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任方用仪卸任的时候，纵容家人在雁塔一带民间买来麦壳四千石，掺入东边粮库内。我刚接任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件事，不肯签字接收。而代理粮道的刘源灏在和方用仪交接时却是已经签过字了的。刘源灏见我犹豫不决，苦苦劝我：“库中粮食，一定不会短少的，现在方道已经回江西了，难道还能让他再回来不成？您就算了吧！”不得已，我只好签了字。
到了放粮的日子，我叮嘱粮库的兵丁和胥吏：“本道第一次放粮，一定不许像方道那样将秕子掺进去，让八旗兵轻视本道。假如开头如此，今后公事肯定难办。”于是，我指定一座堆放优粮的仓廒，行文到营，请营兵来领。放粮时，营兵坚持说，这一仓就是方道掺了麦壳的那一仓——可见方道此事已是尽人皆知，仓吏极力辩解，营兵们围着仓库大声喧哗，颇有借此闹事的苗头。我请他们自己指定一仓，指定哪一仓就领哪一仓，没想到打开他们指定的那一仓，竟恰好是方道掺了麦壳的，营兵们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于是打开先前的那一仓给他们看，都是颗粒饱满色泽晶莹的好麦，营兵们互相埋怨，却不得不对我表示敬服。
我想，方道的这些麦壳留在仓中，总是不好，于是命令管仓的斗级将方道掺入的麦壳用风扬走，又用筛子筛一遍，拿好麦子补进去，而将扬出的麦壳四千石铺在仓库外低洼的车道上，不仅消除了营兵们的疑虑，道路也好走多了。方道的这笔亏空算是由我给填上了。
委派官员临时代理出缺的职务就像打枪一样，我原以为只有州县官员是这样，没想到省里的司道大员也是这样。当年，凤翔知府豫泰代理粮道半年，专门征收劣质粮食，只求农户踊跃交粮，而不管仓储的好坏，并且将粮道衙门巷口的马号（养马的地方）卖给了布政使下面的一位经历，真可以算得上是卷地皮了。我上任以后，查明此事，经历苦苦哀求我，我也就没有追究这桩陈年旧案。盐道崇纶工于拉关系走门道，在陕西多年，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上司也喜欢他拍马屁。他在公事上却是一塌糊涂，最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多次代理布政使、按察使，又多次代理粮道；在任时，所有公务他一概交由家人薛坤办理，弊病百出，仓储方面自然就不用问了。
巡抚李星沅调任江苏，邓廷祯接替陕西巡抚。这位老人经过道光二十年的挫折（也就是你们说的鸦片战争）之后，已经是意兴阑珊锐气全无，再加上年长力衰，更加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也跟着互相宴请，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是花天酒地的。年末的时候，省里各司各道凑了几百两银子，制造灯戏，准备第二年正月演出。我手下东西两仓的仓书和斗级听说巡抚大人兴致很高，也凑了银子，制成灯戏，互相赌赛。
粮道衙门原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别墅，偏西有冠山堂，种有几株古槐，树干很粗，十几个人都合抱不了。树冠很大，参天蔽日，是真正的汉唐旧物。湖山台榭，虽然已不是当年规模，而点缀曲折，颇让人起山水之思。我为之撰写一联：“二千年远溯勋耆，乔木寿藤，都是棠阴遗爱；尺五天近临韦杜，虚亭曲榭，最宜槐夏清风。”
冠山堂后面，建有戏厅，也就是宴请过往客人的地方，我也撰有一联：“政事余闲，藉小部梨园，写出西京风景；簪裾毕集，欣大罗仙客，载来北阙恩波。”
院子西面有“归鹤亭”，乃是前任费瓯余所建，年代久远，都快要倒塌了，里面长满了杂草。我花了二百两银子重新整修，给它题名“忆鹤”，把它作为考核兵丁武艺的地方。衙门大堂上的对联是：“政简民淳，好藉清闲容拙宦；阳调阴燮，要从慈惠召丰年。”
二堂上的匾额是“薇柏同心”，对联则是“量愧斗筲，敢云卢米才工，曹仓学富；职司管钥，自笑薪劳政拙，擅咏愆多。”三堂联是：“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这副对联，是陕西粮道最贴切的写照。二堂东边小院种了一围竹子，我为之题名“交翠”。上房的匾额是：“居处恭”，对联则是：“着手成春，看黍谷寒回，兰阶日咏；入门一笑，喜凤雏声朗，燕寝香凝。”
我之所以把这些对联一一录下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我——张集馨——也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我常想，如果我从官场早点抽身，我会不会成为像袁枚那样的文豪呢？是啊，人生有太多的可能，唯一不可能的是——重来一次。
五月，派人回仪征老家将家眷接来，同时奉还向包美东借的三千两银子，张柏亭的三千两也一并还掉，另外用一千两应酬老家的亲族，留一千两作为亲眷来西安的盘费。
九月，邵夫人来到西安团聚。夫人的母亲和兄弟子侄也一起来投奔我。邵夫人的哥哥名昌保，一向游历在外做师爷。我任地方官多年，公务从来不假手亲戚六眷。这些亲眷背井离乡来到任所，无非是为了经济上有所收获，稍不如意，就会生出埋怨之心；有的甚至倚势招摇，勾结兵丁胥吏做坏事，犯事了又不好惩戒，不像下人可以随时驱逐或者严惩。邵大舅子在我的衙门当差，我每月给他送上束脩一份，但不让他参与公务。后来，我把他推荐到西安知府徐关陆手下做师爷，而我这里的束脩保留不变，以示优待。
