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穷国，虽然穷，但穷得很“硬气”，对富国有一股发自骨子深层的反感，就象中国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感一样；因此很容易把富国当成我们的敌人，就象当初把地主资本家当成人民群众的敌人一样。对于世界上的穷国，基于同病相怜或是能够找回部分优越感的缘故，也很容易把穷国当成我们的朋友。这种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心理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自认为血肉相连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脚注。越南的恩将仇报和印尼对华人的暴行举国皆知；非洲的穷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国要钱要援助，中国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他们则熟视无睹；鲜为人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鲜，他们的行为则更让“仇富爱贫”的中国人叹气。相比之下，富国的行为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恶。中东最富的国家以色列，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致对其大加评击，目的是为中东的阿拉佰穷国撑腰打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许想象不到，以色列并没有“投桃报李”作践中国人，它是整个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还有比北朝鲜富裕上百倍的南韩，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比北朝鲜友好得多。
这个认识误区的危害是：民族心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凭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凭心灵的好恶来支配外交策略。结果在认敌为友的同时，错过了对中国的文明进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国虽然在历史上给中国制造了深重的创伤，但今天的富国比先前明显地进步了，不再扮演历史上赤裸裸的强盗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其广大的殖民地都没有通过战争方式赢得了独立，连被誉为“英王皇冠上一个明珠”的印度，英国也主动放弃了对她的殖民统治。对于已经进步了的富国，中国人就不应该抱着过去的成见不放，不要拒绝和他们作朋友，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和富国作朋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摒弃心理上的偏见，在衡量敌友时不再以“穷富”来作尺度；应该站在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高度，用冷静理性的目光来寻找我们的朋友。在与别国建立朋友级外交关系时，有两个标准是不能放弃的：
一是对中国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应尽可能高，高素质的群体作恶的动机较小，同高素质的国民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四）、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
两年前，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的群情沸腾了。恶噩传来时，对美国一向没有恶感的我也热血上涌，一气之下摔碎了十个酒瓶，恨不得拿起枪杆上战场去和美国人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抗议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中国人都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佬的憎恨。最后，战争也郑重地进入了国民的议题，向美国开战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当政府对战争的呼声没有响应时，国民在街头巷尾纷纷指责政府没用，对政府不利的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对中美关系的各种无端猜测满天飞……
当我从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过来时，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政府，敬佩高层领导的冷静睿智和高瞻远瞩，敬佩他们最终没有听从大众舆论的呼声。无论美国多么可恶，无论美国佬 的暴行对我们的伤害如何巨大，我们都不能和美国开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还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响应民众的呼声，中美走向战场，我们拿什么和美国打杖？下面我们推论一下开战的结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两端，两国相距一万公里。一旦两国开战，陆军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空军和海军。我国的海空军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战舰也接近不了美国的海岸线……而美国的海空军可攻击全球的任何一个目标，其航空母舰战斗群可直接进入我国的领海，沿海的工业区进入其火力范围；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可深入中国内陆，很容易找到打击目标。战争的结果将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地方位于承受打击的最前沿，在战争中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一旦沿海经济区被摧毁，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受损失外，内陆次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内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经济，农税的绝大部分就是打工仔从沿海带回来的钱交纳的。沿海工业被摧毁后，打工的内地农民只好空手返乡，无钱缴纳农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毛泽东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五、极端与偏见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宽容”。
极端与宽容是格格不入的；极端的副产品是“盲目的仇恨”。
从童年时候起，国人的仇恨与极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心黑手辣”这个词语造句。那时的学校不重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准比现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学生则没有一个能组织一个通顺的句子。老师在无奈之余，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个“范句”供我们模仿。
“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
…………
