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觉得没有一一回应的必要。我不想争论，也不喜欢有些媒体报导标题什么刘心武VS谁谁，或者PK谁谁。我会一一了解各方面的反应，对于批评意见，我想回应就回应一下，不想回应也可以不回应，但是我会
参考各方面意见，以助于下一步的研究。
《当代》杂志已经约我在2006年包下他们的‘直言’专栏，我将为他们写6篇‘红楼心语’，每篇1万多字，第一篇已经交稿，关注我的各方人士可以从中看到我研红的新脚印。“（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24日）
从刘心武“秦学”引发的争议看学术批评 黄 安 年
近些年来随着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提出“秦学”并将这种“秦学”观在中央电视台学术性栏目长时间连续播出，在红学研究界和红学票友及爱好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也唤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学术交
流网在客观转发这场争议的资讯时的按语中提出：“围绕电视媒体、传统纸媒、网络传媒各种‘红学’爱好者、关注者、研究者就‘红学’的方方面面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有的则针锋相对，这不是一件坏事情。我们期望本着
有利于‘红学’研究繁荣、有利于‘红学’健康发展、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红学’共同体的团结，把这场群众性的讨论引向健康发展和深入的轨道。”
笔者并不研究红学，也不是红学票友，对于红学实在是个外行，就红学本身确实没有发言权。但是目前围绕“红学”和“秦学”是非的争议，涉及到学术领域的一些共同性问题。本着学术为公，资源共享，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的宗旨，对学术争议中的共同性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朋友们。笔者以为，在商品大潮冲击、宏观管理乏善、社会转型期浮躁风盛行的情况下，这场争议所引发的某些现象实在需要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媒体界的认真
思考，因为它凸显和折射了学术泡沫化、学术浮躁化、媒体商业化、学术庸俗化现象。从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出，在学术层面上实在有着许多需要澄清的见解。
其一，学术问题研究和讨论需要遵守学术规范围绕“秦学”引发争议的是一门被称为新兴“秦学”，是在中央电视台开设的学术讲座百家讲坛上向全国亿万观众宣讲的，而不是对在娱乐节目如评书，演义、戏说、搞笑、猜
谜之类或言明属创作的连续剧等非学术层面的表演。《百家讲坛》属专题讲座，是“科学与教育频道”的重要栏目，如中央电视台栏目介绍所说：“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精彩演
讲，选择目前大家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形式不拘一格，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 显然刘心武先生的长时间连续播讲定位于“建构时代常识
”和“追求学术创新”是无疑的。 既然是“建构时代常识”、“追求学术创新”，而是否“学术创新”，是否符合“时代常识”，就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就要检验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是否反
复论证，一丝不苟。我们在学术问题面前只能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事实已经十分清楚，“秦学”的提出并没有建立在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之上，所以不少人批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不讲学术规范，指出“秦学”作为一门学
科不能成立，这绝不为过。演义、戏说、揭秘、猜谜，可以博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一时喝彩，满足听众的好奇心和窥探欲，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和滚滚财源，但是不能被视为创新学术。要建立一门立于不败之地，并非过眼烟云的
创新学术绝非易事。如果刘心武先生公开言明自己是在像《康熙微服私访》那样的戏说，那么谁也不会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评价“秦学”，然而刘心武先生偏偏强调自己是在创新学术，所以出于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来评估“秦学
”不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
一门新的创新学术地位的确立靠的是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宣讲。搞学术绝不能大跃进，也不能靠大帮哄，靠网络投票。今天有人随意地提出一门“创新学术”的“秦学”，明天有人则仿效提出另一门“
创新学术”的“贾学”、“林学”、“薛学”、“丫学”来，单是一部《红楼梦》就延伸出许多新兴学科来，这是在繁荣学术还是在戏弄《红楼梦》呢？看似人人都来搞学术，人人学术“创新”，热闹非凡，电视热播，媒体热
炒，网络热评，实际上却典型地反映了对待学术研究一种浮躁心态。在《红楼梦》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有权关注红学并就红学发表各种意见，但是不等于人人都是红学家，不等于人人都成为学术研究者。学术要民主，也要
守规矩，讲学术民主，不等于不需要学术规范，按照学术规律办事。
其二，学术不是政治，文艺创作不能政治化
《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宫廷秘史之类的政治影射作品和家史兴衰的实录，不能将《红搂梦》文学作品政治化。有些人似乎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文革思维定式上，力图将《红楼梦》政治化，用阶级斗争为纲
