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
作者：圆锐【完结】
内容简介
元代有位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学家，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注释。胡三省解释说：魏、赵、韩三家世世代代为晋大夫，都是晋国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晋国，重组资产，都做法人代表，负责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诛除他们，反而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是奖励鲸吞国有资产自己给自己分股份的奸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乱都是从这儿发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这儿开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强调“名分”的重要性。
事实上，魏、赵、韩早就不听晋侯的招呼了，他们已经代替老板行使权力了，到周王这里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当时的周威烈王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没有强制执行的实力，他自己都被强势的诸侯国挤一边去了，而现在晋国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么诛除奴才的奴才呀？！
《资治通鉴》的关键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发布了一项人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人由大夫晋升为诸侯。
我的老乡司马光慧眼独具，选择这一年发生的这一件事，开始他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为什么单挑这事呢？
元代有位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学家，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注释。胡三省解释说：魏、赵、韩三家世世代代为晋大夫，都是晋国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晋国，重组资产，都做法人代表，负责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诛除他们，反而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是奖励鲸吞国有资产自己给自己分股份的奸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乱都是从这儿发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这儿开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强调“名分”的重要性。
事实上，魏、赵、韩早就不听晋侯的招呼了，他们已经代替老板行使权力了，到周王这里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当时的周威烈王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没有强制执行的实力，他自己都被强势的诸侯国挤一边去了，而现在晋国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么诛除奴才的奴才呀？！
上古三代，夏、商、周，和秦汉的差距那还是相当的大，更遑论唐、宋、元、明、清了。差距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么概念化，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生产力为标志，差一大档次，那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差距。特别是交通和通信，就现在我们还有“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地区。那时，周天子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村的地道都自己挖，各国的事务都自己管，大家只是遥尊周王为老板而已。
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述中国帝王家的故事，但遣词用字是很讲究的，这叫春秋笔法，很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直接发表评论。因为这部书一开始就是写给皇帝作参考书用的，没有打算出版赚银子，所以司马光的评论都以“臣光曰”开头。
在一句话说完“三家分晋”这个史实后，司马光来了第一篇“臣光曰”，这篇“臣光曰”比较长，有一千多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资治通鉴》的序言来读。他在“序言”中夹叙夹议，一边有选择地讲述了晋国分裂前的故事，回顾了一下过去；一边用选择过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要强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这个东西叫“名分”。我们现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司马光说：“名分是个好东西。”
