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蜂蜜.2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那是一个小村镇，在那里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手段。在给喀山作家协会负责人的信中，她请求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能够获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学专业之外，她一无所长。

然而，兵荒马乱之中，谁会关心一个卑贱者的命运呢？没有人答复她。

茨维塔耶娃还乘船前往奇斯托波尔，向作家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她们母子俩安排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并希望在作家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里谋得一个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协会负责人阿谢耶夫和特列尼奥夫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绝望地返回叶拉布加。

当儿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筑工事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含泪留下三封遗书，在房间里自缢而死。

临死之前，她还记得童年时候第一次跟随母亲去观看的那出歌剧。那时她才六岁，按照年龄她本来应该喜欢童话剧，她却爱上了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

许多年以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

我怜悯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并憎恶那些参与打击她和毁灭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协会的领导。

所谓的"作家协会"，其实是"迫害作家的协会"。

对茨维塔耶娃伤害最大的还是爱情的消逝。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

六、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

这是你命中注定的磨难。正如一句老话：经历风雨，方见彩虹。

……

　在我看来，不被他人理解并不一定是一种痛苦。拥有我的理解，拥有我的爱，你就应当满足了。至于其他人是否理解你，随他们去吧。你只需要做到"无愧我心"。

那些辱骂者，最后辱骂的是他们自己的尊严；那些泼脏水的人，最后泼出的是自己的良心。

那些躲在阴暗的幕后放射暗箭的人，终究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会刺瞎他们的眼睛；那些踩着别人的身体登上高楼的人，终究有一天会随着高楼的崩塌而化为灰烬。

我相信，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伤害甚至迫害，你不会放弃对真实的探求和对正义的信念。真相绝对不会永远湮没在发黄的书页之中，公正也绝对不会永远悬挂在遥远的天边。我想，你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你在争取孩子的权利，孩子"我口说我心"的权利。也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的权利：道破神圣的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并且不受到任何制裁的权利。我们失去这种宝贵的权利已经很久了。

我更相信，你不会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倒下，我们并肩进行的战斗、将贯穿我们一生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纪伯伦在《我怎样变为疯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跟你告诉我的《星相学家》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

你问我是怎样变为疯人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许多神灵远未诞生之日，一天，我从沉睡中醒来，发现我的所有面具都被盗走--那是我铸制的、并在七生中戴过的七个面具。--我没戴面具，赤裸着脸奔跑着穿过街道，喊着："窃贼！窃贼！该诅咒的窃贼！"

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笑我，也有人因怕我而躲入屋中。

当我跑到市场时，一个青年站在屋顶上高喊："这是个疯人！"我抬头向他望去，此时，阳光第一次吻了我裸露的脸庞。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阳光吻了我裸露的面颊，我的心燃起了对太阳的爱。

我不再需要那些面具了。我仿佛在迷离恍惚中喊出："有福啦！有福啦！那偷去我面具的窃贼们有福啦！"

就这样，我变成了疯人。

在癫狂中我发现了自由和安宁：由孤独而来的自由，由不被人了解而来的安宁；因为那些了解我们的人，在某些方面奴役我们。

不过，我还是不要为自己的安宁而过分得意吧，因为甚至那些监囚中的强盗，也享受着安宁，不用提防其他强盗呢。

这个故事说明的正是你今天的处境。磨难是上天给予你的福祉。

不要畏惧被目为疯子。疯子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可以转化的。有的人自以为自己正常，殊不知不正常的恰恰是他；有的人被庸众辱骂为疯子，他却说出了先知的话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

有的美女，明眸皓齿，却没有心灵或者心灵的门户生锈了；有的盲人，衣衫褴褛，却用心灵洞见了天国。我认为，美丽的极致是人格的美丽、精神的美丽、灵魂的美丽。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那么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就是特蕾莎修女，就是昂山素季，就是这些最柔弱也最坚强的女人。

这几天，我正在阅读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一本英文传记。我想，她的事迹你一定很熟悉了，但我还是愿意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也鼓励你在与邪恶狭路相逢的时候不要恐惧、不要惊慌。

"因其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而获奖"的昂山素季，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缅甸女子。我在书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她是那样的瘦小、柔弱、温和，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

然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公报中，却给了她崇高的评价。委员会认为，"昂山素季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已成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象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演说中赞扬说："她将深深的责任与遥远的展望连结起来。这是一种执著于将手段与目的融为一体的展望。在她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对人权的尊重、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解、非暴力以及个人与集体的遵守法纪"。

