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兴文字狱，毁坏中华文明的根基。
"文字狱"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创"的。文字狱的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满洲人入主中国后，因为满洲民族在汉人眼中属于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夷狄），因此统治者基于 病态的"自卑心理"，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残酷的暴力摧残汉人的"优越感"，对于汉人的娇娇者--知识分子则摧残得尤为得力。而"文字狱"则是摧残知识分子最有力的工具。清王朝从征服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兴起"文字狱"，顺治、康熙当政时"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这里把乾隆当政时最著名的文字狱列举如下：
一七五三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宰相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万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一七五五年，内阁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省长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一七六四年，秦州州长赖宏典向北京高级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一七七八年，江苏东台诗人徐某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诗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教育部长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一七八一年，退休家居的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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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是乾隆朝有代表性的"文字狱"案，基于篇幅的限制，还有许多没有列举出来。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狱"全是强加给文人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如徐某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纯乎是描述生活闲情的随兴之作，硬让乾隆曲解为讽刺清政府没有文化还故作斯文。文字狱中的乾隆和《还珠格格》里那位风流儒雅爱才如命的"皇阿玛"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二）、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
乾隆皇帝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暴君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乾隆的英雄祖父康熙皇帝也曾到过江南六次，但康熙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且多数情况下是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更没有骚扰地方百姓。乾隆也曾六下江南，声言他的目的和祖父一样，其实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主要目的是变着法子寻开心和炫耀他的伟大。
乾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江苏学政（教育厅长）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为光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被乾隆封为"大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师纪晓岚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怒不可遏："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看看今天的影视剧《铁龄铜牙纪晓岚》，和真实的历史相差究竟有多大？乾隆南巡的花费超过康熙百倍以上，和俭省自律的祖父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的"美政"，其实是把康熙的故事嫁接到乾隆身上。乾隆从不"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嫖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嫖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
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从前秦二世胡亥筑阿房宫，陈后主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隋炀帝营显仁宫、芳华苑，华丽也不过如此，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著名的亡国君王。
乾隆的挥金如土，使康熙、雍正辛苦积攒的"家当"很快被消耗殆尽。
（三）、虚饰浮华，好大喜功，是"假、大、空"行政的始作甬者。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周围的人歌颂他英明伟大，更喜欢别人颂扬他的智慧和才能。他在任时大兴文字狱，但又故作斯文，作了五万多首不堪入目的"打油诗"，并且把这些诗全部刊印出来供官员学习吟诵。当他绞尽脑汁仍作不出"打油诗"时，竟然不惜请当朝儒士捉刀代笔。其实皇帝会不会作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治理国家就成。乾隆作诗并非真的爱诗，而是利用作诗装璜门面，在国人心中形成皇帝才华盖世的假像。想不到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乾隆的浅薄和无聊。
乾隆除了炫耀他的"绝世文才"外，还挖空心思渲染他的"盖世武功"。乾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封为"十全老人"。
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准部；3、1757年：再平准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缅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台湾；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尔；10、1792年：再平尼泊尔。
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方公里辽阔疆土的开辟，仅此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可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
