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迈克尔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迈克尔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道。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裸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 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道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家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那个叫西蒙尼的阿根廷人（图）
小贝被罚下的一幕
他们刚乘机抵达圣艾蒂埃纳。世界杯在法国许多城市都有比赛场地,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布列塔尼的拉 布勒。大卫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飞行,现在他们正乘大巴由飞机场去体育场。
就在那儿大卫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我对大卫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对我说了什么,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是那么那么的高兴。大卫一直就想有一个家,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着这些。
不久之后,我们都去了一家英国酒吧,在那儿看英格兰对强队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在世界杯比赛初期,主教练格伦·霍德尔因为没有让两位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和迈克尔·欧文上场而受到了媒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们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报纸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在“辣妹”面前他们不会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场比赛将非常精彩。尽管仍感觉不适,我还是决定去。
不管你怎么看待足球,世界杯总会引起你的关注——而且这场对阿根廷的比赛确实让人兴奋,特别是我,因为大卫踢得那么好。半场结束,比分是2比2平,下半场刚刚开始,阿根廷队的队长从背后冲撞大卫,大卫摔倒在球场上。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大卫抬起了一只脚,那个叫迭戈·西蒙尼的人也摔倒在了草地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以及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严重。因此当主裁判向大卫走过去,并且向他出示了一张红牌时,没有人能相信,我们从大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无法相信。与比赛中发生的一半事情相比,这样小小的一个绊儿简直微不足道。毕竟,那个家伙是故意冲撞了大卫——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几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响了,大卫在更衣室打来的电话。他很沮丧,问我从电视上看那个动作是不是很大,我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他说如果英格兰队输了这场比赛,几小时之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尽管被红牌罚下意味着停赛两场,但他认为在全队离开之前,主教练不会允许他走。尽管我非常希望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杯,可是我怀孕了,我希望大卫和我在一起,并且大卫也需要和我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让人动情。
事实上,直到比赛结束之前,人们都相信英格兰队会赢,因为尽管大卫不在场上,英格兰队看上去也比阿根廷队踢得好得多。但是在接下来的点球决胜中,他们罚失两粒点球。英格兰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指责,格伦·霍德尔没有受到指责。没有。受到指责的是大卫·贝克汉姆。我不想再提指责大卫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太让人沮丧了。但滑稽的是,世界杯期间另外还有22名球员被罚下场,有人指责他们吗?其他国家尊敬他们的优秀球员,英国却喜欢对他们横加指责。
第二天下午,英国航空空司派了一架协和飞机去英格兰队的营地接全队回国。在希思罗机场大卫的父母被允许带着大卫的东西呆在海关境界的后面,在一间私人房间内接大卫。在乘下一班协和飞机去纽约之前,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从一架协和飞机下来又要乘另一架协和。
大卫向我妈妈发誓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 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大卫送我一件“巴西”队服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
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发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发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发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发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恶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他说。
“鲜艳的黄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发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黄色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涅狄格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恶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谎言与事实
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
求——你了。《世界新闻周刊》报道,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
“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
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系,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历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历这种事。
人们总是说,如果报纸上刊登了假消息,你为什么不起诉他们?但是,首先起诉得花钱,而且通常这钱都花得不值。问题是,报纸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写一些他们知道可以逃避惩罚的东西。出于兴趣,以下是我曾经在我的日记中记下的一些谎言。
谎言:1999年圣诞节,我们花了48,000英镑给布鲁克林买了一个微型“法拉利”。
事实:当时我们到哈罗兹去看圣诞老人,布鲁克林坐在那辆为百万富翁制作的可笑的“法拉利”车里。有人拍了照,把照片卖给了报社。
谎言:我每年花60,000英镑做头发。
事实:做头发几乎不花钱。通常是唱片公司、电视公司或那天我为之工作的人付钱。如果我不是在工作,泰勒,我的发型师,免费为我做头发,同时他也为大卫理发。我们付得起那笔费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对他是很好的宣传。谢谢你,泰勒,以及所有免费为我们做事的人。
谎言:我们花2000英镑给布鲁克林买了一辆电动玩具
吉普车。
事实:我们只花了250英镑从“你的玩具”店里买的。
谎言:我乱插队。
事实:我怀孕期间,有一次急着上厕所,因此我就问卫生间里的这位女士能否让我先上,否则我就要尿裤子了,还要殃及地板。另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去特斯科买些樱桃。那儿收银员不多,我前面的女士买了一推车的东西,因此她问我要不要先付账,因为我只买了一包樱桃。好的,我一边为她签名一边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的话。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高贵辣妹”高贵得不排队了:她挤到顾客前面,让所有人大为不悦,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在机场人们总是想把我和大卫推到前面去,而我们总是谢绝他们的好意。
谎言:我们买下了埃塞克斯海岸外的一座岛。
事实:我甚至不知道埃塞克斯附近还有岛。
谎言:我和麦当娜为正在销售的诺丁山的一座房子打
起了价格战。
事实:真令人难过,这不是真的,但能和麦姐扯上任何关系都很酷,那么谁在乎呢?
谎言:我将飞抵洛杉矶与凯文·科斯特纳商谈出演《保镖Ⅱ》事宜。
事实:要是这样就好了。
谎言:大卫在上猎鹰训练课。
事实:大卫连虎皮鹦鹉都害怕,更不用说猎鹰了。
谎言:大卫花五万英镑定做了一张镀金的司诺克球台。
事实:他只有一张普通的司诺克球台。
谎言:大卫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和。
事实: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互不干涉。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干涉呢?
