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作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象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陌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作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璜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讯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作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喧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义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饲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如果命运把一个较大的官帽子（一个县长就足够了）扣在我头上，我一样会自不量力地跃跃欲试，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骂官，一方面又热切地希望挤进官场分一杯羹。
…………
综上所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遗害至深，阴魂不散，其阴影在今天还有加重加深的趋势。“官本位”文化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并存，要想彻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引强大深厚的影响力，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过着比普通公民舒适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应该享有的与公务无关的特权取消，官场就不会拥有如引强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会一边骂官一边想当官。“官本位”文化也会真个地成为历史。
体制是“官本位”文化的护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须从体制着手！
一个有良心和责任心的中国人，应该对“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七、中国人心底的毛泽东情结
“毛泽东情结”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有点陌生，但听者很容易理解这个词的内涵，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一情结。
每逢乘小车外出，无论是进口车还是国产车，都能在挡风玻璃位置看到悬挂着的毛泽东画像。司机说毛泽东画像能镇邪，挂上他行车较为安全。
经常听见年长的国人发泄对现社会的不满，发泄完后常常要补充一句：“还是主席的时代好”。
美国佬的导弹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国使馆，国人在义愤填膺之余，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若是毛泽东在位，美国佬敢吗？”
…………
毛泽东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出生于穷乡僻壤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的儿子，能够统领群雄逐鹿中原，沿途推毁所有的抵抗，成为六亿中国人的主人，这件事实本身就无可辫驳地证明了毛泽东的超群能力。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是变幻莫测的，由一系列“运动”组成的一连串一反常态的变化构成毛泽东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中国是一个崇尚宁静不尚变化的农业国，毛泽东的政治活动打乱了中国几千年静态保守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并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持久深厚的烙印。
诚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对中国的影响能和毛泽东相比。尽管这种影响有正面的和负面的。整整一代中国人都在毛泽东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为和命运完全不受毛泽东影响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的。不仅在毛泽东在世时如此，就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二十八年，相当多的中国人血管里仍流淌着毛泽东的“余音”……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人把他誉为“红太阳”，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红太阳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一九五六年前的毛泽东是初升的红太阳，五彩的红霞象征毛泽东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活，不断上升的一轮红日为中国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一九五六年后的毛泽东则是夏日正午的太阳，每个中国人都得忍受红太阳在激动时放射出的炽热灼人的光线的炙烤。
毛泽东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作为一个空前绝后曾被誉为红太阳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的功绩是无人可及的；和战争年代毛泽东创立的光芒万丈的武功相比，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犯下的错误也是无人能及的。象五七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领袖人物绝不应该犯下的错误，毛泽东都一一犯下了，并对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六之后才有记忆和思想的，他们经历的不是红太阳的上升时期而是毛泽东的晚期，体验到的不是旭日的瑰丽红霞而是正午夏日的无情炙烤，按常理不应该一往情深地怀念毛泽东的，更不应该产生社会性的“毛泽东情结”，可毛泽东情结居然产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下面几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现存的社会问题使中国人怀念并呼唤毛泽东。
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和黑社会猖厥是现代社会的三大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廉洁、平均和秩序。
腐败、不均和黑社会是今天的中国执政者最为头痛虽经多方努力仍无显著效果的社会问题；这三大问题毛泽东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贪污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贪污的数目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不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承受的。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县委书记居然在三年一把手的任期内积敛了一千四百万元的不明资产（广西玉林李乘龙），如果包括挥霍掉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三千万！这样的县委书记居然还升了官（上调到玉林市任副专员）？！安微亳州的一个县委书记在新上任的那一天，居然在县城举行只有国家元首才可举行的阅兵式，站在敞篷车上接受一千多名武装干警的夹道欢迎。这样大的越级越权事件居然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未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并且照样升了官……
