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你不反驳，许多人都会对红楼梦学会提出意见……”
史学研究要靠证据
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他专门从事清史的研究，这为他的红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另外他在历史档案馆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研究者无法接触到的第一
手材料，因此写出了许多关于曹雪芹及其家族考辨的书和文章（《曹雪芹旗籍考辨》、《再谈曹頫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等。他从曹雪芹身处的历史背景和曹雪芹家族的经历来入
手，对新索隐派规劝道：“史学不是靠‘悟’，而是证据”。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为了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胤秖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这段历史都拉扯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因。
对此，张书才说：太子间的争夺完全是宗室的内部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这个案子。根据宫廷里的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里做事的。把曹家说成是“太子党”乃无稽之谈。而“新索隐派”的逻辑混乱就
在于，他们把曹家想当然地跟“弘皙谋逆”扯上关系，然后说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弘皙之妹，也就是废太子之女，是为了政治避难进了曹府成了童养媳。太子之女可能去到包衣奴才家当童养媳吗？这首先在道理上就说不通。那么
从历史材料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室宗谱是记儿不记女的，又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太子有这么一个女儿呢？所以这一层一层的逻辑在刘心武那里都是不对的。
说到秦可卿和贾珍的非正常关系，刘心武说只要有真情就可以超越伦理。张书才认为，小说创作可以自由发挥这样来写，但史学研究怎么能是这样的态度呢？这个表面看似具有人文精神的言论，恰恰缺乏人文精神。
“新索隐派逻辑的混乱还体现在，曹雪芹是雍正二年出生，雍正六年曹家出事被抄，他认为曹雪芹尚小，为了让他经历过风华雪月和繁华富贵，就制造出二次抄家的说法。这在历史研究中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讲。”
在这期《艺术评论》猛烈抨击刘心武的还有前些时候与刘心武交过手的著名学者吴祚来，他曾在一家网站上发表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
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吴祚来将刘心武把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讥之为“红外学”。他写道，“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遗憾的是，刘心武的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或可运
用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总之，学者们遗憾地看到刘心武的红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轰动，认为为了轰动而不顾学术规范，太不可取了。
来源：《大河报》（2005年10月31日）
刘心武回应红学家的批评
称蔡义江“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
回答胡文彬：上央视《百家讲坛》“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
本报讯（记者甘丹）10月30日，本报刊登红学家胡文彬批评刘心武的采访后，不少读者和专家对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的文化现象尤为关注。此后，记者随即联系刘心武，想就此事对他进行进一步采访。但刘心武
当时表示，他还未详细了解到各方的批评意见，因此无法做出回应。
前日，作家刘心武在了解到部分红学家对他的批评意见之后，写了一篇名为《我的初步回应》的文章，对近日红学家蔡义江和胡文彬的批评做出正面回应（下附《我的初步回应》全文）。
我 的 初 步 回 应
这些天来，接到很多电话，北京和外地不少媒体，都希望我接受采访，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艺术评论》杂志今年第10期，封面上就印着“红学界反诘刘心武”，里面有一个专辑，一篇是批评者自己写的，
另外三篇是批评者接受采访的记录；还有《新京报》10月30日，胡文彬接受记者采访，对我提出批评；打电话来的传媒记者，他们想采访我，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直到我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总是对他们说，抱歉，关于对我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座，以及根据演讲稿整理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各方面的反应，我还没来得及一一细看，我应该首先是听取，加以消化，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回应，以及如何回应。
现在，我也还没有把有关的材料读完，电视台转来的一大包观众来信，我还只看了一半。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出了一本书，能有反响，而且是比较大的反响，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我想先把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批评我的文字中，两处实在读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就教于他们，也希望旁观者，能帮助我弄懂。
