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住进产房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月初,我联系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
“大卫,外面冷得像西伯利亚。”
“你可以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宝贝儿。”
我想说,我如此庞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那该死的厕所我都拖着不想去;因为那就像把一辆没有转向动力装置的货车停到泊位上一样困难。
就这样,我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上了路,突然他在邻居的车库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一指——它出现了,一辆漂亮的灰色“奔驰”CLK。自从我把自己大约一年前从麦克拉伦得到的那辆小“奔驰”SLK给了我母亲,我就一直在开大卫的车。现在他给我买了一辆自己的车——是那种四个座位的小“奔驰”。有趣的是,不久之后每位球员的女伴都买了一辆:特迪·谢林汉姆的女朋友尼库拉·史密斯;菲尔·内维尔的妻子朱莉·内维尔;加利·内维尔的女朋友汉娜。因为这车简直没话说,耐用而且时髦。我们真可谓领潮流之先。
我的产科医生杰拉德先生说,他会在我预产期前一个星期给我做人工催产,以保证大卫在场,因为大卫有许多客场比赛和国际比赛要参加。但是,在催产之前孩子的头位必须恰当。我每星期都去医院,可孩子的头还没有降到恰当的位置。
你能相信吗,梅兰妮·B分娩了。我想,我的这个小家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做了九个月的饭了。现在我要他出来。我是说,布鲁克林本应该比梅兰妮的孩子早出生的。
“如果分娩时孩子的头位依然不正,你就得进行紧急剖腹产,”我又一次去见他时,杰拉德先生解释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就进行剖腹产,直接把他取出来,这对你可能是最安全的。”
“别担心我,”我说。“哪样做对孩子最安全?”
那种时候,你不会非常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婴儿没问题,他说。但是总的来说,他宁可现在就做。
“好。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做呢?”
“七点钟好吗?”
“什么,今天?”
我的上帝。
“今天晚上。现在我就安排你住进波特兰医院。”
“我有时间先回家一趟吗?”
我似乎看见了过去两个月一直放在门边的婴儿袋。
他看了一下手表。
“只要你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医院就没问题。”
杰拉德医生的头上方有一只钟,指着下午两点四十分。那是3月4日,大卫已经动身离开曼彻斯特,正在路上,可他没想过会这么快。我很紧张。我真的不想让媒体知道,这是个人隐私,绝对的个人隐私。因此,我用司机的手机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6号公路上,那时正吃着一块“狮”牌巧克力。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总是要问对方在干什么。
“别担心,”我说,“一切都很好,但你能尽快赶来吗?因为我要住进医院了。”
大卫说他顿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时间不多,大卫到家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记得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想,太有趣了,今晚这家伙就要出来了。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个男孩。起先我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身为女人,肚子里却有一个男孩,带着所有男孩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小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一个男孩。
因为我妹妹分娩比较麻烦,所以利伯蒂出生时我妈妈未被允许进入产房。通常如果是剖腹产,医生只让一个人进去,但这一次,杰拉德先生让我妈妈也进来了。因此我们乘着“越野陆虎”出发了。车窗是遮着的,我们被安排从产妇入口进去。(这一安排非常合适。)
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医院。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们直奔我的房间,这更像是一间套房。我有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卧室,旁边还有一间看上去像休息室的房间,也有浴室。房间所在楼层很高,视野很开阔,可以俯视街景。我简直无法相信:下面站着两名摄影记者。
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脊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在梅兰妮·B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发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弗格森不让我们度蜜月（图）
弗格森毁了我们的蜜月
安东尼奥·贝拉蒂在凌晨四点才离开。
中午。卢顿。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的衣服装在箱子里。可是维拉·王制作的礼服得用一辆货车送到机场——礼服装在一个专用大盒子里,内装挂衣杆,以免服装在运输途中被压皱。正当我设法躲避拍照、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为我们搬行李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把那个大盒子搬进去。
“你说什么,搬不进来?”
他们说的是我的结婚礼服。我的结婚礼服,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
“那东西绝对进不了货舱。你们得把它带进客舱。”
因为那东西有电话亭那么大,只有一个办法。我爸爸让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我们站成一圈以防记者的长镜头拍到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拿出礼服,走上舷梯,风吹得包装纸呼啦呼啦地响。沿着机舱内的通道,我们把它拖进了洗手间。
“如果要去洗手间,非得把它打个结才行。”我爸爸说。
很有魅力,不是吗?
