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任帝李纯：八０五--八二０年在位，为宦官陈弘志所杀。
十五任帝李恒：八二０--八二四年在位，为宦官梁守谦所立。
十六任帝李湛：八二四--八三六年在位，为宦官刘克明所杀。
十七任帝李昂：八二六--八四０年在位，为宦官王守澄所立，在位期间发生"甘露事变"，包括宰相在内的高级官员数千人，被宦官屠杀一空。
十八任帝李炎：八四０--八四六年在位，为宦官仇士良所立。
十九任帝李忱：八四六--八五九年在位，为宦官马元贽所立。
二０任帝李 ：八五九--八七三年在位，为宦官王宗实所立。
二一任帝李儇：八七三--八八八年在位，为宦官刘竹深所立。
二二任帝李晔：八八八--九００年和九０一--九０四年在位，为宦官杨复恭所立。即位后和宰相韦昭度力谋振作，企图限止宦官权力，结果被宦官联合亲信节度使打得东躲西藏，后被宦官刘季述囚禁，迫他传位给太子李裕，一年后虽被仍然忠于皇帝的宦官救出复位，但已完全被宦官控制。
看了上述这些皇帝的遭遇后，也许有人要问，禁卫军历来都有统领，他们为何没有构成对皇帝的威胁，而宦官掌握禁卫军后却可以随意废立皇帝，难道非宦官统领的能力不如宦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非宦官统领的能力应该高于宦官，但他们多少有点原则和节操，为人处事比较注意社会舆论的反映，也会顾及行为的后果，不会轻易去犯叛逆大罪，一旦失败不但身败名裂，还会殊连九族。宦官则连最起吗的节操都没有，行动起来也会不顾后果，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名声可败坏且没有亲属可殊连，因此他们掌握军权的危险性比正常人要大得多。可见皇帝当初为了防止武人干政而把军权授与宦官等于是用毒蛇来替代老虎，后者的危害比前者要大得多。
第二次宦官专政使一度强盛并给世界带来巨大震撼的唐王朝朝纲紊乱，象一个奄奄待毙的病人苟延残喘，最终酿成黄巾民变后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农民领袖黄巢在对富庶的江南和中原作彻底的破坏之后，挥师西向，攻陷了唐帝国的首都长安，禧宗李儇沿着爬灰皇帝李隆基当年逃亡的老路再度逃往四川。这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抗暴虽然最后被平定下去，但中国已支离破碎，农村遭到彻底的破坏，所有军区无一例外脱离中央自行割据，互相攻战更烈。皇帝命令不出首都长安，宰相和宦官，分别跟军区司令官勾结，各人寻找各人的利害关系。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剩下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当宦官把唐王朝往坟墓里推进时，自己也在亦步亦趋地向坟墓跟进。二任帝李晔复位后，宰相崔胤建议皇帝乘着这个机会使禁卫军摆脱宦官的掌握，任命正规军出身的将领担任司令官。李晔不肯接受，表面上是顾及骤然间改变百余年的传统会招致强烈反应，实际上他仍然觉得宦官比任何人都可靠，家奴总是家奴，只要任用驯服的家奴就行了。于是他任命最亲信的宦官韩全海、张彦弘接任左右军司令官。
宦官对几乎剥夺了他们军权的崔胤恨之入骨，他们勾结凤翔军区节度使李茂贞作为外援，准备向崔胤下手。崔胤也知道自己的危机，就向宣武军区节度朱温靠拢。于是第一次宦官时代发生的故事再度重演（那时大将军何进为了铲除宦官，密令凉州军团司令董卓进京救驾。董卓进京后大权独揽，皇帝成为傀儡）。崔胤给朱温写信说奉有皇帝密旨，命朱温发兵救驾。朱温，这个地痞流氓出身的恶棍一把抓住这个上天掉下的馅饼，立即统军西上。韩全海得到消息，强迫李晔投奔凤翔。朱温围攻凤翔，凤翔坚守两年，可怕的饥饿使它不能支持。九０三年，李茂贞只好把韩全海、张彦弘杀掉，跟朱温和解，送李晔回长安。朱温迅雷不及掩耳地派军进入皇宫，对宦官作彻底的屠杀，包括新任命的两位禁卫军司令官和大多数无权无势也属于被迫害的小宦官在内，共五千余人，全部死在乱刀之下。派往各军区担任监军的宦官，朱温也命李晔下令，一律就地处决。第二次宦官时代就到此结束，跟第一次宦官时代斩尽杀绝的结局完全相同。
四、第三次宦官专政
第三次宦官时代发生在中国最为专制也最为黑暗的明王朝，始于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
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时代，占据了明王朝将近五分之四的时间，相当于当时一个人平均寿命的四点五倍。
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一次比一次的时间漫长，说明中国的封建王朝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第三次宦官专政是极权体制和皇帝懒惰无能的产物。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朱姓皇族的江山永固，创立了一整套便于集中权力的极权专制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全国主要的政务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各级官吏只能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没有任何决策权和变通措施。极权体制有效地防止了权臣乱政，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更大的问题，即皇帝一人的能力和精力能否应付得了一个庞大帝国千变万化的政治。如果皇帝英明勤奋且统治的又是小国寡民，皇帝也许能够胜任他的职责。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且内部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帝国的政治千头万绪变化莫测，没有分身术的皇帝往往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一定是完成任务式的低质量政治。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这样大的工作量不是提高工作效率所能解决的，事实上只能草草了事。这时皇帝若缺少理政的能力和热情，帝国的政务就会积压，以前还有大臣来弥补皇帝的不作为，现在则没有大臣来分担政务，皇帝也不允许别人分担，结果帝国陷于实际上的瘫痪状态。有讽刺意义的是，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懒皇帝最多的王朝，除了一任帝朱元璋、三任帝朱棣和七任帝朱祁钰外，其余的十多个皇帝都或昏或懒，既无智力也无心力处理国家政务，别说一个国家的政务，连他自己家里的事务都处理不了。
为了防止国家的政务瘫痪，皇帝在取消宰相后，又设立了一个胁助自己理政但品级不高的秘书机构--"内阁"，工作人员称为"大学士"。大学士的职责和现在的秘书完全相同，即帮助皇帝处理信件，奏章，分析案情，代写文稿，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但不能象宰相一样对下行使意志。这样皇帝就不用亲自阅读和书写奏章，既可减少工作量又无大权旁落的危险。大学士因不能直接向下发布政令，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没有宰相那样的责任心。那些懒皇帝在位时，理政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上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应对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这样政权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了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