蔡义江先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对我的批评，是接受记者采访。杂志刊登前，应该给他看过，并认可。这篇采访亮出一个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我不理解，批评我，为什么要亮出这样
一个身份来？这让我很困惑。当然，蔡先生还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的身份。我欢迎批评，但我觉得，大家既然是讨论《红楼梦》，就应该是完全平等地来对话。两届政协委员，这和讨论《红楼
梦》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副会长”，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采访者对蔡先生的采访记录，题目是《请告刘心武：新索引派之路走不通》，这应该是蔡先生的原话。
我总觉得，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似乎更礼貌一点吧。
再说，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我爱好《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会被他这样“叫停”呢
？真的很纳闷。
胡文彬先生对我的批评，其中一句是：“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真的不懂。我在家里“猜谜”——胡先生这样概括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认
为不准确，但就算我是“猜谜”，还好，他恩准我可以在家里进行，也还可以写出著作，但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不能——不能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去“宣传”我的观点，这话真让我发愣。我能自己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
传”就“宣传”成吗？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向我发出邀请，我接受邀请，才去录制节目的，节目录制后，经编导剪辑制作，也不是我想让他们播出就能播出的。那么，在中央电视台邀请我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制节目呢？如果胡文彬先生是认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不能邀请我去录制讲《红楼梦》的节目，中央电视台不能播出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他应该把话挑明，去
跟中央电视台说“不能”。但就我自己而言，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回答胡文彬先生：在对方邀请的情况下，我不是“不能”，而是“能”，也就是，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
民权利。实际上，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去伦敦进行过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的《红楼望月》里，有记载那次活动的相关文章。
有一个情况，应该跟大家说，那就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近几年来一直在邀请红学方面的专家去录制节目，推出了《新解〈红楼梦〉》等系列节目，2004年《百家讲坛》录制编辑了《红楼六人谈》，播出后
都出了光盘，而且，那六人谈的六个人里，有一位是蔡义江先生，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讲坛》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影响比较大，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其实
，这样的事态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兴趣，都无妨来研究一下。
刘心武 2005年11月4日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6日）
我看“围殴”刘心武这场闹剧 薛 涌（旅美学者）
刘心武出了几本关于《红楼梦》的书，一直在市场上热销。惹得几大红学家眼红，纷纷出来讨伐。我没有看刘心武的书，本来不该发言。但是，看这几位红学家的讨伐辞，实在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话最有代表性：“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
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
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他接着又表示，你刘心武关在家里怎么喜欢《红楼梦》都没有关系，但不要把自己那套搬到中央电视台上来，因为那不是学术。
红学的准入资格
胡先生在这里搞乱了两件事：一是学术的准入资格，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准入资格。学术事实上确实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衡量学术的标准，不是像胡先生说的那样要算工作小时。“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
，”怎么就不可能是学术呢？俗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一个人特别有文学的感觉，一下子抓住这本小说的神采，发表一番评论，成为解释这部作品的经典，怎么就不可以是学术？而一个木头木脑、心如死灰的人
，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又要为自己找碗饭吃，于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他生产出来的垃圾，难道就是学术吗？
