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令虽然为人剽悍，但是对我却一直怀着一种感激之情。我代理太原知府时，介休县有一个姓侯的人被杀了，家属对验尸的结果一直不签字，总是怀疑林县令检验有误，甚至怀疑林县令收受被告贿赂从中作弊，这件事也就一拖几年。前任知府王有壬劝林县令拿出一笔钱了结此事，可是原告的开价实在太高。臬司瑞元也主张讲和，这样就使原告的气焰更加嚣张，怎么也不肯善罢甘休。
我接任后，就按照规定重新验尸，并请臬台到现场指导。原告控告其侄媳妇将堂侄打死后，扔入井内，理由是右耳根有两处损伤，证据确凿。检验结果，却是没有伤口，天灵盖内有泥沙，确确实实是投井而死。原告无话可说，一切按律办理，而林县令的污名也得到洗清。林县令送我裘皮大衣等物表示感谢，被我严词拒绝了。
上一次，我为调查张金铃子的案子到介休住了几天，所有开销全部自掏腰包，林县令再三苦求，我才收下了一两种吃食，其余的全部退还给他。林县令认为没有尽到东道主的情义，心里十分不安。民间有新的控案，我一律发给汾州牛知府审理，不让林县令牵涉其中，林县令更加对我感激涕零。这次，杨巡抚派我和叶名琛查办摊派钦差使费的案子，林县令知道后说：“既然是恩公来了，还有什么话说呢？”林县令和我没有一杯酒一餐饭的交情，他被革职后来向我辞行，我送给他四十两银子以表心意，虽然钱很少，但是对饱尝世态炎凉的他来说，还是很让人欣慰。
狗咬狗，一嘴毛
没想到，林县令的案子刚刚平息，泽州知府虞协和多瑞两人又生出一场事端。虞协任乡试监视时，和首道姜梅很亲近，交往日好。虞协回到泽州知府任上后，姜梅经常给虞协写信，很多不该对人说的话，都在信上对虞协说了。林县令的案子发生后，姜梅很信任虞协，让他拿出三千两银子，连姜梅自己还有太原知府王有壬、藩台张兰沚也各自拿出两到三千两银子，凑成一万多两，交给林县令，让他撤案。这个时候，虞协对姜梅还是非常感激的。
没过多久，虞协派他的侄子带着钱回浙江老家，不幸的是在过黄河时，侄子落水身亡。侄子死了，多年搜刮的黄金白银也没了。虞协得到消息后，又惊又怕，竟一命呜呼了。虞协的妻子李氏，是一个超级阴鸷的妇人，且粗识文墨。凡是姜梅写给虞协的信，这女人都藏在一个木匣子里收起来。虞协死后，李氏就拿着这封信，到姜梅的衙门告状，说她的丈夫是姜梅威逼至死的。李氏还在禀状内扬言，要告到北京去。究其企图也无非是想敲诈姜梅一笔钱罢了。
姜梅接到禀状后，很是难堪，与藩台和臬台两司商议，请示让代州知州李廷扬（就是前年被打的那个阳曲知县）暂时代理泽州知府。当时，李廷扬已经接到命令代理潞安府，还没有赴任，这时又改派泽州府。姜梅叮嘱李廷扬妥善为之，并说一定不会把虞协的亏空算在他的头上。
虞协生前欠了省城里各铺户和师爷各项钱款约七八千两银子，这些人现在都在泽州讨要，吵得李氏和虞家人都受不了。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李廷扬到了。
李廷扬牢记姜梅的嘱托，诡称是虞协的生前好友，其实他和虞协素不相能。李廷扬抚着虞协的棺材嚎啕大哭，那种悲伤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李廷扬又抚慰虞协的幼子，并请李氏相见。李氏叩谢后，将丈夫身后萧条以及现在被债主追讨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李知府，并将姜梅逼死其夫现正具禀控告的事情也一一说了。李廷扬假装不知，对李氏说：“我与死者是骨肉至交，现在又接替了他的职位，你丈夫欠的钱由我来还。所有的欠条与你们再没有关系。”李氏再次叩头致谢。
李廷扬又说：“姜道台和死者是至交好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就是林县令案发后，姜道台让虞协出三千两银子，也是为了保住他的知府乌纱。人的寿命有长有短，这是上天注定的，你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算在姜道台的头上。我一定转告姜道台，让他送一份厚厚的赙仪，以全其友谊。只是，姜道台的信你却必须交出来，这样，债务和赙仪的事才好办理。”李氏于是把姜梅给她丈夫的信件一共七封一齐交给李知府。李知府接过一看，里面的很多话的确不可告人。李知府担心李氏反悔，就将信在虞协的灵前焚化了。事情才得以平息。
后来，那些债主向李廷扬讨债，李廷扬还不起，就和姜梅商量，姜梅推说债务是李廷扬认的，和他没有关系。李廷扬本来是我的手下，求我向姜梅去说情。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后来，我调往福建，李廷扬也调任山东青州知府，他在丁忧回四川期间投河而死，姜梅不久也病死了。那些债主们的钱后来怎样了，我就不知道了。
多瑞原本被委派为五寨县令，那是有名的苦缺，所以他一直想升调到其它地方去，于是就长期住在省城里，极尽应酬巴结之能事。上司们也都以为他是个“能员”，于是在介休县林县令被革职后，多瑞主动请缨前往继任，上司也批准了。
