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派大军前往剿捕，你们能够保证一定会见到夷匪吗？”
“几次兴兵，从来就未见一贼，不过虚放枪炮，以示声威而已。”边民回答。
“大兵到了边境，山路纵横，一眼望去都是深山老林，不见天日，你们能为大军做向导吗？”
“梁山地方三千余里，四通八达，也不知到了哪里，我们也不认得路。况且猓夷性如鸟兽，身穿毡片，腰系口粮，挟带强弓毒矢，藏在老林中。从开天辟地以来，那些树就在那里，参天蔽日，几十人不能合抱；树上长满绿苔，拖到地上有几十丈长；林中的落叶一层盖一层，有几十尺深，瘴雨蛮烟，人触之即死，汉兵肯定受不了，就更不用说打仗了！”
“猓夷并没有什么特殊本领，你们聚集在一个堡子中，各制火器，夷匪来了就用火枪抵挡，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我们并不是本地土著，而是从全国东南西北来到这里，居住在这座山里，耕种这些收成很低的山地，借以糊口，又怎么能同心戮力，守望相助呢？况且，前次设立团练，大家公推练总一人负责其事，后来团中有一人出队，为贼所害，亲属背着尸体至团总家里，滋闹不已，官司打了几年，团总被拖累得很惨。所以团练解散之后，再没有人提及此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是不是想让朝廷的军队整天守着你们呢？”
猓夷犬羊之性，以劫掠为生，伺机而动，官兵来了，他们就躲进山里，官兵撤走后他们就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极意以疲之，多方以弊之”。那么是不是说，对猓夷就没办法了呢？我的回答是：“不是没有治匪的办法法，而是没有治匪的人。马边四厅，都有防兵，带兵的人如果真的能洁己自持，勤于操练，足够壮大声威。一旦遇到来寇，全城将备带兵追剿，贼来则剿，贼去则归，不必深入，这就是以逸待劳、反客为主的计策。对于各村居民，要鼓励他们建筑碉堡，共相守卫，不能一味依赖官兵。至于暗通贼匪的窝户，以及销赃的兵役，一旦查明即予严惩，以断绝贼匪的消息来源。
[1]“厅”，清代的地方政区，是“府”的下一级单位，长官为“通判”或“同知”
[2]“直撄其锋”，硬碰硬的意思。
放炮
先前在福建防堵英军，看见漳州委员所铸的铁炮，不但膛口与炮口的直径大小不相匹配，火门也不正，幸好当时没有用，如果使用一定会炸裂无疑。四川有个叫邱林的工匠，铸造的大铜炮有一尊一千七百多斤的，小的一百多斤、几百斤的也有十几尊，都非常精致，找不到什么缺点。匠头邱林是一个铸炮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年纪已七十多岁了，带着子弟世代以此为业。他们的做法是先造炮心，用极坚极细的泥土糊在原木上，一层层浇裹；再用木炭粉末包上，炭粉里加进一些“灰土”。灰土是白色的，却不知是什么东西——他们秘不示人，等炮心晒干，没有一点不平的地方。然后支起两口灶，用紫铜板溶化成水，再投进一些铅，增加铜汁的流动性。挖一个大坑将炮心栽在里面，上面留一个小口，将铜汁灌进去，等到小孔有铜汁流出来，就不再灌了。三天后，将炮从土里起出，用铁通条将炮心泥沙拨剔干净，膛内均匀光滑，然后再开火门。凡开火门，总是在药管后面，这样就不致后坐。炮铸成后，试放一炮，果然很准。省城不能点放大炮，将大炮拖到灌县，找空地试验，命中率很高。
不过，我下面要说的是另一种“放炮”。
官员即将去任，就会将当年税款减价后提前征收，名叫“放炮”。富庶的州县地方，“放炮”一次可以收一万两或者五七千两不等的银子。官员家累重的，经常放出谣言，说是将要去任，接着就减价催税；又派差役到各乡通知，老百姓贪图些微小利，纷纷缴税——其实并无去任的说法，这种做法名为“太平炮”。又有新官刚刚到任，也会减价催税，名叫“倒炮”。这种风气相沿日久，虽然与朝廷惯例不甚相符，但到底比明目张胆地勒索老百姓还是好些，上司也就对此不闻不问。
川北道胡兴仁，看见州县放炮油水很大，可是对于他这个上级，除了“三节两寿”的陋规以外，并没有额外的孝敬，就来信要求臬司衙门禁止州县官员“放炮”。我觉得真是好笑：难道陋规也可以写到公文中吗？胡兴仁于是在川北道所辖范围内晓谕禁止，可是州县官员并不遵从，百姓也不遵从，真是自取其辱。胡兴仁外表忠厚老实，其实内心非常狡猾，他知道总督琦善与大学士宝兴和少穆制军[1]不和，就经常在琦相面前诋毁两位先生以讨好琦相，琦相也很喜欢他这样做，对他不仅颇为称许，还加以保荐。我每次排班侍坐，观察胡兴仁的说话做事，私下里总想：“这真是个阴险小人，琦相信任他，总有一天要吃他的亏。”
四川民情浮动，买卖田地，如同儿戏，往往有的人早晨是某一块地的卖主，到了晚上，又成了这块地的买主。地方官贪图契税，顺便从中捞取好处。如果几天没有人办理田产过户的，州县官员就着急的不得了。茶坊酒肆中，只要有人为田亩讨价还价，差役就会想方设法怂恿双方成交，甚至有的还只是在议论，根本没有确定下来，差役就已报告到官府开始征收契税，买卖双方只要稍微争辩几句，就会被关进卡房——这种风气已经很久了。