司马光讲的“名分”，核心内容就是孔孟等老前辈宣传了N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屁股指挥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司马光曾是大宋国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稳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披阅了无数史料，编撰了这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给皇帝们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我看到的中华书局版有六百万字（包括胡三省的注释），厚厚二十册，读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司马光一开始就为我们提炼了一个关键词：“名分”。
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就是一个字“礼”，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礼纪纲常，绝对碰不得。皇帝再浑蛋，臣民们只能“守节伏死”，既不能弹劾罢免，更不能杀头枪毙，“礼”就是这一切的维系。统治者用“名分”确立等级、维护等级，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久而久之，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天地君亲师，哪样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孔夫子老人家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三段论，大家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礼”的秩序，有了这个稳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为内涵的和谐社会。孔夫子建立的逻辑，实践起来有难度，首先大家都能够“克己”难度就很大，就算全体老百姓遵守“礼乐制度”，是不是就能达到“仁”的终极目标，我看也成问题，碰到一个不仁不义的浑蛋做皇帝，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怎么办？
司马光提炼了一个关键词以后，就开始讲故事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他的读者反而给《资治通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关键词：“相斫（zó）”，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砍；有的权谋算尽，专找关键部位砍。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司马光开始一边叙述三家分晋前的故事，一边发表评论，我们就他提供的史料和观点也来个现场点评。
司马光说：“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意思就是坚守自己做奴隶的本分，即便到了连奴隶也做不上的时候，干脆就找个凉快地儿死了算了，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殷之微子，另一是吴之季札。
微子是殷商天子帝乙的长子，帝乙欲传位于他，但太史官说：“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中国老早起就有红旗不倒彩旗乱飘的问题，所以儿子们就有嫡庶之分。帝乙一看规矩不能坏呀，只好放弃优秀的微子，传位于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这个纣王暴虐无道，看过《封神演义》的都知道，把殷商折腾得灭亡了。
季札是吴国国君寿梦的幼子，寿梦欲立季札，季札坚决不肯，于是立了长子诸樊，诸樊死的时候，又立了二弟馀祭，诸樊想，咱兄弟火炬传递，国君的位子最终总能传到四弟季札手里（这种事越想越觉得没有可能性）。季札一看，哇，好危险，不能待了，于是玩消失了。事实是，还等不到传递到季札，诸樊的儿子和老三馀昧的儿子已经拿起刀枪练起来了，根本不体恤老哥几个的良苦用心，最后吴国灭亡了。吴国列祖列宗在地下再也享受不到子孙的丰富祭祀，成了阴间的贫困户。司马光讲：“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这样，司马光依然认为，微子和季札的做法是正确的，“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咱们姑且按司马光的逻辑推演：如果选择了微子，殷商不会亡；如果选择了季札，吴国也不会亡。但是，因为选择他们都不合乎礼，所以只能放弃。只要合乎礼，即使两家都完蛋了，也是正确的；不合乎礼，即使国家得到英明君主，可以兴旺发达，那也是不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来，“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语），我们是有传统的。
司马光本来想从正面给我们讲礼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最为荒谬的两幕，明知选择是错的，要导致亡国，但为了恪守所谓的礼，非要把脑袋往石头上撞。
历史的荒谬还不在于礼制的僵化，其实这种僵化往往只存在于儒家的政治文化里，存在于孤芳自赏的上三代美好传说中。
严酷的事实是：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
别的不说，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礼”从来都不是野心家的障碍，一切所谓的礼乐制度都可以通融，要不干脆就弃如敝屣。如果万一碰到了犟骨头如明代的方孝孺之流，坚决不肯通融，直接拿刀砍就是了。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禅让”，“禅让”是韦小宝所谓的“鸟生鱼汤”（尧舜禹汤）的光荣传统，后来，多次被活学活用，非要让野心家遵守名分，他们的对策还是有的。
只能物质奖励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司马光先生继续用历史来演绎“名分”的至尊地位。