腊月，派家人进京，向朝中大小官员馈赠“炭敬”，同时还清了汪衡甫、江翊云及龙兰簃的借款。当初我动身赴福建时，曾借晋商贷款，现在对方拿着借据来催讨，可是年终的各种开支浩繁，幸好还是凑齐了这笔款子，了结了这笔账。
岳父黄怀谷先生派家人金四来到西安，索要健骡若干头和干尖元狐皮筒若干件，说是要送给山西省的上司，我看其中的情形，好像只是个借口而已。今年春天我出京时，曾送给老人家白银三百两作为“别敬”，现在才过了几个月，又来索要如此贵重的东西，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明年是怀谷先生六十大寿，我给金四三百两银子作为寿礼，请他带回山西，老爷子索要的东西则没有从命。
[1]绿营，即汉人兵营。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二月，台湾漳、泉民械斗，兵勇镇压定之。
三月，陕西巡抚邓廷桢卒，以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布彦泰为陕甘总督。
十二月，陕西渭南回民马得全与弟马得凤密谋起义，知县余炳焘因平乱有功，升任知府。
肥缺变苦缺
三月，巡抚邓廷祯先生病逝。在新任巡抚到任前，陕西省官员按官秩依次代理：布政使代理巡抚，按察使代理布政使，我代理按察使，而我留下的粮道空缺由盐务道崇纶代理。我到任刚刚一年，以前欠下的债务还没有还清，正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个一年半载，一举还清积欠；没要到这么快就离职了，看来债台一时三刻是没办法拆除的了。幸好臬司也有各种陋规收入，日子也还可以应付。
七月，少穆先生（即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你们现在说他是民族英雄，我们那时倒没有这个说法，不过他的操守在当时就广为传颂。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我在本书中就只称他的字——在我们那时候，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起复任陕西巡抚，我于是又回到了粮道任上。
这一年，关中地区降雨较迟，下属州县纷纷报灾。少穆先生有意缓征当年的钱粮。我知道这种旱情还不至于出现大灾，而粮道衙门征收的是军粮，因为担心军粮无着，所以只要不是旱情特别严重，朝廷是不准许缓征的。而且，那些包揽钱粮的粮差和地霸们早就将很多农户应交的粮食收在手里，如果能够缓征，这些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所以他们就联名到巡抚衙门陈述灾情，请求缓征。这件事关系到百姓生计，我本来就不愿让百姓为难，更不愿意因为坚持征粮，而让少穆先生误以为我想从中得到好处而瞧不起我。所以，当少穆先生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的回答是：“缓征当然是正道。就算是有些地方没有受灾，便宜老百姓总比便宜官员好。”少穆先生也深以为然。
我只是担心，今年缓征，明年必然加倍。而那些包揽钱粮的粮差和地霸，在装满腰包之后逃匿无踪，恐怕受累的仍然是老百姓。停征以后，粮道衙门的收入断了，但是应酬却是一分也不能减少，整整一年，没有一个铜子的收入，可是送给督抚将军们的陋规，却要照常奉上。这样一来，亏空就大了。
少穆先生一向重视水利，主政陕西后，又筹划大修水利，他拿来一本名为《关中胜迹图》的书，让我考证。我对照各府县志详细核对，开具节略呈上，后来因为费用问题，修水利的事没有办成。
甘肃办理野番事务，经费亏空很大，少穆先生奏请在陕西设置捐输局，鼓励全国士民捐输。我自己捐了个随带加一级。在外省的熟人，也都托我代捐，而汇来的银两成色大多达不到司库的要求，折算后不足的部分，就由我垫上。比如同乡阮祜，报捐知府，尾款短少两百两；卞宝第报捐主事，尾款短少九十多两，我都给垫了，但他们都没有汇款还我。后来，我回到京城，阮祜殷勤地向我道谢，并拿银子还给我，我没有收；至于卞宝第，则是自始至终没有提起这件事，我就更不好提及了。
冬月，少穆先生请假养病，布政使杨以增代理巡抚，杨以增刚刚由甘肃按察使升任陕西布政使，还没来得及上任。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月，云贵总督李星沅调任两江总督，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云南回汉矛盾尖锐，互相仇杀几十年。林则徐到任后，发布文告：止分良莠，不分汉、回。局势大为缓和。
四月，广东民众驱逐在广州英国人。
十二月，以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臬司是个杀人活
代理陕西臬司
