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作者：余杰【完结】
简介
余杰的文章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独道的视角以及犀利的文风著称，因此有"大陆第一个李敖，北大第二个王小波"之称
在这个集子里，通过他对一些历史现象的另类阐释，让我们眼界更开阔，思考东西可以更客观。
共收录文章21篇。
1、政客和政治家
2、论诛杀功臣
3、中国历史上的暴君
4、中国历史上的暴君（2）
5、宦官专政—封建专制的怪胎
6、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
7、封建王朝中的权力女人
8、美丽女人对历史的冲击力
9、痛心疾首说变法
10、士大夫的悲哀
11、农民起义的挽歌（1）
12、农民起义的挽歌（2）
13、大汉民族近千年的对外战争
14、中国人的黄金时代
15、敦克尔刻大撤退和下关争渡
16、历史悲剧中的末路英雄
17、乾隆武则天——中华文明的“软伤”和“硬伤”
18、中世纪过后，为什么是困顿的西方而不是富强的东方主宰世界
19、童年旧事
20、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21、现代公民标准
1、政客和政治家
一五四二年，明帝国的第十二任帝朱厚骢任命严嵩担任华盖殿大学士，即实质上的宰相。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侍候他的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谒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他唯一的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骢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骢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骢自以为十分聪明，严嵩在朱厚骢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骢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骢的过失。朱厚骢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骢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骢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骢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严嵩对朱厚骢的了解，远远超过朱厚骢对他的了解，因此能把朱厚骢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一五六二年才被朱厚骢勒令退休。
自那以后，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在中国政坛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数百年来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政客和政治家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两者的共同点是追求权力，不同点是得到权力后用来干什么？政治家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得到权力后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他率领穿着草鞋在雪地上行军的美国民兵赶走了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大英帝国殖民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华盛顿以全票当选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按理应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好好享受一番并为他的家族谋点私利了。华盛顿没有这样做，而是竭心尽力把合众国这个松散的联帮组成一个坚实的国家，同时在他的国土上把当时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民主政治蓝图付诸实施。十八世纪的西欧流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民主共和"、"社会契约"等资产阶级政治理念，但除了英国和荷兰有限地实施了这些政治理念外，整个地球还处在专制和极权的淫威之下。华盛顿是孟德思鸠（三权分立说的集大成者）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作者）的忠实信徒，参政前极端厌恶专制独裁，大权在握后并没有象大多数权力人物那样转而喜欢这两样东西，而是下决心要在新大陆上根除专制政体的毒瘤，让民主政治在美国扎下深厚的根基。美国成立的早期，处于民主政体下的国民有时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损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不象专制国家那样能够快速给国家带来秩序和安定。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和政务官不理解这是一个全新政体锻生前的必然现象，是一个新生命降生前的阵痛，转而怀念已被抛弃的封建专制政体。他们提议赋予总统不加限制的权力，甚至建议华盛顿干脆当皇帝，这对一个国家统治者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但华盛顿是那种既有政治远见又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责任心的政治家，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不但拒绝当皇帝，还主动退出第三届总统竞选，主动从政坛上退下来，创立了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的光辉凡例，因为他认为终身制是变相的专制独裁。华盛顿的光明磊落和不顾千夫所指想当皇帝的大政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比，因为袁世凯不过是一个政客，和杰出的政治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政客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贪污、享受！
纵观严嵩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粗略归纳一下政客的基本特征：
一、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信仰。政客一般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改革派、保守派、激进派在他们眼中都差不多，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如北宋末年的政客蔡京，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执政时，就迫不及待地向旧党领袖司马光摇尾乞怜。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只有开封市长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热度最坚决的态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二、没有是非标准，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凡政客都是唯利是图的，心中没有好坏、正邪、善恶、是非、对错、真假之分，只要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政客都有趁混水摸鱼的本事，他们讨厌政治清明的治世，日夜祁求天老爷早一点让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政客并不喜欢乱世，因为乱世是英雄的天下，他们没有能力当英雄，还很可能被英雄砍头示众。
