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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当前章节:15485 字 更新时间:2026-6-28 06:37

  下面是记者陈铁源的陈述: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中国人好坑中国人”几乎成为所有东道主国家的共识,这也许是好耍小聪明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收获。

  小聪明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心胸狭隘则是小聪明的副产品。小聪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许感觉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则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一个县办制鞋厂分来了一位华工毕业的高才生,这对鞋厂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该厂的技术层和管理层人员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按理大学生应该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结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领导处处刁难他,技术层和管理层中层干部也纷纷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领导刁难他可以理解,大学生也许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对上司没有保持过份的恭敬;可中层同行和他过不去就难以理解了。归根结底还是中层干部的小聪明在作怪,如果大学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能,尽管工厂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他们的“无能”就暴露无遗了。“大道理”总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数一边的,“众人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学生终于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厂,去另一所民办鞋厂担任技术主管。最后的结局是:县办鞋厂被大学生主管的民办鞋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击垮,那些小聪明有余的中层干部不属重新安置的对象,全部加入下岗工人的行列……

  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贪污弄权,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厢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这是国人患“健忘症”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富贵难以维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国一百年前最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国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国富豪能够撑持到今天的一个也没有。东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富豪和美国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当中国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妇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护动物喝“法国人头马”(在五星级酒店两千元一瓶)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正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忙忙地给孤儿院和教会送捐款;他的爱子则带着很少的钱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探险……美国富翁记忆力很好,总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贫寒的历史,总是担心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国的富翁则很健忘,只看得见眼前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好象他们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诚然,中国在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饿受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后不会再度挨饿受冻。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当日子好起来的穷国国民在糟蹋粮食时,英美这些真正的富国是不是也在挥金如土呢?没有!当我们的“小皇帝”们在香喷喷的餐桌旁挑食拣食时,美国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儿童正在吃“忆苦饭”,不只是吃一餐作作样子,而是连续吃上三天!

  众所周知,吃“忆苦饭”曾是我国风行的一种特殊“阶级教育”方式,现在的中年人大多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早在中国绝迹的“忆苦饭”,目前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内容与当年中国人吃“忆苦饭”大同小异,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直接或间接获取国际知识,同时也不忘先辈创业的艰难和眼前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

  遗憾的是:当有两百多年没有尝过饥饿味道的美国人在吃“忆苦饭”时,刚吃饱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国人却把二十年前的挨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类似的“健忘症”在中国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荒唐丑陋的一页。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学求学时,国人对文革酿成的悲剧无不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不应该忘记也绝对不能重演的历史。二十年过去了,国人对文革还保存有多少“记忆”呢?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恰恰忘记得差不多了,饶幸残留的一点记忆也成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前些时我写了几篇追忆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旧事”,把儿时的几件有代表性的“闹剧”再现出来,意图让国人重新记起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记的历史。当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网页上陆续传送出去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我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背景的幽默笑话,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任何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干出那样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儿子打老子得奖励;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于土头土脑的老农村官……)。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质问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点真实性吗?中国人会那么蠢吗?只有神经病和克汀病才会干出你文章中讲述的那些傻事……”

  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有组织干出的“傻事”何止这些,我写出来的故事还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大大“缩水”的。我只写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让人心酸流泪的部分则没有勇气写。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人并没有自虐倾向,要人们无休无止地记住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痛”,拒绝在眼前的幸福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国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觉地重复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为忘了那些不应该忘记的“痛”就极有可能会重复这些“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不时把那些悲剧拿出来警醒自己,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觉。当我们认为自己绝不会象先辈那样荒唐那样愚蠢时,却在改头换面地干着傻事和蠢事。现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讲特讲“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一方面又把上报的统计数据乘以10甚至100来突出"政绩"。当我们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报的粮食亩产量)时,前两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亩产量在统计表上也达到了十多万斤......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地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现状是停产或苟延残喘,可县政府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仍达到了十多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最保守的也有几个亿。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和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

  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

三、可恨的老实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专程邀我一道去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家送礼。原因是我和他的儿子是同桌,开学时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调整座位,他俩被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两人的个子本来就比别的同学倭半个头,在后排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儿子说:教师节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学家长都给班主任送了礼,就我俩没送,所以班主任调整座位搞打击报复。

  我一听这事就怒火中烧,这样的老师根本就不具备教书育人的资格,怎配当班主任,学生在他手下会教出啥德性!别说送礼休想,我还和他没完呢!李同事看见我发怒的神态,居然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真是从真空中冒出来的,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现在的老师都这样,这算什么?行为比李老师恶劣的还大有人在。占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对老师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师存心给孩子小鞋穿,影响孩子升学。就算这次讲理时道理站在你的一边,可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也罢,要去你去送,给这样的老师送礼连门都没有,不但不送,我还要去找李某算帐!”