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体现在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中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中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中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中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中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周的伙食费）。中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
（四）、恶直好谀，重用大贪官和珅。
乾隆皇帝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珅的出场。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
今天，当国民对贪污受贿深恶痛竭时，我们的剧作家却把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大贪官的乾隆皇帝"美化"成神话般的英明帝王，这是一个多么深重的悲剧？！
二
接下来我们说武则天：
武则天是李世民大帝的宫女之一。因有图谶"唐历三世，武姓女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在临终之前让他出宫做了尼姑。武则天出家的寺院是长安感业寺，继任皇帝李治在当太子时就垂涎于武则天的美貌，等当了皇帝后就有意去武则天出家的感业寺进香。当时李治的妻子王皇后正在和另一位姬妾萧淑妃争宠，她看到李治和武则天相见时"流泪眼对流泪眼"，就别有用心地把武则天带回皇宫，企图用她帮助自己打击情敌萧淑妃。等武则长的头发长长后，王皇后把她推荐给自己的丈夫，这一年武则天三十一岁；李治则只有二十七岁。
武则天成了李治的姬妾后，萧淑妃不是她的对手，没多久就被打入了冷宫。但王皇后并没有如愿以偿，因为武则天在打击萧淑妃时用的是"一石二鸟"之计，把王皇后也卷了进去。武则天描准的是皇后宝座，尽管王皇后是她的"恩人"，但政治都是现实的，感情的作用既使有也微乎其微。排除皇后的计划比企图要困难一万倍，因为皇后在宫廷和朝中的势力比武则天要强大一万倍。但武则天成功了，她采用的手段不是女人能够想象的。武则天乘王皇后前来看望她的机会，把刚生下来的女儿亲手扼死，然后诬陷是王皇后下的毒手。这是一着"死棋"，王皇后没有力量从武则天精心设置的"棋局"中脱出来，因为没有人会怀疑母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第一个儿女；而王皇后没有生育，因为嫉妒之故杀死情敌的女儿则有充分的作案动机。这个杀女案不久就发展成为王皇后与她的家人，以及萧淑妃也参与的图谋对李治不利的谋反案，兴起宫廷大狱。王皇后、萧淑妃各打一百大棍，砍断手足投入酒缸，哀号了一昼夜才一命归西。武则天则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距她进宫只有一年九个月。
武则天的最终目标不是皇后，而是拥有无限权力，而只有当皇帝才能拥有无限权力。为了皇帝的宝座，武则天向亲生儿子屡下毒手。最早的皇位继承人长子李宏被武则天毒死，当时没有人怀疑是她下的毒手，因为母亲毒杀儿子是不可思议的。第二个皇位继承人"章怀太子"李贤被武则天流放到荒僻偏远的巴州。后因李贤写了一首诗："种瓜兰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还犹可，四摘抱蔓归"，给了武则天梦寐以求的借口，委派敕使赴巴州把他毒杀。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三个月的皇帝，就被武则天以莫须有的罪名废黜，流放到更为荒僻苦寒的房州，在地方官的监督下过着一夕数惊的惶恐日子。第四个儿子李旦当了七年傀儡皇帝后，被他的母亲一脚踢开。武则天自己坐上了皇帝的龙椅，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
武则天苦心孤旨二十八年才当上皇太后，再苦心经营七年才当上皇帝，掌握了不加限制的无上权力。可以想象，当时朝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她，因为在男权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没有一个男人会从心底认同一个女人当皇帝。武则天为了巩固她的权力，大规模的任用酷吏和特务，采用丧尽天良的酷刑，残酷地迫害那些正在反对或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她的人，在上流社会作大规模表面合法的屠杀。李世民朝代的元老旧臣被她屠杀罄尽，李姓皇族也恶运当头，一个又一个的亲王被酷吏屈打成招后送上了断头台。一个敢于向亲生儿女下毒手的女人，是不可能对其他的生命有任何恻隐之心的。
为了扩大打击面，宁可错杀一千，不叫一人漏网，武则天鼓励臣民告密陷害。她在首都长安设立了一个"铜匦"，专门收集臣民的告密信。无论告密人的文字是否属实，冷酷嗜血的酷吏和特务都能使受害者对告发的"罪状"供认不讳。当首都以外的地方有人要检举告密时，地方官必需按五品官的待遇把其护送到京。小民百姓做梦都没想到能过五品官的隐，现在有了机会，就争先巩后告起"密"来，没有"密"可告就只有靠"罗织"陷害了。结果全国上下人人自危，稍微有点头面的人物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武则天任用的酷吏最著名的有来俊臣、索元礼、同兴和侯思止。这四大酷吏发明和采用的刑法连鬼神都为之变色，任你是钢打铁铸的汉子都会被屈打成招。他们审讯案件不是审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你承认早就议订好的罪行，所以分辩是没有用的，只能招来更多的皮肉之苦。唐代名相狄仁杰深知其中奥秘，所以一经酷吏指控他"谋反"时，就即刻自诬"诏认"。来俊臣的酷刑有"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魄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是死"、"求破家"、"凤凰展翅"、"仙人献果"、"玉女登梯"......后面的三种别看名字好听，实则比前十种还要残酷。如"凤凰展翅"是把被告手足绑上短木，象扭绳索一样纽绞双臂。索元礼是武则天情夫孽怀义的干爹，他发明一种特制的铁笼，把被告的头塞时里面，四周满是铁钉。侯思止是文盲，他对武则天说："我虽然不识字，可是我忠心除奸"。周兴为来俊臣出点子，要来俊臣把不肯招认的罪犯装在大缸里，四周燃起炭火"炙烤"。想不到来俊臣按周兴的点子布置好后对谋主说："有人告发兄台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入瓮"。
