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有着极为漫长的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公里）；但中国面临的大海是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大洋--"太平洋"。和地中海相比，太平洋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价值要低得多。太平洋因为过于辽阔的缘故，在远洋舰船发明之前是无法横渡的，不但不能提供交通上的便利，相反是对外交通上的一个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古时的太平洋对中国的商业经济无多大益处。太平洋上和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要么微不足道（如琉球）；要么是中国的"学生"(如日本），对中国的"敬意"多于"敌意"，对中国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敌人主要来自陆上，很少来自海上（十五世纪日本倭寇的短期骚扰是个例外）。正因为如此，海洋对中国既无多大益处也无多大害处，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无足轻重。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地紧密相连的，中国输出文明的"丝绸之路"也是陆地上的通道。正因为陆地对中华文明的作用比海洋大得多，中国人才把眼光转向内陆，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色的土地，直到皮肤染上了土地的颜色--黄色。
地球上的海洋比陆地要大得多；海洋也没有象陆地那样阻隔视线的山川屏障。西欧人面向大海的直接后果是：他们的眼光变得远大，心胸变得开阔，血液中涨满了积极上进的骚动，永远也不满足现状，永远都在梦想从茫茫大海中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神话般国度的新航线。
三、新的科学视野
近代史上同样令人困惑的又一个问题是：西欧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几乎每个臣民都是基督教徒；可他们重视科学，对科学的迷恋和对宗教的迷恋一样强烈。两种互相否定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和谐地融为一体，是中国人至死都无法理解的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极为淡漠，只要被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可以随时信奉一种宗教，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随时舍弃另一种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宗教已贬职为国人追求眼前利益的工具。一个如此漠视宗教的民族，居然也同样地漠视宗教的否定对象--科学。西欧人笃信宗教但不迷信；中国人漠视宗教但又极为迷信。西洋人信上帝但不信鬼神；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却有数不清的鬼神。西洋人信上帝也信科学；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信科学。如此异乎寻常的怪现象，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中世纪末期，西欧人在热诚地信奉上帝的同时，一个全新的科学视野也展现在他们面前。与海外扩张至为重要的地理学知识，这时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地心说"虽然依旧没有受到挑战；但"地圆说"则日益为越来越多地欧洲人所信奉。不少地理学家在"地圆说"的基础上绘出了一张又一张臆想中的"世界地图"，在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极大帮助的同时，也因为荒谬的错谔误导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哥伦布就是被一张把地球直径缩小了几十倍的地图的鼓舞，错误地认为分割欧洲和中国的海洋不到3000哩，才敢于一直向西航行的）。到了十五世纪后半期，整个欧洲上层社会的公民大多相信地球是圆的，从自已居住的地方向一个方向前进可以回到当初出发的地点。
和欧洲人相比，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地理学知识则可怜到近乎白痴般的程度。这时中国人的天文地理知识仍停留在三千年前的水准上。中国人深信宇宙分为三大层：最上面的一层是天堂，是神仙居住的一个极为美好的地方，只有极少数德高望重的君子死后才能升入天堂；中间的一层则是凡人居住的人间；最下的一层是地狱，是由阎罗王统治的鬼神栖身的所在，作恶的人死后会下地狱受到残酷的折磨......每一大层又可细分为许多小层，如地狱可分为十八层，越往下越恐怖，作恶越多的人坠入的层次越低；天堂则分为三十三层，越往上越美好，道行越高的人占据的层次越高。至于我们人间，则分为四个大洲，上面由四根大柱子支撑的象锅盖一样的"天"覆盖着，中国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
不仅仅是天文地理知识，在其它科学领域，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也比中国人高出好几个水准。如医学领域，中国人继续用"阴阳五行"学说和野生动植物治病的同时，西欧人已发现了血液循环，发现了"心脏"的"动力"作用和大脑的"思维"作用，从而把"心"和"脑"的作用分开。中国人则继续把"心脏"当成"思维"器管。西欧人不仅用野生的动植物治病，还人工合成了许多药物，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化学"的进展。中国人在"化学"方面的知识比西欧人落后得更远，仅有的一点可怜的化学知识用于为帝王练制"长生不老"的"仙丹"（其实是一种毒药，因为仙丹含有剧毒的铅和汞）。西欧人还发现了"维生素"的作用，知道远洋航行时易患的疾病--"坏血病"是因为缺少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在新鲜蔬菜里含量很高，从而进一步发明了食物保鲜术，并在出海前储存尽可能足够的蔬菜。
正是基于科学知识的这种极为悬殊的差别，使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敢于迈开大步向深不可测的未知海洋进军。中国人则不敢踏出国门一步，哪怕是一小步。
四、实用技术的优势