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贪官，如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但贪污的数目和今天的贪官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很快受到毫不留情的赝惩（二人被判死刑，毛泽东没有因为他们是功臣而“特赦”他们）。当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反贪反腐越反越腐时，国民就会呼唤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文明世界有一种更为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能够从根子上消灭贪污，只好求助于毛泽东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相对平均的社会，国民收入拉开的距离不大，一富俱富，一贫共贫。那时尽管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国民仍没有作乱和聚众向政府要饭吃的倾向。因为那时几乎没有富人，全国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饿。今天的中国人虽然吃饱了肚子，但内心的不平反而比挨饿时增长了许多，原因是社会的贫富悬殊在一天天拉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界定的安全警戒线。当农民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大批失学时，百万、千万和亿万富翁正以几何级数增长，并在显耀的场合一掷千金炫耀他们的富贵逼人。尤其是当平民发现那些富人的巨额收入不是靠勤劳和智慧挣来的，多半是非法收入时，平民的不满和不平上升到了顶点。
黑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猖厥到这样的地步，几乎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它的危害。东北的一个帮派头目在过生日时，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前去送礼，负责社会治安的警察局长居然负责为他收受并登记礼金……毛泽东时代是没有黑社会的，地痞流氓要么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要么被送往监狱和刑场。那时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一个镇只有一个负责治安的“特派员”，在公众场合打架斗殴的行为极为少见。今天一个镇的警察膨胀到几十个，可暴力伤害随处可见。原因自然是司法腐败，有些地方的警察不管治安只管要钱；有的甚至警匪合流，警察流氓联起手来坑害守法公民。
上述的现象形成了三个鲜明的对比，使中国人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越来越呼唤毛泽东。
二、主流媒体的片面宣传不切实际地神化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伟大是无庸置疑的，但伟人并非没有缺点，他一样会犯错误，如果他的权力不受限制，他甚至会犯下令国家民族不胜负荷的重大错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体制，毛泽东的意志几乎无人能够违抗，否则就会被“批倒批臭”，所以那时毛泽东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这种无限权力的鼓舞下，毛泽东犯下了今天的国家元首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如人口政策的失误，使后世的中国得背负百年以上的历史包袱；五七反右，使本来就不充分的国家智力受到重大伤害；总路线大跃进，把全体国民推向遏斯底里的非理性状态，主流媒体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居然达到了十多万斤；文化大革命，竟然号召中国人分成你死我活的两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理性和文化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后世的中国人不应该回避。只有客观勇敢地面对这些错误，我们才能够从中汲取教训，警惕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伟大的邓小平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八十年代前半期，遍及全国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这使人想起今天的北朝鲜）被拉倒了，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从高不可及的神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造神运动”在那个时期似乎永远地成为历史。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主流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再现毛泽东战争年代“丰功伟绩”的电影和电视剧一部接一部地被制作出来，从《三大战役》、《大决战》到《长征》，毛泽东在国人心中又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和军神；可再现毛泽东后期失误的影片一部也没有。当媒体只宣扬一个人的优势和闭口不谈他的劣势时，这个人就很快地被神化了。
三、世纪末的自然灾害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改革开放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采伐，大自然的承受力终于达到了极限，并在二十世纪末实施它的连环报复。一连串的水旱蝗灾在中华大地交替施展大自然的淫威，八八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九八年百年未遇的洪水给中国人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近几年特大洪涝过后的大面积干旱，对农作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给农业送去急需的生命之水，使农作物保住了大部分的收成，大面积的饥荒并非只是冬天才会发生的故事。
当中国人在炎炎烈日之下目睹着一条条灌溉渠把生命之水送到干涸的农田时，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毛泽东。无论他们先前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何，这时都会无一例外地感念毛泽东！水库渠道流淌的生命之水洗净了毛泽东身上的任何污点，使老人家的形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国民的健忘症和国际知识的缺乏是产生“毛泽东情结”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误区的产生基于国民的健忘症和国际知识的缺乏。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有自我意识。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那时正值毛泽东时代晚期，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生活必需品极端馈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农民连肥皂、火柴、染料也买不到，就更不用说食糖和布料了。农民只好重新把火镰找出来敲石取火；用草木灰和一种青草混合成泥浆状给织成的土布着色；用砸碎的皂角代替肥皂洗衣服……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没有印象，如果想获得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不妨去邻近的北朝鲜看看，今天的北朝鲜和七十年代的中国差不多。那时的中国差不多已倒退到原始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的人是难得有舒服和幸福感受的，年龄比我大的国民应该有更为生动深刻的记忆，如果有记忆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情结”，可“毛泽东情结”在比我年长的中国人中也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国民的健忘症在起作用。
