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自己管理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负责巡演,梅兰妮·B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
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
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称“辣妹”在某日某时将在她们的旅馆阳台上进行即兴演出。这很有用。英国的媒体来了以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我们的意大利歌迷,交通堵塞了几英里。新近宣称的“辣妹”的死亡,报纸上写道,太夸张了。
但是,那仅仅是开始。预订旅馆的时候,我们总会要一部联机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由自己管理,我们5个人每天晚上要花一个小时和律师通话。洁芮非常擅长这个,而梅兰妮·B每当认为需要调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会插几句俏皮话,比如这些律师穿着什么样的内衣裤。但这些都是重大的商业决策:赞助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英镑。虽然我和洁芮都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我们当时仍然处于适应期。
最终,在听取了所有的辩论、征求建议和意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总能形成一个小组一致通过的决定。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所作出的决定,不改变主意。那时我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很好地教会了我。
这段时间最滑稽的经历之一是在巴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我们得登上5只小船,船上装满了竞赛中获奖的人,然后在亚马逊河里漂流。
对任何一个坐在伦敦或者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食人鱼数量最多的河流吗?
因此我打电话给保罗·康罗伊——维京的常务董事——说我决不会踏上这个用树皮做的玩意儿,而且还有食人鱼围着船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我们已经拒绝了安排给我们的旅馆,这简直是一个粪坑——我房间的墙壁是蚊子的坟场。有人说他一个朋友有一艘大船可以给我们住。就这么定了。
天气热得像烤炉,那么,5位流行歌星上了一条拴在亚马逊河河岸上的内河船干什么呢?她们拿出威猛乐队的CD和麦当娜的CD,喝着龙舌兰酒。那天我所有能记得的事就是和着乔治·迈克尔的快歌跳舞,吃了几碗米饭。要么是龙舌兰酒,要么是米饭——我个人认为是米饭的缘故——我不久就和抽水马桶交上了朋友。真是魅力无穷啊。
让情况变得这么艰难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境外免税年”。如果我们在英国——哪怕有一个专门的基地——事情可能会容易得多。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一间办公室给托莉。实际上,她只有一部手机,然后坐在车子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让我们摆脱了许多困境。但是这工作让一个人来做让人难以忍受。说到难以忍受,12月,我们的单曲《难以忍受》跃居榜首——连续第六首。“辣妹”仍在运转。
托莉建议我们见一见南希·菲利普斯,她曾经和她一起在我们的电视宣传机构“璀璨”工作过,托莉在加入西蒙之前一直在那儿干。自从离开西蒙之后,南希一直在V2工作,这是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卖给百代时创下的品牌。南希先前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合伙人,经他们策划的人里有“低音小调”演唱组和托马斯·道尔贝。
我们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旅馆见到了她。这是12月中旬,我们解雇西蒙刚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和她交谈,告诉她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为我们管理办公室。突然,她打断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拿起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递过来。“用这个,”她说。
因为她先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把嚼过的口香糖黏在一只漂亮的瓷碟上了。片刻,你能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但是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南希并不是以此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废话。在唱片业,吹牛吹出来的热气多得足以让你飞越大西洋。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直来直去的人,完全脚踏实地的人。而南希当然就是理想的人选。
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年纪在三十大几、四十出头的样子,很自然,谈吐文雅而且很得体,但并不古板。因此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我们认为她不可能拒绝的报酬,一个月以后,她接管了为“辣妹”运作的所有事务,从V2带来了她的私人助理,朱莉。她在1998年1月加入了我们,4月,我们在玛丽勒庞的办公室开始受理业务。
她背叛了我们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她为此而受到了批评。当人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歌手时,那简直太可怕了。而事实上人们正是这么说的。我应该理解她。
但是“辣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她们歌唱得好或舞跳得好。在开始试听时,鲍勃和克里斯拒绝了比我们更优秀的歌手,因为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辣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好嗓子还因为我们有个性。而你绝对无法指责洁芮没有个性。
