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自传：学会飞翔》
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完结】
译者：陶竹/马道珍
内容提要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是“辣妹”成员之一,该组合的唱片在全世界稍量达3千多万张。她的首张个人专辑于2001年秋发行。她嫁给了曼联球员大卫·贝克汉姆,他们有两个儿子: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作为一个世界上曝光率最高、被谈论最多的女人,维多利亚在这本书里直言不讳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世、辣妹发迹的真相、与贝克汉姆一起成为世人关注的一对名人夫妻的感受,讲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令人恐惧的绑架事件及死亡威胁的实情,坦陈了围绕着自己的形形色色的是是非非。
大卫送来的花（图）
把未来的“辣妹”找出来（提示：后排）
“维多利亚,有你的专递。”
我刚洗完澡出来。星期一早晨——但是已经快12点了。现在我总是那样。完全累垮了。假如我不必6点钟起床(这种情况很少),我就睡啊,睡啊,直到我突然惊醒,想一想我在哪儿,我应该在哪儿。
我们马不停蹄已经有六个多月了——都是6点钟起床,两点钟睡觉。多少国家?我不知道。我没有眼袋,我经常对媒体说,但是我有带轮子的垃圾箱——这不是笑话。在我的化妆包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眼底彩,名叫“伊夫·圣洛朗眼底霜”,说白了就是“光亮剂”。
这是斯图亚特送的花,还有一张卡片,一只气球和一只柔软的布玩具。我把花插在水里。我的心情糟透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
“维多利亚,去开一下门好吗?”
妈妈在打电话。
我几乎看不到送货员,他在巨大的一束红玫瑰后面,花束外面包着大大的玻璃纸,足够一间温室里全部的花用的。
“在这儿签字,小姐。”他递给我一本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便笺簿。
有趣。收到花你通常是无须签字的。然后他弯下腰,递给我一只盒子。原来它在巨大的花束后面,我没看到。
哦,我的上帝。用来包扎的丝带上印满了“普拉达”的字样。究竟是什么?
“谢谢你。”
我把它撕开——一只手袋。一只“普拉达”手袋。一只黑色的“普拉达”手袋。
信封。我猛地撕开信封。卡片。大卫。我意识到我在颤抖。
“那是什么,托莉?斯图亚特又送花了?”
妈妈在厨房里喊道。
我抓起所有的东西,快步跑上楼。
前一天晚上大卫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钦福德他父母的家中。我们可以在“城市边缘”停车场见面,他说。上一次我们把整个伦敦东区转了个遍的时候经过了那个地方。我去那儿并不远,他说。
时间晚了。靠近10点。但是我妈妈肯定会认为我还在斯图亚特家里——因此她不会担心或者问起什么。而我离那儿只有大约20分钟路程。
大卫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开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车灯。
他走下车,像以前一样爬进了我的MGF。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发动。我们只是在黑暗里坐着,眼睛直视前方,什么都不看,说着话。
就这样我说到斯图亚特的事故,还有他依然病着,他的肾受到了损伤,而我的心情有多糟。大卫说他的这只胳膊如何不行了,他又是如何在训练中将它扭伤的。
我记得我车里是怎么会有真芦荟叶的。并不真是叶子,更像矛,但是具有叶子的形状,因为真芦荟是一种仙人掌类植物。那天早上我去修指甲,为我修指甲的女士看见我的胳膊割破了,就给了我这种叫芦荟叶的东西,并告诉我它如何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愈合作用以及怎么用。
因此我把手伸到仪表板上的小储藏箱里去把它拿出来,解释它是什么,告诉他应该如何轻轻地挤压,把那种黏稠的东西揉擦到胳膊上,他抱住我的头,吻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吻我。而且又来了一次。
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非常浪漫。我甚至记得他穿着什么,一件非常漂亮的重量很轻的灰色开士米套头衫,充满爱意而又温柔。
现在,只不过才过了12个小时,那么多玫瑰花,还有一只“普拉达”手袋。我立刻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在阅读采访报道时得知我特别喜欢名牌服装,所以一起床他就去了西区的邦德街,给我买了这个手袋。它还可以吗?
