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二日，我清査涉案条据，都是多慧一手经理的，通过卖官来弥补亏空，的确是证据确凿。多慧用人，完全不考虑品德与才能，只论出钱的多少，因而百弊丛生、不成体统。前任介休县县令多瑞因犯案被降调时，曾将征收的地丁银一万多两席卷而去。后任请示冀宁道姜梅之后，分十六年流摊。姜梅因为得了那个人的好处，就批准了，可是后任流摊后并没有补上亏空，不过是纸上空谈而已。多慧办理清查，故为掩饰，以致挪新掩旧，越亏越多，仓储的粮食几至糜烂。我请示勒令多瑞补上亏空后才免于处分。
孟春亭，是一个放高利贷为生的人。多慧在任潞安知府时，就和他有交往，等到调任太原知府，后来又升任冀宁道，彼此交情就更加亲密。我调查账簿，发现他们交往多年，馈送礼物都有来往账据为证。弹劾多慧的奏折上说孟春亭包解钱粮，与多慧结拜等等，看来也未必是假话。我提讯孟春亭，他却坚决不肯说实话，又不好用刑，只好如题完结。太原府知府延志又将此案许多证据藏了起来，我也就无从追究，只好即行奏结。
我进入山西以后，就致函按察使孙毓溎，让他转告太原知县，一切供应招待全部取消。到达太原后，我将带来的下人都锁在官署里面，每天的柴米油盐之类，派守门的仆役到市场上平价购买，当时结账，有每天的领条作证，不用当地一分钱。结案后，知府、知县呈送门包[2]，我全部当面退还。布政使蒋霞远与司道官员一起来给我送行。蒋霞远说：“有几句不中听的话奉送，不知您愿不愿意听？”我说：“大家的情谊我心领了，此次奉上谕来办理这个案子，只不过是因为顺路进京，所以才派了这个差事，不比那些从京城派来专门审理此案的钦差；昨天大伙已经送了我几石煤和一石米，这已足见东道主的厚谊，怎么还敢有其他的想法呢？至于您想说的，既然是不中听，那就不用说了。”
此次审案，山西省委派了两位候补知府相助：一位是袁严龄——和我是已丑同年；一为是陈开第——乃刑部尚书陈子鹤的同族。这两位虽然备职委员，而提问各州县和孟春亭都是由我亲自审理的，奏折也是我由主稿核定，让家人牟文在住处誊正，外面人无从窥伺。只恨孙毓溎完全不管不问，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二月，到达北京，皇上一共召见八次。我的长子兆兰则承袭六品恩荫。
三月，抵达开封，正式就任河南布政使。
河南幅员广阔，各州县征收的粮食也多，运送到省城的粮食加上运输人员在路上消耗的总共将近三百万石；州县官员拖延着不将粮食运省，省城没有粮食支放。我命令造出征售和解送的清册，详细记录应征多少、起运多少、已征未解的多少、留支实欠多少，条分缕细，拖欠者按照册子追究责任，不到半年，就征收了一百七十多万石粮食。
[1]“戈什”，即戈什哈，为满语汉音译，意为护卫侍从。总督、巡抚、都统、总兵等皆设有此随扈职务。
[2]“门包”，指贿赂守门人的财物。
革职流放
六月，我因去年在甘肃时参与琦相剿番的事情获罪，奉旨被革职，押送刑部复审。按规定，甘肃生番是不准越过黄河的，但近年来他们因为蒙古的勾结，渡河的生番人数达到了几十万。这些人沿边抢掠，民不聊生。琦相奏请巡视边境，乘机围剿，将雍沙贼帐一举荡平，并生擒五十多人，交给代理臬司朱其镇审明正法。后来，朝中御史和青海办事大臣弹劾琦相擅自杀戮良番，朝廷派都统萨迎阿查办。萨迎阿和琦相一向不和，于是教唆贼人同党翻供，将原任的总督、藩司以及参与此事的道员拟判流放。皇上认为这些官员既然没有招供，就不能仓促定罪，命令一并押到京城复审，刑部堂官和司官大多数人也和琦相不和，也就不想平反，只是减一等再定罪。
剿番这件事，我既没有参与，审案时又没有主稿，刑部无罪可判，只好以听任属员滥用非刑的罪名，遣戍军台（军台，清代设置传递军报的机构。清制，除全国腹地设有相当数量的驿所外，通向沿边地区专司军报的是站、塘、台。甘肃嘉峪关口外设“塘”；西北设“军台”。清朝时常将犯罪的官员放逐军台戍守）
同年九月，王夫人带着我的儿子兆兰来到了北京。
1852年咸丰二年
二月，洪秀全放弃永安，向东突围，进攻桂林，乌兰泰战死。太平军转攻全州，江忠源扼守蓑衣渡，太平军南王冯云山战死。
五月，太平军攻陷道州。
七月，陷桂阳、郴州，进攻长沙。诏夺赛尚阿职，以徐广缙代之，太平军西王萧朝贵战死。太平军攻长沙不下，解围向北，攻下岳州，得到吴三桂所藏军械和船只5000多艘，实力大增。太平军沿江东下，攻占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战死。徐广缙被革职，向荣为钦差大臣，张亮基任湖广总督，潘铎任湖南巡抚，骆秉璋任湖北巡抚。
十二月，曾国藩创办湘军。
遣戍军台
五月，我到达戍地。咸丰皇帝知道我的冤屈。十一月，皇上便下旨，就在戍地赏给我四品顶戴，令我补授河南按察使。
