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说，最近部门里不少同志私下里也向我请战，说他们对乡村经济也有研究的兴趣，这是好事，所以，这两天我和丁宁等几位副科长也在考虑大家的这些建议，准备充实一下这方面的力量。丁宁，你说是不是？
丁宁点头。
祝响亮接着说，我觉得充实这方面的力量很重要，现在基本上只是小贺一人在做这一块，我们觉得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即使科里的几位女同志，她们对这一块也是有兴趣的，她们也来对我说过好几次了，说想做重一点的调研，所以也想介入，也想下到一些村里去调研乡村教育问题，女同志调查乡村教育课题，与孩子打交道本来就有优势。
我一愣，心想，两位“辣嫂”程珊珊、许惠琴她们也想搅混什么水？
祝响亮说，充实力量这其实也体现了局里领导的意思，领导说这叫"激活"，一个新来的同志可能激活原来的工作思路，新老同志的联手就可能使原来的工作方式发生裂变，所以，我们得让更多的人介入小贺现在正在做的调研，以此做一个改变工作作风的实验。
听着他在那里叽呱，我晕在了那里，因为这安排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我心里只明白了一个事实：妈的，看着我这一块现在做得不错，人人都想来插一杆子，还裂变呢，你怎么不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呢。
我听见卓立插嘴说，我对乡村经济一直有兴趣，也做了一段时间，特别是三农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现在上下都很重视，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以前调研的方式，突出人文关怀，不光我想试试，大家也都想试试，我们科应该把力量全投在这里，谁都知道这一块现在容易出成果。
祝响亮连连点头，在卓立、程珊珊、许惠琴他们兴奋的叽喳声中，我感觉真有几分打土豪分田地的气息。我在心里痛骂：妈的，原先我没来做这块之前，也没见得他们有多大的热情，相反，每次下乡他们都避之不及，现在，他们都以为这是块肥肉了，都以为乡村题材容易得奖了，分吧，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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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飞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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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我的脸色有点郁闷，祝响亮突然转过来问我还有哪些建议，我说，好的，大家一起做吧。
其实，我真想摔袖而去，你们去做吧，妈妈的。
结果这么一个会议，皮球一转拔，"乡村经济调查"就直接变成由祝响亮确定专题、专项和布置采点区域，并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室，祝响亮说，就让丁宁牵头这个工作室吧。
11
散会后，我骑着车回家，骑到公园路口，我发现骑岔了道。在街上的人流中，我嘴里念叨：屁个激活，屁个裂变，整个染缸，搅成一锅稀粥，搅得大家都不做，搅得功劳全是他吴响亮的。
我安慰自己，在办公室只能平分秋色，不能崭露头角，只能混迹，不能独秀，否则其他人就把自己看成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一旦焦虑，就特别容易抱成团，并且特别团结。
想着刚才会上卓立、程珊珊、许惠琴他们一张张同心协力分田地的脸，我相信这些日子以来我在他们眼里肯定是空降地主。
我对着喧嚣的大街，骂了一声：妈的，他们倒成了弱势群体！我就算他们是弱势群体吧，就给他们留一口粥吧。
12
我已经有好一阵没往陈方明的办公室跑了，由于祝响亮在我刚来时就敲了边鼓，我好像有了心理障碍。
但我准备去一趟，因为我郁闷了两个星期，还没消化掉自己的情绪。
于是趁中午时间，我借送一份材料进了陈的办公室，顺势和他聊起来。我一边把这两个星期以来想不通的事统统倒给他，一边留意着门的动静，生怕祝响亮进来汇报些什么。
因为着急，好多话似乎要涌出来，我觉得手都在发抖。
我说，陈处长，你看这个工作室都成立两星期了，有谁下过一次乡，有谁在做选题，连动静都没有。我真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得倒是挺美的，什么充实力量、让大家都介入，这其实等于大家都不做了。让我去激活大家，好搞笑啊，我凭什么啊，我只知道在激活他们之前，我已经被稀释了。
我说，陈处长，事实上，人人有份就是人人都没份；人人搅和，结果就是人人都不做事，想做事的人也不想做了，自己不想做事的人让别人也别做了，难道那几个女的真的想下乡吗？祝科长叫叫她们试试看，你看着好了，她们不想出千般理由推才怪哪。