毛泽东在惩治贪污腐败，消除贫富悬殊和打黄扫黑方面确然取得了今天的中国人不易超越的政绩，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起来他并非作得最好的人物。世界上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从体制上铲除了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年要为社会下层的国民支付巨额的福利开支，这个数目有时甚至达到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时代并非没有腐败，只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今天主要表现为经济腐败，那时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腐败。官吏滥用职权的现象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中打死人只是小事一桩，绝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一个小小大队书记（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书记）的权力和土皇帝差不多，居然掌握着全大队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和部分生命权，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他所在的大队，连招工进城也得他们点头才成！下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一个生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组长）也可利用派工的方便，恣意占有和侮辱别人的妻子而不受惩罚……
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黑社会和黑势力，但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却从未停息过，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体国民被毛泽东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人为地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行明火执仗的械斗，连火炮和机关枪也在和平时期的内斗中派上了用场。
美国并非只在南斯拉夫炸过中国的大使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向越南的中国大使馆投过炸弹。但毛泽东也没有正式向美国宣战，那时中国介入朝战和越战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不是政府行为。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向美国本土投过一枚炸弹。今天的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毗邻的国土上对美国佬实施报复行动，所以也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政府比毛泽东软弱。
就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水利工程，也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不能说只有毛泽东才会修水利。任何人民的政府都会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些建设包括水利和各项公益工程。各界政府对建设的项目各有侧重，毛泽东钟情于水利工程，今天的中国政府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把今天的中国公路和毛泽东时期的公路相比，水利工程就不只是毛泽东才会制造的“亮点”了。
…………
综上所述，“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有倒退倾向的社会思潮，是国民对现社会不满的曲折心理反映。
“毛泽东情结”并非紧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产生，只是近十年才在国民心中植根并迅速蔓延的一种社会思潮。八十年代上中期，国民对毛泽东并无太多的好感，那时八亿农民最爱戴的领袖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让农民真个走出了饥饿和寒冷。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推倒代表“偶像崇拜”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雕刻有毛主席指示的混泥土建筑物）时，国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舍的情绪，因为那时国民对毛泽东时代的饥饿还记忆忧新，对邓小平政府带给他们的丰衣足食也感触至深，加上那时的腐败也不严重，所以毛泽东在国民心中没有市场。
“毛泽东情结”容易主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心灵。老年人的“毛泽东情结”是“怀旧”和渴望安定的心理折射；年轻人的“毛泽东情结”是基于“偶像崇拜”，因为他们不了解毛泽东，他们心中的毛泽东只能影视屏幕上那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伫立昆仑山顶“欲与天公试比高”，经过高度美化的神话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毛泽东情结”基于国民对现社会的不满，并非是真个憧憬毛泽东时代。如果让他们回到连肥皂火柴都买不到且吃不饱肚子的岁月，他们要不了几天就会受不了。今天的北朝鲜和毛泽东时代如出一辙，让吃饱穿暖的中国人去做几天北朝鲜人，他们能不跑回中国吗？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今天的中国政治有多少失误，也无论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的不如意，今天的中国毕竟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进步一些。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理性的体制来“净化”中国，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绝不能走回头路。
八、中国人的仇外情结
（一）
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是由来已久的。远至一百年前死人千万的义和团运动，近至两个月前的赵燕事件；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洋文明国家)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理应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和较少的狭隘民族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前的赵燕事件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那样酿成广大而深远的社会灾难；但事件的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尽管他们的苦难主要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造成的，可当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生活，加上权力人物的有意识误导，他们直觉地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外国人造成的，并因此滋生出强烈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简单：先前没有外国人时他们的生活好象过得很好(清政府的腐败在加剧，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每况俞下)；现在有了外国人他们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国人在捣鬼才怪!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非理性暴力团伙，并很快汇聚成一个足以能够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团。暴力的矛头直指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士。不但杀有可能作恶的外国人，连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外国人的家属(老弱妇孺)也一律格杀无论。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因为外国人阻挠她毁掉"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缘故，竟异想天开地利用义和团的暴力来对付外国人。