、“利用小说反党”的思考来解读《红楼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利用小说隐写帝位更迭权力争斗的政治传记小说，这无疑是严重歪曲了《红楼梦》本意和大大低估了《红楼梦》的社会文化影响。我们只能根据红楼梦的
文本，依据现有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来研究和解读红楼梦。文革已经过去了近40年，现在的所谓“秦学”虽自称有学界高人指点，也非真正的创新，它其实只是文革“阶级斗争为纲”、“利用小说反党”论的沉渣泛起。在笔者看
来，如果我们走不出文学作品政治化的解读怪圈，中国文学创新繁荣的新时代是难以到来的。从“秦学”的学术政治倾向看，实在是一种错误思潮的回归。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此热衷于宫廷争斗的文学描写和推理，是否有利于
文学繁荣和学术创新。
其三，正常的学术批评不能被视为“围殴”
现在有媒体把一些红学研究者对于刘心武先生缺乏事实依据的“秦学”论提出不同意见，说成是“围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围殴”的事实，我们不能一听到批评“秦学”的意见就指责批评者是“围殴
”。事实上在刘先生的“秦学”传播了很长一段时间、“秦学”书籍在市场大为热销后，一些红学专家和清史专家为了澄清事实，才被迫做出比较温和的反应，如果把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议和批评说成是“围殴”，我们还有什
么百家争鸣可言？难道只许刘心武和中央电视台放火，批评者连点灯的权利也没有。事实上中央电视台可以而且应该本着在争鸣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提供相同的时间，或者相对于刘先生宣讲的1/3到1/4
时间在同样的讲台上讲述学者不同的学术见解。现在只是几位红学家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视为“围殴”，而刘先生借助中央电视台向亿万观众进行“秦学”轰炸却反受赞扬，实在有失公道。
至于说什么“官方红学”“围殴”了“草根红学”，更是与事实不合。人们清楚刘心武先生绝非“草根”之辈。有人把红学会称做是“官方”，那么刘心武先生任职副主席的北京作家协会和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就是“
民间”而不算“官方”么？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文章不是早在13年前在被他称为“官方”的《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过么（《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1992年第2期第147-170页），他的许多宣扬“秦学”的新著并非出版在民间
出版社，而是官方出版社，官方最为权威和最有影响的中央电视台为刘提供了常人难以享有的长时间宣讲，这难道还算“草根”？显然“草根”红学说根本站不住脚。至于已经退休故属“草根”之说也难成立，刘先生已经退休
，持不同意见的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同样也已退休，本是同根同源，“草根”、“官方”之别从何而来？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官方”红学与“草根”红学之争，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专家、权威、票友、草根红学和
官方红学的区别。现在有人刻意渲染所谓“草根”与“官方”之争，以显示自己是代表民间，已经退休、“疲惫不堪”、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代表“官方”的主流压抑和“围殴”，以博取不明真相人的同情，这是另有所图的，也
很不利于红学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其四，学术问题的是非判断不能援引民意调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学术之争，既不能诉之行政干预和司法裁决，也不能依靠民间投票、民意调查的多数和少数来决定是非。学术是非的判断只能靠健康、平等的自由学术讨
论，靠百家争鸣来解决，靠社会实践来最终检验，不同意见可以各自保留，真理总是愈辨愈明，但是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裁决。学术是非争议不是靠拉选票，不是靠人多势众，靠媒体效应、靠网络造势，而是要按照求
真务实的精神公平、公开、公正进行学术层面的认真探索，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民意调查的方法固然可以反映特定的一些侧面，但是在目前我们的民意调查很不规范和科学的情况下，笔者以为在学术问题上运用网上调
查的办法，突出多数少数的百分比，说明学术是非的倾向无助于学术问题的真正解决，搞得不好还会走入误区。至于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设问调查，更易于形成对调查对象的误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设计网上调查本身缺
乏科学性，其结果怎能可信？如果加上媒体故意炒作，其负面效果不言而喻。
其五，电视和新闻媒体报道有责任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在学术争鸣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中媒体的客观报道和正确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报道不客观，导向不正确，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
严重的。我们的电视媒体如果在事实上只凸出收视率而戏说、臆说《红搂梦》，其负面导向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客气的说，中央电视台在臆说《红楼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开了一个不良的风气。需要强调的是，
作为艺术创作，笔者不反对戏说，但是既然是学术层面的讨论，既然“秦学”自封为科学“创新”，就绝不能学术臆说，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公共资源，在严肃的学术讲台上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学术臆说大开绿灯，