那时每天上课前都要唱半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锋那样”，最后的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残酷无情”等最最丑陋的“贬义词”加在自己头上，也要对失败了且不再构成威胁的敌人穷追猛打。等真正的敌人打光了，没有了斗争对象时，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抓出几个人，冠以“阶级敌人”的头衔（如“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打斗；最后居然把亲人也抓了出来。正所谓“干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
那时中国人生活的首要主题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并且斗争的手段花样翻新，极尽残酷无情，总之是尽可能极端的方式。就算阶级敌人（多数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对革命队伍构成任何威胁，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运动，可如果“革命”本身毁灭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这样的革命就只有“名词”上的意义了。
不仅如此，连上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写了“痛打落水狗”这篇杂文，供后世的中国学生学习朗读。他教导中国人把“敌人”（此人并非真个罪大恶极，仅仅因为他没和自己站在一边，有时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已）当成一有机会就会咬人的狗，不能对他存有半点同情和幻想，即使对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为“死狗”也不能放过。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最最清醒的中国人之一，这从他的几篇小说，尤其是《药》可以得到证明。连他老人家也有这等极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鲁迅写得最多的作品是杂文，可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很难想象《阿Q正传》、《祝福》、《故乡》、《药》和《白光》的作者，在后期居然把"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等充满人身攻击的字句作为他作品的题目。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就这样在心灵深处播下了仇恨和极端的种子。
（二）
童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成熟了许多，可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是《象雷锋那样》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学校传唱，不同之处是和爱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况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后，又跟着唱“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二是在“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集团势力被消灭后，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复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样逞燎原之势。帮派和黑势力挑起的血腥械斗使中华大地没有宁日。
去年在家乡的那个小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买鞋时和店主发生口角，被旁人劝开了。按理此事不应酿成血案，因为蔡某和店主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争吵时没有造成经济或肉体的伤害；周围也没有蔡某的相识，不存在丢面子问题；至于口角时说的一些过头话也大可不必认真。可蔡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定店主泼了他的面子，一瞬间就对店主怀有“深仇大恨”，并发誓要报仇雪恨。如果当时气头上这样想还情有可愿，问题是过了三天后蔡某依旧怒气冲冲，竟然串通了四个同伙实施复仇行动。他们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刻拿着大砍刀闯进了这家鞋店，当众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还不解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刀砍断了已丧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俩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这个血案是国民极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为此事原本不可能酿成仇恨的，更不可能发展为手段极端的报复行动。可仇恨和血案居然发生？
如果说此事是为数极少的社会滓渣所为，因为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说服力，那么上世纪九十代年上半期发生在某座大都市的一桩惨案就绝非偶然事件，因为惨案的制造者是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
一个干警的妻子去找一位来自外地的锁匠配钥匙，锁匠不知道她是干警的妻子，就按例收了她五角钱（如果知道肯定不会收）。按理这个妻子不应怒火中烧：一则五角钱是个小数目，为这样的小钱生气不值得；二是锁匠并未多收她的钱；三是锁匠是街头小贩，属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值得和这等人争闲气；可干警的妻子居然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在丈夫面前告了一个恶状。他丈夫是一个男人，应该不会为这等不上筷的小事象女人一样怒火中烧，可他老兄居然也怒火中烧，心想一个不起眼的他乡小贩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配把钥匙也要给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老子的厉害！他没有象蔡某那样等三天，而是马上把想法付诸行动，即刻喊来另外的三个干警，快速赶往现场，抓住那个锁匠一顿拳打脚踢，最后的战果是把锁匠活生生地给打死了！
一个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大动肝火，并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公报私仇，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
（三）
中学时代看《世界历史》，看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总体观点是歌颂和赞美，誉之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得胜的美国人被描绘成正义的英雄；南方失败的美国人则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牛鬼蛇神”。前几天又重新翻开《美国史》，不过是英语版的《美国史》，也就是美国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政府仍是南北战争得胜的美国人的后辈，在撰写这段历史时自然会颂扬自己的祖先，同时贬损并攻击祖先的敌人。我翻到南北战争这一页，美国人对这段战争的评价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是你很难看出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二是南军总司令李将军被描写成一个德高望重用兵如神的绅士和军神，北军在战场上的行径则丑态百出；三是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和失败者一样大；四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奴隶主挑起的以“废奴运动”为中心的战争，北方的战争动机也是大可怀疑的；五是这场战争并不是一段有利于美国进步的光辉历史，而是美国历史上令人痛心极首的一首，对美国的消极影响比“珍珠港事件”还要大……
