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广在荥阳遇到了坚强的抵抗，张楚军自举义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劲敌。荥阳守将是帝国宰相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这个忠勇兼备的将军挡住了数倍于己的张楚军的攻势，把荥阳变成了一座难已攻克
的铜墙铁壁，扼守张楚军西进的咽喉。吴广的智谋显然比李由要低一大截，在攻城作战时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余只得用重兵对荥阳实行长期的消极围困。和吴广相比，周文的运气要好得多。他汲取荥阳攻艰战的教训，绕开设防坚固的据点，挥师直指关中，沿途招集流民以壮大自己的队伍。这一招很奏效，秦帝国法律严苛，到处都是获罪于官府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他们躲藏山林沼泽和穷乡癖壤，是武装部队无尽的兵员。这些罪犯因不能逃避法律的惩罚，招安投降的路给堵死了，只有死心蹋地地为叛军卖命效力，打起杖来也比非罪犯出身的农民勇敢。周文的部队进军神速，两月不到就打进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平原，先头部队一直挺进到陕西临潼；队伍也象滚血球一样越滚越大，进入关中时部卒已达三十万人！临潼距离帝国首都只有几十公里，帝国的国防军全在几千公里外的塞北和岭南同匈奴和野蛮人作战，抽不出身来回援首都；再说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帝国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赵高的掩耳盗铃之计这时也不管用了，因为他自己也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威胁，敌人的大刀已逼近了他的脖子。在火烧眉毛的境况下，赵高把仍在深宫疯狂玩乐胡闹的嬴胡亥请出来商议御敌之策，一连商议了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救急的办法，最后还是财政部长（少府）章邯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他提议把正在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服苦役的七十万刑徒武装起来去抗击张楚军，用作战胜利归来时免除判处的刑罚来激发他们的斗志。章邯的意见被采纳了，嬴胡亥任命他为总司令，统率这支经过突击训练的新军东进抗敌。周文的部队虽然人多势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不是这支经过正规训练且数量占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手，一经接战就败下阵来，并且一败再败，只好象潮水般地向东溃退。章邯则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不让周文有喘息之机。
当张楚军正在前方浴血奋战时，陈胜却在深宫玩物丧志，在宦官和女人的包围下恣情纵欲，没日没夜地御女酗酒，把国家大事远远地抛在脑后，以至常常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称王后不到一个月，陈胜就堕落到和嬴胡亥一样的地步，耳朵里习惯了阿谀奉迎之声，对不好的消息则勃然大怒,因为他没有处理不好消息的智商和能力。于是身边的人就把前方的战况隐瞒起来，象当初嬴胡亥保护他一样，章邯也在他的"保护"下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陈胜的威望也因此丧失殆尽，部属不再服其统御调遣，各地将领自行其是，形不成抗击政府军的合力。结果张楚国君臣猜忌，将帅离心，呈现一幅败亡的迹象。
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陈胜腐化变质的程度：陈胜在举事之前曾给人当过长工，有不少在一起种田的农民朋友。陈胜成了高高在上的大王之后，有几个农民朋友去王宫拜访，想沾点故友的光，没想到陈胜认为他们丢了他的脸面，竟然把他们全部用酷刑处死。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愚蠢举动使数量广大的穷人也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在陈胜派往各地征讨的将领当中，只有武臣一人在张楚政府里唯一有文化的张耳、陈余的辅佐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统领的这支微不足道的武装力量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河北，为张楚开疆拓土一千公里，常备军膨胀到二十万人。张耳、陈余看到陈胜不是干大事的料,就劝说武臣自立为赵王，富贵逼人，一夜间暴发的农民将领不可能抗拒为王的诱惑，武臣欣然接受了这个十分悦耳的建议。在武臣平定河北的同时，周文在章邯的追击下已溃不成军，张楚王陈胜的信使络绎不绝地前往河北，命武臣统率精兵兼程向西增援周文。武臣在河北调兵谴将，准备和章邯一决雌雄，不幸的是：陈胜的又一桩愚蠢当聪明的暴政使这位对陈胜尚存幻想的赵王改变了主意。
陈胜在称王之前，曾派部将葛婴统兵向东征战。葛婴在取得一定的战果后，为了号令民众，就寻觅一位故楚王国贵族后裔在征服地称王，也号称楚王，后来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楚王，因为一国容不得二主，葛婴就把自封的楚王杀掉，亲自回陈县向陈胜复命。葛婴此举说明他对陈胜忠贞不二，可陈胜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葛婴未向他请示就私立楚王是不把他这个上司放在眼里，而不设身处地地想想若从遥远的前方回来请示必然贻误军机。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国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部下不给他面子，为了杀一檠百，使其他的部将知道张楚王的厉害，陈胜竟然把葛婴绑赴刑场砍头示众。这个自认为"英明"的
决策使章邯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军营大摆宴席以庆贺敌人的这桩冤狱。