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并不知道，他们和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这样宦官就有干政之权。自九任帝朱见深起，朝王朝出现了自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未听说过的政治现象，即皇帝长年幽居深宫，不上朝理政，越往后这种现象越是突出。十二任帝朱厚骢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到了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朝见的大臣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认识他。皇帝长年不上朝，大学士数月数年或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皇宫他们又进不去，那里除了皇帝外任何正常男人都进不去。这样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且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物以类聚，宦官口中的好官通常情况下都是赃官。于是政府大权从大学
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中国进入空前黑暗的年代，第三次宦官时代来临。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特别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明王朝宦官的数量之多，说出来包管让你倒抽一口冷气。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时，国土只剩下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但宦官却有十万人。继明王朝之后建立的清王朝，疆土扩张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明王朝的四倍，但宦官只有五百人。仅只十万人这个庞大的数目，就可想见明王朝宦官的重要。
明王朝的宦官几乎无孔不入，不但在中央政府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官吏任免升降，还深入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直接鱼肉人民。十四任帝朱翊均在位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监、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横行乡里，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成为地方的一大公害，最终酿成沸腾的市民抗暴。云南税监杨荣，群众在忍无可忍之余愤起抗暴，攻杀他的随从。杨荣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部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结果酿成更大的民变和兵变，杨荣被乱刀砍死。宦官本来是在宫廷侍候皇帝的，现在却走向社会插手大小政务，可见宦官的权力膨胀到何种地步。
明王朝的宦官虽然没有象唐王朝的宦官那样掌握军权，但他们的权力相当广泛。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完全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组织让人谈虎色变，可以不经司法部门批准就随意逮捕、审讯和处死除皇帝之外包括亲王宰相和平民百姓在内的所有臣民。此外，宦官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主宰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一、二次宦官时代宦官虽然大权在握，但政府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仍从心底蔑视他们，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哪怕因此会付出巨大代价。如汉末的范滂宁可进监狱杀头，也不向宦官低头。第三次宦官时代则不同，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卿士大夫，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疯狂地向宦官谄媚。王振当权时，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王直当权时，监察部委员王亿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汪直主持的西厂（一个乱用酷刑，冤杀无辜的特务组织）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魏忠贤专权时，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争着拍他的马屁。
第三次宦官时代权倾朝野给国家和社会酿成巨大灾难的宦官很多，逐一列举他们的罪行恐怕有厚厚的一大本书。这没有必要，下面只把其在有代表性的几个权力宦官亮亮相。
明王朝第六任皇帝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遂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专擅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支解，抛掷荒郊。有一天王振前往国立北京大学视察，校长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由此可见皇帝并非不知道王振在胡作非为， 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不但不因此处罚王振，还一如继往地坚决重用他，这其中的隐情实在叫人弄不懂。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拉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瓦拉。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
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拉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括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拉骑兵合围，中央军成了口袋里的困兽，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中央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
明王朝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他当权时的所作所为，使老前辈王振的恶行看起来象儿戏。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不知采用什么法术，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庭，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之怒，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刘瑾权势薰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决定，既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一五一０年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密告刘瑾谋反，恰好朱厚照对刘瑾已开始日久生厌，一怒之下把刘瑾杀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第三次宦官时代后期，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有权势的宦官魏忠贤登场了。