正月，陕西按察使唐树义升任湖北布政使，我兼职代理他留下的按察使职务。当时因为停征钱粮，粮道衙门断了来源，没有人愿意代理。少穆先生知道粮道衙门日子艰难，命令我兼职代理按察使，并说：“用按察使的陋规，贴补粮道的短缺，也算不无小补。”我回答道：“粮道是我的本职，现在没有分文收入，我也不愿别人受累。如果是平时，一定请求开缺。”少穆先生说：“您在陕西也不会很久了，以后您就知道了。”仔细打听，才知道老先生已经在去年年终密考时推荐我了。
今年秋审，陕西上报了150多起的刑事案件，在其中一个案子上，我和少穆先生产生了分歧。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秋审。秋审始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抚将自己省内所有被判处斩和斩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的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会同复审，分别提出四种处理意见：一、情实（原为情真，为了避讳雍正的名字胤祯而改名）；二、缓决，即等下一年秋审时再决定；三、可矜，情况属实，但可以法外开恩，比如独子或承重孙；四、可疑，即证据不足。然后将有关案件的情况汇总报送刑部，而囚犯则集中到省城关押。
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审后，提出处理意见，报皇帝审批。如果确认了情实，到秋后就要处决；如果连续缓决三次，就可以免死罪，减轻发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减等发落；可疑的则退回各省重新审理。在雍正时期，还增加了一种叫做“留养承祀”的减轻发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独生子，被处死后其父母和祖父母就无人供养、送终，经过皇帝批准，可改判重杖一顿再枷号示众三个月，免掉死罪。
这次的案子是这样的：泾阳有个叫马书新的犯人，没有什么正经职业，嗜赌如命，他的妻子李氏多次劝他，也不见悔改。家里的东西全输光了，李氏身上连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冬天只能睡在草垫子上。李氏的哥哥可怜妹妹，送了一床棉被给她挡挡寒。马书新回家看见棉被，就要拿去卖了做赌本，李氏紧拽棉被不放，马书新就将李氏一顿拳打脚踢。李氏被踢倒在地后，气愤不过，边哭边骂边嚷，惹得马书新一时性起，就用切草的铡刀将李氏的头给铡了下来。县里审讯后，按照故意杀妻罪判处绞监候。
我审核秋审的名册时，认为该犯行为残忍情节恶劣，并且又是一个赌徒，就改为绞立决，然后将草册上报陕甘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同意了我的意见。从来，办理秋审，都是臬司事先将人犯草册上报总督和巡抚，如果三方意见不一致，再协商修改。少穆先生在审核这个案子时，提出把它改回绞监候。
我说：“故意杀妻，并且将整个头都切下来了，证据确凿而且残忍至极；凶犯又是个赌匪，实在没有宽恕的理由。况且总督大人已经同意了，再想改动也难。”
少穆先生说：“您是道员代理臬司，假如刑部认为您判决失当，就会降职。而道员降职并不需要奏明皇上，不像正式臬司受处分必须上奏圣上——那样还可以得到皇上加恩。至于陕甘总督布彦泰大人那里，由我写信告诉他，叮嘱他将草册驳回，由臬司衙门重新拟定。”
我见少穆先生这样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西安距离京城并不远，我随后就将这个案子抄寄给刑部侍郎张兰沚和他商量，他回信道：“这个案子证据确凿，确实应该判以绞立决，但是你们省里还是判处绞监候较好，这样就可以留给刑部驳回——刑部不驳回几个案子，怎么显出办案的慎重呢？刑部的权威又怎么体现呢？”我把回信拿给少穆先生看，在场的人看后都笑了起来。
我听说，你们现在的秘书，在拟文件时一定要故意写几个错字，留给领导指出以便修改——古今同一。
秋审结果批下来的时候，少穆先生已经离任了。一百五十多起案子，刑部全部批准了，只有这个马书新，刑部将绞监侯改为绞立决。
四月，少穆先生升任云贵总督，同人的馈赠先生一概推辞，只收下了我送的四斤燕窝和四斤高丽参，并且留下一匹马和一部“五经”作为临别纪念。
临走的时候，先生来到我的官署和我话别：“您早晚就会升去的，最迟也不过中秋。去年年终密考时，我已经向皇上举荐您了。”我连说不敢当。少穆先生回应道：“我老早就想辞官归隐了，只是一直未能如愿。但愿四海之内，有几个能臣名将支撑时局，我辈退职还乡，才能够安心优游林下。推荐您是为国家着想，并非是为朋友私情。”先生的话当然是正道，可惜我却辜负了先生的厚望。
升职离陕
六月，蒙皇上圣恩，我被补授四川按察使。
当天，杨以增巡抚拿着吏部公文来衙中向我道喜，我请求交卸陕西督粮道。去年，粮食停征，没有进项，到现在为止，衙中还是左支右绌不可开交。今年年成好，军粮刚刚开征，每天都有了些收入。盐道崇纶听说我升了职，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缺。前任的粮道，曾经有人交了印章却不肯交出粮仓，并争吵到抚台大人面前的，现在还被人传为笑谈。司道大员行为如同市井无赖，又怎么能够做下属的表率呢？