面对陈方明沉静的神色，我一边说，一边犹豫自己的话是不是太冲。但我似乎克制不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我只是想埋头干活，想在这里能呆下去，因为刚来，总想多做点，但祝科长好像不这么想，也可能我考虑事儿太简单了。
陈方明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神色安然。他听我说完后告诉我有些地方我说得是有道理的，但有些地方是偏激。他说，你怎么就知道他们参与后就不下乡了？
我说，都两个星期了，哪有什么动静。
他顿了一下，他叹了一口气，他说，你戴有色眼镜了，你得大气点。
我心想，这和我大不大气没关系啊。于是，我绕着圈问他，我是不是不用做了，我以后怎么和他们相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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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飞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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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问我：那你说我现在把他们叫过来骂一通？骂骂也很简单，但问题可能更解决不了了。
我想，这说的也是。
我愣在了那里。我听见他在说，从我这个角度看，与从你这个角度看，很多事是不一样的，对管理而言，有些事，我不想说透，是因为说透了更不好办，现在人与人还有一层底线，至少还能协调得下去，但如果哪天真说透了，人与人拉破了脸皮，那倒真不好办了，所以有时候，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管理就是和稀泥，把矛盾弱化，把大事儿化小，让场面能维持运作。
他又叹了一口气。我理解他的心烦。
他让我自己和他们商量。他说，你要多多和祝科长、赵金他们商量。
这是他的风格，他总是让别人自己去商量。如果我们自己能商量好，要他这个位子干什么？而情况也确实如此，这样的事如果他这个位置不出手，下面的人越商量就越容易商量出一团乱麻。
唉，我找谁去商量呢？
13
我当然知道，陈方明的意思是让我自己找祝响亮商量。
我太清楚找祝响亮又能商量出什么名堂。祝响亮只要张嘴一句就可以把我的话呛回去，比如，他肯定会用他悠悠的口气劝导我：谁说这一块一定是谁做的，谁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和你合作，群策群力才是动力，我们这里没有自留地的。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了。
这就像一只大染缸，或者一只齿轮，它有自己的节奏，无法让你以自己的节奏在那里冲。你一旦融入进去，就没了影子。在这个单位呆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切身感到想要做点什么真的不容易，更妄论想改变点什么了。
我想，好吧，我等着吧，慢慢来。
我等着他们来派活。
他们也不来派。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想我混着好了，但由于已经有了在资料室呆过的经历，所以转念间，我又明白自暴自弃是没有人会来可怜你的，很多人还巴不得你自暴自弃。
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想，我还是先好好观察一下这个部门其他人在做些什么？
14
这个部门很多人在忙着。
有人在外面开了店，有人忙着开网站，有人忙着兼职，有人忙着找保姆，有人忙着下班搓麻，有人忙着找小蜜……
我发现，虽然他们都有“向外转”的寄托点，但谁都不能吃眼前的亏，并且彼此的争执常会摆上桌面来，比如，上星期我亲眼看见“一号辣嫂”程珊珊向副科长丁宁摔本子，她说，妈的，老子这个月哪点做少了，你有本事你们也来上夜班。
丁宁说，我的姑奶奶，我完全是根据写稿的工作量，来统计你的分数的，夜班又没少给你加分。
“二号辣嫂”许惠琴则用一根手指点着墙上的那张工分表，嗲嗲地说，丁哥啊，你少算了，你看这篇是我和珊珊合写的，怎么只算她，不算我，哎，也没几块钱，不算也就算了，丁哥啊？
甚至有一天，我看见程珊珊对副科长丁宁说，老娘做了这么几十年，有没有吃里扒外，有没有在外面兼职，有没有开店，我一心一意在单位干，怎么连我这个老员工的利益都保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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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飞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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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来者，我在意科长祝响亮的脸色。但我发现，这个部门里的不少人，特别是与祝响亮年纪相仿的那几位，不太拿祝当回事。他们中的宋朝山、严明等几个还抱成了一团，下班一块打麻，上班一块和祝响亮较劲。而平日里，我发现祝响亮只要能够不理他们，就绝不去理他们，以免牵出让场面失控的琐事。我还发现，在这个部门的人中间，比较帮衬祝响亮的是卓立。