可惜的是，多瑞在任不到两年，就因为一个案子被降职。吏部文件下达后，多瑞竟然将介休县征收的地丁银两万多席卷一空，从衙门后墙运出。多瑞又担心被上司参揭，于是先下手为强，写禀状控告各位上司收受他的馈赠多少多少，甚至连当初姜道台调任他到介休是为了了结林县令案件的事情也一概抖出，一心想再次掀起大案。所幸，接任县令的徐大勋是山西省有名的能干官员，他将多瑞翻墙运出地丁银的事情调查清楚后，让县里的书吏签字画押，准备请示上级上奏处理。多瑞才开始有了畏惧之心，不再继续控告。
不仅林县令遗留的亏空多瑞分文未还，而且盗走的地丁银也不肯吐出来，上司也不能把他怎样。徐大勋于是将林、多两任亏空，详细上报姜道台，请示分二十二年流摊；而介休县的缺口，就不能再追问了。这个案子中，一群小人勾心斗角，你咬我，我咬你，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让人眼花缭乱。吏风日下，不可挽回，再往下去，不知会到什么地步。
我又接到命令查办宁远厅贼犯姚武抢劫案，这也是京里言官参奏后发回山西审理的。通判齐克里诺布不问真伪，一下子捉了一百多人关押起来，虽经上司多次告诫，齐克里诺布固执己见不愿听从。我不敢和他一起制造冤孽，贻害子孙，只有随到随审，辨明是非后，将这些人释放回家务农，绝不过多追究。
这一年，家里又传来另一噩耗。庶母陈氏所生的两个妹妹，连续夭折。兼慈郑氏，悲伤至甚。我派人回老家接她来朔平府奉养，她也不肯来。
大哥松杉在通州的任所，我每个月都寄上二十五两银子作为接济，从出任地方官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一直想为他捐升一级，或者买几亩地作为长久生计。只是地方苦寒，家庭负担又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下这样一笔钱，了结这个心愿。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五月，英军进攻广州，鸦片战争爆发。
八月，道光帝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对英交涉。
九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
十一月，置两广总督怡良奏英兵轰击撤防师船，抢夺来艇；命琦善诘问之。
官场“死磕派”
哈罗暹被我驯服了
六月，我再次代理雁平道，虽然是道员，但这却是个有名的苦缺，所以没有人稀罕。
冬月，代理任期结束，和新任雁平道办完交接后，接到巡抚大人的来函，说有要事面商。巡抚因为担心我不愿到省里去，还特地强调要我将启程的日期先行上报。
冬月底，我抵达省城太原。原来是一个叫哈楚暹的旗员到京城将八旗驻军给告了，这个案子现在又发回了山西，巡抚大人派我去归化城审理此案。
哈楚暹本是绥远城驻防防御使，在诉讼方面颇为在行，口能辩，笔能书，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因为作战有功，由主事升为防御，在绥远城中是有名的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仅同僚既怕他又厌恶他，就是归化城里的通判和道员，也对他很忌惮。
今年春天，哈楚暹引诱一个民间女子嫁给他做妾，这个女子死活不肯，哈楚暹用强不成，就将这个女子退了回去。绥远城和归化城里的同僚历来就很讨厌哈楚暹的横行霸道，就想借这个由头将他搞倒，于是使劲怂恿这个女子的母亲到巡抚衙门控告哈楚暹。
杨巡抚认为这件案子涉及在职旗兵诱骗民女为妾，就将这个案子提到省里来审理。哈楚暹探知女家控告他是因为有人在后唆使，就派他的母亲上京城到都察院控告满营里的协领海昌和佐领图明额等七十余人聚众赌博和学戏，以及在一百天的国丧期间理发和婚娶等等，并且顺带控告将军色克精额、副都统特登额安排差使极不公平，还控告归绥道普泰衙门的书吏以调解案情为由索贿受贿等事情。
归化厅同知文明以避嫌为由，不愿接手这个案子。太原府知府王有壬对哈楚暹的狡猾早有耳闻，也不敢接审这个案子。杨巡抚就特地委派平阳府的知府云麟审理此案。云麟在审问中因为措辞不当，被哈楚暹抓了个小辫子狠狠地顶撞了一回，两个人在大堂上互相谩骂。云知府受不了这个气，就将此事详细地报告上级，请求将哈楚暹革职再审。云知府还说，因为哈楚暹控告的官员将近百人，不能一个一个传来省城对质，建议另外派遣有能力的大员将哈楚暹带回绥远、归化就近审讯。云知府将报告上交后，就连夜禀辞，以养病为名回到平阳府，将自己置身事外了——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油子啊！
杨巡抚奏称我为官清正，受到满、汉人民的信赖，派我前往审理此案。冀宁道姜梅妒忌我的官声比他的好，又厌恶我没有巴结他，就极力赞成杨巡抚派我去。同僚们都知道哈楚暹这个人狡猾难缠，难以理喻。姜梅明知道这个案子头绪众多，推荐我去是为了看我的笑话。