义和团的大运来了，不过这样的大运往往是大灾的前奏。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开进北京，把屠刀对准任何一个能抓到的外国人。当没有外国人可杀时，就杀中国基督教徒和为外国人作事的中国人。当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杀光时，再屠杀使用外国货物的所有中国人，结果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____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一空，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引进外国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护平民百性的两样法宝，义和团从理性上应该喜欢这两样东西，遗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没有理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慈禧太后当初只杀了六人，和义和团相比着实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因为杀了六个维新党被后世的史学家千万次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可义可团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维新党竟然没挨史家家一句谩骂。历史在执行双重标准时着实让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沉重和窒息。
接下来回顾一下赵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从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赵燕于12日持B1／B2签证到华盛顿、费城洽谈生意。工作结束后，她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赵燕说，旅游团抵达瀑布区后，她和另外两位女团员黄宁和谢芳步行到距离下榻旅馆仅10分钟路程的彩虹桥，准备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她说，那时她们纯粹是因为桥附近的小白屋里透着灯光，才好奇地探头看。当时只看见有一名警察，地上还躺着一个黑人。警察摆手让她们过去。同伴问："警察是不是让我们过去帮忙？"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名执法人员冲出屋外，另外两位女团员很快跑离现场，但赵燕并没有转身跑走。她说，"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掉？而且转身跑是很危险的"。她伤心地说，"没想到就这样，我遭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暴力对待。"
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尽量说明我的游客身分，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在律师事务所里，赵燕双眼因胡椒水仍红肿不堪，不时有泪水流出，在诉说事发经过时泣不成声，已分不清是眼伤还是心酸的泪水。
赵燕继续回忆说：“后来，一名女警察看我实在可怜，就用水帮我洗眼睛，连脖子上都是胡椒水，连续冲洗后才稍有缓解。”赵燕说，“他们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机、相机全被摔坏了。我不断告诉他们，我的手包里有护照、签证和机票，这时其中一人看了护照，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来看情况实在严重，他们才把医生叫来，把我送到医院。”
23日，赵燕在当地朋友的协助下来到纽约"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委托李根律师全权代理此案，状告"联邦政府雇员对无辜平民施暴"。李根对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证工作已在当天完成，带头野蛮殴打中国公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罗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被控一项刑事攻击他人罪。虽然法庭允许他以5万美元保释，但在被检控期间职务被冻结，并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师表示，赵燕当时是在允许一般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员逮捕，当地没有任何警示限制游客行动。李根说，不论民事诉讼可以拿到多少的赔偿金，也无法抹平赵燕心灵的创伤。李根建议索赔金额500万美元，以弥补赵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爱民23日下午代表总领事刘碧伟前往探视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殴伤的赵燕。总领馆侨务组长唐立说，赵燕的伤势，连为她拍照存证的领馆官员都看了吃惊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国国务院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表示对此案严重关切，要求彻底调查事情的始末，严惩应该负责的人员。
赵燕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宣传媒体竟相抓住这个足以煽动国民仇外情绪的新闻热点，连篇累觌地报道了赵燕事件的经过，末尾自然要符上一长篇质疑并攻击美国且带有浓烈火药味的评论。有关事件经过的报道越来越离谱，失实的成分也越来越多，沿着美化赵燕和丑化美国的轨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赵燕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有关她的“英雄”身世和创业奇迹被无聊文人一个又一个地炮制出来。
因为中国的政治日趋成熟和理性，赵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体上炒作得很火爆，没有酿成实质性的仇外风暴，说明今天的中国较之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要进步一些，尽管前进的步子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除了在义和团式的直接暴力对抗中表露无遗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经常采取自伤性的强硬姿态。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么姿态，对外强硬或软弱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均均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著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美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中国人基于情感上仇外的动因，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偏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心，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在外交上经常不明智地采取强硬姿态。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对外强硬似乎就是“爱国”。其实强硬外交不一定就是爱国，有时甚至是害国害民。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如果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也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对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样忘恩负义时，对外强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弱小的一边，对方又不那么夺夺逼人，我们还有回旋余地时，对外强硬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因为强硬的结果不但讨不回公正和损失，相反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一只兔子因为饿狼对它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就沉不住气冲上去搧饿狼一耳光一样。