所以，祝响亮是不会因为"藏资料"这类事，为我去和卓立交涉的。甚至，当卓立、宋朝山、程珊珊他们几个眼红我做基层调研出了点动静，他会为了迁就他们的情绪，也为了抚顺他自己纤细的心胸，做出“宁愿谁都不做这一块”或“宁愿大家一起掺和”的选择。
15
在我郁闷的时候，想不到丁宁给我送来的温暖。他劝我想开点，他说，你看到了吧，这些鸟人！
他说，你看到了吧，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模一样！这些鸟人！
他说，你看到了吧，这儿的水有多深！
他说，所以你调过来我特高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人，我为什么不可以让自己的人进来？！
我想，妈的，我啥时候成了他的自己人了？
他好像看到了我的诧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唉，想起来，我们以前真傻，我们有什么好争的，我们俩其实是很相似的，那些社会上混过的油子才是我们的对手……
人一孤独其实心里是喜欢别人走近的。我们渐渐走近了。我能感觉到这一阵他对我的真诚。他开始和我谈心，他甚至说自己以前如何幼稚，如何不懂人情世故。他的坦然让我相信情感可能产生于郁闷时刻彼此交流的需要，人在郁闷中需要情绪的出口，这个时候原本横眉冷对的人都可能因此交上朋友。现在丁宁对我真的挺友好，他还经常帮我接送女儿上幼儿园，因为他有车，说是顺路。
16
在乱哄哄的社研处，很多时候，我会忍不住把这个部门与我原先所在的综合处比较。
我发现，如果说钟处所在的综合处有些压抑，那么这里就有些失控，人一失控，人性中很多东西就会不加掩饰地直奔出来，表面看，这里没人来管你，更宽轻，更随意，但实际上更零乱累心。
原先我以为这里宽松随意，但没想到它也让人不爽。
虽然我对陈方明印象不错，但如果客观地判断，我依然觉得这种"失控"与他有关。我知道他对许多事儿打心里厌倦，甚至本能地不想多管，但其实，他越不管，这间办公室里的心烦事就越多。他觉得权力下放，让下面的人自己去处理就可以耳根清静了，但其实，下面的人由于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非但永远处理不清，而且会处理出更多的麻烦。
17
当我忍不住将“陈处与钟处”、“社研处与综合处”进行比较时，我发现，综合处虽也有纷争角力，但因为有钟处的强势压在那儿，它们处于可控状态，因而总的来说那儿还比较好管理；但社研处几乎处于无绪状态，很多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在这些言语面前，性格有点蔫坏的祝响亮和温文尔雅的陈方明在场面上就有些吃亏，他们时而想迁就，时而想抚顺，时而想大事化小，时而又想什么都不管，因为觉得自己犯不着为上班这点事这么累心，于是，他越这么想，就越抚不顺，就越迁就不了，就越不被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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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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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不是头儿，我不太理解这种“拔气门芯管理学”的真实用意，但以我的揣测，这其间，打气与放气交替的节奏与分寸，取决于上一级对自身权威性的强调，和对下一级依附要求的提醒，更取决于利益的瞬间游动和棋盘的变幻布局，由此，在反复演习中，旨在周遭形成一种“上对下的操纵感和下对上的依附感”的广泛条件反射。这也可能是办公室政治直奔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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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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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祝响亮自己的气门芯也被人拔了。
拔他气门芯的人是钟处。
钟处的这一举动，阴差阳差地让我舒了一口气。我脑子快乐得差点短路。
2
这事发生在一天傍晚，处长陈方明通知部门全体人员开会。有些人已经回家去了，陈方明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不停地咳嗽，他对科长祝响亮说，赶紧打电话喊他们回来。