与轻视科学相呼应的，中国人对实用技术的轻视要更深一层。实用技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拥有知识的学者在实验室或较为体面的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成果，不用从事与学者的高贵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实用技术则离不开体力劳动，有时甚至是繁重和低贱的体力活。十八世纪"技术革命"（中国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不是纺织工就是钟表匠，极少是脱离体力劳动的体面人物。因此实用技术和体力劳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只有为生活所迫且被排斥在体面职业（官僚、吏佐、僧、道、医、师）之外的下等人（农民、工匠）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体力劳动，并且终生都在企图摆脱体力劳动。因何会如此，这要从主宰中国正统思想界的儒教里寻找原因。儒教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是显而易见的，儒教的创始人孔夫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体力劳动当成低贱下等人的职业，上等人干体力活则是自轻自贱或离经叛道。中国人轻视体力劳动的后果，就是与体力劳动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在慢长的中世纪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两千年前是肩挑背扛，两千年后依旧是人粪肥田。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士远离体力劳动，人类的智力成果就无法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实用技术不能吸收智力成果，自然难以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可只有西欧人才利用四大发明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除了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是极为有限的：火药更多地用于制造驱除鬼神和制造热闹气氛的鞭炮；指南针用于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活字印刷则从来也没有运用于实际。这种消极有害的作风一直持续到今天，有头脑的中国人每年发明了成百上千的专利，可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专利成果转变为生产力，美国的比例则是十分之九。
和儒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督教不但不轻视体力活，还讴歌赞美生产劳动，认为从事适当的体力劳动有助于信徒的灵魂升入天堂。从而鼓舞了欧洲有教养有知识的上层人士走向作坊和田间，去从事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并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体力劳动一旦和人类的智能成果相结合，实用技术就有了长足的进展。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最突出的是以风力和水力等"非人力"动力资源的广泛应用，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在西欧虽非全部但也大部代替了人力。中国的磨坊和锯木厂则依旧使用人力或畜力，水磨和风磨是难得一见的怪物。治炼金属用的大风厢，中国人靠几个工人挥汗如雨的拉动，西欧则用水力和风力驱动。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中国虽然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但西欧人开挖了数量更多的运河，且实用价值比中国的运河要大得多。西欧的运河不但提供运输的便利，还为磨坊、锯木厂等耗能大的作坊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资源。
与作业上的技术进步相适应，西欧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海船的吨位有了成倍的增长，船只的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中国发明的磁罗盘，这时已广泛地在远洋船舰上装备，从而使远洋航行不至迷失方向。航海地图也被广泛地绘制，绘制的地中海航海图已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在海军装备方面，西欧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近代以前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古罗马的战舰就为此专门设置了一种"吊桥"，在靠近敌舰时放下吊桥"咬"住敌船，然后水军从吊桥上冲过去......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只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更易操纵，且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技术上的惊人进步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有能力走出国门，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然后进一步夺取并控制大洋周边的古老国家，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五、开放的政治体制
1405年，一支亘古未有的庞大舰队从中国东海岸的刘家港出发，横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舰队由62艘大海船组成。棋舰长444英尺，宽180英尺，是名幅其实的庞然大物。
62艘战舰装载了28000名海军陆战队（中国古时的水军只限于乘船去攻取陆地上的目标，不象西方那样主要是夺取敌方的舰船），是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无敌舰队"。
与这个辉煌壮观的武装力量不相称的是：舰队司令是一位宫廷太监--"三保太监"郑和，一个在普通中国人眼中连女人都不如的男人。从这点可以透视中国政体中的某些反文明的因素。
"无敌舰敌"在印度洋上攻城略地，耀武扬威，尽情地展现"天朝大国"的富庶和强大。与之相遇的阿拉伯舰船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因为敬畏而远远地躲开......