魏忠贤是明王朝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孩童时的玩伴，朱由校即位后自然受到重用。朱由校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木匠，整天在皇宫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营造各式各样的木器，对政治则既无热情也无智慧，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滑到离他最近又最受信任的魏忠贤手中。魏忠贤对朱由校的特性了如指掌，他总是乘朱由校兴趣盎然作木工活时请他批阅奏章。朱由校的反应是大大地不耐烦，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要你干什么！"魏忠贤要的正是皇帝这句话，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满朝文武发号施令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帝。
魏忠贤大权在握后，便急如风火地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的势力集团比刘瑾的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名号就可窥知他们是些什么东西！魏忠贤早期的政敌是被朝野称为"东林党"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些理性尚未完全泯灭且多少有点责任心的各级政府官员和赋闲在家的缙绅隐士。他们比魏忠贤集团（又称阉党）的素质要高，灵魂也较为高贵。他们看魏忠贤不顺眼，魏忠贤看他们也不顺眼，必欲去之而后快，条件一成熟，魏忠贤便对东林党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使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
最先开刀的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熊廷弼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一六二一年被明政府任命为辽东军区司令官，抗击生龙活虎般崛起给明政府以巨大威胁的后金汗国。他深知明政府边防军腐败已极，战斗力和八旗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坚决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可他的副将
王化贞却有另外的看法。王化贞当时统率着十万重兵驻在山海关之北二百六十公里的广宁，这位只看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将军对自己拥有的优势兵力抱有很大的信心，坚决主张主动出击，一举踏平后金汗国的老巢，为自己升官制造"政绩"。王化贞虽然是副将，但有兵部尚书作靠山，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因为有这层关系，王化贞的主张自然占了上风，朝廷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熊廷弼则成为众失之的。王化贞和努尔哈赤在广宁展开决战，结果王化贞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大败，十万边防军全军覆没，王化贞只身逃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这次溃败本来跟熊廷弼无关，但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罪名不是"谋反"而是"贪污"，这恰恰是魏忠贤的毒辣之处。在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里，谋反并不能唤起人们的愤慨，贪污才是人们最痛恨的，一个官员被冠以贪污的罪名，国人总是容易相信的，且不论这个官员是多么英明和无辜。
魏忠贤为何选中熊廷弼作为打击的靶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熊廷弼为人刚直不阿，没有象其他官员那样竞争拍魏忠贤的马屁，使魏忠贤感到没有面子；二是熊廷弼是东林党的干将，打击他东林党自然不会善罢干休，必然会想方设法营救，从而把东林党的实力暴露出来，到时好一网打尽，这是一个阴险的"引蛇出洞"的诡计；三是熊廷弼是没落王朝中极少数头脑清醒的将官之一，他对领悟力较弱的庸碌政客感到不能忍受，对他们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因此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滥污官僚尤其厌恶他，因此打击他会赢得很多同盟者。
不出魏忠贤的预料，东林党果然出来为熊廷弼呼冤，站在最前面的是监察部长杨涟和评议部主任委员魏大中。魏忠贤一一把他们逮入诏狱，用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们承认"贪污""受贿"的罪名。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
当魏忠贤认为"蛇"已都被引出洞时，就把熊廷弼押赴刑场斩首。
魏忠贤执政的末年，各地官员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发明这种新型拍马屁招数的是浙江军区司令官潘汝桢，他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效尤，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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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是由来自塞外荒凉苦寒地带的野蛮人建立的，但这个王朝的宦官却最没有势力，不但没有干政的机会而且数量很少（五百多名）。到了王朝的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权势，但影响只是个别的，没有形成势力，对王朝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封建专制成为历史陈迹，宦官也随之成为历史陈迹。肉体上的宦官消灭了，精神上的宦官仍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不但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你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宦官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随处可见，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中国要想文明富强，就必须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和宦官时代告别。
6、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
自纪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纪元一九一一年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境内一共出现了二十一个正统的封建王朝。如果不把分裂时期那些小朝庭计算在内，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只有十个。其中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有秦、唐、明、清四个。
这里所说的有影响的王朝和强盛的王朝并不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影响多半是制度性的，有影响的王朝是指这个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社会体制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世的中华文明有深远的影响。有影响的王朝不一定是强盛的王朝，如明王朝积弱不振，但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同理，强盛的王朝也不一定是有影响的王朝，如汉王朝光芒万丈，气吞山河，但对后世的中国影响并不大，除了富庶的物质文明和多姿多彩的艺术成就外，没有留下多少制度性的遗产。
对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秦王朝和唐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明王朝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清王朝的影响则正负参半。