陈胜处死葛婴的"壮举"使在外征战的农民将领人人自危，因为他们在情势千变万化的遥远前线或多或少都权宜行事过，没有事事向张楚王请示。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全靠信使的两条腿传送消息,信使从前方到首都往返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尤其是武臣，他的处境比葛婴还要严重，葛婴毕竟是立故楚国王的后裔为王，比武臣自立为王情节要轻得多。葛婴横死的噩耗传来，武臣吓出了一身冷汗，深感张楚王不会放过他，眼下之所以还没有和他翻脸，主要是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来自章邯的威胁被解除，陈胜就会跟他算旧帐。既然是这样，他又何必损兵折将去帮助周文打自己的"保护神"章邯呢？张耳、陈余剖陈利害，使武臣彻底打消了支援周文的意图，让军队掉转头来进攻常山、燕代和上党，为新兴的赵王国开疆拓土。至于周文和章邯，让他们去互相撕杀吧，打得越热闹越好，最好是两败俱伤，不过先死的得是周文。
武臣的坐山观虎斗，把陈胜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送上了绝路。周文的败军溃退到河南渑池时，掉进了章邯布下的口袋，全军覆没，周文的脑袋也和身体分了家。解决周文后，章邯乘胜向荥阳进军。大敌当前，张楚军仍不能团结对敌，围困荥阳的总司令吴广和部将矛盾重重，部将田藏很可能受了陈胜的密旨，在军中发动兵变，吴广被自己的军队乱刀砍死。消息传到陈县，陈胜立即任命田藏接替吴广的职位，同时命令他抗击章邯。田藏和章邯在荥阳城外展开决战，张楚军意料中的大败亏虚，田藏继周文、吴广之后作了刀下之鬼。荥阳解围后，通往陈县的门户打开了，张楚国的首都立即陷入秦军的包围。陈胜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政府大军，预感到自己的好日子快到头了。这个才当了几个月国王的农民，知道自己不是章邯的对手，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溃围出逃，从汝阴一直逃到下城父，当天晚上被自己的车夫庄贾一刀砍下了脑袋，把它献给尾追而来的秦军。一个小小的车夫甘冒大不敬的恶名杀死自己的主人，那一定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庄贾把陈胜的人头血淋淋地提在手中时，陈胜的卫士居然没一个对他刀兵相向，说明陈胜平日是多么地不得人心。
陈胜死后，张楚王国就只剩下武臣这一支孤军了，但他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武臣虽然不象陈胜那样刻薄寡恩，但他纵容亲属胡作非为（这也是大部分农民领袖的通病），招致赵国军民的怨恨。武臣自幼父母双亡，和姐姐相依为命，在情感上对姐姐格外宠爱。这个一字不识的村妇一夜间成了尊贵无比的公主，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时间忘乎所以，急不可耐地想炫耀炫耀，大白天带着一大队随从招摇过市，任意鞭打过往的士卒臣民，一门心思往弟弟脸上抹黑，把弟弟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不当回事，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家族送进了坟墓。
武臣的部将李良奉命攻下常山，回首都向赵王复命并请求增派援军乘胜攻打太原，在半路上看见一百多名随从凑拥着一顶八抬大轿喝道而至。李良以为是赵王驾临，就毕恭毕敬地跪在道旁山呼万岁，等到他听到"平身"两字抬起头时，才发现他竟然跪在一个满脸横肉的妇人面前。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相当低贱，给妇人下跪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对于象李良这样有身份的男人，更是无法忍受的羞辱。李良自然不能忍受，无名之火一瞬间冲上了巅顶，当即拔剑出鞘，一剑把那个趾高气扬的妇人劈成了两半。等到李良的头脑冷静下来时，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那个身首异处的妇人正是赵王武臣的姐姐。李良这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对武臣反戈一击，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指挥忠于自己的部队突袭赵王首都邯郸，闯入武臣的王府，一剑刺穿了赵王的胸膛。武臣至死都睁着一只眼睛，不明白一向忠心耿耿的李良为何要杀他，他实在没有作对不起李良的事。
陈胜、吴广统领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扑灭，从举事到失败才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象元宵节的烟花一样倏隐倏现，在夜空一闪即逝。陈胜的农民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播下的火种并没有随之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最终把秦帝国的千年大厦烧得灰习烟灭。大泽乡的烽火在帝国各地引起连锁性的民变，并逐渐汇合成两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一支是故楚王国大将项燕的孙儿项羽统领的江东子弟兵；一支是沛县地痞流
氓头目刘邦统领的杂牌军。项羽在河北巨鹿击败了秦帝国的主力部队；刘邦则攻占了帝国的首都咸阳。只十四个月时间，秦王朝所建立的光辉帝国即土崩瓦解，重新恢复昔日的战国时代。秦帝国覆灭后，民变领袖们为争夺帝国的遗产又残酷撕杀了四年，最后的胜利者属于刘邦，他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汉帝国，那是一个和秦帝国同样光辉强大的帝国，但寿命要长得多，长达四百多年。
二、在宗教标帜下的农民大起义
（一）、太平道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王朝因为继任皇帝大多末到亲政年龄，由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这两个阶层的官员都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邪恶政客，外戚靠的是裙带关系，宦官靠的是不断向皇帝打小报告，靠这种手段爬上政治高位的人无论德行还是能力都是大可怀疑的。把国家政权交给这号人等于是拆国家的台，要想不出乱子只能是一厢情愿。到了东汉王朝末期，宦官在和外戚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既无文化又无任何道德准则比外戚还要邪恶百倍的政客集团自此控制了政府大权。他们当政的最大杰作是买官卖官，把各级官吏名码标价公开张帖出售。那些买得官职的人一旦坐上官位，唯一的目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疯狂地捞钱以补偿买官损失的金钱，于是贪污索贿就成了他们政务的核心。