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越想就越觉得好像整件事都是洁芮精心计划好的:她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作出歉疚的样子,要向社会偿还她欠下的东西,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的话,为联合国工作,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而背地里却在录制她的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光彩熠熠地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记得在“帕金森”节目中又见到了她,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军装,扎着好看的马尾辫,没有化妆,看上去毫无生气,让人厌烦,说什么“姜汁辣妹”不存在了、“姜汁辣妹”死了等等,等等。我在想,你也许骗得了帕金森,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
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喂,‘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喂,建筑工人”或者“喂,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
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
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
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雇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
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们并不在乎历史对我们不利,历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首歌一首歌地彩排。我则要增加很多唱段。第一次我要在《想要》中演唱了。
一旦走上舞台,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总拿着一张纸,记下谁该唱哪一句。我们得记在脑子里。一旦我们之中有人该唱洁芮那部分的歌词却忘了唱的时候,就会出现让人难堪的沉默。这真够我们应付的,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情绪化。
因此,我们都坐在奥斯陆的宾馆房间里,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有的媒体都说“辣妹”完了,我们只是在勉强维持。就在这时,托莉·威廉森走进来,说她要走了。
就像一部可怕的卡通片,我们四个脑袋一齐转向她,四个脑袋里也只有同一个念头。
“但是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不是去和洁芮一起工作。”
一星期后,她和洁芮一起工作了。
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克雷斯琴(斯托姆或者豪斯福:洁芮的伴舞/男朋友)是否知道她的计划,但是他的合同未满,所以必须和我们待在一起,穿着“辣妹男孩”的演出服,哪儿也去不了。这让人有点尴尬,想想看,是的,你的女朋友刚刚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那情形真怪。最后他只得离开。这倒不是出于报复,但是他只是一个配件。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在所有的伴舞当中,我和他讲的话可能最少。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大学里的克雷斯琴·豪斯福,那时从不多看我一眼。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是最得宠的一个,你从不正眼看我,而现在你却为我做事。
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
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平凡的时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现在她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一开始是对她的自私感到愤怒,然后感到她背叛了我,完全背叛了我。
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图）
事实上,奥斯陆的演出是我们最好的演出之一,当然也出了一些纰漏。这是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上面经常会出现我们的特写。在唱《辣翻你的天》的时候,那是演出快接近尾声时的一首歌,大屏幕上会出现电脑图像和烟火来增加现场气氛。我跳着舞,心里想着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想着唱到“猛地向左转”时我应该转过去,我转过去了,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没有烟火,没有电脑图像,而是一些戴着安全套在洗桑拿的乐队工作人员和露着胸部的女人的镜头。
我全身像要着火一样。我气得要冒烟了。须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儿发疯似的想找到攻击我们的东西,而且有一半观众还是孩子:你让小比扬和他妈妈来看某个戴着安全套的胖男人和上身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片子,而且他还在摸她的奶子。
下台之后我发火了。
“我的年纪也许只有你们的一半,”我对那些已经显得很羞愧的工作人员说,“但你们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吗?乐队刚走了一名成员,成群结队的媒体在前面等着看我们出洋相,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我不管你们是否一向如此。这种行为是完全、绝对不允许的。”
他们都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一些人担心起来,开始向我们道歉,请求我们四个不要解雇他们。这些大男人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要失去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尊敬比我年长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要解雇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在这一行工作的人。
其他的姑娘们都吓坏了——主要是因为吃惊。我已经沉默了四年,这是我惟一一次出来说话。事实上,我很高兴站出来讲几句。洁芮做的那些事我一直都很擅长,可是我总是让她去做。那是她的特长,是她表现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在我们最擅长的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天赋。那如果我的天赋就是解雇一群中年白痴,其他的姑娘们就让我来办。在这一点上我们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是梅尔·B的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们忘记烦心事的好机会,我们在宾馆的套房里为她举行了意外的派对,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那儿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套房外有一片很大的装饰好的露天平台,还有烧烤的地方,因为是夏天,斯堪的那维亚的夜晚好像永远不会黑。吉米·古尔扎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男脱衣舞演员。这个家伙绝对无耻,是个十足的让人恶心的家伙,浑身肌肉,长长的金色卷发,像是尚格云顿和“阿巴”乐队的本尼的杂交。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带上健康警告。
