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奥姆·坎贝尔,范思哲家的密友,”作为解释,丹尼尔加了一句。
最后,我们到了“范思哲”商店。我们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我当时想其他几个“辣妹”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这一切,而我真的在那儿了。
结果我挑了一件黑色皮连衣裙,里面有束身内衣。这甚至还不是“范思哲”副线系列——“范思哲”成衣系列——而是一件“詹尼·范思哲”——时装——值数千英镑。
我还挑了一件白色开司米长外套,一条毛皮围巾,一只手包,还有鞋子。玛丽亚 露易丝选了一件不同的连衣裙、和我一样的外套,不过是黑色的。接着我们返回了旅馆。
“发型师和化妆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丹尼尔说。“我建议你们叫房间服务,让他们送点吃的过来。这一夜会很长。”
我穿上了我的新皮连衣裙——低胸的剪裁,在对面看我的胸部就像一台电视机,只是多了两只短小的皮袖子——搽的化妆品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接着又回到豪华轿车上。首先我们被带到后台见了当娜泰拉。她正在和什么人谈话,当我们被引见的时候,这个人回过身来。是珍妮特·杰克逊。珍妮特·杰克逊!然后我们在天桥下面坐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正坐在德米·摩尔的旁边。德米·摩尔!
展示结束后,我们回到后台喝了点香槟、吃点鱼子面包。
“你感觉我能请德米·摩尔给我签个名吗?”我对玛丽亚 露易丝低声耳语。“也许那太过时了?”
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想知道,维多利亚,”这声美国腔在我耳朵里咕噜咕噜响着,“我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女儿们签个名?她们对你简直着了迷。”那——好吧——是德米·摩尔。
然后我被引见给当娜泰拉的女儿阿里格拉。她告诉我那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是鲍伊·乔治,想去见见他吗?我说不,谢谢,因为我只是太害怕了。
一切都异乎寻常,每个人都在飞吻——那些神采飞扬的时装周的可人儿们。我站在那儿,好像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我只是在屏幕上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就感觉想把画面倒回去、再看一下、弄清楚他是谁。当然我能认出凯特·莫斯、内奥姆·坎贝尔和安珀·瓦莱塔,她们坐在一起,挤在一个角上。从她们一直朝我看的样子,我能看出来她们正在谈论我。这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世界,而我绝对只是初来乍到。我和玛丽亚 露易丝只是像多余的人一样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凯特·莫斯走过来打了个招呼。她非常讨人喜欢,介绍了安珀·瓦莱塔,她是我最喜欢的超级模特之一。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
“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
“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最后我和发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睡在范思哲的床上（图）
乏味而浓密的头发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 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发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发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猛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 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意大利就是意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等待订婚戒指
如果我们没有南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她就像一个神奇的教母,促成事情的发生,平息一切怨恨,她的耐心好得就像一尊雕像。南希在工作方面无可挑剔,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晚上10点钟打电话到办公室,她很可能还在那儿。
第一次和南希见面的那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露易丝怀孕了。这让我的妈妈、爸爸有点震惊,因为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是十分严厉,但是,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在家里和男朋友睡觉。直到我们定婚以后马克才睡在我的卧室里。告诉他们这件事,露易丝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从来不怀疑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对整件事情,他们做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爸爸得知将要做外公了,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在巴黎是为了《辣妹世界》的首发式,这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公开发行了。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是在评论界却颇有微词。问题是有些写评论的势利的混蛋彻底搭错了神经,他们看不出来这从头到尾完全是一部宣传片,他们说我们开始拍娱乐片了,趣味低级,矫揉造作还有浪荡的笑声。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确实如此。
从一开始谈论“境外免税年”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就说我们想有一个基地,爱尔兰会是理想的地方。我们也许无法探视在英国的家人,但是至少他们过去看我们会很容易。但是西蒙说不。正如我所说,他不喜欢我们家庭的影响,他最高兴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家人。
一群犀牛也不可能把我们拖回到里维埃拉 古拉格集中营,但是随着环球巡演的迫近,我们必须有地方排练,因此就选定了爱尔兰。
那年圣诞节,我和爱玛呆在K俱乐部,这是克尔代尔郡一家相当不错的有农舍风格的旅馆,离机场大约45分钟的路程。从曼彻斯特乘飞机到都柏林只要半小时,大卫和我之间的距离不足一个半小时,门靠门。
克尔代尔郡以马而闻名,因为我一直想骑马,我决定试一试。所以大卫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终于有一些我能做而大卫不能做的事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因为,和骑摩托车一样,教练不准。
所以他回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去了马厩,我全副武装——靴子、帽子——我甚至让马小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骑得非常好,他说:“快点,让我试一试。”
因此我下了马,把帽子给他,你会相信吗,他骑着马慢跑开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在那讨厌的马背上一样。那是大卫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绝对是个天才。
K俱乐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除了主建筑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小房子,以前也许是用作马厩的房子,每一幢房子都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一个洗澡间还有你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大家为什么不一起来呢?2月24日我们巡演的第一场就是在都柏林的泊因特,所以这完全有可能。我们要了5间这种小房子,在一排——或者不如说三间在底下、两间在上面。惟一不好的就是我们排练的地方在都柏林的那一边,到那儿去要花一个小时。
有一件事我非常想尽快完成——正式定婚,有戒指和一切。我对姑娘们讲了,她们都说,是的,太棒了,抓紧努力吧。既然西蒙已成历史,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那么除了“罗克里大厅”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去看“足总杯”对阵沃尔索耳的比赛,机会来了。沃尔索耳不是英超球队,因此没有人认为曼联会输。当然,他们没有输。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还是那个房间——只是景色不一样。夏天的时候一切都是绿色的。而现在是冬天,非常冷。
不幸的是,我们在那儿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成群的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我太高兴了。