十二月，我回到北京，奉旨召对了两次。皇上命我立刻前往河南就职，可是几天后，我又接到圣旨，调补我为湖北按察使——当时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出京城。
1853年咸丰三年
二月，太平军入江宁，旋改称天京，分兵破镇江、扬州。钦差大臣向荣驻兵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
四月，钦差大臣琦善建江北大营围扬州。
五月，洪秀全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西征，进围南昌，曾国藩率湘军驰援。
十二月安徽巡抚江忠源战死。
第二次被贬
在钦差大臣与直隶总督之间左右为难
正月，我在赴湖北途中，接到圣旨再次调任河南按察使，于是我又转赴河南开封走马上任。
不久，接到皇上旨意：“（河南）巡抚陆应谷出省防剿，如有要事，准许该员自行具奏。”当时发逆（你们现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称之为太平天国起义，我们那时称之为发逆，也就是所谓的“长毛”。我在给你们讲故事时，为了让大家好懂，很多称呼都已经改了，但是，我对洪秀全，对所谓的太平天国，我的称呼是不会变的——太平天国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邪教组织，洪秀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教主——哪怕再过一百年，我也还是这么看）北犯，河南全省戒严。我一面委派候补知县蒯贺孙建厂铸炮，一面增募乡勇，储备粮食，加强省城的防务。
二月，我奉旨补授直隶布政使。当时开州长垣告急，我从河南带兵进驻兰仪庙工，扼河而守。在庙工，我又增募了三千名乡勇，亲自加以训练，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劲旅。
三月，我奉命督办直隶军务。
五月，兼考大人去世，我奏请开缺，回家守制。但是随后我接到圣旨：“着毋庸开缺，等防堵贼匪的事务结束后，再行回籍治丧。”
贼军直扑陈桥渡口，我亲自率领副都统德顺等迎击敌军，缴获两艘贼船，生擒太平军伪军帅莫应扬等七十五人。
钦差大臣胜保，因为贼军窜向天津、大沽，征调我前往会剿。直隶总督桂良（此公既是咸丰弟弟恭亲王奕的岳父，也是咸丰叔叔惠亲王绵愉的岳父）又用八百里檄文调我带兵撤回省城保定。我于是连夜带兵回省，刚刚到达保定，胜保又下札文调我往天津。
两大之间难为小，桂良和胜保一向不和，于是迁怒于我，弹劾我不听调度，滥用军饷。结果我奉旨被革职遣戍——这是我三年内第二次丢官。
圣旨送达的时候，我已抵达胜保军营，连战连捷，捷报送到朝廷后，皇上恩准我留在胜保军中营——总算免了我第二次西北之行。桂良又逐一清查我招兵练兵的各项费用以及藩库账目，各州县官员都具结禀报，证明我并没有滥开支。
随后，胜保让我暂时代理大营粮台。
见贼先奔的津勇
管带四川乡勇的张继武，本是沧州人，在湖北任职佐杂小吏。一天，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营帐，对我说：“欠我们的兵粮，你为什么不给？”我说：“这几天，粮食确实紧张，我已请示大帅筹集粮款，军饷一到，就立刻发给你们。”张继武说：“我们可不愿意等！”我见他横眉竖眼，一脸凶相，就笑着说：“如果我这里有军饷，大帅又何必强令军中所有文武官员捐款呢，以致让您为难到这个地步？现在只能是赶紧设法筹款了。”张继武接下来更加出言不逊，我不便和他计较，只好满脸堆笑，以免这个丘八[1]突然行凶。张继武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拖欠了一个月的军饷。”我说：“前任粮台马知府没有将支领账目交过来，所以我不知道截止日期，等我问明马知府，军饷到了就可找我领！”张继武破口大骂，摔门而去。我这几年运气悖晦，所到之处诸事不顺，只有逆来顺受、唾面自干[2]而已。
总计满、汉各营，带勇的军官不下几十人，如果每天都有像这样寻事的人，那恐怕等不到卸任，就会有祸事发生。于是我来到胜帅帐内，将刚才的事情报告胜帅。胜帅大怒，派戈什将张继武锁来，让我就在帐中等候。不一会儿，张继武带到。胜帅对张继武说：“你好大胆，竟敢到粮台那里闹事？”并命令当即摘下张继武顶戴，等候参劾。我对张继武说：“粮台没有军饷，大帅是知道的。你到账房，我并没有说不发饷。你破口大骂，出言不逊，是什么道理？”张继武辩道：“我骂的是马文铎（前任粮台），并不敢骂大人。”胜帅听后，便让他滚出去。
第二天，几个四川乡勇头目来营中向我赔礼：“管带得罪大人，都是我们的不是。”我笑道：“张继武也是为公事而来，无所谓开罪，就算是顶撞，也与各位没有关系。”乡勇头目说：“张继武在粮台所领，都是按库里的大秤领的，而发放给我们时都是用京里的小秤发放，还有的时候换成铜钱发放，还要抽我们的彩头。”我笑道：“这个不关粮台的事，我不便与闻。”乡勇头目说：“我们一定要告他！”我说：“那就更不是我管得了。”