《左传》记载，卫国孙桓子率领军队攻打齐国，结果大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孙桓子还不错，想报答救命恩人，决定赏赐于奚几座城池，特许他在那里收税收费收保护费，五十年不变。所谓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力和收费权，连土地带人民都属于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袭，当然也可能在兼并和战争中丢失掉。“五十年不变”当然是个玩笑话。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皇族子弟和功臣虽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内渐无行政权，仅有收取赋税的权力。
孙桓子的奖赏没想到被于奚婉言谢绝了，估计这位老兄特有钱，不在乎物质奖励，他提出来要在自己的马车上装饰“繁缨”，这应该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志物。孙桓子一听不用花银子就能办事，有这样的好事，于是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
孔夫子听到这件事后发表了评论（能让孔夫子亲自评论的时事新闻不是很多哦）：“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孔夫子认为，于奚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而是“名器”，是一种政治待遇，是一种身份地位，这个东西是世袭传承的，不能随便给平民老百姓。
按道理，救了国君，功劳是大大的，奖赏一个贵族身份也是正常的。现在英国就玩这一套，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奖赏个贵族爵位，颁发个勋章，惠而不费，我看挺好。记不得哪位西方高人说过一句话：“对有功国家者，授以其荣誉，而不要给予其特权。”
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繁缨”和英国的勋章不一样，如果只是一种单纯的荣誉就简单了，在中国，功勋和荣誉往往要和官衔级别挂钩，官衔级别往往又和特权挂钩。所以，“繁缨”不是一个简单的荣誉问题，搞不好“繁缨”比食邑的利益更大，先贵后富比之于勤劳致富成本更低、路径更短。
打孔夫子记事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礼崩乐坏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真正的贵族。所以现在看到日本、英国有华族贵族，贵族还有族徽族旗，讲究得很，我们权当异域风情看待了。
中国的贵族都是官僚演变而来的，官宦三代，才懂穿衣吃饭。问题是，中国做官何其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的连三世都混不到，就被罢官抄家了，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听到宫里来人，就吓得提心吊胆。中国社会没有中间层，华丽的皇族像一个黄金打造的屋顶，但是支撑这个金顶的，不是木头，更不是石头，没有相对稳定并且有一定数量的贵族阶层，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农组成的秸秆，秸秆被压得撑不住劲了，就自己点燃，变成烧熔金顶的烈焰。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方面强调名器贵重不可与人，一方面卖官鬻爵又史不绝书。
名分能遏止竞争吗？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司马光对名分的坚持，有点拘泥不化。他说，假使周王不正式承认魏、赵、韩分晋，他们也会不经批准自立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但是因为没有办理认证手续，假如再出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国际警察，就有名义去征讨他们，现在一旦签字认证了，魏、赵、韩就合法存在了，以后谁也管不了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新中国成立了，美国不承认，好处是以后可以随便支持老蒋反攻大陆，没有法律障碍，这个道理也不是讲不通，问题是老蒋能咸鱼翻身吗？印度、巴基斯坦爆核弹了，承认不承认他们是合法的核国家？事实和名分不符，最后还是事实说话。
没有秩序、没有警察的时候，拳头说话。司马光也不想一想，如果不是后周柴氏衰微，你家赵匡胤能做上皇帝？赵哥哥黄袍加身，不也是“君臣之礼既坏矣”，不也是“以智力相雄长”的结果吗？
是“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造成礼崩乐坏的？还是礼崩乐坏以后才开始竞争打架的？中国治乱循环，苦煞很多人，包括司马光先生，这个困局很难解，不像小孩子掉到缸里，砸缸就行了。
竞争是不变的，变的只是竞争的方式。非洲草原的狮子靠打架决定妻妾的归属和基因的遗传权，现代国家靠选票决定政权归属，无序或有序而已。想控制无序竞争，保持稳定，就要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上下工夫。
历代帝王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比如搞个科举，把民间的精英分子笼络起来，加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当然也是有效果的。唐太宗看到排着队走进考场的年轻人，心里很高兴：“天下英雄入吾彀（gòu）矣！”竞争可以控制了，就像核反应堆可控能够发电一样，天下智和力都在给我们老李家办事了，所以唐太宗很高兴。问题是，科举制度解决不了专制制度的内在缺陷，有个叫黄巢的，差几分没考上，愤怒出诗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位英雄没有入彀，漏网了，自编自导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听老李家招呼了，天下还是要乱。