我向杨巡抚告辞时，杨侯抚着我的背，再三安慰我，鼓励我。我回到朔平府将公事料理完毕，就冒着严寒赶往归化——哈楚暹已先期押解到归化将军衙门。
我到达归化后，城里的将军、都统、道员、同知都来拜会，无不认为哈楚暹狡猾异常，非用严刑拷打不能让他认罪。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各怀私心，只不过是想借我之手来达到他们的愿望。我假装答应道：“那是一定的。”归化厅的同知文明一副娘娘腔，哭哭啼啼地对我说：“张大人您如果不将这个糊涂案子审清楚，不将哈楚暹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洗干净，我就没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说：“这个不用您多说，我尽量做到。”
第二天提审，文同知早早地派了几名精壮的兵卒来到大堂，摆上刑具，那架势就是只等我一声吩咐，就将哈楚暹按倒在地，打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1]。
我传哈楚暹到堂，见他颈上带着一道重枷，就命令军卒为他开枷，告诉大家：“皇上谕旨只是将哈楚暹革职，并没有说将他拿问，为什么要给他上枷呢？况且，他是在职的朝廷命官，难道还担心他逃跑吗？”哈楚暹跪下向我叩头，我让他起来站到一旁，安慰他说：“一会儿和你对质的，都是你过去的同僚，他们站着你跪着，人情上也说不过去。我看你一表人才，将来未必就不会有一番作为，所以给你留个脸面。等会我问话时，你一定不能顶撞我，只要你配合，就不会让你吃苦头。况且，你应该听说过我在太原审问文英阿的事情。现在，上级既然派我来审问这起案件，你又何必强行抵赖呢？”哈楚暹伏在地上叩头道：“那就听天由命吧。”
我就哈楚暹控告的情节一一讯问，并且将海昌等人传到大堂对质。没想到的是，哈楚暹神情和话语非常和顺，而他所控告的事大多半真半假，他自己将供词写好，整个审理非常顺利，从上午八点左右开始，到下午两点就大局已定，案情已经大致审理清楚。于是让哈楚暹下堂稍作休息，并派人给他送上茶点。
当时归化和绥远两城中来观看或者打听审案的不下千人。城中官员，自将军以下，都派遣家人在大堂外听审。哈楚暹的母亲也守在门外，看到他的儿子被提审，看到刑具一件件摆上来，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整天，心里又害怕又着急，却不知道里面的情形。哈楚暹知道他的母亲来了现场，请求出去见母亲一面，并说见了这一面死而无憾。我命令卜什库（满语，即领催）：“你出去告知哈老太太，请她放心，哈楚暹并没有受刑，并且还赏了茶点。等一会审完了，他们母子就能见面，有多少话都可以说。”哈楚暹上次在省里受审的时候，就是因为主审官云麟言词中伤了他的母亲，所以两人当场吵了起来。现在他见我对他的母亲非常尊重，既感动又高兴，所以我所问的案情，他就一五一十地全招了。
这一次审讯，没有动用任何刑具，就将这个千头万绪的案件审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我到各个衙门辞行，色克精额将军大喜过望，拉着我的手不住致谢。晚上，将军亲自来送行，并指着我对在场的官员说：“您可真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大恩人啊。”我连说不敢：“案子审得不好，让各位取笑了。哈楚暹控告的事情，本来就不完全是捏造的，如果我先找汉人对质，再找旗人对质，最后再找旗兵对质，在场各位大人恐怕没有一个能保住性命。哈楚暹本非善类，今天如果像各位所说的，上来就大刑伺候，他一定会负气反控，怎么会甘心认罪呢？我实在不愿意因为这样一个官场败类而连累各位啊。”大家都对我再三拜谢。我回到衙门，整理文书结案销差，时间已经是快要过年了。案子就这么结了，全省官员无不惊讶，说我有伏虎驯狮的本领。
[1]指打了非常长的时间。
丧心昧良的亏空案
忻州知州韩宝锷，本是山东拔贡出身，由太原县令升为知州的。这个州也是个有名的苦缺，亏空很大。韩知州病重将死，致信申启贤巡抚和太原知府王有壬，哀求他们设法代为弥补忻州任上亏空的地丁银八千余两，以免死后受到参劾和追缴，并且请求调他的同年董梁来接替他。申巡抚答应了他的请求。布政使将董梁约到省城，当面征求他的意见。董梁对天发誓，表示一力承担，不辜负上司的信任，不辜负亡友的嘱托。巡抚和藩司就相信了他，奏明皇上后，调董梁接任忻州知州——这是去年的事情。董梁到任后，不但没有将韩宝锷的八千多两亏空还上，反倒又亏空了五千多两，凑成一万五千两，全部算在韩宝锷的头上，然后报告雁平道立案，申请把这笔亏空分摊在忻州今后的赋税中（谓之流摊）——丧心昧良，莫此为甚。
