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唁回来,廉诗萱直奔医院。她发现,在医院大门口聚集一些人,一打听,原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因为院方早已接到上级批示,不接受采访,所以,这些记者常常以他们坚定的敬业精神坚守阵地一样守候在那里。可怜这些人,为了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冻得鼻涕连着嘴唇,不是打冷战,就是打喷嚏。在面对舆论无计可施的时候,闭门谢客是一切相关部门及单位的首要选择。基层是如此,上层也是如此,只是一层比一层更森然罢了。而在媒体记者的心目中,从风暴中心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可堪称是他们的求之若渴的上帝。所以,由于新闻源的缪误,难免使各种谣言满天飞。
走进医院,廉诗萱没有直接进病房,而是走进了辛院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一个要求:不想在icu了,要回内科病房去。她嘴上说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回去,而实际是:她一看到一号病人就想念呼延锃,心里实在是受不了。但辛院长没答应,理由很简单:这是工作需要。撞了一鼻子灰,她乖乖地从辛院长办公室退出来。没办法,她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不久,她就认出,她认识这个叫杨图岭的、曾经骗过她的钱、跟她打过架的人。但现在,她是医生,他是病人,她必须抛弃前嫌,全力以赴地救治他。这是她的责任,也是她的天职。
又过了几天,,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她被辛院长拒绝的第二天早晨8点,在辛院长的带领下,病房里来了一个自称是杨图岭母亲的老太太,前来辨认一号病人。但是,老太太见了一号病人不仅没有乐,反而捶胸顿足,嚎陶大哭,还差点背过气去,一问原因才明白,老太太说这个一号病人不是他儿子杨图岭,是另外一个人。理由是,他儿子的后脖梗子上有一块酒瓶盖那么大的疤,而一号病人没有。情况的意外性一时让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一惊,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共同的疑问:一号病人到底是谁?
下夜班后,廉诗萱已经没有心思回家,立即打车来到已经停止使用的玫瑰公主号候船大厅——海难善后处理办公室就设在这里,急匆匆地走入殷信强所在的一间办公室。从海难事故发生以后,交通局就在这里设立了海难善后处理办公室,由殷信强全权负责。殷信强一见她来了,赶紧给她让座。廉诗萱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殷局长,我是特意来核实一个人身份的。他叫呼延锃,男,30岁,大连人,个头1。80米,穿着黑色的皮大衣,黑色皮鞋,讲东北话。他们一起出来三个,是我给他们买的船票,全都遇难了……呵不,其中有一个……船票尾号码是439……”殷信强突然问:“唔,我想起来了,是不是那张船票上帖着一个红心粘贴?”廉诗萱问:“你怎么知道?”殷信强说:“因为船票在我这里。”说完,殷信强打开上面压着玻璃板的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褶褶巴巴的有明显被海水浸泡过的痕迹的船票。在这张船票的正中间位置上,帖着一颗红色的“心”型图案,并能清晰地看出旁边有“43”两个数字,“9”字却看不清。他把船票展示给廉诗萱看,问道:“是这张吗?”廉诗萱看到船票,心里一惊,但她不想让人知道她和呼延锃的秘密关系,马上加以掩饰,否认道:“不……我没帖红心粘贴……”殷信强说:“但43是对的。”廉诗萱晃晃头说:“喔,不……反正不是。”殷信强说:“这是救援人员在海难现场拣到的……呃,好象有人反映,说你瞅着这张船票时当场晕了过去,还摔了一跤,把额头都磕破了。我当时没看着,有这事吗?”廉诗萱说:“不,我那是累的,疲劳过度,不小心摔了一跤。”殷信强问:“真的不是你送给呼延锃的?”廉诗萱说:“不……不是。”殷信强问:“那么,在开船以前的庆典会上,为什么呼延锃拿着它到台上去领奖呢?如果不是你送的,这张船票怎么可能在他手里呢?”廉诗萱有点糊涂了,话说不清,但她还是否认了,说道:“我……不知道。”殷信强重新把船票放进抽屉里说:“你……继续说吧。”廉诗萱拿起水杯轻轻呷一口,接着说道:“我让你给我查查呼延锃。”殷信强问:“呼延锃……你不是已经辨认遗体了吗,那还有什么错?而且,遗体身上有身份证,证明他就是呼延锃。遇难者绝大多数都是出门的旅客,一般身上都带有身份证,我们甄别遇难者的身份,就是通过寻找遇难者身上的身份证来进行的,准确率极高,没有错的。甄别呼延锃也是这样。”廉诗萱说:“但是,杨图岭身上也有身份证,可他妈妈说他不是。他妈妈说杨图岭的后脖梗子上有一块疤,而一号病人身上没有。”殷信强问:“是老太太一个人去认的,有没有其他人?”廉诗萱说:“就老太太一个人。”殷信强说:“这不能说明问题。至于一号病人是不是杨图岭本人,最终得由我们做身份鉴定,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做dna。老太太说不是他儿子,也许是老太太一时糊涂搞错了,或者眼神不好使看错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应该多找几个杨图岭的亲属,一起来辨认,这样才有把握,才有可信度。小廉,我们不妨做一下反向推理:如果一号病人不是杨图岭,那么,他身上为什么拿着杨图岭本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呢?或者说,杨图岭能把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别人吗,而且,银行卡上存有巨款?不可能,这不符合逻辑。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号病人就是杨图岭。”