科举考场的积弊，各省都有，琦相欲行清理。我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总指挥，就可肃清。”琦相于是派川北道胡兴仁管理考场秩序，胡兴仁知道后非常髙兴，于是就从川北道署中传调差役等人来省城伺候，沿途滋扰百姓，藩台吴振棫老先生很不以为然。
我请示琦相说：“科场拥挤，多半是成都、华阳两县的人。一人入场，父兄亲族送考者动不动就是几十人，为了面子，争勇斗狠，一点也不肯相让，而名次在前面的考生反而进不去。能否仿照江苏的方法，提前几天贴出告示，告诉考生，确定点名时间，什么时间点哪一府的，排列明白，不是这个府的就不用来，漏点了的，等整个府的点完后，再一个县一个县地补点，不准超越。栅栏外先竖起大旗，上书某府、某县，一县点毕，再换一旗，一目了然，也就无须争先恐后。省城里的两个县，留在最后，更可安静。凡是送考的人，不准进入栅栏内，多派武员把守，不遵守秩序的立即拿下。如果照此执行，一定能够鱼贯而入，消除拥挤现象。”琦相表示认同，并下令照此执行。果然再没有发生拥挤。到下午六点左右，科场就已可以关门下锁了。
这个方法是少穆先生的章程。琦相与少穆先生是政敌，所以我说这是江南旧制，而不说是少穆先生的发明。胡兴仁在考场中颇作威福，又挑剔试题出得不好，被琦相申斥了一顿。科举完场后举行宴会，胡兴仁又想坐在首道的上面，琦相也没有坚持说不可。这时，藩司吴振棫开口了：“科考已经完毕，胡道员不得僭越首道。”琦相也连连称是，胡兴仁大为扫兴。
三月二十九日，是我五十岁生日，僚属家人都说要送戏做寿，我严词拒绝了；寿礼也一律不收，只将制成的寿屏留了下来。我的兼考、兼慈都远在仪征，不能来这里接受我的跪拜，我有什么好庆贺的？况且我年已五旬，功业未成，读书与仕宦之途也都非常平凡，自顾头颅，已经斑白，实在是惭愧呀。不过这一年，还有一件家事发生，那就是我决定立侍妾王绣佛为正室。绣佛侍奉我已经十六年，爱兰儿如己出，对待各位婢女妾侍还算宽厚。家里没有正室，总是不能统属，所以立王氏为正室。
[1]“少穆”，即林则徐；“制军”，即总督的别称。
升任藩司——最后的陛见
八月十三日，我接到吏部咨文：七月十五日奉旨补授贵州布政使。二十六日交卸，奉旨北上京城。
九月初七，我从四川启程，一路上阴雨连绵，走到陕西岐山县，接到朱批：“著来见。”二十八日大雪，我又从咸阳往西安赶，二更时分才到达，司道官员在粮道衙门宴请我。旧燕重来，林亭如昔，却已是物是人非。
十月，我到达山西寿阳县，我的岳父黄怀谷先生留我在县衙住了三天。黄夫人去世一晃已经十年，目睹宿草空庭，我不禁悲从中来，整夜难以入眠。想起黄夫人嫁给我十几年，最初寄住在娘家，后来同居京师，我供职翰林院，俸禄微薄，常常难以为继，幸好现在宦囊稍丰，可是夫人却已埋香黄土，为什么这么缘浅福薄呢？我只恨自己不能找月下老人问个究竟。
十一月初三，道光皇帝在静明园无私殿召见我。
“你几时从四川动身的？”皇上问
“九月初七。”
“沿途的年成怎样？老百姓生活怎样？社会还安定吗？”
“今年不但各省的收成都很好，而且冬天又早早地下了一场大雪，麦苗受到滋润，明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近年来四川的啯匪比起以前怎样？”
“自从琦善总督到任，缉捕甚严，罪证确凿的当即予以正法，所以匪徒销声匿迹，道路平安。我想四川人心浮动，吏治宜严；从三国时的诸葛亮到唐代的严武再到宋代的张咏都是一代名臣，他们镇守四川时都崇尚严法，至今脍炙人口。”
“不但治蜀宜严，其它地方也要严，严厉尚且办不动，何况宽纵呢。”皇上又说，“你看历任四川总督谁最好？年代久远的你当然不知道，我也不复记得。”
我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问，也就不敢随便回答。
“我看都比不上琦善，其人绝顶聪明，久任封疆大吏，什么事没办过？”皇上说。
“的确如圣上所言。”
“你看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吗？”
“琦善蒙圣上弃瑕录用，常常对臣等感激天恩，以至于泪流满面。”
“你看裕诚怎么样？”
“这个人可以称得上中正和平。”
“我嫌他太疲软。现在琦善调任陕甘总督，你知道吗？”
“昨天到京城后，我才得知。”
“现在没有人可以胜任四川总督，不派裕诚又派谁去？他即使不能大力整顿，大概亦不至于坏事。”
“我看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很公正。”
“裕诚这个人，我同他最熟，他不但在内廷行走多年，而且是已去世的孝慎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最后皇上又说了句，“你明日再递牌子吧。”