我在庙工招募乡勇时，大学士讷尔经额曾派哈万邦带领十位标兵来营中任教练，又发给他们木质印章作为印信，并且报告军机处存档。我将木戳截掉一角，并报告司里撤销，又发公文告知中枢，命令哈万邦带兵归营。桂良不知道这件事，下发公文提调标兵，措辞严厉，我当即在公文往来中军转告此事。本来，在没有收到札文之前，我就已命令标兵回伍，并没有私留一兵。后来哈万邦等到省城后，被降职的降职、被革职的革职。桂良因为我而迁怒及于标兵，我听说后感到很不安！这些标兵，栉风沐雨几个月，却因为我而受累；带兵官松年，也受牵连被革职。
天津道张起鹓，于腊月十七日接替我任职粮台。我将剩余的四百五十两银两，以及没有发放完的银两和单据，派高墨园、方元仲送交张起鹓查对；并将发放剩下的物品，派委员许忠逐件交付。我详细禀明胜帅，因为我代办粮台的时间很短，所有账簿单据，都已委派人员交清，将来报销就由张起鹓一手负责，我是奉旨不准管事的人，在公文上署名的资格都没有。胜帅当即批准。
乾、嘉年间，总理粮台的，有的赚了十几万两及几十万两不等，但是大多转眼成空，子孙绝灭。那时粮饷充足，上天尚且不能容忍，现在国库紧张，想方设法筹饷，有的虽说来自民间捐款，但也无非是敲骨吸髓[3]来的。如果再从中侵占渔利，一定会有报应。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还指望他继承香火，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呢？可是，刚正不阿的人在营中一定会引起怨怼，想让人满意，就得浮开谎账，否则就不能报销，但是一旦败露，自家性命难保。所以愚蠢的人把粮台看成捞钱的肥差，而智者则把它看成火坑。现在，我蒙圣上天恩，终于有机会把这个差使推卸出去，圣上对微臣的抚恤实在是太大了啊！
天津乡勇中有很多无赖，私斗时勇往直前，杀敌时却贪生怕死。天津乡勇曾由盐道文谦、天津道张起鹓、天津府知府钱炘和轮流管带。打仗时，他们到距城二三里的地方围观，不肯再前进一步，只是作壁上观而已。其中又以文谦最是胆小，根本不敢上前。可是朝中一些人却认为天津乡勇很勇猛，斥责胜帅妒才不用。胜帅派人管带，各将官都认为天津乡勇不可依靠，恐怕贻误军机大事。胜帅于是将一千六百位天津乡勇亲自统带。
腊月十八日五更，贼军发起进攻，胜帅亲自率领天津乡勇迎着贼军冲上去，并将小队四百人也布置在东面迎敌。胜帅满以为有这一千六百人，足以抵御敌人的进攻。我督率宣化兵在西面，贝子德勒克色楞坐在营外土埂上，不敢上前，由戈什哈拿着武器站在旁边护卫。天快亮的时候，贼军摇旗吶喊而来，还没来得及交仗，一千六百个天津乡勇就回头狂奔。胜帅在马上拔佩刀拦住他们喊道：“不用害怕，有我在此！”可是天津乡勇仍然四散而逃，胜帅拦也拦不住。
我在西边，见贼势强盛，三百名宣化兵已被贼军包围在里面，于是禀告胜帅，请派吉林、黑龙江二百名马队来救应，贼军才没有得逞，宣化兵反而取得小胜。
天津乡勇逃奔一空，胜帅旁边只剩下几名骑兵相随，贼军大队人马蜂拥而至，胜帅勒马回跑，在马上还几次回骂。贼军追过来，经过小桥时，贼军下马而行，我军连开五炮，贼军的追赶才缓了下来。
各队兵勇见贼军追赶胜帅，就从贼军背后抄袭过去将贼军包围，四百人的小队也朝贼队横冲过来，留在营中的步兵骑兵陆续压过来，周士镗让我将新到的二百五十名士兵一并带往，杀声动地，终于大获全胜。这一仗，我们的处境都非常危险，其中胜帅尤其惊险，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带天津乡勇了。
天津民风浮动，闲人极多。这些人大多以娼赌为业，俗称“混混子”。他们被招为乡勇，不过是贪图口粮，借乡勇名义方便抢劫罢了。如果指望他们保家卫国，那是绝无可能的。
晚上，在胜帅帐中，我对胜帅说：“您作为三军主帅，不能逞匹夫之勇。今天，您的身边只留几个人，如果贼匪知道我军虚实，倾巢而出穷追不舍，我们大家恐怕无人能够幸免？您这样做，是对国家不负责啊！”胜帅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传令总兵孔广顺，从各营兵勇队中挑选八百名敢死队，作为亲兵。
有人献计：扎一个大风筝，上面绑上硝磺二斤，乘风放入贼营，引线点燃后，硝磺突发，可以将贼军营账全部烧毁。试验了一下，虽然能乘风放上去，但是没有准头。胜帅命令立即照办，并送了十枚风筝到庆云舫营中，但是一直不见什么效果。
又有人献计：用三寸厚木板一大块制成挡牌，宽五尺，高六尺，上面包铁皮，中间留出枪炮眼，后面安排四名士兵用两根木头推着前进。我看明人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觉得他所造狼筅已很笨重。现在所说的挡牌，较狼筅更重，恐怕临阵冲锋的时候无济于用。而且一旦受挫，士兵一定会弃之而逃，那样就会白白的送给贼军。后来用在队里，果然没什么效果。不过排成墙前进，可以稍稍安定军心。
