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困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未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
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官僚地主兼并农民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方田均税法"，重新评估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比照交纳赋税。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时再行售出。"市易物"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募役法"，规定全国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人顶替。
七、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集中首都，一部集中边疆，轮流更换，目的是使兵将不相熟悉，防止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却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安石选拔出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军区司令官，于一０七三、一０七四两年之间，收回陷入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方公里的中国故有领土，包括熙洲、河洲和全部河湟地区，使宋帝国第一次品尝到了那种久违的胜利滋味。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象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尤为严重，不但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建造新式武器，淘汰全部落伍装备。
九、建立并加强国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期集中军训。
十、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唐王朝以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样里除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诗经、书经、周礼）新议"外，还教授地学、史学、法学、医学和经济学。
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改革是一项伤筋动骨的浩大工程，和纪元前四世纪公孙鞅的变法具有同等规模，一旦成功就会使积弱不振的宋帝国从侏儒变成巨人。王安石最引人嘱目的战略是：要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商品经济的成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劈道路。这在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根基的中国不但要有过人的见识，还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宋帝国虽然国防力量积弱不振，但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生产力水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商品经济也初具规模，甚至发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这时继续采取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国策不但不合时宜，还会极大地减缓经济的发展速度。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有超凡胆识能够预见百年兴衰的政治家，看到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因此制定了一套推动商品经济的大政方针，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增加。这正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王安石独具慧眼地施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真不愧是大
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十一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这样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致关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中国人太不幸了，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是上帝对即将走上好运的国家和个人的考验，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官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旧党"，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新党"，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旧党"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七项奏折"，声称"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以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建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设立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给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池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撤消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消黄河以北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韩琦的建议是在瞎扯谈，他反对的恰恰是关系帝国千秋命运的善政；但因为他属于旧党，所以整个旧党对他的奏折报以热烈的欢呼。
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对新法的不满和愤怒是可以想见的。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莨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政客没有任何原则、信仰和情操，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象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仓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一０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０八五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窝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一一二五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
三
在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只维持了可怜的一百天。
百日维新的总导演是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年仅二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一位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的英雄帝王；设计师和执行官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
百日维新的目标是使沉睡不醒的东方睡狮--中国现代化，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真个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日维新前的中国命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亡国灭种的乌云在文明古国的上空弥漫翻腾，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空隙没有合拢。三年前暴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的清帝国（当时北洋舰队仅巡洋舰就有三艘，注意中国迄今仍没有巡洋舰），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击败，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被誉为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辽东半岛，攫取了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并对旅顺的中国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个人埯埋尸体）。
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洋务派"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中国的政治是最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中国高明：那就是"舰坚炮利"，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确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洋鬼子"，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丛这些军舰大炮，则是中国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无敌舰队"上战场，等于是让傻子胆小鬼去放原子弹，不炸死自己就算是万千之幸了。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不是最优秀的。中国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中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中日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中国时争先恐后，就象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中国的肢体。
一八九五年：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中国自此国内有国，中国主权在租界内不能行使。
一八九六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
一八九七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这是瓜分中国的信号，各国开始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
一八九八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中国的三千万两赎金投进了黑水河）；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清政府保证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租借就是占领，小的瓜分自此开始。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
可以看出，到了百日维新前的一八九八年，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这个失去了神秘面纱的"天朝大国"，各国对它不再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在宰割它时不再作任何化装。象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也是直率提出他们的要求，清政府连犹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中国就是在列强张开的血盆大口下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发现，如不立即改革发奋自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被瓜分的危机，终于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一场身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北京爆发。
早在《马关条约》（中日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举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一千多各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光绪手中。次年，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光绪上书，光绪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为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发展为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他们和自强运动的当权官员发动的以改良武器为主的洋务运动不同，他们要求中国在皇帝领导下作彻底的政治变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翁尚书的推荐，年轻的光绪皇帝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时，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有着高贵情操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他决心领导这次救亡运动，挽大厦之将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年，也是古历戊戌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下令变法。从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明治维新式的变法。
一、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教授八股文）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法练兵。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光绪皇帝进行更激烈的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皇帝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可以看出，上面这些改革措施比王安石变法要激烈十倍，遇到的阻力自然也要大十倍。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政治后台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王安石变法都归于惨败。戊戌变法的命运可想而知。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光绪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他刚刚亲政，实权掌握在他的伯母兼姨母慈禧太后手里，皇帝连一支效忠他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革，失败自是命中注定。
