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城里的妓院、赌场，为全省第一，各衙门里的书吏、差役、轿夫就是它们的后台。这些妓院赌场每月送大洋三百元到道署，名之曰“娼赌费”，家中下人则送十几元、几十元不等，这已是沿袭多年的陋规。家人张淦问我：“这笔钱怎么办？论理应该扔出去才是。可是，总兵、知府、知州都认为是应该得的，如果裁撤，这些人肯定不满。您和这些人同城为官，现在战事正紧，您犯不着得罪他们。”我说：“这样的肮脏钱，断不能收，何况是‘娼赌费’！我怕脏了我的手。”张淦说：“的确是这样，所以这笔钱送来了好几天，我都不敢禀报您，也是因为于心不安。但是前几任道台中没有不接受的，只有徐继畲道台不肯接受，但又不便裁撤，就让家人将它归入厨房开销，您看可不可以也这样办呢？”我说：“俸禄和养廉银，这是朝廷发给我的薪水，吃起来才心安理得，将这笔肮脏钱归入厨房，与放进腰包又有什么区别？不如把这笔钱发给军工厂，让委员领去，赔补额外开销，我是一分一厘都不会要的，这样才干净。”
[1]“酆都城”，又称“丰都城”，旧时迷信传说中的阴司地府，人死后的去处。
抵抗英夷
在赴漳州之前，我去向总督怡良请训。怡良本来任广东巡抚，带领军队来福建协同防守，刚开始住在考院里，颜伯焘战败革职后，他才来到泉州接管颜伯焘的军队。我几次拜见怡良，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我：“您到任以后，切记以守为主，一定不要主动出击挑起战事。您一定不能有建功立业的念头，如果您那么做的话，英夷一定会将在浙江的船舰撤回来攻打我们，那么我们福建就代浙江受祸了。”——怡良当时虽然任闽浙总督，但浙江的军务由钦差大臣扬威将军奕经负责，不归他管。
上任的第二天，漳州知州赵少愚将兵勇的花名册送了过来，从册上看，除防守本城以及海澄要塞的官兵外，真正能打仗的练勇（地方政府临时招募的军队）大概有三千人，担任预备队的练勇有一千多人，已发给腰牌听候传令的民兵有六万多人，部署还算妥当，声势颇壮。这些练勇都是些亡命之徒，根本不怕打仗。
漳州城东南二十多里就是入海口，有一道天然的石梁，就像一座桥一样；落潮时，旁边就淤满了泥沙，涨潮时海水就会漫过石梁，但也仍然不能行船。来往的船只经过这里，必须盘坝，所以英夷的兵船一定过不了这道石梁，不必担心。需要防范的，主要还是土匪。
城南四十里是海澄县，三面临海，英夷的军舰停靠在厦门，与海澄隔水相望。每次退潮后，英夷就来测量海水深浅。城内的居民，早已逃散一空。只剩下驻扎的官兵。我和英总兵、赵知州分班巡夜，或在城墙上，或在关厢以外，纠察奸细和土匪，防止有汉奸勾结敌人。只是，我和这里的人言语不通，对地形也不了解，稽查起来也很困难。
每次查夜后回到衙门，第二天早上就一定有人报案失窃。我查东门就东门被盗，我查南门就南门被盗，几次都是这样。我开玩笑说：“强盗因为我新官上任，所以想试一试我的手段。”于是将城守游击琳润请到衙门，命他带领几百名“红旗”，前往盗贼巢穴抓捕。所谓“红旗”，就是从强盗中投降过来的人。漳州知州一向认为这些人知道强盗的线索，所以将他们编入军营，以便“以毒攻毒”，当然这中间弊端也不少。这天，我刚好登城巡查，琳润跃马来见，我叮嘱他：“不抓到贼寇，不能空手回来。这一次示了弱，漳州城我就待不住了。”琳润也深以为然。过了几天，琳润捆着七个贼匪送到衙门。原来，琳润事先找到盗贼巢穴，派兵团团围住，在外面架上炮，对这里的族长说：“如果不将强盗交出来，就将全村化为灰烬。”村里人害怕了，就将贼人捆绑起来交给官兵。我将这七个人发给知府审理，虽然还没有结案，但是夜晚的盗案却是少了许多。
为了抵抗英夷，大小官员一共制造了大炮小炮几十尊，安放在城墙上。我发现城外居民铺户鳞次栉比，就算是发现敌情，恐怕也不好开炮。这些炮摆在城墙上，也不过是摆设而已。
又造了很多炸弹和铁蒺藜，更是毫无用处。铁蒺藜是用来防骑兵的，英夷驾船而来，又不骑马；况且福建境内大多是狭窄的山石路，要埋铁蒺藜，就得先搬走石头——这肯定也不是办法。炸弹的射程也不过一二里，也不能射到敌人的军舰上去；况且，炸弹有的炸有的不炸，有的掷出后始终不炸，有的刚点燃就爆炸了，分寸和时刻很难把握。至于喷火器，燃放不远，也不是什么厉害武器。孔子云：“成事不说。”已经是这样了，我就姑且听之任之吧。
各处入海口，有的距城较近，有的距城较远，只需要选择险要的地方设防，不必处处驻兵，白白增加开支。当英夷攻陷厦门后，文武百官惊慌失措，以为会将仅有的一条命报销在这里。排兵布阵虚张声势，但总让人觉得没有切中要害。比如漳浦海口，距离县城九十里，派驻乡勇九十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区区九十人，防、堵、拒、战，都无济于事。英夷依仗的是船，最厉害的是炮，船有炮才有威力；登陆后，炮就成了负担，他们怎么会舍船上岸，行走九十里袭击县城呢？况且九十里路程中，必须经过几个大村子，村里都有海盗居住，英夷如果进入村子，那是自寻死路。于是，我下令将距离州城县城较远的海口的乡勇全部裁撤，以节省粮饷。