广大农民在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的压榨下迅速走向赤贫，大规模地破产逃亡，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没有正当职业随时准备为生存挺而走险的流民，为大规模的民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国家出现败亡的迹象时，与物质上的馈乏相对应，臣民在精神上也会出现信仰危机，先前的那套"君权神授"和"仁义忠孝"等政治理念在心怀不满的平民心中不再有号召力，于是各种宗教团体也因此应运而生。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黄巾标帜下的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他以自己的家乡河北巨鹿为根据地，借符咒传教。他的教会号称"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教民只需缴纳五斗米并遵守基本的宗教信条就可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入会仪式在资产不丰厚又不爱动脑筋的农民中很行得通，因此太平道在农民中很容易发展信徒。张角传教十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门徒有数十万人，遍及冀、青、幽、徐、荆、扬、兖、豫八个大州。张角被他的宗教成果所鼓舞，开始有步骤地把他的宗教用于政治目的。他把全国教会划分为三十六"方"，每方设一渠帅，有教徒一万一千人，用四句宗教谒语作为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道太平"。甲子年是公元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太平道教徒和广大贫苦农民的希望之年。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神秘的"甲子"字样。当时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渴望变乱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这个字样的人们心情振奋，祈求天老爷早一点把这个罪恶的政府推翻。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最得意的门徒马元义，奉教主张角之命潜入首都洛阳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联合宦官作为内应，准备在甲子年的甲子日（一八四年三月五日）在首都举事，夺取首都，全国同时响应。马元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宦官和禁军中培植了不少支持起义的力量，东汉政府看势头已成了刀俎鱼肉。可悲的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内奸和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很可能因为嫉妒师兄的成果，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东汉政府告密，起义的计划败露。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身体被四辆战车拉成了四大块。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太平道教主张角。张角事先得到消息，躲过了东汉政府的追捕，情势已十分危急，时间不等人，每耽搁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推上断头台，等到甲子日恐怕没有人响应起义了，因为那时起义的有生力量已丧失殆尽。张角审时度势，毅然把起义时间提前，即刻下令起兵，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号令全国各地同时举义反抗东汉政府。一夜之间，三十六万教徒，百万以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暴动，攻击地方政府和官僚富户。为了分别敌友，他们用黄巾裹头，因此号称"黄巾军"。整个中原地区霎时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东汉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全国各地为之震动。
东汉政府当时已腐败至极，中央军数量不足且战斗力不强，对全国范围的民变鞭长莫及。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想出一个应急的权宜之计，建议政府下放军权，赋予豪门大户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招兵买马的广大权力，让他们建立私人和地方武装抗击农民军。这一招果然措效，各地豪门望族和地方行政首长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不受侵犯，纷纷招募军队对抗农民军。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成为抗击农民军的坚强据点，农民军不得不象攻克雕堡一样去对付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武装据点，攻击的势头很快缓慢下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农民军攻击的势头一缓，地方武装为了扩充军队和地盘，迅速对农民军转入反攻，把黄巾军一支支地击跨，俘虏过来的青壮年则编入自己的军队，地方武装的实力在和黄巾军作战中迅速壮大起来。