当大家稀稀拉拉地回来后，陈方明轻咳着说，都下班了，还要让大家坐起来开个短会，是因为有这么一点事，涉及日后的工作安排。
他说，刚才党委开了会，会上讨论了各个部门的分工，有些工作重新作了调整，涉及我们部门的，就是"农村经济"这一块从明天起改由综合处接手，我们社研处对这一块的调研暂时停下来。
大家的"嗡嗡"声就涌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停我们的，让他们来做？两年前就是因为他们没做好才由我们部门接盘的呀？”
在嘈杂的声浪中，陈方明开始剧烈地咳起来。最近这阵子冷空气南下，他一直在感冒。程珊珊赶紧给他递了一杯水过去。
科长祝响亮在这边抱怨：怎么又要变了，我们刚刚做顺，怎么可以这样搞的？
陈方明摆了一下手，让大家静下来，他说，虞局长他们也肯定了我们在“农村经济”调研方面取得的成绩。陈方明用手点了我一下说，小贺的文章还见了报，但是，虞局长他们也提出来了，最近几个月我们的研究没有突破和深化，特别是眼下"民工医疗"、"空心村"、“讨薪”等热点问题我们都没展开调研，考虑到我们部门最近别的任务比较重，所以，希望综合处组织人马，近期强化这方面的考察。
科长祝响亮插嘴说，其实，我们已经在准备"空心村"的研究了，我方案都在写了，怎么可以这样搞？！
我对着祝响亮坐的方向，在心里对他喊：活该！
3
祝响亮脸色郁闷。我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抱怨，脑子里一晃而过的是综合处钟处得意的神色。
我知道是他干的。我太了解钟处了。
"乡村经济"这块地盘，原本就是社研处两年前从综合处手里拿过来的，钟处怎咽得下这口气。
社研处做得好，他咽不下这口气；社研处做得不好，那他就正好有理由把它夺回去。
所以说，祝响亮活该。因为自从上次祝响亮、卓立他们对我掏了一通浆糊之后，“乡村经济”这一块，在社研处后来一直处于荒疏状态，没有谁下乡，也没见谁花力气，更别说做强做大了，所以，如今别的部门自然就有口实把它夺走了。
现在窗外的天已经黑下来了，部门会议在一片嗡嗡声中似乎无法结束。祝响亮郁闷的脸色几乎让我遏制不住心里的狂喜。我想：活该！谁让你祝响亮小心眼，谁让你掏我的浆糊，谁让你宁愿把地荒了也不让我种。
我想，上次是自己人整自己人，把自己人整弱了，所以现在就轮到别人来整你了，活该，这叫一报还一报。
在回家的路上，我给综合处“愤青”林伟新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们的那块“乡村经济”被你们夺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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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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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电话那头笑起来，他说，这本来就是综合处的呀，钟处又开始发力了，你知道吗，他又开始发飙了。
他说，你知道吗，最近有传钟处和虞局长又重新进入了“蜜月期”。
他说，都说这次钟处是真正搞定了虞局长，虞局长老婆的妹妹开的公司是钟处的哥哥相帮批审的，甚至钟处老婆也一起入股了……总之他们一下子又好起来了。
4
钟处有没有和虞大头重坠“蜜月期”，这我不清楚，但钟处确实拔了祝响亮的气门芯。
我与钟处虽不待见，但想不到他的这一手却为我解了恨。这世界的情绪真是千绕百缠。连着几天，只要想到这事，我都在心里对祝响亮念一声“活该”。
在我的念叨声中，祝响亮好像真的萎了下来。
他眉宇间开始透出了深重的“没劲”两字。
我听见他对别人说起“乡村经济”被划入综合处这事，语气里尽是通透的解嘲，他说，呵，这年头有谁想多干活了，有什么好做的，是脏活累活，让他们抢去好了，他们尽管去干好了。
他对处长陈方明的埋怨也在迅速升级。他在办公室里哀声叹气，他说：老陈这人想得开，他不与别人争（即不与钟处争），他那么大度，皇帝不急我们太监急什么？
我在一边旁观，看着看着，就发现他那种心灰意冷、没劲透顶的神情，酷似我前一阵子被他拔了气门芯的状态。
我想，这幢楼里的“没劲”可能都是相似的，它们盘踞于各个层次（高层、中层、底层），它们从最高层所在的房间一路铺展到我等小角色所在的格子间，从楼下望上去，每一个窗子里都散发着相似的“没劲”，它们虽属于不同的阶段，但它们的发生模型却基本雷同。
正因为雷同，所以这楼里的“没劲”就总是落入俗套地在每个人头上轮回，人就不太躲得过“一报还一报”的结局。
5
我怀疑，让人在有劲与没劲之间、在被安抚与被打压之间不停歇地颠簸，这可能是这楼里的管理艺术，也是办公室人生在劫难逃的宿命。
所以，如若让我给办公室里的“领导”下一个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领导，就是拔气门芯的人。
他们确实是一批喜欢玩转别人气门芯的人。他们通常先抛给下属一些瘾头，先打一点气，让后者萌生“有劲”的盼头，而当后者的劲真被鼓了起来时，他们不知是出于哪门子的微妙，就迅速拔去下属的气门芯，让下属顿时泄气。
我原先只以为祝响亮拔了我的气门芯，但没想到，他们的上一级也常会突如其来地拔他们的气门芯，让他们与我们这些小角色一样体会失重的不爽。