  李同事只好连夜拎着两条“玉溪”和两瓶“剑南春”上李老师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气咻咻地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他因何把我的儿子调往最后排的座位。李老师的原因有二:

  一、我儿子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讲话,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全班同学都对他有意见,强烈建议把他调往后排。

  二、我儿子不尊敬老师,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我儿子居然回过头来和后面的同学讲话,被数学老师发现了,主课老师很不满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学认为我儿子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一致要求把他调往后排,我没说的;但是否如此不能听你一面之辞。下一节是你的课,我们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测评,你先讲五分钟,我后讲五分钟,然后让同学们无记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并赔礼道歉,如果不是你也应该有个说法。

  二、就算我儿子有一次违犯了班上的纪律,但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为何只把我的儿子调往后排,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测评再来一次。

  三、我儿子是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倭的学生,理当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应该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请教因何把我儿子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

  听了我的话,李老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自操教棍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等不晓事又认死理的学生家长。结果读书人竟然率先恼羞成怒起来。

  “我干吗要你在我们班对学生讲话!我干吗要搞民意测评?我是班主任,想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我连排座位的权力都没有,我还当啥班主任!你说有别的原因,那你说别的原因是什么?”

  “我是来和你讲道理的,你这话就有点不讲理了,是你先说调换座位是学生的集体意见,我才有民意测评一说。致于别的原因,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不用我把话在这里挑明。”

  “总之座位我是调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把我的观点挑明了,我既然敢来找你,就不会怕你以势压人,这事我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这就去找学校的领导,如果他们不肯出面我就找媒体讨说法;如果媒体不理睬,我还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这么大,总有我说理的地方,就算真个没有我说理的地方,我还有最后的办法。”

  “你不妨把最后的办法说出来,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吓唬的。”

  “你看过《水浒》,应该知道武松杀嫂的故事。”

  “知道一些。”李老师的语气明显缓和下来。

  “武松知道哥哥被嫂子谋害后,第一步是干啥?”

  “去告官,结果官吏都被奸夫西门庆的银子打通了,不理睬武松的状子。”李老师的脸上有得意之色。

  “后来呢?”

  “后来?……”李老师的脸由红转青。

  “还是我来说吧,后来武松自己操刀把嫂子和奸夫全杀了!我不想走武松那条路,因为这事太小了,但如果李老师一定要把我推向那一条路,我也身不由己。你的文化和身价都比我高,不会为一点小事和我这个大老粗较劲吧?我给你三天考虑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后我儿子还坐在后排,我会找你的!”

  我头也不会地走出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第二天,李老师来电话了,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的同学某某也是他的好友,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把我的儿子调往前排。我知道这是李老师在给自己找台阶,就顺水推舟,也在话筒的另一端大声道谢。

  那位李同事的儿子也向前调了几排,但仍在第五排,他老兄认定我比他送了更重的礼品,对我的解释一百个不相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我的儿子不但没有再向后调动座位,李老师也没给他小鞋穿,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级升到重点初中。李同事一直在不但地给班主任送烟送酒,可儿子的座位仍象弹簧一样前后挪动,每向后挪动一次,李同事就要拎上高档烟酒上门一次......

  由此看来,不识时务也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如果中国多几位象我这样不识时务不随潮流不谙大体的学生家长,中国的教育腐败也不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这个最不应该出现腐败的地方,腐败的程度却骇人听闻。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果说老师的品格在整体下滑的话,部分学生家长又何尚不是始作甬者呢?

  儿子毕业一年后,我打电话请李老师吃饭,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莫明其妙,问请他吃饭为啥?我说不为啥,因为你曾经是我儿子的老师,现在我这里有几位教育界的朋友,想请你一道来聚聚,不知肯不肯赏脸?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他有新的老师,你应该请他们的。”

  “你永远是他的老师,请你是尊师重道,请他们性质可就变了。”

  “你这样的家长真是少见,现在的学生都忘师卖道,离校后不打老师的闷棍就不错了,尤其是我们小学的老师!这顿饭我一定要来,无论如何要来!!!”