张角的整个作战计划是建立在速战速决的基础上的，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没有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当黄巾军在那些设防坚固的武装据点前迟滞不前时，张角没有及时对黄巾军的整体战略作根本性的调整，这时他应该命令黄巾军绕过那些设防坚固的据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农民军集中起来，然后挑选精锐的优势兵力兼程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首都洛阳，把东汉王朝的根基拔除。地方武装对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战斗很积极热心，对保护东汉王朝的热情显然要差一级。当黄巾军的进攻矛头转向东汉中央政府时，他们会"明智"地保存实力，不愿把他们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投入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冒险。再说他们对东汉王朝的印象也很不好，这个靠宦官支撑的腐朽政权早以失去了吸引他们效忠的威望，让洛阳那些权贵吃点苦头他们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如果中央政府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垮台或力量衰弱，政府权力重心就会由中央偏向地方，这对地方军阀显然有益无害。基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一旦成为黄巾军率先攻击的焦点，极有可能陷于孤立无援的逆境，农民军取胜的成算还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张角没有作这样的战略调整，他的军事知识太有限了。黄巾军被地方军阀牢牢地套住了，宝贵的时间延误了，有利的时机很快丧失，东汉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得以从容调动大部队来部署战略反攻。甲子年的后半期，东汉政府调动讨划羌部落的军队来对付黄巾主力，那些凉州部队和羌人打了上百年的恶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又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开始品尝连战皆北的苦味。张角看到黄巾军大势已去，忧虑成疾，在最关键的时刻病死在床上。黄巾军失去了领导中心，无法组织统一的抵抗活动，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大规模地溃败。于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大起义以土崩瓦解的局面告终，前后只支持了十一个月。黄巾部众被地方军阀收编，头领被送上断头台。
黄巾大起义就这样迅速走向失败，作为胜利一方的东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世界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在镇压黄巾军的战斗中力量迅速壮大，并取得压倒中央政府的优势，开始轻视中央，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自行其是。凉州部队大将之一的董卓利用宫廷内乱把精锐军队开进首都，控制了中央政府，尊贵无比的皇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董卓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地方军阀不服从他的调谴，在各地割据称雄，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二）、白莲教和红巾军
在中国北方瀚海沙漠群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在十三世纪成为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杰出首领铁木真和他的英雄儿子的领导下东征西讨，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幅员三千万公里的空前庞大帝国。位于中国本土的元帝国是它的最大子国之一，中国人第一次整个民族沦为亡国奴。
蒙古人在缔造帝国的过程中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不能配合。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中国人所受迫害的深重。蒙古人统治中国也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维护蒙古人高高在上的奴隶主地位和任意奴役他人占有财富的特权。蒙古政府没有为帝国官吏制订一套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因此蒙古的吏治是历史上最糟的。蒙古官员为官一方，一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二不是为了为民请命，唯一的目的就是搜括民脂民膏以供其疯狂地挥霍享受。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也是史无前例的，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十四世纪第八任大汗帖木儿曾大力整顿吏治，一次就有一万八千七十三个贪官被撤职，由此可以想见元帝国的贪官之多。元帝国的赋税异常繁重，每一任大汗不知道鼓励发展生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税上，只知道竭泽而渔。盲目凶暴地剥削辖下的子民百姓。中国人所承担的人均赋税比宋帝国时期要高出几倍，几十倍，有的地方在百倍以上。在这样野蛮的赋税制度下，中国人的血汗被迅速榨干了。蒙古政府最著名的暴政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中国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中国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中国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民沦为农奴，就象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在冬天的荒野上痛哭无告。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财子女财产，他们经常突然间把中国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放牧牲畜。
蒙古人根本轻视中国人，他们把帝国臣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为他们提供全部税源的中国人被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中国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杀死一个中国人只需要缴纳一头毛驴的价钱。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奴隶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财产他更可以随意霸占。除此之外，元政府还严厉规定：禁止中国人打猎，禁止中国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中国人持有兵器，禁止中国人集会拜神，禁止中国人赶集作买卖，禁止中国人夜间走路。总之中国人在帝国境内简止就不给当人看，待遇连负重的动物都不如。