我当上粮道以后，总是不安于心。有些粮食虽非勒索，但确实是浮收。老百姓终岁辛劳，所得几何？百姓赴仓纳粮，还要饱受胥吏欺凌，甚至连嘴都不敢回一句。我只有一个儿子，还指望他长大成人呢，又何必为了升官发财好处得尽而做下造孽之事呢？现在，我很庆幸有机会离开这个位置，只担心去之唯恐不速。亲友家人，一再劝我，再延迟十几天，便有两万多两的收入，我没有听他们的。杨以增巡抚也说：“粮道是您的本职，新任按察使过几天就到了，您何不等几天一起交卸呢？”我再三请求交印，杨以增巡抚只得上奏朝廷留我专门代理按察使，等接任按察使的严良训到达后，再北上京城请训，而让崇纶代理陕西督粮道。自从设置粮道衙门以来，没有像我这样强横抑制庸俗世风的。而崇纶得到委任命令后，当天就办了交接，立即赴仓收粮，简直就是急不可耐！
我递折请求专程赴京城谢恩，折子上写道：“新授四川按察使现任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跪奏：为恭谢天恩，我恳求皇上能够接见我，让我聆听您的教诲。我于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接到陕西巡抚杨以增转来的吏部公文，上面写着：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内阁接到皇上谕旨说：‘四川按察使之职著张集馨补授。钦此。’我接旨后，立即恭敬地摆下香案，望着京城方向叩头谢恩。我本是一个来自江左的平庸之人，天性愚蠢，又没有什么见识，很幸运地在道光九年考上了进士，在翰林院任职，多次受到您的亲切接见，并且多次受朝廷的委派主持各省乡试。道光十六年，在任翰林编修时，遵从皇上特旨，补授山西朔平府知府，后来又升任陕西督粮道，并且两次代理按察使。没有来得及报答皇上的厚恩，心里常常为此惶恐不安。现在，皇上又一次赐恩于我，委以四川按察使的重任。皇上这样信任我重用我，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啊。听说这次任命是由皇上您直接下达的，我更是感激惭愧得无地自容。四川与陕西、湖北相邻，按察使总管刑名，负责监察官吏、锄灭奸徒，使百姓安居乐业。事情很多、责任很重，像我这样见识浅陋的人，恐怕难以胜任。我恳求您允许我到京城，拜见您，跪听您的教诲，今后才能做到有所遵循。我一定恪尽职守，报答您的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于万一。我等候新任陕西按察使严良训抵达后，办完交接立即启程北上。以上这些，就是我感激万分并请求您接见我的缘由。我再一次叩谢天恩，等候您的批准。谨奏。”
官套话，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都各不相同。每次升调，官员都要写这样一个折子，向皇上表示感谢。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它记下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见识一下富有大清特色的官套话的样子——下不为例。我的饱含深情的折子送上去后，皇上的朱批下来了，就三个字：“著来见。”
今年是兼考七十大寿，派家人陈贵带着寿屏、寿幛、皮货和绒毯等回老家为老人祝寿，并且带回了一千两银子作为请戏摆酒的费用。
仪征县北郊铁坝头有一块山田，兼考以三千两的价格为我买了下来，汇票寄到陕西，我当即照数把这笔钱给付了。有了这块地，家中的用度，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就算是我退休以后，也有个吃饭的地方。
天气炎热到了极点，官署中的人都病倒了。我整天流汗不止，可是又不退烧，吃了药也没什么效。每天下午，我就找一个光线较暗的地方闭目养神。邵夫人病得更厉害，入夏以来，夫人就常常觉得头昏眼花，甚至有时要走进房间，门都看不清，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她却不以为然。夫人体胖怕热，整天坐在冰桶旁边，烦躁的时候就用冰水浸水果吃。夜里她就坐在露天下，整夜不进房间，寒凉之气侵入体内，到秋天就常常发作，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白天黑夜都只能坐不能睡，就是上床也只能趴着而不能仰卧。后来，知州张受之来看了一下，说是痧症内伏，在几处经脉上扎了几针，好了很多。我当时正办交接，只好吩咐家人小心照看，而且夫人的母亲也在官署，更可放心。
皇帝的教诲
八月十四日，我到达京城，住在彰仪门外的天宁寺。十八日我奉召到静明园。第二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皇上问我什么时候从陕西动身，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收成怎么样，出身履历以及老家哪里等，我都一一据实回答。皇上又问：“你当年外放朔平府，是因为京察一等吗？”我叩头回道：“是蒙皇上特简的。”皇上又问：“你升任陕西粮道，也是我特简的吗？”我叩头答是。皇上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明天再照例递牌子吧。”我点头退了出来。