可以?大卫做的每一件事让我越来越吃惊。
秘密约会
“你在找什么,维多利亚?”
是妈妈,她给我印象是一个盖世太保。我在洗衣房里。
“一只大花瓶。”
她递给我一只,也许能装下大卫送来的玫瑰花的四分之一,并朝我看了一眼。我决定我得告诉她,要不然生活就变得太复杂了。
“你肯定知道,不是吗,维多利亚,你爸爸会气疯了的。”她说,目前什么都不告诉他可能是最好的。
下一次大卫和我安排见面的时候,妈妈说她不喜欢停车场约会这档子事,而且夜深了还要独自开车回家。她说她用车送我。
因此车上有我、妈妈和我弟弟——他只是想看看我的这个新男友会开什么车来——我们正在“城市边缘”停车场里等着,这辆艾斯顿·马丁DB7开进来了——瞧瞧克里斯琴脸上的表情;他只见过我乘坐送货车。但是这一次大卫没有下车,我们将坐他的车去:我能看到妈妈想偷偷地瞧一眼。
其实,这辆艾斯顿·马丁不是他的,只是借来试车的,所以他要让它好好地跑一跑。大约只有6点钟,再过几个小时太阳才会下山。
“去南区怎么样?”我说。
麻烦是因为这不是他的车,车里没有地图。也因为大卫自16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曼彻斯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南区了,再说那时去南区开车的总是他爸爸。我去过那儿,但是我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如果那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一路都在谈啊,说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找到南区。最后我们到了剑桥。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酒吧样的地方的外面。空的。呃,几乎是空的。我正在想,我们真的不应该进去。我的意思是,西蒙会说什么?大卫并不知道我担心的是西蒙。我向他解释过是我只是担心,但是这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我只想着和他在一起。
进酒吧之前,大卫在车里吻了我,然后我们就进去了。大卫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一块比萨饼。但是人们时不时地朝我们看,那表情好像在说:“那不是……”不过这可能是那辆车招来的。
在酒吧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大卫也站起来了。起先,我想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大卫又站起来了,直到我坐下。这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为了礼貌起见。从来没有什么人那样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绝对是一个绅士。大卫所受的教育一直就是对妇女特别尊重——如今这已经相当罕见了——那都是因为他的父母。
他把我送回了家。这没有花很长时间,尤其是乘艾斯顿·马丁。我没有请他进屋——我爸爸还不知道,那样做真的会让我妈妈无法解释。
几天以后,他又来电话了。我正参加一个在首都电台举行的发行仪式。出去走走怎么样?
出去?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去哪儿而又不被人看到?那时我的司机叫科斯塔。我去找他。
“假如你想和某人去某个地方,科斯塔,而你又不想被看见,你会去哪儿?”
他紧紧地盯着我看。
“看电影怎么样?”
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在国王路边上有一家很小的电影院,”他继续说道,“相当老式的电影院。”
因此我在接待处拿了一份《旗帜晚报》看看是什么片子。一部喜剧,主演是汤姆·克鲁斯。评价不错,甚至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我回了个电话给大卫,约好在切尔西的一条小街上见面。科斯塔的车窗是遮着的,所以我们想让科斯塔跳下车,买票,等上一场结束,门厅里的人都走了,我和大卫再迅速冲进去。
我们也正是那么做的。没有人看到我们。电影刚刚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的事。我还在想着我们将要看到一部浪漫的喜剧了,结果却都是关于足球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我感到十分尴尬。然后他就开始吻我。所有我能记住的只有我的眼镜上都是水汽,那天晚上关于《甜心先生》我什么都没看到。
别人为我们安排做爱地点
我们回到他停车的地方时,大卫本以为我走我的路,他走他的路,而我却告诉科斯塔大卫会送我回家。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加点汽油。我迅速地拨通了我妈妈和爸爸的电话。
“你们睡了吗?”