天津府知府崇厚捐资铸造炮台，命令海张五承办。海张五是海姓的包衣[4]奴才，因为在天津城守任上立功，皇上赏给五品顶戴。崇厚在天津道的盐务，就由海张五经理，所以这次委派他造炮台。炮台建成，架了两尊五城永固炮，其余五千、八千斤的炮共三尊，派将领和士兵团团守护，昼夜轰击，贼军躲在巢中不敢出来。我每日去队中，也看不见贼军的踪迹，只见贼营里升起一股股黑烟，我很担心贼军在烟雾掩护下逃跑。
我想自独流逃窜的贼军，一定会乘机北窜，一经窜出，兵勇肯定会紧追不舍，而后勤辎重又笨重，一定跟不上。一路上州县残破，老百姓逃亡已尽，如果放任兵勇到村里抢粮食，那就会误了追剿大事。营中还有将近十万斤的白面，我就派人买来几千斤牛肉，煮熟后揉碎，拌入面粉中，从民间借来几十口大锅，昼夜炒焙，面色微黄后，用白布口袋装好，每袋三斤，准备拔营时分发给每个士兵各一袋，作为行军途中的粮食。我年纪大了，面食不能消化，就磨了几升白米粉，炒熟后拌上糖；我手下的人只有炒面，不用牛肉。
我们都住在船上，有时候也住在账房里。遇上风沙飞扬，不能睁眼，同仁担心贼军夜间袭营，我说：“长毛虽是盗贼，但也终究是人，官兵睁不开眼，难道贼军就睁得开吗？只需辨别顺风逆风就行了。”七日清晨，只见遍地霜花，都呈戈矛形状。我对石漱卿说：“这是战争之象，上天已经告诉我们了，可以不用害怕！”
除夕，我在舟中度岁，约了同乡方元仲、石漱卿等几个人到船上共饮。客人散后，我不禁低吟起东坡先生的舟中度岁诗：“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1]“丘八”这两个字和在一起就是一个“兵”字，是指当兵的人，当然了这是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
[2]“唾面自干”，指别人往自己脸上吐唾沫，不擦掉而让它自干；形容受了侮辱，极度容忍，不加反抗。
[3]“敲骨吸髓”，指敲碎骨头来吸骨髓。比喻剥削压迫极其残酷。
[4]“包衣”，即满洲贵族家庭中豢养的汉族仆人，但他们却享有旗人身份，同时可以出朝为官。如清代著名作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清朝内务府的正白旗包衣，后来担任过四品的江宁织造等职务。
1854年咸丰四年
正月，湖广总督吴文镕在黄州战死。
六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汉阳和黄州。
十月，曾国藩大破英王陈玉成于田家镇，进兵九江受挫。叶名琛以天地会围攻广州，乞援于香港英军被拒。
是岁，江南大营累与太平军战于天京附近，江北大营战于瓜洲一带。僧格林沁围林凤祥于连镇，胜保围李开芳于高唐。
迎击长毛，屡败屡战
从独流到舒镇
军中过新年，向来不必互相拜年——这倒省却了我在衙门时的许多应酬。李采卿招降了贼军的中药总制萧桂芳和一个姓林的小头目等共七个人，胜帅派我和采卿一起审问这七个人，想利用这几个人招降更大的贼将，或者让他们回到贼军中做内应，可是这七个家伙都没胆量答应。胜帅把这件事奏明了皇上，皇上分别赏赐这七个人顶戴功名，以笼络降兵。
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月初十贼军便从独流开始逃窜，途经静海，紧贴着侍卫蕴秀和将军瑞昌的军营溜了。大家只知道贼军逃窜了，但不知道他们逃跑的路线，也不知他们要逃往哪里，只听说沿途焚烧劫掠得很厉害。
胜帅从独流、僧格林沁郡王从王庆坨分路追击。天寒地冻，军队踏冰而行。我用骆驼驮着行李，自己坐着肩舆赶路，走到王家口时，已经快半夜了，找不到住宿的地方。王家口有一座破庙，正殿已经被强而有力的人占去了，只剩下两间小厨房，我们就在炕头煮饭吃，家人也只能在地上铺上稻草席地而睡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床上简单地用过早餐，然后带队继续前行。天气严寒，贼军的尸体到处都有，都是被僧郡王的军队追杀的。晚上到达大城，借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和崇厚同屋。大城县县令是个广东人，吆五喝六的，让人生厌。这天晚上，兵勇为了争抢妓女，在县衙前互殴，军官出面也拦不住。路过的集镇，只要是贼军经过的地方，都是满目疮痍，居民逃亡殆尽。从去年腊月到今年正月十三，天空一直浓雾弥漫，我有将近一个月没有看到太阳了。
正月十四日，我们抵达大营。贼军此时已经占据了舒镇各庄，我军打了几仗，都没有占到优势。胜帅派我和山东布政使崇恩在九村扎营。侍卫蕴秀对我说：“九村过于逼近贼军，实在很危险。”我到村中查看了一下地势，下令将全村所有枣树全部砍倒，就在枣园里安下营来。崇恩和我连营而驻，后来副都统双成带来300余人的马队，就驻扎在了我和崇恩的两营之间。