另外一个与文明不相称的现象是："无敌舰队"返航时带回的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而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等奢侈品。结果无敌舰队不但不能象西欧的远洋舰船那样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巨额财富，相反成为国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无敌舰队的任务也不是为国家拓展领土和获取财富，而是出于"炫耀"和"寻访失踪的皇帝"（明帝国的二任帝朱允火文）等"下三滥"的动机。
1433年，远在北京紫禁城的中国元首遥远的颁下一道敕令，命令"无敌舰队"限期返航，"无敌舰队"基于视野日益开阔的缘故，对远洋探险等最初目的不相符的目标越来越有兴趣。这正是中国的皇帝所担忧的，每个王朝的专制统治之所以能几百年地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有意"愚民"的结果（中国的大多数皇帝能力平平，可在没有多少见识的国民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都是很有能力的）。如果"无敌舰队"在炫耀皇帝文治武功的同时开阔了水兵的视野，增长了水军的智慧，皇帝就会不要这种"炫耀"，因为臣民的智慧增长会动摇王朝的根基。
"无敌舰队"返航后，在皇帝的勒令下解散，大型的舰船被拆毁，同时禁止帝国制造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大海船。后来的皇帝还下过这样一道敕令：
"一片木板也不许下海！"
中国人就这样把辽阔的海洋让给了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西洋人。不过这种"让"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无知"。
半个世纪过后，葡萄牙的远洋探险家达.伽马率领只有三艘三桅帆船的"远洋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达.伽马的小棋舰"圣玛利亚号"长120英尺，宽25英尺。另两艘舰船"平塔号"和"尼娜号"比"圣玛利亚号"还要小一倍。和郑和统率的"无敌舰队"相比，达.伽玛的舰队就象巨人脚下的一只蚂蚁。
如果郑和的"无敌舰队"不从印度洋上撤退，两支舰队将在印度洋上相遇。达.伽玛会百分之百地成为阶下囚。然后，中国舰队会利用达.伽玛的船员作向导，继续向西航行进入大西洋。然后会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那时的欧洲弱而且贫四分五裂，不是大一统中国的对手，中国会很轻易地获胜，并进而控制欧洲，然后，中国会进一步地征服世界......
十五世纪中国的非凡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把在现代文明中起重大作用的辽阔海洋让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使中国错过了一次能够主宰世界的巨大机会。中国人因何会作出如此其蠢无比的怪事，要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去找原因。中国的专制体制到了明王朝时期日趋封闭保守，整个社会缺乏生机，更缺乏挑战，就象一架快要停摆的老钟迈着虚弱的步子，却拒绝任何人给它上发条。这时的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稳定和维持现状成了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象远洋探险之类的不安分举动，在中国要想得到社会的肯定，要想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是不可能的。
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因此，欧洲的政治体制是理性开放的， 这种体制有利于远洋探险等积极向上的人和事，有利于欧洲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并进而征服世界。
六、社会意识领域的重商主义
从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居支配地位，几千年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正因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在"重农"上下功夫。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商业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常沦为被打击被抑制的对象（也许宋王朝是个例外）。"重农抑商"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一来中国以儒教立国，儒教是轻视商业的，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商业则只能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总量，因此也无益于国家的富强。商人则是靠投机取巧夺人财富的奸滑之徒，是社会上最卑劣也最不可信的阶层。二来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配套比较齐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国民的生活必需品国内都能够供给；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物资也能自给有余。不需要从国外进口任何东西，商人的地位也因此更加无足轻重。