不能为庸俗化的学术解读推波助澜，不能人为制造社会文化混乱。中国只有一部《红楼梦》，在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文化的今天，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怎能做自毁古典名著的事来，我们怎能把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
误区。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学术研究和讨论的不实宣传报道屡见不止，实在有悖新闻职业道德，在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方面，希望我们的电视和新闻媒体报道真正地负起责任来，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
的位置上。
其六，专业学术工作者队伍和业余学术爱好者队伍应当团结和谐学术专业工作者队伍和学术业余爱好者队伍是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伙伴和优势互补成员，两支队伍不属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我们的媒体更不应把目前围绕红学
的不同意见争议，说成是大众化队伍诉专业化队伍，将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无论是专业队伍还是大众队伍里，都有支持和反对刘心武“秦学”观的声音。
红学专业队伍离不开红学大众爱好者的支持、关心和健康的学术评论，有些红学研究者原来就是从爱好者转成专门研究者的。《红楼梦》研究需要引向深入，《红楼梦》的大众化普及需要提升和健康发展， 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前者对红学基本知识和研究状况有较多的关注和了解，后者有深厚的民间社会生活底蕴。中国的红学既要向纵深开掘，又要向横广面发展，这需要两支队伍团结和谐共同发展。专业学术队伍要更多地关注
大众红学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从中吸取营养，同时也要自珍、自爱，避免对于大众的误导，以娱乐性、庸俗化取代红学的普及。红学爱好者也要增加对于红学知识的了解，尊重历经百年几代红学研究者的来之不易的
学术研究成果，名著《红楼梦》及前人的成果应当倍加珍爱，那种散步“红学根本就是废物”之类的奇谈怪论，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苛评。 红学大讨论不是坏事，但是讨论本身要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将学术讨论引向健康发
展轨道，让学术回归学术，让红学研究和红学普及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的电视台和新闻传媒、网络媒体，责任重大，需要共同为健康的学术评论营造良好的环境。
来源：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研究/2005年11月21日首发。
蔡义江：刘心武的研究热闹不了多久
本周日，刘心武将签售上市不久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近一段时间以来，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演讲引发的“秦学”大讨论，点燃了文化界的沸点。伴随着公众、红学家、文学家的参与，讨论焦点
甚至一度偏离了学术讨论而转为红学“准入”资格之争。炒得热是不是能够说明学术成果高明？这个原本应为实质的问题似乎不应该被忽视。为此记者采访了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
红学“准入说”根本就不存在
记者（以下简称“记”）：围绕刘心武和红学家之间的争论现在演变成一场公共文化事件，您是否感到意外？
蔡义江（以下简称“蔡”）：当时《艺术评论》采访我们几个，谈对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有什么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被人称作“围殴”，好像我们几个人围起来打刘心武，人为地挑起这样的矛盾来，刘心武
因此也不冷静了，说我研究《红楼梦》，你们有什么权力叫停呢？没有人能叫你停，除非你自己愿意停，只是人家知道这条路在学术上是走不通的，像一个人走到死胡同，别人告诉他，听不听由他。
记：从吴祚来、胡文彬对刘心武的批评到后来一些作家学者支持刘心武，分化成“批刘”和“挺刘”两大阵容，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蔡：说实话我没看到多少观点在交锋，而是看到人为制造出来的矛盾，显得很有戏剧性。还有人认为红学家设置了准入门槛，表现得十足霸道，这就更奇怪了，刘心武讲座或者出书，谁能霸得住你呢？没有人向他发布禁令
。别人指出他说得不对，就被当成“围殴”，这不是不让人讲话了吗？民意调查说80％的人支持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我也算在这80％的人里面，我不但支持他的研究，而且欢迎他的研究。谁都可以研究，都可以发表意见，
只要你不侮辱别人的人格，别人就用不着激动。
记：本来可以正常进行的学术争论最后偏离了焦点，变成了红学“准入”资格的争论，红学家是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狭隘？
蔡：我读胡文彬的文章，觉得他的用意不是限制谁“准入"，而是说越到影响大的媒体，越应该有社会责任心，越要谨慎，不要误导年轻人。你的文学创作可以随心所欲，比如依托《红楼梦》故事写两篇“可卿之死”、“元
春之死”都可以，但是你要说秦可卿就是你考证出来的那样一个人物，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你，别人肯定是要讲话的。说到“准入”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存在，进进出出毫无顾忌的。发表不发表要看杂志或电视台，从学术
或收视的角度认为刘心武可以讲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而且，胡文彬的讲话是他个人发表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红学会、红学家，红学家太多了，不要混为一谈，只能说具体某个人，而且要有根据。
文学人物形象是考证不来的
记：刘心武认为“证”出了秦可卿的出身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您认同吗？