在我们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之前,我们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演出设备可以运抵迈阿密。作为由帕瓦罗蒂举办的援助利比利亚战乱中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嘉宾,我们在欧洲还有一场演出。我很兴奋,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了席琳·狄翁、纳塔莉·科尔、瓦内萨·威廉斯以及乔恩·彭·乔以外还有史迪威·文德,我爸爸心目中的英雄,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儿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跟着唱《公爵先生》。我经常播放这首歌,然后在大厅里跳舞。事实上,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特地打电话给首都电台,把它当作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点播了它。
我就是在那样的音乐背景下长大——史迪威·文德、芭芭拉·史翠珊、安妮塔·贝克(《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底特律黑人音乐和“甲壳虫”乐队。小时候,楼上的收音机总是开着——通常都是首都电台。楼下,我父亲有自己的音响和很棒的六十年代的唱片集。
人们说你不应该去见心目中的英雄,因为那只会让你失望。尽管史迪威·文德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特别是能够向他介绍我的父亲。
但我得把我父亲拉过去。
“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去。维多利亚,我的意思是,我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当歌迷们排起长队来看我们时,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老实说歌迷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们喜欢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者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就足够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这么做呢?说这是特权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这两个星期的自由时间,我的那位了不起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吗?没有。英国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小事情,叫“世界杯”。我们只是在法国南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住了短暂的几天。
我是在颁奖典礼上遇到埃尔顿·约翰的,这种事在音乐圈经常发生。埃尔顿甚至客串过我们的电影。但我们并不像朋友那样熟。开始是大卫先认识他的。一年前,我去了米兰的范思哲时装秀,大卫则被邀请去看男士成衣秀,大卫坐在前排,而埃尔顿就坐在他旁边。大卫很害羞也不引人注目,埃尔顿转过头来跟他说见过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事。他对大卫说他知道总是在聚光灯下面有多痛苦,如果我们想暂时摆脱这样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去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因此当洁芮离开以后,我和大卫碰巧有机会在一起呆几天(此前大卫事实上和英格兰队一直在西班牙的芒加城),我们给埃尔顿打了电话:“我们不想太冒昧,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您上次的邀请?”他真是个好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那里。
埃尔顿的别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见过这么符合我的品位的房子。它坐落在尼斯的一家公园的中心,下面是一座小城,因此在别墅中你可以俯视地中海。别墅远离公路,还建了高高的黑色电子门,太漂亮了——甚至花园里还种了与房屋风格协调一致的可爱的柠檬色的花,屋子里摆满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品。我最喜欢的是艾伦·琼斯的两幅作品——两个女人手、膝着地,脚穿束脚靴,正为主人举着一面镜子。如果我要搬到埃尔顿家里住,我连床罩也不会换,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与王子见面
在曼联的生活永无尽头,赛季前的训练在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了。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就只能说再见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再见面,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了他的一件旧衬衫,剩下的旅途中,我就穿着它睡觉。我睡觉前会想像他在做什么。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区,这很容易。我们都在睡觉,我会知道他在想着我。但是处于不同的时区,他可能在做其他事,可能不是在想着我,至少那一刻没有。
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查德·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布尔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发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发。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发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胡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家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妊娠测试
就在洁芮离开以后,而且人们正为主教练离开加萨、离开英格兰队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卫穿莎笼裙的事发生了。一位足球运动员(人人都知道是极有品位的人)不可能选择穿这么愚蠢的衣服,那么一定是因为我。小报上登出了具有它们一贯风格的标题:看看谁穿了裤子?