我派人送信告知粮台张起鹓，请求他派几十个民夫来，在营前筑一道工事挖一条战壕以保证安全。九村距离贼军不到两里路，一举一动，贼军了如指掌，假如没有工事和战壕，何以御敌？可是张起鹓对此漠不关心，我几次催促，才拨来十多个人应付了事。
胜帅来营中视察，我派德顺带队操演。胜帅看过操演之后说：“枪炮还过得去，只是还不太熟练。”胜帅又命令双成将马队另扎一营。我劝双成：“你那边一无工事、二无战壕，恐怕不宜马上移营。不如稍缓几天，等工事和战壕完工后再移未晚。”双成年约七十岁，本在浙江驻防，喜欢卖弄风雅，军旅之事完全不懂。我在西安任粮道时曾和他一起共事，他这个人老奸巨猾，精于牟利，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本事。
二十七日夜里，我正在巡视工事，把总王正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我赶紧提刀出巡，只见从西南方向飞来无数火弹落在我们营中。我传令军队对着西南方开枪放炮。当时军中还有100多杆抬枪，小枪也有100多杆，200多杆枪一齐射击。崇恩营中也一面鸣枪放炮以助声势，一面派人飞骑往胜帅处求援。
敌我两军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就看见东北方向双成营中火光冲天，杀声大作。我提刀站在营门正中，不准一兵一勇妄动，担心贼军声东击西，只是派几名卫兵前去打探。不一会，就看见双成狼狈不堪地逃到我军营前，我才知道双成的军营已经被劫。贼军杀死旗兵，抢夺马匹，到四更将尽时才回到敌巢。
崇恩感慨地对我说：“今日之难，我们恐怕终生难忘。”双成用手撑着腰挪到我的床上躺下，我也只好和他挤在一起睡了。这时，胜帅营中派副将吴璋来报告：“已派吉林马队200人来援。”我没好气地回道：“代我敬告诸公，就说贼军已退，现在大概已经回到老巢多时了。”
据探子回报，援军在两里外就停下来不肯再走，隔壁的宣化营也坐视不救，假如不是我们拼死抵抗，早就被敌人俘虏了。带兵的德顺在这样紧急关头竟然躲在帐篷里不出来，而且已经叫人备好良驹，一旦形势危急，这小子一定会抢在前头溜掉。
第二天，双成检点人马，损失300多匹战马，旗兵被杀死100多人。双成真是混账，两军对垒，谁不想消灭敌人来保全自己？可是双成全营人马竟然毫无防备解衣熟睡，敌人来攻时很多士兵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被杀死的很多人都是赤身裸体的。双成捏造事实，说是拒敌时坠马磕伤了腰腿，营总也帮着掩饰。
我和崇恩一起去见胜帅，报告昨夜拒敌的情形。胜帅说：“我听见枪炮声很密集，知道你们一定会得手的。”我回道：“贼巢太近，我军剩下的士兵不多，请求您增派军队以为前敌。”胜帅的答复是：“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兵也不够用。您二位暂且回营，援兵的事以后再说。”
崇恩退出来后对我说：“既不给我们增派军队，又让我们驻守在危险的地方，这是存心要我们送死啊。”胜帅在呈给皇上的地图中，说崇、张二营距离新庄贼营三里多。崇恩对我说：“你看这地图，还有良心没有？我们与贼军相距不到二里，竟说有三里多！”我说：“他对皇上怎么说，我们不必计较。只是兵力单薄而敌人又近，昼夜不能休息，怎么办是好啊？”
后来，双成因为损失马匹太多、旗兵死得太多，胜帅呈请皇上摘去双成的顶戴。可是，对于我军鏖战一夜杀敌多名一事竟毫不提及。这一夜，战壕外冰上血迹模糊一片，可见贼军被毙掉的不少。天亮以后查验，尸首已经找不到了——敌人也不愿留下尸首示弱。
胜帅这个人，生性喜欢别人奉承，他所推荐保举的人，一定要别人向他恳求才答应。我在营中几个月，虽然已经大致摸清了他的性情，但是我不想低声下气地奉承他，求他上奏皇上免除对我的处罚。我见到周士镗知府，说起夜间劫营的种种凶险情形。周士镗回应，他和胜帅扎营在王家庄，距离我们驻扎的九村有五里远，那天夜里胜帅见东南火光冲天杀声大作，探马报告说张营已被贼军所劫，关心我的人都为我叹息不已。当时，胜营各帐，收拾一空，准备逃走，胜帅和孔广顺拔刀站立营门，士兵才没有溃散逃跑。相距五里的军队都几乎把持不住，而对于拼死抵挡的人却没有半句嘉奖，这能不让人感叹吗？
我想，请求增兵既已被拒绝，守御起来就很难了，于是就派人送信给营务处的崇厚，请他将我先前带来的十尊铜炮和几尊铁炮拨其中三四尊给我应应急。很快我就得到答复，炮已经分到各营。好说歹说，总算送来了两尊小炮——什么用都没有，只能用来报报信而已。
从北京来的二等侍卫布克慎，带来500名京营兵，胜帅命令他到我营中请示何处扎营。我知道京兵一向以口舌见长，绝不会听从我的调遣，所以让他们在本营右边驻扎。