蔡：我在做讲座的时候，一些听众递条子也问我怎么看刘心武的研究结论，我的意见始终是不能苟同。《红楼梦》是一部文艺作品，可以想象、虚构，但研究它就是科学，实事求是是研究的要义。考证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考证的对象一定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必须是可靠的资料，文艺作品的形象是不能被考证的，这是常识。你可以考证曹雪芹或曹家，但《红楼梦》中的人，作者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至于有没有原型，只有作家自己说
了才算数，你说林黛玉的原型是苏州的什么女子，能考证吗？作者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刘心武偏说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怎么能证明呢？除非曹雪芹自己证明。
记：文学人物难道不可以有生活原型吗？
蔡：文学人物可以有原型，但原型的来源往往非常复杂，讲不清楚的，无法单纯地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一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不会像一幅肖像画、写生画那样将模特临下来，里面有很多人要彼此互动的，如此非要进行艺
术虚构不可，可能几个人的原型合成一个，或者一个人分成几个化身，尤其是曹家那样命运与政治风波紧紧相连的家庭，更不可能将一个现实中人这么严丝合缝地写到小说中来，这在曹雪芹那里也通不过。
记：很多人认为刘心武的见解有学术性，因为他解谜的过程是有逻辑性的，一环扣一环，听起来挺有意思，您认为有道理呢？
蔡：如果《红楼梦》里充满了刘心武所说的“谜”，一个人能奇思妙想到这种程度，那么曹雪芹就变成历史上著名的游戏制造专家，而不是文学家了。因为文学家第一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物怎么写才能活起来。如果《红楼梦
》的创作像他讲的这样是为了暗藏机关来影射什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太令人怀疑了。
前两天我刚刚主持了张书才先生的一个讲座，他专门研究雍正、乾隆时期档案的，他认为刘心武对清史的很多认识都是自相矛盾、违反常识的，从年龄来说，他说秦可卿生于康熙51年10月，死于20岁那年，死因是由于贾元
春告发其身份。而后又说贾元春告发之时，正是乾隆登基的期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第二年她理应为先皇帝守孝，根本不可能省亲。据刘心武所说，元春比秦可卿要大六七岁，起初元春分给废太子处做宫女，后来废太子之
子把元春重新分配给乾隆。但一个废太子的宫女如何能分给乾隆当妃子呢？他用违反常识的事情作为证据能得到什么结论就可想而知了。
新索隐派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记：刘心武的书和讲座都吸引了很多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蔡：很多人因为没有时间读《红楼梦》，但是看了他的书满足了自己的猎奇心理，他们不需要像专家那样去严肃地治学问，管他正确不正确，只要读起来有兴趣就好。不过，炒得热并不能说明学术成果高明，以索隐的方法
研究《红楼梦》，在红学史上并非仅刘心武而已，不过刘是新索隐派，他们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一些轰动和争议，但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记：索隐和实证是红学研究的两个不同方法，前者是不是更富想象力一些？
蔡：“索隐”是指根据小说的情节发现隐藏在里面的历史事实。新索隐派和老索隐派方法一样，也是猜谜，老索隐派是把小说里的事和历史上的事牵强附会地对应起来，但是那些影射确有其事。不过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又
是虚构的，最早的新索隐派是写《红楼解梦》的霍国林，他认为曹雪芹的情人被雍正占为妃子后和曹合谋杀死了雍正，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可是他在北大讲的时候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和刘心武的情况有点相仿。后来他们搞古
典文学的老师不好意思地讲，同学们虽然都爱好文学，但对清史了解太少了。所以，不是我们这些人守旧，接受不了新观点，是这样的观点太荒谬了。
记：您预计刘心武的秦学能热闹多少时候？
蔡：这个不好估计，但结果肯定是和霍国林一样。如果写《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话也不会提到他，因为他的东西没有任何证明，纯属戏说。
目前乱读红楼现象比较严重
记： 其实一部分红学家也在做猜谜工作，只不过他们没有刘心武这么有名，但也在走着他的路子。 蔡：对。现在乱读红楼的现象比较严重，像霍国林、刘心武的东西可读，但不是正确的读法，还有很多为了评职称、出成
果、跟风赚钱出版的东西既不可读也不正确。所以，你在看《红楼梦》前不要看红学方面的书，读完原著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和曹雪芹有直接关系的材料，比如敦诚的诗，与曹家有关的几个档案，形成自己的心得，慢慢
地再参考别人的看法。如果自己没有看法，读了这家信这家，读了那家就信那家，是最没有资格研究《红楼梦》的。
记：其实公众很想看到红学家给他们提供既可读又科学的读物。
蔡：我在为这样的事努力。教育部要在三个省试点语文选修课，我负责编“《红楼梦》选读”的学生课本和教师用书，给中学生阅读，必须特别有责任心，为此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把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对照，一字一句
进行了修订，这是读书的基础，如果后人看到的不是曹雪芹自己原来写的，而是后人改过的，就误人子弟了。原文大约80万字，加上注释有100多万字。对中学生讲《红楼梦》，不能把争议拿出去，我尽量做到科学、有依据。
记：如果中学生也是热捧刘心武的读者，他们不喜欢您的说法怎么办？
蔡：那就看教师的引导了，况且我的书里没有谈秦可卿的文章。（记者：田小满）
来源：《北京晨报》（2005年11月27日）
不要在《红楼梦》外探讨所谓“历史真相”
——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赵 建 忠