我代理雁平道时，申启贤巡抚已经驾鹤西游，藩司张兰沚也已经荣升云南巡抚。我接到董梁的报告后，提笔批示道：“前任韩知州的账款，已由现任知州董梁接收清楚，有签单为证，怎么又有这许多亏空？从来各种赋税不能独力弥补的，才经请示后实行流摊，按在任时间扣留摊派归还欠款。现在，核查该州报告，有正款杂款混杂其间，可见是存心取巧，企图嫁祸于人。故不准立案流摊，着该州仍将捐、杂各款的明细开具清单上报，以杜绝转嫁。”董梁很不高兴。这个家伙被降职后又捐了这样一个官，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我坚持公事公办，当然也知道这些小人们会因此对我恨之入骨，但是我绝不会拿国库的银子来讨好下属。后来萨宝臣到任后，我就回朔平府了，也不知这件事最终结局如何。
七月，纳妾祁氏，祁氏本是京城人。我已年过四十，膝下仍然没有一儿半女。黄夫人去世后，连一个扶棺回乡安葬的亲人都没有，当时，我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感到非常悲哀。我的侄子全官虽然跟在我身边读书长大，但因为不讨黄夫人的欢心，所以也就没有将他过继过来。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琦善到达广州后，一心主和，一反林则徐所为，裁撤水师，解散壮丁。
正月，英军侵占香港，接着攻陷沙角、大角两处炮台。道光帝大怒，下旨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并命奕山为靖逆将军，协同大学士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赴广东对英作战。
二月，英军攻陷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
闰三月，英军攻陷四方炮台，逼近广州。
七月，英军北犯，攻陷厦门。
八月，再陷定海、镇海、宁波，总兵葛云飞战死，钦差大臣裕谦投水自杀。
十月，英扰台湾。
英军未到扬州先乱
在山西的最后半年
新年过后，上班没几天，省里又来函调我进省，我借口生病，没有动身。臬台写信催促，我没有办法再搪塞，只好在二月上旬再次回到太原。
杨海梁巡抚对我说：“我明知道您刚回任到朔平府，可是又不得不调您来省府，让您来往奔驰，风尘仆仆，实在过意不去。哈楚暹控告同僚的案子您审得很好，可是他诱骗妇女的案件还没人愿意接手。云麟知府生病了不能来，王有壬知府也觉得底气不足。哈楚暹扬言说：‘张知府不来，这个案子没有人拿得下来。’不得已，我只好又把您请来了。”
接受任务后，我到太原府提审哈楚暹，仍然问不出个所以然。我又反复开导哈楚暹，用了一天一夜，才算定案。女子的舅舅就是这起案件的主谋，问明缘由后，他终于认罪。哈楚暹诱骗妇女不成，由绞罪减一等，拟发配新疆充军，母亲、妻子随同遣发；女子的舅舅也拟判处徒刑。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哈楚暹判得这么重，不就是娶妾吗？况且还没有娶成！
关键不在娶妾，而是满汉不能联姻。清朝初年，为了维护满人特权，实行民族隔离政策，朝廷规定满汉不通婚，违者严惩，甚至杀头。
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可是，几天之后，多尔衮对于满汉通婚作了进一步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
哈楚暹被重判，原因就在这里。
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怙恶不悛，我几次规劝告诫，没想到忠言逆耳，惹得他对我怀恨在心。齐克里诺布因为征收粮款造册结账拖拖拉拉，藩司衙门不批准延期，被降六级调用。齐克里诺布得信后，就将征收的地丁银私藏了几千两，然后说是因公亏损。
不仅如此，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还在杨巡抚面前控告我三条罪行：第一，张某不接受“三节两寿”的贺礼，沽名钓誉，内心刻薄阴险。第二，宁远厅上报到府里的人命案，有的因为所判罪名与案情不符合，有的因为犯人翻供，很多都被驳回再审，一共驳回十一起之多——实际上，由我驳回的仅三起，其它的都是臬台驳回的。再说，不管是情罪不协，还是犯人翻供，难道不该驳回吗？第三，因为藩司将他调到省里，催算造册时，不能留在衙门造册，而知府张某竟然没有向藩司说明，以致逾期结账而被议撤职——控词中竟然波及藩司张兰沚（当时张兰沚已经赴云南任巡抚去了）。