龙溪县上报的乡勇共有一千二百名，其实一个也没有。我命令漳州知府裁撤。赵知府接到公文，就带领知县到道署恳求我宽限几天。我说：“为什么呢？”赵知府说：“前些时，颜前总督过境，蒋县令实际上用去了一万多两银子，不借这笔乡勇的粮饷就无法弥补。”我不由感叹：国家粮饷竟然这样被浪费掉！后来，我因丁忧离职回乡了，也不知乡勇被裁撤了没有。
海澄的驻兵，有一天飞马来报，说英夷在海边建了一个很高的瞭望台，却被沿海村民给拆毁了，英夷接连放了几大炮。他们有几只很大的船，早晚退潮之时在距城不远的岸边测量海水的深浅，动机不明。又有消息说英夷将从厦门调军舰来攻打海澄，城中的兵勇闻讯后惊恐万状。
我和英总兵联名告诫全城军民：“这是夷人虚张声势，千万不要相信。我们这里有天然石梁阻隔，英夷的船只难道能够飞过来吗？况且，我们的守军众多，足以抵挡。如果自乱阵脚，那么土匪贼人就一定会趁机作乱，害处多多。”
其实，海澄孤悬于海滨，要守住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我安排落实各处的带兵人员，命令守城兵勇保持镇定，并规定：夷人军舰如果距城尚远，那么我们就高举军旗绕城而走，鼓乐齐奏，耀武扬威；夷人军舰一旦开近，我们就偃旗息鼓，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将枪炮填满火药，但不准射击，等到敌人炮弹落在城上后，我们再一齐呐喊，枪炮齐发，然后轮流装药，不断射击；贼船如果被击中数炮，就会撤走。我们大家如果心定神完，不惊不惧，就一定能打败敌人。
在此之前，城墙上安放的火炮都用沙袋垫稳防止大炮后坐，可是炮身笨重，放一炮后，要用几十人才能将它拉回来装药。我命令制造炮车，车上再垫一块厚木板，将磨轴安放在木板下面，前后仍然用小沙袋垫稳，瞄准装药，一尊大炮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操作了，也轻便了些。这里的火炮最重的也不过三千斤，不像那些一万多斤的大炮压在车上后就难以拉运。大炮后坐的原因就在火门上，火门之后如果没有火药，大炮就不会后坐了。
我又叮嘱将士：“夷人如果专攻海澄，我们一定要全力死守，与海澄共存亡。”我和英总兵重新分派人马，将守北路的兵勇调来助战。海澄三面临海，北路是通往漳州城的大路。夷人如果分兵袭击石码镇，县城要假装做出救援的样子，但不准调出一兵一卒，以免夷人调转船头袭击时措手不及。石码虽然是个大镇，人稠货集，但毕竟只是个镇，和县城不能比。我们一定不能重市镇而轻城池。至于守卫石码镇，由我亲自指挥。我并不是一时冲动孤注一掷，事先已命令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埋伏了精兵，拿着大刀长矛和火枪火炮等待敌人，再派出几百名老弱士兵在前面诱敌。这些老弱士兵一旦交战，肯定会溃败而逃；夷人看见官兵败逃，一定穷追不舍，那样就会钻进我们的埋伏圈；那时我再派接应的兵力加入战团，总可以和敌人决一死战。贼军到了陆地，也没什么可怕的。
当一切安排妥当，夷人却没有来。侦察得知英夷不识海澄的航线，雇请一个渔民掌舵。渔民说：“城边上海水虽然很深，但是中间有暗礁，若撞上了，船肯定粉碎。”英夷用军刀威胁他，渔民说：“去就去！如果碰上了暗礁，撞坏了船，可不要怪我。”于是驶船出发，果然撞上了暗礁，船上的英夷非常惊慌，再次用刀威胁他，说他是故意的，让他调转方向绕道走，结果又撞上了暗礁。渔民放下舵说：“暗礁太大了，走不了。而且城中百姓的财产都已转移一空，进了城又能怎样？”英夷才放过渔民，并打消了攻打海澄的念头。我听了非常感动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义民啊！”于是派人找到这个渔民，奖了他一块银牌，并赏了他很多财物。
海中的暗礁非常危险。之前夷人窥伺台湾，有两艘船撞上礁石，搁浅在海滩上，又被附近的海盗大肆抢劫，船也被拆毁了。当时的台湾总兵达洪阿和姚莹谎称“击沉夷船二艘，生擒夷人多名”，并以此上奏皇上。副将叶长春来这里告诉我，我才知道其中的实情。
兵凶战危，我又不懂军事，只不过时势所迫，不得不尽量应付，至于是否能克敌制胜，心中也没底。我计议已定，将计划秘密禀报代理闽浙总督怡良，他回信表示同意，并且告诫我英夷的前锋船坚炮利，要做好充分准备，切莫掉以轻心。
城守游击琳润暗地里和我商量：“现在有一个会放蛊的人，能够咒牛皮，只有芥子那么大，一入腹中，就会致人于死，试了几次都非常灵验，现在想用它来对付英夷。”我说：“需要谨慎行事。总督严禁我们主动挑衅，我们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让英夷找不到借口，更不可让总督大人知道。琳润离开后，嘱咐蛊人依法施咒，将牛皮蛊混入面粉中，派精明的兵卒挑了到泉州城外的贼船上去卖。面粉特白，价格比泉州城内又稍微低一些，英夷买了几百斤。兵卒回来后，蛊人当夜就施咒语。至于这是否能杀死贼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看到广东的报纸上写着：英夷头目白某，在厦门宴会上中毒而死，夷人士兵被毒死的也将近百人，用大粪灌下，也只救活了一两个。计算事发的时间，刚好是在卖出面粉之后。这个计谋虽然阴险，但是英夷罪恶滔天，小小惩罚一下，也不为过。