蒙古人的野蛮统治，激起汉人风起云涌的抗暴斗争。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农民暴动的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十三世纪八０年代，江南即暴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到了下世纪四十年代，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说明蒙古帝国到处都是战场。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经常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到处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一三四五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向西南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最终酿成排山倒海的红巾军大起义。
红巾军大起义是在"白莲教"的旗帜下有准备有组织地策动起来的。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源于五世纪的"净土宗"，倡导光明善良，反对黑暗邪恶，认为忍让向善，行为明明白白的人死后会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坐在莲台上享受芸芸众生的礼拜。蒙古帝国前期，白莲教因有反抗暴政的宗旨，被元政府禁止在帝国内部传播。到了蒙古帝国后期，元政府被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搞得焦头烂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才对白莲教解禁。农民志士积极利用白莲教作幌子，在汉人中进行反抗蒙古统治者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元政府禁止中国人集会串连，现在用宗教传播作掩护，就可以避开政府的禁令，使分散的农民抗暴活动走向联合集中成为可能。
在白莲教的诸多传教士中，有两位教主的活动对起义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韩山童和彭莹玉。韩山童主要活动在黄淮地区，建立了从事起义准备工作的领导核心，得力助手有后来成为红巾军起义领袖的刘
福通和罗方素、王显忠、韩咬儿等人；彭莹玉主要活动在江淮地区，没有成立领导核心，主要从事反元的鼓动和宣传工作。韩山童宣称"白莲花开，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明王就是白莲教主，也就是韩山童自己，意思是自己将代替蒙古人成为农民的主人。这三句谒语在一贯迷信的中国人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各地白莲教会纷纷成立，信徒成千上万。
正当农民抗暴活动排山倒海兴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失误，即引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一月，征调十七万民工，用五个月的时间把铜瓦厢决口堵住，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项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鼎沸的年月里，把十七万满情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迫征调集中到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任由他们向四方流散，为农民集众抗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韩山童、刘福通等起义志士充分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在民工中煽动反元情绪，培植起义骨干。刘福通命他的教徒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刻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时，群情鼎沸，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认为蒙古人的气数已到了尽头，元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纷纷磨拳擦掌准备向蒙古人讨还血债。韩山童、刘福通发现民众反叛情绪已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在五月八日这一天在颍州白鹿庄杀白马举义旗，公开打出反元旗帜，在民工中发展队伍，队伍一律用红巾裹头，称为"红巾军"。工程完毕后，除少部分民工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起义的主力。红巾军最先攻下颍州，把颍州的蒙古人无论老幼全部杀死，接着分兵四出攻击邻近的州县，各地农民纷纷起兵响应。蒙古政府派军镇压，但挡不住红巾军的攻势，汉人的愤怒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三五五年，红巾军攻下亳州，在那里建立政权。这时白莲教主韩山童已死，刘福通迎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国号"韩宋"，刘福通被任命为帝国宰相。一三五七年，刘福通统率红巾军攻陷中原军事重镇开封，把首都迁到那里。这时韩宋帝国已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拥有十万战斗兵员，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在江淮地区，没有治理黄河那样的机会来集合民众，白莲教徒便采取另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联络民众暴动。