杨巡抚将齐克里诺布的禀状拿给我看，说：“这不是什么控诉书，而是一封‘推荐信’——从中可以看出您的清廉与敬业！昨天我已当面训斥了齐克里诺布，他也承认自己错了。您认为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呢？”我说：“既是‘荐书’，那就不必上奏了，如果是禀状，那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杨巡抚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对齐克里诺布这样的人，胜之不足为武。省里的同人，如徐大勋等，带着齐克里诺布来我的寓所赔罪，我一笑了之。这样的市井无赖、衣冠禽兽，何必和他计较。只是这样千刁万劣的官痞，申启贤巡抚却一直容忍他，没有将他撤职，以致让他浪费国帑残害百姓，实在不能说没有责任啊。
新任藩台乔用迁——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听说我被下属告了，调卷查阅后，认为我没有深究此事实在可惜，并且说：“这样的事情，一经上奏，您的操守和能力就会得到皇帝的赞赏，这也可以证明，皇上钦点任命的官员，没有玷污翰林院的名声。”又说：“我在广西的时候，也曾被郁林知州诬告，我请求入奏，审明后，我就升职离开了。”我回答说：“您说得很对，但不知情的人就会认为我疾恶太过，而且我走后，亏空又会连累各位。”
关北土地贫瘠，百姓生计艰难，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积累，一遇到灾荒，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杨巡抚和乔藩台商量，将司库里的闲钱，上奏皇上后，拨出几万两，分给大同、朔平和宁夏三个府买谷存仓，以备荒年。我将银子领回衙门，按市价买粮，按照十分谷、六分米的比例购买粮食并存到粮捕同知的仓库，造册报告藩台，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朔州有一个武生（就是武秀才），被他的继母控告有欺凌虐待弟妹、逼迫驱逐母亲等情形。经过朔州知州请示，被革掉了武秀才资格。武生一介武夫，又不懂法纪，也反诉继母没有为她的前夫守孝三年就改嫁以及其它种种强悍泼辣的情形。我在代理雁平道时，批示将此案提到朔平府审理，代理知府的书吏将此事束之高阁。我回朔平府后，才从朔州将人犯和证人提到朔平府来。
这家有兄弟三人：这个武生是老大，老二是个武进士，老三是继母生的，刚刚十三岁。武生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武生便和继母不合，于是武生的父亲便让母子各住一庄，父亲来往其间。后来，父亲在武生家里去世，后母前来奔丧，武生的妻子不让她进门，两人口角争殴，骂得不堪入耳。
武生又在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假冒父亲的名义要将他继母休掉。被朔州知州查出实情后，继母又听从堂弟耿某的怂恿反诉武生。还有传言说武生实际上还有觊觎弟弟财产的非分之想。
我想，家产不分清楚，终究是个隐患，如果交给那个十三岁的小儿子，又肯定会被舅舅耿某等侵占，而武生兄弟也决不能接受。恰好，武生的族人也来到府里恳求和解。我把双方召集起来，把分家的想法告诉大家，众人都认为很公平。于是就让他们回到朔州将家产分派妥当，不许偏倚，写成分书三份，当堂抓阄决定。分定后，仍然将幼子名下的田产和铺面交给二哥暂时代管，等到幼子长大后，再交还给他。后母又请求开复武生的武秀才资格，我于是吩咐武生要善待继母，不要重蹈从前的恶习。一家人在大堂上相对而哭，母子几人一起回家去。
三月十五日，我奉旨升任福建汀漳龙道员。仔细想来，我出任朔平府知府，不知不觉已经五年了！
四月，我等到代理朔平府知府的平定知州文明到任后，便交出印信，进省请训。
从山西到福建，路途遥远，路费尚无着落，于是向洋行贷款四千两，再加上自己积攒的养廉银一千多两，估计也差不多了。到太原后，知府王兰沚送我一百两，我婉言谢绝了，其他人送的程仪[1]也都一概谢绝。只有藩台乔用迁因为和我家是世交，他送的一百两我收下了；另外陈仲云和我是同乡，他托我将一大笔钱带回老家，他送我的二百两，我无法推却也收下了。姜梅邀同乔藩台、瑞臬台和学台焦笠泉请我赴道台衙门聚了一天，非常殷勤，又说想让他儿子和我家联姻。可我并没有女儿，想来是他听错了。
五月十八日，我带着家眷从太原出发。杨巡抚下令所有官员都到郊外列队相送，并且命令派三营士兵护送我出省，以壮行色。从来知府升任出省，没有巡抚传令集合文武官员郊送出省的先例。杨巡抚说我在山西多年，为三晋父老造福良多，所以特地亲率省城官员郊送，以激励来者。我自己受不起杨巡抚如此抬爱，但回想这几年来，苦心孤诣，百般委屈，这种艰难也只有杨大人理解。
若干年后，当我像木偶一样辗转于甘肃、福建和江西，在乐斌、庆端和曾国藩手下动辄得咎时，回想起在山西经历的种种不快，觉得实在是不算什么——至少，在山西的两任巡抚都对我赞赏有加，给了我很多的支持，这种支持在我沉浮宦海的后十五年，再不曾有过。