二月初一日，胜帅派人传令命我和崇恩各出七个分队，会同正定营、通永营一起攻打新庄，天亮吃过早饭就行动。德顺百般刁难才肯出队。我和崇恩在后面督阵。舒镇的贼军也赶来新庄援救，两军相交，双方都无法再向前进一步。我看两军相持既久，敌军似乎渐渐不敌，就对崇恩说：“您何不命令您的山东兵上来相助一把呢？”崇恩的命令虽然传了下去，可是山东兵就是停在一里开外不肯上前。无奈之下，我只好暗地里派人驰禀胜帅，请他派人前来督战。胜帅的命令传到军中，山东兵才勉勉强强移动了几丈远，然后就死活不肯再上前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胜帅命令收兵。查点我帐下士兵，阵亡两人、受伤六七人，斩贼军一名师帅、一名旅帅，缴获器械若干。我将结果报明胜帅，他虽然将此中情形上奏了皇上，但仍然没有奏请皇上替我免除配边疆的罪名。
胜帅传令到营，如有报名敢死队前往攻打舒镇的，一律送到大营考核。我营中有四人报名，我一问，发现这四个人都是天津口音。我招的士兵都是长垣、祥符两个县的人，又怎么有天津口音的人夹杂其中呢？原来，招的这些士兵也不是什么老实人，多半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这些人逃走以后，队长就用其它地方的闲散人员补进来充数。但是，这四个人既然报名参加敢死队，就只好把他们送到大营去。不过我心里知道，这些人是不能指望的。卫兵中有天津人杨保安、马得镳认识这四个人，知道他们原来都是盗窃团伙的成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本事。胜帅考核后，赏给这些人皂衣和虎头帽，让他们先回营，明天一早再到大营集中，再行出击。胜帅又派我的七分队随后接应。可等到日中的时候收兵，敢死队并未得手，然而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在我看来，军令非严不可，如果军令如同儿戏，又怎么能够服众呢？胜帅每次悬赏传令各营，招募有胆力的人出具军令状，等到收兵时却并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推测他的意思，大概是担心惩戒他们会失去军心。可是既然这样，又何必让这些人立下军令状呢？四川兵里面立军令状的人最多，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早就看穿了胜帅的心理，知道胜帅一定不会当真按军令状杀了他们。
九村的东边还有几个村子，妇女都逃走了，剩下的男子因为贪图贼军的好处，就为贼军通风报信。有一个卖酒的人来报告，九村的某某人为贼军引路。我当即派人将通贼者抓来送到大营中，胜帅派人审问后，将这个家伙杀了。我又派人带兵将东边的几个村子的房屋全部烧毁、树木全部砍光，贼军从此没有了耳目。
有时，贼巢晚间会高悬红灯，那么这一夜贼军一定会出来骚扰，他们悬灯就是怕回来的时候迷路。我派人在村屋高处设置瞭望台，派兵昼夜瞭望，贼军出巢后所向何方，一目了然，这样营中就可以事先防备。后来忽然有几天没听到贼军的梆子声，只听到鸡犬的鸣叫。初十日，我派敢死队前往打探，回来报告说贼军并没有逃走。我亲自到瞭望台上去，却不见敌军做饭的炊烟升起。心里更加怀疑，于是再派敢死队前往，才知道贼军大队人马已经撤退，留下的只是零星的小股土匪。我亲往察看，捉获十几名余匪，还有几名腿上有病的伤员。我把这些人一并交给尹绍烈审问。
贼军用枣林作为鹿寨，厚度接近三丈，高度也差不多三丈。寨内挖了两道壕沟，上面搭上木板以供出入。靠外的围墙上没有门窗，贼军与官军接战，都是从洞里出入。墙上遍布炮眼，支架枪炮。这些炮眼虽有四五尺见方，但因为怕人攻击，所以设计成倾斜的形状，外边枪炮的子弹无论如何打不进去。环墙建有很高的更楼，用于居中守望。没有城墙的地方，则造有木城。所谓木城，就是砍下树段或者拆掉民间的门窗桌椅之类，用绳子绑上再用泥糊上，建起来非常简单，攻进去却很难。
我们把战场清理完毕，到胜帅营中汇报时，贼军的大军已经出发了，只留下一个个空荡荡的大营。贼军到底逃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只好随着沿途兵勇向河间一带行走。沿途没有旅店，也没有米面可买，只好找到一处村庄暂住下来。手下的士兵大多是步兵，要赶上大营的骑兵实在不易，到十四日才到达阜城。贼军已将城外民居焚掠一空，踞城自守。阜城北关是一个粮食市场，贼军将粮食搬运入城，气势又一次嚣张起来。
从阜城到临清
我所带的兵勇，死伤逃亡的太多。当初招募这些人的时候，原是费了大心血的，来到营中以后，我自己反成为戴罪之身，我所带的兵勇自然也不被人看重。侍卫恭钰每次见到我手下的兵勇，总是横加挑剔，甚至有不经报告直接处死的——其实这中间有很多兵勇是罪不当死的。
