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播出以来，“解密式”环环相扣的解读让不少人勾起对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兴趣。针对该讲座掀起的收视热浪以及诸多不绝于耳的批评，刘心武的回应也一直称自己
是“算是一个平民红学研究者吧”。
在我看来，这里的“平民说”是很扎眼的。我总觉得这个平民的头衔给刘心武不大合适，以平民自居名实不符。平民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很难说刘心武是个平民。我们
可以看一看刘心武的简介：刘心武，四川成都人。当代作家。先后担任北京第13中学教师、北京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主编。如果说北京出版社编辑还算个平民的话，那么《人民文学》主编就很难称得
起平民了。泱泱中国，能称得起“当代作家”而又在《人民文学》主编的位置上者有几人？想一想，刘心武大作不断，如雷贯耳，且当过主编，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平民真是比较难找。
可惜我没想到，“平民”一词在刘心武那里还有别的解释。刘心武说：“之所以说算是平民，是因为我不是红学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成员，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没有红学方面的职称，也不是大学里讲授这方面课程的教授
……”这样的解释不能服人，不是专业红学研究者，那就径称业余红学研究者好了，与平民何干？刘心武毕竟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作家，说是平民谁信？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年09月28日）
胡文彬：刘心武应遵守学术规范
如今，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频繁出版，在学术界甚至大众间有形成“红学热”之势。近几个月来，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很受欢迎，同时讲稿整理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也成为了畅销书。近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在一次讲座中公开批评了刘心武的观点，认为刘心武提出“红楼梦是公共学术空间”，但其著作却没有遵守学术规范，是一种猜谜。虽然也有学者私下批评刘心武，但胡
文彬此举使自己成为第一个在公共场合发表批评意见的《红楼梦》研究者。
胡文彬认为，批评刘心武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警惕学术界的泥沙俱下现象，并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学术要讲规范，随便胡说是误导
“红学是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
新京报：听说你上次在大观园的讲座中对作家刘心武提出了批评，尤其对他所说的“红学是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胡文彬：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
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
。
新京报：那你认为刘心武所做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不是学术？
胡文彬：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
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他说“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这就是误导，学术的东西是这样猜谜的吗？如果十二亿人都这么猜谜，那一个谜面就该解答出十二亿个谜底，这可能吗？像《刘心武
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很多啊，比如有《职场红楼梦》等等，作者不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只说自己是戏说，那就无可厚非。
新京报：我觉得《职场红楼梦》这样的书不一样吧，它不是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所做的是对《红楼梦》本身的解读。
胡文彬：问题就在这里。他把猜谜拿到中央电视台去做讲座，以为这就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就认为是做学术研究，这更是不对的。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
宣传。中央电视台的受众面这么大，一个猜谜的东西让全国观众坐在下面听那就不行了。
而且他还总是为自己辩护说“公共学术空间”，所以大家都有发言权。发言可以，但学术总得拿出规范，不是谁都可以胡说八道，面对全国的观众更不能胡说八道，必须给人们传达的是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错误的信息。
传播“猜谜”知识有悖普及初衷
“上电视讲坛是普及《红楼梦》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你说做学术研究必须要有一个规范，那具体是指怎样的规范呢？
胡文彬：也就是拿出一个学术结论，就一定要有严谨且充分的证据。如果有证据，孤证还是不够的。同时，通过这些证据能够逆推出所得到结论。这才是做学术的一个基本规范。
刘心武看了很多红学方面的书，对大家的红学观点都比较了解，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书里的很多观点其实早就是别人提过，但很多他没说明观点出处。当然，他在书中也说了某个观点是周汝昌的，但只提周汝昌这样的
名家是不够的。按照做学术的要求，引用那些没有名气的人的观点，他也得明确指出来。
新京报：虽然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猜谜的，但读者很喜欢听。刘心武也说过这也是普及《红楼梦》的一种方式。
胡文彬：说到普及这个问题上，我对中央电视台的做法也有意见。他们把刘心武那个讲座定位为普及《红楼梦》，却没有明确是普及《红楼梦》的精华，还是普及别的东西？刘心武的那些东西是《红楼梦》的精华？他把自
己猜谜的知识普及给读者，根本就是违背了普及的初衷。
在我看来，普及是要传达正确的知识，是告诉读者如何欣赏《红楼梦》的艺术、思想，是提高读者对《红楼梦》的解读能力，从而来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
新京报：为什么对于这事一直没有红学家发表意见，只有你站出来批评？
胡文彬：首先，我要说《红楼梦》大家都可以阅读，大家也都可以写读后感。