初四日五更时分，我再次到宫门等候皇上召见。
“去年琦善攻打野番中瞻对，却是为什么？”皇上问道。
“中瞻对一向桀骜不驯。嘉庆年间，酋长罗卜七力带头滋事，前四川总督常明带兵征讨，没有得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夷人也就更加骄悍。后来罗卜七力死了，其子工布朗结年幼，边境就安静了几年。近年来，工布朗结与德楞格野番结为婚姻，吞并邻境。去年，打箭炉土司甲木参龄庆具禀琦善，说工布朗结将要往巴塘、里塘一带复仇寻衅，恐怕会梗阻进入西藏的驿路。琦善晓谕禁止，工布朗结不听，于是琦善决定征讨。琦善派松潘、龙茂等地士兵为向导，直抵夷寨。工布朗结害怕了，就归顺了朝廷，琦善也就班师凯旋了。”
“琦善去了几个月，共用了多少军饷，是谁人担任粮台？”
“连来回的时间总共将近四个月，共支出军饷十一万多两，随营粮台是委员轮流担任，后方的督办粮台是我。”
“你代理布政使有多长时间？”
“六个月多一点。”
“清查库款，是你办的吗？”
“藩司陈士枚没有办完就升职了，我到任后，接手查办。”
“四川库存，还有多少银子？”
“臣交卸时，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两。现在还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每年的田赋，足够供本省开销吗？”
“四川是每年接受朝廷拨款的省份，每年广东还会协助一部分粮饷，以供西藏驻军使用。”
“四川省城驻军共有多少？”
“四川省军、督、提、城四标，共约三千多名，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省城的米粮够吃吗？”
“成都下属十六个县，全部依靠都江堰的水灌溉，从来没有荒歉，这就是所谓的沃野千里。四川本来是鱼米之乡，不但足够供应本省百姓，并且接济两湖和江南，老百姓的生活并不艰难，只是游手好闲的太多，所以地方上容易滋事。”
“游民为什么如此之多呢？”
“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从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都需要雇请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到了四川以后纤夫就用不上了。这些纤夫没有落脚的地方，又没有钱回老家，下水的船只又不用雇纤夫，所以这些人流落异乡，群居为匪，因此每次办一起啯匪大案，胁从的人多半是游民。”
“那么怎么办呢？”
“除了有犯必惩遇案严拿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所在地方的官员缉捕得力，这些人就有所忌惮。”
“四川吏治怎样，官员是否勤政，能干不能干？”
“州县官员中人才出色的很少，多数人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总之是全靠上司提倡。”
“你明日再递牌子吧。”
我向皇帝跪安，然后便退了出去。
初五日五更，我第三次到宫门伺候。皇上说：“我放你做贵州藩司，贵州土地和人口都很少，库存的钱也不多，你可不能任听下属闹出亏空来。依我看，地方官和京官不同，地方官确有政迹可考，是因循守旧还是力图振作，从递上来的奏折里，我就看得出来。理财固然是藩司的本职工作，可是考察官吏却是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你是读书明理的人，还要我多说吗？记住，用人不可先有成见，进入仕途的有四种途径，满、汉、科甲和捐班，哪一类里面没有人才呢？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没读过书，捐官本来就是将本求利。“廉”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既然说捐班不好，为什么又准许开捐呢？”皇上拍手叹息道，“只因为经费无所出。既然已经允许，这些人请训时，又怎么能不让他去上任呢？那不是骗人吗？”
“皇上这种不得已的苦衷，海内的臣工，大家都是理解的；况且皇上克勤克俭，即使准许捐资做官，也不过是为地方百姓考虑罢了。”
“你们受国家重恩，做这样大的官，还不肯为国家分忧吗？不管是你们弹劾的还是举荐的，送到我这里，或者勒令退休，或者送部引见，我绝没有不准的；你办事公正持平，那些下属也就闻而生畏。”
“臣到任以后，一定随时留心察看，如果捐纳人员中实在有不能胜任的，我一定与总督和巡抚商量后详细奏明，一定不敢为了讨好属员，而置一方百姓于不顾。”
“总督、巡抚当然是封疆大吏，藩司和臬司一省又有几个呢？难道不也不是封疆大吏么吗？督抚的话，固然不可不听，但也不可尽听，你遇事总要自己拿定主意，才不至于随声附和。”