恭钰是琦龄的儿子，也就是琦相的侄子。琦龄在甘肃做州县官的时候，简直是视公仓如自家的钱柜，亏空累累，涉及的贪污弊案数都数不清。恭钰流荡京城，被本族的松侯过继为嗣，得以袭为旗员，后来，太平贼兴起，恭钰才投奔军中效力。恭钰最初跟随纪尚书，后来跟随达洪阿，现在归入胜帅营中，其实，他也不过是借带兵为名，吃空饷捞好处罢了。他手下的兵勇往到村子里，烧杀掳掠，比之盗贼有过之而无不及。恭钰把守临清河的时候，凡是客商从那里经过，一律指为敌军奸细，将货物行李一概扣留，然后统统放进自己的腰包。因为这家伙对谁都不放过，所以兵勇们背地里称他为“公道大王”。后来，恭钰和他手下的兵勇争夺一个妓女，兵勇在他探地道去会妓女时将他杀死，而胜帅居然以阵亡的名义上报并为之请功，实在是荒诞之极！
丰县和金乡来了大股的贼军，号称三十万，所过城镇全部陷落，山东一带人心惶惶。如果两股贼军会师一处，恐怕形势就更危险，朝廷命令胜帅带兵迎剿，而把盘踞在阜城的贼军交给僧郡王对付。朝廷先派绥远将军善禄带领四千马步兵前往，胜帅和德贝子分兵跟进。贼军于三月初二到达临清，善禄的大军绕道躲过一劫。初五日，贼军攻打临清州城南门，任职临清州知州的人是我的族兄寄琴，眼看城池就要陷落了，他在敌军兵临城下后投井自尽。崇恩带兵在城内协防，听到警报带兵由北门赶过去，总算保住了南门，并救下了寄琴。善禄营中一位姓张的委员和一位姓鲁的委员，都阵亡了；张委员是安徽举人，鲁委员是一个未入流的胥吏，他们投到军中本来是想博得一星半点功名，现在却死于乱军之中。
我本是胜帅保举的委员，只得随胜帅前往。文案处和营务处的委员，还有带兵的将领，地方官照顾得还算殷勤。我是被撤职的戴罪之身，当然不敢存这种奢望，每每寻得一个住处，总是很快就被人夺走，直到找到距离大营三里多的一个小村子，才算安顿下来。住下来后，我立即派卫士陈占魁、袁占春二人用绳子爬进城去问候寄琴兄，并打算派兵协防。我听说寄琴已经在官署中为我准备了住处，我却不能前去，唉！
我军连日出兵，贼军蛰伏不出，有时也接上仗，但也没有能取得胜利。十二日，官兵分四路进攻，总算攻破州城北面的贼军大营，而东西南三面城仍然被贼军紧紧围住。我对崇恩说：“北面的贼围既解，为什么不和胜帅商量，派军队移营到州城北面驻扎，让州中将北门打开以通出入呢？再者，城门外驻扎了大军，奸细也不能混进城去。复次，就算贼军攻破南门，我们从北门进军支援，贼军知道北门兵入，也一定不敢在城里逗留。况且，我还听说城内居住了几十万人，房子住不下，就搭棚子睡席子，连桥洞和庙门都没有一点空隙，城中的柴米恐怕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临清城里为什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先是贼军未到的时候，寄琴招募了十几名武士，并大张旗鼓宣扬，以安民心。寄琴又让他的儿子也跟随这些武士学习拳棒，接着又招募了几百名兵勇，派这十几名武士负责管带。城外的村民，还有各镇的商贾富户都以为州城固若金汤，于是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地迁进城来。寄琴为官清正爱民，一向深得民心，所以有很多住得较远的人也将家产转移到城内，有些还将老婆孩子托付给城里的亲戚，从正月到二月，涌向州城的人昼夜络绎不绝。寄琴见民归如市，更是下令严禁官员将眷属搬出城外，以免动摇民心，又派人将四道城门都用土石填塞，再在城门上加装铁链，牢不可开，摆出了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阵势。虽然南门在初五日差点被贼军攻破，但所幸得救，所以城内居民也还没有逃离的想法。
现在，城北已无贼军，正应该开启北门，使内外相通，让贼军不敢轻举妄动。崇恩这时已升任山东巡抚，先前的巡抚张亮基就是被胜帅弹劾才撤职充军的。胜帅气焰高涨，军中的事情向来不许人插嘴，崇恩也不敢去摸他的老虎屁股，就对我说：“善将军老奸巨猾，怎么肯移营逼贼呢？向胜帅说了也是枉然。”我说：“我是为军事大局着想，不仅仅是为了城中的百姓和寄琴而已。”可是无论我怎么劝说，崇恩就是不敢进言。至于我自己，是被撤职以后留在营中白衣一名，没有一官半职，万事不敢出头，担心再招来其它的灾祸。何况胜帅一向顾盼自雄，怎么可能采纳我的意见呢？至于其他人，谁不势利，谁肯相助，我只有沉默罢了——真是可惜了我的计谋啊！
十四日四更时，我在枣园破屋中，听到城墙崩塌的声音，连屋里的墙壁都震动了。我出门向南望，隐隐约约看见起火了，很快就听到杀声鼎沸，于是派人飞骑往前营打探，才知道临清城已经沦陷。我肝肠寸断，忍不住低头长叹一声。天亮后，狂风大作，接着又是一阵暴雨。胜帅也带兵回营了，我更加束手无策。只听见城内的惨杀声不绝于耳，四面都升起了一股股的黑烟。