看了美国人写的“南北战争史”，我终于明白自那以后美国本土为何没有再爆发一次自相残杀的内战。得胜的美国人正是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善待那些失败了的政敌，消除了内战造成的心灵创伤和民族裂痕，重新恢复民族的团结。当失败者面对一个不停自责自省的胜利者时，他的自尊心就会较少受到刺伤，复仇的冲动也会很难唤起。如果胜利者不停地夸耀自己的胜利，嘲笑对手的失败，不明智地刺伤对手的自尊心，对手复仇的冲动就会一浪高过一浪，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并创造机会报仇雪恨。
中华民族的仇恨和极端心理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青少年时期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报仇雪恨就象爱情一样成了这些小说的永恒主题。相比之下，美国最有影响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巨著《GONE WITH WIND》（中文译为《飘》或《乱世佳人》）的主题就是不要仇恨和内战。和这一目标相适应，得胜的美国人把失败的对手描绘成可尊可敬的绅士；把自己贬损为灵魂卑微的投机政客......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在临死之前有立遗嘱的习惯，有头有脸的人立文字遗嘱；普通人也有口头遗嘱。遗嘱的内容不外乎两大主题：一是财产的分割与继承；二是谁是他的仇家，要后人记住这个仇家，把报仇雪恨作为后人生活的一大主题。后人因此陷入仇恨的痛苦之中，死时又把这个痛苦传给活着的下一代，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盲目的仇恨和极端的情绪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一是在中国这块本应该很文明很仁慈的土地上产生了人类世界最野蛮最残忍的折磨人的刑罚。二是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很难形成一股抗击外敌的合力，用“一盘散沙”来形容并不过分。这点可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找到佐证。自宋王朝以来，中国整体被外族奴役达四个世纪，半数以上沦为亡国奴近六个世纪。而奴役我们的外族在军力上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则是百分之一的悬殊比例。三是政体上容易产生极权体制，贵族政治的架构不是有限王权而是君主独裁，多数人的意见被漠视；平民政治则是戴着“民主”面具的暴民政治，少数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如文化大革命）。
（四）
一个人的情绪一旦有极端倾向，就会产生固执的偏见。
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俄罗斯，但中国人最仇视的国家却是英国和美国。
对英国的仇恨情有可愿，因为这个国家率先用暴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迫使当时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让一向有着很强优越感的中国人丢尽了脸面。对美国的仇恨则更多源于民族的偏见。这个国家伤害中华民族的暴行比任何列强都少，没有割中国一寸土地也没有强迫中国赔款（庚子赔款返回中国办教育），相反在两次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站在中国一边（十九世纪末的列强瓜分中国危机和中日战争），中国的第一批新式学堂就是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的。可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大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大于象野兽一样撕裂凌辱中国的日本和恩将仇报的越南。同样的一件摩擦纠纷，发生在别的国家也许只被看成一个可以平心交涉的局部突发事件，发生在美国则会招致中华民族整体对抗情绪。中国人在现代发生了很多次反美示威游行，最大的一次是上世纪中期美国兵强暴中国学生的案件。那时美军刚刚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个别驻京美国大兵得意忘形，竟然违反军纪强暴了一名中国学生。尽管这几个兽兵受到美国军法处置，可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还是走上街头，表达了仇恨美国等内心深处的呐喊，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教授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轮奸了成百上千名华裔女子，中国人却没有上街游行。
有一天无意看到一则《魔鬼词典》，其中“英国”这一词的解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省”，大意是讽刺英国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两国将来有合二为一的迹象。众所周知，美国并未对英国施加任何经济军事压力，英国跟着美国走显然不是屈服于某种情势，而是两国的亲密程度已超越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之间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这种现象实在叫人难于理解，因为美国最先的宿敌就是英国。美国早先是英国的殖民地，十八世纪中期美国人在波士顿郊外的列克星敦打响了反英战争的第一枪，经过六年六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三十年后英国又再次侵入美国的首都，放火焚烧了总统府。战后美国政府只好在烧黑的墙壁上涂上一层白灰，才能让这座浴身战火的建筑物恢复办公效用，这就是“白宫”的由来。按理这两上国家的仇恨是无法调解的，就算勉强调解了也有诸多隔阂，不可能达到亲蜜无间的程度。今天的情况是两国亲蜜得就象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只消看一下《美国史》就可找到答案。按常理美国人在描述独立战争时一定会采用史诗性的笔调，把这场战争描述成极尽美国人亮点和英国人暗点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可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不但没丑化英国人，相反看完这段历史后读者仿佛觉得道理更多地站在英国一边……
英国率先撕裂了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伤害不容轻描淡写，但比起英国对美国的伤害，这种伤害可以成为永久的痛但不足以成为永久的恨。连英美之间的那种仇恨都可以化解广于无形，我们因何不能尝试彻底化解对英国的仇恨呢？