但是一旦公诸于世，就要接受公众的检阅。如果刘心武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所写的这是一个小说”，大家肯定不会跟他辩论，因为小说的东西可以去虚构。但他要说这个是在做学术，那么就要接受红学研究的检验，就
会遭人批评。
我为什么要批评呢？
我觉得他提出的“公共学术空间”、“普及”等一些模糊的概念会误导大家。从学理层面来说，他的这些东西经不起验证和核实，所以我要指出来。实际上，我希望刘心武拿出自己切实的证据，我和他在学术层面上对话，
而不是在猜想层面上。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就抓住刘心武来说事，其实现在学术环境开放了，但开放同时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的东西，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种现象。
“红学”繁荣只是表面现象
“‘红学热’实际上只能称做‘红楼热’”
新京报：现在有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出版，请问你如何看待现在所谓的“红学热”。
胡文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红学热”，这实际上是没有把《红楼梦》和“红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现在这些东西不是学术层面上的热，我认为它只能是称做“红楼热”。你看周汝昌的书都叫《红楼夺目红》，而
不叫《红学夺目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
而且我们不能只看现象繁荣，而要看事实。表面上现在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的学术著作是创新，而不是翻炒旧东西。现在很多人出书都是看重
一个“钱”字，出版家是，作者也是，这真的是学术的悲哀，红学的悲哀。
红学研究还有很多地方是处女地，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开发。100多年的红学研究成果我们需要自己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甚至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
国际上有人多次提出，需要我们做一个可以用来做课本的读本，但这些都没有人去做，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上面下工夫呢？为什么要去出那些没有价值的书呢？所以，对于这种所谓的繁荣景象要理性的分析，热闹并不是繁荣
，某种书出了多少册也不是繁荣。
新京报：但你看学术读者很少关注，但像刘心武这样揭秘性的书却有不少的销量，这不值得思考吗？
胡文彬：大家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读者都是不关注学术问题的。错了。
在我接触的很多读者中，有不少人其实是很关注红学学术问题的，而且他们对学术的了解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全国各地其实都有这样的读者。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刘心武的东西吸引了不少人，所以红学家们更应该从这个事情上反思。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同意，但却有很多人喜欢？
红学家应该透过这个问题想到人民的需要，应该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普及空间还是很大的。作为研究者既要兼顾研究的任务，也应该面对广大读者做普及的工作，考虑如何能让更多地读者接受。
所以面对刘心武的问题时，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目的不是否定他的贡献，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可取。而是在这样一个情势面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伟大的是《红楼梦》，不是红学家
“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
新京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吧。听说上海博物馆买回了甲戌本《红楼梦》，但却一直不对外说明情况，你怎么看？
胡文彬：这个消息是传了很久了，但没有人公开发布，所以我没法确定是不是谈成了。（记者：我打电话证实过是有这回事）那这就要看他们上海博物馆到底要做什么了，他们是想把它作为文物保存起来呢，还是在某一天
选个特定的日子把它展览出来，他们不说可能是怕有人一拥而入。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本子已经意义不大了。从上世纪60年代胡适出了第一个影印本，到现在它的影印本已经遍地都是了，你说它还有多大意义。
新京报：我知道你看过陈林的论文，我想知道你对他的论文有什么看法？
胡文彬：他的有些观点蛮有道理的，比如他用时间坐标来推算《红楼梦》发生的真实年代序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虽然有些地方可能论证还不够充分，或者出现错误，当时我认为他的论文还是有一些价值的。陈林绝对是
在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这是可以肯定的。
新京报：我发现陈林的文章发表后，很少有红学家对这个论文发表看法。我觉得好像现在红学家对新的观点、新的研究好像都不喜欢发表意见，为什么？
胡文彬：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我们应该从人家的东西上看到值得借鉴和研究的地方。而且有这些年轻人这么关注《红楼梦》学术的东西，红学家们还应该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红学家们也应该多
跟后辈们交流。
红学走向大众是没有人阻挡的，红学是否能够让大众接受了解，还是红学家该做的事。要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是《红楼梦》、是原作者，而不是红学家。红学家应该感谢《红楼梦》。（记者：甘丹
）
来源：《新京报》（2005年10月30日）
刘心武上电视也需要“准入资格”吗 徐 来（上海学者）
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名为“秦学”的笑话。这个事情本来没什么大不了———娱乐了大众，又多少激起了点对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回忆。不过正统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的讨伐（据10月30日《新
京报》），却让事情变味了。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对刘心武的公开指责就是这样一个批评。胡文彬认为刘心武的研究是“猜谜”，这样的活动，配不上“学术研究”这样的宏大头衔，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猜谜活动不适合拿到中央电视台，对