那两个孩子异常兴奋。最后,大卫和那个机场搬运工把大盒子叠好,放在货舱里:到了那一头我们还得用它。
我们到了都柏林机场,天气糟透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那些灰尘并且祈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还得把礼服再装回到盒子里去。因此,大卫抱着布鲁克林,其余的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把礼服往盒子里装,因为把那么一件镶满荷叶边的东西放进去要比把它拿出来难多了。就这样我们都呆在停机坪上,就像电视系列剧《迪伯利的牧师》中的一个片段。因为和《OK!》杂志的协约,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哪怕是看一眼。
到了拉特尔斯城堡见到佩里格林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看上去像个高贵的小精灵,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几个月来的会面、想主意、做决定使我感觉到他更像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叔,一个我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当我看到那个装饰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我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有一扇哥特式窗户,因为很小,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座桥,要是在过去,上面会站着号手。他干得棒极了。所有的墙壁都打扫过了,地上铺设了人工草皮,第二天将点缀上一些干花以及下面小溪边的鲜花。他还弄来了白桦树,把它们放在城堡里,这样墙上和顶上就会布满树叶和枝条。事实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想让整个婚礼现场显得枝叶繁茂,这样才与城堡的氛围相一致。树上挂满了五彩的小灯泡。他让一些老枝条变成了圣坛。
我的婚礼花束遵循着同样的乡村主题——苹果、圣约翰的野浆果、常春藤、迷迭香和黑霉。我的伴娘是利伯蒂和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小女儿乔治娜。她们打扮成精灵,拿着常春藤和嫩枝,还戴着薄如蝉翼的翅膀。
那是异常精彩的一天。我头一次没有时间感到紧张。再说,我为什么要紧张呢?婚礼稳稳当当地由佩里格林操持着;而且我就要嫁给我至爱的人了,我从没想过我爱一个人会爱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点让我感觉很好,那就是“辣妹”家族又聚到了一块儿。不仅有那几个姑娘和她们的妈妈,当然还有肯尼,以及我的发型师詹妮和化妆师凯琳。只有洁芮不在。我不可能邀请她,因为那可能会引起太多公众的关注。可是在婚礼前大约一个小时,肯尼给了我一封信。是洁芮的信,肯尼仍然能遇到她。
这是她写的一首诗——有些潦草——她说是在车里写的。读了她的诗,我哭了。因为发生了那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我在想她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几乎不认识我的丈夫。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该多好。事情变成这样真叫人伤心,我们曾经那么亲近。我一下子又想起来这事实上有多让人伤心。
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科克市的主教非常和蔼,和舍伍德森林的格调十分合拍,正如我想像中的托克修道士——头顶部稀疏的头发、胖胖的、让人愉快的红面颊。他甚至还穿了紫色的服装,和紫、红、绿的主色调相匹配。
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的晚装十分精彩,尽管布鲁克林吐脏了他爸爸的衬衫,因此他的领带上有了让设计师发晕的斑点。可我们一点也没料到斑驳的杂色领带一年后会引领时尚。
我们共有225位客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身着白色或黑色服装。我妈妈穿的是玛丽亚·格拉其沃吉尔制作的服装。她在1997年曾经借给我一套晚礼服参加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
大卫和我爸爸都做了感人的发言。大卫哭了。我哭了。我妈妈哭了。和普通人的婚礼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明星云集的婚礼。埃尔顿因为耳朵病毒感染,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未能出席。除了“辣妹”,没有其他明星。这就是媒体所说的我们的婚礼中让人失望的一点。我们希望婚礼尽可能浪漫一些,我和大卫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我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只是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话罢了。
婚礼距离训练开始的日期非常近,我们知道蜜月的安排将是一个问题。有人为我们提供了魔术师约翰逊在夏威夷的住所。可是到那儿得花二十四小时,除非大卫能有更多的假期,否则根本不值得到那儿去。因此,在婚礼前,大卫请他的经纪人托尼·史蒂芬斯,托尼一直都非常乐于帮我们,去问曼联俱乐部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是否可以多休息两天,这样我们总共就有十天时间,足够出去一趟了。
事情有些复杂。婚礼后,大部分曼联球员将去澳大利亚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但是参加国家队的球员不去,因为其他人度假时,他们一直随英格兰队训练。所以在回曼联前他们将有四天额外的假期。但是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听说大卫越级申请在其他英格兰队球员四天假期的基础上多休息两天时,他气疯了。大卫不仅得不到额外的两天假,而且其他英格兰球员将享受的四天假期他也不能享受。在训练的第一天他就必须回到老特拉福德。
“可是,头儿,其他队员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休假,我回去只能和替补球员一起训练。”
“你自找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你让我归队却毫无理由。”
“别这样和我说话。”
“求你了,头儿,我刚结婚。我只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度蜜月。在这里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得离开这儿。”
“那你就去吧!”
