不少。吴坤修退到湖口和大家一起守城，居然还升了官。吴坤修以口舌为干橹，以笔墨为甲胄，计亦巧矣。可惜，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吴坤修曾对我说：“八个月中，一个儿子一个弟弟相继病死，几年来家中丧事连连，现在一门之内，就有五个寡妇，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岁。”的确很惨，可是吴坤修想没想到，这是他作孽太多的报应呢？
说到报应，我又感到疑惑，像吴坤修这样的人，居然也做到了安徽布政使，并代理安徽巡抚，是老天在打盹吗？
刘善素，南昌举人，从大挑[1]到江苏，升淮河同知，丁忧回家。他带兵勇剿贼，水陆两军，也还颇有功劳。他这支军队每月需饷银二万六千两，先前，刘善素设卡抽厘，自己养活自己，用本省商贾的钱资，为本省剿匪，也还相安无事。今年夏天，曾督将各路厘金委派李瀚章、李恒统筹管理，所有厘金全部送到大营。刘善素这支军队，转而由省里发饷。刘善素几次争辩未获批准，经李恒从中调停，确定每月由厘局发饷一万两，剩下的一万六千两由司库发放。每到堂期（每月领饷的日子），司库虽然不能全发，但还能两千三千地给一些，而厘局的一万两，却是一直没有兑现。刘善素对此颇有怨言，请求恢复抽厘的旧卡，一直不被批准。江西的丁峻、吴坤修、刘善素三支军队，只有刘善素的兵勇还能顶点用，没有祸害地方。
曾督五月来到江西，听说厘金畅旺，去年总共收入一百六七十万，又将牙税也并入厘局，直接交粮台解归大营，自以为每年可得二百万两，足够供应大营军饷，于是奏明朝廷厘金归大营，地丁银和漕折银归江西省。可是，因为战事不顺，商贾裹足，厘源梗塞，所收厘金不到去年一半。粮道应付不过来。又将盐课和盐商捐输两项收入归入大营使用。后来，曾督又奏请每月从漕折银提五万两，从地丁银中每月提银三万两和米五千石。曾督以前曾任兵部侍郎督师，就因为军饷由地方供应，和几个巡抚都合不来；现在曾帅身为两江总督，自然应该替地方着想，可是他的做法却是完全不顾地方死活。
巡抚毓科柔懦无能，既不敢违抗，又不敢讲情况上奏朝廷。我几次进言，但人微言轻，人家也不理。地丁银、漕粮、厘金以及一切杂款全算上，江西一年收入款也就三百五六十万。而开支呢？曾督大营每月需四十二万两，左宗棠的大营月饷三万六千，吴坤修的大营月饷九千；本省地方乡勇开支以及官员俸禄、日常办公，月需三十万两；全年共需七百多万两。如果再加上新进招募的军队开支，总共就将近八百万两。再加上朝廷每年两次从江西提走八十万两，协助袁甲三军队二十三万两，协助甘肃二十万两，协助贵州三百万两，协助浙江三十六万两，这样一来，就将近一千五百万两。我纵使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恐怕也弄不来这么多钱。
户部下令，各省向富绅大户借用兵饷，最低五万，最高一百万，五年后由各省藩司筹还。虽然是借款，但因为是为朝廷救急，所以分别赏给二品和三品顶戴，并恩准世袭。江西八府沦陷后，刚刚克复，老百姓元气未复，富者化为贫，贫者困而死，甚至去为盗贼，可谓民穷财尽。但是既然朝廷已经下令，自当尽力鼓动，其中稍做变通，如果一家力量不能借五万，仅能借一二万及三四万的，也准许他们凑起来借，至于这种情形，如何奖励，请示朝廷再说。
[1]“大挑”，指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可以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
第三次丢官
曾督命令江西全省，照旧征收地丁银，对此，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坚持的最终结果，就是我的离职——这是我第三次被革职。
十月十九日，我的长孙女出生，我希望我的第一个孙儿是个小子，谁知却是个丫头，实在令人失望。她的外公许滇生给她起名抚官，意思是说祝愿我早日升任巡抚，我听了不觉好笑；依我看，还不如就叫“静姑”好了，以纪念她出生在静安庄——八月，英法联军入侵，僧格林沁亲王和大学士瑞麟率领的军队不战而溃，兵部侍郎胜保也受了伤，皇上逃往承德，京城沦陷，这可是大清定鼎以来的第一次！
和议既定，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九江开埠通商。因为长江一带战事未息，我上奏朝廷，让英国人明年春天来九江商讨有关事宜。这件事，本来是归九江道办的，但巡抚毓科认为开埠通商在内地还是头一遭，指派我会同办理。
曾督将我弹劾撤职，使我失去了一个亲自参与外交的机会。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七月，咸丰帝崩于热河，同治继位。以骆秉璋为四川总督。
八月，曾国荃收复安庆，湖北巡抚胡林翼卒。太平军克杭州，巡抚王有龄、将军瑞昌战死。
十月，辛酉政变发生，端华、肃顺、载垣被杀，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被封为议政王。
十二月，以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赋闲
二月，我绕道陕西，在陕西住了半年。十月，我回到京城。此时距离上次离京刚好两年。
实在让人无法相信，正当英年的皇上竟然丢下这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就这么去了。
我回到京城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四十多年的大事，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僧格林沁亲王和兵部侍郎胜保扳倒了咸丰遗诏里的顾命八大臣，开始垂帘听政，史称“祺祥政变”。“祺祥政变”发生时，我虽然人在北京，但作为一介百姓，具体的过程也是道听途说，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就不再赘述了。
1862年同治元年
正月，浙江巡抚左宗棠破杨辅清于开化，太平军攻上海，华尔率洋枪队阻之。
二月，以李鸿章为江苏巡抚，驰援上海，大破太平军。
四月，曾国荃收复芜湖、秣陵关，包围江宁。荆州将军多隆阿收复庐州，陈玉成败走寿州，为捻军头目苗沛霖出卖，英勇就义。
七月，命钦差大臣胜保赴陕西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指挥晋、直、鲁豫四省军务。，全力剿灭捻军。
十月，胜保有罪逮问，多隆阿接替陕西军务。