“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这样的情景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肯罢演，名分根本遏止不了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引发的反抗。
君主第一难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ＷＷＷ。ＨＡＯshuＤu。com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中国名剧《赵氏孤儿》里的那个孤儿叫赵武，是赵简子的爷爷，著名寓言《东郭先生》里那只忘恩负义的狼，就是赵简子追杀的猎物。
选择接班人是君主们最头疼的一件事，只有一个儿子还好说，好坏就是他了，儿子一多，麻烦就大了，再英明的君主，也会变得IQ极低，毫无章法。
君主的子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有的君主还知道重视教育，子弟们要熟读诗书，也学习骑射，但更多的是娇生惯养，不分麦菽。更严重的是，他们都没有机会像创业的祖辈那样，接触社会，了解底层。所以很多时候，面对一群难分轩轾的儿子，皇帝老子们都大伤脑筋。
对接班人的选择，是对未来权力的重新分配，君主的不幸，就是要在生前参与身后的权力角逐。宗室、后宫、外戚、大臣、太监甚至友邦都要参与这一角逐，明枪暗箭，血雨腥风，不搞个天昏地暗、尸骨如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君主生前就要权衡各种力量对比，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闹不好鲜血就会流在自己面前，甚至连自己性命都得立刻搭进去。“弑”字被发明出来就是专门在这儿使用的。所以，不论是英明的还是昏庸的君主，无不处心积虑，战战兢兢。
专门为君主分忧解难的儒生们，拿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立嫡长子。这一办法，在农业社会通行了几千年，不论是家还是国，都一律以此为圭臬。立嫡，有益于血统的纯正；立长，可以让稍有经验的人来掌权——起码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立嫡子与立贤子的矛盾，立长子与立爱子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君主们。立嫡长制度，似乎一直在理论上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儒臣儒生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树立了许多光辉的榜样，像司马光提到的什么殷之微子，吴之季札，宁肯亡国也不肯稍违立嫡的光荣传统。我不知道这样的榜样有没有说服力。
事实上，许多有头脑的君主是不理会立嫡长子的陈规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眼前的赵简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严格地讲他还不能算作君主。
赵简子对两个儿子进行了长期的考察。通过考察、比较来确定接班人，大方向没错，但他设计的程序也太简单了点儿。赵简子做了两块“训简”，大概是一种写着语录的竹板，发给两个儿子学习，要求熟记能背。如果过个十天半月就检查，估计俩儿子都能背得滚瓜烂熟，都考一百分，这样反而不好遴选了。赵简子真有耐心，过了三年才突然宣布马上举行考试。
长子伯鲁看来确实比较愚鲁，训简没带在身上也不要紧——训简上应该刻不了多少字——可伯鲁居然是一句也背不上来。老二无恤则语录不离手，训简不离身，不仅把老爹的语录背得准确无误，而且背完以后像变魔术一样，训简立马就从袖子里掏出来。这时，他哥哥伯鲁傻眼了，这么一块竹板子，兄弟居然三年一直都揣在身上，也不嫌累赘。
赵简子的二儿子无恤，揣着老爹的“训简”，耐心地等待了三年，最后取得了胜利。
曹操也面临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为了争夺太子地位，也猛表现。曹植一到老爹出征的时候，就卖弄文才，在出征仪式上朗诵华丽的歌赋。他哥哥曹丕一看，心里很急呀，写文章不是兄弟的对手，再说，形式上也不能一点创意也没有啊，怎么办？他身边有位高人叫吴质，他建议曹丕只要表现出做儿子的对父亲依依不舍和担忧就行。曹丕一听就明白，送行的时候就揣着眼药水，送老爹的时候泪水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于是大才子曹植曹子建就被PK掉了。
在道光末年，道光皇帝也要在老四奕讠宁和老六奕讠斤中选择嗣君。先比打猎，老四本来有些残疾，弓马根本不是强项，比不过老六。怎么办？他身边也有个高人，名叫杜受田，杜老师让老四干脆不要动手，交白卷，并编了一套说辞：“春天来了，万物复生，打猎不利于保护环境……”于是老四得分。比完武的，又比文的，作文题是《老爹翘了以后，你准备怎么治国？》。老六一看，正中下怀，提起笔来，治国方略也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一篇文章写得是洋洋洒洒天花乱坠，老四依然按照杜老师的一贯教导，看到标题后，感伤的泪水马上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当然又是白卷。道光皇帝一看，老四“仁孝”啊，于是大家普遍认为智能双全的老六奕讠斤也被PK掉了。
留条后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让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在赴任前请示赵简子，去了晋阳以后，采取的政策是“茧丝”呢？还是“保障”呢？赵简子回答：“保障。”——“茧丝”就是直接盘剥压榨，“保障”就是先休养生息以后再盘剥压榨。