和中国相比，西欧诸国则没有中国政府那样的自信。西欧的国家面积都不大，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因为国小的缘故，物种的数量也不多，自然资源残缺不全，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源绝大多数不能自给，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商品进口相适应，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变得举足轻重。因此西欧的国家大多以商业立国，商业在社会意识领域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商人也成为社会上较为体面的阶层。和农业相比，商业积极进取的成分要多得多。商品生产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以商业立国的西欧诸国也就格外渴望去国外为自己的商品寻找这两样东西。这种渴望逐渐积累成一股向外扩张的强大冲力。占据香料产地，垄断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可致厚利的东方物品的世界贸易，并在垄断贸易中夺取世界财富，就是早期西欧的远洋探险家最为直接的目的。
中世纪末期，西方的商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银行业在意大利半岛如雨后春笋，金融贵族不断涌现,使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得以积累起来用于商业投资。而中国则直到十九世纪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只有职能极为有限的"钱庄"）。货币也作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商人出行时不用象同时代的中国商人那样随身带着限制机动又容易招致土匪注意的笨重银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形形色色合股公司的兴起。投资者把拥有的有限资金集中在一起，形成更大的资金，十分有利于商业竞争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远洋探险。欧洲的对外扩张在十六世纪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正是商业的进展，使西欧有条件从事投资巨大且充满风险的远洋探险，并进而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
七、没有历史包袱的全新文明
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古西腊罗马文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限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罗马文明在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中沉寂，并最终归于消亡。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组建的欧洲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基本上没有相承关系，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任何文明也最不受过去文明影响和制约的全新文明。因此欧洲文明没有背负任何历史包袱，得以在世纪大转折时期轻装上路，充满生机活力，风尘赴赴地走在世界诸文明的前列。
中华文明在过去的五千年间一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无序，王朝更迭频繁，但中华文明则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或变更。一个王朝在血腥中倒下后，中华文明并没有随之消亡，依旧在中国社会顽强地延续着。等到新的王朝建立后，新王朝几乎完全照搬前王朝的文明样式，只是在形式上作些小小的修补。正是因为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使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现存世界上最最古老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延续性，使中华文明最缺乏变通，最不能适应新生事物。近代中国人在庆幸终于保住了文明遗产的同时，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步履蹒跚地参与新世界的竞争，在轻装机动的西洋人面前，处处被动挨打。
古老的中华文明就象一幢用泥土筑成的老房子，后世的中国子孙只限于在老房子上修修补补，现代中国人也只限于在土墙上糊上一层"水泥"......西欧人则从根基上拆除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老房子，在废墟上建起钢筋水泥为骨架的摩天大楼......中国人也想建造一幢现代化的新大厦，可面对那幢老房子，一者是出于感情上的怀旧；二者是怕麻烦；三者是求稳定怕出乱子，最终还是选择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补日益增大的缺口。如果中国人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废墟，一样会象西欧人那样建起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最后的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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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的西欧就象一个融汇了新的科学发明的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且靠借贷运转，甚至仍在亏损；但企业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必将成为资产雄厚且利润丰厚的大企业。东方的中国则象一个过了全盛期的大企业，虽然眼下仍在大把大把地赚钱，可前景是灰暗的，制度上的弊病随处可见，漏洞正在一天天扩大，"软损伤"达到了致命的程度，最终将被后起的新企业所取代。
在上述境况下，西方代替东方主宰世界自在情理之中。
19、童年旧事
（一）、知青泪
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村子虽然小，却是大队部的所在地，大队唯一的一所小学也建在我们村里，我就在这所小学里完成了自己的启蒙教育。大队书记也自然是我们村的人。
