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所以反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
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馑的时候，仁慈而又明智地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对他感恩戴德，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只得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信掳去，因仰慕他的人品和才学，主动以身相许，并强迫结为婚姻。李信不甘心作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明政府把他逮捕下狱，那些嫉妒他名声的滥污官僚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明知道李信不会有反叛之心，否则他就不会逃回来，那等于是自投罗网，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会那么干。但他们是如此地痛恨李信，因为李信的慷慨和善良极大地刺痛了他们那棵贪婪短视的禽兽之心（也许连禽兽都不如）。在妓院里，正经女人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痴心的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信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他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李自成算得上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的群众首领，不但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还把李信收为自己的智囊。
牛金星也是一个落魄举人，投奔李自成一样有不得已的原因。他的灵魂没有李信高贵，但在人才极度缺乏的农民军中，他的智慧和见识一样光芒闪耀，使李自成眼界大开，因此也被李自成委以重任。
李自成在李信、牛金星的辅佐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把只知盲目攻杀，以掠夺报复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一支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正规部队；同时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以收天下民心。结果李自成的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茁壮成长，对明政府由被动流窜转入主动进攻，接连攻克军事重镇襄阳和洛阳，然后乘胜攻入西安，在那里建立"大顺"帝国政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出师北伐，穿过山西省，明政府的防御力量土崩瓦解，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都望风归降，农民军几乎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就直抵北京城下。李自成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薪饷的十万防卫部队霎时叛变。十八日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皇帝朱由检最为宠信的权力宦官）大开城门，迎接大顺兵团进城。象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崇祯帝朱由检在十九日清晨去煤山上了吊，死时只有几个小宦官跟着他。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大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只知贪赃弄权的误国官僚把"忠孝"二字抛在一边，一窝蜂地向新政权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英勇无敌，并争先恐后地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大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农民新贵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大顺政府在陷入狂欢的追赃行动中时，不能冷静下来考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大顺政府虽然占领了首都北京，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离统一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大顺帝国当时仍然强敌环伺，主要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明政府的城防军虽然覆没，但明政府的一只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吴三桂率领，从他的防地宁远向北京驰援，前锋已抵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吴三桂勇武善战，是大顺兵团真正的劲敌。二是北方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对中国虎视耽耽，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华北的任何汉人政权吞没。三是明政府的中央政权虽然垮台，但明政府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另立新政权，整个南中国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积极整军备战以对抗大顺政权。因此大顺政府的处境并不轻松，所面临的情势还相当严重，新政权的当务之际是乘胜追击，把明政府的残余势力扫荡干净，尤其是首先要解决吴三桂这个燃眉之急；同时还要调集重兵防御后金汗国对新政权趁火打劫。要从根子上铲除明政府的武装力量，除了继续使用武力外，能招抚的尽量招抚，促使明政府从内部分崩离析，大大缩短明政府最后瓦解的时间。要想很好地发挥招抚的力量，最便捷的途径是利用明政府的降臣，只有善待这些降臣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为新政权卖命。如果急功近利向他们追赃派饷，这些人不但不会对新政权效力，相反那些想投降的明臣也会吸取前车之鉴而顽
抗到底。总之，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巩固政权，而不是日后才着手的社会公正，那些明政府的赃官能利用的就要利用，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找这帮人算帐也不迟，但现在不能，否则就会招致坚强的抵抗。
除了李信、宋献策等廖若晨星的智慧人物外，大顺政权的决策人物对当时的情势一无所知，这些不懂地理的农民新贵，天真地认为控制了首都就是控制了中国，迫不及待地想坐下来享受享受了。他们看不到四周那些虎视耽耽的强敌，因而也看不到明政府降臣的利用价值，急不可待地想在他们身上清算旧帐。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撩乱的金银珠宝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臣民隔绝开来。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则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在首都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大顺政府虽然为部队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军规，但进入北京后并没认真执行，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李信虽然在朝中一再强调军纪，但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引不起大顺政府的重视。才几天功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从心底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李自成在李信等人的劝说下，终于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派人持他父亲吴襄的亲笔信到军前劝他归降。吴三桂给说动了，决心归顺新政权，形势本来对李自成很有利，可大将刘宗敏却让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刘宗敏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美酒和艳妇，除了李自成按指标他分给他的宫女外，他还自行去名门望族强抢豪夺，最后居然闯入吴三桂的府中，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给抢去了。