这四个封建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各有侧重。秦王朝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和集权政治的总体框架，后世王朝的政治建构都没有离开这个框架。尤其是统一了文字，大一统的思想在国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使中华文明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解体。唐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史，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明王朝发明了八股文和文字狱，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僵化，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绝对极权专制则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使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清王朝则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使中国成为超极大国。
一、秦王朝高屋建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强大无比的王朝。它的开创者始皇帝赢政具有充沛的精力高度的智慧和强烈的责任心，一手缔造了中国集权专制政治的总体框架。他在政治上的每一项措施，都影响中国历史至少两千年之久。
赢政是在消灭六个诸侯国的基础建立起秦帝国的。为了防止帝国重蹈纪元前八世纪周王国的老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大，陷入尾大不掉，诸侯混战的局面，赢政决定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作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对后世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有下列两项。
（一）、对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秦以前的周王朝实行分封制，除了首都周围的一块地方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外，其余的国土分为若干封国，封国的等级依据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在历史上统称为诸侯国。封国的统治者称为国君，他对中央的义务是每年去首都朝见国王并交纳象征性的贡赋，在国家陷于战争时向中央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和装备。对于封国的内政，包括行政、财政和军政，国君则有绝对的主宰权力，绝不受中央控制。国君的位子实行世袭制，老子死了儿子继位，没有儿子则由国君指定其它的亲属继位。没有特别的背叛行为中央不能随意剥夺国君的世袭权力。这种政体的优势是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劣势是地方的权力过大，封国容易积累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如果封国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君，恰好这时位于中央的国王又昏暴无能时，封国的实力就有可能超过中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封国就有可能不受中央节制，就会脱离出去另立山头，并进而对中央或其它的诸侯国发出战争威胁。其它诸侯国得不到中央的保护，也会扩张实力奋起自卫，并不再效忠中央，于是诸侯混战，国家陷入分裂。赢政针对这些弊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四十一郡，每郡又划分为若干县。郡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郡守和县令。郡守和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命，职位不能世袭，并可由中央随时调任或撤换。郡守、县令调离、撤职或死于任所，中央再直接指派新的郡守县令，地方不得干预。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县令既对郡守也对中央负责，但主要是对中央负责，因为他的任勉升降权操控在中央手里。这样行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一级，地方政府只能按中央的指令施政。这种体制的长处是限制了地方的权力，中央保持绝对的力量优势，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中国始终能够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全得益于这种体制。短处是地方的权力受到限制，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受到限制，社会发展速度减慢。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后期甚至出现退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取消世袭制则减弱了地方行政长官的责任心，因为他的家族不能享受他努力的成果。只对上面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促使地方政务官漠视下属或臣民的意愿和感情，甚至会去奴役搜括他们，榨取他们的财富来讨好上司和中央，容易出现暴政，所以中国的官逼民反特别多，结局也特别惨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仇恨都没有中国这样深，这样不可调和。西方的民族国家一般都亡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封建王朝除了宋王朝外全亡于民族的内战。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但容易激发全民族的内战，加速朝代的更换。当中央政府首脑渎职或滥用职权时，先前地方政府还可以有效地抵制国王的暴政，灾难只限于中央一级，不至向全国范围内蔓延。现在地方没有权力和实力来遏止昏暴国王施加的负面影响，灾难遂很快扩展到全国。暴行得不到强有力的制止，就会变本加厉，最终超过了被统治者忍耐的极限，全民抗暴内战将不可避免。这种民族全面内战的破坏性和残酷性较之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战争要惨烈百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死人不过几万或十几万，最野蛮的秦赵长平之战也只死了四十万人；破坏也是局部性的，只限于战区内。改朝换代的内战则不同，死人都在千万以上，有时占全国生灵的三分之二（隋末民族内战）或五分之四（东汉末民族内战）。战争中心地带则十室九空，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破坏也是全国性的，因为全国都成了战场。至于加快了改朝换代，下面的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实行分封制的周王朝寿命八百七十九年；秦以后的封建王朝寿命都没超过三百年，创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秦王朝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
赢政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被以后的各王朝忠实地仿效。继任的西汉王朝鉴于秦迅速覆亡的教训，实行分封和郡县双轨制，结果五十年之后爆发了七个封国联合对抗中央政府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央的胜利而告终，分封制也随之走向了末路。