“可是你要我下个星期六就归队。”
“是的。”
“可是这连一个星期都不到,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那是你的问题,大卫,我一点都不在乎。”
大卫文身（图）
在梅尔·B家留下抹不去的“疤痕”
在曼彻斯特我没有朋友——自从遇到大卫之后,我几乎就没呆在英国。尽管我非常喜欢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收拾以及看看MTV。我感到与外界隔离了。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里。而且从“辣妹”(流行歌星)到一个独自呆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这种过渡是很难的,我的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也没有。那情形看起来就是这样。
自从她们加入伦敦俱乐部、或者一直都是俱乐部成员,我就认识了那些球员的妻子,她们说那儿的情况大不一样,社交生活丰富得多。在曼彻斯特,要么是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要么就是男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里。
大卫尽力让情况好一些。为了我4月份的25岁生日,他意外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你可以称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对意外的派对一直都很恐惧。官方消息称大卫要带我去曼彻斯特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我的妈妈、爸爸已经来了,布鲁克林将由他们照看。
我们穿戴完毕,大卫开车,就在去曼彻斯特的半路上,大卫说他忘了带信用卡,我们不得不开车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说我在车里等,但是他说,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们就乘电梯上去,一走进大厅,一大群球员齐声说“生日快乐”。我不知所措——我是说,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赶到奥尔德里 埃吉来为我庆祝生日,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都没到场,他们会怎么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们在一边,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边。
我穿了三个月的田径服,经常哭。打电话给妈妈时,我会哭;打电话给妹妹时,我会哭;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哭。我猜这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不出门。我没有这个信心。大卫外出训练的时候,我就坐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打开百叶窗,盯着窗外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看。那是惟一能让我摆脱忧愁的办法。
大卫特别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我想,我有点嫉妒大卫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并不像我有那种将要溺死的感觉。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尔扎,梅兰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卫也一直渴望做一个。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卫和这个意大利人克劳迪奥见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劳迪奥做的。接着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摇滚乐声音开得很响,尽管两个孩子都在那儿:布鲁克林睡在我们所说的桶里,他那个可以拿出来的汽车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文身就在隔壁房间进行,播放着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乐队的快板歌《就该这么做》——为了淹没大卫的尖叫声,这是我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大卫的文身歌。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大卫趴在里面装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个家伙光着上身,身上到处都是文身,盖满了。事实上挺吓人的。一开始这个家伙用钢笔写。幸运的是在他们正式开始做文身之前我进去看了一下:克劳迪奥把布鲁克林名字里的字母“Y”写成了“I”。大卫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的脸正埋在豆子袋里。
当然,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的文身,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布鲁克林18个月时我才也做了一个文身——在脊柱底部文了三颗星。也就是那一次,大卫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语文在了胳膊上。
“那么,宝贝儿,”他说,“这能证明我有多爱你吗?”
“那我该做些什么?”
他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你也文一个。”
尽管我喜欢在胳膊上文一条大龙的主意,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限制。而在腰部以下我可以处理好。就这样我文了三颗星。一颗代表我自己,一颗是大卫,另一颗就是布鲁克林。后来,有人指出,其实那三颗星指的是我能熬过三个月冰窖一样的生活。
奇怪的是文身一点也不疼,而且那个家伙很有趣。
“至少‘高贵’没有毛茸茸的屁股。”他说。
笑声是摆脱沮丧的最好办法,大卫就属于总能看见事情有趣一面的那一类人。当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忘记他不在身边时的空虚。另一个摆脱沮丧的办法就是工作——如果你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你有多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