吴三桂在率军归降大顺政权的途中，得到父亲被拷掠追赃和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的噩耗，当即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掉转方向，回师山海关，同时命士兵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计划李自成集团。
李自成亲率大军讨划吴三桂，两军在山海关前决战。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顺兵团因被旧王朝腐败病菌侵蚀的缘故，战斗力大不如前，在阵前讨不到半点便宜。当战斗成胶着状态，两军斗成了强弩之末时，八旗军投入战斗，李自成不能抵抗，象海潮一样溃退下来，并且一溃不可收拾。吴三桂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北京不能立足，不得不离开那个才坐了一个月的宝座，向西安撤退。这时李自成仍拥有山西、陕西和鄂豫西部的广大地盘，实力依旧很强大，如果李自成听信李信的建议，固守三川，经略河南，联合南明政权以对抗主要的敌人清帝国，大顺帝国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纵不能迅速统一中国，也可称雄割据一方。但李自成却听信器小易盈的牛金星的谗言，把李信冤杀了，拆毁了大顺帝国最后的一段长城。顺兵团自此兵败如山倒，丢弃了山西、河南，一直退到西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弃城向东南逃亡，在九江掉入了吴三桂的口袋，顺兵团全军覆没，刘宗敏被吴山桂擒获砍头。李自成率领二十余骑逃往湖北通城，在通过九宫山时遭到当地村民的围攻。曾经力敌万夫的李自成也许是被宫女淘空了身子的缘故，竟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居然被没有任何武功和战斗经验的村民杀死。当噩耗传到李自成的漏网部属耳中时，他们拒绝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李自成不是几个村民奈何得了的，他们 连接近他都不可能，就更不用说杀死他了。如是他们坚信李自成没有死，而是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去某个寺院作了和尚，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就象当初在商辂山里隐居一样。一代枭雄李自成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距他登基当皇帝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溃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四、农民起义若干问题探讨
（一）、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
1、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政治清明的国家和政府永远也不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也最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为人权、主权等涉及人姓尊严的问题向执政府讨还公道，只有他们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闭上眼睛往深渊中一跳，挺而走险反抗政府。当国家政权的核心是为极少数当权人物的特权服务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成为被奴役压榨的对象。为了供给权贵人物无止境的挥霍浪费，满足他们的贪欲，各级政府只有增加税收，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农民就会不胜负荷。税收和摊派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民的主要生计--耕田种地就会成为不能赢利甚至亏本的营生，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就会大受伤害，田地会因此大片荒芜，农民的税负能力会大大降低。当苛捐杂税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时，农民就会被动抗税，官府自然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滋长，会针锋相对地动用合法暴力征税。在暴力威胁下仍然交不起税的农民除了反抗或逃亡外没有别的出路，当反抗逃亡的农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农民起义就不可避免。陈胜、黄巢、李自成等农民领袖都是因为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揭杆而起的，李自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初姓艾的乡绅不把他拷在太阳下暴晒，如果事后官府不出兵讨伐他们，李自成也许永远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传奇式的农民英雄。
2、政府管理机器出现薄弱环节是爆发农民起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仅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而政府管理机器仍运转正常，国家统治力量依旧强大有力，饥饿不满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起义一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暴君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昏君统治的时代。暴君虽然鱼肉百姓，残害生灵，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暴君多半是强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强大的统治机器，农民虽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众举义，即使起义也很快被扑灭。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对农民横征暴敛，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奋，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农民宁愿选择自杀或劳累而死也不选择造反。只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后，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谀奉迎的庸碌之辈，政府管理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对人民的统治力量大为消弱，陈胜等人才会在大泽乡行饶幸之事。如果当时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说陈胜、吴广宁愿去渔阳领受军法处置也不会起造反之心。
3、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中国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特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殊连九族的谋反壮举。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因此当农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绊住时，农民起义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没多少人响应。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