由于我不是头儿，我不太理解这种“拔气门芯管理学”的真实用意，但以我的揣测，这其间，打气与放气交替的节奏与分寸，取决于上一级对自身权威性的强调，和对下一级依附要求的提醒，更取决于利益的瞬间游动和棋盘的变幻布局，由此，在反复演习中，旨在周遭形成一种“上对下的操纵感和下对上的依附感”的广泛条件反射。这也可能是办公室政治直奔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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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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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在不爽中产生敬意，真是有病！
6
而如若你想避免这种不适，你是不是就得像陈方明一样，做一个万事想得通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人对事都深怀倦意，只有这样，“打气”与“拔气门芯”才统统对你失效？
当我胡思乱想着这些的时候，我瞥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钟处为什么要这么急匆匆来拔祝响亮的气门芯，难道他仅仅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地盘？
7
现在，科长祝响亮每天无精打采地迟到。他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越来越少。结果，科里的其他同事也常常看不到人影。
我想，我每天准时来办公室是不是很傻。于是，我每天晃悠到中午11点左右才过来，这样我就直接进食堂吃饭。
在食堂里，各路小道消息拼命往我的耳朵里灌，我和综合处“愤青”林伟新瞎聊，我说，“乡村经济”被你们综合处拿回去了，这事好像伤了我们祝科长。
他有什么好受伤的？林伟新嘴角挑起一抹讥笑：他也太自作多情了点吧，谁会冲着他祝响亮来？
我一下子恍悟过来。我想，对啊，祝响亮有什么好难受的？！他以为钟处是冲着他来的，他还真抬举了他自己！
8
那么，钟处又是冲着谁来的呢？
陈方明。只要脑筋再多转两个弯，就明白钟是冲陈而来。
那么，他为什么冲着陈方明而来？
因为他俩多年来一直是竞争对手；
因为钟处是一个富有攻击性格的人；
更因为这幢楼里的副局长胡士忠由于年龄的关系明年春季就要退了，这将空出一个副局长的位子，这意味着中层干部中蔓延了很久的竞争又将进入冲刺阶段。而就目前的态势看，至少有7个处长蠢蠢欲动，但据猜测，最有可能撩到这个位子的是钟处和陈方明，因为在现任处级干部中，他俩资格最老，属于“老处男”了。所以在这节骨眼上，他们得为冲上“一号种子”进行搏奕。
于是钟处就行动了。
因为钟处与陈方明平级，所以他不可能在场面上直接开劈陈方明，他只有通过戳陈手下的人（比如祝响亮），打击陈的分管领域（夺走“农村经济”），间接达到让陈不爽的目的，这是“看主子打狗”的战术逻辑。
9
这楼里的人在议论钟处开始发飙了。
丁宁对此却不屑一顾，他说：你看着好了，副局那位子，会是他吗，我看他就没这命！
丁宁对我做了个跑步的动作，他说，这就像长跑，开始跑得怎么样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比后面的，几圈下来，看谁的。
我说，他们千万别没完没了地跑下去，否则我们也会被连带进去陪跑的。
丁宁老辣地说，老兄你也真是，我们早已经在陪跑了！
他说，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部门的奖金额这几个月全单位垫底，都流到综合处去了，这就像一块蛋糕，谁强势，谁就多切了一块去，钟处这阵子很猛，所以，我希望陈方明上，否则，我们这个部门会越来越边缘化的，我们会跟着吃亏的。
10
这个月的奖金发下来，我发现真的很少。我原来答应给女儿买个芭比娃娃给老婆买只新手机，看样子就只能让她们再等等了，等下个月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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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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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辣嫂”程珊珊也在对丁宁抱怨奖金。
丁宁说，姑奶奶，我一分钱也没敢少算你，这个月我们部每个人都少的。
丁宁接着向她解释现在的奖金总额不是按人头数划到部门里来的，而是按调研领域算，“农村经济”这一块没了，我们部门当然有损失的，你问我要钱，我问谁去要？
那边，许惠琴就喳呼起来，她说：你们说过不过分？同是在一个单位干活，只是部门分工不同，为什么要拉这么大的差距，这是激励人还是让人泄气？！
科长祝响亮就往门外走，他连声说，你们别来问我，我啥都不知道，我又不是皇帝，我做梦都想给部里的兄弟姐妹多争一点回来，但皇帝不急太监急出屁来也没用。