我和家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们,以至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在某个方面替代了我的家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西蒙后他们没和我们在一起让我很痛心的原因。有几个确实和我们在一起——比如凯琳和詹妮。丽贝卡·克里普斯,她管理我们的歌迷杂志,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琼斯,他曾经是我们巡演经理格雷格·林内的副手。
理查德曾经和我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他回来太好了,这一次是做主管。他大约6英尺高,身材细长但不瘦。说到头发,他留着短发,假如长长了,就很拳曲,但是他把它剪掉了。他戴着一只耳环和一副圆形镜片的小眼镜,一个非常不错的家伙,非常关心人,也很擅长他的工作。他总能找点时间和你谈谈。
另外一个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是我们的舞编,普里西拉。这一次,我们都决定要找一些伴舞,男伴舞。(这可是西蒙决不会同意的事。)
那就是有普里西拉与我们在一起非常好的另一个原因。她认识这个国家所有最好的舞者,而且他们确实都尊敬她,听她的话。巡演的过程中,你必须非常非常健康。旅馆的运动中心恰好就靠着我们的小房子。他们允许我们把健身房圈起来一半,因此我们竖起镜子,用它们来排练以及和杰里一起上训练课。杰里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几年前出了一次车祸,被告知将再也无法行走了。杰里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健壮,他的腿细长得就像女人的腿。也许他看起来有点怪异,但他训练起来很认真。大卫喜欢和他一起训练,因为他的训练量相当大。上了他的一堂训练课,我就想,是的,你是个非常不错的家伙,杰里,但是你只是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女人。这个家伙是我和爱玛的噩梦。
“再做10个仰卧起坐,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话吧。”他会说。
我们太幸运了,日光浴房间就在健身房后面。
虽然我们工作很辛苦,但是这和“辣妹营”的气氛完全不同,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被西蒙搞得麻木了,现在5个人又充满了活力。我们就像电流,相互激发出了火花。
没有生活，只有日程表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历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历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布尔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布尔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赞助商,正因为他们赞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布尔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布尔被照亮了”,“绝妙5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
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
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
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
我们的邻居吉格斯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个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为的是让我们适应一下双人舞的动作,那些旋转和举起,但事实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舞伴,他将和我们有同样的个性,穿上相配的服装,因此,卡明埃(发音是卡—明—埃)是撅起嘴的那个品牌造型。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家伙,半意大利血统,在瑞士长大。他身着黑色紧身衣,他的头发全部往后梳。梅兰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尔扎,她后来嫁给了他(接着又离婚了)。洁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关系。
我一看到他就意识到克雷斯琴其实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学校最受宠的学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欢他。他说他改名字是因为英国演员工会,虽然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业内有另外一个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认克雷斯琴·豪斯福没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后,爱玛的舞伴是埃兹太加·诺亚,个子小却灵活;梅兰妮·C的舞伴是罗布·纳斯,一个混血儿。另外还有两个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后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们只是凑凑数、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换任何一个“辣妹”的舞伴。
我与卡明埃和路易斯的关系最好,尤其是在巡演过程中。他们知道我多么想大卫,经常走进我的化妆室和我聊天。他们俩对服装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谈论“古琦”和“普拉达”。
2月24日我们在都柏林的泊因特开演,在那里我们演了两晚。3月2日,星期一,我们在苏黎世举行了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场音乐会。那以后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们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后是回到英国,回到曼彻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维多利亚 阿尔伯特旅馆的时候,我在沃斯利和大卫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练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在顶楼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录像,这时,“扑费”和“史努比”在厨房里开始大声吼叫起来。“扑费”和“史努比”(是“扑费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缩写)是两条罗特维尔小狗,那年圣诞节大卫为我买的。其实我更想要那种毛茸茸的狗,但是大卫一直受到一些跟踪者的纠缠,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更应该买护卫犬。
不知怎么的,那两条狗正在做着它们的护卫工作,不知是什么让它们生气了。大卫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后花园里看,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攀越篱笆。
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那两只狗也是像发了疯一样。“扑费”和“史努比”在花园里,正对着后门叫。大卫说在门后他刚好能够看见一个人站着,正仰头往窗子看。所以他打开窗子,对着那个人大喊让他滚开。但是,那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大卫才意识到他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那些吵闹声开始的时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转身上楼,报了警。不出5分钟,房子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3辆警车停在外面,到处都是摩托车。那个人不见了踪影。
很明显,所有这些大卫都告诉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两只狗呆在屋里的原因。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实它们还只是小狗,我不想它们发生任何事。
这一次,我们没有麻烦警察。赖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离之外,因此大卫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另一个朋友住在离这儿大约4分钟的路程。
“那支彩色弹丸枪在哪儿,大卫?”我说。
他最近刚刚和队友们玩过这种作战游戏,游戏中你用彩色弹丸相互射击。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装备齐全的人。因此,他带着一支枪去参加他们的彩弹游戏了,但是这支枪的威力太大,他们不肯让他用。
“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但是不用麻烦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没有弹丸。”
“为什么没有?”