  …………

  李同事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老实人,他的故事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同事的老实本份给他的儿子和中国的教育带来什么后果呢?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一是害了他的儿子,送烟送酒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许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他儿子的价值观发生病态的扭曲,认为天下事不需要正当的辛苦努力,只需要投机取巧就可达到目的,结果他儿子自此不爱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望子成龙的李同事在节衣缩食送出了不少高档烟酒后又整天愁眉苦脸为成不器的儿子唉声叹气。

  二是毒害老师的品行,给中国的教育腐败添油添彩。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老实家长,老师的行为才会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和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个后果的危害性比第一个要大一万倍!

  这就是老实人的好处!!!

  老实人最突出的个性是胆小怕事,息事宁人,在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宁愿自己付出代价也不敢讨还公道,就更不用说替社会申张正义和主待公道了。下面的一则事例更能说明传统中国人的老实本份背后隐蔽的灾难性恶果。

  去年无意间看了一本期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去一家中国餐饭进餐,不巧遇上了劫匪。

  劫匪拿着一把刀子(在美国人人有枪,餐馆的老板也有)指向掌拒,掌柜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多美元现钞全给了他。

  劫匪走后,中国顾客问老板为何不报警,老板说报警没有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那时劫匪已逃得无隐无踪了。

  中国顾客不相信老板的话,他听说美国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赴现场,为了证实老板的话是否可信,便作一次好事佬按响了报警号码。

  不想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两个警察,若无其事地做了一个笔录就走人。

  中国顾客义愤填膺,大骂美国警察混帐渎职。想不到中国老板仅然帮美国警察说话。

  “这也不能全怪美国警察,怪只怪我们自己当初不争气。说句凭良心的话,美国警察还是很不错的,既称职又不受贿。别的地方发生抢劫案,警察总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就我们中国餐饭例外。”

  “哪是为啥,美国人真的歧视中国人吗?”

  “那到不是,美国人的种族欺视并不象内地宣传的那样严重,造成目前的现状还是中国人自己。早期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餐饭遭受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当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报复,居然不敢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于是美国警察对来自中国案件的报警不再热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这幅现状。”

  “这里别的商店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抢吗?”

  “有是有,但很少,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只敢抢中国商店,因为抢别的商店风险太大,外国人不怕事,不但当场报警,还和劫匪搏斗,劫匪在得手之后很难安全逃脱。尤其是犹太人开设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问津。犹太人在遇劫之后不但即刻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碰上这样的硬对头,劫匪只好自认到楣,唯一的对策就是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商店,中国餐饭则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饭动手,犹太商店从未遭抢。就是那些中国人不敢出面指证而逍遥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国人的恩,过几天又照样来抢,好象不欺负中国人就天理不容一样。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我们这个民族也真是的!!!”

  …………

  看了这则故事,我想起折腾了世界政治近半个世纪的中东问题。几百万个犹太人居住在被敌意的阿拉佰人包围的一块弹丸之地上,承受着面积和人口大出上百倍的阿拉佰世界的压力,结果反而越来越强大,阿拉佰世界几次联合起来作出铲除犹太人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如果这块弹丸之地上(2.5万平方公里)居住的是几百万个中国人,诸位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犹太人能够在敌人的心脏长期生存下来并越来越强大,显然不是老实本份息事宁人的结果,而是拚死反抗任何形势的强暴和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老实本份在已知世界一再地吃大亏,十七世纪,可恨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华人进行了三次灭种式的大屠杀。我并不奇怪西班牙人的灭绝人性,而是奇怪这些屠杀何以能够成功的进行?因为华人的数量占绝对的优势。之所以这样,除了华人的不团结外,华人的老实和胆小则是问题的关键。一直到前几年,小小的印度尼西亚居然也无视北方那个强大国家的存在,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的街道集众抢劫华人的财产,屠杀无辜的中华男人,当众轮奸中华妇女……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暴徒在行凶之后居然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诸位不妨想想,如果行凶的对象是美国人,结果会是怎样?我敢说印尼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性的后果:中国人的老实怕事并没有造就他们奉公守法的国际形象,相反他们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还成为邪恶势力争相凌辱的最佳对象。