程珊珊就要拉丁宁去找分管我们处的蔡副局长，她说，我咽不下这口气，部门里的人越来越多，地却越来越少，难道部门还有强势和弱势之分？
丁宁不肯去。程珊珊说，去吧去吧，而且归根到底，你都不知道这样的不公平要到哪天才有个完。
丁宁让她自己去。他笑着说，有些话，你们女的说，头儿不会生气。
他又对我摇着头，说，哎，什么反映不反映的，一个部门与一个人一样，是需要朝中有人的，你说是不是？
我把奖金放进口袋，在嘈杂中，我想，看样子即使为了我们的奖金，陈方明也得快点把钟处PK掉吧。
11
那么，陈方明得到这个副局长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放眼过去，在传说的那些候选人中，陈方明处长不显山露水，内敛温和，很多人猜测，在一片混战中，他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他低调，笑脸对人，不得罪谁，民意测评时票数肯定会比钟处高许多，过群众这关没问题；另外，他欲望不在脸上，如果给他这个位子，对于相持不下的其他各方而言，意见会相对最小一些，刚好能做个平衡，所以过领导这关也不会有大问题。可见，这有点类似李瑞当初在与汤丽娟竞聘科长时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也有不少人这么猜测李瑞的胜算。
所以我发现，这幢楼里的众多人事，挺像同一出戏在不同的舞台隔层中循环上演。让人觉得好玩的是：虽说人的性格千姿百态，但为什么在提拔干部时，表演者呈现出来的类型、风格就只有那么几种？
12
如果陈方明上了，钟处肯定巨不爽。
事实上，钟处最近已经放出了风声：（陈方明），一个啥都不做的人，一个只会踢皮球的人，当然不会得罪人喽，当然有群众基础喽，我承认自己对人对事是严格的，所以得罪了一些人，但我的严格，虞大头心里该有数啊，我这是在帮他把关啊。做好人谁不会啊？
钟处还引申出一堆感叹，他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电视上露脸的那些领导没有个性，问题就出在选拔机制上，在这种选拔机制下，有个性的人早就在前几轮被刷出局了，压根儿进不了最后阶段，所以我们也别怪电视上的那些头儿平庸了。
我承认他说法新鲜。只是他那种咄咄逼人的话语方式，好像不符合这幢楼里的审美习惯。甚至还容易让听者逆反。比如，我转念就想，如果电视新闻里的头儿，一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谁知道他是不是把骂人当做秀呢，谁知道他就一定比那些中庸圆滑的人更有效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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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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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被综合处夺回去了，这事让我兴灾乐祸了没几天，我就发现自己也面对了两难。
这是因为我正在做的一篇调研《樟树村印染业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现状反思》，与“农村经济”有关。
为这个调研，上个月我在樟树村呆了一周，素材收集得比较扎实，有不少亮点，如今调研报告已写了一半，原本想冲一冲下月的好稿奖，但按现在的部门分工，这一块属“农村经济”，现归综合处负责，此前社研处所收集和撰写的素材和文稿，现都被要求移交综合处。
那么，我还要不要再写下去呢？
我对着电脑，一边打着字，一边心里没有着落。因为已经写了一半，停了有些可惜，但如果写下去，最后交给综合处，我能想象得出钟处、汤丽娟可能并不拿它当回事，甚至会叫我反复地修改，以我的经验，越修改他们会变得越难侍候，我简直是在为自己找烦。
但如果不写下去，那么我在樟树村呆了一周的工作就没有量化，下月的奖金将少掉一大块，更不用说好稿奖了。
我要不要写？
我决定先去找陈方明问问。
14
我就进了陈方明的办公室。
我装作偶尔进来的样子，说来看看他，顺带问他今年春节单位放几天假？问他今年过年在哪里过？问他孩子明年高考打算考什么学校？……
聊着聊着，我就问他，我手头在写一篇调查报告，题材挺好的，我写了一半了，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因为是有关农村经济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他一愣，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赶紧把它写写完，有些事，人不多想也就没那么复杂；而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那么不写也就不写了。
他说得很真诚又有些高深，我一下子接不上话来。我就和他扯了“乡村经济”被划入综合处这事。我说，这事好像对祝科长打击很大。