以上事情，各位爱信不信！
逃难
三月十五日，接到继父去世的消息。按规定，我得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所谓的丁忧。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必须离职，称“丁忧”，也称“守制”。匿丧不报者，革职。我的亲生父母在我做官之前就都去世了，但我后来还是分别为继父、兼考、兼慈丁忧了三次。
当天我就申报上去，办完交接后，到省城请示。我回乡的盘缠没有着落，幸好各位同年凑了些，又向山西商人贷了一笔款，才能从容就道。我仍然从滩河上走，逆水而行，全靠纤夫们在岸上拉，每天走不上三四十里，不过比起走旱路，要稍微便宜些。到达崇安县，听说浙江乍浦镇失守，浙江全省戒严，商贾纷纷折回，内河看来是走不通了。于是我又顺着长江东下，到了四月份水路才通，一路顺风，三天后就到了金陵；在金陵歇住了一天，等候检查放行，六月初六到家。
六月初八，贼船驶入长江，围攻京口，京口沦陷，死者枕藉。此前，英夷军舰在上海，两江总督牛鉴一看见敌人，就一路狂奔而逃，刚逃到镇江，贼船就跟着追来了；牛鉴又往金陵逃跑，英夷穷追不舍。长江一线，炮声不绝于耳，烽火遍地，金陵全城震动。居民扶老携幼，哭声载道。土匪和小偷趁机劫杀，官府也不能制止。街市上盛传英夷不久就要进城洗劫，一日数惊，人心惶惶。
此前几天，我就将分管水路和旱路的两个仆人周如和马贵叫来，每人给了十两银，告诉他们：“你们先把人员安排好，如果家眷要下乡避乱，你们必须派人伺候好，抬轿的费用另算。如果不用下乡，那么这二十两银子就是给你们的赏钱。”周、马二人叩头而去。我当时正在三元七巷继父家中守灵，听说卫市口家中人心惶惶，看那阵势，不搬到乡下，恐怕不得安稳。于是就请兼祧母亲带领眷属和弟妹们转移到北郊魏姓村庄。当时各家各户都在逃难，连轿夫也雇不到，妇女们互相牵着一步步往前挪，往往刚在一片竹林里或大树下歇下来，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就来抢夺衣物首饰。我家内眷老老小小共十多人，轿夫齐备，周如、马贵亲自护送到乡下。乡中立有乡规民约，如果遇到盗警，鸣锣号召，各庄同往救援，一起抵抗，所以乡村的形势比城市要平静许多。
刚开始，我因为继父的灵柩停在家里，不能远离。六月初十，镇江沦陷，仪征恐怕也难保，于是我在十二日夜里扶着继父的灵柩到北门外祈年观停放，等战乱过去再发丧。我命令大侄子全官带着几个仆人住在观里，自己回到卫市口家中服侍兼祧父亲。家中的财物，一项也没有带走。
同乡有带着箱笼逃难的，多半在半路上就被匪徒抢走了，妇女受辱的事情也常有耳闻。我当时恰患疟疾，不能行动，当然也走不开，姑且静观其变吧。
十四日夜晚，有匪徒在城门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的告示，说第二天要血洗全城。看了告示，全城的人都快逃光了，屋子四周都是女人的哭声。二更十分，我命令家人张淦和陈贵到南门外查看情形，自己站在大门外等候。忽然跑过来一个人，喊道：“土匪已经到了大市口了！”大市口距离我家只有半里地，我问那个人是哪里来的土匪，他回答说是回匪。我又问他：“是你亲眼看见的呢，还是听人说的？”那个人回答不出便飞快地跑走了。
三更后，连城叔来到我家，约我一起走。我说：“只要我一抬脚，这个家就没有了。以后回哪里呢？”连城叔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我是打定主意不会走的。兼祧父亲六十多岁了，夜里赶路实在太难，我请了四名健壮的轿夫将一乘肩舆放在住宅的后门外，牢牢叮嘱：“如果土匪真的来了，你们就抬着老人从北门逃走，不用管我。”
四更后，族兄鸿瑞派人送信来，说刚刚和陈六从英夷的船上回来，献上牛羊美酒慰问夷人，英夷答应不进城——他们也知道仪征是个穷地方，并不是铁了心要攻下。土匪们趁机造谣生事，扰得城乡都不得安宁。仪征县令陈文郁昏弱无能，束手无策，幸好乡人何斌士等请出告示，如有土匪抢劫，准许百姓格杀勿论，匪乱才平定下来。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变乱忽来，仓皇失措。官员和商人们一起商量，送给夷人一笔银子，然后请和。英夷收下六十万两白银，才没有进攻扬州。都转但明伦和淮南同知陈延恩一起主持这件事。商人颜柳桥等拿着手板跪在象山脚下，迎接英夷战船，献上牛羊金币作为犒军之物。英夷气焰骄横，全城士绅也没有一个人提议抵抗。九月，大学士耆英在金陵城请求英夷头目进城，宴席非常丰盛，答应的赔款达四千一百万银元。城下之盟，耻辱之极！