作家中评论《红楼梦》的很多，张爱玲、王蒙、李国文等，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红学著述，往往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也就能给人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时还是红学家们说不
出来的，尤其是鲁迅对贾宝玉的评论，一句“爱博而心劳”，至今没人比这概括的更精辟。个中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诠释的。近十年来，以《班主任》一炮打响的
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也转向了《红楼梦》研究，起先，我也没太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兴趣所至去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刘心武却认为他写的那些系列《红楼梦》小说为“学术小说”而非泛泛“戏笔”，是他多年来
红学探佚研究成果的结晶或载体，他并且宣称开创了“红学”中又一新学派——“秦学”。最近，他又应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了系列红楼节目，还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作为书名
，以书面结集形式由东方出版社公开发行。从2005年8月至今，该书销行以来，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现了盗版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创了红学著述的记录了！
刘心武真的解开曹雪芹“之谜”并“揭秘”了《红楼梦》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当然有理由奉献对他的敬意，因为他完成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者们前赴后继都未竟的事业，百年寻梦，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欢欣鼓舞
？然而遗憾的是，我在通读了刘心武的一系列“学术小说”和红学论著之后，得出的感觉却是：他不仅在具体的情节描写方面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背离了《红楼梦》原著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很多
具体结论更是荒诞不稽，于史无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由于刘心武本人作为著名作家的轰动效应，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的煽情渲染，更有新闻媒体、报刊的大张旗鼓地
宣传造势以及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耸听的所谓“揭秘”已经和正在愚弄、误导着千千万万个读者和听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几代红学家们筚路蓝缕开创“红学”的艰辛成果以及为这门“显学”
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为笑谈。红学界的师友们常常感慨：两百年来辛苦积累的红学著述在民间的影响和普及，还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见传播载体和舆论导向是多么重要！
刘心武是如何“揭秘”《红楼梦》的呢？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
破口“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但通观他的红学著述，给人最深印象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一套路数。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
特别强调“原型研究是一种世界很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并且在钻牛角尖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比旧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这种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心武的所谓
“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同的而是他主观臆测的“原型”，何况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时“原型”也未必是一个。试问：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废太子后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么过硬的史料支撑？其实，只要查阅爱
新觉罗宗谱、皇室玉牒以及清代养生堂的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并不难弄清楚。因为涉及到皇室血统，从怀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会有专门记载；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里宾客辐辏、门庭若市，而且
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
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
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
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
，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
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
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