在蒙古帝国境内，中国人在蒙古"甲主"的严密监视下，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逐户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白莲教徒恳请"甲主"准许他们向各家分送象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中国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通知（蒙古人不识中国字）："八月十五日杀鞑子。"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的蔑称。中国人准备停当，当晚夜半，所有的"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中国人的棍棒之下，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在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在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汉人的报复是血腥残酷的，蒙古人的后裔开始为先辈的屠杀和暴政付出惨重代价。
江淮流域的红巾军主力集结在布商徐寿辉的旗帜之下。徐寿辉是湖北浠水人，在彭莹玉、邹普胜等白莲教徒的拥立下在蕲州起兵，先攻克蕲州、黄州，占领浠水后在故乡称帝，建立天完帝国。后分兵四出征讨，占领长江中游，并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一三五六年，天完帝国的宰相倪文俊攻占武昌，徐寿辉把都城迁到那里。一三五七年，徐寿辉派大将明玉珍出征四川，占领了川蜀全境和云南的广大地区。
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的卖卜人郭子兴也在濠州集众起兵反元，也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巾军，接受韩宋帝国的领导，在皖南、渐东攻城掠地，兵锋直指江苏。郭子兴死后，大将朱元璋统领其部众挥师东进，于一三五六年攻下南京，并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出征讨，成为江南最大的武装割据力量。
除了红巾军外，盐贩张士诚于一三五三年在江苏高邮集众暴动，攻占江苏全境，另一位盐贩方国珍则把浙江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黄河以南的蒙古统治呈现土崩瓦解的迹象。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自颍州举义后，一直领兵在最前方同蒙古帝国的主力部队浴血奋战。他于攻陷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李喜喜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破头潘率领，攻开平。东路兵团前期进军顺利，一举攻占了山东省省会济南，把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一扫而光，然后兵锋直指大都，一直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手足无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能得手，孤军不能久留，只好返回山东，最后被尾追而至的蒙古主力军击溃。西路兵团深入关中后，因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在蒙古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战败溃散，漏网的部众被天完帝国的大将明玉珍收编。只有北路兵团取得了较大的战果，该军一路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沿途摧毁蒙古帝国的所有抵抗，攻陷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五十公里，理所当然成为西路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在大都先行把大汗擒获，把蒙古帝国的心脏摘除。不知什么原因，西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与战略重心没多大关系的更遥远的东方进军，攻陷辽阳，进入高丽王国。高丽兵团不能抵抗，只好向北路兵团投降。遗憾的是，这只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和一连串胜利，头脑已经发昏，军纪空前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王国充分利用农民军的弱点，有计划的出动大批美女，跟农民将士交往缠绵，男子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准备妥当后，高丽军民发动突如其来的反击，被高丽女人掏空了身子的农民军不能抵抗，在温柔乡里引颈受戳，关先生也身首异处。只剩下万余人转斗脱险，逃回中国，意料中地掉进蒙古人设置的陷阱，全军覆没。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蒙古军队乘机发动反攻，韩宋帝国的首都开封在血腥中陷落。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韩林儿突出重围，千里转战到安丰，在那里招集残余部众继续抗击蒙古军队。一三六三年，韩宋帝国雪上加霜，遭到另一位变民首领张士诚的反噬袭击，宰相刘福通战死沙场，帝国的支柱倒塌了，余部出奔滁州，在张士诚的追击下不能支持，应朱元璋的邀请前往南京。这个昨天的部将今天的暴发户没有胸怀容纳旧日的恩主，密令奉迎的军队在瓜步镇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对外则诡称小明王失足落水，看上去一切都顺理成章。韩宋帝国自此寿终正寝，这个率先举义的农民政权，在变民集团中第一个走向灭亡，但它在最前方挡住了蒙古的主力部队，把蒙古帝国的墙基掏空，使其它的变民集团在它的卵翼下有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蒙古帝国的最后覆亡创造了条件。