陕甘回变
和去年一样，今年依然是什么也没做，唯一不同的是，去年我62岁，今年就已经63岁了。
我以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回汉之间多年的仇恨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史称同治“陕甘回变”。
1863年同治二年
二月，湘军大将鲍超大破太平军，左宗棠收复金华。僧格林沁攻占捻军老营雉河集，生擒捻军首领张洛行。云南回民起义，巡抚潘铎被俘遇害。
四月，石达开进攻四川，受四川总督骆秉璋诱降，遇害。
七月，胜保被赐自尽。
八月，李鸿章收复江阴、苏州。
十月，收复无锡。
十一月，僧格林沁大破捻军于蒙城，苗沛霖被杀。
过了一回巡抚瘾
正月，我奉旨补授陕西按察使，皇帝召对了我一次。小皇上几乎不说话，问话的是两宫太后。
三月，抵达西安，接印视事。
回民暴动已经遍布陕西全省，即使在大白天，省城西安也大门紧闭。巡抚瑛棨主张对造反的回民实行安抚，不肯进军围剿，导致回人气焰更加嚣张。田里的麦子黄了，也没有人敢下田收割。我和瑛棨商量后，亲自带领兵勇出城，将麦子收割进城，西安城才免了一场粮荒。
七月，巡抚瑛棨被革职，我奉旨代理巡抚。
吸取瑛棨的教训，我即日誓师，整军旅、明赏罚，派总兵曹克忠等分路出击，自己亲临前敌督阵，连战连捷，攻克光太庙、上下水腰村、鱼褰、沙河数等回民营垒。钦差大臣多隆阿，也率劲旅开赴陕西。我派兵会同多隆阿一起进剿，连破苏家沟等处的贼军老巢，解了凤翔、三原、盩厔几个城的包围。贼酋蓝大顺带领回民从南山扑向西安，我派总兵陶茂林阻击，蓝大顺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此次出征，总计前后剿杀叛回十几万人，军声所至，势如破竹，不到半年，陕西的回民暴动基本肃清。
1864年同治三年
二月，闽浙总督左宗棠收复杭州。
三月，多隆阿在陕西战死。
四月，李鸿章收复常州。
五月，洪秀全自杀。
六月，曾国藩指挥湘军克复江宁，李秀成被俘遇害。
八月，幼天王被俘，太平天国亡。
十月，明绪任伊犁将军。
补好了东南，又烂了西北
三月，新任陕西巡抚刘蓉到任，我回到陕西臬司任上。
六月，我的老上司曾国藩率军收复金陵，延续十五年的洪杨之乱（指太平天国）终于平定——很多人在这场长达十五年的战乱中丧了命，当然也有很多人升了官，发了财，成了事，留了名——这两种人，我都不是。
九月，我奉旨赴甘肃，办理回民投降的事。我上奏朝廷：“就算是回民有意投降，朝廷也要做好军事准备。”朝廷命我往甘肃会同巡抚恩麟相机筹办，还没来得及出发，孙义宝就带领叛回偷袭，攻破了固原州城。看来，所谓回民投降，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朝廷也改变主意下旨进剿。
这是一个尴尬的差使，朝廷命我相机筹办，却又没有给予指挥的全权。各路将领也没有一个统帅，完全是毫无章法。
参与进剿的几名提督和总兵倒是各有个性。
将军都兴阿，性格倒是很忠厚，但实在没有什么本事。他之所以能当上将军，全靠有一个勇猛的部下——多隆阿。那时，多隆阿才刚刚当上记名副都统，性情刚慠。因为都兴阿不会打仗，所以多隆阿谈起自己的上级时，总是嗤之以鼻，有时甚至当着都兴阿的面骂他，都兴阿的弟弟看不下去，几次撺掇都兴阿收拾多隆阿。都兴阿却说：“本事大的人，往往脾气也大，只要他肯为我们出力，管他骂不骂！你想想，打起仗来，论勇敢，论计谋，你和我加起来恐怕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也可以看出都兴阿的度量确实非同一般。可是现在，多隆阿已经不在了，都兴阿又能指望谁呢？
将军穆图善，跟着多隆阿这么多年，一直待在营务处，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多隆阿把他看成走狗，他也就甘心当走狗，说话嗫嗫嚅嚅，走路缩手缩脚，多隆阿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也面不改色。他与多隆阿都是黑龙江人，相距不远，一同当兵出身，所以多隆阿对他也很照顾。他请了很长时间的病假，多隆阿仍然为他捏报战功，因此升为将军。这个人除了贪，没有别的本事。多隆阿死后，旧部由穆图善带领，但他哪里罩得住，如黄金山、孟宗福等，根本就不服他调遣，兵勇也逃亡过半。他的部下杀掠奸淫，一月之间就有四百多起，逼死民间妇女一百多人，告状的材料堆积如山，可是穆图善不闻不问。他的军队从北山行走，一路上如火燎原，比盗贼更厉害。
对穆图善的行径，巡抚刘蓉背后说起来痛心疾首，但当着面却只字不提字——他也是一个官场老油子。
提督陶茂林，性情奸猾，贪财好色。他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是：“我保到游击，才知讲理。”有这一句话，就可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
提督雷正绾，打仗倒是一把好手。可惜因为仕途不顺，染上了鸦片瘾，而且瘾越来愈大。以前出操，他总是在士兵之前到，现在出操，总要等到士兵到齐了才到。甚至两军对阵，杀得正酣时，他也要找个地方吸上几口，才有精神继续督阵。
总兵曹克忠，是天津农家子弟，他的母亲死后，家中无人料理，他的父亲就要他快点成亲。曹克忠认为自己守孝未满，坚决不结婚。他的父亲强迫他结婚，并选好了日子。结婚的当天晚上，曹克忠私自逃了出来，投入多隆阿军中当兵，转战几省，升为总兵。这个人有血性，不贪财、不好色，他的军队军令严明，攻无不克。如果坚持下去，他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将。
十一月，我抵达静宁。
因为驿道不通已经有一年多了，要去兰州，就必须打通驿道。于是我命令总兵曹克忠、张在山等攻克高家堡、杨家山及静宁北路的叛回老巢，驿路终于畅通。
二十一日，我的诗文集《时晴斋诗赋全集》刊刻付印，这大概就算我作为一个文人，留给这个世界的念想吧。
过年了，有当地百姓送来万民伞一把，我严词拒绝了。这种事是朝廷明文禁止的，可是仍然有不少地方官乐此不疲。罗椒生尚书有诗讽刺这些人：言利首开间架法，沽名自撰去思碑。我驻在这里，是为了筹集军粮，对老百姓又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怎么会送万民伞呢？想来不过是一些人拍马屁罢了。