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是缅甸独立运动的领袖，在她刚刚两岁时就遇刺身亡。缅甸独立以后，昂山素季到西方接受教育，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

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到祖国，她本来是回去照料她那年迈的母亲的。也正是在这一年里，缅甸暴发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攫取缅甸政权、推行了长达二十多年极权主义统治的军政府，已经将国家搞得千疮百孔。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在骚乱中，两百多个老百姓被杀害了。此时此刻，昂山素季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口说话。

父亲的亡灵在召唤着她，她尊崇的甘地的声音也在她的耳边响起。

那一年的夏天，在一个局势非常不确定的时刻，昂山素季发出了一封致军政府的公开信。在信中，她表达了对暴力的厌恶和轻蔑，也表达了对民主的渴望和坚持。

从此，她告别了自己宁静的书桌，走上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军政府没有接受昂山素季的呼吁，反而成立所谓的"恢复国家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禁止四个人以上的政治集会，并进行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的判刑。

与之针锋相对，昂山素季成立了"国家民主同盟"，制定了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政策。面对着军政府巨大的压力，她依然坚持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当昂山素季和同伴们一起行走在一个城镇的街上的时候，列队的士兵挡在她们的前面。领队的军官威胁说，如果她们再往前走，就要开枪。

昂山素季要求她的支持者们站到边上，自己独自前进。在最后一刻，负责指挥的少校命令士兵不要开火。士兵们慢慢地把即将扣动扳机的手指松开了。

后来，昂山素季平淡地解释说："给他们一个单个的目标，比起把每个人都扯进去，这要简单得多。"

那个少校在最后一刻下令不要开枪，他脑中想的是什么？也许被昂山素季的勇敢打动了，也许他认识到依靠野蛮的暴力什么也得不到。

昂山素季面对枪口的那一刻，用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的话来说，堪称"人类的崇高精神像星光一样闪烁的时刻"。我敬佩昂山素季的勇气，也愿意赞美那名良知尚未泯灭的少校。

我想象着那个少校的模样，他的黝黑的面庞，他的宽阔的额头，他的浓眉与大眼。他也许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遥远的乡村走来。他的父母，饥饿的父母，还在茅屋中呻吟。

他犹豫了，汗水从帽沿渗透出来。

在那千钧一发的一刻，在少校的心灵深处，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所说："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出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软禁的瘦小女性代表着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少校也是这千百万个被感染的人之一。他也许将遭到免职，遭到审判，但他拒绝对昂山素季开枪。他的心灵还没有风化成沙漠，一粒种子还能在上面发芽。

后来，昂山素季遭到了软禁。迄今为止，她被软禁的时间已经长达十二年。然而，她的声音依然绵绵不绝地传播向全世界。

昂山素季说，她是从甘地和父亲那里汲取了巨大的灵感。在她的思考中，将人权置于中心地位。人不仅有权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还有权受到尊重。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她建立了一种以严肃的现实主义与视野宽广的理想主义两者完美结合为其特征的政策。对于她来说，领导就是一种职责。对自己面前的任务的谦卑和对自己所领导的人民的尊重，是履行这种职责的基础。

昂山素季在《不再恐惧》一文中，对英国政治学者阿克顿爵士的名言进行了修正。阿克顿说："权力倾向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她认为，不是权力导致了腐败，而是畏惧导致了腐败。这种评论是针对她自己国家的极权政权的，也是针对所有外强中干的独裁政权的。她告诉她的人民：假如我们不能战胜恐惧的话，恐惧将统治我们。

昂山素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呢？

廷生，我最爱的人，你的信来得真是太巧了，正在我要读完昂山素季的传记的时候，我读到了你信上的坏消息。这是一个坏消息，同时更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没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一时还难以对自己的未来下决心。

廷生，我最爱的人，我意识到，我等待一年之久的契机终于来临了。现在，在你第一次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决定启程到北京来，来跟你一起面对还会降临的、更大的暴风雨。

今天，我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没有征求父母和任何朋友的意见，我径直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老板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昨天我们都还在一起探讨一个新的商业计划，今天我却突然要辞职，他确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老板问我，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麻烦了，他一定出面帮我解决。我摇摇头。

老板沉吟了片刻说："那么，有人出更多的钱请你吗？我给你加薪好了。"这是他们一贯的思路。他们总是认为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微微一笑说："不是钱的问题。您即使给我加十倍的薪水，我也不会留下来的。我的辞职纯粹是一个私人的原因。我要离开扬州，到北京去。"