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都和领导者从事策划、组织和领导工作，农民起义也只会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状态，成不了大的气候，对执政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历史起不到大的影响作用。就算上述的四个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农民领袖的策划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东汉末年既没有大面积天灾也没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张角仍成功地策动了黄巾大起义；咸丰王朝的政治和吏治并没有黑暗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政权，把大半个中国闹得天翻天覆地。
（二）、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作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版。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农民将领不群起效尤，更不愁农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2、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
3、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
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掠夺是暂时的，且能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很轻甚至没有。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象旧政府那样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攻，把起义的农民赶进坟墓。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蒙古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蒙古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4、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揽敌方人才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读书人结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为新政权服务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拚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太平军打进南京时，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弱点，但那些没有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作恶的缘故，良心和理性并未完全泯灭，身上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因为谨慎胆小的缘故，知识分子不能为打江山冲锋陷阵，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迩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基于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觉悟至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使本来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最后站在胜利的一方。
（三）、农民起义的历史后果
1、动摇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冲垮执政府的统治秩序。
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但造成的历史影响是翻天覆地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执政府的统治基础，消弱了执政府的统治力量，冲垮了执政府的统治秩序，为改朝换代充当急先锋。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倏兴倏灭，但引起全国各地连锁性的民变，最终汇合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强大的秦王朝淹没在冲天的火光之中。黄巾大起义使朝纲紊乱的东汉王朝进一步衰弱，失去对
全国的控制力量，是军阀割据和国家大分裂的始作甬者。红巾军大起义把蒙古统治者赶出了中国本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奴隶政权。太平天国起义则使满人掌握的军权滑落到汉人手中，结束了满洲贵族独霸政权的时代。黄巢和李自成是最成功的农民领袖，离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没有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国皇帝，但唐帝国和明帝国也在他们手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几乎是紧跟着二人的步伐走向覆亡的墓门。
2、使激进性的暴力革命替代渐进式的理性社会变革而成为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西方的民族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是亡于外族的侵略，极少因民族内部的革命而崩溃。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当内部矛盾发展到威胁帝国的立国基础时，执政府往往主动采取温和理性的社会变革来调和阶级矛盾，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益的享有者和代价的付出者，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陈述各自的理由和不满，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手段来重新划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的关系，使将要激化起来的内部矛盾缓和下来，政府重新趋于稳定。中国则不同，政府不积极采取措施来调和社会矛盾，使内部矛盾一步步走向激化直至不可调和，最后只有求助于用内部的鲜血染红的暴力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农民起义是暴力革命最主要最经常的表现形式，引发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冥顽不灵的执政府，但农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农民与西方国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执政府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当迫害超越他们的承受限度时，他们也不求助于请愿和游行等推动政府变革的理性举措，而是拿起武器走极端，用暴力反抗政府，这时执政府除了用暴力还击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中国才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频繁的农民起义必然威胁民族的内聚力，使民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防范和敌意多于信任和依赖，在民族大家庭里面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而对民族的依存感大大降低，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也会因此大打折扣。中国人在满洲人的奴隶统治下能够安之若素二百七十年之久，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受到伤害的一个有力佐证。