除夕晚上，接到邸报，得知陕甘总督熙麟病逝。他驻军庆阳两年，银子不知花了多少，打仗却是一塌糊涂。很久前就听说他已经向皇上上折子告病，折子中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从那以后，陕甘两省的官民都称他为“鸟总督”。现在鸟总督终于不再哀鸣，说不定是大清之福呢。
1865年同治四年
三月，罢奕议政王。诏命建立长江水师。
四月，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作战中阵亡。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接替僧格林沁继续剿捻，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
六月，雷正绾进攻金积堡失利，革职，部队哗变。
告别官场
正月，因陕西巡抚刘蓉弹劾我偏袒附和多隆阿，对回人造反一意主抚，延误进剿的时机，于是被奉旨革职，永不叙用——这是我第四次被革职。
圣旨到达的时候，我正率师会同固原提督雷正绾，攻克黑城子、七庄等几处贼巢——真是莫大的讽刺啊，捷报传到京城，奉旨撤销永不叙用的处分，命令我带领所部救援狄道、河州。军队到达六盘山时，天气奇寒，我的哮喘病和腿伤一起发作，只好请假回京调理，奉旨予准。
从此，我彻底地离开了大清官场，从我1829年进士及第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从1836年出任朔平知府算起，则是刚好三十年。
后记：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1968年，69岁的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题为《美丽的日本和我》的演讲。若干年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制，题目是《暧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学学当代人，赶一赶时髦，将这篇后记命名为《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先说一说纠结的时代。
按中国历史的逻辑，大清朝没有灭亡的道理。
在中国，一个王朝的灭亡，总是源于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几种：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炀帝；二是昏，如汉灵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汉献帝；四是懒，如明朝的万历和天启——明朝实际上就亡在这两个人手里。
这四种皇帝，在清朝一个都没有。清朝十二帝中，没有一个昏君——包括慈禧；也没有一个暴君——除了文字狱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暴政，至于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当之无愧。
纠结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是亡国之君的清朝皇帝却做出了只有亡国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卖官鬻爵，以捐输为典型；一是横征暴敛，以设立厘局和铸造大钱为典型。
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目睹腐败像瘟疫一样，从下往上蔓延，从州县官员到司道官员，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后大清官场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就是“鱼烂”——从里到外发出阵阵恶臭。
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许还不至于灭亡——中国历朝历代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幸的是，小农经济的大清碰上了工业时代的外夷。
劣势，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枪炮不如人，军舰不如人，指挥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产设备不如人，社会组织不如人……
变，还是不变？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纠结。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张“变”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还是比支持变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尽管纠结，尽管并不太乐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是发起了宪政改革——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有人或许会说，清末新政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时间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在不值一谈。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认真读过中国的历史。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是埃及的金字塔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大剧场。