回到寓所后，就忙着拜访各位军机大臣和值班的章京，接着拜见上书房的几位大学士。刑部尚书杜受田托我在路过山西时，务必与布政使刘源灏商量一件事，说他的同乡王继兰在平定州知州任上丁忧，写信说闹了亏空，非得上司援手不可。先前杜尚书已写信给刘源灏，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他请我在路过山西时，一定帮帮忙，我只有唯唯答应而已。其实，属员亏空，如果是捐摊杂款，上边或许可以通融，或者让后任代为弥补；但如果亏空的是正款，上司又能怎么办呢？何况我是一个过路官员，又不是山西本省藩司，更帮不上什么忙，姑妄听之吧。
二十日，皇上再次召见我。
皇上说：“四川的刑名事务，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你当过京官自然是知道的。每年秋决时，四川省就要整整一天，缓决的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四川实在是戾气集中之地，开肠破肚的案件，层出不穷。我看缓决的册子中，有很多是够得上立决的，只不过因为杀的太多了，就稍微从宽而已，实在是诛不胜诛啊。你到任后，要自己拿定主意，不要信那些品德低下的师爷说的什么救生不救死的歪论。那些人又有什么学识，有什么见解？不过是拿积德行善的话骗骗人罢了，殊不知让死者含冤，让凶手漏网，才是真正的造孽。而且，你也不必有什么一定之规，比如去年判处立决一百二十人，你办秋审时，如果有其情可悯者，就算比上年少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案情较重，就是比上年多判几个又有何不可呢？总是他们自作自受，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味讲生死报应，那么我每年勾决时就只能一个不勾，有这样的道理吗？”皇上又说：“我明天要到黑龙潭敬香，你不熟悉路，就不用跟着去了，后天再递牌子。”
二十日午饭后，我就进城拜访客人。二十一日在我的老师陈伟堂先生那里吃过饭，仍旧回静明园等候皇上召见。
二十二日，我再次蒙皇上召见。
皇上说：“管理驿站是臬司的专责。四川紧挨西藏，文报尤其重要。近来，驿站的马匹大多不足，你在省城办事，当然不能无故出省城，就算是偶尔检查，恐怕也查不出来。我说句文雅一点的话给你听，州县一听说查验马匹，早已挹彼注兹[1]；我再说句通俗点的话给你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算你派人前往抽查，派去的人回来也是粉饰太平。我倒有个方法，你也不必清点有多少马，发现有延误文件的，参奏一两个当官的，他们自然知道害怕。”皇上又说：“你这次去，要整顿的很多。我也无法一一交代。打个比方，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的人如果随时修补，那就还能够遮风避雨，如果让它一直破烂下去，那就终有一天要倒塌。此语虽小，可以喻大，这就是所谓曲突徙薪、防微杜渐，你下去以后认真想想。”
我回道：“圣上您考虑深远，这些都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啊。”
皇上又说：“你赶紧收拾行李出发，不要在京城多耽搁，将时间花费在那些无聊的应酬上面。四川路途遥远，够你走的。四川总督琦善还没有正式上任，大部分官员都是临时代理，必须要正式官员才能施展得开。”
“谨遵圣训。”我回答道。
“我的地方要紧，你明天不用再递牌子了。”皇上点头示意，我跪安之后便退了出来。
当天我再次进城拜客，每天忙于吃吃喝喝，这也是外官进京必不可少的任务。此次履新，送给朝中官员的“别敬”如下：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赛尚阿没有收——这是非常少有的事情；军机处上下两班的章京，每人十六两，原来有交往的，或者今后要在公文上打交道的，每人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使，每人一百两：六部侍郎和通政司、大理寺等大九卿每人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世交，都得应酬，一个也不能漏，共用去白银一万五千两。
二十八日，接到西安来信，邵夫人已经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夫人秉性和顺，嫁给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违背过我。对待下人，要求严格又照顾周到，持家也颇有方法，的确是我的贤内助。我来北京前，夫人的病已有好转，没想到才一个月的光景，竟成永别，这种痛苦叫我怎么说呢？想想兰儿才刚刚五岁，就这样失去了母亲，更觉得伤心。于是我日夜兼程赶回陕西，于九月十八日抵达西安，准备祭品，请僧道做法事。但这于死者，又有什么用呢？夫人温良恭俭让，一定是升入天堂了，只是我的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十月初五，我派仆人张溶等护送夫人灵柩回仪征老家安葬，我亲自送到灞桥。兰儿年纪小，没有让他扶灵回南方，只让他在署中跪送。