着千万观众讲。
在今年夏天关于国学院与国学的讨论中，人民大学国学院一位教师因为提出了国学讨论中的“准入资格”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胡文彬的提法，与这个“准入”又是何其相似。按照胡文彬的观点，这样的文化猜谜活动想必
也是不适合在各地方电视台、各地纸媒、各级出版单位，乃至网络上的门户网站进行的。因为，借助这些传播媒介，类似的不正确的学术信息一样可以接触到数以万计的读者，传递出错误的信息。最终像那些靠飞沫传播的疾病
一样，让大家受到不良的感染。
胡文彬的这番话，大抵站在两个观点的基础上，一是媒体传达给公众的学术信息必须是正确的；二是不正确的学术会把公众引向歧途。
沿着胡文彬的意思走下去，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很多貌似学术研究的扯淡猜谜，正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向公众传递着“错误的信息”。新华社就曾经报道过“吉林学者宫玉海教授”的研究成果，称耶稣即颛顼，其墓地就在吉林
扶余云云。北京的民间学者苏三也曾经连续出书，用一些门外汉的手段论证“中华文明西来说”。
再把视野拉宽一点。英国最近有调查者指出，柯南?道尔爵士很可能盗取了他人的小说，并且杀人灭口。另一位英国研究者，也在《泰晤士报》作惊人语，说莎士比亚的某些作品，作者另有其人。甚至有人提出，莎士比亚
进行的完全是隐语写作，通过拆字和附会，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早已湮没的历史细节。
假胡文彬的法眼来看这些论调，恐怕都是些不经之谈。他们所使用的手法也都是钩深索隐，拆字解谜，传递的多半是错误信息。
所以这些东西实在是不应该被拿到媒体上来大加宣传的。如此一来，学术名门正派高歌，不同学术意见禁声，媒体自然也就成了的学院派的天下。
需要提醒胡文彬的是，不管他是否承认，红学之为学，最初就建立在把《红楼梦》当谜书猜测的索隐派的基础上。即使是稍后兴起的考证派，其操作手法也离猜谜不远。这些红学前辈的成果，或多或少地依然被后学借鉴使
用着。倘若那时也将种种看似荒诞不经的学术研究，一率斥之错误，不予推介，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胡文彬了。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1日）
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
——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
陈 晓 红
近日，作家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引起不少红楼爱好者的关注，其关于红楼“揭秘”的书销量也十分可观。刘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秦学”。但这也引起一些红学
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议论，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蔡义江先生。
曾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近来也是频频被各方叨扰，因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不少自称是红学爱好者的人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他，向他求教。他们认为作家刘心武所说的内容有很多问题，希望蔡
先生出来谈谈看法。
一、 索隐回头路走不通
看到媒体对红学的诸多关注，蔡义江先生认为其主流是好的。他一再地说：“如果看不到近几年红学研究的成绩，单从几个讲座、几本书就认为问题很严重，是不太恰当的。当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不能小看，
但从长远来讲，历史自有公论，以前也有不少的新说曾经喧闹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不能维持长久。
红学研究向来就有考证派和索隐派等的划分，现在似乎考证派又复活了，且与索隐派有合流的倾向，蔡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他说：“之所以这样区别，是老索隐派所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
新索隐派连影射的对象也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其实刘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
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大家都熟悉，《红楼梦》开卷即提出真与假的问题，如首回就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记者问道：“‘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
何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蔡先生认为这样思考问题是出于误解，“曹雪芹说的真与假，并非谜底与谜面，而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曹雪芹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书中的‘真’，或者说是‘假’中的‘真’，就是隐藏在小说故事背后的作者来自真
实生活的思想、感受。而作品中的‘假’，主要由政治、伦理道德和小说创作的本身规律所决定的。如作者当时是处在一个舆论相当严酷的时代，曹雪芹只能虚构一个大观园和元妃省亲的故事来寄托他忆昔抚今之感，让莺莺燕
燕们扮演各种重要角色，为了避开政治关隘，声称‘毫不干涉时世’。再从伦理道德上说，小说总要臧否人物，有是非好恶，若用真事，任意褒贬亲人将家丑外扬，作者自己先就通不过。
“塑造小说人物尤其是长篇小说人物，与对着模特儿来做人物肖像画是不一样的。所以关于《红楼梦》中某一形象的原型是某人的说法，除非作者自己说过，多半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蔡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说法：“如果曹雪芹生活在今天，掌握现代的文学理论，他也许会说，小说的素材来源于真实的见闻和家事，但是故事情节是假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以及他们活动的环境是假的、是虚构的等等，
但是他不可能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刘的说法就有些从概念出发，而且将它绝对化了，他说‘贾蓉娶妻一定要门当户对、秦可卿是贾母第一得意之人，第一得意的只能是她的高贵血统’，这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还引用秦