一天，陈延恩问我：“今天，为了保全生民，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千百年后，后人怎么看呢？”过了一会，延恩又说：“一定会不以为然的。”
对这个问题，我实在无法回答。红毛夷人从海上而来，破门而入并且登堂入室，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又能说什么呢？
七月，城中逃难的人陆续回来。兼慈也带着女眷们进城来。九月初二日，英夷的战船驶出圌山关，撤出长江。英夷战船停泊在江口总共两个多月，我守在家里没有离开半步。
从九月到十月，我请了一个叫万紫谷的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选定了周公坡。十一月，我将继父安葬在周公坡的西麓；腊月[1]，将黄夫人也移葬到周公坡的西边，地势不大，还算严谨。夫人无儿无女，但愿这个不风不水的所在，能让她的亡灵安息。我又让佃户种上很多松柏，并立碑刻石以记。
我从山西回来的时候，行囊中连借款还有四千多两银子，应酬亲族加上迎娶邵夫人，花去了两千多两，兼祧父亲用剩下的一千多两替我在田家茔购买田产一处。
继父这些年一直在家，没有随我赴任，我将薪水按时寄回仪征，老人家攒下来，在牛王营买山田一处，每年可收粮食近二十石。继父去世，我从福建回来，全国各地的同年、世交、同乡好友都寄来赙仪[2]，合起来也有一千多两银子，兼祧父亲又替我在魏家塘埂买了一块田。
丁忧在家，妻妾奴婢十几人，柴米油盐，开支也不小。兼祧父亲查验账目，颇有微词。我打算到无锡书院去讲学，兼祧父亲认为道路遥远薪水微薄，不让我去。于是就在扬州盐务道家里坐馆教私塾，束脩[3]每月一百两，归入账房，以贴补家里开支。邵夫人和王姨娘拿出些首饰卖了，凑了八百两，一起在周家坡买了一块地。
[1]“腊月”，指十二月。
[2]“赙仪”，指治丧款。
[3]“束脩”，亦称“束修”，可以指学生给老师的酬金，也可以指师爷、书吏的薪俸。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八月，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代表在广东签订《虎门条约》。
是岁，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
丁忧在家，恣情山水
先前，大哥松杉在河南帮助押送军船到京城，军船因潮水退落而搁浅，大哥被弹劾革职，后来又凑了一笔钱捐输起复[1]，被选为浙江杭州城守尉。大哥上任前带着嫂子和侄儿回到老家，暂住在淮安，写信通知了我。我立刻派人带着一百两银子前往迎接。北门老宅自从嫂嫂和侄儿进京后，已经租给了别人，况且那个房子不吉利，也不能再住。
为什么说这个房子不吉利呢？说起来，这是我们张家的一件丑事。我的父亲有弟兄五人。大伯北潭是个有名的“妻管严”，受老婆的挑唆，和几个弟弟都合不来。大伯的几个儿子，被他们的母亲娇惯坏了，从小就没有读书，无所不为，形同匪类。长子开瑞，二十好几了，整天无所事事，我的父亲就让他在北门外公正米行经管账目。开瑞包娼纵赌，将本钱挥霍了很多。这个米行是我的父亲和李丹岩姑丈合伙开的，清算账目的时候，李姑丈不认开瑞亏下的钱，父亲一个人赔了几百两银子。米行的同事让开瑞回家改过，而大伯和大伯母却说父亲容不下他的儿子，几次来我家闹。大伯的次子辑瑞，也是性情凶恶，忤逆不孝，就是大伯和大伯母也不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
我十五岁那年，三叔在河南考城县令殷长福的官署中病故，家人邵喜送灵柩回老家，带回几箱随身衣物，放在我家里，清单上写得明明白白。大伯却说三叔衣箱里面肯定有积蓄，于是把第三个儿子符瑞过继给三叔为嗣，将衣箱取走了。他们在箱子里没找到钱，就硬说箱中不应仅有衣服，银子一定是被我家藏匿了。他们不知道，三叔本是一个穷秀才，连老婆都讨不起；进京后，向老乡郑健堂知府的儿子借了两千两银子，又向山西商人借了几千两，捐了个知县，汇票来家兑还，我父亲感念手足情谊，倾家代还——我们家也从此一蹶不振。三叔并没有补上缺，只不过因为与殷长福关系很好，就到考城县给他帮忙。考城县是河南有名的穷县，殷长福收入有限，哪有力量帮助三叔呢？所以说三叔死后，留下了多少多少银子，完全是梦话。
重阳节这一天，开瑞、辑瑞准备将我的大哥松杉架出去殴打，被五叔碰上了，五叔好言劝阻，辑瑞不听，还扬言要连五叔一起打，被五叔扇了几个耳光，便不情愿地离开了。大伯跑来我家闹，我们将大门紧闭，他们才没有得逞。傍晚，开瑞、辑瑞来到厅旁别室，准备用死来威胁我们。辑瑞对开瑞说：“你假装上吊，我在旁边高喊救命，我就不信二叔二婶不出来。”开瑞信以为真，就解下腰带，将自己悬在梁上。辑瑞呢？撤掉椅子就跑了——准备借他哥哥的死，来大大讹诈我家一笔钱。