  这都是老实本份付出的代价,可见老实本份确然不是什么好的品质,至少不是什么值得稍称道和发扬的品质。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对老实人往往是很偏爱的,因为古往今来中国的国土上存在太多的暴徒和太多的非理性暴力,地痞流氓一直是中国历界政府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人都爱老实人,认为老实人不会侵害他们的正当权益,丝毫也意识不到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暴徒,就是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的缘故,可以说每一个暴徒背后都有一个老实人在为其输血打气。如果没有如此多的的老实人为暴徒提供极好的生存环境,暴徒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老实人不但造就了流氓地痞车匪路霸;还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造就了难以扭转的腐败和不公正!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所以中国理性的暴力太少,结果非理性的暴力因为没有“天敌”的缘故,得以迅速滋长蔓延。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看到了不少恃强凌弱的社会画面,可很少看到弱者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的镜头。

  综上所述,老实人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特点有三:

  一是老实人胆小怕事,遇事藏头缩尾,在自己付出代价的同时也助长社会的邪恶势力。

  二是老实人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更没有主见,喜欢和浠泥,办事能力极差,若把重大的事情交给这号人一定要出大问题。如果让老实人当皇帝,朝中绝对是坏人的天下。

  三是老实人没有原则,千万不可让这号人去主持公道,这号人连黑白都不敢说,就更不能指望他们区分正邪了。

  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一个拥有上述三个特点的公民是不是合格的公民?是不是值得称道的公民?当然不是,这样的公民应该越少越好!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暂居的小城破获了一个流氓团伙。这个团伙在当地作恶行凶了十多年,杀人、抢劫、强奸、强收保护费什么都干,团伙的头目更是恶贯满盈,群众一直对他们的暴行忍心气吞声,受害之后敢怒不敢言,害怕他们报复。头目在受审时,刑侦队员问他这些年作案频频得手的秘诀是什么,头目的回答竟然是那样的简单:

  “什么秘诀也没有,我一个大老粗,能有多少点子。现在作案很容易的,受害人都胆小怕事,既不敢反抗又不敢报警,所以每次都能得手。我刚出道时胆子也很小,后来就越玩越大了。”

  “难道就没碰过钉子?”

  “前两年碰到一个,在东门开鞋店的一个姓吴的蛮子,我上门收保护费,他不给,我拿匕首威胁他,想不到他小子比我还玩命,二话不说就抓起一把凳子往我头上砸,他老婆则抓起电话报警。我一看势头不对就跑了。”

  “那你事后有没有报复他?”

  “傻子才会去报复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崛脾气,带人去报复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样我也脱不了干系。我们只想发财,并不想和某人赌气拚死活。其实干我们这行的秘诀有一个,那就是识相,码头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每次选择的对象最好是胆小怕事的,自尊心强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时缩手,那样才不会栽跟头。刚出校门的小流氓不谙此道,绝果没几天就栽了。”

  …………

  这个头目被判了枪决。公判会那天,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声泪俱下地喊杀得好杀得好,人民政府万岁。我问他何以如此激动,他说这家伙丧尽天良,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强奸了。我问他当时是否在场?他拍胸回答说在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坏蛋强奸他女儿长达一个小时。我再问头目可曾绑他,他回答说没有;又问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么的,他说有,不但有凳子木棍,还有锄头。

  “那你何不称他施暴时一锄头挖在他的头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会报复的。”

  看到这样的国民,我当时的气不打一处来,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脸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坏蛋更该杀!!!”

  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老实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国民一直在恃强凌弱的暴徒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两个极端徘徊,敢于反抗强暴又奉公守法的现代公民则少之又少。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实和诚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爱撒谎和不诚实也是举世皆知的,别以为老实人会说真话,老实人一样在撒谎,一样不诚实,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更没有勇气说真话。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老实人往往最容易当汉奸,都是恭顺的亡国奴。他们宁愿妻子儿女被外敌凌辱,也不愿奋起抗暴向侵略者讨还尊严和公道。所以老实人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郑重地申明一个观点:别以为糊涂老实不是缺点,它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与邪恶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质的老实人群相伴而生。中华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于受尊重的不败之地,就不可再偏爱老实人,最好和老实的国民告别!

四、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摇头叹气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选拔文官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创收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怎会不知道?不就是贪污了国家巨款吗?”

  “那你说贪污了多少?”