我说这样的话，并非凭空假设。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毕业，本科论文就是作古典文学。当时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古典文学这行里的一些通行的作为。比如，一位研究诗歌的知名学者，自己公开说：“我并不知道哪首唐
诗好。我都是先去问何其芳同志。”只要“何其芳同志”说这首是好诗，他就拿回去，思想性呀、艺术性呀头头是道地下笔成文。如此也成了一个权威。这样毕生的奉献，在胡先生看来，大概就是学术。可在别人眼里，则是垃
圾。
红学界的人，大概多半是写不出小说的人吧？假设《红楼梦》是个无名的作品，藏在某家的墙里面，最近在拆迁中刚刚被发现。把这本没有来历的书摆在我们的红学家面前，有几个能认出这是部不朽之作呢？我看很悬。因
为他们干这行，大概是听了许多“何其芳同志”的话，并非出于自己的文学判断。想想看，有些人居然能把一辈子献给一部小说。这在胡先生看来是做学术的资格；可在我看来，一辈子抱着一本书的人，大概是天下最枯燥无味
的人之一。他能懂什么生活呢？
要听他谈文学，不扭曲、变味儿才怪。
不过是一本小说
我上面说的那位要靠“何其芳同志”来确定诗的好坏的古典文学专家虽然好笑，但是比起现在的许多红学家来要可爱得多。人家至少坦白、谦虚，知道自己不懂，也知道谁懂、应该问谁。红学界究竟有几个真懂文学？胡先
生如果受过现代文学批评训练的话，就应该知道，文学作品是开放的，作品最终是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完成。在解释权这个问题上，所有读者都是平等的。批评家不仅要解读作品，还要好好领悟读者对作品各种不同的解释。如
果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释真是那样荒诞不经，又在社会上如此大红大紫，这现象本身就构成了文学解释学上的一个案例，值得学术界的人研究。而胡先生的所谓“好好引导”，正是许多现代批评家试图解构的东西。这样的
话在现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讲出来，简直就像是在说相声，有着无知所带来的特别的滑稽效果。你能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懂文学吗？相反，刘心武毕竟是个作家，也就是不懂文学的红学家们应该靠的“何其芳同志”。如今这位
“何其芳同志”没有来取消这些红学家研究红学的资格，怎么这些红学家们反而要取消人家说话的资格呢？《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挺好的小说，为此弄出个“学”来，一大帮人靠此吃饭，又是学会又是研究所的，消耗了社会这
么多资源，写不出来几篇有价值的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在家里“猜谜”的人能触动人心。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反省一下呢？
要学术还是要作秀
胡先生更糊涂的是，中央电视台是大众传媒，不是学术的舞台。你真搞学术，最好不要上大众媒体，要在自己的学刊中讲话。我没有看刘的书。如果真如胡先生讲的，红学家们搞的是学术，刘心武的东西不是，那么刘心武
上中央电视台、红学家在研究所开会、在专业杂志发表文章，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作家上电视讲小说，是现代社会和媒体中最常见的事情，这么多红学家居然为此咽不下气，群起而攻之，这不正说明这些学术界人士不
甘本业、一心想到媒体上作秀吗？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这种浮躁之气不除，我们还能指望有优异的学术吗？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8日）
“红学”为什么这样红 涂志刚（北京编辑）
我认识一位做出版的朋友，她做了好几本关于红学的书，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当然就像胡文彬说的那样，名家写书太多，就难免有些自我抄袭，也有些胡说八道了。不过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不管书里面写的东西怎么样
，反正书是卖出去了，而且卖得非常好。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可说，卖得更好的垃圾书遍地都是，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是名家就对人家特别地高标准严要求，名家完全有炮制各种能够带来“经济”读本的自由，他乐意拿自己的名声
去换钱也跟旁人无关——可是后来有人批评这位名家了，我那位朋友居然说批评者是因为看人家的书卖得好而眼红，这恐怕就有点诛心之论的感觉了。您胡说八道我们都忍了，这么点正常的学术批评您都接受不了吗？
现在又出了个刘心武，他的书卖得比前面那个红学名家还要好，而且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过“红学”，他现在的影响力大概也比很多红学家来得大。如果照我那位出版界朋友的思路，现在要是有人（特别是红学家）
批评刘心武的话，大概又得是出于妒忌了。这样的帽子果然有些吓人，难怪虽然有很多人对刘心武的观点窃窃私语，却很少有人站出来明确表态，直到胡文彬发言。
胡文彬是老红学家了，他的名声虽然比不得更老的俞平伯或者更流行的周汝昌、冯其庸，甚至在一般读者那里，“野狐禅”的刘心武也比他的名气要大一点，但不可否认胡文彬是个相当严谨的学者，他对刘心武的批评也主
要集中在学术层面。但现在又有人说话了，“胡文彬指责刘心武上电视台，是学霸行为，违反了话语权的基本准则”（大意如此）。把个芝麻大的红学争端上升到如此高度，其实有点无聊了。
胡文彬大抵是老派学者，看重的是电视、书本等媒体的宣传教化作用，深怕（他心目中的）错误观点流毒。他批评刘心武的错误观点不应该上电视当然有些可笑，不过跟这样的老派人士谈论新思想，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
情。其实胡文彬真正关注的还是刘心武对秦可卿的阐释，论者大可不必抓住其他地方做文章。
对胡文彬的批评其实不是孤例，关于“红学”的讨论常常发生在学术之外。仔细考究，大概还是“红学”本身的热度在作怪。其实以“红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地位，顶多是书斋里面几个书蠹的学问，如今却隐然有显学
的架势，不但青年才俊（比如陈林）或者“业余大家”（像刘心武）乐意投身其中，读者更是毫无立场地追捧。如此风光，《红楼梦》的作者大概也要感慨不已的。但说到底，既然是书斋里面的冷门学问，“红学”吸引那么多