六月，我在山东郑家口上船，经过武城县，同年厉石夫来到船上看望我，邀我晚上到他的官署喝酒小聚。经过临清，族兄寄琴和表弟何琴岩留我盘桓一天，又送了我一程。沿途天气炎热，船身笨重，每天只能走几十里。沿河一带，鱼虾非常便宜，在山西五年，很少吃到河鲜，这一次终于大快朵颐。路上遇到运铜的船，受的惊吓不小。船上的水手都是些亡命之徒，从云南过来的通判又约束不了，并且纵容他们敲诈过往客商的财物。这一夜，我告诫家人保持警惕，不准睡觉，自己也一夜未眠，以防这伙人来抢劫。
[1]“程仪”，指路费，古代上级、亲友要远门旅行，作为下级或亲友，送给他一笔钱在旅途中花销。
鸦片战争前夕的扬州
七月，到达扬州，厉茶心、卞士云、魏廷瑜等人来拜访，请我到卞士云家里吃晚饭。第二天乘船到达老家仪征。这一年，江水大涨，一望无际。农田房屋都淹没在水中。到家拜见兼祧父母（实际上是我的五叔、五婶），两位老人家身体都还康健。除此之外，有亲友来探望，我不得不周旋于应酬之中。当天又到继父（也是我的四叔）那里，叙述别后境况。然后祭拜先父母和各位祖先的坟墓，事情结束后，再次回到扬州。
这时，英夷内犯，宁波失守，两江总督裕谦大人阵亡，江南震动。住在扬州的前任大学士阮元、布政使卞士云等，联名请示都转（清朝官名别称，即都转运使司盐运使。主要处理各地盐务事宜，是清朝驻扬州品级最高的官员）沈莲叔向扬州的商户借款五万两，作为防范英军入侵的费用，同仁将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大家聚集在古观音寺商议对策；又招募了一些拳师，考核这些人的武艺。沈莲叔议论荒谬，受到阮元老相国严词训斥。我和任常镇道的同年张桐厢也认为沈莲叔的意见荒诞不经，双方各执一词。我想，英军还远在浙江，距离扬州还很遥远，乡人胆小，自乱阵脚。应该知道，英军的战船笨重，绝不能进入内河的。况且英国人依仗的是船，离开了船，他们就无计可施，我们何必这样惊慌失措，讨论是守是逃呢？地方官又将水师船只凿沉了沉入江中，结果使来往船只堵塞难行，没有拦住敌人，倒先困住了自己。更让人担心的是土匪趁乱抢劫，幸好有能干的官吏将这些人抓获斩首，乱局才平定下来。
十月，娶邵氏夫人。夫人原籍苏州，后来迁往京城。我因两个妾都没有生养，而黄夫人也已去世三年，所以才有如此举动。
十一月初三，我将家眷安置在家中，只身一人由仪征出发赴福建。英军入侵浙江，扬威将军奕经率领的大军却逗留在苏州，依旧是花天酒地，妓女的画舫自由地在水营穿行。来往客船，地方官一律征用下来供应差事，所有民船不准放行。
没办法，我只好雇船从长江上游走。这天晚上，大雪满天，彤云万里，举目一望都是瑶林玉树，又江风刺骨，天寒地冻。第二天，雪停了，风却更猛了，舟子们在岸上拉着纤绳一步一步往前挪，到十三日才到达燕子矶。十五日，我到金陵城游玩一天。我乡试的时候，是在顺天府，金陵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机会一游。腊月初抵达南昌，换船到河口，起早经过紫石岭就进入了福建地界。天多阴雨，道路狭窄，轿夫们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我于是再次舍轿登船，在延平上船，由滩河顺流而下，两岸都是峭壁，中间夹着一条小溪，乱石参差，涛声如吼。最终，我在年前到达省城福州。
我第一次来到福建，不知这里的情形，只好每天随着各司道官员按班次到抚衙参见巡抚。奇怪的是，每当司道向巡抚刘鸿翱报告公事时，刘巡抚就说：“稍等。”然后回头让跟随的仆人将某某喊来。不一会儿，就上来一个非常年轻的仆人，侍立一旁，听司道汇报。巡抚几次问少年仆人听清了没有，仆人说：“听清了。”巡抚就说：“你去办吧，我不管了。”接着开始海阔天空地闲谈，也不让司道官员退下，和山西省的情形完全不同。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四月，英军攻陷乍浦，五月再下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
六月，英军陷镇江，进逼江宁，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扬州盐商献银50万两免祸。
七月，以耆英、伊里布、牛鉴为全权大臣，赴英舰议和，签订《南京条约》。
十一月，番民扰青海，命击之。
从将军到难民
颜伯焘“输人不输阵”
正月十六日，我到守备衙门拜见前任闽浙总督颜伯焘。
战事刚起的时候，颜总督对英夷不屑一顾，认为和这些说鸟语的蛮夷讲和招抚都没必要，只有一个字：剿！痛剿！剿灭为止！总督下令，将省内各城的大炮全部运到厦门，排列在入海口。这些火炮的炮身轻的几百斤，重的有几千斤，必须几十个人才能拉动。总督舍不得花钱，就没有制造移动大炮的炮车。有人提醒，炮台伸出城墙之外，如果不用炮车拉回，兵丁们不敢出墙填装火药。总督信心满满地说：“一炮就可灭贼，哪里还用再装火药？”
英夷的船开来了，士兵们刚看到船帆的影子，就将炮弹给放完了。英夷的炮架在船的两边，每边各四十门，两只船一前一后齐进，开到我们的炮台墙边。前面的船连开四十炮，然后就掉转头退回去，后面的船再上前放四十炮，退回去，依次重复。不到一会儿工夫，海边的炮台就给英夷的火炮炸塌了，军士们争相逃命，颜总督也跟着逃跑，连衣服裤子都丢了。