可卿房中有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等用过的东西做摆设，说全是帝王家的东西，是象征秦氏出自帝王家。但他忘了，还有‘西施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西施浣纱时还是个村女，红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此来说
明秦可卿的皇室身份就很不恰当。”
二、林黛玉见到的对联有原型吗？
刘心武说秦可卿的原型是清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为此他做了一些举证，其中重要的举证是说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所见荣禧堂上的对联：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刘说得很自信：“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一副对联。但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太子（胤礽）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气，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祯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
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联的原型就是太子胤礽的这副对联。”
对唐宋诗词、《红楼梦》诗词均有几十年精深研究的蔡先生，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现称《鉴赏》）自20世纪70年代出版已经发行逾百万册，他仔细比较这两副对联，觉得一点儿也不像，单从对联就认为这和胤
礽有什么关系，就更不可信，但他还是觉得“楼中饮兴”一联很眼熟，于是他便去翻书，很快便找到了出处，只不过那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全诗如下：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梦关蕲水路非赊， 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 松花满碗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 早将玄鬓到京华。
（《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
蔡先生说： “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不知是他叙述不清呢，还是犯糊涂，瞎说一气。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
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
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刘心武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这话令人费解。是否‘原型’还跟平仄有什么关系？对联的‘平仄’不是平起，就是仄起，‘楼中饮兴’是‘平平仄仄’，是平起；‘座上珠玑’是‘仄仄平平’，是仄起，两者是不一样的，
刚好相反。所有对联，非此即彼，即使一样了，又能证明什么呢？看来，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他的讲演稿中，将李白诗句‘双悬日月照乾坤’错引作‘日月双悬照乾坤’，这本是细节，毋须挑剔，
但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否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或笔误的。”
刘心武还说：“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
针对此种说法，蔡先生不由讲起了诗词，他说：“律诗对仗，上句仄结，下句平结，更毋须注意，因为那是不可更改的定例，凡对联都如此。能与‘月’字对的，‘霞’是最常用字之一，例子多多。如初唐诗人王绩《赠学
仙者》诗：‘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后四字全同；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应制》诗：‘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后三字同；七言如晚唐陆龟蒙《家林亭》诗：‘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馀霞。’与
荣禧堂一联同为仄起；还有元诗人陈樵《山房》诗：‘门外身无岁月，山中人语带烟霞。’不但也是仄起，且结尾相同的字有三个，即‘月’与‘烟霞’。如果都要附会起来，什么结论得不出来？”
至此，蔡先生强调说： “为什么我要反复证明两副对联之间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被‘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的立说者视之为‘史料’的证据，是其自诩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其他还有种种所
谓的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话。” 三、 红楼依然是红楼
面对电视台、互联网的炒作热潮，蔡先生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卖到万八千册，远远比不上“奇谈怪论”的销量，他认为，这既是社会心态浮躁，研究方法不正确的表现，也是出版单位迎合读者口味
的一种做法。
在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蔡义江解读红楼》一书的前言中，蔡先生写道： 现在红学文章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令初学者无所适从。许多新著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细加检查，则又凭空臆测，全然不
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惯于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或走火入魔、唤之不醒，几同疯语。凡此种种，或以为乃“双百”现象，实难令人苟同。
他还说：“现在观众和读者有那么多意见，也反映出电视台、出版社编辑水平有点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名家，名家的说法不一定都靠得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红学研究太不了解。有的讲座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
的人一一对号入座，这是非常荒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红楼梦》不是谜，它无秘可揭，无谜可猜。不过，对目前的状况也不必忧虑，因为无论谁怎样讲，红楼依然还是红楼。”