业余或者不那么业余的研究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全民着迷哥德巴赫猜想，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样。
其实回顾历史，“红学”在民国时代的争论虽多，那时候却算不得显学。“红学”真正“红”起来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红学”能够成为一种热门的学问，主要还是《红楼梦》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好。如果这本书比方改个名字叫《黄楼梦》的话，哪怕书的内容还一样，恐怕也是闹腾不出一个“黄学”来的。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08日）
刘心武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 吴 祚 来
题记：刘心武先生说，他是民间红学家，主流红学没给他阵地，可当艺术评论杂志与新京报刊出众专家与他认真讨论红学相关问题时，他却无言以对了，一句从学理上回应的话都没有！他又说，“他们人多势众，阵地多”
，其实刘先生红学秦学做到央视上了，阵地还不好？有三十多家媒体近期采访刘先生，为他提供学术发言的阵地，可他却借故一言不发，为什么一边说别人阵地多，一边自己又大量放弃阵地呢？我个人觉得刘先生的红学爱好是
叶公好龙式的，真有人来与他谈红楼了，论秦学了，他脱身而走了！下面是我今天的新京报上发的文章刊前稿，由于版面原因刊登时有删节。
今年五月，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堕落》，引起较大反响，一周之内就有二万多人点击浏览（至今已有近三万点击数、二百多条跟贴），并有数十家网站转载。一家媒体的记者为此采访
了刘心武先生与我，使得又有更多的报刊转载。在这篇网文里我开宗明义地认为：
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
《红楼梦》写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石头）补天不成，转入尘世，无法认同被儒化、功名利禄化、情色化的现实，最终离家出世的故事。它是中国文化不可救药的宣言书，它是中国文人无补于世的大纪实，它是封建体制下知
识分子苦闷无聊的心灵写真集。当知识分子（补天之石）转入红尘之时，他已完成了第一次堕落（肉身），当后世知识分子们把它当作情色小说来读时，他就完成了第二次堕落（情感），当知识分子们把红楼梦中的情色部分当
成研究对象，痴迷于其中的人物背景之时，则完成了思想层次上的堕落，而当知识分子把情感与思想都交付给《红》学之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灵魂皈依的不是红学，而是红教——情色之邪教，不知道刘心武现在属于
不属于“红教徒”。
知识分子包二奶，与官僚包二奶不同。权贵们建“红楼”（赖昌星们）玩弄八方妙女，知识分子包二奶是把红楼梦中的女子包养、包装在学问中，笔墨伺侯，红袖添香夜读书。
这是网文，没有严谨的学术分析，但我要表达的意思为二个层面：一是，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把时间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超越文学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种
学术无聊，是一种精神上的包二奶；二是，红楼梦是怎样的一部书？不用说，它是文学作品，是小说，有人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为什么是伟大的小说，伟大小说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红楼梦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那么它就
不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
从学理上，刘心武先生应该向公众回答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学术研究应该不应该有价值取向，个人在家斗鸡斗蟋蟀并研究这门“学问”是一回事，而做为国家税收养活的知识分子，当他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学术追求学术成果
时，他应该考虑到这种研究的价值导向。所谓学术无禁区，学术价值却有高低。研究红楼梦可以研究它为什么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为什么可以独立成“学”，百年红学为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红楼梦对我们百年文化的影响以
及对我们民族审美观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红楼梦是不是可以让青少年阅读，多大的孩子可以阅读？这些红学专题研究对我们社会与时代都是有学术价值的，而如果红学家将公众的视线引向曹雪芹的身世、林黛玉、贾宝玉、
秦可卿与历史史实的对应关系上，这对史学、文学都是嘲弄。因为它的价值指向是猎奇，如果作者本人不出面证实，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这里可以追问刘先生：文学作品是为了影射与隐喻还是为了别的？如果隐喻得只有一二
个人猜谜才能有答案，这种文学是为大众阅读还是供猜谜者玩赏？刘先生说《艺术评论》杂志上红学家的话他可以不理，因为他不是红学会会员，但有一个人的话刘先生总得听一听的，这个人是巴金，他的话被刻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大门口的巨石上：
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用巴金的这个文学杰作标准，我们看到红楼梦与红学完全背离了伟大文学的精神，因为它没有支持我们，是我们一直都在支持着它（红学与红楼梦），它没有教育我们，或者说，它对我们是一种负面教育，因为它的精神主
旨是人生虚无，它没有向我们宣传进取与不屈的精神意志力，它把人性埋没在不可变的命运程序里，没有热烈的爱，也没有健康的心理胸怀，更谈不上博爱宽容与拯救，这部书最后的拯救是一僧一道将男女主角拆离人生的戏剧
舞台，人只有脱离人生的舞台才能解脱，这种精神气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毒品，它把一个“好”字玩味完了，就是一声“了”字调的叹息！曹氏把他自己的失意无奈完整地传达给后世读者了！它是一粒文化摇头丸，让我们