“臣分内的事一定不敢推诿，分外的事也一定不会擅专弄权。”
“我也不是叫你天天和巡抚打架拌嘴，你总要揆情度理。巡抚说得对就遵从，说的不对就不遵从”。
“臣谨领圣训，努力做到不激不随，争取对公事有所帮助。”
“我今日叫你做藩司，是要你以后做一个好总督、好巡抚，你一定不要自暴自弃。”
“臣一定不敢辜负天恩。”我叩首道。
“我今天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即便再见面也是这几句话。你赶紧收拾东西起身上任去吧，明天不必进来了。”
“是。”
皇上最后又说：“考察官吏要紧，其他的不多说了。”
“谨遵圣训。”然后我跪安后退了出来。
十一月十五日出京，家眷安置在四川，计划由蜀入黔。听说贵州道路崎岖难走，需要的路费很多。凡是书画稿案，以及各种家具摆设，都准备分送给各位同事，以便节省旅费。途中我顶风冒雪而行，因而得了重感冒，只想着快点回蜀就医。
十二月初七日，我到达陕西省城西安，过去的同僚挽留一天。初九日我由西安再次启程，走到昭化县大木树地方，接到陕西长安县县令姜申璠的来禀，说我已调任甘肃布政使。当时已近年关，看来只能留在成都过年了。二十七日我抵达成都，接到琦相的信函，里面抄录上谕说“饬赴新任，无庸来京请训。钦此。”
岁序匆匆，劳人草草，暂憩数日，又将取道东行。
我在蜀暂住，又恰值岁末，公事一概不问。成都县县令郭志融、华阳县县令李卿谷都是我任内调来的，和我商量说：“新任总督徐梅桥想遍查保甲[1]，可惜无处下手。”我说：“这里流民太多，如果能遍查清楚，也是平息祸乱的方法。每天清晨城门开启后，从四座城门进入城里的人不下二万，这些人身无寸缕，入城寻找营生，为人扛抬负重、扫地拾秽以换口饭吃。日落时城门关闭，不准这二万人在城居住，一律驱逐出城，这些人并没有固定的住处，庙檐、坟圹、水边、桥下、堠馆、邮亭都有流民栖身。有的今天住在东门外的破庙里，到明天又住在西门外的茶棚下，籍贯也不可考，姓氏也未必真实，也没有人收管，听其自生自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对总督说呢？”郭、李两位都说：“制军[2]令出必行。”我回道：“这就不是我该知道的了。现在要做一次普查，就要事先制定章程，绝不是予智予雄[3]就能办成的事情。”郭、李两位又说：“承蒙您调我们来到省城，原想往上再进步一点，没想到徐总督到任，诸事焕然一新。光是年关时两县的摊派供应，我们俩每人就要出七千多两。总督府中绣花门帘就有七百余条，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嘉定府知府俞文诏，因犍为县猓匪出巢，几乎被包围，受到总督言辞责备，向我哭诉。我安慰他说：“你将贼我形势的地图面呈总督，请示堵御的方法，切记不要推卸责任。至于具体怎么做，就在你自己了。”俞文诏原是广东茶商的儿子，由刑部司员捐纳知府，选授现职，应酬一道最是擅长，没有多久就与徐总督相处得非常融洽了。兪文诏初到四川时，很担心琦相将他留在省里而不让他上任。我因为受杜云巢兄弟的委托，邀请他到臬司衙门，随同问案。等到琦相从中瞻对回来，问新来的俞知府怎样？我说：“人很聪明，再加历练，应该是个人才。”琦相回答：“既然是个人才，就让他上任去吧。”俞文诏由此很感激我，认做世交，并拜在我门下。
[1]“保甲”，即古代统治者通过户籍编制来统治人民的制度。
[2]“制军”，清代总督的别称。
[3]“予智予雄”，指自以为聪明和英雄，形容妄自尊大。
1850年道光三十年
正月，道光帝崩，咸丰继位。
六月，洪秀全在广西举兵反。
九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驰赴督征。林则徐日夜兼程赶往广西，病逝于潮州。李星沅接任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洪、杨之乱终于不可遏止。
第一次任甘肃藩司
皇上大行
我原定于正月初十带着全家赴甘肃上任。
初六日，接到皇太后驾崩的消息，当即换上素服，并摘去顶子上的红缨。我从宁羌州大安驿往南走，走到白马关一带，经过一座山，山的名字很怪，叫鸟鼠同穴山；一路山势高峻，驿站之间相隔很远，又没有客店，没有公馆，很多地方甚至没有驿站，偶尔有差使过境，地方官都是事先租借民居预备好，虽然临时打扫了，但也还是觉得芜秽不堪。我因为这条路比走大路近几站，所以独自带着几名仆人从这里走，而让家眷和下人，顺着西安驿道往东来。
二月初一，我来到陇西县，接到琦相的专函，惊悉大行皇帝龙驭上宾，只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想起三个月前皇上在静明园召见我，我仰瞻圣容，还觉得圣容十分丰满，声音也很洪亮。虽然当时也听说圣上身体稍有不适，怎么也没想到他就这么丢下亿万臣民而去了。又想起我经过西安时，任职陕西臬司的同年朱丹木，曾私下里对我说：“明年元旦将有日食，这是个凶兆，查阅过去的记录，往往都应验了。”我反驳说：“天道难测，怎么会写在历书上呢？你真是个食古不化的人！”没想到现在他的话竟然应验了，可见上天确实已经预示了啊。我一介书生，自从科举及第后，几次蒙受皇上恩德特简任用，经常施恩于我和我的一家，追念二十几年的豢养之恩，不觉涕泗横流，不能自已。一个人坐在肩舆上边走边想边哭，形神几丧。