“没有,怎么啦?”
“那么,我带一个人回去可以吗?我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就这样,我们到家了,我妈妈和爸爸穿着睡袍坐在客厅里。
“那么,”我爸爸说,“你是足球队员。”
大卫点点头。
“那么你效力于哪支球队?”
大卫与人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是那么羞怯。因此他只是坐在沙发上,话不多,直到我妈妈、爸爸会意地上楼去了。
我本来指望发生点好事的。
4月2日,“高贵辣妹”之“隐私揭密”三篇连载的第一篇,由她的第一个男友马克·伍德提供,占了《星报》的两版。所以,如果你本来以为我对这个小杂种太狠了,现在你就知道原因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并不狠。他是个吝啬鬼加饭桶,不把我当回事,又为了6万英镑把我出卖了。(是不是有可能把你欠我妈妈的钱还一点给她,马克?)我说的只是实话。
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以此为生。2000年11月,他和希拉·布莱克一起做了“蒙眼约会”节目。他继续充当着我的前未婚夫角色。他得从三个姑娘中选出一个据说看着像“高贵辣妹”的人。这时,希拉·布莱克说,那么“高贵辣妹”真的高贵吗,而他转过身说,假如她高贵,希拉,你就是王后了。当然这些台词都是别人为他们写好的,但是那有多无聊啊?人们除了认为你是个卑鄙小人外还会想什么呢?他本应该呆在那个防盗铃柜子里的。
这些报纸要让自己的钱花得值,要确保得到小道消息,无论真假。比如他说我们如何在开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做爱。老兄,在你的梦里吧。还说什么满足不了我。但是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爸爸在吃早饭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吗?
这真可怕,就像你家的房子被盗了,甚至比这还要糟。斯图亚特,感谢他,确实不错。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说。而且我相信他。他还不知道大卫的事。
两天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坚持要见大卫,西蒙说过,这肯定会传出去。确实如此。摄影记者就等在他沃斯利的家门外。这就像打伏击。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既然公开了,西蒙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见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假如西蒙说你们一起到警察局的号房里坐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做的。
当我的世界突然缩小到好像豌豆大小时,“辣妹世界”却长得越来越大。我们再次回到美国,参加“周六夜直播”节目。自从1975年开播以来,“周六夜直播”已经变成了一档深受喜爱的节目——它确实是一座喜剧舞台,任何在娱乐业有影响的人如果可能的话都要来这个节目。“辣妹”那张专辑在美国已经卖出了两百多万张,而且仍然在攀升。
“周六夜直播”确实如它所说:直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一直做的那样合着录好的音轨对口形。现在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现场唱歌了——这样做风险太大,出来的效果听起来可能奇差无比——这与会不会唱歌没关系。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抱着吉他往那儿一站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但是那时当诺埃尔·加拉格在首都电台获现场表演奖时,他攻击“辣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现场音乐会啊?