无数学者为之摇头叹息摇头研究。我想问刘心武先生，中国文化人与民族精英还有中小学生，有谁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巴金所说的“鼓励”，并“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是初中
读红楼梦的，觉得一点也没意思，只是翻了一些情色的内容满足了我对性的好奇，遗憾的是，这本书里描写的是病态的少年情感，它没有对我的爱情或性知识给予有益的启示与引导，也没有让我对生活、对人生产生热爱！相比
之下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让我看到了爱的纯洁，看到了人生的激情与美妙，看到了不屈的精神力量，还有就是，在有限的人生里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情，要珍惜人生！这才是巴老所说的伟大的作品，这才是值得去
普及的文学名著，你去普及红学或秦学却有什么意义呢，请问刘心武先生与央视百家讲坛选题负责人？当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有现实原型，但如果有俄罗斯学者或中国学者拼着命地去研究现实人物原型与其祖父，甚至
与彼得大帝有血缘关系，而不去研究文学文本，这种研究是不是也是与真正的学术价值取向南辕北辙？
面对《艺术评论》众专家与《新京报》采访的胡文彬先生学术批评，刘心武先生的回答是无力而苍白的，他批评蔡义江先生不该亮自己的政协委员身份，认为自己不是红学会会员，所以红学会副会长管不着他，他认为胡文
彬先生的指责是无理的，因为自己去央视做节目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这些回应都不是学术层面上的回应，我们看不到一个对红学研究已有累累成果的学者基于学理的回答。胡文彬先生的意思是，你刘作家在家油炸暑条自己
吃吃可以，你将油炸食品放到央视做广告向全国销售，这就是问题了，因为自己吃的食品不用别人去抽检是否合格安全，但若将其示之于众，则要考虑它的负面影响力了！胡先生在文章里提的几个学术问题心武先生一个也没有
回答！在刘心武先生戏说红学之谬上，央视与刘先生是合伙人，刘先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央视百家论坛是学术论坛，而央视十频道是社会公共资源，用至可珍贵的有限的社会学术平台来展示刘先生无法穷究的
秦学学问，然后让不明真相的公众跟在戏说红学的后面感受探佚或猎奇之趣，对中国健康的学术建设来说，是一件不负责的行为！中国学界脱离现实不究问早已题蔚然成风，而央视把刘先生子虚乌有的秦学推举出来，是一个登
峰之作，他们共同演绎了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笑话。
我郑重地希望央视叫停所谓的秦学，让严肃的、真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前沿学术成果展示到全国人民面前，央视应该成立学术委员会并向公众做调研，看看我们的社会真正的学术需要，如果把这种学术遴选权让给只顾
收视率的制片人，这种收视率真的会成为崔永元们所批评的“万恶之源”了。
至于刘先生说自己是民间红学，我认为这是为自己可能的学术不严谨找一个退路，只要你研究学术，你遵循学术规范就可以了，没有 个人会阻止你的研究，最怕的是你的研究价值取向有问题或学术研究无意义，只落得个一
时热闹，到头来一场空欢喜。至今只有毛泽东五十年代参与的红学研究可称得上官方红学或政治家红学。现在胡文彬蔡义江等的红学可视为书斋红学。如果把刘先生所谓的红学研究称之为“戏说红学”，放在央视夕阳红节目中
，可能更为妥当。
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新京报》，2005年11月9日，发表时有删节）
“红学热”泡沫泛起？
自1991年开始，陈维昭就致力于红学史的研究，最近他的百万字红学史著作《红学通史》，得到不少好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到了当下正热的“刘心武现象”。
撰稿／罗栀子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
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
这就是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红学界一些专家对他的红学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红学家胡文彬认为他的研究全凭想象瞎猜，没一项能拿出证据；在最近
一期《艺术评论》上，蔡义江、孙玉明、张书才、吴祚来等红学专家、清史专家撰文或接受采访表示，刘心武的研究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有生编硬造之嫌，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有人将其“秦学”讥为“红外学”，认为
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为此，记者采访了《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先生。
“红学”小说
记者：您怎么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
陈维昭：刘心武的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借助红学、借助探佚学的成果来写小说，捕捉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生长点，与其说他在做学术研究，不如说是用学术来写小说。他的“秦学”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承认。
记者：那为何刘心武的研究广受欢迎？
陈维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刘心武用的是探佚学、索隐派的方法。想象，是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推出结论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由于想象的大量运用，探