“我向隔壁房顶上开火,全用光了。”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这话很有趣,但是那时我没有笑。
现在,赖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赖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个家伙拿着高尔夫球杆。大卫从大厅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尔夫球杆。但是太迟了,无论是谁,他已经跑了。
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间房子里多呆一分钟了,我想这个疯子还会再回来的,任何事都会发生。我们甚至都懒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径服,上了车,开到了维多利亚 阿尔伯特旅馆,其他姑娘正待在那里。
我们刚刚上床,突然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疯子回去把狗杀了怎么办?幸好凡尔纳和JP还在,他们主动要求回去把两条狗带过来。因为“扑费”和“史努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旅馆的洗澡间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很大的响声——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卫早起训练的时候,他都像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样蹑手蹑脚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开始大喊起来。洗澡间里到处是,猜猜是什么: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墙上。这真叫人恶心。
对我们俩来说,沃斯利结束了。我们不能继续在那间房子里生活下去了。它一点也不安全,而且你没办法让它安全。无论如何,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不想再住在那儿,即使你在房子周围挖个壕沟,里面放满鳄鱼。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个我们一结婚就买得起的地方。
解雇西蒙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日。1997年11月5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
大卫穿我的内裤？（图）
我们需要在靠近球场和机场的地方买一幢房子。当我外出旅行时,大卫不得不独自做这一切,因此每天训练结束,他就得开车四下寻找合适的房屋。
在一次这样的寻觅过程中,他来到了曼彻斯特南部靠近威尔姆斯洛的奥尔德里 埃吉。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房屋的详细资料,可是他都不满意。但在他返回的途中,他注意到一些正在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公寓,因此他开车去看这里是否有要出售的。就这样他找到了这座公寓,在小道的尽头,周围栽满了树。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框架,但购房者可以乘电梯上去。那是顶楼,完全与外部隔绝,绝对安静,房间大而明亮,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要购买房屋,那是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房屋没有一个是让人感觉安全可靠的,即便买下那些房屋,我们也得建造围墙,安装昂贵的安全系统和其他设施。还有,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想把钱花在一栋大房子上,因为,总有一天,大卫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生涯。我们都是伦敦人,伦敦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即便大卫的足球生涯都要在曼联度过(如今很少有球员会这样),那也只考虑他一个人的情况。而且,当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抚养我们孩子长大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应该在伦敦。
幸运的是,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有几天假期,我去看了这座公寓。因为楼层较高,光线比较充足,而且能看到周围乡村可爱的风景,总之感觉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能让它变成真正舒适的家。
正如戈夫橡树,奥尔德里 埃吉曾经是一个村庄,但铁路建成之后,任何在那儿建造价值超过100英镑的房屋的人都可以免费乘火车去曼彻斯特——当时100英镑可是一大笔钱。现在奥尔德里 埃吉还有许多旧式的房屋和庄园。尽管距离老特拉福德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周围都是乡村。奥尔德里 埃吉这个名字取自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归“国民托管组织”所有,山上树木茂盛,满眼绿色,是散步游玩的好地方。村庄里设施齐全,你需要的它都有;肉铺、面包店、熟食店、药店、干洗店、餐厅,还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跑车陈列室:“青莲”和TVR,这是大卫喜欢的。
如果我在采访中说到这些奥尔德里 埃吉的跑车陈列室,我就会在新闻头条中读到:“高贵”为了那些跑车搬到了奥尔德里 埃吉。对于玩笑都无法理解的传媒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仍然在不停地问——好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大卫是不是真的穿我的内裤?
这件事是由我参加一个电视聊天节目引发的。那个节目叫做“流行风”,当你出了唱片或者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节目。这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电视采访节目之前做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相当严肃的节目)。
“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复名誉的诊所)。
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
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混乱的日子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洁芮要退出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