三、从骨子深处仇视美好的东西，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政客的心理都是阴暗的，因此他们见不得美好的东西，一见到美好的东西就要想千方设百计加以破坏，否则就会浑身不自在。这里有一则远古的事例可以说明政客的阴暗心理：秦始皇赢政死后，按理应由长子扶苏继承皇位，可当时随侍赢政的宦官头目赵高心里却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扶苏太有能力，秦帝国在他手中一定会加倍强大，这是政客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赵高最中意赢政的小儿子胡亥，因为那个荷花恶少除了花天添酒地外什么也不懂，秦帝国到了他的手中就等于是一叶小舟驶进了碓石丛生巨浪涛天的湖面，结局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这正是政客所希望的。因为太接近权力魔杖的缘故，赵高运用阴谋诡计使胡亥登上了皇位，因此深得二世皇帝的宠信。胡亥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赵高的劝说下把包括扶苏在内的十二个哥哥砍头示众，还把十位如花似玉的姐姐投入杜县监狱，任赵高一个个地鞭打至死，剥光了衣服陈尸街头，任乡里小儿猥亵凌辱。如果因胡亥当皇帝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杀死十二个哥哥以消除法理上更合法的继承人还可以理解除的话，那么处死十位公主却找不到任何非这样作不可的理由，因为女人根本不可能构成皇位的威胁。唯一的解释就是赵高的阴暗心理，也许十位公主过于美丽，赵高见不得美丽的东西，如不能独占就要亲手毁掉而后快。设想赵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在毁掉公主之前是决不会放弃凌辱她们的机会的。至于把公主裸体陈尸，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政客，那么你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美德，政客最忌恨有能力的下属，一旦发现你德才兼备，他就会下意识地处处和你过不去，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对他有利。政客由衷地欢迎人性的弱点，尤其是欢迎上司的弱点，因此政客不喜欢英明的上司。如果上司是一个昏庸低能的人，他就会处处如如得水，充分利用上司的昏庸来达到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尤其是那些昏庸固执而又自以为很聪明的上司，政客能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令其不自觉，等到他们有觉察时已经迟了。
四、道德水准低下，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只有升官贸利一个目标。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为了升官揽权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来，除了升官、贪污和享乐外，根本不知道人类还有自我实现匡时济世等与生俱来的高贵情操。因此政客在伤害你时，你千万不要指望对方哪一天会良心发现，那简止是和政客不清洁的血统过不去。政客在谋求升迁时，总是事先圈定可能的竞争对手，然后竭其所能予以打击排挤，而不管对方是否真个愿意和他竞争，相反你越是表示无所谓的心态他越认定你别有用心，从而对付你的手段也更毒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世上有不想升官弄权的人。
五、亲情友情淡漠，认势不认人，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纪元前七世纪上半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姜小白有一个宠臣易牙，靠无微不至地迎合国君的低级嗜好而获得信任。齐桓公有一次无意间在他面前提起不知人肉是啥滋味，自己什么佳肴都吃过，就是未吃过人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
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回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并精心烹调，然后献给齐桓公品尝，等到齐桓公吃了个酣畅淋漓并连称好吃好吃之后，易牙才告知主公吃的是他的儿子，把这个骑士式的英雄感动得热泪盈眶，认定易牙才是对他最最忠心的臣子。等到易牙最为忌惮的齐桓公的股躬之臣管仲死后，这个最最忠心的臣子就设计把齐桓公饿死并使他的尸体爬满蛆虫。无独有偶，纪元七世纪后半期的酷史来俊臣和周兴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武则天把一件密告周兴谋反的检举信交给来俊臣调查，任何人都认定来俊臣一定会为他的好友昭雪，可来俊臣却命人把一个大瓮架在燃烧的炭火上，然后对周兴说："有人告兄台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入瓮。"周兴的命运可想而知。和易牙来俊臣相比，十九世纪末期的政客兼军阀袁世凯的表现不但丧尽天良，而且对国家的损害是灾难性的。那时伟大的光绪皇帝为了使中国富强，下令在朝野推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法，遭到了以那拉兰儿为首的那些朽烂透顶的官员士大夫的反对。光绪帝为了使变法成功，就亲自召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请求他对皇阿妈实行兵谏。袁世凯当面感激零涕，发誓要不惜万死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可一转身就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因为那时中央的军权掌握在守旧党领袖荣禄手中，守旧党的势力比维新党强大百倍，政客只效忠于权力较大的一方。在古今政坛上，有的政客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甚至不惜鼓动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和上司私通；或强迫本来很优秀的女儿和达官贵人的荷花恶少联姻。妻子女儿是他的至亲，在政客手中也不过是一张牌，为了升官可以狠心地牺牲掉，就更不用说其他亲人了。
六、明于人而暗于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大凡政客都老于人情世故，尤其精于内斗，在打击政敌排除异己和运用权术方面精明过人；可一碰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和抵御外侮，他们的智商差不多象白痴。如纪元前三世纪的秦帝国宰相赵高，就是一个在内斗中把权术玩得溜溜转的大政客，他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朝中的政敌剪除罄尽，把秦帝国的根基掏空，最后连皇帝生死也操在他的手中。这个在内斗中无往不胜的人物，一听说刘帮的叛乱军队逼近咸阳，在绞尽脑汁后仍然一筹莫展，最后作出的决策竟然是"投降"？！
七、目光短视，急功近利，结局多半不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毁灭，权力越大毁灭得越是惨烈。政客不择手段，妒贤嫉能，自然和天下英雄结下了深仇，一旦政治上的靠山倒塌，权力的能源被切断，就会仇人遍野，四面楚歌。因为政客仇视美好的东西，政客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那些拚将一死酬知己的慷慨悲歌之士早就被政客排挤掉了；因此政客在走下坡路时往往众叛亲离，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政客在位时无论多么权倾朝野，多么炙手可热，他的下场早就注定了，既使他饶幸能躲过惩罚，他的下一代也必然承受加倍的报应，因此历代得势的政客没有风光过三代以上的。上面所述的严嵩、赵高、易牙、来俊臣等曾经显赫一时的政客都逃不过杀身之祸；蔡京、袁世凯虽然饶幸躲过了刀斧之灾，但结局比砍头更为凄惨；蔡京把宋帝国玩垮后，自己被女真人流放到荒凉苦寒的东北"五国城"，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屋里，日夜啼饥号寒，冻饿劳累而死；袁世凯则是在众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的，死前连最最亲爱的侄儿也背叛了他。
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如同南辕北辙，但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政客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一则政客善于伪装，在位时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和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二则政治家只关心国家大事，不大迎合人情世故，很容易招致普通人的误解和敌意。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政治家为了大的目标有时也会牺牲一些小的原则，被迫干出几样迎合时世的末行，给反对他的政客留下了
把柄。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政客和失败的政治家，更容易朦蔽人们的视线，把政客误认为政治家。历史有一个悲剧性的定律：即政客成功的概率比政治家要大得多，因此政客和政治家在人们的价值尺度中也就经常发生错位。普通人很容易把胜利和正义混为一团，认为胜利者就是正义者，成功的政客也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历史上的改革家除了商鞅一人取得成功外，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人都失败了，但他们无疑都是伟大的政治家；袁世凯成功了，但他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政客。一个当权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我认为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眼：