事情传到皇帝耳中，皇上一怒之下将颜伯焘革职，而让巡抚怡良代理闽浙总督。
革职似乎对颜伯焘的心情没什么影响，他的气势依旧很盛，见了我，就高声问：“老兄你从山西来，有没有见过我那混账同年姜梅？”
我回道：“经常打交道。”
他又问：“你觉得这个人怎样？”
我回答：“同僚都说姜道台心中不空，所以在看人上常常走眼。”
“不仅是看人走眼，简直是小人一个。”又问，“乔用迁做藩司，怎么样？”
“乔大人朴实平正，山西的政事相对简单，治理起来不难。”
“他不是朴实，是真糊涂。”颜总督接着又大谈英夷的船如何坚、炮如何利、纪律如何严明，断非我军能够抵挡。
我想，他是让英夷吓破了胆，不然怎么前后判若两人呢？只是他已经是个革职官员，我没有必要再和他计较。
我到漳州上任后，颜伯焘回广东，经过那里，又是一番阵势。二月底，县里接到上一个驿站的来信，叫准备好民夫和马匹以及草料等。三月初一，就开始有扛东西的民夫过境，每天都有六七百名。到初十，大雨如注，我和英总兵冒雨前往城东十里外郊迎接。跟随前总督的兵役、抬夫、家属、车马仆从将近三千名，分住在考院和城内各旅馆，各种档次的酒席一共安排了四百多桌。前总督有亲兵三百人，因为感恩大帅，执意护送大帅回广东，一路上都要酒饭招待，所以酒席数量特多。
我到书院拜见颜前总督，却说是夫人乳腺病发作了，必须停下来。我只好客气地说天雨路滑，山水暴涨，请求多多停留几天，以慰漳州官员对大帅的留恋之情。前总督满口答应。但到了三月十四日，仍然没有动身的样子。我每天必到考院请安，有时也请见畅谈，有时不过报个号，不请见。
蒋县令私下里求我帮忙：“大帅好像根本没有走的意思，可是县里供应已经负担不起了，一定要设法催促他动身，才能使大家喘口气。”我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有等到入见的时候，看情况伺机行事。”
等到有机会入见颜总督，大帅告诉我：“天气虽然晴了，内子的病也好了些，但是我听说前路发大水，仍然走不了啊。”我说：“大帅虎驾返乡，没必要走得这么急。假如不久后皇上下圣旨命令您再次来福建办理夷务，您不是又要从广东返回吗？还不如慢慢地走好些。”大帅说：“也是，既然这样，那就等黄守备说前面能走时，我再动身。”
我下来后告诉蒋县令：“你只需把黄守备找到，施展一些手段，那么大帅就会起身了。”这是上午十点钟左右的事，到下午两点左右，蒋县令来到道署禀报我，说大帅已经传令，明天早晨五更出发，风雨无阻。我感到非常惊奇，我想一定是黄守备说了什么，才能让大帅下这样的决心。于是，我立即到考院请见颜总督送行。
见大帅行色匆匆，我说了几句话就退了出来。出来后见到蒋县令，我问：“您用了什么办法，怎么见效这么快？”蒋县令回答：“多亏大人您善于听话，不然，我们还不知要被拖累到什么时候。今天早晨，我去见大帅，见他仍然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继续苦苦挽留，并请示能否让我请几个戏班唱唱戏，为夫人和小姐们解闷。大帅说：‘我和你家是世交，有通家之谊。这样做按说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担心有人说我革职回乡，还在途中作乐。我在你这里小住几天就行了，不用麻烦的！’”蒋县令是苕生先生的孙子，而苕生先生与颜前总督是同窗，所以说是世交。“拜见毕，仍然无计可施。我打听到大帅的亲兵营原来是黄守备管带，大帅对他言听计从。我就找到黄守备，几杯酒下来，双方换了帖，结为金兰，我又送上程仪五十两。黄守备非常高兴，对我说：‘老兄只需传集人夫，准备服侍大帅启程，保准明天早晨他一定出发。’”
到下午，果然如黄守备所说。十五日一大早，我和英总兵一起到南门外接官亭为大帅送行。大帅下轿对我说：“朝廷一有好消息，你就派专人到广东给我报信。”我送走颜总督，坐轿子回城，快到城门时，看见大帅家眷的轿子经过，我将轿子停在道旁，仔细数了一下，大小轿子一共十多乘，每乘有轿夫四名，轿前有卫兵牵着马，旁边有护卫的兵勇八名。每一乘轿子都是这样，即使是仆妇使女的轿子，也不例外。
进城以后，我发现一个做粗活的仆人，也坐着四人抬的肩舆。随后，又看见竹杠上面抬着一个粗糙的黑水缸，还有两条粗木板凳，不知带去做什么用，也无怪乎征用如此多的民夫了。我问蒋县令：“从初一到初十，没有哪一天没有行李经过，怎么大帅的辎重这样多呢？”蒋县令说：“大帅的仆役和营里的士兵，包揽客商的银两及各种货物，收了钱帮他们运送，用的都是驿站的车马，又不担心土匪抢劫，商贾何乐而不为呢？只不过让沿途驿站受累罢了。如此滋扰地方，大帅其实并不知道。”
漳州让我大开眼界
月底到达漳州，正式上任。汀漳龙道管辖汀州府、漳州府和龙岩州，治所在漳州。