来俊臣和周兴发明了中国最著名的成语"请君入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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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乾隆和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类最具代表性的昏暴帝王。乾隆的特征是"虚荣浮华"；武则天的特征是"残暴冷血"。这两种类型暴君的昏暴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们不象传统的暴君人物一样骄奢淫逸，草奸人命，对国家民族没一点责任心，对美女醇酒的兴趣远远大于治国的兴趣；他们对自己的王朝有基本的责任心，拥有中等偏上的智商，具备一定的治国能力，如认起真来也能在短期内建立一定的文治武功。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较之传统暴君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种"伤害"。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乾隆喜欢臣民歌颂他的英明，因此他相当在乎自己在帝国臣民中的"美好形象"；不但要求臣民认同他有匡时济世，安邦定国之才，还企望臣民认同他的"多才多艺"和"风华绝代"，总之他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应该在所有中国人之上--不但文武全才，还要风流倜傥，集人类才华和美德于一身......一个帝王注重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本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形象。积极的方式是励精图治，努力进取，在自己的任期内建立出色的文治武功；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拥有过人的品格和节操，用"实力和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超群出众。问题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帝王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拥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二是具备钢铁般的意志。乾隆显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他的智商只有中等偏上；意志也经受不住强有力的考验。他就只好采取消极的方式来抬高自身形象，这种方式就是"虚夸造假"，用"假、大、空"的行政伎俩来捏造自己的"英明盖世"。最典型的手段是铺天盖地"王婆卖瓜式"的对内宣传；同时搞一些装璜门面式的小动作：如把"征服准噶尔"一项武功扩展为"十大武功"来夸大他的"政绩"；粗制滥造几万首打油诗来显示自己是古今中外文坛第一高手（他作诗的数量确然算得上古今第一）；用"南巡"的豪华眩目景象来显示他治下的"太平盛世"......"造假"不但会浪费很多人力和财力；还会"毒害"官吏的品质。官吏是否勤政爱民并不重要，只要会"造假"和"虚报政绩"就会仕途通达。乾隆皇帝就是用无休止的"假、大、空"把帝国的墙基掏空，撬开了清帝国和自己家族覆亡的墓门。
和热衷"假、大、空"的乾隆相比，武则天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暴君。她的行政能力比乾隆要高一些，任期内国力还在向上发展。武则天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是她的"不择手段"，为达目的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了打击反对她的人，不惜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使本来应该慈祥博爱的中国人变得残忍冷血。为了找出反对她的人，竟然鼓励臣民告密陷害，丝毫也不在意此举会"毒害"平民百姓的品行，使中国人的道德品格在总体上下滑。因为爱"打小报告"的人大多是灵魂卑劣者，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连最亲近的人都会吞噬和出卖。重用此类人类渣滓，就会给帝国臣民的树立一个不好的行为样板......因此武则天虽然在任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文治武功，但却"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使中国人的人格力量受到空前的损害。武财天是那种只重目的不重手段的统治者，如果一个用杀尽国内"老、弱、病、残"的手段来谋求国家强大的暴君应该受到谴责的话，今天的中国人美化武则天的行为就看不出有多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乾隆皇帝为了刻意展示他的"仁慈"，对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僚特别"宽容大度"，对贪污弄权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恻隐之心。殊不知对贪官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暴虐"，所以乾隆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是平民，乾隆朝的"贪官"特别多。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非法权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有头脑的上流人士就是她防范和镇压的对象，所以她统治时期上流社会所受的伤害最大。为了打击不合作的上流人士，武则天只好和下层社会的平民结成联盟，并不惜重用平民集团中的"品格卑劣者"，因为封建中国的平民大多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有少数渴望权利的"势利眼"才会插手政治，结果"大周王朝"的"刁民"特别多。别以为打击有钱有势的人就是"革命"的表现，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上流人士虽然打击了官僚阶层，但社会精英层也会玉石俱焚。
武则天和乾隆代表中国历史上两种类型的权力人物：武则天和平民结盟打击上流人士，虽然达官贵人代表上流社会，但智士仁人也多出在上流社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上流人士使中国的精英层受到伤害，中华民族的"智力"和"素质"也跟着下滑。当精英层扫荡净尽时，平民缺乏管理社会对抗外敌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会在随后的"混乱"和"天灾"中付出惨重的代价。结果中华民族从整体上走下坡路。伤害民族"智力"的行为在当时也许会暂时逃脱"报复反应"，但后继者一定逃不了"报应"。并且民族的"智力"不是短期内能够恢复的，所以武则天恶果的遗害少则一百年，多则上千年。武则天类型的权力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最突出的例子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勇略盖世的中华民族在他和儿孙们的残害下几乎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民族。乾隆和武则天的区别近乎地球的两极，但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是一样的。乾隆和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结成"攻守同盟"，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百姓敲骨吸髓，全国到处都是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人民在贪官的虐待下哭告无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残害百姓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社会从下层开始震荡失衡，并很快波及到帝国的"心脏"，曾经受到无限"宠爱和包容"的达官贵人将在致命的震荡中几乎全体"家破人亡"。
乾隆和武则天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乾隆伤害属于"软伤"，伤害首先从肌体内部开始，表面最初觉察不出"致命"的征象，可一旦觉察到了就已无药可医。武则天伤害属于"硬伤"，从初期到后期都能一眼觉察出这种伤害。为了压制臣民对"伤害"的反应，权力人物只有变本加厉，使"伤害"一再升级，直到把中华民族伤害得"形销骨立"仍不肯主动罢手。
但愿乾隆武则天在中国一去不返，但愿不要再出现下一个美化二人的影视作品！！！但愿......