就算一个国家和民族真个成了我们不可调和的仇敌，我们也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再恶劣的民族也有他们优势，打败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优势，使其失去所长。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糟白地全盘否定他们，他们的长处就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个民族也有很多中国人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也是人口和国土大大小于中国的日本能够一再有能力伤害中国的原因。面对这样的敌人，我们除了在内心深处不忘国仇家恨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习他们的优势，汲取他们的长处，然后打败他们，最起码不再被他们伤害。如果我们采取极端的手段，对来自日本的一切全都怒目以视，最后的结果就会事与愿违。
在西方列强中，中国人映象最好的是法国，原因不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友好，而是因为它经常和美国唱对台戏。其实这也是偏见在起作用，中国在进入关贸总协定以前，美国尽管提出了很多附加条件，但最终还是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在对美贸易中每年都有几百个亿的顺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振兴。相比之下，法国则根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除了英美两国外，能反映民族偏见的典型例子还有以色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以色列是中东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伊拉克国民素质比犹太人低得多，草菅人命的暴君萨达姆则把中国当成他的三个主要敌人之一。中国人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如何呢？中国的主流媒体已经给予了从所周知的回答。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被证明生命力最强，应该很成熟的中华民族，应该拥有平和冷静的心态，用不偏不倚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今天的世界。偏见会使民族智慧屈从于民族情感，对一些有益中国文明的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无益中国进步的民族怀有莫名其妙的同情，都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会使中华民族偏离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常轨道，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民族偏见并不单纯源于执政集团的有意引导，而更多是国民偏见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有不少英明的执政者本身没有任何偏见，但他的行政措施却不可避免地受国民偏见的左右。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外来的文明成果输入中国时，最先接纳的往往是上流社会，中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则固执地排拒。人民群众总是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执政集团不可能长久并完全漠视他们的偏见，有时会暂时屈从于这种偏见，如慈禧太后任用义和团……
但愿中国人能从仇恨、极端和偏见中走出来，用一种明亮积极的心态去拥抱并享受新世纪的最新成果！
六、“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位历史学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他老兄的说法尽管有失偏颇，但官僚主义在中国确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
所谓“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声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如工程师相当于正科级；教授则相当于正县级……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起源于秦王朝。王朝的创始人赢政为了削弱地方势力，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国废除王侯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任命各级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自此“官吏”就是权力的象征，权力能够带来财富和地位，因此官吏成为社会最尊贵的阶层。
“官本位”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兴盛。科举制度是专门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对象是全体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当这个“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科举制度起源于随王朝，定制于唐王朝，到宋王朝时才成为一种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时才由兴盛走向成熟。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武人策动的兵变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又一次“陈桥式兵变”，赵匡胤大量任用文官，来限止武将的权力，同时扩大官吏数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个将官集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巨大权力。结果官吏的数量成倍膨胀。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时走向了极端。明王朝以前，社会价值除了以官来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决定社会价值。一个人的音乐、绘画、书法才能，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果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他没有当官，依旧能够得到社会的部分尊重和认同，有些拒绝当官的隐士甚至于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外到了明王朝时就永远成为历史，开国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蛮且愚蠢到不准人当“隐士”，否则就要杀头！社会的各个细胞自此被“官僚主义”普遍并彻底地浸润。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阴魂在现代中国无处不在，在近期还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蜜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象由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褂，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赅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义”，同时展示“礼义之帮”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义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象。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