蔡先生认为学术文章最恶“三不”作风，即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他说，红楼文化本该是姹紫嫣红的百花园，现在反把它当作随便倾倒废物的垃圾场，真是悲哀！他说他深感无奈，只好以不要沾染这种风气来自
勉。
来源：《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平心而论刘心武
——访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
贾 舒 颖
采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以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的很多观点与自己相左而激愤、拍案或者破口开骂，只是平心
静气地、逐条析理地将其中的主要漏洞、谬误向人娓娓道来。他说，要想完整详尽地指出刘心武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肯定会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不是几句话可以尽述的。所以，还需要广大读者和观众，无论面对什么
样的媒体和什么样的人物，都抱有“辨别”的精神，即便没有求证的工夫，比之全盘接受也要强得多了。
一、 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五大误区
“想当然尔”，存在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立论与求证的诸多环节之中。“他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孙玉明对记者指出了刘心武的许多谬误，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礽那里，胤礽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
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这就可谓“想当然尔”。接着刘心武又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看不到了。以为查无此案就可借以开脱。
第二是“生造”的问题。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这可是很滑稽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
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刘心武自己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的。惟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或
其他评论者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回前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治学不严是刘心武的第三大问题。比如被他用来佐证自己论点的《红楼梦》批语就常常被误用。“《红楼梦》的批语是非常复杂的，每个研究《红楼梦》的人用起来都要谨慎。《红楼梦》早期的手抄本上，大多数都有批语
，这是咱们中国小说、戏曲的传统批评形式。大量的批语是没有署名的，寥寥的批语署名了，有的是脂砚斋、脂斋、脂砚，还有别的评家，比如畸笏叟、棠村、松斋等等，以脂砚斋为主，所以大家简称它们为脂评。再有，各种
版本皆是后人转抄，不是原稿，肯定有失误、有错字；很多后人转抄的时候，又加上了批语……所以‘脂批’很复杂，谁用脂批都要小心，不能随便就定评的。可是刘心武却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的，都
当成脂砚斋的东西。同时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刘心武说，‘过去称女士也可以为先生，比如冰心。’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
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也许我孤陋寡闻，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刘心武下如此评断，其用意又如何呢？”
研究《红楼梦》还需要许多历史常识。比如刘心武对于给秦可卿看病的医生张友士是太医迷惑不解，从而大做文章。他觉得张友士一不在京城，二不在太医院，怎么可能是个太医呢？那是因为刘心武还不大明白“太医”这
个称呼在历史上的沿革。太医最早指御医，是皇宫内诊治病症的医生，到了宋元以后，为了表示尊敬，普通的医生也都叫太医了，翻阅《西厢记》、三言二拍，他们就经常请太医。其实就是请个大夫的意思。所以，为了解释张
友士是个太医而附会上的那些理由，那些历史影射大可以不攻自破了。
人之常情其实也应该是刘心武解读时多加思考的一个问题。“刘心武是一位作家，他应当知道写作的规律，如果一部作品是随意拼插着完成，今儿写第十回，明儿翻回来写第一回，后儿又跳到第三十回，那样只会令情节混
乱，人物性格模糊，何况一部《红楼梦》洋洋洒洒七八十万字，上百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然而刘心武就论断《红楼梦》是拼插着写就的。还有，如果《红楼梦》处处都埋藏着谜，连一个药方都要辗转三次联想而得出隐藏的意义
的话，那么曹雪芹哪里忙得过来？他难道不会担心谜解不开而使心机尽废吗？！”
孙玉明认为，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小说家与学者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
像，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
“刘心武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他的《班主任》、《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等作品我都曾经拜读，我由衷佩服他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但是治学又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学术必须有科学的印证。尤其
您登上传播面积很广泛的媒体的时候，自己的见解变成了对众人宣讲的‘知识’的时候，更要负起责任。”
二、 由来已久的论争和逐年安静的舌战
《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借假雨村言讲述故事的小说，自从它诞生之日起，猜测和研究“隐去的真事”就开始了，各家各派百家争鸣，其中不乏激烈的论争，其中就有新索隐派。“虽然刘心武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新索