当北方的红巾军全军覆没之际，南方的红巾军政权也进入了倒计时。建都武昌的天完帝国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发生了内乱，皇帝徐寿辉在宦官美女的包围下恣情享乐，不思进取，把当初举义起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在将士面前日益丧失威信，实权逐渐滑落到宰相倪文俊手中。倪文俊对这个没落帝王不能忍受，阴谋谋杀他，由自己当皇帝，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拥有更大野心的大将陈友谅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杀死倪文俊，坐上了宰相的高位，取得了控制政府的力量。一三六０年，陈友谅把已成为傀儡的徐寿辉杀掉，自己登上了皇位，改国号为"汉"，建都武昌。陈友谅在内斗中虽然站在胜利的一方，但他的日子也不多了，陈汉帝国和天完帝国相比，力量已严重消弱。盘踞四川的大将明玉珍不承认他的政权，在成都宣布独立，建立明夏帝国，不再服从陈汉帝国的节制。这时暴发起来的朱元璋正在乘胜西进，在陈汉帝国的西部边界鄂东赣北和汉军发生冲突。一三六四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关系帝国命运的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还，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他从船舱里偶尔探出头来，竟被流箭射死，本来占优势的陈汉兵团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只好举国向朱元璋投降。
最后站出来收获红巾军的战果，给摇摇欲坠的蒙古帝国最后一击的幸运儿是打着红巾军招牌，实际上与红巾军没多大关联的朱元璋集团。朱元璋在攻陷南京后，头脑忽然开了窍，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把浙皖名士李善长、刘基、宋濂网罗进他的政权，这是他比别的农民领袖的高明之处。朱元璋采纳李善
长、刘基的建议，把以报复和掠夺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为一支有纪律有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并在战略上作出有利于保存实力和巩固新生政权的调整。当其它变民集团尤其是韩宋帝国在和蒙古人苦斗时，朱元璋却避开蒙古人的打击力量，把作战目标对准中国人的其它抗暴力量，夺取他们的地盘，把对方的军队编入自己的队伍，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朱元璋的战略对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来说是卑鄙的，但对他的政权是明智的。当其它变民集团在抗击蒙古人的战斗中两败俱伤时，朱元璋的实力却大大的膨胀，为他最后收获胜利果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一三六四年灭亡陈汉帝国后，朱元璋又于一三六七年打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把富庶的江浙并入自己的政治版图，自此整个江南进入掌握，取得了和蒙古人争夺中国的优势。朱元璋在溺死韩林儿后，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韩宋帝国的第一把交椅，并于一三六八年即皇帝位，改称明王朝（白莲教又号称"明教"），定都南京。这时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一个被农民军掏空了墙基，力量已今非夕比的虚弱帝国。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的率领下大举北伐，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轻而易举地把惊魂未定的蒙古统治者赶出了中国本土。
（三）、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
清帝国和蒙古帝国一样，是外族奴役中国人的产物。但清帝国的缔造者满人比蒙古人的政治手段要高明得多，对汉人不是采取简单的高压和排斥政策，而是引诱汉人的上层入朝为官，让他们参与政府分一杯羹，同时用科举制度牢牢的控制汉人知识分子，和汉人共同治理帝国，是在不影响满洲贵族政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汉人的权益不作破坏性的践踏，对汉人征收的赋税也不高，汉人虽然作了亡国奴，但亡国奴的滋味并不深切。因此，汉人在满人统治下并不感到特别难受，这个来自东北苦寒地带的野蛮民族，在其统治前期曾一度把帝国带入繁荣的盛世。但中国人的好日子总是长不了的，专制政体的不治之症--贪污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无孔不入，以至整个统治阶层都传染上了这种病症，终于把这个强盛进取的帝国推向衰落。在乾隆统治后期，重用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和珅，一个广大的贪污网在朝野上下迅速建成。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或干脆赤裸裸地向百姓搜括摊派。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等到忍耐超过极限时，世界上最本份的中国农民就被迫奋起抗暴，乾隆后期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呈风起去涌之势。乾隆死后，和珅被新上台的皇帝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和挥霍掉的款项。由此可以想见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到何种地步，也可由此窥见帝国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是何等的深重，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悲剧也因此不可避免。
一八四０年，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因鸦片贸易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战争。英帝国以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侵入面积比它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沿途击溃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清帝国兵团的所有抵抗，一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前锋一直打到南京。已空前腐败的清政府不再作自杀性的无用抵抗，被迫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放广州、福洲、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为商埠，英国商品可经此五个港口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对外作战的惨败，把清政府和满洲人的纸老虎面目无情戳穿，大大地鼓舞了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生不如死的农民，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