二月初八，我到达兰州接印视事。第二天我跪接先帝遗诏，随琦相到万寿宫开读，朝夕哭临，缟素视事。二十五日，我换上吉服到东郊外，随着琦相跪接新帝登基的喜诏，宣读如仪。
整顿吏治
有一件甘肃清查的案子，去年没有核实清楚，却被一个叫孙洁清的心术不正的幕僚上下其手，搞得一个事情有几种说法。已被革职的官员陈昌言控告前总督布彦泰，中间就牵扯到清查不公。钦差礼部尚书祁寯藻先生和琦相一起上奏，请旨另赏限期，将清查的账目再核实一遍，夹片中奏请钦派清廉能干的官员来任甘肃布政使，这就是我来甘肃的原因。据祁离藻先生说琦相请示的时候，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可见圣上已是了然于心。
钱粮的事并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既然先帝命令我核实清理，我自当加倍小心。据查，甘肃亏空的原因，大多是从生息、摊捐引起的。所谓生息，就是用道府库存的粮食作价，或者是以库存的银两，或者以粮库里的粮食霉变为由减价出卖，换成银子贷给商人生息，以弥补仓库的亏空和分摊。各州县亏空正杂库款，交卸的时候不能按数交出，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因为承接了前任的漏洞，又不甘心自己掏腰包；第二种是因为家庭负担重，挪用之后不能归还；第三种是因为征收钱粮时，百姓只肯交铜钱，但近年来银价大涨，按原来数目征收的铜钱兑成银子后交到藩司衙门，赔进不少。在任时东挪西补，还能够勉强支持，一旦离职去，老底就露出来了；于是就请示道府立案，不分正式官员还是代理官员，按月流摊还款。如果能够落实，那么库里的款项总会有个着落，可是州县官员对于分摊到自己名下的款项，在任的时候分文不交，离任的时候又将自己亏空的并入前任已经流摊的事项里面，再次请示道府并案流摊；甚至由原来定为分三五年流摊的，延长到十年八年的，辗转多次，无止无休。以前瑚松额、恩特亨额两人任陕甘总督时，也曾办理清查，都没有能杜绝这种风气。所以迁延到现在，亏空的数字也就越来越大。
我想既然要清理，如果不先将生息、摊销两个弊端消除，弄清到底亏空多少，因什么原因而亏空，否则查了也是白查。于是我就命令各道各府就近稽查，不能有丝毫隐瞒。如清査后再发生新的亏欠，那么就是各道府共同作弊，追究起来，无可推辞。于是我将截止缘由，先行详奏户部，户部也同意了我的方案。
此次清查的办法是：如果生息截至本年为止，不足的利息就由发放贷款的官员追缴；分摊之后仍然不够的，剩下的缺口按月扣除官员20%的养廉银弥补；已经征收还没有上交的粮款，或者是官员任期内亏损的，定下期限，分期追缴。如果一人既有任期内亏损的又有追赔前任的，那就先赔补任期内实际亏损的部分，再落实追赔的款项。发生实际亏损的，分别按亏短银数的多少，先给予降职或者革职留任的处分，亏空没有补上的，不得升调。
如此一来，共查出现任官员实际亏损银子十六万八千二百五十多两，需要追赔的有四十六万七千六百七十多两；贷出生息的银两十一万一千六百多两，钱七万五千四百多串；摊销各案的银两三万六千三百四十多两，钱七百多串，粮食二千一百石；需要扣除养廉银来弥补的银两有十二万八千八百多两，钱四千二百三十多串；已经征收没有上报的银两十七万五千九百多两，粮食三万八千一百多石，马草十九万八千一百多束。除了陆续交还藩司库中以及府库中原有的存款外，总共应追还的银两、粮食、马草合价共折银十九万多两。统计此次复核清查所造的生息、摊销、实亏、着赔四项，与去年的数据都不相符。
清查之后留存的证据有很多，于是我命令将所有条据照抄一份存在家中，以备查考。此次清查系凭各道府督率现任官员，逐项查出，藩司衙门没有任何刪改，由现任官员盖上本管道府印章并具结为凭，清查局官员韦承庆、陈泉州也有具结，日后如有人借此生事，一定将道府及清查的州县严参，藩司衙门不承担任何责任，以上情形已用附片奏明皇上。