18、中世纪过后，为什么是困顿的西方而不是富强的东方主宰世界
中国史学家习惯把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该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正是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孤立地区的文明才开始才全球范围互相影响；人类文明史才开始真正地全球化。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史学家最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东方主宰世界？因为近代史开始时，西方的困顿和东方的富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东方万年不倒翁的中华帝国，在西人眼中无异神话中的天堂。那时威尼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在西欧家喻户晓，他笔下的中华帝国地大物博，国泰民安，臣民身居大厦，衣着锦绣，地面生长着名花异卉和丁香、八角、肉桂、豆蔻等西方上流社会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高级调味品；地下则遍布黄金百银等西人梦寐以求的贵金属......
十二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述了基督教世界的自卑情绪，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仅限于西欧。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自卑怯懦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勇武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
三百年后，当英国远征军（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踏上充满神圣华贵色彩的中华帝国时，竟然被看到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不是传说中的那个英明体面的国度，而是一个近乎白痴般的民族。两千五百名远征军进入国土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天朝大国"，就象在自家的庭院散步一样，如入无人之境。当远征军和中国军团进行第一次大决战时，中国军团司令杨芳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认为那是一种妖术；于是在广州城搜集大量的猪羊狗血和粪便等臭烘烘的污秽之物，命令每个临战的士兵揣上一盆，迎着对方射来的炮弹泼出去......英军果然停止了射击，一个个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看稀奇的热情远远压过战斗的热情。他们发现自己在同一群白痴或神经不正常的军队作战。
中国和西欧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地理位置有不少共同之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比西欧要高出很多，中国给西欧输出了不少文明成果，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中国传给他们的。至于丝稠和瓷器等奢侈品，西方的上流人士几千年来都仰仗中国的供给。相比之下，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欧进口任何东西。近代史开始后，按理应该是东方的中国而不是西欧对世界施加更大的影响。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不是中国也不是比中国落后但比西方先进的伊斯兰世界，而是最为落后的西欧主宰了今天已知的世界。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
中国人也许会说：西欧的地理位置帮了他们的忙。西欧离美洲较之中国离美洲要近好几倍，正是和美洲距离较近的缘故，使西欧人率先发现并控制了新大陆，并利用新大陆的丰富资源来状大自己，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西欧的倾斜。西欧有了强有力的"外援"，才能在近代史时期后来居上。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把西欧人和中国人居住的地理位置调换一下，让中国人住在西欧，中国人能否比西欧人率先发现美洲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人就算居住的地理位置变了，社会制度也不会相应改变，在西欧和在东亚一样照旧闭关锁国，政府一样禁止中国人制造远洋船只，禁止中国人擅自走出国门；不可能允许中国的探险家（如果有的话）进行远洋探险；更不可能象西班牙国王伊萨贝尔一样用自己的财产资助哥伦布进行命运不可知的冒险航行。就算碰上了空前的好运气，季风把某支船队吹到了美洲（撞上如此好运的概率几乎等于零），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中国政府能否主动利用发现的成果，象西欧人一样控制美洲，利用美洲的资源状大自己的力量，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南洋的中国人命运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国人早在十一世纪就自发移居南洋（西欧所渴望的香料原产地；西欧人早期进行远洋探险，向外扩张的原动机就是获取香料并控制香料贸易）；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后移居的规模更大。中国人在南洋辛勤拓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逐步主宰了南洋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当西班牙人成了菲律宾的主人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从来也没有中国人那样多。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高达两万人，西班牙人则只有中国人一半的数目。主人的数量少于"外人"，主人的不快是可以想象的。为了消除这种不快，西班牙人无端对马尼拉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对中国人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在本国（菲律宾当时属于西班牙的一部分）无端屠杀外国平民并非只有西班牙一家，受害的对象也并非中国一家，十九世纪末的的清政府也曾利用义和团的暴民屠杀居住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但外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去拯救处在危险中的本国侨民，并对清帝国实施惩罚战争。中国政府对类似事件的反应正好与西欧相反：当西班牙人对马尼拉中国人实施大屠杀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大叫杀得好，并宣称海外子孙是中华帝国的叛逆，不受中国政府的保护。当时中国离菲律宾的距离比西班牙离菲律宾要近好几倍，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也不在西班牙之下，如实施武力干预应该能够阻止西班牙人的暴行；就算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也应在外交辞令上象征性地抗议一下，最起码也不能作西班牙的帮凶。西班牙人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把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作为一项国策；中国人每超过一定的数目就把大屠杀继续一次，类似的大屠杀前后一共进行了三次，几十万无辜的中国平民痛哭无告，象剥光了衣服的弃儿一样任人宰割。假设中国人发现了美洲，政府是不可能进行有组织地殖民的。中国人自发移居过去，其命运肯定不会比南洋的中国人更好。