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
，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著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
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
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
小说中寻索“真事”。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导引着红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
竟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去探讨所谓“历史真相”。遗憾的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这说明真正思想者的声音总是孤独、不合时宜的，所谓庸众的沉沦与哲人的悲哀！同时也由于我国
古典小说理论相对于丰富创作实践的明显滞后，从而形成了一种看小说、研究小说总要“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势，这也不是刘心武一个人的问题，从蔡元培、胡适开始，这种研究路数已经形成，但蔡、胡的论点多少还有点史料
文献的支撑，对红学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刘心武纯系臆断玄思，把蔡、胡的错误又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做学术文化的促退派
，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鲁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还把它列为“世情小说”而非“讲史”之类，尽管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写，如以“元妃省亲”为显例的有关事件，但这些都是围绕着荣宁两
府盛衰和大观园少女悲剧展开的背景而非基调描写，可是在刘心武的笔下，不仅皇家秘史成了《红楼梦》中的主干，而且还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说程高本后四十回关于元妃的处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创作企图，
即使单就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之死”这篇“补佚类”学术小说而论，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戏说”而绝非《红楼梦》原著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试问：借太医张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状，所谓“乃荣宁二府之最奸狠者
”，而且还“秉其父意，钻营进宫，狐媚惑主，乱宫闱，干朝政，一意胡为”，这样的一位红颜祸水形象，怎么能与前八十回读者已经见到的那位温情端淑的元春联系起来？笔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伏
线”；很多细节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如刘心武最后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铁网山”荒庙“智通寺”中，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扬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辕北辙？
这也罢了，最明显问题是，铁网山“劫驾”一幕简直如同儿戏，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刘心武为我们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变”的《红楼梦》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御驾就那么容易被山贼围困？元
妃还能私藏“蜡油冻佛手”与皇帝调情做爱，被皇帝惊叹为“你竟袖有暗器！”刘心武既然写过《帐殿夜警》那样的历史小说，就应该懂得皇帝行宫的壁垒森严以及与此相关的清史常识，怎能如此离谱靠大胆想像去安排情节？
尽管胡适也提倡过“大胆的假设”，但同时，胡适也还要求人们去“小心求证”，而刘心武恰恰忽视的正是这一点。有了一点什么“新”看法就全盘端出，甚至有些连红学界都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祖籍何处、生卒何年
、生父系谁、脂砚系谁等等，并存有多种说法，但他总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弃取，当成最后结论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现有材料下被红学界公认的“难解之谜”或“死结”，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报刊披
露的北京某收藏者从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烧的“曹雪芹”手书对联“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居然也被刘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么“云”影射“史湘云”，“月”指“麝月”，“三十”与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
字面相关等等，仅凭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证性的红学文章，这种治学态度能说严谨么？更不要说文物真赝尚待鉴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拿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再推出一个新的结论，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证性的学术文章不能像