（二）、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制度。
周王朝后期，各封国经过长期的政治独立，犹于西罗马帝国崩裂后的欧洲一样，每一个封国都发展成为一个互不相同的文化和经济的社会单元。各国文字不同，升斗有大有小，里程长短不一，车辆各有宽度，也就是说，车辆只能在本国行驶，一出国境，因为不能合辙的缘故，寸步难行。赢政要求把这些全部划一。首先他下令采用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一种简体字，把周王国及六个王国所使用的那些繁杂而又互相差异的文字简化为一种"小篆"，以后更进一步地简化为一种"隶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所发动，对文字所作的第一次剧烈的改革，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一次跃进。其次赢政规定标准长度，标准容量和标准重量。从此中国境内，文字、尺寸、升斗、斤两以及车辆的轮距完全一致。这件事奠定了中国人万世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中华文明在以后的两千年能够一脉相承，没有象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解体，全得益于秦王朝的这项制度。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方块字"的功能。方块字是赢政制定的统一文字的形态，由点、横、竖、撇、捺等线条象搭积木一样组合成具有一定空间结构能够表达各种意思的小方块。这种文字外形固定不
容易变化，学起来也相当困难，不象拼音文字那样易变易学。一个聪明人两年时间可以掌握一门外语，但起码得六年时间才能学会汉字。正因为方块字缺少变化，人们就不容易以方块字为基础去制造其它文字，就象欧洲人用拼音字母制造各种不同的文字一样。秦以后的中国统一是主流，分裂也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长期的分裂（如南北朝、五代、南宋时期），但分裂后各地的国民都以大一统的中国人自居，都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所以国与国合并之后，人际之间马上水乳交融。这就要归功于方块字的魔力。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四分五裂的现象并不比中国南北朝时更严重。但中国能够重新统一，欧洲却永远地分裂。罗马帝国拉丁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一旦土地隔绝，语言相异的人能够用拉丁字母拼出各自的文字。使用的文字不同，各地人民不可避免地差距日增。中国没有字母这个工具，不能用拼音的方法制造各自的文字。既使中国陷于分裂，甚至象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长期分裂，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之内的人民仍在使用同一的方块字。方块字象一条看不见的魔线，把语言不同，风俗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灵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中国能够保持超极大国的地位，方块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功劳，这是秦王朝对中华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
二、唐帝国开科取士
科举考试起源于隋王朝，但到唐王朝时才成为政府的国策和不可更改的制度，并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袭（元帝国除外），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
科举制度就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选拔政府官员，考试对象面对全国公民，包括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弟出身，一律委派官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变革的矛头针对唐王朝以前门弟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变革的果实是扩大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在此之前，政权的大门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弟世家。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广大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狭缝，但与完全关闭多少有点区别。科举制度的功效有两点：一是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这点不用赘述；二是使天下豪杰陷于追章逐句之中，以柔其犷悍横逸不顺之气，聪明才智之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狭缝挤进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闹革命了，从而减少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李世民大帝登基后，朝庭举行第一次会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着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科举考试网罗人才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科举制度到了宋王朝开始走向成熟，考试纪律日趋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成了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唐王朝的科举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并没有为科举考试制定必须遵循的划一标准，只是在宏观上确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考试纪律等细节上没有作强制性的具体规定。在确定录取人名单和进士名次时，不但取决于主考官和皇帝的意志和好恶，天皇贵胄和亲王公主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的态度往往能决定主考官的态度。尤其是公主，不但对主考官有很强的左右力，皇帝的判断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那些应试的士人为了引起公主的注意，常常的应考的文章之前加上一篇离奇曲折的趣闻轶事，以激发公主的兴趣。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这篇题外文章情节引人入胜并足以打动公主的芳心，就算应试的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照样能够得到公主的青睐并金榜题名。为了矫正这一弊端，宋王朝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整套应试士人必须严格遵守的强制性纪律，使科举制度真正走向正规化。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使人神魂俱醉。当进士及弟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科举制度的副产品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如果认为这个阶层是中国的先进阶级，那就有失偏颇。