第二天早上，大伯夫妇带领他们一家人冲进我家，拼命地打、砸、抢，他们嫁到杨家的女儿还把洗尸水洒遍我家的每个角落。幸好辑瑞和开瑞谈话时，我家的家人邵喜假装送茶，偷偷伏在厅后，将他们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他们讹诈我家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摊上这样的伯父伯母，碰上这样的堂哥堂姐，真是让人无语。读者肯定很想知道这个人渣辑瑞的结局。辑瑞的妹夫杨四毛子盗卖盐包[2]，他的同伙在武昌被抓住了，将他供了出来。官府提审杨四毛子与船户对质，杨四毛子不敢去，出钱让辑瑞代前往。辑瑞见钱眼开，就代他前去受审，结果被押毙在武昌县监狱里。
继父在三元七巷有一幢两层小屋，空着没人住，我就稍加修理，请大哥大嫂一齐住在那里。从我进士及第以来，大哥因为公务需要，一直住在淮河寓所，不能照顾家里。我每年都从微薄的俸禄里拿出一百两寄回家，补贴嫂嫂和侄儿的用度。我出任朔平府知府的前一年，嫂嫂带着侄儿来到京城。我外放以后，收入略有增加，虽然大哥已经到通州任职，我还是每月给他们寄去二十五两。今年，他们回来了，我仍如以前一样照应，大哥才得以安心往浙江赴任。我又请了李宣平教两个侄儿读书。
大哥在京城时，借了仆人陈贵的弟弟二百两银子，利息三分，债主催得很急。我丁忧在家，在扬州盐道家里坐馆挣的一点钱，全部纳入账房做日常开支，嫂嫂和侄儿每个月的支用，尚且需要另想办法，又到哪里弄钱来还这笔债呢？而陈贵的弟弟又非要不可。幸好大伯母（大伯北潭的继室）在账房存了二百两，利息二厘。钱放在账房里无处营运，我就取出来还给了债主，伯母应得的利息，以后由我每月支付。
七月，包怡庄和厉茶心约我游焦山，住在松寥阁。涛声在枕，帆樯如画，尽情地品尝着河鲜，纵览湖光山色。游遍了水晶庵、自然庵，登上四面观音亭，这里是焦山的最高峰。在四面观音亭里，我们有幸欣赏了前明大儒杨继盛先生的手绘长卷，僧人请我在卷尾题了字。在海西庵，妙诠和尚又请我在汉代定陶鼎拓本和《曝书图》上题字；在自然庵和水晶庵，我又各题了一副长联。
小住数日，遍游象山、北固山。当时正值兵灾之后，佛像被英夷毁坏了很多，但是江山胜景依然迷人。
仪征县城南面的吕祖阁，香火旺盛，风景也好，只是连年被水浸没，楼阁有些破败。兼祧父亲一直想将它推倒重建，因为钱不够没能实现。刚好陈延恩来代理淮南同知并兼任都转，我和他商量此事，他很爽快地承担下来。大伙一共募集了将近一万两银子，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崭新的吕祖阁终于落成，匾额题为“赞化宫”。
吕祖阁落成后，道士汪北野请求立碑记其事，以传之久远。陈延恩已经去职，我代他写了碑文。
建造赞化宫时，工匠在大市口买了一所旧房子，拆下砖瓦木石，用到工地上。房子后面的围墙和南京人李六的门面紧邻。李六，就是那个开“忠恕”当铺的商棍，可是其人却既不“忠”也不“恕”。他跳出来，不准拆房，工匠不遵。官司一打就是四年。代理通判的孙炳伟，本是李六的走狗，又收了他的贿赂，就一味偏袒。后来经过调解，达成协议，房子可以拆，但是围墙不能动——这是什么道理？
恶人自有上天收拾。后来，李六的当铺失火被焚，孙通判也被太平军逆贼掳去，他的两个小老婆本来就是勾栏院里的妓女，当然也被贼人搂着享用去了。孙通判因为年老，就为太平军管理女营账目，苟延性命——不要说神灵无眼，报应起来也是很惨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我的第一个儿子兰官出生了，是邵夫人生的。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特地写了两首诗作为纪念，自认为其中一首还写得不错，录下来与诸君共赏。
《喜获麟》（其一）
独老鸾孤念渐灰，东风忽报好春回。
但求愚鲁多庸福，不愿聪明抱冀材。
玉果喜看今夕坠，金环应悟旧身来。
而翁已积书千卷，待尔他年逐卷开。
九月，包怡庄、厉茶心和陈延恩又约我游栖霞山，登上最高峰，可以望见云海茫茫。和尚说：“这云海，不是有缘人是没有机会见到的。”我们坐着肩舆到达峰顶，红日高悬，俯瞰长江，就像一根漂浮的白练，来往的船只，历历可数。陈延恩拿出望远镜，十里外人家的茅屋、鸡犬、桑麻都清清楚楚，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
突然间，天风大作，一阵白雾从西边飘来，转瞬间，上下天光，就像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我们几个人站在云中，对面相视，人影模糊。如果山下的人能看见我们，一定会以为是神仙下凡了。
我们站了一会，衣服渐渐被浸湿。于是坐着肩舆回到半山，刚好船夫网到了一条大鱼，就烹了佐酒。我问船夫，江中风大云起时，情景是否和山顶一样。船夫却茫然不知。下到山腰，却是红日依旧灿烂。回头仰望，山峦层叠依稀可见，真可称得上奇观啊。那天正是重阳节后第一天，山中寒意袭人，已经要穿皮衣了。