在大剧场式的社会里，台上与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上台与下台转换的频率很快——没有人永远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条，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遵守秩序，否则就会乱哄哄的。乱哄哄的，对台上台下的都没好处——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觉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会则完全相反。塔尖与塔顶高度相差悬殊，越往上容纳的人越少，到塔顶更是只能容纳一个人。塔顶的人希望永远在塔顶，下面的人则拼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儿子孙子继续往上爬。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着失去机会。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会里，虽然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套所谓的制度，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包括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在整个金字塔上，能够超越制度是一种实力，也是一种荣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制度——除非塔底有人铤而走险，将整个金字塔推倒。
旧的金字塔倒下了，新的金字塔很快又竖起来了。中国社会就这样周而复始。
中国社会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推倒金字塔，兴建大剧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关它的艰巨程度，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经济已经相当地发展了，教育也相当普及了，对于政改却始终慎之又慎——这就是明证。
如此看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圣母皇太后慈禧的勇气——当然，或许也有无知者无畏的成分在里面。1901年，慈禧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实际上就是挖金字塔的墙脚，打下大剧场的地基。从这个角度讲，清末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其意义超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辛亥革命一场飓风袭来，墙脚松动的金字塔轰然倒下，理想的大剧场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光绪和慈禧死后有知，怎不纠结？
说完纠结的时代，再来说纠结的自己。
人是一种哲学的动物，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有价值。《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人关于人生的最高理想——当然，能够同时做到“三立”的，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找不到几个。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立德、立功、立言任何一个方面有所建树，就足以青史留名。
很遗憾，立德、立功、立言，我是一项也没有做到。
首先说立德。中国的官场历来是最污浊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污浊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清白君子。比如杨震，比如包拯，比如海瑞。而我呢？一方面，我不屑于蝇营狗苟贪污自肥；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把自己弄成苦行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一方面坚决拒绝贪污受贿；另一方面，对各种陋规又坦然受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既没有像我的很多同僚那样享乐于当时，又不能像杨震、包拯和海瑞留名于后世。
纠结！
再说立功。常言道：乱世出英雄。从道光到咸丰再到同治和光绪，正是中国历史从治世到乱世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一个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可谓英雄辈出。而我呢？虽说也曾有一腔济世救民的抱负，但既没有做大事的雄心，更没有做大事必不可少的忍心，对于天朝帝国的未来，更是远不如郭嵩焘、郑观应等人看得准确。
所以，在大清官场，我虽然忙忙碌碌，甚至可以说殚精竭虑，但结果却一事无成。我的奔走尘劳在现在看来，几乎已没有任何什么意义。
纠结！
最后说立言。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我这一生，几起几落，肯定不算达。穷呢？也似乎谈不上。这就注定了我在文学上的半吊子结局。苏东坡谪居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纪晓岚遣戍伊犁，也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我虽然也曾遣戍军台，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回顾这一生，虽然也曾主讲金台书院，虽然也刊刻了《时晴斋诗赋全集》，但是文与身同腐，没有能传之久远。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自己心中不空，在诗人与官员两种角色间左右徘徊，结果是仕途坎坷而文章无成。
纠结！
纠结的时代，纠结的我，这是大清王朝的悲剧，也是千古文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