发商生息，最是劳民伤财。心术不正的州县官员，捏造事实，禀报上级道府，说接收前任的仓粮中有粮食霉变，或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削价出售。道府有的是被这些人蒙蔽了，有的是明知作假而故意放纵，批准低价出售，发商生息，其实粮食并没有霉变。户部定价每石一两，如果请求出粜二万石，那么就只拿七八千两银子发商生息，其余一万多两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了——剩下的亏空就准备用利息给填上。可是后面接任的，将所收利息，不用来填补前面的亏损，反而又添出霉变粮石，一并生息。道府既然已经批准前面的，当然也就不敢驳斥后面的。假如有能坚持原则的道府不批准他们的请求，州县官员就扬言说：“道府收了我‘三节两寿’的陋规，却不为我弥缝漏洞，那么我送银子给你又是所为何来呢？”道府被他们挟制，也就不得不曲意相从。甚至有丧心病狂的州县官员，将上任贷出的本银，一概提用，导致粮库银粮两失。至于那些商人们，有不少人贷款后就逃得无影无踪，那就更没法追讨了。道府与州县官员，猫鼠同眠，或者是贪图平常的陋规之外的馈赠，于是将库存粮价，私行借给州县官员；甚至有的道府将此县所存粮价，通融发给彼县，变幻离奇，令人不可思议。
在西路一带，粮仓出售陈粮购进新粮，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仓库里的粮食本来就不干净，百姓当然不愿领。地方官刑驱势迫，勒令具领，百姓无奈只有赴县等候。待官府开仓发粮，一斗一斛，总要克扣一些，中间又掺杂了秕壳、稗子和霉烂的粮食来充数。每个村派领若干，只准增加不准减少。那些无钱购买的农民，就责令他找个富户为他担保，秋收后加利息还给粮库，往往二石新粮抵不上一石旧谷。等达到仓粮应征数字后，就不再收实物粮食而改收银子，又故意压低价格，老百姓又要受一次剥削。近来百姓也渐渐明白所谓出粮购粮都是州县官员自肥的伎俩，不尽是为国家仓储，刁悍的乡农就拖延不交。差役得了花户的好处，就捏造说花户已逃亡，情愿接受办差不力的处罚。
遇到水旱灾害，政府借钱给百姓买种子，这本是国家爱护百姓的一项仁政，也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普赐春祺”。州县领到银子后却假造名册，送到藩司衙门备查，藩司衙门的书吏因为每年都会收到州县官员的好处，所以也就从不挑剔。多年来出借籽口的款项，交到百姓手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州县官自肥了；个别州县官员体恤民生多艰，偶尔有实发的，也多半被衙门里的书吏派人冒领，不能惠及百姓。我过去在山西就熟知各种弊端，现在来到甘肃，发现情形差不多，于是严厉禁止，不准出借籽口，一来可以保护国帑不受损失，二来可以杜绝官员贪污。我已经奏明朝廷，明年春天不打算出借籽口。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有开着宝马领救济的人，此中弊端可谓古今同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邓廷桢先生就任甘肃布政使，大力提倡垦荒，目的在于增加耕地和赋税。可是他不该误听委员丁元淼的邪说，虚报数目，说查出开垦耕地一万八千多顷，又得到野番的贡地四万一千多段（“段”同“石”，是北方常用的丈量单位。1亩=1.6斗，一石等于10斗，也就是说，一段就是16亩），应征银一万七千多两，粮食二万三千多石。但这些耕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民间因此受累无穷，地方官也常常因钱粮征收不齐而受处分。
琦相想奏请豁免这个沉重的负担，我大力支持。奏稿几次修改，还是不能确定用什么形式上奏。直到有一天排班参见时，我对琦相说；“新皇登基，广开言路，下诏求言。您为什么不就以应诏求言作为缘由呢？”琦相将奏稿交给我，我代他誊正然后发了出去。我又带头捐款，大家一共捐款两千两送给户部作为部费——担心户部书吏从中作梗。上奏以后，皇上特旨批准了。
为了整顿军务，琦相着手裁汰老兵。固原的士兵，提督成玉本来就管不住。这些士兵又听说要裁汰老兵后招募新兵，不让兵家子弟递补，于是全营大哗，一齐到教场集合，提督衙门为之一空。巡捕前往解劝，士兵们说他偏袒、包庇，将巡捕按在地上，把他的头发和胡须都拔光了。其实，这些士兵虽然骄悍，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平庆泾道范懋德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亲赴敎场向众兵磕头，请求他们解散。众兵不从，范懋德又写下具结[1]交给队长，保证不再裁汰老兵，闹事的士兵才回营。
消息传到省城，琦相派副将特克慎前往调查，调范懋德进省城。范懋德还以为自己功劳甚大，提出依照军功标准让琦相保奏赏戴花翎[2]。等到见面后，才发现琦相很不高兴，甚至怒形于色，范懋德才一下子泄了气。
去年范懋德被派到甘肃来，就带着廷寄，交给总督布彦泰察看，廷寄中就有“看这个人才能平庸，难以胜任道员职务”的话语。布彦泰还没来得及任命他，就移交给了琦相，而琦相又因受礼部尚书祁寯藻先生的委托，想让范懋德自行引退，就以此奏明朝廷，让我劝劝范懋德。我和臬司明谊向他暗示了琦相的意思，可是，范懋德自夸功绩，并无退意，反而央求我和明谊为他在琦相面前说情保举。过了几天，我们答复他这件事实在难办，范懋德因此对我和明谊恨之入骨，也只好随他去了。