一、看他有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家的政治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既使他在掌权前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被迫掩藏自己的信念，可一旦大权在手就会努力去实现这个信念。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极端厌恶五代至北宋初年浮滑绮丽无病伸呤的文风，但那时的科举考试只认同类似的文章，以至欧阳修一连几次科考都名落孙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欧阳修只好强迫自己写一些浮词艳赋，换来科考名登榜首，三年后朝庭委派他担任主考官，才得以略抒平生胸臆，一扫浮滑艳丽的文风，大力提倡明白晓畅的古文，亲笔录用了王安石苏东坡等杰才俊士，把北宋的文学推上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政客是没有政治信念的，既使有也不坚定，为了政治利益可以随时把信念牺牲掉。袁世凯本是拥护维新变法的，自己也曾加入了"强学会"，但那不过是一种机巧的政治阴谋，以换取天下英雄对他野心的支持，一旦维新派失势就马上退出"强学会"，掌握政权后的所作所为也与维新派的宗旨背道而迤。
二、看他平时做人的"品格"：政治家都有较高的"品格"，看一个人品格的高低也应从三个方面着眼：一是"达"而视其所举，看他有权有势时推举和任用什么样的人，用人才还是奴才，用君子还是小人；二是"富"而视其所与，看他有钱时结交什么样的人，把钱用在谁的身上或用来作什么。凡是富贵时结交接济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或把钱财用于公益事业的人都是品格高尚的人；相反，凡是把钱财用于个人享乐或谋求升官的人都是品格低劣的人。三是贫而视其所不为，品格高的人在贫穷时绝不干低三下四、出卖朋友和伤天害理之事，不取不义之财，哪怕这样做能使他即刻脱贫致富。品格低的人得意时张牙舞爪，失意时卑躬屈膝，一朝穷愁僚倒，什么下贱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就更不用说取不义之财了。
三、看他有没有责任心：政治家都有很强的责任心，时运不济时致力于"修身、齐家"，对自己和亲人负责，不象政客那样自抱自弃或损人利己；时来运转时则全身心地"治国、平天下"，呕心沥血，尽展平生所学，为国家和民族谋福利。政客则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情操，一朝得志就拚命满足个人的私欲，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
区分一个权力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有时会碰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政治家为了取得权力，有时也会象政客一样不怿手段，这时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内在的实质是有区别的。首先政治家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情势使然，不这样做不但损害个人也损害到人类的正义事业，行为有着很大的被动性，是纯防御性的，不象政客那样主动且有攻击性；其次是政治家成为权力人物后，不再重复当初那些权宜之计，政治行为向光明磊落的方向发展。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李世民大帝，是他发动了"玄武楼门变"，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扫清了自己通向皇位的障碍，其所作所为和历史上最卑鄙的政客没什么两样。但李世民仍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弑兄杀弟的在当时的确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先发致人就会被杀，不仅如此，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才能胸怀和他相差太远，中国若落到他们手中前景不堪设想。李世民称帝后，没有象秦二世胡亥和随炀帝杨广那样继续屠杀皇族血亲，相反和其他的皇亲兄弟相处得极为和睦。他励精图治，严于律己，把唐帝国建设成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理性的国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成为自古至今最英明最杰出的帝王。另一种情况是国家政治普遍地不修明，政治家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取得权力，但不是最高权
力。这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就要看他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在不触怒上级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辖下的政治尽可能修明，而不是滥用权力贪污享乐或一门心思继续向上爬。如张之洞靠当时流行的谄媚和请托取得高位，但在湖广总督任上，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把湖北治理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明珠和重工业基地，并使湖北免于八国联军的浩劫。辛亥革命在湖北首先发难并取得胜利，是和张之洞当初的努力分不开的。至于那些不惜触怒皇权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来改革蔽政实现社会理想的志士仁人，无疑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了。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政治家都是国家元首或高官显宦，政客则是低一点的官。其实，政客与政治家和官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实质是一个大政客；海瑞不过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有的人既使现阶段是布衣之身，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大政治家，只是时世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并不是所有官场人物都可以区分为政客和政治家的，介于政客和政治家之间的是普通政务官，占从政人物的绝大多数。他们既没有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德操胸襟，也不象政客那样阴险自私，唯利是图，而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从事具体事物的官员。如果把政坛比作为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政治家就是音乐指挥，政务官则是若干钢琴师、小提琴手等演奏者，政客则是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物。在政治清明的治世，政务官和政治家比较接近；在纲常败坏的末世，政务官看上去更象政客，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时世使然，不向低水准看齐就会倒楣丢官。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制是产生政客的极好温床，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政客只是局部现象，还未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势力，若干有能力的帝王和治世能臣又及时抵消了政客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客虽然为患一时社会还在向前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历史前进的车轮被政客有效地阻止住了，社会的发展停滞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强国推向二流末国，可见政客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是何等的巨大。下面把上述的几个政客造成的社会危害简单列举一下：
易牙：齐桓公饿死在他的手上，死后十五天才被人发现，这时尸体苍蝇云集，腐烂生蛆，蛆的数目多到爬出围墙之外。桓公死后齐国大乱，永远地丧失了霸主的资格。
赵高：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赢姓皇族被屠灭种。
蔡京：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宋帝国玩垮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蛮族之手，几千万国民成为亡国奴。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袁世凯：葬送了可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戍戌维新"，阉割了中华民国，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达几十年之久，还险些沦为日本的亡国奴。
本文是以大政客严嵩开头的，现在以两百三十年后的另一个大政客和珅来收尾，进一步说明政客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被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弘历擢升为宰相和首都治安总司令。他和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命不凡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