佚研究和索隐红学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可以获得“文采风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们都拥有比其他红学分支广泛得多的读者群。而且，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一样，有着一个游戏机制，这个游戏机制是它们
得以存在、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游戏，参与其中的人必须遵守规则，一旦遵循游戏规则，就可以发现游戏的其乐无穷；但是，游戏规则本身是不用经过科学性的鉴定的。要求探佚红学、索隐红学遵守“科学性”原则
，就像要求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科学性一样，对方反而会觉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
“红学热”泡沫成分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红学热？
陈维昭：我曾说过，《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因为一旦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90年代以来，有关红学的专书，动辄几十万字，一些专书几乎自始至终都是陈词滥
调，把书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剩下的也许就是几句读后感。这类专书不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们对整个红学产生反感。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我们看看
刘心武的红学，其中有不少思路、观点、材料、论证方式，都是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对于“日月双悬”的问题，关于弘晳的思路，都是来自于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刘心武在“揭秘”时却不交待他的观点与材料的
出处。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这首先就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一种表现。目前出现“红学热”，原因很多，但我们要警惕任何一种“热”中的泡沫成分。
记者：有人认为，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解读《红楼梦》，不见得就比钻在故纸堆里的红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更远离作品的本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刘心武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得出不同于学术派的观点
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为他不“学术”就抹杀他的观点，就不能到央视去讲，毕竟这又不是散布什么谣言。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陈维昭：刘心武的“揭秘”客观上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红楼梦》。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为刘心武这种探佚、索隐而去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会把探佚、索隐作为阅读《红楼梦
》的兴趣，甚至去钻牛角尖。《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诸多漏洞，如果把这些漏洞都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强行作合”，为这些漏洞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神秘
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隐的心理。刘心武当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但长期以来，央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有一种权威性，在传播知识这一方面也有一种可信性。央视当然也有权利选择开
讲《红楼梦》的红学家，但选择了刘心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后观众的心目中，也就培养出一种“姑妄听之”的心理。我想，这是央视在为收视率飙升而窃喜的同时所应该担忧的。
《红楼梦》不存在普及问题
记者：如今学院红学研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琐碎，毫无意义，让人望而却步，一些人甚至把《红楼梦》妖魔化了，发展成一种与原著本身无关的学术玄学与文字游戏。至少刘心武的揭秘对于要普及的《红楼梦》还是起到非
常积极的作用。何况，用学术研究来普及《红楼梦》，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陈维昭：历来人们对红学史的发展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判断，即认为红学史经历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小说批评”这样一种过程。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肤浅的，是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的。我们应
该看到“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刘心武现象”的文化渊源。我在《红学通史》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胡适的“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