范懋德本是陕西商人，最初捐的是通判，后来一级级加捐直到道台。这个人性情乖谬，而且目不识丁，声音笑貌让人嗤之以鼻。听说他所延请的幕友是京师一个失业的塾师，平常到处游荡，顺带帮人打官司，没有人敢将子弟交给他教，范懋德却以为以为捡了个宝，敬若神明。
总督和藩司到任，按惯例要委派道府盘查当地粮库，我到任后当然照办。范懋德盘查到静宁州的时候，向当地差役大肆勒索，又挑剔别人招待不周，不能让他满意，竟然用五百里加急快马递送公文控告。会宁、静宁等州的驿马不足，请臬台明谊核实，经过臬司明谊调查，将范懋德和静宁州知州张若敬等一起撤职，提到省城审理，由琦相上奏朝廷，以防这些人抵赖。
[1]“具结”，类似于现在“保证书”之类的东西。
[2]“花翎”，清朝官员在立功之后的一种奖赏，由皇帝亲自颁发，一般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
征剿野番种祸根
西宁一带，很久以前就受到野番的滋扰，黄河以南，野蕃的黑帐越来越多。甘州、凉州、肃州、西州四府都不堪其扰，就连马厂繁殖的马匹，也几乎被抢掠一空。提督、总兵等将领，总是报喜不报忧。居民被害的很多，以前虽然几次查办，而番贼的窝巢，如柯柯乌苏、额尔贡等地方，从来没有官兵去过，不过是浪费军饷，捏造战况报功而已。所以贼匪胆子越来越大，视官兵如儿戏。再加上熟番、汉奸以及蒙古、回族部落互相勾结，竟然侵扰到甘凉大道。来往的大员都饱受惊扰，连新疆驻军的军需物质都被他们抢走了，简直不成体统。
我三月到达甘肃时，琦相就有了剿办贼番的想法，他整天在校场练兵，不回总督衙门，也不和人商量。因为军务非我藩司职责，我也就不便过问。等到琦相命令我筹饷运粮，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七月中旬，琦相上奏委托我暂时代理总督衙门事务，札文结尾抄录奏稿，里面有“酌带官兵一千二百员，巡查边卡，遇贼剿办”的话。我和按察使明谊一齐拜见琦相，劝说道：“番贼肆虐，依法必诛。只是番贼出没无常，闻风即逃，如果大帅劳师远征，找不到番贼，那怎么向皇上交代呢？大军一动，兵饷开支就不是个小数目，事宜慎重，还请大帅三思。”琦相承认我们说的话在理，可是出征日期已定，前队早已启程，事情已经停不下来。
后来听说官兵到达柯柯乌苏，番贼已逃走，大军追到马庆雪山就停了下来。回兵时将雍沙地方的番人营帐洗荡一空，捉获了五十七个冬都鲁人，派西宁道文桂解送到省城，命令我、明谊和文桂一起会审。
十月初，西宁道文桂将人犯解送臬司衙门。当时，臬司明谊因为办案去了京城，代理臬司的是巩秦阶道（康熙二年置洮岷道，领巩昌府、秦州、阶州，乾隆二十八年更名巩秦阶道）朱其镇，号九山，浙江人，和我是已丑同年，在翰林院又一同共事多年；等到他外放甘肃道员时，我正任陕西督粮道，还资助了他路费四百两。我来到甘肃，九山兄因为老病不支，想再升一级后就归隐田园，恰好臬司出缺，我就致函琦相商量让他代理臬司——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一次是害了他，又委任庆阳府知府步际桐代理兰州知府，后者也是已丑同年。文桂将犯人解交，朱其镇邀我一起查点人数，按照从西宁带来的口供，让翻译马图逐一传问。
据马图禀报，所有人犯都没有翻供。第二天，代理臬司朱其镇会同代理兰州府知府步际桐等，在臬司衙门逐日审讯，至于说他们是如何讯问的，委员从未向藩司衙门通报过。因为刑名案件属臬司职责，况且又有臬司亲自督审，我也就不便过问。到十月底，人犯供招已定，臬司又邀我和文道台一起过堂，犯人口供虽然听不懂，不过看他们的表情好像也并非勉强。后来营中将这些番人抢劫的证据送来，也都是步际桐与臬司还有各位委员一同核对的，我一概不知。上报后，琦相再次过堂。第二天，琦相对我说：“这些人供词切实可靠，杀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次出征，琦相认为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养痈遗患[1]，既不能震慑番匪，迫使他们早日回到老巢，又不能纠察汉奸，阻止他们互相勾结；而且青海办事大臣衙门里的书役、翻译有很多人也与番贼勾结，希冀坐地分赃。琦相到西宁后，并没有请哈勒吉那一同剿贼，等到事情完毕，又不一起联名上奏，简直就把哈勒吉那看作一个赘疣[2]。
哈勒吉那心里非常害怕，又受人挑拨，就弹劾琦相“滥杀良番，恐开边衅”。皇上三次命令琦相明白回奏。琦相反复疏陈，并弹劾哈勒吉那“素不识字，惮于用心，属下的书役、翻译，半通番匪；对境内旅馆窝藏盗贼全不查处；对蒙古约束不严，也不善于约束”。奏折送上去后，皇上心中疑虑仍然没有释怀。当时皇上登基不久，广开言路，大小臣工都想趁机好好表现一番。琦相几次被参劾，列出的条款有很多根本就是污蔑和诽谤，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也敢妄陈。琦相厄运将临，番匪幸逃诛灭，这大概是上天注定的吧！