入学的那一年，我们村里来了几位穿着漂亮衣裳的年轻人，村民说他们是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来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山村很穷，没有空房子安置他们。党支书就动员村民在村头搭了两间草棚，用土砖支上几块木板算作睡觉的床，为七男一女安下了"家"。
知青里唯一的女性姓柳名芯，党支书对她好象是另眼相看，除了在那间小草棚里放一张真正的木板床外，还专门为她一人添置了全套洗漱用具。男青年就没有这样的待遇。这本没有什么反常的，在文明较为充分的地方，女人和弱者应该享受好一点的待遇；可从村民的眼神看起来，支书的安排很有点反常。
我就读的小学的后山上有大片茶园，山脚下有连成一片的五十亩水田，是大队的公产。自知青来我们村落户后，我便经常地看到他们在茶园田间里劳作，只是很少看到柳芯和他们在一起。她的工作是陪着支书走村串户，虽然她并不喜欢这样的安排，脸上难得见到笑容，可村民却认定她对支书讨好卖乖，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骂她是"破鞋""烂货"，老婆婆还当着她的面吐唾沫翻白眼。
我打心眼里喜欢柳芯阿姨，因为她除了长得漂亮外，脾气还出奇地温和，从未见她对谁大过声，和村里那些高声大嗓的"铁姑娘"要可爱一百倍。我一放学就喜欢往她居住的草棚里跑，听她和声絮语地讲述大山外面的奇闻异事，常常到深夜还不想回家。后来爸妈知道了，就不许我去柳阿姨那里，说什么柳阿姨是妖精，专门吸小孩的血。我听后大大地不以为然，心想柳阿姨如是妖精，村里的那些"铁姑娘"定是阎王了，因此仍暗中往小草棚跑，直到有一天晚上撞上了我们村的党支书，给他恶狠狠地瞪上了一眼，就不敢再在夜里去找柳阿姨了。
第一年的腊月，大队在小学的操场上召开评模表彰大会。在全大队二十名劳动模范中，柳芯是唯一的知青，支书亲自在她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这个荣誉给柳芯招来了更大的骂名，连我也认为柳阿姨不配当劳模，因为在知识青年中她的工作是最轻松的，因此有点相信村民背后的议论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春节期间，知识青年都回家过春节去了，只有柳芯留了下来，美其名是看门值班，实则是让支书的年过得更为快活一点。大年夜，我悄悄地溜进柳阿姨的草棚，看到她正坐在油灯旁偷偷地掉眼泪。我走过去蹲在她的膝下，仰着脸好奇地望着她。柳芯伸出温软的右手轻轻地摩娑我的头发，边流眼泪边问些好奇的话。
"阿力，你说阿姨是坏人吗？"
"我不相信阿姨是坏人，可他们都说你是，说你和书记作风不好，这是真的吗？"
"你说呢？"
"我不信有这事，是他们造的谣，书记是个大土包子，给你拾鞋都不配，你怎会看得上她呢？"
"如果他们说的全是真话，你还理不理阿姨？"
"那么我一辈子也不会理你。"
"你还小，不知道人世间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第二年，上面给了我们大队一个召工的名额，柳芯以为非她莫属，因为支书曾信誓旦旦地答应过她。没想到支书临时变了褂，让相貌最英俊的一名男知青进了城。村民暗中议论支书舍不得让柳芯走，他要让她作一辈子小老婆哩。村民的猜测也许不无道理，反正后来招工的名额都没柳芯的份。每逢一个知青走后，柳芯都要病上一个星期，支书则天天去草棚里看她，年终照例把她评为劳模，亲自在她的胸前挂上大红花......
第三年的春节，柳芯依旧留下来看门，她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不知支书用了什么法术，在每次欺骗柳芯之后仍能令她一如既往地相信他的谎言，甘心情愿地任他作践玩弄。新年的头一天，柳芯的妈妈打老远地赶来了，那是一个处处透着"贵气"的中年妇人。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走近柳阿姨的草棚，听见里面传来了哭声，我凑近门缝往里一看，发现柳阿姨正和她妈妈抱头痛哭，哭声很是凄惨，我从未看到有人哭得那样悲伤，连我的眼泪也不自主地落了下来。
大年三十的早上，我听见外面有人在扯着嗓子骂街，奇怪是谁如此不明事理在这样的好日子找人的晦气呢？我跑出去一看，发现支书的夜叉婆娘正坐在柳芯的草棚外面边在砧板上剁刀子边唾沫横飞地骂人，骂的无非是"表子""娼妇""不要脸勾引人家汉子"之类的混帐话。一大群村民在四周围观，象看猴巴戏似地看着站在草棚入口处的柳芯妈妈。
大年初一大清早，柳阿姨跟着那位中年妇人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村民开始还在纷纷猜测她的去向和逃走的原因，时间长了也就漫漫淡忘了，三年过后就再没人提起她，只有我时不时还想起她，好想好想知道她的近况，好希望好期望她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二）、竞选红卫兵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步入垂暮之年，但农家墙壁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漆标语似乎越来越多，给老人家镀上了一层青春的光辉，没有几个人会把伟大领袖和"老"联系起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毛主席是不老的，他最少要活七亿岁，因为那时中国有七亿人。
老人家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自己的声望也格外重视，几十年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已上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为了使七亿中国人的意识领域中只有毛主席一个偶像，寺庙、道观和尼姑庵等形形色色的宗教或迷信礼拜场所都给红卫兵和造反派砸了个稀巴烂；观世英、如来佛和真武大帝等迷信偶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毛主席成了国人心中独一无二的"红太阳"，但老人家似乎还没满足，中国的传统"家庭"所形成的亲缘关系对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在一个普通中国人心中：除了高高在上的毛主席外，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老人家自然不能容忍这些，他无法想象国民心中除了伟大领袖外还要收容其他的人物。