和王安石变法一样，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僚都知道清帝国必须变法图强，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项政治措施都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为之付出代价。变
法图强通常都是伤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利益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伤害之上。丧失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很少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胸怀和境界（只要国家能够富强，我这个皇帝就是不当也在所不惜）他们永远把变法恨入骨髓。象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依靠这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就会恼羞成怒，进而群起反攻。象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把风全国知识分子对向变法的对立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上等人的机会。我敢说那些曾参与"公车上书"呼吁清政府变革的举子们也会因此反对变法，从维新党转为守旧党。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一国宰相居然说出如此没水准的话，进一步说明中华发族的悲剧是何等深重）。监察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洲人反对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誓言："宁可把国家送给友帮，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失误，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群众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了太多的政敌，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强敌环伺的孤岛之上。变法很快到了紧急关头，维新党发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依靠理性的手段只能走向失败和死亡，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绝处逢生。光绪皇帝想到了军队，这位没有军权的皇帝开始培养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亲自接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他破格擢升为副部长。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掌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总督荣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满洲权贵日夜在慈禧太后身旁哭诉清王朝满洲人的危机和维新党的罪大恶极。当维新党求助袁世凯实行兵谏，用武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时，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要为君王两胁插刀，可一转身却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说，光绪皇帝将有对慈禧太后不利的突发行动。
那拉兰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政变。她从北京东郊六公里外挪用海军经费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故宫，把光绪皇帝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的掩护下逃亡海外（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中国的民族志士竟然要中国的敌人来保护，类似的悲剧好象没完没了）。六名维新党领袖，包括中国近代最伟大最杰出灵魂最为高贵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押往刑场砍头示众，他们的鲜血被成群的愚昧百姓用来制作人血馒头（古时迷信的人用来治痨病的一种药方）。其他维新党人也被贬窜蛮荒。
慈禧太后再次掌握了行政大权，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改革，下令一切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使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仍恢复严刑拷打，监狱仍恢复暗无天日。守旧党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们欢声雷动，弹冠相庆，歌颂慈禧太后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下面是他们胜利的成果：
一八九九年：英俄两国约定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在厦门、福州划定租界；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如果不是美国插上一杠，中国不久就会解体，这个新兴的经济强国不原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机智地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声明应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各国在中国应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列强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机于阴错阳差的原因，中国暂时免除了被瓜分的恶运。
一九００年，奄奄一息又无自知知明的清政府听信一个滥施暴力的邪教团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把戏，气咻咻地向世界各国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把北中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俄国则出兵占领了满洲人的老窝--东北，攫取了面积一百一十余万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一九０一年，中国和列强签订战败和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九一一年，汉人暴发了武装暴动，推翻了满洲人的统治。先前满洲权贵害怕特权受到任何限制，害怕地位财产受到任何损失，现在则什么特权也没有，别说地位财产荡然无存，连生命也没有保障。清王朝崩溃后，中国限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血腥战争，几万万人口死于非命，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
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屠杀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旅顺的惨剧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俘虏了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和漏网的满洲权贵，把他们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这些昔日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现在连普通的百姓也当不上，成了人类最低贱的囚徒。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变法成功，中国不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满洲权贵也会照样在花花世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并象英国王室一样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历史呈现一个定律，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变法失败之后往往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最为痛心疾首，因为中国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如果中国变法成功，中国不但可以赶超日本免受外侮，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争，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二十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
如果中国人能够自此正确对待理性的社会变革；如果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眼光远大一点，放弃既损害国家民族又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的既得利益；如果统治者能记住前车之鉴。如果......中国还是有机会的！
可历史上哪能有那么多如果！
中国要富强！中国要变革！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10、士大夫的悲哀
（一）
中国的集权专制社会能够维系两千一百年之久，科举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跪在达官贵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本文的主题"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说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为一种备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宋王朝时，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在今天的读书人看来简止不可思议。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的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隙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中国国力的衰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发明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一直很强大，中国人以饱满旺盛的精力，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从未被外来的野蛮民族征服过，相反还不断打败北方那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领土并入中国版图，把他们的人民强制性地融入汉族这个大家庭。被中国击败在北方无法立足因而被迫西迁的北匈奴汗国，居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强大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它的手中连吃败仗并进而支离破碎，可见中国当时强大到何种地步。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
位，且先后两次整个国家被蛮族征服，全体国民沦为亡国奴。这就是科举制度惹的祸。
科举考试和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圣贤"立言。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四书""五经"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象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
我在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识分子，似乎偏离了主题，其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国人对士大夫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耳熟能详。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气连枝，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士大夫。下面又开始言归正题了。
（二）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处境一直很被动；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基督教世界接连出现了一连串功勋卓著的探险家，歌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仑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近代史早期的两个殖民帝国--西班
牙和葡萄牙的奠基人达卡马、柯尔蒂斯、阿尔马格罗也全是冒险家。柯尔蒂斯征服了黑西哥和中美地区，阿尔马格罗征服了幅员辽阔的印加帝国--除巴西外的整个南美州。更为神奇的是：柯尔蒂斯的军队只有四百人，阿尔马格罗只带了一百八十名非职业军人，他们的对手是淹没在万山丛中神秘陌生的庞大帝国，没有置生死于度外不干出惊天事业不回头的冒险精神，就没有人敢向前迈进一步。可见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冒险家，使积弱不振的基督教国家加速度地富裕强大，从被动挨打被征服被奴役的恶梦中走出来，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殊不知风险和机遇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根本没有收益丰厚而又绝对安全的事业。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接理他们最有条件统领群雄兴帮开国，就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
有一则历史事件可以说明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心理：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武装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这本是一个特殊荣耀和出人头地的巨大机会，可萧何却不领情，拒绝出头领导他们，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因为他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起义失败，他这个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的乌合之众居然打败了强大的秦王朝，刘邦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萧何的才能比刘邦高出十倍以上，比刘邦更适合皇帝的位子，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除了不尚冒险外，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圣贤书，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当年的吃苦精神也随之丧失殆尽，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连衣服也懒得洗，胡子也懒得刮，就更不用说洗澡擦身子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旧的长衫标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人们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划等号。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