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和珅象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一七九九年和王申倒台时，查抄他的家产折算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家人贪污的数目和他挥霍掉的款项，那就接近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只有二十年，说起来简止让人难以置信。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只相当于和珅的五十分之一，可以说明政客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的趋势。
综上所述，政客现象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政客现象和国家强大不能并存，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应对政客现象有高度的警悟，都应和政客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要彻底消灭政客现象，只有从根子上铲除政客耐以孳生的社会土壤，建立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使政客没有立足之地。单靠防范和惩罚，只能使政客隐形于一时，一有机会就会再跳出来危害人类文明。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呼唤更多的政治家，政客最好一个也没有！！！
2、论诛杀功臣
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帮，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帮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帮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帮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帮于纪元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韩信于纪元前二Ｏ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帮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帮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帮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帮的行为简止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帮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帮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于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帮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帮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帮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帮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帮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于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帮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帮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帮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纪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纪元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象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
一三八Ｏ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说他企图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十年后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杀死了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煞有介事地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这些供词是怎样获得的？想起来应该令人不寒而栗。）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屠灭三族。根据"口供"（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牵引，屠杀二万余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刑场上的鲜血大概能汇成一条小溪了。朱元璋又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殊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象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窜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交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庭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拨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朦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将和草民百姓也许还相信"谋反"确有其事，只有朱元璋心里最明白事情的真相。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胡惟庸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谋杀朱元璋"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是九五至尊有意识这样宣传，臣民也就不敢不相信。这些"诬以谋反"的冤案，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胆忠心的臣子"承认"阴谋杀害皇帝，只有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迫害。那些无辜的功臣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的功臣在临死前还要承受这样的刑罚，进一步说明他们的
悲剧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屠杀，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刘帮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帮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帮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象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连万分之一的动力也没有。可朱元璋怔怔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七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屠杀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拚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蔺。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转而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象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他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帮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帮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帮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帮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帮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杀，尢其是屠杀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造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