那时“绿洲”乐队仍然很强大,这一席话传遍了全世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都是受过训练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正是我们的强项。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公众场合这么做而已。在现场表演中,你担心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音响以及你和音乐师之间的和谐。
“周六夜直播”的传统是用他们内部的音乐师——这很好;这不像我们找来自己的乐队,因为结果可能会乱成一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排练时间。现场演唱和合着录好的音轨演唱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你不可能那么精神饱满。
节目定在4月12日,星期六。我们演唱《偶像崇拜者》和《说你会在那儿》——纪念和马特、毕夫、艾略特·肯尼迪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节目进行得不错。但并不精彩,本来有可能更好一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在心理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们的下一次现场演唱将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面对的将是查尔斯王子和大卫·贝克汉姆。
我3个星期没有看到大卫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电话里交谈,但是我几乎无法忍受。先是美国,然后去台湾和巴厘岛做更多的宣传,也去见见一些获奖者。在台湾,我真的在电视上变起了戏法。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去了设在我们旅馆地下室的一个非常寒酸的俱乐部,和着Abba的音乐跳舞,姑娘们送了我一只“蒂芬尼”手镯。至于巴厘岛——哦,这一切听起来那么浪漫,但是,最好还是在伦敦东区给我一块停车场,让我和大卫·贝克汉姆在一起,无论在哪一天都行。
西蒙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少地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曼联迷,以至于他开始扮演起马戏团演出指挥的角色来。
我和大卫见面以后几个星期,他就建议我们出去过几天。到意大利他熟悉的一家很棒的旅馆去。所有预订的事他来做,他说,同时看了我一眼。这将完全用化名。他基本上是在安排我们做爱的第一个地点。我感觉到他在希望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西蒙。但那是我不想让别人来为我安排的一件事。
大卫双膝跪地，向我求婚（图）
在圣玛丽上学的第一天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大卫的低调
5月3日,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客场对莱斯特城队的比赛——当然是“色情”·皮特提供的票——这一次我带上了我妹妹。
大卫知道我要来,但他解释说我们将无法见面。我无所谓。虽然那两次我去了切尔西和老特拉福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踢球,没有真正看到他,只是知道那是他,知道正进行着什么。我也知道足球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我确实也想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我真的看到他了。西蒙和榛子街球场的什么人谈了,安排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更衣”。然后他就在大巴边上等着,当他看到加利·内维尔的时候,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如果他想和我呆五分钟的话,大卫可以这么做。
那情形真古怪,和一排排的柜子在一起,像是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大约只有5分钟,有人敲门。是加利。
“你最好现在就来,”他隔着门说,“那老头儿在车上。”
5月13日,我们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一台大型综艺慈善演出——我们将演唱《偶像崇拜者》和《妈妈》。其他姑娘将于演出当天的早晨抵达,而我说我想前一天晚上就去。西蒙像往常一样摇着手指,他说好吧。
接着他又让我记住要低调一些。
维多利亚·威廉森,她为西蒙做事,反正也要早点去,她会盯着我的。或者西蒙可能这么想。
我们在米德兰旅馆预订了房间——一家非常漂亮、老式的旅馆,带有一个非常漂亮、老式的后门。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指点他如何去那儿。
“不要忘了,”我说,“低调一些。”
因此我在那儿按约定的那个时间等着,突然一阵急刹车,这辆扎眼的金属蓝宝马在后门停了下来,车篷敞着,音响震天价响。金发垂在太阳镜上的这位男人嘟嘟地摁着喇叭。那就是大卫的低调。
9点钟。10点钟。时间越来越晚。我的意思是,这真可笑。我又不是13岁,还要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回家。11点的时候,我给托莉打了电话。
“瞧,”我说,“如果我不回去,你会说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和西蒙没关系——这件事我要绝对保密。
“只是你一定要保证在其他人到这儿之前回来,”她说。
因此第二天早上非常早,大卫把我送回了旅馆。我悄悄地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好让人觉得我整夜都在那儿,就像电影里常做的那样。
成为焦点的戒指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告别晚餐（图）
芭蕾舞明星梦让人心碎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赤脚开车的辣妹
最右边的是我
一天下午,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可爱的8月的一天,我就是非常想见大卫。我很少开那辆奔驰SLK,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开过去遛遛呢?第二天早上要到10点钟才会有我的电话——我可以在那之前赶回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那么远,所以我叫上了我的老朋友玛丽亚 露易丝。那就是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在那儿过夜,5点钟离开,开回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回伦敦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太阳在乡村上空低低地挂着。我们飞速地开着车,放下了车篷,路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事实上我套了一件大卫的旧衬衫,有条纹的那种,衣领比较小,几个纽扣,像橄榄球衫,就这些,没穿袜子,没穿鞋子。为了让头发不挡住眼睛,我把它梳到后面去了,用一条内裤扎着——一条小小的黑色G带。
开MGF是一种乐趣,而奔驰却真的非常快——一会儿就跑了若干英里,和玛丽亚 露易丝闲谈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车速是多少。突然,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当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绝对是一个的守法良民。这辆警车不是一望便知的那种,而是一辆墨绿色没有标记的轿车。起先我拿不准该怎么做。但是那灯不断地闪着,我意识到我应该停车。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把车开到路边过。
“你有没有意识到,年轻的女士,不穿鞋开车是违规的?”