3、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使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划放慢。
农民起义在前期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农民领袖也没有长远的打算，只知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不知道珍惜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农民起义最显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国家生产凋弊，山河破碎和人口减少，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农民兵团每攻克一个地方，都免不了要对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官吏、富人、读书人）来一次大屠杀和大清洗，并把他们的财富抢劫一空。至于纵恿兵士抢劫普通平民、纵火焚烧民居和随意践踏庄稼，更是农民将领的拿手好戏。农民兵团的兵锋所向，必然引起当地居民大逃亡，使生产延误田地荒芜。由于大土地所有者杀的杀、逃的逃，不能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他们拥有的大片土地就不能生产粮食，社会经济就会衰退甚至崩溃。上流社会里确然有不少只知贪污弄权的官僚政客和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但也有少数天良未灭智能超人的杰才俊士，如李自成起义中的李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国家的希望，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实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甚至要延续几世。如果李信不提前投身义军，李自成兵团打进他的家乡时，尽管他挽救过不少贫苦农民的生命，他仍有可能成为不辫是非黑白的农民军的刀下之鬼。下面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后果简要列举一下：
陈胜、吴广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杀戮的惨重只须看一下曲逆这座城市的户口数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时的户口数是三万，到了纪元前二００年（西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只剩下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曲逆还是当时的中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刘帮反攻匈奴失败，从白登逃到曲逆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其它城市的
破坏程度就不用赘述了。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见。刘帮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破坏的惨重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能够想见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盎盎大国的中国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一看这个数字就不用多说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只持续了十八年，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想象其间有多少人间惨剧。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的凶暴古今皆知，今天的民间仍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的村语。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有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称为中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可以想见太平军的杀戮是何等的残酷。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
这些减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战死或被屠杀；一部分是因战乱造成的饥馑、瘟疫而饿死、病死。农民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帝国的一切都砸个浠巴烂，然后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由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变为二流末国，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国家。
农民起义在总体上来说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民族的内斗，不值得歌颂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发扬。但这种历史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是政府腐败和官吏贪暴逼出来的，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的弱势群体，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反抗政府发动起义的。要使农民起义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首先得对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吏治作痛心革面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清明政治和廉洁政府，从根子上铲除官逼民反的土壤。其次是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于用理性的方式向执政府争取权利和讨还公道，敦促执政府作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地隐忍退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再走暴力走极端。再次是一旦发生了农民起义这样的历史悲剧，国民不要对其抱丝毫幻想，通过非理性暴力建立的政权比被推翻的旧政权高明不了多少，甚至连旧政权都不如。农民起义不能解决民族内部矛盾，反而会激化内部矛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我祈求农民起义在中国永远成为历史，祈求类似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
13、大汉民族近千年的对外战争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汉民族，以唐帝国的"开元王朝"为分水岭，其发展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开元王朝以前的汉族处于上升时期，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在对外战争中无往不胜，为大汉民族拓展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汉民族遇上的第一个劲敌是匈奴汗国。这个在瀚海沙漠群游牧的部落民族，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期乘隙在长城以北悄悄崛起，到了汉族重归一统时已强大到对中国保持持久不断的进攻态势。中国为了自保，动员数百万民力修筑了一条纯属防御性的"万里长城"，用以阻挡匈奴的骑兵冲击。同时把皇家美丽的公主送给匈奴的单于为妻，每年还要进贡大批的绫萝绸缎，以求得暂时苟安。到了纪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国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开始对匈奴发动反击战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倾斜。随后的两个世纪，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到了纪元一世纪后期，匈奴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向中国臣服，其成员逐渐融合为大汉民族的一分子。北匈奴在中国远征军的攻击下崩溃，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这支汉民族的手下败军，却是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劲敌。他们一路向西打去，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于三百年后的四世纪时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此可以推断早期汉民族的可怕战斗力。