一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红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新红学”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这是它的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则与索隐派红学一样，旨在还原《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这样的观念是有悖于科学
精神的。但这一观念却在红学史上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从曹雪芹时代的脂砚斋，到高鹗时代的周春，再到20世纪的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后的霍国玲，乃至于目下的刘心武
，他们都是这股“实录洪流”中的一朵浪花。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吸引了当时读书界的主要视听。我曾说过，与索隐红学相比，“新红学中存在着一种更加潜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索隐。这种索隐与科学
精神、与文学性立场是背道而驰的，但它却往往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在当今的红学界大行其道。”实录观念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展开，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学化”、“游戏化”，不管是索隐红学、还是新红学
、还是当今的刘心武，都是绝好的例证。所以对于“刘心武现象”，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对它进行“意识形态化讨伐”，而是应该对“新红学”、对实录观念的非科学的一面进行澄清。
从这个角度看，把当今的红学分为“学院派”与“民间派”，这样的区分是不得要领的。现在不少人把刘心武当成是“民间红学”的代言人，实际上，刘心武的实录观念与学院派的“新红学派”的实录观念是同出一辙的。
最近不少以“科学的”、“学院的”、“学术的”姿态出现对刘心武进行口诛笔伐的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就与刘心武一样是建立在“实录”信仰之上的，他们与刘心武一起，正在唱双簧。
至于《红楼梦》的普及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它，在《红楼梦》的阅读上是不存在“普及”问题的。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
刘心武：我有何“不能”！
电话中，刘心武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外界的赞扬与批评，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说，对自己的研究有着基本自信，并立志要将“秦学”进行到底。
撰稿／罗栀子
究竟如何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如何看待如今的红学热？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北京家中的刘心武。
“秦学”或秘史
记者：为什么您的讲座和书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读者？
刘心武：没想到我花甲之后，还能被诸多人士赐以如此的关注，我整个的心情，确实必须以欣慰两个字来概括。我认为不能强迫年轻人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最好是先让他们觉得有趣。我在《百家讲坛》上采取“悬疑式”的
话语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人们阅读的兴趣。现在的确有一批年轻人因为听了这个讲座，看了这本书，产生出了阅读和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很高兴。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研究是在以政治解读文学，看您的书好像在看秘史，因此大受欢迎。您是怎么看的？
刘心武：对于我的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
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所以许多人误以为我把《红楼梦》完全解释成一部政治小说。我的看法是：曹雪芹有政治倾向，有必要分析解读他的政治情绪；但曹雪芹又终于超越了政治，使《红楼梦》成为一部高于表达政见的，充
溢着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怀的书，我将在讲座下半部里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这个月底，《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也将由东方出版社推出，相信支持我、鼓励我的红迷朋友是乐于见到的。
记者：现在，您的“秦学”也被人们广泛关注，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秦学”吗？
刘心武：我的“秦学”研究绝对不是对秦可卿一人的研究，通过她，会涉及到许多人。这属于探佚学范畴。我主要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这个探佚的意义是什么呢？有4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写《红楼梦》所处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
大背景。第二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他的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的艺术思维他的创作心理。
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现在已经出了5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
，以及传媒的关注。当然，我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