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知情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两方面的知识则知之甚少，他们的知识面相当狭窄，所受的教育仅限于九经的九本儒书，考试的目的又仅仅限于做官。儒家文化的精神是保守落后的，因此儒家文化的掌握者--知识分子也就先进不到哪里去。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思想保守，默守成规，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即使有王安石、康有为等极少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喊出了震聋发聩的最强音，也不能改变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保守落后的大趋势。事实上王安石、康有为之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唐王朝以前，中国一直在向前走，一直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唐以后的中国则日趋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甚至整个中国两度被外族征服。尤其到了明王朝以后，知识分子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变革前进的力量，使中国在近现代大踏步地后退，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也许是科举制度惹的祸。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和中国都由政府发动组织了一次变法运动，即"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但日本成功中国失败，结果日本成为一流强国，中国则成为最不文明国家，原因就是日本没有知识分子阶层，变革遇到的阻力也就小得多。
在这一章将要结束之际，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光辉事实，唐帝国是当时已知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首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和纽约一样，世界各国的人才都拚命往中国跑，并在长安定居下来。唐帝国的缔造者李世民大帝当政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贪污的时代--"贞观盛世"。这说明贪污并非是不治之症，是能够消灭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
三、明王朝作茧自缚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罪恶深重的王朝，它对中华文明的伤害在于它的缔造者朱元璋创立了一整套野蛮邪恶的制度，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践踏中国人的尊严，毒害知识分子的灵魂，造成中国几百年的落后，由天朝大国堕落为东亚病夫。明王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遗害中国几百年之久，今天的中国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毒害。
（一）、摧残人权和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廷杖和锦衣卫
廷杖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极端痛苦的刑罚，受刑人痛苦难忍，禁不住大声哀号，丑态百出。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就与死刑无异，而且是极端丢脸的死刑。这种刑罚所造成的肉体上的伤害也许是次要的，精神上的伤害才是主要的。因为廷杖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流人士，他们平时比普通人更看重面子和尊严，现在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那是比砍头还要严重的丢脸事件。受过廷杖的人如果能够屈辱的活下来，人性的尊严也就不复存在，没有尊严的人什么下贱事也干得出来。
廷杖是对人权最大的摧残。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中国人的自尊就是在廷杖的淫威下一步步地毁掉的。
"锦衣卫"就是皇家特务组织，职能是逮捕审讯谋反和大奸大恶之人。中国人的特征是出奇地忍辱负重，谋反的案件毕竟少之又少，于是锦衣卫的职能转变为专门迫害人的机构，后来进一步转变为迫害正直人的机构。锦衣卫的审讯一律是刑讯逼供，用难以忍受的酷刑索取口供，不是要审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你承认早就拟定好的罪状。明王朝中后期，除了锦衣卫外，还增设了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本已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传到皇帝耳朵，公民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权自此不复存在。人权进一步地受到践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秦王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之久，严重压抑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明王朝又进一步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建立了一整套绝对极权专制制度，使残存的一点生机被最后扼杀了。
朱元璋得天下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撤销了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也就是说皇帝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各级政府官员只需要机械地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就行了，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和创见。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了更绝对的专制。先前皇帝只管大事和大的案件，次要的事则交给宰相办理，宰相只需定期向皇帝报告政务就行了。各地呈上的奏章先由宰相批阅，宰相把认为重要的奏章上呈皇帝，其余的则自行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给皇帝汇报。现在皇帝没有助手，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过目，这种措施虽有效地防止了大臣揽权，但只适用于行政区域不大的小国寡民。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方相差悬殊政治复杂多变的庞大帝国，靠皇帝一人的智力和精力是肯定应付不了的，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难免失之草率。朱元璋在位的后期，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假定他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已经是超负荷的工时了），那么他平均一分钟就要批阅一件奏章或裁决一种案件，这样惊人的工作量是不可能讲究质量的，何况天天如此，神经不能松弛，间隔一天次日就得把功效提高一倍。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如果皇帝懒惰昏庸，政务就会大量积压，政府将陷于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政治出现全面或局部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