仪征天安桥的新宅名叫勤学堂，隔壁的宅子叫清燕堂，郑小秋和堂弟静思住在里面，我拿出一千两银子让族兄筠卿回南方将它买下来，希望将来归田后有个栖身的地方，这也是邵夫人的意思。夫人还拿出二百两私房钱寄回去买家具，不料新居刚刚买定，夫人却已作古，一天也没来得及住，实在令人叹息。清燕堂西面的房子，名叫侯家老宅，因为最初是侯姓所建，兼慈让我寄回六百两将它也买了下来，作为清燕堂的屏障。
[1]“挹彼注兹”，谓将彼器的液体倾注于此器。出自《诗·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
升任四川臬司
十月初九，我带着家眷往四川赴任。
十一月初八日到达成都，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告皇上：“微臣已于日前接任四川臬司，叩谢天恩！我陛辞出京后，于十一月初八日抵达成都，代理臬司徐有壬派人将按察使印信和相关文件送来，我立刻恭敬地摆下香案，向着京城方向叩头谢恩，然后才接受印信。我本庸才，又愚蠢又没有见识，由道光九年进士，备询于翰林院，后蒙皇上圣恩补授山西朔平府，再后来又升任道员。现在又蒙皇上信任，委以四川按察使重任。扪心自问，又感激又害怕。四川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间一向很不平静，刑事案件之多，甲于海内。再加上啯匪（即啯噜，啯噜是乾隆以后在四川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成员被称为啯噜子，据考证啯噜即哥老会的前身）横行，危害乡里，乱世当用重典，我自当尽力整顿。我一定不敢心存姑息，换取宽厚爱民的虚名，更不敢因循敷衍，贻后患于地方。只有随时随事，即时禀报川督，尽量谨慎，尽量勤奋，争取报答皇上的厚恩于万一。以上就是我接受按察使印信时的感激心情，我用这道折子恭谢皇恩，并请求您的教诲。谨奏。”
皇上朱批还是三个字：“知道了。”
折子后面，还上了一个附片：“我路经山西、陕西，今年秋天雨水充足，大麦小麦都已种上，麦苗已经长出来，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如能再有冬雪滋润，明年麦子可望获得大丰收。从汉中进入四川，沿途询问农民，都说这几年年成很好，尤其是今年秋粮收成特别好。四川一半是旱田一半是水田，如果冬天雨水充足，明年插秧就没有什么问题。我见田间沟渠里都蓄满了水，粮食价格也还平稳，民情安定，圣上尽可放心。以上这些就是我所一路沿途所见，特用附片奏上。”
皇上朱批更简洁，一个字：“览。”
地方上啯匪横行，闹市杀人，无日无之、肆无忌惮，抢劫绑票的案件日渐增多，且有渐渐逼进省城的态势。我的前任宝兴，公事荒废，对于地方公务漠不关心，以至于署中的材官（一种低级武官）都暗通贼匪，每次缉盗，贼匪都事先知道，养痈遗患已经不止一年。官员敬香拜庙，都得派重兵保护，否则不敢出门。宝兴走后，由将军廉敬代理，廉敬这个人走路踉踉跄跄，说话吞吞吐吐，外官习气很重，谈论起公事来，云里雾里让人不知所云，真不愧“草包将军”的称呼。其人声名狼藉，污秽的德行远近皆知，其威望和吏治又远远不如宝兴。前任山西巡抚杨国桢退休之后住在老家，因为地方上不安静，老先生正考虑举家远迁避难。
我到任以后，体察案情，发现啯匪之所以横行无忌，就是因为官府之中有人庇护。各营之中派有巡警，这些人就是啯匪的耳目。平日里他们窝藏贼匪、收赃销赃，无恶不作；一有缉拿行动，这些人马上为啯匪通风报信。省城十座兵营都有这样的巡警，其中又以城守营中最严重。
以前办理匪案，杀戮甚多，尤其是刘喜海任四川臬司时，对各地解来的啯匪，往往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审问，其中有很多人还没有招供或者还来不及确定罪名就被杖毙在大堂上。后来，因为大堂上夜晚常常听到鬼的哭叫，差役们都不敢再用刑，刘喜海就将犯人带到东门大街城隍庙，在神像前掷竹筊，如果掷得阳筊就免死，如果是阴筊就当场打死。有的脑浆迸出，有的肢体四散，残酷不可言状。可是抢劫杀人的风气并没有平息。
我的想法是，治盗必先治窝，擒贼必先擒王。四川的无业游民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这里的粮食特别便宜，从水路来的纤夫，从旱路来的扛夫，他们一到四川就不想回去，又没有谋生的职业，所以就流落为匪。省城里的旅馆，都是营兵和县里的衙役开设的，其中藏污纳垢，也无从考查。后来取消旅馆，晚上不准无业游民留在城内过夜，这些人就到城外店铺屋檐下、桥下和寺庙里栖身。天快亮时。每个城门口都会聚集两三千赤身露体的人，等候城门打开以后便拥进城找营生；各个市镇场集，也聚集了不少这样的流民。凡有抢劫发生，动辄几百人，或者数千人不等。他们拿着长枪大戟，公然抗拒官府，其实为首的不过几个人而已，其他人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等到官兵、乡团一起追捕，匪徒们当然抵挡不住，可是头目们早已逃走，抓住的多半是些乞丐、小偷和无业游民；如果处以极刑，未必就情罪相当。我听说审案的官员，都是以用刑为能，逼供定案，然后全部诛杀，而屈死的游魂，往往化为厉鬼来报复。如中军马荣桂、蓬溪县吴县令、候补县令张见田和简州知州史悠辰都是大白天被恶鬼索去了性命。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谁说天道无凭呢？