尹铎争取到了特区政策，到了晋阳以后，少报户口，减少上缴的税收，从此事看来，分封制和郡县制其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晋阳是赵简子的封地，他的封地也要派人去管理。像尹铎这样的家臣，与后来郡县制下的官吏也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都知道一个生存智慧：狡兔三窟，留条后路。赵简子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他当然知道居安思危。我们上中学时都读过一篇古文《冯谖客孟尝君》，立意也与此相同。冯谖同学嫌食无鱼、出无车，天天抱怨，弹铗长歌。后来，孟尝君让他去收账，他去了就把账单都烧了，豁免了封地百姓的债务，替主人在那里储蓄了一些仁义。再后来，孟尝君遭难，逃到了储蓄仁义的地方得以安身。尹铎在晋阳少报户口、截留税款是经过授权的，赵简子对他选定的接班人二儿子无恤说：以后晋国发生动乱，你拉不开栓的时候，可以去投奔尹铎，到晋阳特区，那儿是咱的根据地。
中国是一个无常的社会，也是一个无助的社会，所谓世事难料，富贵无常，对小老百姓如此，对贵族高官们也是如此，再有权势的也会有呼啦啦大厦将倾的可能，留条后路，这是对所有处在权势高峰的得意者的忠告。
其实，帝王只要IQ及格，都知道不搜刮老百姓就可以得到民心，可以长治久安，甚至在危难中可以风雨同舟，共与患难。但几乎所有的帝王又都不愿意使用这个绝招，因为他们不搜刮就没得挥霍了。
“茧丝”和“保障”其实是一个永久的命题，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下，有竭泽而渔或与民生息的政策选择；在计划体制下，有先治坡还是先治窝的问题；在现代国家，有激励效率还是鼓励公平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处理起来，需要社会理想，也需要政治智慧。
帅哥原来是猪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城邑，得到了；向魏桓子索要土地城邑，也得到了。智伯一看自己挂着一把屠龙刀，号令群雄，莫有不从，很有权威啊！于是又兴冲冲地找赵襄子要土地城邑，结果没得到，没得到也就罢了，更惨的是，自己的命也没得了。
赵襄子就是那位怀揣着老爹“训简”的无恤先生，按道理讲他是最善于韬光养晦的，不料这位老兄却对智伯说No。智伯于是率领韩、魏之众讨伐赵，把赵襄子赶到了尹铎“保障”过的特区晋阳。
智伯用汾水灌晋阳，把晋阳淹得青蛙大丰收，但是得到过实惠的老百姓没有背叛赵襄子的意思，这说明当时尹铎的“保障”非常有实效。古时候人口少，环境还没有遭到破坏，汾河的流量很大，所以可以淹城，要是现在，这一招根本实施不了。
智伯很得意，带着韩康子、魏桓子巡视前线，一不留神说了实话：“哎呀，我今天才知道用水可以灌城池、灭人国。”当着矮人说短话，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两人会意，因为这两位的都城都在水边。
智伯沉不住气，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让韩、魏这样暂时的政治同盟都脱离而去，把三对一的游戏改版为一对三，等着死吧。
果然，赵襄子派使者没费多少唾沫就说服了魏、韩两家，里外夹击，把智伯给灭了。智伯先生不仅壮烈了，而且头盖骨都被赵襄子拿来做了容器，这位超男帅哥就这么被PK掉了。
司马光就此发表评论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司马光把一场活生生的政治斗争的胜败得失，归结到智伯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样的范畴里来讨论，结果肯定是莫名其妙。“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总结得一点也不靠谱。在这一轮的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少爷，既没有体现什么政治权谋，也没有表现出统帅才能，咋咋呼呼，颐指气使，既不是君子，也算不上什么小人。
司马光在这里把“君子小人说”丰富了一下，把人划分为圣人、君子、愚人和小人。司马光选择的标准是：“上得乎圣人，其次为君子，下次为愚人，终不可为小人。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一方面说智伯“才胜德也”导致灭亡，一方面又说“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体系一片混乱。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圣人、君子就应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愚人、小人则应该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整部《资治通鉴》所讲的事实，好像和他说的满拧。
道德的感召代替不了利益的驱动，道德的评价也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
中国人始终讲德才皆备，但是在所谓崇尚道德的社会，司马光也认为其实往往是“重才轻德”的。因为“有德者人敬之，有才者人爱之，敬则易疏，爱者易亲”，所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司马光担心才华的光芒掩饰了德行，所以，警告他的读者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才有余而德不足。”
“德才皆备”从来只是一条传播广泛的广告语。中国有的是“有德者居之”的庸人政治，更多的是奸佞嚣张的小人政治，所谓“德才皆备”的良好政治几乎没有，有也极少。两千多年，中国没有成功的政治，宣告了所谓“德才皆备”的失败，也宣告了“君子小人说”在实践中的无用。
刺客豫让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而在另一位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的“士”，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一、士为知己者死；二、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己者死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现。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且必须以死报之的。这种精神，在侠士那里得到体现和张扬，并且沉淀在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确立了这样的定义：守诺，守节，讲义气。