为了在人民心中铲除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人家把"阶级斗争"引入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一个家庭的成员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彼此势同水火，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派都对伟大领袖效忠。一时间妻子告丈夫；儿子打老子的风气甚器尘上，至于兄弟之间互相告密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传统家庭张开了巨大的裂缝，开始从内部分崩离析。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一所村办小学里完成的。现在的小学表现优异的学生被评为"三好生"，但我们那时没有"三好生"这个名字，与之对应的是"红小兵"，和"红卫兵"是同一个性质，顾名思义比"红卫兵"要低一个级别。红小兵的标志是在套袖上用别针钉上一个红色的菱形软质塑料片，塑料片上用浅黄的油漆写上"红小兵"三字。红小兵是有指标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佩戴这种菱形塑料片，在一个五十人的班级里，被评为"红小兵"的不会超过10人。能不能享有"红小兵"这个荣誉，学习成绩和表现往往是次要的，出身才是主要的。那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后代是狗崽子，表现再好也不配当"红小兵"，象我这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家属，就是调皮捣蛋到了极点也是当然的"红小兵"。
在班上被评为"红小兵"可神气了，那可是小学生的最高荣誉。
我原以为红小兵是最最神气的，等看到真正的"红卫兵"时才傻了眼。刚进入四年级时，我们公社（相当于今天的管理区，居民不到一万人）的一所中学来我校开现场会，长长的队列喊着"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我校的小操场。走在最前列的中学生袖子上佩戴着一个比"红小兵"大几倍的红色菱形塑料片，上面的"红卫兵"三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红卫兵"，当时心中涌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羡慕得要死，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能戴上"红卫兵"袖章，叫我干什么都成，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以后，我成了五年级的学生，上面分来一个"红卫兵"指标。为了争得这个指标，我们班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趣。
经过激烈的角逐，只剩下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我，出身最红；另一位是肖灭资，一个小学教员的儿子。他父亲为了紧跟毛主席，才别出心裁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本来在这场角逐中我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的出身比教员显然要红得多。但我得罪了大队的"贫协主任"，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不是老师，而是"贫协主任"。有一次放学后我去偷"贫协主任"种在自留菜地里的黄瓜，让他给逮住了，虽然当场放了我，但自此不再支持我。不但不支持我，还别有用心地给我找来一个对手。我知道他是搞打击报复，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偷黄瓜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好怕他把这件丑事给捅出来 。好在这场角逐我仍然占据优势，如果不是下面出现的那桩事，我的"红卫兵"梦就会成为现实。
我家所在的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位于大山的深处，山上不缺树木柴禾。一到寒冷的冬季，村民总习惯去山上砍几棵歪脖子松树生火取暖。那一年正流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松树照样砍伐，但不能往自个家里拿，否则就会被划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那可是一顶颇为沉重的"高帽子"。不过在我们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村民在执行上级政策时总是半心半意，对"资本主义尾巴"似乎理解不透，依旧把砍倒的松树放进自家取暖的火塘。我那底气十足的红军爷爷每天就要砍上几棵，堂而皇之地扛进我家的后院，当着村民的面用锯把松树截为便于生火的小段。村民看见老红军不把上面的禁令放在眼里，就纷纷跟在我爷爷的后面上山砍树。肖灭资的父亲看着眼红，也拿看一把斧子上了山。不巧那天"工作组"进山检查上级政策的执行情况，正好撞见上山砍树的队列。我爷爷吹胡子瞪眼睛地发了一回狠，骂了几声娘，说老子当红军打敌人时你们还在娘胎里吃奶哩，敢挡老子的道！骂完就大大咧咧地把松树扛进了家门。别的村民没有我爷爷的底气，纷纷放下肩上的树干，缩头缩脑地从岔道溜走了。肖灭资的父亲也想开溜，被工作组当作反面典型逮住了，因为他是我村识字最多的人，思想自然也最为反动，这次聚众砍树显然是他蓄意煽动的。上面既然定了性，肖老师的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工作组正要把他当作替罪羊出口恶气。
当天晚上召开批斗会，批斗会在打谷的稻场上举行。带头砍树的爷爷照常坐在主席台上，肖老师则被"基干民兵"压在临时搭起来的挨斗的土台上，反箭双手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每个村民都发了言，包括那些上山砍树的"乡亲"，把最恶毒最仇恨的语句劈头盖脑地砸向肖老师。那时"斗人"不怎么讲究阿Q的"君子风度"，不但"动口"，说完后还要"动手"，在批斗对象身上打一耳刮子或踢上几脚，表示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批斗会开到一半，肖老师身上已挨了不少拳脚，从没吃饱过肚子的他象是有点支持不住了。站在台下的儿子肖灭资还不解恨，拿起母亲捣衣服的棒槌雄纠纠气昴昂地走上批斗台，照准他父亲垂下去的光头，用尽吃奶的力气，一棒槌砸了下去。肖老师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地倒在台上，当场昏了过去......