此前皇上下令各省督、抚大胆举荐或弹劾，我虽然不才，但承蒙琦相看重，写进了举荐的奏章，我几次坚决推辞，琦相没有答应。我后来因此奉旨赴京陛见。当时因琦相到黑城子剿办贼番没有回来，而且我经手的清查案件也还没有结束，不能交卸。之后又遇上皇上加恩，我的长子兆兰遵从皇上谕旨，恩荫进入国子监读书，他当时才八岁，只是到吏部注了个册，并报江苏原籍存档。
皇上又下令各直省督、抚、“两司”就政事提出建议，我的老师陕西布政使常南陔来信问我有何想法；京中关心此事的人，也来信询问我。我想我们这些外官，非朝中那些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可比，既不便指出其他省的问题，更不便列举京师的弊端；别省和京城贤能之士极多，又何必我来多费口舌？至于本省地方的利弊，在此为官，随时可办，又何必用奏折亵渎圣聪，自显才能，以图升迁呢？因此决定不上条陈。况且国家大事，识力不到，不敢妄言，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是徒增笑柄罢了！
十一月廿八日，我接到吏部咨文，蒙皇恩调任河南布政使。我将经手未完的公事赶紧了结，于腊月初八交卸，十七日递折北上。计算一下，我来甘肃刚刚十个月。
我在藩司任内没有什么未完结的事情。管理库款从没有长支滥借，各种具结和条据都已报告总督存档，另外誊写一份备查。清查的名册底稿也另造一份，放在行李中，以备不测。接替我代理藩司的是西宁道文桂。我的家眷仍然住在藩司署中，等新任藩司李嘉端来了后，再搬出来。
我上次由蜀赴甘，走的是南路白马关，这次从东路行走，可以观赏六盘山风景。途中接到我请求觐见的批复：“著来见。”
除夕前一天，我抵达邠州，与此同时接到军机处公文，命我前往山西，会同山西臬司孙毓溎，查办现任陕西臬司多慧以前在山西太原府、冀宁道任内纳贿营私以及巡抚兆那苏图徇私隐瞒的案子。这天晚上，我将公文照抄一份，第二天派家人专程送往山西，嘱咐孙毓溎调阅卷宗传唤人证，以便会审。
然后我在长寿县过了个年，下榻的公寓很小，长寿县县令赵挺之又极俗，没有什么可谈的。长途跋涉疲倦已极，到起更时便睡着了。
这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就在二十天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的桂平县，一场惊天大乱已经像洪水一样在南中国的大地上蔓延。历史证明，这场动乱不仅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走向。
[1]“养痈遗患”，指生了毒疮不去医治，给自身酿成祸患；比喻姑息坏人坏事，终受祸害。
[2]“赘疣”，指多余无用之物。
1851年咸丰元年
正月，昭告天下，广求贤才。
三月，李星沅卒，以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接办军务。秀水知县江忠源举办楚勇。
闰八月，洪秀全攻占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并分封诸王。
十一月，赛尚阿督向荣、乌兰泰军合围永安。
第一次被贬
拐道山西查贪污
大年初一，我一早起来焚香祈祷之后，坐上轿子赶路，下午三点多就抵达了乾州驿馆。
大年初二，我到达咸阳，用奏折向皇上报告行程。正月初三日则抵达了西安。第二天，陕西巡抚张祥河设宴招待。初五，我雇请车辆启程前往山西，路上听说陕西盐道崇纶和陕西臬司多慧接连几天派家人到山西“活动”。
我经过介休县，命令县令将多慧交代的卷包封送省城太原。巡抚兆那苏图派戈什[1]巡捕等人来迎接，顺便打听消息，一路上我只字不提案情。正月二十日，我到达太原，巡抚和“两司”等在官厅相见，兆那苏图随我到贡院拜会。这时，军机处的公文，他已经知道了。我想如果不是军机处的章京暗地里给他传递了消息，就是孙毓溎预先告诉了他。
兆那苏图的意思是要我尽量大事化小，我认为事关重大，多慧已经声名狼藉，况且不知道具体案情到底怎样，所有没有答应。兆那苏图听了很不高兴，只是说：“多慧是我保举的，也曾经拜在我门下，他的家庭负担很重，如果这一次被革职，他一家子何以为生呢？”我笑了一笑，没有作答。
兆那苏图在陕西任汉中道时，曾和我在同一省为官，我升任福建臬司时缺少盘缠不能动身，他还借给我一千两银子，而且曾和我结为金兰之好。这个人粗识字义，沉湎于酒，性情偏执，很难说有什么优点——哎，当初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竟然和他结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