世界近代史出人意料的发展趋向：是困顿的西方而不是富强的东方成了近代世界的主宰。这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要阐述的几点也许是造成这一反常结果的主要原因。
一、基督教的扩张主义
欧洲走上征服世界的旅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流行东方的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完全不同，主宰西欧的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早期的欧洲为抵抗形形色色的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在创伤中逐步恢复了元气，实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为了较为长久地摆脱被征服的恶梦，西欧对外部的敌对势力（现存的或潜在的）采取进攻态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反征服战争。中世纪后期一连串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欧企图向外扩张，化被动为主动的早期尝试。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了，但伊比利亚半岛的"十字军"却成功地把穆斯林入侵者逐出了西欧，拔掉了穆斯林帝国侵犯西欧的桥头堡。西北的十字军"条顿骑士团"则成攻地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的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基督教十字军远征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除了想到达传说中神话般的国度--印度和中国谋取黄金和香料外；部分也是出于传播基督教的动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亚欧大陆的东端有一些敏华富庶的大国；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欧洲人希望这些国家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因此，西欧的传教士总是紧跟在远征军之后，积极向被征服的地区居民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也因此一再地被扭曲；中国人就一再地把他们看成是侵略者的"间谍"。
基督教的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宗教所缺乏的。诚然，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情况下，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也许是世界上最最淡漠的，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宗教也是最最宽容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宗教上互相容忍的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同时又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自由传播耿耿于怀。
和基督教的扩张和好战精神不同，在中国流行的儒教和佛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忍让和知足常乐的精神的教义中随处可见......
正是基督教义中的扩张主义和好战精神，使西方的基督徒率先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二、面向大海的开阔胸怀
我在研究中国史和欧洲史时，对欧洲和中国的差别留下了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欧洲国家大多是忘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历代王朝则多半亡于自已人之手。这点可以解释中国人不团结好内斗缺乏民族内聚力的原因。二是欧洲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典时代就建立了强大的海军，海战也是对外战争的主要战场；古代中国虽然也有所谓的"水师"，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海战在战争中也无足轻重......
和有着强烈"土地情结"（传统中国人的"土地"意义仅限于陆地）的中国人相比，西洋人对"海"的感情也是不可思拟的。一八四二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得胜的英国人对中国的大片国土没有兴趣；而对珠江口的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蛮荒小海岛--"香港岛"情有独钟，令中国人大感意外（也令失败的清政府如释重负，他们以为英军会开出"天价"）。
西欧人的"大海情结"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希腊和罗马则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国家，都曾仰仗地中海提供的便利水上通道和外界通商成长壮大；并从海路进攻经济军事对手成为超级强国。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光一直盯着大海，不断地做着从海上找出路，摆脱被围困被攻击局面的"海洋梦"。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成了"黑暗世界"，除了应付来自东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入侵外；还得面对从海上前来的"维金人"的入侵。因此欧洲的敌人不仅来自陆上，且更多地来自海上。正因为敌人来自海上，欧洲人才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大海，直到他们的眼睛成了和大海一样的颜色--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