第二天，来自公社五所学校的师生在我校的小操场召开"现场会"，肖灭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公社书记亲手把那个金光闪闪的"红卫兵"袖章别在他的左臂上......
"红卫兵"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第二年进入初中，按理能够圆红卫兵的梦，但那一年伟大领袖永垂不朽了，"红卫兵"也随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此我永远与红卫兵无缘，这是我前半生中最大的遗憾。
(三)、一张旧画像
往事在记忆中一页页地模糊起来，但童年时代的记忆仍牢牢地铭刻在记忆的深层，并不因岁月的久远而呈现些许裉色的迹象。这要感受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人间趣事。
童年时代的农村是一穷二白的，今天的小青年很难想象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究竟贫穷到什么地步。如果想得到些许较为清晰的印象，不妨到邻近的北朝鲜看看，或许能够看到部分真实的图景。今天的中国人不断生活在温饱之中，还有五花八门的节日来丰富他们的生活，除了端午、中秋、国庆、春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外，还要享受情人节、圣诞节等颇具浪漫色彩的进口节日。我们的童年只有一个节日，那就是过大年，一斤猪头肉钝上十多斤白罗卜，散发的香气一里之外都能够闻到。一家七口人围着一大锅肥肉 炖罗卜，一个个吃得满面红光，那真是难以想象的人间美味。
童年时代的春节除了餐桌上的食物不够丰富外，节日的气氛一点也不比九十年代逊色。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性地开展起来，民间艺人"依样画葫芦"式的"革命样板戏"走村串户，给饥寒交煎的中国农民画饼充饥，同时也极大地满足了农家小孩好奇爱热闹的天性。
基于贫穷得过份的缘故，节日的农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装饰，不象今天的打工家族从厅屋到卧室贴满了美人图和风景画。那时过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墙壁上的煤烟清扫干净，使之恢复本来的土黄色；其次把厅屋正上方墙壁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隆重地取下来，然后把买来的新画像隆重地张贴上去......无论你贫穷到什么地步，哪怕一家五口共穿一条裤子（不是无聊的笑谈），主席像是不能省的，这关系到你对伟大领袖忠于不忠于的问题，除非你不想要脖子上的那棵脑袋，因为不忠于毛主席就要"砸烂你的狗头"（文革时期流得的批斗口号）。换新画像应该不成问题，大不了大年夜不吃猪头肉；对旧主席像如何处置才是每个农家必须面对的颇为棘手的问题。
至少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对旧主席像的处置还不成其为问题，换掉的旧东西"回归大自然"属情理中事。那时农民把换下的旧画像随手乱仍，连厕所、粪坑、垃圾堆也有主席的影子。童心泛滥的小孩子因为旧画像纸质较硬，适合折叠纸飞机纸轮船等玩具的缘故，就让主席像"上天下水"。到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因为一桩戏剧性的事件，这样的好日子才一去不复反。
一九九一年的大年三十，某村的两兄弟一大早做完"早请示"（文革期间每个成年中国人每天睁开眼后做的第一件事：集中在毛主席像前给主席汇报思想），然后一同上茅厕，完事后哥哥把刚换下的旧主席像擦屁股。正在上中学的"红卫兵"弟弟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莫大侮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这个"革命小将"连年饭也没吃，饿着肚子跑到五公里我的区公所揭发了发生在他家里的"反革命事件"。尽管这样的事件是普遍性的，人民群众或多或少都有用旧主席像擦屁股的经历；但这样的事件是认真不得的，一旦认真起来当事人注定吃不了兜着走；就象居住在深山里的山民都有滥砍滥伐的经历，可一旦认起真来，"破坏森林罪"足够他蹲两年大牢一样。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大年初一，革命小将的哥哥被几个"基干民兵"用"苏式冲锋枪"和"三八大盖"押走了，在全公社游斗了两个月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刑，押送一千公里外强迫劳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