漳州紧邻泉州和广东潮州，风气也差之不远，民间专以械斗为事，其中又以龙溪、漳浦和云霄三个地方为最。大姓树红旗，小姓树白旗，绑架勒索，纠众残杀，习以为常。这种相寻干戈的风气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袭四百年不仅不熄反而愈演愈烈。最初是由于案子控诉到官府，冤不得申，于是自己设法报仇。你杀我的父亲，我再杀你的兄弟，并且迁怒到整个宗族，以致结成不解之仇。
决斗时，事先约好日子，大姓则全族上阵，小姓则联合迎战；本村壮丁不足，就到外村招募，彼此都把战死看成很荣耀的事。凡是出斗的人，老婆孩子高高兴兴的为他送行，也不指望他能回来。有的父子二人，父亲被大姓所雇，儿子被小姓所雇，战场上相见，父子各为其主，互相砍杀，就像互不认识一样。受雇的人如果被杀，雇主付给死者家属洋银三十元，并且在宗祠里为死者树立忠勇牌位，死者的老婆孩子都能因此得到很好的赡养。与打仗稍有不同的是，械斗时鸣锣就进攻，点火就撤退，一声令下就枪声齐放。械斗结束，双方各自清点死伤人数，相抵之外，死伤较多的一方就会到官府控诉，索取赔偿。
械斗进行的时候，官府是不敢过问的，如果上前阻止，那么弓箭石子就会招呼到头上来。只有等双方械斗结束，官府才派差役前去收取械斗费。近来，械斗各方越斗越穷，拖欠械斗费的情形时有发生，再也不能成为当地官府的财源了。
看来，这里真是别有天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倒像是王化不及的蛮荒之地。
漳州城外几里处，就经常听到枪炮声，城里的官员也听任这些乡民自相残杀。等到械斗结束，官府就派人前去收取械斗费，如果不交，官吏就带着上千的差役前去洗劫村庄，房屋树木，全部毁掉。
各省地方官中贪墨之徒，往往都能从田产买卖案件中捞些油水，而在福建，除了命案以外，官员们再没有地方可以捞到好处。这里的民间发生命案，多半是赔钱讲和，被害人家属只要得了钱财，即使凶手逍遥于世，亲属也不会过问。如果官员传审，就说：“案子已经私了，还有什么好审的？”即使严词传讯也不到案。据前任臬司吴文镕老先生说，仅漳州一个州，从道光十年到道光二十一年，需要缉拿凶手的案件，就有九千多起。以前的命案，都是凶手雇人顶替的。福建的州县官员，从来没有任满十年八年的，不是因为缉捕不力被处分，就是因为钱粮征收不齐而被降职。
各州县地丁银的收缴，结果总是收不到六成。我仔细研究其中的原因，原来这里民间买卖田地，从来不办过户手续，衙门里的田税名册上，都是些假名字，有的甚至还是明朝时田主的名字，如果按名册征税，那只有到酆都城[1]去讨。假如有官员认真核办，那就会出现殴打差役拒交钱粮的事情。只有根据书吏手中的草册，某处田产现在由谁耕种，拿着绳子上门讨要，有的交，有的不交，书吏又从中贪占，所以每年缴纳的钱款，一年比一年少。
漳州城外有一个军工厂，每个月由道员督造一艘战船，以供水师驾驶巡逻使用。其实，水师将船领走后，或者出租给商人贩运货物，或者租给来往台湾的官员，偶然出一次海，也不过是停在海边而已，从来没有缉获海盗多起的事情。
水师与海盗，其实就是一家人，兵匪一家亲，在这里是一点不假；父亲当海盗，儿子做水师的情形，比比皆是。水师的兵丁，误了差事被开除了，就去做海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海盗就来报名入伍，原因就是要经常与海潮打交道，熟悉海情——不熟悉海情的人也不能补进来。福建水师提督窦建德，就是海盗投诚过来的，不过现在已经老糊涂了，所以这次厦门大败以后，他也一路狂奔逃命，跑到同安县才停下来。
军工厂现在已成为道署的最大拖累。水师派一名武官在军工厂监督造船，道中又派几名文员到军工厂陪同监督，另外还派差役若干到厂弹压工匠，这些人的薪水和津贴都由道中发放。每修造一只战船，道中少则垫赔大洋几百上千元，多则垫赔三四千元。交船后到藩司衙门领款，衙役总是百般刁难，不给好处费，造船费用是领不出来的。
幸好龙岩地区设有一个关卡，那里是木材商人的必经之地，凡有木簰经过，道中就每百根抽取十根，每根付给官价五钱，再粗的圆木也是这个价钱。虽说这不合朝廷规定，但如果不这样，道中经济就更加难以应付。所以来这里做道员的，都把漳州军工厂当成一片苦海。
福建全省共有三家这样的军工厂，一个在漳州，一个在泉州，一个在省城福州，都由当地道员经营。福州军工厂近水楼台，道台和藩司巡抚朝夕相见，水师当然不敢为难，藩司衙门的好处费也可酌减。泉州军工厂因与水师提督同在一城，道台平时和提督常相来往，逢年过节稍微打点一下，水师人员也不敢对道署无礼。只有漳州船厂相距遥远，每次战船竣工，驶出海口请水师接收，竟然有一拖半年甚至一年的，任凭战船留在岸边风吹日晒；几次催促，水师才派人前来验收，这时战船的油漆往往已不再鲜亮，水师就以此为由拒绝接收，又要重新油漆，更添负担。我在任不到半年，正值英夷盘踞海口，战船不能出海，就没有修造。而文武官员的薪水津贴以及差役口粮，仍然照常发放，又不能到藩司衙门支取费用，赔进去不少银两。关卡年久失修，也没有再抽买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