陈方明看着我，眼里是真诚的光泽，他说，你当初对“乡村经济”放了手，这还是聪明的，否则现在心里也会难过的，人太投入就容易失望。
我看着陈方明温和的眼神，心想，他考虑问题的方式果真和我相反，我还以为他会后悔当初任由祝响亮、卓立他们掏了浆糊，如果他当时出手，坚持让我做"乡村经济"，没准这块就不会被钟处以“社研处没做透，需要强化深化”为由夺走。
他没说出这个意思，我自己就不好意思提。
我告诉陈方明，至于难过不难过，我早无所谓了，因为我发现在这里要做成点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改变点什么那是更不可能的，所以我无所谓了。
我说，只是有些事儿本身让人觉得有点搞笑，比如，综合处这次为什么非要把"乡村经济"拿过去，它真的有那么香吗，外面传成啥的都有，还说是冲着你来的？
他听懂了我的暗示。他眉宇间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他说，在这么传吗？
我赶紧打住。他叹了一口气，他说，随他们去瞎想吧，我不想这么多，想这么多就会心烦，心烦也没什么用，所以不想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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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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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对呀，其实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对于这事，祝科长和部门里的人觉得不太舒服。
这话可能刺了他的敏感。他有点像分辩：唉，你们也别太在乎，太在乎就会太投入，太投入就会受伤害，经历多了，你也会明白，许多事犯不着的，真的是犯不着，它又不是我们的，我的意思是它又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做得不好上头要说，做得太投入太好，他也不爽，这种情绪是很微妙的。你明白吗？
我告诉他，只要在单位里干过的人都多少明白一点。
他嘴角带过一丝尴尬的笑意，他说，我也知道你们常怪我不争，不为你们争，但其实啊，争只是一时之快，你急别人对你也就急，那些争的人结果都不是太好，唉，小贺，处里的人是不是在怪我啊？
我赶紧说，这倒没有，像你说的，这类事也确实犯不着太在乎，只是在情境中，人的一口气好像难过关。
他脸上有了淡淡的笑，他说，我现在看着有些人在为一点小事、一点小利益大搅特搅的，就会有一种悲悯的感觉，什么事都是越捣腾越会没有尊严。
他的从容淡然，突然让我打心眼里生出羡慕。我问：如果自己想超脱一点，但别人踩上来怎么办？
他说，人与人往往如此，你较劲了，别人也就与你较劲，力与力是交互作用才生的，一方无力，另一方就会消退的，他如果冲着我来，看我无所谓，他弄弄，没兴趣，他也就算了。
我发现陈方明和原先综合处李瑞的性格还是很不一样的。与李瑞的清高、书生气相比，陈方明由于他所处的位置比李瑞高，他每天必须应对和周旋的事就比李瑞多，所以他似乎更了解人情世故。
正因为他洞悉人心因果，所以我能感觉到他更娴熟于用厌倦消解欲望，用圆滑和无为应对压力。他没有剑拔弩张的攻击性，能与人为善处就尽量为善，他不会让场面失控，他周转于各种麻线团中，温和地做一个节能型的人，以减少自己的耗能换得少受伤害的结果。
我有点犯傻地问他，那么，钟处为什么还要冲着你来？
他说，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他弄弄没劲就会退的。有的东西也是长不了的，你说长得了吗？
我知道他与我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我受不了过程，而他觉得自己看透了因果所以可以忍受过程。我还知道他平时是不会和我说这些的，可能这两天他受到了“不为我们争”的暗示，他对我这个下属吐露这一通人生哲学，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我理解他，因为辩解是每个人的本能。
于是，我看见他脸上突然浮上了一丝前辈对后辈得意着的天真笑容，他说，我这个人能忍，在很多会议上我不太表态，很少说话，这是因为我经常看历史书，读历史多了，就会知道很多道理，那些不表态的人不是无原则，中庸是最需要原则的，而那些叽叽呱呱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结局。
他点了一支烟，他说，不想吭声的人是因为知道吭声也没有意义。
15