第二天，我们又踏访了桃花涧和千佛岩。山中长满骨牌草，叶子上朱墨点点，和平时玩的骨牌一模一样——造化之奇，真是不可思议。涧底有一种很小的螃蟹，只有指头那么大，据说长有仙人脚，被人捉去后，可以马上遁去。我和陈延恩不信，就捉了几只装在玻璃瓶子里，放在茶几上，并送给熟人赏玩。过了几天，我问延恩，才知道他的螃蟹已在夜晚逃走。我书房里的螃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难道真的仙去了吗？
我为三弟集声定了一门亲，是魏静卿的大女儿，刚刚七岁。
卫市口的老宅已经住不下，想卖了它再买一幢大宅。堂弟圣祥刚开始说要租下来，后来又说不要了，兼祧父亲当然很生气。如果不处理好，肯定又要生出些事端。圣祥虽然交了一千两的订金，但总是要退还的，于是，我拿出一千五百两交给管账房的吴掌衡表叔，请大哥和嫂子侄儿一起来此屋居住。我想买下天安桥寄琴兄的旧宅——勤学堂，另外带有一个花园。当时盐商张铁夫租住在里面，认为奇货可居，非要三千两才肯转手，又说还要等到明年才可以腾出来。我当时手头没有这一大笔钱，也就没定下来。
[1]“捐输起复”，指向国家捐纳钱饷来重新获得任命。
[2]在古代，盐业为国家特许经营行业，没有获国家特许就贩卖盐者，是为“贩私盐”，是违法的。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五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八月，道光命四川捕“啯匪”。
九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起复[1]
丁忧在家，安贫乐道，既不愿托钵求人，也不愿干预公事。读书作画之外，独坐一室，颇得闲中趣味。闲暇时，泛舟邗江之上，做东的有时是包怡庄观察，有时是魏静卿知州，和这几个宦海闲人东阁赏梅西园泛舟，也别有一番乐趣。因为我起复在即，聚日无多，于是迭为宾主，恣情流连，平山泥爪，无日无之。
前年回到老家，住宅拥挤，连个安放笔砚的书房都没有，用一百三十两银子买下了功乔的家人小贵的房屋一处，正房六间，旁边有耳房两间，进深很浅，稍加整治，种上一些花草树木，掩映窗外。
卫市口街上的房子，夏天炎热无法居住，于是租下天安桥陈大嗉子的住房两进，带着全家老小同住避暑，每月租金制钱二十贯，端午过后搬进去，中秋后搬回来。三元七巷继父所住的房子，以两百两银子卖给了陈二黑子。那所房子四面悬空，左邻右舍没有一个说得上话的，留着也没有什么用。继父另有门面一间，在小市口，每月房租九百文。
在家闲居两年，入不敷出。起复后，用度必定浩大。包怡庄送了我一些盘缠，又向我的老师安徽按察使常南陔先生借银一千两。又托张柏亭在晋商蔚丰厚钱庄贷款三千两。除掉卫市口的房价一千五百两，又预存五百两在账房，作为邵夫人租房的开支，又预存一百两作为大嫂的薪水，再加上购买礼物添置衣服，用去几百两，待我出发时，手中已不到一千两。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同乡托我捎带衣物，汪醇、云藻等托带衣箱书箧多件，一共装了十八辆车。
八月底，我祭扫祖先坟墓。去年，和族叔雪崖先生一起将各处的祖先坟墓，无论远近支派，全部修理了一次，栽上树木，然后请县里发布告示，禁止在坟墓附近砍柴放牧。
九月二十日，我回到京城。正所谓“十年不履红尘地，旧雨新知倒屣相迎”，我在京城期间几乎无日不宴。腊月底，侄儿云藻约我到他的官署中过年，当时，他已外放霸昌道。云藻在京城时住在我家里，饮食教诲，我对他可谓无微不至，他的功名仕途，都是我一手栽培出来的。等到我任朔平府知府，虽然是个苦缺，但我还是拿出一部分薪水接济他。不料我大哥来京后，云藻和他竟然不能和平相处，以致大哥写信给我，说他夜郎自大、忘却根本。我写信询问，他竟然连信都没有回，实在出乎情理之外。这次，我回到京城，云藻得信后来看望我，和我同住庵中，我对他还像以前一样，他感到很过意不去。这次他坚持请我到官署过年，是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我看他已经认错，虽然不肯明言，但终究不好推辞，于是就在腊月二十七日前往昌平道署过年。
[1]“起复”，指明清时期官员在服满父母丧期后补官，重新出仕。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六月，以天地会徒活动于香山等县，命广东严查究办。青海番民攻杀巡边官兵，命击之。
十一月，林则徐代理陕甘总督。是岁，订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
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正月初四日，我从昌平回到京城。十七日，我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第二天按惯例递折子谢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你出任地方官有几年了？在福建多长时间？”皇上问。
“我是丙申年到陕西任朔平府知府的，在陕西将近五年，到福建任职不到半年。”我回奏道。