五口通商使外国廉价商品象潮水一样通进中国，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谋生技能市场日益缩小，靠这些技能为生的中国农民大批失去工作，不能养家糊口，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例如古代中国的交通全靠人力，机帆船引进后，靠拉纤和撑船为生的人生活就没有着落。在南中国的万山丛中，生产的茶叶全靠茶农用双肩挑往山外的城市，廉价的交通工具采用后，成千上万的挑茶农就会失业破产。尤其是质优价廉的"机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手工"土布"无法与之竞争，大批靠纺织为生的农民就无以为生。这些失去生计的中国农民，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国度里，被迫大批加入流民的行列，成为暴动民众无尽的兵源。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帝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伪基督教徒洪秀全的领导下，在南中国的万山丛中暴发了。
洪秀全祖籍广东花县，属说古中国话的客家人，是一个落魄知识分子。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但机械空洞的八股文考试并不能选拔优秀的人才，洪秀全不能代圣贤说些没任何内容的空话套话，往往在文中加进自己的观点，不自主地暴露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触犯了八股文的大忌，结果四次科考都名落孙山，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取得，在家乡被那些饶幸得中的庸才讥笑嘲讽。洪秀全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对科考取官之路彻底死了心。在最后一次落榜归来时，洪秀全把所有的儒书付之一炬，恨恨地说："还是让我来开科取士吧！"
洪秀全在最后一次去广东应试时，在街上遇到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后者送给他一本传播基督教的通俗读物《劝世良言》。洪秀全回家后认真地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被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所陶醉，欣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拜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上帝是他的天父，耶稣则是他的天兄，上帝是世间万物和一切神灵的唯一主宰，人们应该只敬拜上帝，不应敬拜祖先、孔子、释迦牟尼和其他邪神，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他把家中所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孔子、孟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招致卫道之士的群起攻击。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积极在家乡开展传教活动以发展信徒。他的工作在早期进展不大，上帝在习惯于崇拜祖先迷信因果报应的中国人中没有多大市场。从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四年，八年时间只发展了两名信徒：一位是洪秀全的同学，小学教师冯云山--拜上帝会前期的实际策划者和执行者；一位是洪的族弟洪仁轩。洪秀全在家乡看不到前途，就和冯云山一道前往广西省，深入到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烧炭工没有文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目不识丁，视野极度狭小，看不到山外的世界，眼光只限于目力所及的狭小区域。这些人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没有被孔子和释迦弁尼所占据，容易接受新鲜的宗教信仰。当洪秀全来到这里时，就象欧洲传教士来到印弟安人中间一样，找到了传播宗教的最好市场，因此他的传教工作进展神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嬴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尤其是金田村白身地主韦昌辉的加入，使拜上帝会在物力和财力上有了保障。韦昌辉是一个和洪秀全一样科场不如意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拥有两百亩田产，年租谷在万斤以上的中等地主。但韦氏家族世代没有取得功名，在官本位的中国再富也被人瞧不起，因此韦家在金田村受了不少窝囊气。韦父曾将扬眉吐气的希望寄托在韦昌辉身上，让他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之路，只是韦的官运和洪秀全一样不好，每次考试都榜上无名，因此更被当地的乡绅瞧不起。韦昌辉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就带领全家加入拜上帝会，意图利用拜上帝会的力量来给自己撑腰打气。韦昌辉对拜上帝会慷慨解囊，用自己的家产来为拜上帝会打造武器，把拜上帝会的信徒秘密地武装起来。四十年代后期，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仅一八五０年全省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看到举大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把他的信徒集中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元月在金田村举起了反抗清帝国的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