隐派，但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确与之脱不开干系。他们用谐音、拆字、猜名等手段来索解，通盘考虑为我所用，对自己有用的就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往往被抛开视而不见。”
借助本刊，孙玉明想要作出一个说明，红楼梦学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有些人责问我们，为何对一些离谱的言论不闻不问？可学会只是一个民政部管理着的松散的群众社团，所以，对于五花八门有
关《红楼梦》的言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管理。”以前，学会也对一些影响广泛的言论进行过批驳，或者在学刊上发表相应的文章，或者举办研讨会进行集中论辩，但是严肃的学术论证过后，竟然有人用“压制、围攻、
打击”来评断他们，甚至出现了可笑的“在朝、在野”这样的词汇。
“记得前几年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影响很大，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又到北大讲座。他们说： ‘我的东西没有一个红学家反驳，说明我这个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们驳也是驳不倒的。’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
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也是新索隐派的论调。学刊就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反驳文章，当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比如我的那篇《想入非非猜笨谜》，当年蔡元培写的《石
头记索隐》，胡适就写了反驳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套用了，里面也有‘无稽之谈’这样的评价。学刊出不多久，外边的文章就来了，说什么‘围剿、围攻’，所以这些年我不大愿意参加论争了。
“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有很多观点本身站不住脚，你不反驳呢，他在大肆宣扬，你一反驳……我认为这些是学术界不规范的现象。”
孙玉明认为，研究《红楼梦》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红楼梦》文本的阐释。第二个层次是对作品的鉴赏，把自己解读时候的感受分享给别人，这是一种再创作。第三个层次，是学术型的，在这个层面上，就需要严
谨的考据。“我们考据的是历史。虽然历史不会重现，但是我们可以凭借事实依据来说话。首先要找论据，有了大量论据出来，梳理分析，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得论点立住脚，并且孤证不为证，要两条以上的证据，当证据与
证据之间有矛盾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辨别对错，最后谨慎结论。我想，这才是科学的规范的红学，才是红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所应当发展的方向。”
来源：《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红学界终于说话了
在著名小说家刘心武在台上“越俎代庖”了很长时间后，沉默的中国红学界终于说话了近期，作家刘心武出版了《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两书，销量可观。刘在这几本书中的一个主
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这自然引起主流红学家不屑。在最新出版（第十期）的《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对比以往
的索隐派走得更远的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必须说话了。
“新索隐派”走不通
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他把刘心武的观点称为“新索隐”。
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两人曾经激烈交锋。蔡元培认为，小说作者深怀反清复明大义，《红楼梦》的描写都是作者的隐笔，
藏有真实历史人物的各种秘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虽然学术界有人认为，胡适的观点跟他一直痛斥的索隐派没有大区别，但比起索隐派寻找的虚无缥缈的历史，胡适发现的历史（
胡适认为红楼写的是曹的家世）更实在更逼真。
蔡义江认为，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之所以把刘心武归为新索隐派，“老索隐派影射的还实有其人的话，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则是虚妄
的。刘心武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
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
刘心武有几大误区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在《艺术评论》上发表看法，认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有几大误区，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
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秖那里，胤秖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
且四处宣讲，还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
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新索隐派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唯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
批语，是脂砚斋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孙玉明说，治学不严是新索隐派第三大误区。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
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作为红楼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孙玉明总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红学的奇谈怪论，他记得“几年前霍国玲姐弟《红楼解梦》影响很大，又到北大举行讲座。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