“你丁忧又耽误了三年。这一次派你去任陕西督粮道，粮道自然要管粮食，不知管不管地方事务？”
“西、乾、鄜三州归粮道管辖。”
皇上又问：“哪个乾字？”我回答：“就是乾坤的乾字。”
“你做地方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知府和道员也都做过，朕也不和你多说了。听人说你为官的操守很好，以前（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年终密考时，曾极力称赞你的操守。你今后更要坚持这种节操，为官越久，越是要坚持，这就是所谓的老之戒得。”
我叩头在地：“谨遵圣训。”
从去年秋天到北京，我在京城住了将近四个月，旅费也差不多用完了。现在得到的这项任命，一向被认为是天字第一号的肥缺。上任前少不了要打点朝中官员。于是，只好大举借债：
托翰林院编修龙兰簃在广东洋行贷款九千两，年息九厘；
向包怡庄观察借白银一千两；
向同年汪衡甫借了五百两，二分息；
向同年江翊云借五百两；
在山西钱庄借款五千两。
这时，又接到兼考的来信。老人家告诉我，张铁夫的住宅想出手，问我是否买下来——这幢房子如果买下来，当然就得稍加修理，没有三千两银子也拿不下来。可是，卫市口的老宅既然已经卖给了大哥，我是迟早得搬家的，房子总得要买，可是家里已经实在凑不出钱了。于是，我又写信给包美东，借了三千两送回仪征老家买房子。
借来的一万六千多两银子转眼间就没了——在北京各处打点加上买礼物花的几百两，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等到上路时，盘川已所剩无几。
京官职位比地方官清贵，收入却少得多。单靠一份俸禄，不要说体面的生活，就是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地方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官、外官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也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京官的喜怒直接关乎外官（地方官）的乌纱，这中间的厉害，地方官当然不敢小觑。于是，京官、外官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大小京官，莫不仰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恰在这时，黄夫人的父亲——我的岳父黄怀谷先生来北京养病，向我借两千两，我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就送了他三百两作为别敬，老爷子似乎还不大高兴。
我二月十六日从北京出发，三月十六日到达西安。陕西督粮道主管军粮的征收与发放，而兼管的地方事务则相对简单。粮道辖有东西两座粮库，从头年五月开始征收，到第二年上报奏销，共计征收大米、小米、豆类、麦子约二十万石。八旗兵的粮食按月发放，绿营兵的粮食按季发放，每年大约发放军粮十九万多石。陕西粮道之所以被视为肥缺，就是因为有这将近一万石粮食的盈余。
清代一石约合120斤，一斤约合590克，这样算来，一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42斤，一万石就是142万斤，按现在的粮价，大约值人民币二三百万元。或许有人要问，这算什么肥差？还天下第一呢！我们现在一个科长一年也可以捞他个几百万。我要说的是，这三百万并不是贪污受贿来的，而是虽不合法但也并不违法的灰色收入，装进了腰包完全不用担惊受怕。至于贪污，自古以来就是上不封顶，无足为奇。
八旗兵的粮食，每月分八次到粮库支领。领米前一天，由管仓大使抽出一包粮食作为样品送到西安将军衙门请将军检验。到放米日，满营中派一位军官带领士兵到粮库支领。这一天粮道衙门要准备一桌酒席招待来领米的官兵，并且派委员陪同赴宴，每月八次，每次都是如此。遇到桀骜不驯的八旗兵，就会对粮食的好坏及酒席的丰俭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时候，粮库里的仓书、斗级（仓书、斗级都是管理粮库的官员）等就只得忍气吞声，必须等到将军等人安插在粮库任职的家人出面劝和，才能平息。如果将军对领回的粮食稍有不满，八旗兵就会仗势滋事。粮道衙门须应酬好当地将军，害怕他们从中作梗。
将军和两位副都统应领的月粮按规定是按大米小米各一半发放，但是将军和都统都不要小米，专要大米，因为小米便宜而大米较贵。至于绿营兵按规定只领麦子和豆子，倒不必大费口舌。
遇到将军的“三节两寿”（包括端午节、中秋节、元旦、将军生日、将军夫人生日），粮道衙门都要送礼祝贺，标准是送银子八百两，再加上用于赏赐的布料（称为表礼）四种，还有用于待客的点心糖果（称为水礼）八种。两位都统的标准要低一些，每次送银子二百两，水礼四种。满营中共有八位协领，每次每人送银子二十两，上好的白米四石。将军和都统都推荐家人到粮库任事，或者到粮道衙门挂个名，按时领钱。