我答应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工作的交接。我会让我的助手了解每一项工作的进程，不至于我一走，我手上的工作就陷入停顿。

老板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叹了口气，同意了我辞呈。他还说，我离开前，他将举行一个宴会为我辞行，感谢我这几年来为公司所作的工作。这个平时聪明绝顶、深藏不露的资本家，难得有这样的对员工真情流露的时刻。

未来的一个星期，将是繁忙的一个星期。除了交接工作之外，我还将把这个"惊天"的决定告诉父母，争取他们的谅解和理解。反正木已成舟，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两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也结识了好些关系不错的同事。想到突然之间就要离开，心中还是有点发酸。这种感觉，跟你离开北大时候的感觉相似。

……

七、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相依为命的伴侣：

我读完你的信以后，我高兴地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你终于要来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终于就要结束了。

那么，我还要感谢那些向我放暗箭的人了？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弄巧成拙吧？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应该请他们出席，当我们的证婚人呢？

谁能相信呢：厄运降临的时刻，正是爱情成熟的时刻。再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了，即使去西伯利亚，我们也将一起同行。

我们将永远生活在阳光下，而与黑暗绝缘。我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假如我们自己能够发光的话，爱就会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同时我们也能够将爱传播给别人。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也是的，爱上了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成功了，我也成功了。

沈从文的腼腆是出了名的，据说他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坛的时候，望着满满一教室的人，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着，几乎有整整十多分钟的沉默。好在下面的学生们大多读过他的作品，是他的崇拜者，所以没有人起哄。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他，用期待的、鼓励的眼光看着他。

等到他安定下来开始讲课，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小时的讲义讲完了。这份讲义他准备了好几天。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拿起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沈从文爱上了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张兆和。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沈从文一封接一封地给张兆和写炽热的情书，却遭到了顽固的拒绝。写了一年的独白式的情书后，沈从文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他伤透了心，"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心，一面是我免得烦恼。"

沈从文去向校长胡适辞行，胡适追问出了事情的原委。胡适是个爱才如命的学者，他劝沈从文留下，并答应帮助他促成此事。

这时，正好张兆和来向胡适告状，说沈从文的表白扰乱了她的学业。张兆和特意挑出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爱你的肉体"--这已经大大地违背了师道的尊严。胡适没有说如何处理作为老师的沈从文，却主动地当起老师和学生的"媒人"来。这名堂堂的大学校长，不断地向张兆和夸奖沈从文是个"天才"，认为"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该帮助他"。

我不禁感叹：多么有趣的校长，多么有趣的老师，多么有趣的学生，多么有趣的时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兆和的态度逐渐产生了变化。他们通了四年的信以后，终于有了结果。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千里迢迢地跑到张兆和苏州的家中，正式向她求婚。

返回青岛之后，沈从文在给爱人的信中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宁萱，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我也想喝一杯甜酒呢。

……

八、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我为你感到自豪的廷生：

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

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述表叔沈从文与婶婶张兆和的爱情和婚姻，他说："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时候都能驾驶在正常的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的人，他们却走到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地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我想，我们之间的相处将更加和谐、更加充满情趣，因为我们俩"同"的一面远远大于"异"的一面。而我，也愿意与你一起分担神让你承担的责任乃至困苦。

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回老家去举行婚礼。跟你一样，我也不喜欢繁文缛节。与其举行婚礼，还不如出去旅行。你在信中无数次向我描写了你家乡的一切，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我真想四处看看。

不过，如果父母要我们举办婚礼，我也愿意回去让父母高兴高兴--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欣喜。他们可以把照料儿子的接力棒传递到了儿媳手上，他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在高兴之余，我还是有点紧张--不是吗，"丑媳妇"总是害怕见公爹公婆的。

自从我决定要到北京来，打个不恰当地比喻--我就像一个即将辞世的人，开始清点自己的"遗物"。我第一惊奇地发现，原来令我以为留恋不舍的物质世界是多么不堪一击，我甚至找不到我舍不下而想带走的东西。一大柜子昂贵典雅的"职业套装"，一大箱子淑女风范的尖头皮鞋，乃至首饰、手机、皮包、手提电脑等等，我已经不愿意把它们列出来当作"财产"了。我将穿着我纯洁朴素的套头毛衣做全世界最幸福最清贫的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