如果某个富强的大国在主流上对我们友好，只在细节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并且真个有帮助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因为细节上的分歧采取强硬不合作的姿态，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强硬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样的强硬就是自伤性的，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和德国，他们如在战败后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强硬姿态，这两个民族就会灭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们在大敌泰山压顶时选择了软弱，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远远超过战胜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实力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因为强硬外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蒙古大军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时，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军乞和，蒙古答应了，并派出使节去南方洽谈和平休战的具体方案，可南宋的“爱国将领”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节杀掉了。结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胜的大军象盛怒的狮子一样挥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国领土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整个中华民族成为蒙古的亡国奴。
（二）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史时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是中国人仇外心理产生的原动力。
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这个国家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环绕着小国寡民式未开化野蛮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夷狄)。这些"野人国"的文明程度比中国低得多，争着向中国进贡，为竞争进贡资格相互间争斗得头破血流，获得向中国的进贡资格是各国的最高荣誉。基于这个民族认识上的误区，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面对仆人式的优越感，甚至不承认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在十三世纪的元帝国以前，中国确然是地球上难以超越的庞然大物，国人的优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国以后，当欧洲各国因机制更新大踏步前进时，中国则因机制衰老而大踏步后退，结果很快落在欧美发达国家后面。尽管中国事实上不再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可中国人依旧在心理上"领袖"如故，对世界各国抱有的优越感如故。
中国人对其它民族的优越感可以从早期臣民对外国的崎形认识中得到佐证：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物。这些人居然成人之后还以动物奶水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样茹毛饮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长期食用会在肠胃郁结腐败，结果外国人的口味奇臭难闻。因此每个外国人身上都备有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一是"大黄"，一是"茶叶"。大黄清洁肠胃，茶叶掩盖"口臭"。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出产(事实并非如此)，外国人必须与中国通商才能获取这两样东西，因此中国是外国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国断绝对外贸易，外国人就得不到茶叶和大黄，就只有死翘翘。因此中国经常用断绝对外贸易的方式作为对那些表现不够恭顺(也许实际上恭顺)的国家的惩罚，就象几年前美国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一样。不仅如此，外国人的长相奇丑无比，红头发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在中国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实上剃掉半边头发并在脑后拖着一条长鞭子的满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种种"劣根"使外国人很难被拥有强烈优越感的中国人瞧得起。
一八四0年的中英战争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两千五百个红胡子英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印度雇佣军)进入面积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万万国民和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竟然攻城略地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逼得天朝大国割地陪款......
中英战争使国人睁大惊异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中国强大的国家!中国人的震惊和不快是可以想见的，对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英战争只是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动摇。如果没有随后的一系列履战履败的国际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动摇的优越感本可稳定下来，就象中国人在外族(女真、蒙古、满清)入侵时沦为亡国奴后又能很快找回优越感一样。
注意中英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上有这么一条：“中国对英国不再以‘夷狄’相称，两国间的外交应以平等方式。”那时战胜的英国对战败的中国只要求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说明中国的优越感对外国构成多大的伤害。英国人撤军后，中国人依旧称呼外国人“夷狄”如故。
十六年之后的英法联军战争(中国人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去北京进行停战谈判的英法使节拒绝在晋见中国皇帝时屈膝下跪(战败的一方要求战胜的一方下跪实在是怡笑大方，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这个要求好笑)，还企图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建立外国使馆？!把天朝大国的元首咸丰皇帝活活气死!高高在上的皇帝被外国人气死，小民百姓的优越感也就无以自存，延续五千年之久的民族优越感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更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竟然被昔日恭顺的学生在天朝大国的国土上击败，并且败得很惨，除了割让富庶的台湾外，还赔偿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为中英战争所付赔款的十倍)。优越感很强的中国人自此陷入了不可救药的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