送给巡抚的礼物和送将军的不同，是分四季来送，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三节两寿”时只送表礼、水礼和门包杂费等。至于陕甘总督那里则是按“三节”致送，每节白银一千两，表礼和水礼各八种以及门包杂费等，由粮道衙门派下人专程送到兰州——陕甘总督的衙门在兰州。
遇到有官员过境，一律由粮道来接待。西安地处交通要道，由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进京或者由京城返回这些地方，西安都是必经之地。官客到了西安，粮道就随将军或者巡抚等在官厅迎接，等到官员们回到官署以后，粮道就派人到各处询问各位官员的称呼，由道中幕僚写好送到各衙门，确认无误以后就派人送到官客所住的公馆，张灯结彩，请戏班，准备宴席。每次都要请两个戏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须上燕窝和烤乳猪，中席也必须上鱼翅和海参。在西安，活鱼是难得的稀罕物，一条大鱼，值制钱四五千文，但上席五桌是一定要上这道菜的；其它如白鳝、鹿尾等，都是很贵重很难买的美味，但也必须想千方设百计地买来，否则就会显得粮道小气。
戏和酒宴，无论冬夏，都要持续到三更天才结束。主人们将官客送上车，然后依次作揖打拱道别。接下来，粮道就派人拿着各位主人的名帖，到官客所住的公馆道乏，感谢对方的光临。然后，再派人拿着粮道的名帖，到各位主人的官署道乏，感谢光临。第二天，官客启程，粮道又要随大家到城西恭送，并向官客馈赠盘缠，馈赠的多少则视对方官职的高低而定。每次宴会，连唱戏的开销、酒席的开支及各种打赏的花销，总在二百两白银以上，还不包括赠送的盘缠。
其它如副都统、总兵等过境，除与巡抚或将军有深交的外，一般只送酒肴，不举办宴会。如果是关外的驼马章京、粮饷章京经过，他们官职虽然卑微，但一定是拿了省里大人们的书信来的，这样的客人，粮道衙门就送上四道菜两道点心表示一下，另外给每人送上二十两或者四五十两不等的盘缠。
总的来说，大宴会每个月都有，小应酬则是天天都有。至于逢年过节，粮道又得宴请将军、正副都统、巡抚和驻西安的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中来省城的官员，酒宴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听戏。至于满营的协领、绿营[1]的参将和游击，也必须在春秋两季各请一次。
如果难得的十天半月没有官员过境，粮道就得请布政使、按察使和盐道在官署赏戏小聚——不如此就不足以联络感情。总计每年花在招待上的费用，再加上夏天送给京官的“冰敬”和冬天的“炭敬”，总在五万两银子左右，这还不包括来打秋风的在内。粮道每年的油水也就六万两左右，再扣除私人开销，也就几乎没什么结余。京城内外都说这个缺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两银子，这中间的奥秘，我就不知道了。
劳星阶从山西写信给我，说陕西督粮道是“财神庙主持，文昌阁提调”。我认为这个比喻还不是很贴切。我刚到陕西的时候，调到江苏的李星沅巡抚曾经写信询问我的近况，我回信说：“终日送往迎来，喝酒听戏，有见识的人深以为耻。”我的同年罗苏溪，也曾任过此职，后来在贵州布政使任上写信给我说：“刚坐上这个位置时有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坐久了则令人生厌。”我在这个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幸好没有长做。
陕西省的道员和知府，没有不把代理粮道看作是第一美差的，其中虎视眈眈的就是官秩上紧挨着粮道的盐道。巡抚也往往把这个差使当作收买人心的手段，或者用作酬谢为自己出过力的人。而那些代理粮道的人，明知道做不了几天，就只求中饱私囊，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公事，以致兵丁和胥吏相互勾结，贻害无穷。粮库中以大米、小米和小麦作为细粮，这是八旗兵的军粮；以豆子为粗粮，这是各营的马料。历任粮道交接，亏短的细粮，就直接用粗粮作抵，数量虽然相同，可是价值与发放上都不能代替。一任接一任，到我接手的时候，细粮已短少七万多石，假如有一天，亏空到没有米、麦发给八旗兵，那肯定会酿成巨案——不知要扯出多少任粮道和多少大员。幸好这一年，陕西各地米麦收成特好，价格很低，而豆子减产，价格大涨，各营来领米麦的都情愿领豆子，我于是将历任粮道顶补的豆子全部发放出去，以后就只贮藏米麦。这一次，不但历任粮道亏空都补上了，而且粮库也更加充实了——也算我的运气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