四川总督琦善，管理官员得法，他的严厉让很多人害怕。我还没出京时，刑部侍郎张兰沚就对我说：“您和琦善相国相处，公事上一定要加倍小心，如果您一次被他问住，那以后就难免被他挑刺。凡是批禀，以及下属的详禀，都需默记在心。我在直隶时，刚开始和他很合不来，后来就非常融洽了。”经过保定的时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也对我说：“琦中堂在刑名、钱谷、刑事案例、营制、兵法方面，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人，我曾经多次领教过。只是他的性格急躁，遇事不能心平气和，这是他的一大缺陷。”我在陕西和杨以增巡抚告别时，他对我说：“琦中堂和我们终非一路人，恐怕您难以和他相处。”我说：“如果实在伺候不来，我就买舟南下，回仪征老家养老算了。”
我一到成都，就去拜见总督琦善（这个人是以投降派和卖国贼的面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多读点真正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尊崇，我在后面就称他为琦相——因为他做过文渊阁大学士，和对待林则徐一样）。
寒暄之后，他对我说：“久闻您的大名，对四川眼下的政事，还希望您不吝赐教。”
“四川政事荒废由来已久，要整顿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回答道。
“那么整顿又以什么为先呢？”琦相又问。
“当今啯匪横行，民不聊生，不设法整治的话，老百姓就不得安宁。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捕盗。”
“有道理。但是捕盗应该有捕盗的方法。您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治盗必先治窝，当然以捣毁贼巢为先。贼巢破了，啯匪就没有藏身之地。”
“有见地。只是要破掉贼巢，该怎么办呢？”
“营兵和县里的衙役就是贼窝的主谋。前几天，我经过广元县，就有百姓呈诉罗江县的捕役勾结盗贼抢劫百姓，我经过罗江县时已经将这个衙役带回省里，等审问清楚后当从严惩处。”
琦相大喜道：“看来您已经找到治盗的法门了。只是按察使管得了县里的衙役，管不了营兵，我一定帮您协调好，不让您有掣肘之感。”
“感谢中堂的厚爱。”
“杨国桢巡抚归隐后曾经对我说起，在山西和您共过事，对您非常佩服。我和您素不相识，杨先生为人诚实，不是那种喜欢吹捧的人。今天听您一席高论，实在是名不虚传。杨先生念叨您很久了，您何不去看看他呢？”
我当即去拜访杨老先生，老先生很殷勤地问候我，说：“您怎么现在才来到我们四川呢？我回到四川老家好几年了，因为啯匪横行，常常寝不安席。先前的按察使宝兴，以及随后的廉敬，对捕盗的大事不闻不问，以致贿赂公行，抢劫杀人的案件，就是近在省城，也是时有发生。老百姓住在农村的，就想躲进城，住在城里的又想躲到乡下去——偌大个四川，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年夏天，吉祥的彩云几次出现在天空，我就非常诧异，私下里想，摊上了这样一群昏官庸吏，有什么吉祥的？现在才知道这个兆头是因为琦中堂和您来到四川了呀。”我回答道：“琦中堂一向讲求吏治，此番治川，肯定大有作为。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一谈呢？”老先生说：“千万别这么说，其他省都是布政使高于按察使，只有四川，是按察使高于布政使。您知道治蜀宜严吧，那就千万不要姑息纵容以博取宽厚爱民的虚名。”我答道：“这个倒不敢。”
琦相严令各级官府尽力捕盗，又派游击张定川和桂凤鸣等拿获啯匪多起，就在总督府派人审问，由总督府直接定罪，臬司衙门未曾与闻。又有前任移交的罪犯一起，罪行是抢劫拒捕杀伤官兵。我派崇庆知州李向昺审讯办理，这些盗犯加上总督衙门审理的王青狗等一共一百多人，都在腊月二十六日请令正法。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八月，俄罗斯商船请在上海贸易，朝廷不许。
十月，道光以八年来各省积欠逋赋已近二千四百万两，命严催征。
十一月，四川总督琦善兼任协办大学士。
四川乱象
啯匪很嚣张
三月，邛州刘知州报告，以逃兵张灯杆子为首的四百多人，在彭山县将军庙一带操练，看样子准备大干一票。彭山距离省城只有三百里，绝不能听任贼匪胡来。当时琦相在外视察军队，我当即上报请示，很快接到琦相札文，命我亲自带领标兵三百人，会同中军副将长瑞和都司蒋玉龙等，前往新津、大邑一带搜捕。当时，我正在锦江书院讲学，接到命令后马上收起“之乎者也”的一套，稍作准备后第二天就统兵前往。我知会四个总兵以及交界地方的驻军和衙役，一起围堵；如果贼匪胆敢抗拒，可以直接开炮轰击。
一场搜捕，张灯杆子还是逃跑了。不过，我们捉到了几次拒捕杀差的悍匪林蛮头。在省城时，同年徐有壬常常对我说：“如果不捉住林蛮头，大邑、邛州一带是不会安宁的。”我到新津之后，就吩咐我的同年黄县令：“我听说林蛮头现在躲藏在新津境内，你手下的杨捕头是从贼匪那边投诚过来的，对贼匪的情况很清楚，你给我把他叫来。”杨捕头来了，我和中军长瑞当面给他布置了任务，并且许下重赏。可是几天过去了，杨捕头仍然毫无消息——看来这家伙是在敷衍我。我当即命令将杨捕头抓来，定下限期，勒令完成。过了几天，杨捕头就来报告黄县令，说收买了一个叫林槐子的线人，已将林蛮头在夹墙内面一举拿下。