这时小姚进来了,急忙向殷信强报告说:“殷局长,呼延锃的舅舅张罗着要去认尸,让不让去?”殷信强说:“不是不让他去,是他一个人去认不行。他70多岁了,要是身体挺不住晕倒了怎么办,病倒了怎么办?立即通知呼延锃家属,再派一个年轻一点的人来。先前我们已经有过先例,由于一个人去认尸,结果哭昏了,还得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多麻烦、也多危险呵!所以,有过教训,我们就得注意,凡是岁数大的,不论老头还是老太太,都不让一个人去认尸。如果非要去认,必须有亲属陪同。”
就在他俩继续谈工作的时候,廉诗萱的大脑在飞速转动。她想:呼延锃的舅舅来了,我能不能把他领到医院去,让他辨认一下一号病人?或许,通过这种方式,就能破解这个谜团,把事情搞明白,让它水落石出。而要与呼延锃的舅舅见面,必须通过殷信强,打开这个关节。
小姚到隔壁房间去了,此时正好屋内没别人。廉诗萱向前欠欠身说:“殷局长,能让我见一见呼延锃的舅舅吗?”殷信强说:“我不明白,你跟呼延锃没有关系,为什么总要在他身上打主意?他舅舅被我们按排在一家宾馆住,而且,不瞒你说,宾馆已经戒严了,别说你进不去,就是我进也得办手续,这是市政府办公会议决定的,谁也不能例外。所以,不是我拒绝你,一来是你没有必要。二来办手续也很繁琐。”廉诗萱努力斟琢着措词说:“其实……我只想……想慰问一下他老人家。”殷信强说:“这项工作由政府部门来做,请相信,我们会做好的。”廉诗萱捧起面孔说:“我大老远来找你,就不兴给一点面子?”殷信强说:“小廉呵,这可不是面子,这是原则问题,由不得我来决定。如果你想去,除非你先想好一个理由,并把它写成报告,在得到我们善后办的批准后,你才可以通过警戒线。”廉诗萱扫兴地说:“好吧,我明白。不过,我倒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来这的事你要替我保密,不要对别人讲,可以吗?”殷信强在起身的时候,偷偷把那张帖着红心粘贴的船票揣进兜里,说道:“这个无妨,可以做到。”廉诗萱走到门口说:“谢谢!看来,你是个很尽职责的公务员。”殷信强把双手一摊说:“我不明白,你这是挖苦我、还是表扬我呢?不过,这对我都无所谓了。虽然我是个局长,可也必须履行职责,就象你抢救病人,履行你医生的职责一样。很报谦,没能帮上你什么忙。”廉诗萱走出门外说:“不必客气。”
到了候船大厅的门口,殷信强准备与她握手。这时,他突然问道:“你为什么对呼延锃这样关心,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廉诗萱停下脚步,默默地瞅着他,欲言又止。殷信强追问道:“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说真话?”廉诗萱说:“只……只是一般的朋友。”殷信强紧紧盯着她那双眼睛说:“不,不可能。你在隐瞒我。说句实话,我不愿意为无目的的帮助而去冒什么风险,你能听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不错,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也同样不愿意在这上面去违背一个有良知的人的一份心愿,我也是一个遇难者的亲属,我深深地同情你。所以,我非常希望你能告诉我,无论这是一个隐私、还是一个秘密,相信我会对你有所帮助……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行使权力。”廉诗萱说:“不……”殷信强从兜里拿出那张船票问道:“这是呼延锃的船票,是不是你送给他的?并且,你在这上面特意帖上了这个图案,它代表了什么?”看廉诗萱不吱声,他又上前一步,“你拿住它,再仔细瞅一瞅它,难道你一点感触都没有吗?”
廉诗萱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接过那张字迹模糊的船票,紧紧握在手心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身体也随之摇摆。她把头斜倚在一个高大的柱子上,以使自己尽量保持着身体平稳。她说:“是的,是我送他的,是我……”殷信强问:“你喜欢他?”廉诗萱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一边瞅着空旷的大厅一边说:“他……他、他是……是我心目中的那一半,是我情感生活的那一半,是我日思夜想的那一半……你不就想听吗?是,是,是又怎么样?不怕你笑话,我爱他……”
她的哭声在大厅里回荡。在殷信强听来,如同是一声声炸雷在他的心里轰鸣。他的心软了,嘴唇颤抖了,难以自恃了,他转过身,背过脸,以不使廉诗萱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使劲咽了一下喉头,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说:“喂,是小姚吗,出来一趟,我就在门外。”
不一会儿,小姚三步并做两步从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到殷信强面前,看到俩个人都很悲伤,问道:“殷局长,出什么事了?”殷信强背着手、低着头、踱着步、向他做着交待:“不要问,听好,你马上……马上开车送廉大夫到海员大厦去,而且,必须想办法冲破一切阻拦,把她送进2017号客房,与呼延锃的舅舅见面。如果有人过问,为什么没打报告,就说是我安排的,出现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廉诗萱抬起头问:“你……”殷信强说:“这张船票送给你,就算物归原主。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只管跟着小姚走,他会为你安排一切的。”
廉诗萱还没等把什么话说出口,殷信强已经迈开大步,走回了办公室。他的后肩有些抖动,走起路来似乎有些失衡。面对着这样一个强忍着悲痛的背景,一股难以抑制的泪水又一次从她的眼眶里涌出。她知道,他失去了他唯一的弟弟,他的心情是跟我一样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