谎言:我告诉大卫他该穿什么。
事实:大卫穿衣很有品位。我穿的有些衣服他不喜欢,很少发生相反的事情。大卫个性很强,他不想做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无论是穿衣、做事还是说话。我倒是想接受莎笼裙和头巾的荣誉,但我可以老实地说这都是大卫自己决定的。
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
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我并不想移居米兰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台。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斯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斯蒂芬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找个地方结婚
最后让我摆脱沮丧的是安排我们的婚礼。在美国巡演时,甚至在我怀上布鲁克林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把事情安排给其他人做,尽管我不断地听到爸爸的声音在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自动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我对婚礼安排方面的事一无所知,从在教堂干什么到你可以在哪儿租到大帐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个婚礼协调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查德让我接触了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 琼斯。我回伦敦的时候和他见了面,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佩里格林。他非常有趣,个子矮矮的,脾气好极了。他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 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现在称为斯诺登男爵。佩里格林听起来比他现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贵。但是他一点也不自高自大。他完全不把他的这层皇室关系放在心上。例如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说:“带着那条威尔士考杰狗散步。”
在布鲁克林出生前,我去看了拉特尔斯城堡。自从巡演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看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离公路不能太近,可是还要让客人们容易找到。同时,我还希望那儿有为客人们提供的舒适的房间,而拉特尔斯城堡有十四间卧室。我当然希望在英格兰举行婚礼,但是看过的地方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他们听到“高贵”和“小贝”这样神奇的字眼,立刻就会开出天价。
事实上,这时候钱并不是问题。我们订婚后不久,大卫的经纪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有人愿意出100万英镑买那些照片。我很矛盾:这是我们的婚礼,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让我们多一些隐私。而且我也真的不想上《你好!》杂志。它被戏称为《你好!再见!》杂志:所有那些让他们的婚礼登在该杂志上的人都以离婚而告终。但是说到底,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开出那么高的价码,你至少会想一下,否则你不就成傻子了。
最终使得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杂志做这件事更保险一些。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的肩上好像卸去了一副重担。现在我不用再担心拥挤的歌迷。他们能办到我力不能及的事。靠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将绝对是一场噩梦。要想确保没有人擅自进入派对现场,付给我们的100万英镑只是他们的第一笔开支。在梅兰妮·B的婚礼上,一群摄影记者躲在一个小岛上,穿着伪装服在那儿躲了好多天才被发现。
我们去看拉特尔斯城堡的时候肯定是一月份,尽管那时天气很冷,到处都是冬季萧索的景象,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结婚的地方。像所有小女孩一样,我也曾想像我的婚礼将会举办得像一个童话故事。我是公主,大卫是王子,我们将在城堡里结婚。大卫和我有一样的梦想。拉特尔斯城堡和我想像中的城堡完全一样:有塔,有角楼,上面爬满了常春藤,颇具乔治王时代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城堡里面也如你们所能想到的那样古色古香,但都刚刚装饰过,不像我们以前去看的许多地方肮脏得让人不快,诸如椅垫上有破洞之类的事。我想要一个非常干净、让人感觉很愉快的地方。拉特尔斯城堡正是那样。两家人将要住的所有房间都很漂亮、阳光充裕,开着大窗户,还有让人感到快乐的气氛。甚至连地毯都是新的。
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那个装饰性建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废墟,离主建筑大约500码。
“那么,这里难道不是结婚的最佳地点吗?”佩里格林说。要看出这一点,你得有点想像力,不过,没错,如果佩里格林能舞动他的魔杖,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路边就有一座教堂,但不是特别好,在安全方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事实上,那个装饰性建筑是一片废墟。它一直延伸到岩石中,因而特别潮湿。一个流浪汉曾经住在那里,没有地面可言,你能听见下面的流水声。但是如果他能把它改造好,那它就是完美的,完全符合我和大卫所想要的浪漫的罗宾汉式的中世纪风格。但是,佩里格林说还有一个小问题。在爱尔兰,要使婚礼合法,必须在受到神庇佑的土壤上结婚。和阿伦·爱德华兹在一起工作的卡罗琳·麦卡蒂尔来自北爱尔兰;你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凑巧的事,她父亲与教堂有点关系,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特许。否则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婚姻根本不合法。那岂不是很滑稽吗?不利之处在于,佩里格林解释道,那里只能容纳少部分人——最多30个——不过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附带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将只限于一些最亲近的人,接着我们将举行盛大的派对。
最困难的部分是必须找到一个与大卫的训练日程不冲突的周末,因为拉特尔斯城堡已经有了很多预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时间是合适的:1999年7月4日,星期天。
因为要做好多准备工作,所以拉特尔斯城堡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租下了。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时它已经像我们计划的那样了。
《OK!》杂志生怕哪一家竞争对手发现什么,所以,事实上是他们雇了一架私人飞机接我们去了都柏林——“我们”包括我们全家和我的结婚礼服。
刚订婚的时候,我想逛百货商店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因为那就是你该做的事,和妈妈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因为当时我们在纽约,这又显得更方便了一些:塞克司,巴尼司,布罗明戴尔。但我什么也没看中。它们都很糟糕。
送大卫的礼物——法拉利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决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一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