汉民族遇上的第二个劲敌是突厥汗国。这个拥有匈奴血统的游牧部落，于纪元六世纪时统治了匈奴汗国的故地。当时的中国分裂为北齐、北周和陈帝国，和突厥接壤的北齐、北周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竞争呈献金银珠宝和公主美女以换取对方的援助。当时在位的木杆可汗曾吹过这样的牛皮："我在南方有两个孝子贤孙，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孝敬什么。"纪元七世纪初期，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但力量依旧十分强大，东突厥汗国曾兵临唐帝国的首都城下。纪元六三０年，李世民大帝派大将军李靖反击东突厥汗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突厥汗国自此不复存在。纪元六五七年，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三道并进，与西突厥汗国在伊犁河决战。西突厥大败，首领沙钵略可汗带领残兵败将向西逃亡，抵达咸海东岸的石国，被石国生擒，交给穷追至城下的中国远征军。西突厥汗国自此星散。
纪元七五一年的怛罗斯战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事件。
怛罗斯战役发生在遥远的中亚细亚荒漠草原上，正在向西开拓疆土的中华帝国和乘胜东进的新兴阿拉陌帝国在此相遇，并展开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决战。安西军区司令官高仙芝统率七万藩汉混合兵团跟阿拉陌军团二十万人血战五日，不分胜负。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高仙芝所属的葛罗禄部落派遣军阵前倒戈，与阿拉陌军团内外夹攻，中国藩汉混合兵团崩溃，死伤二万余人。阿拉陌军团俘虏了上万名汉人，这些汉人把当时中国先进的技术（包括造纸术）传播了西方世界，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怛罗斯战役是汉民族对外战争的转折点，汉民族的战斗力自此急转直下。自那以后，被动挨打的恶梦追随了汉民族一千一百年之久。
下面我们追述近千年令大汉民族丢尽脸面的历次对外战争。
一、和辽帝国的战争。
纪元九一六年，居于长城以北匈奴汗国故地的契丹部落在他们的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统领下完成了统一，建立起辽帝国，定都临潢。北方游牧民族有固定的首都，自辽帝国开始。
纪元九三六年，儿皇帝石敬瑭靠辽帝国的援助当上了北中国的皇帝，如约把长城以南面积达十二万方公里的"燕云十六州"，连同土地上的中国人割让给辽帝国作为谢礼，使辽帝国的实力大为膨胀。千余年来中国人修筑的万里长城，自此失去作用。石敬瑭认为仅此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辽帝国的感激之情，两年后又隆重地尊称辽帝国皇帝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那一年耶律德光只三十七岁，石敬瑭已四十七岁。三十七岁的父亲收养四十七岁的儿子，应该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政治奇观。
辽帝国凭空得到中国的燕云十六州，极大地增强了财富和国力，但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自尊。而且长城险要已失，黄河以北象敞开着大门的广大庭院，再没有阻止野蛮人闯进来的重要屏障，自然使中国不能安枕。因此汉民族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宋帝国统一中国本部后，即着手收回"燕云十六州"。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宋辽两国发生了五次重要战争。
纪元九七九年，宋帝国第二任皇帝赵光义乘战胜后汉帝国的余威，统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攻辽帝国的幽州（北平）。辽帝国大将耶律休哥反击，两军在城西高梁河会战。宋军全线崩溃，赵匡义腿部受伤，爬上一辆驴车逃得性命。士兵战死一万余人。
纪元九八０年，辽帝国为了报复宋帝国的无端攻击，耶律休哥进围瓦桥关（河北雄县），宋军再度大败。赵光义下令亲征，结果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纪元九八六年，赵光义经过六年准备后，兵分两路对辽帝国发动总攻。东路军在岐沟关被辽帝国迎头痛击，象山崩一样溃散。西路军在飞狐口也失败，唯一打了胜仗的前部先锋杨继业只好回兵撤退，统帅潘仁美答应他在陈家谷留下重兵接应，可杨继业抵达时却看不到一兵一卒，知道被统帅所卖，结果全军覆没。
纪元一０００年，辽帝国进攻瀛州，击败宋军，生擒大将康保裔，深入德州（山东德县）、淄州（山东淄县），大掠而归。宋军尾随其后不敢进击，等到辽军退回边界时才上奏章报捷，单方面宣布胜利。
纪元一００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皇帝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亲自统帅辽兵团进入宋帝国本土，深入五百公里，进抵距宋帝国首都开封只一百余公里的澶州（河北濮阳）。宋帝国皇帝采纳宰相寇准的建议御驾亲征，与辽兵团在在澶州对峙。因为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只好缔结和约--"澶渊之盟"。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攻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
辽帝国在一百年后遇上了自己的克星女真人。这个曾经臣服于辽帝国的部落因不满辽帝国官吏的贪暴奋起反抗。一一一五年护步答岗战役，七十万辽兵团被一万女真兵团打得全线崩溃。五年后首都临潢也被女真人攻陷。宋帝国认为时机已到，单方面撕毁宋辽和约，命太监童贯统率二十万宋军奇袭燕京，没想到在女真人面前不堪一击的契丹兵团，却把十倍于已的宋军打得全军覆没。女真兵团随后越过居庸关南下，把得胜的契丹兵团打得落花流水，燕京陷落，辽帝国自此寿终正寝。
二、和金帝国的战争
金帝国就是上文所述的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开国皇帝是女真民族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金帝国在一一一五年建国时就已十分强大，在护步答岗战役中以一万兵力击溃了辽帝国的七十万国防军。女真民族是在东北的苦寒地带成长起来的，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女真民族的可怕战斗力。辽帝国在女真民族还是恭顺的藩属时就已流行一个传说："女真兵不满一万，满一万则天下无敌。"护步答岗战役验证了这个传说的准确预见力。
宋辽之间尽管订立了千年和约（澶渊之盟），但宋帝国仍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武力被一千次地证明不能解决问题时，宋帝国开始乞灵于外交谋略。纪元一一一一年，时任何湟地区总司令官的太监童贯（由太监任军区总司令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前往辽帝国的首都临潢祝贺辽帝耶律延禧的生日，在芦沟桥招待所会见了华裔的辽国商人马植。马植向童贯进献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策--也就是纪元前三世纪秦王国宰相范睢所发明的"远交近攻"政策。他告诉童贯："辽帝国东北边陲有一个骁勇善战的女真部落，对辽帝国的暴政切齿痛恨，有随时叛变的可能。一旦叛变，辽政府绝没有力量控制。如果我们派人从山东半岛出发，从海道跟女真人缔结军事同盟，东西夹攻，燕云十六州唾手可得。"
宋帝国采纳了马植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这项建议。
当金帝国攻克辽帝国的首都临潢时，马植代表宋帝国晋见完颜阿骨打，两国签订了南北夹击辽帝国的军事密约。宋帝国负责攻取辽帝国的燕京析津府（北平），作为回报，金帝国同意宋帝国收回燕云十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