我低头看看我的脚。在车里,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站在这儿坚硬的路肩上,小石子已经陷进了我的趾缝里,我在想我该是个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件巨大的衬衫我什么都没穿。
“我们已经跟了你10英里了。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你开得有多快。”
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尖利的石子上走着,到了他们的车那儿,车上有一个小电视屏幕。原来他们一直在录像。他们把录像带倒过去,我的新车出现在上面,角上有些数字记录着我的行车速度。数字介于98到104之间。
哦,不好。采用女孩子战术最好,我决定。
“这是刚买的车,”我傻傻地一笑,“我上星期才拿到。难道它不可爱吗?”
一点都不为所动。
没别的办法。再试试痛苦的少女。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不该在这儿的,但是我要和一个在曼彻斯特的足球队员约会,而现在我正赶回伦敦,因为我必须得上班。”
“我明白了,”主要的那个警察看着我那辆昂贵的特制跑车,满腹怀疑地说道,“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发,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发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冲我挥挥手,呼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被关在“监狱”里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布尔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炼: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呼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
我给玛丽亚 露易丝打了电话。她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因此对时装一直感兴趣。这就像给了她一顶镶有珠宝的王冠。
那时距离詹尼·范思哲被谋杀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范思哲是在迈阿密海滩他的家门外被枪杀的。他的妹妹当娜泰拉接管了他的时装业。西蒙说他会和她联系把一切安排好。
我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接到了所有这些给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我们从来都参加不了任何活动。真的什么都参加不了。
星期六早上,艾伦·安德伍德把我送到机场和玛丽亚 露易丝汇合。然后我们换乘“范思哲”提供的直升机。那只乌鸦——或者直升机——飞起来了,米兰离尼斯并不很远。
正是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怎么办?
直升机旁的停机坪上站着四个男人:黑西装、黑色长外套、黑色太阳镜、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其中一个拿着一大束花。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他们是否在这个机场恭候某一位皇亲贵族。不。他们等的是我。
接着他们两个分别走到了我们的两边。我们像是被押送着,走出了机场出口,没有海关或护照检查。那儿停着四辆有专职司机的奔驰,黑色,车窗都遮着。只有一辆开着门。我们进去,开走了。在我们后面是两辆空车,我们前面一辆空车——除了司机和保安。我们到了市区最豪华的旅馆,迎接我们的是丹尼尔——英国人,感谢上帝——他为当娜泰拉工作。我们不住在这儿,他解释道。这只是我们当天歇脚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住在科摩湖畔范思哲的宅邸,距离米兰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写着我们两人名字的子弹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
你们两个每人一颗
你们谁也跑不了
“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月1日起至1998年8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在“范思哲”的聚会上
“当娜泰拉想知道,”我们进了房间以后他说,“你们是否想到范思哲商店里挑几件今晚穿的衣服。”
这一切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我真的感觉好像误入了另一个陌生的宇宙。忘了“辣妹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梦幻般的。我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一下子来到了极度纵欲的世界。到处都是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食品、最好的香槟、珠宝。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展示结束后,”在我们去“范思哲”商店的路上丹尼尔说,“当娜泰拉希望你们能来参加她的派对。那儿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那提醒了我,”说着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
亲爱的维多利亚,
请您为阿里格拉写几句话,再为她签个名。她是一个超级“辣妹”迷。
爱你的内奥姆。
我知道当娜泰拉·范思哲有两个孩子:阿里格拉,11岁,还有丹尼尔,大概8岁。但谁是内奥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