写小说那样可以向壁虚构，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占有相关的文献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刘心武特殊的经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式训练，他写小说或许还可以，但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写考证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
的长项。我很同意友人邹自振教授在其红学专著《红楼梦发凡》中把刘心武列入“另类红学家”之册，认为他的“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只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创作素材的一种，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为了证明“吾道不孤”，刘心武还拉出周汝昌先生为大旗，作为自己观点的呼应。周先生是红学史上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后学的奖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这并不能说明先生支持过的后学晚进的红学观点就没有问题。
刘心武如果从周先生那里取得“真经”，我倒觉得周先生给他提的一个建议相当不错： “希望你写一部小说——从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不是为了‘清代史’，也不是简单化的‘图解’《红楼梦》，是为了解说人性、人生
的大悲剧，即雪芹提出的‘两赋’的先天灵气和历史条件加之于他的后天环境、遭遇、命运”，我深信一个曾经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过深层思考的优秀小说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这个嘱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华和宝贵的
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种主观臆测的“红学研究”方面。
当然，刘心武与那些常有“惊人发现”的非专业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周先生的助臂，单凭他自身的社会影响也不难发表其“红学观”，但他却总委屈地觉得“红学权威”们压制他，他在创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论，即使
单就红学而言，一般的专业学者、教授甚至他所认为的那些红学权威，也并不是都有条件像他那样可以到现代文学馆讲红学，到中央电视台录制几十次的红学节目，还能把他的“红学观”弘扬到海外，并且在短短时间内出版了
那么多的红学著作，谁又能压制了他呢！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还称他的红学是“平民红学”，并奢谈学术空间“公众共享”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提法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
合理之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红学确实不应该被少数“权威”垄断而应“公众共享”，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
警察出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百家争鸣是必要的，红学环境也应该宽松，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那些所谓“新说”就不允许反批评。毕竟红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积
累，该发现的史料虽不能说一网打尽但也所剩不多，红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在没有新材料或新视角的常态状况下，是不大可能一会儿就有一个“新发现”的，所以，谁提出了“新”观点，就都必然会受到现有材料的检验
，凭空逞臆妄谈是不可能持久的。红学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种有扎实的文献做基础并能在理论上摧陷廓清式的里程碑著作。当此学术规范在拥挤的红学世界迷失之际，严肃的研究者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出正面的声音，“学者不以
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学术境界。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红学所所长）
“秦学”指谬 王 学 钧
一、 问题所在
2005年，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很热闹，既出版了“秦学”集成之书《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版，以下简称《红楼望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连续演讲，讲稿集成一本与
《红楼望月》意思一样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版）。刘先生很自信，“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红楼望月》第2页），也很自负地号召“普通的读者”，如果以他所说的“谜底”为前
提，就能“把原来读不通的地方都读通”（《红楼望月》第46页）。假如刘先生自己能“读通”《红楼梦》，而来指导“普通的读者”，未始不是一大功德。我们现在虽无从知道“秦学”“推进到底”时将是什么样子，但据目
前的情形，非常遗憾，有一个立论前提的问题有待指出。——请恕我直言，“秦学”其实是从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观念出发，曲解文本的产物。这样说，绝无学术以外的含义。现在不妨将具体的分析写出来，向刘先生和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