  “他是一国总统,少说也贪污了几百亿美元吧,不然怎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呢”

  …………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水门事件”,就更不用说工人农民了。

  国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纵恿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不了打击贪污腐化的认识压力。如果贪污腐化是不治之症,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为何要花大力气去作没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去,使自己也成为能够贪污受贿的一员,在有生之年捞点好处。二是给了腐败分子饶幸心理。既然他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干吗不继续甚至进一步地腐败下去呢?三是让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们一心为国为民,自己甘愿清贫如故,可结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乐以权谋私的贪官,不但上司不高兴不升他的官,亲朋好友骂他不够意思,连普通国民也不认同,实在是太寒心了。结果如此,就没有多少动力继续清廉下去了。

(二)、贪污是因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养廉。

  也许是近十年官场的腐败一直呈上升趋势吧,国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认的“体制问题”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为 人们的共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在近几年不顾工人大批下岗的悲剧性现实,连续几次给公务员加薪,使他们的收入在原来的基础翻了一番。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普通国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波等国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贪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没有贪污受贿的必要。这种观点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美国的政务官和公务员的薪水在全社会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准,薪水甚至比不上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是医生和律师,可美国的贪污受贿极为少见。刚刚进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贿,还会控告给他送钱送礼的人是企图行贿。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则只有中等水准,每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主要是出于一种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日本的教育体制里包涵有大量爱国为民的积极内容,学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价值不是发财致富和娱乐享受,而是“自我实现”,积极主动地承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从事公务是承担责任义务最为直接的途径。新加波的官吏收入虽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较多,但仍比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远远低于中国某些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高薪并非养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清帝国在前期并没有设置“养廉银”一项,可国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每日的开销(包括所有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开支)也只有三十五两,其前身明王朝则为一万两;后期专门设置了“养廉银”,却养出了和珅这样空前绝后的大贪官——来历不明的资产折合白银九亿俩,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家人贪污的款项,应该不低于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广西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一把手”李乘龙,在县委书记的任上贪污了几千万巨款(仅仅查抄的来历不明资产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如果包括挥霍掉的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两千万元),按理他应该很富裕了,没有继续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后依旧更为疯狂地贪污!!!不少地方为了减轻用车和通讯上的腐败现象,对部分官员实行“交通费”和“信息费”补贴制度。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的结果怎样呢?官员一方面在每月领工资时堂而皇之地领取“两费补贴”;一方面打电话坐车照样不掏一分钱,单位的“两费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涨了不少。近几年公务员的薪水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幅度,按理腐败就该收敛一些,可实际情况呢???

  一个国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体制问题;二是素质问题。国家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机制,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也许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富国是我们的敌人,穷国是我们的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国、苏联两个军事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划分为第一世界(那时的苏联因为新闻封锁,外界对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据其夸大了几十倍的统计数据判定为仅次于美国的富国);英国、日本、欧共体和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称第一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对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骑墙派”,是改造和防范的对象;第三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是团结和支援的对象……之所以这样划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国主义,第二世界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死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和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内在的原因也许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国;第三世界是穷国;而中国也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站在反对“富国”的最前列,同时也竭力靠近发展中的穷国。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国内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拒绝富国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运送救济粮;一方面仍对我们的穷朋友承担责任和义务,继续把少得可怜的粮食运往越南和朝鲜……在外交上,既使富国对中国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没做好就会把中国人惹火;而对于实力不如中国的亚非拉穷国,中国人则表现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现了“栽林养虎,虎大伤人”的闹剧,我们宁可忍气吞声,也尽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国看我们的笑话。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达度上,这个众叛亲离的独裁狂人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一直都和他站在一边。可萨达姆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中国列为他最瞧不起的三个敌人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和顶天立地的钢筋铁汉,直到他站在总统位置上的最后一刻。

  诚然,英、法、日、俄等富国在近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天朝大国”的光环就是这些国家打碎的,不易忘记仇恨的中国人很自然会敌视这些国家;可单凭这点理由不是中国人仇视富国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并不大。他一没割地二没赔款(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办教育)三没划分势力范围,在抗日战争时还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怎样呢?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群去东北旅游的中国人在风景区看到了一尊纪念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阵亡的美国飞行员纪念碑,旁边还有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既然专门立了纪念碑,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认同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游客看到纪念碑的反应是:这是那个混蛋干的,怎么在中国的国土上给美国佬立碑呢?出于满腔的义愤,游客争先恐后地往纪念碑和飞机残骸吐唾沫,吐完后还要恶狠狠地往飞机踹上几脚……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除了说明这批游客素质低下外;还说明中国人对富国的仇视是如何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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