岁末的窗外在下着冬雨，我看着陈方明的安静，心想如果我是钟处，我也会把他当作对手的，如果我是虞大头，我会选他而不选钟处。因为他不仅不会带来是非，而且他还会自己消化掉是非，甚至充当是非的润滑剂。虽然他不如钟处干练，但他有他的本事。至于孰强孰弱，真的很难说，就看你彼时彼地需要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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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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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年我们一直看见虞大头在他与钟处之间玩亲亲疏疏的攻略，只是最近这半年，不知道为什么虞大头对他突然有些疏远了，而和钟处却突然走近了。
15
我从陈方明的办公室出来，我好像听到走廊里溢满了他的悲观：又有什么意义，又能怎么样呢？也只能这样啊。
我回到办公室，我看着我电脑上满屏的文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这篇已写了大半的调查报告，《樟树村印染业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现状反思》。
我在心里对女儿说，芭比娃娃可能还要等等了，下个月不行了，再下下个月吧。
我点了一下删除，把稿子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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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迷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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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过年了。我去传达室寄贺卡。我看见黄珍芝抱着一只热水袋在跺脚。
我说，你在干吗，是在跳踢踏舞吗？
她说坐在这里越坐越冷了，脚冷。她不停地跺脚。她看上去像社区里的大妈妈了。
她和我聊起春节去哪儿过今年年终奖不知有多少不知道今年年货还发不发以前发年货那感觉就像人民公社连活鸡活鸭都发……她说这一年年的过得真是太快了，她说，我来单位都已经30年了，一天天过下来，没觉得这日子有多大变化，但回头看一眼，真的是要吓一大跳的，好像什么都变了。
什么都变了。她说，周围的人是越来越生猛了，当然，以前也是猛的，但没像现在这样猛的。她大声说，没像现在这样不加掩饰的。她说，这楼里年纪轻一点的，心都游离在外面了；家境差一点的，欲望都强得撩着袖子想上位了；有点姿色的，有点背景的，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会经营自己的；年纪轻轻的，一个个什么都懂……
她认为我有点书生气，她劝我，人家猛你也别撤，你得顶着噢，咱这单位越来越成香饽饽了，今年公务员考试是25：1，我想到这，都要笑死了，六七年前是人人都想从这里跳出去下海，现在是人人都想挤进这里来，可见海还是不容易下的，还是这里稳定，有权，好办事啊……
她叫我顶住。她说，你不能太书生气的。她说，别和我一样做吃亏人，我这人就是太真实，别太真实，真实有时候是很丑陋的。
她对着窗户外骂了一声，虞大头，老色鬼。
2
我拿着贺卡和报刊，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看报纸。我哗哗地翻着报纸。等着一个下午的过去。
《读书月报》上有篇书评，介绍余华小说《兄弟》的理念，说欧洲人400年经历的价值观变化，中国人只用了50年就演绎了一遍，从超精神倾向到极度物质主义，只用了50年就完成了，而且是完成在同一代人身上，其间的张力、压力和忍耐，是不可思议的。
我盯着报纸，觉得这说法还真靠谱！黄阿珍刚才用大白话不就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我想，这些年天天坐在单位里过着循环往复的雷同日子，但回过头去看一眼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就发现价值观的变化比这个时代还快，我们绝对该服了，我们一声不吭居然完成了这么大的变化。从我坐着的办公室能看到楼下的街景，我噗嗤笑了一声，如果说还有什么没变，那可能就是大家都想当官这点没变，还有就是远处那条城河的流动方向没变。
3
我把一些报纸送进陈方明的办公室。趁着祝响亮这阵子没状态来管我，我又开始有事没事地逛入他的房间。
我把那张《读书月报》上的书评和余华小说《兄弟》的理念向他贩买了一通。我说，这观点挺有意思。
陈方明最初一下子没回过神来我在说什么，后来他弄明白了，就说，变化确实是大的，好在人在情景中，不太觉着，你说中国人50年完成了欧洲人400年的价值变化，这话我认同，但我觉得最绝的倒不是什么都变了，而是什么都变了但一天天过着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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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迷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