过了一会，我的卫士袁占春回来了，带回了一个姓王的年轻人，他是寄琴的第三个女婿，王生衣服已经被撕破了，脸上手上到处是伤，还淌着血。据袁占春禀报：“他们进城后，每天帮着寄琴巡城。这天，城将破时，贼军已潜入城内放火，寄琴带袁占春仓皇回到衙门，派人将粮仓里的粮食放火烧掉。最初的时候，寄琴担心城破以后，火药粮食为贼所得，就将八竹篓火药事先放在粮仓里。到这时，既然贼已入城，寄琴就下令点火。又下令将知州衙门紧闭，从内放火，看来他决心殉国。”
袁占春翻墙进城，遍寻寄琴的儿子不着，遇到了王生和马夫，还有一个贵州来的老仆人从城墙上奔逃，因为没有梯子，无法下城来。袁占春将腰带解下，接上火绳，将王婿缒下，又将马夫和老仆一起缒下，然后又将火绳系在城垛上，将自己缒下。这时，贼军已经逼近，并用砖块掷击，幸好大家伤得不重。此时城下堆积的尸体已经有几尺厚，所以即使跌下去也不会受伤。城门的锁孔里都灌了锡水，再加上又填了土石绑了铁索，全城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我拿出衣服让王生换上，安排他吃过饭，让他到崇恩营中说明寄琴殉节的始末。我想，当初要是听从了我的建议，又何至于今天十几万人引颈受戮呢？虽说这是上天注定的浩劫，可终究是人谋不臧的结果啊！
十八日夜，贼军大队人马向北压过来，途径红庙。德贝子在红庙北边扎营，令一百多人的马队在红庙南边阻击，又派一半人马埋伏在桥下。黑暗中，只见来了无数人马在黑暗中厮杀。带队的军官派人往德贝子营和胜帅营中报信，乘着贼人没有发觉，大声呐喊，火枪齐发，贼军以为中了埋伏，前队往回狂奔撤退。贼军抬火药的竹篓又误将引线碰着，顿时火起，贼军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其中被裹挟的人趁机四处逃散，大约有两万多人。胜帅得到来信，率兵追捕，贼军已逃回城中，被杀死的都是零星的小股土匪，那些大头目早就逃之夭夭。这一仗，贼军怀疑中了埋伏，其实守桥的兵勇仅只一百多人。有人说，这是寄琴的忠魂不散，死犹杀贼，或许是这样的吧。
从此以后，贼军就丧失了向北侵犯的势头。一连几天，城中黑雾笼罩，烟火不熄，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臭味。
忽然有一天，有卫兵到胜营报告，说在河边发现了寄琴的家属。胜帅派我前往探视。寄琴的子女我都不认识，只看见一个妇人，好像寄夫人的模样，我招呼道：“请问你是不是寄三嫂啊？”妇人答道：“您是二叔吧？我是您嫁到崔家的侄女啊。”我赶紧让出车上的座位，请他们坐上。一起来的还有六七个女人和孩子。大家一起来到枣园。我见崔氏一无所有，就赶紧为她们置办衣被，送了她三十两白银，派卫兵杨保安将他们送到省城济南，交给崔家收养。崇恩也送了二十贯制钱，派了两辆车相送。
贼军在城中，将死尸堆积在街市上，架上木柴焚毁，臭气随风飘扬；又打开城门放妇孺出城，可是城门旁排列着多名贼匪，凡是出城的，或者用刀挑，或者用矛刺，妇稚很少有幸免的。
听说天津兵勇里竟然有人伪装成难民家属，诱骗年轻女子与之同行。大营诸公商议决定：在临清河以南的难民，由崇恩派人安置。进入临清河北的，由我营中的姜士彬妥为安置。张起鹓送来几车熟馒头，让委员们分发。难民住的地方，不准兵勇窥视。受伤重的难民很快就死掉了，找不到家属的死者就随时掩埋。我住的屋子旁，也有天津兵勇入室骚扰女性难民，我命令委员张翰把这些作奸犯科的家伙抓起来，戴上枷在营门示众，又派人守在难民住处外，有擅自进入的一律捉拿问罪。
从清水镇到高唐
二十六日清晨，贼军向南逃窜到阜城。贼军首领李开芳和林凤翔送信给临清的贼军头目曾立昌和陈仕保，说他们的兵力足够自保，不用援救，催促曾、李向南逃窜；又说官军马队厉害，让他们在地势险要的地方用从民间抢来的桌椅堵上，以防我军的马队冲突。临清的贼军，因为北犯途中在红庙失利，城中的火药库又被寄琴焚毁，头目之间又互不买账，都想自己说了算，以至于干戈相向、自相火并，所以军中毫无斗志。这股贼军，本来是由在逃的兵勇、强盗、刑事犯、运铜船运粮船上的水手以及私盐贩子、捻匪拼凑起来的，最多不超过十万人。贼军为了虚张声势，号称三十万。李采卿派叶桂芳前去侦察，也说最多不到十万人。
二十七日，贼军窜至李家庄，杀了黑龙江的七名马探。等大兵追到的时候，贼军已经逃跑了。二十八日，贼军又窜至清水镇，距临清四十里；胜帅率军赶到的时候，贼军已经占据清水镇作为老巢，胜帅的各营人马因为后队还没有赶到，就在附近村庄散住。二十九日，胜帅命令紧挨清水镇安营扎寨。我发现镇上有一座高楼，贼军在上面俯瞰我军，一目了然。大军扎营的地方，与贼军相距不足二里，既没有深沟高垒护卫，又没有排兵列队。胜帅居中支起蒙古包，令各营依次在旁边支起营帐。我对崇厚和周士镗说：“这里实在危险，又没有什么防备。一旦贼军突然冲出，或者夜间出来袭营，我们怎么抵御？”他二位也认为我的担心很有道理，但是都不敢到胜帅面前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