我亲自审问，获得了口供。据林蛮头供认，他曾在菊花寺纠集几千名捻匪，和大邑县的郭志融县令对阵，用抬枪将郭县令的轿子炸得粉碎，郭县令幸好提前骑马走了，才免遭毒手。除此以外其它的重案不一而足。琼州县也报告捉到了啯匪头目陈开舟、朱老花猪、杨老九和盗匪团伙几十人。我立即派随员李向昺、郭云章反复审问，一定要做到无枉无纵，选择那些罪大恶极的判处死刑。琦相又将从仁寿县抓获的罪犯，一齐解到我的行馆核实。我仔细核定后，除了寻常盗案仍旧带回省城按程序审理外，将林蛮头等十八人在新津就地正法。
可是张灯杆子仍然杳无音信，各地兵勇和衙役到处搜捕，我担心兵马长期在外生出事端，就禀明琦相，命令中军长瑞带兵回营，我也回到省城会同办理计典（对官吏三年考绩的大计之典）。因为总督和臬司都是刚刚到任，所以将去年冬天就应举办的计典推迟到今年春天。现在，既然张灯杆子已经逃走，我们就只好先回省城，然后再设法捉拿——这是三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二十五日一大早，大邑县的汛兵（汛地的士兵，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就来报告说是捉住了张灯杆子，并且抓获了他的七名同伙。我请示琦相后，立即将这一干人犯提到省城，督同成都府的各位委员，在臬司衙门对张灯杆子进行审讯。
张灯杆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供出就在二十二日晚，还在新津乡作案一起。据张犯交代，当兵勇和捕役围捕时，他用枪打伤数人后逃走，兵役追拿时，他又在逃亡途中将一个卖酒的人砍死。审案时，张灯杆子就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琦相担心他一旦病死就逃脱了律法的制裁，就将张灯杆子先行正法，其同伙徐瓮坛等，则等待刑部批准后再处决。张灯杆子手段凶残，实在死有余辜。
这些人犯都关押在成都府监狱，他们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就在夜里扭断镣铐打伤禁卒后越狱逃走，一起越狱的还有另外十名犯人。成都知府韩泰华哭哭啼啼地来我的官署报信，我对他说：“如果能够抓回逃犯，那就问题不大；否则，谁也救不了你。”我又加派臬司衙门的差役，会同营兵和县里的捕役再加上守城兵勇进行全城抓捕。幸好城门已经关闭，越狱的匪徒没能出城，当天晚上就被全部抓获。审明情形后，照例全部处决。
新津、大邑一带的抢劫之风，从此平息。
巨匪杨黑骡子、王老冬、向大耶和汪罐子炮等几十人，各自裹挟了几千党羽，抢劫杀人绑票，渐渐逼近省城。营兵、县役和这些人内外勾结，地方官束手无策。甚至乡绅、军官中也有人充当窝主的，企图从中分赃——缉拿起来很是为难。我和琦相以及提督向荣秘密商定，派游击张定川、桂凤鸣以及随营学习的武举人、武进士一起侦查缉拿，并致函云贵总督少穆先生、湖北巡抚陆春帆等，请求他们派兵同时行动。随后，陆续有巨匪在抓捕行动中落网，押来省城后马上正法。经此一役，恶名昭彰的巨匪，有一半被消灭。
卡房（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号子”）是最残酷的。大县的卡房关押额人犯总在数百人以上，小县的卡房关押的人也不下几十人或者十几人不等。甚至有的县将婚姻、田产、债务等民事案件的证人也关进卡房，每天只供应稀粥一碗，整年不见天日，其痛苦超过监狱百倍。我严令全省，凡是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证人，一律从卡房提出保释，而对小偷、棍徒以及只参加抢劫而没有人命在身的啯匪，查明案情后，分别拟定充军、流放、徒刑、杖刑；发落完毕，立即由各道各府过堂，等候刑部批准，然后就地起解。全省所有卡房立即拆毁，从前全省瘐毙[1]在卡房里的，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的，立即严参当地主官。
[1]“瘐毙”，指关在牢狱里的人因受刑或饥寒、疾病而死亡。
奸夫也念佛
成都府里积压了很多案件，几次催办都没有效果。于是我就在臬司衙门设立发审局，负责判稿。我在公务会见之余，每天带领委员们审理案件，既可掌握第一手案情，又避免了拖延。委员中，像李向昺、俞文诏、顾希曾、朱凤标等都很会审案，尤其是李向昺，办案经验特别丰富。
隆昌县叶允喜与嫂子黄氏通奸一案，前任臬司潘铎判为叶允喜出继。廉敬代理总督时，又上奏说叶允喜虽然出继，但情节较重，仍拟斩监候，却又几次被刑部驳回。叶允喜在秋审时几次喊冤，他的家属还三次到京城刑部申诉；刑部后来下文，必须取得该犯服罪的供词才可定案，于是案子一拖就是四年。叶允喜狡猾异常，审案的委员无计可施。每次提审，该犯就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对所有提问一个字也不回答；就算是给他上刑，他也绝不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