事实上,几星期前大卫和吉米·古尔扎一起出去购物,他们都买了让·保罗·戈蒂埃莎笼裙。这完全是大卫的主意。他穿了一条因为他觉得看上去不错。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晚饭,大卫决定穿上它,就围在长裤外面——我是说在巴厘岛男人们总这么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穿,在他受到那么多指责之后,谁还能再责怪他?但这是在夏天的晚上,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埃兹,你们希望他穿什么?三件套的西装还是足球队的队服?或者是设计成英国国旗的短裤、白色短袜、凉鞋、啤酒肚,就像英格兰6月15日打突尼斯那场比赛时充斥着马赛电视屏幕的时装偶像们?
我有多爱大卫?我们在迈阿密彩排美洲巡演的第一场时,大卫打来电话说,主教练格伦·霍德尔不准备让他上场踢在马赛举行的对突尼斯的比赛,主教练告诉他——以及全世界——大卫太痴迷于他的“辣妹”女友以至于不能冒险让他上场踢球。他难过极了,我雇了一架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了尼斯,事实上,我们只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我又飞了回去。
洁芮离开后,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洲巡演了。我们在那里的推广人威胁说要退出。毕竟,开始我们承诺有五位“辣妹”,而现在只有四位。一切都取决于迈阿密的第一次演出。
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担心——我们一直对我们的音乐和表演有信心。紧张的是维京那些人还有我们的赞助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让人泄气,我们习惯了在暗处靠灯光让整个演出现场兴奋起来。而这一次我们得在露天剧场演出,走上舞台,阳光照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舞台前的座位下长了很高的草,这让人想到了长满草的小山丘。一到那里,我就意识到这里极像另外一个地方——布伦海姆宫。这里只缺贝瑞·曼尼洛和羊粪,取而代之的是,蚊子黏在我的假发上。
天气热得厉害。他们说这是非常炎热的一段时期,说是千年以来最热的天气。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四处装满了洒水装置以降温。我从不喜欢炎热的天气——如果在海边或游泳池旁边,并且没有化妆,那倒没问题,但现在我觉得难受,情况太糟了。但是我知道冲到法国去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只能尽力做好一切。小时候,外婆告诉我,人和动物、男人和女人表达“出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马用“淌汗”,男人用“有汗液”,而女人只能用“感到热”。那么,如果我“感到热”的话,那简直是原子能发出的热。我那时简直是在不停地淌汗。服装的更换频繁得有点可笑,这是很糟糕的事,所有的衣服都黏在身上,每动一下都让我感觉更糟。我是说,那些氯纶织物可不是亚麻布。
“你不认为你可能是怀孕了吗?”凯琳第若干次为我补妆时问道。每一次走下舞台我都要补妆。
怀孕?不太可能。首先我患有多囊卵巢症,医院告诉我靠我自己是无法怀孕的,其次,这些天我和大卫几乎见不上面——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你上次经期是什么时候?”凯琳接着问。
你知道我怎么答?我不知道。我的经期一直都没有规律,而且已经几个月没来了。但是随着凯琳不停地发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紧张而激动。尽管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怀孕,可是我私底下却希望是这样。
“我来给你做个妊娠测试。”凯琳说。那好,我总不能自己到迈阿密找个像“布茨”一样的药店吧。
阴性。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时差反应现在肯定早过了。6月20日,我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
“也许现在还太早,妊娠现象显示不出来,”凯琳说。“我会给你再做一次。”
我们早先为《想要》做电视宣传时,凯琳就和我们在一起。我想,那是在“天空”节目中。我还记得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中见面,那多有意思啊!凯琳是身边最好的人,并且她懂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知道妊娠测试——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科幻杂志。她总是很冷静,而且实事求是,也许是因为在做化妆师之前,她曾经想做一个体育教师。想想看,如果我上学的学校有一个像凯琳这样的体育老师,我的学校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
被“狗仔队”跟踪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 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 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大卫的绯闻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