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第一层目的，彰示忠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是更高层次的目的。
可以想象，智伯死后，他的旧臣是怎样摇尾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一定目睹了许多。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没有为了接近赵襄子而搞个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像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投降以后再刺杀新主子也是一种“背叛”，根本不存在什么“曲线救国”，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让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的信念。
赵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让，对豫让很尊重，因为他是“义士”，所以要“谨避之”，赵襄子的表现，很有政治家风度。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又失败了，在《史记》里，结局是这样的：豫让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挂起来，让自己“刺杀”一次衣服，演一场“斩黄袍”，满足自己最后的愿望，赵襄子同意了。
赵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让的忠义行为给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课。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之后，自杀而死的。这与《资治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发生的，司马光是在“倒叙”，下面接着的是正叙。
竞争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各…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段干木，有的说是老子李聃（dān）的后代，也有的说是公叔段的后代，前面提到的韩康子的丞相段规是段干木的老爹。段干木祖籍河东，似可无疑。其故里所在，却众说纷纭。一说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一说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两地现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
段干木师子夏，友田子方，为孔子再传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门，又先后为魏文侯师，故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段干木终生未仕，魏文侯事之以师。式，是一种在车上行的礼。
魏文侯（就是魏斯）和当时所有有作为的诸侯一样，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并起，这种大竞争、大割裂的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了各种机会。
尊重人才，开放言路，一般认为这是治世的标志，其实，所谓天下大治时，人才并不值钱，言路也不会开放，开放一点也是面子工程。反而是大分裂、大竞争时代，对人才比较尊重，学术也得以自由。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才的时代，也是学术的时代，原因很简单，残酷的斗争和竞争需要人才。
《天下无贼》里的黎叔说：“在二十一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其实，在以前所有的世纪里，只要不是大一统时代，人才都宝贵。中国关于人才的许多观念，应该说形成于这个大分裂和大竞争的时代。因为供求关系，人才恃才傲物非三请不到的脾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像这个段干木，有多大才不知道，但魏文侯必须对他执礼甚恭，哪怕心里一百个不耐烦，因为他要称霸诸侯，就需要四方之士归之。即便没有这个野心，也得把自己的团队招呼住，以免被敌国挖走。
改革开放之初，只要翻开报章，关于人才的评论文章几乎天天都有，天天在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在国营单位，论资排辈怎么也改不了，压制人才的事极其普遍；现在呢，虽然也还在讲尊重人才，但总体上，普遍地压制人才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市场经济，因为竞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可以流动了，再想压制人才就难了。
所以，许多事情光靠喊口号、靠上级起劲地倡导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这个比红头文件管用。战国时代，是个竞争时代，自然会人才辈出。司马光讲名分，讲等级秩序，一进入真正的历史空间，他也不得不从尊重人才讲起。
魏文侯的先进事迹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 ?。 。 ? 好书读小说网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鉴的，怎么鉴？古今不二的法宝就是：抓典型，树榜样。
魏斯魏文侯就让司马光顺手拿来做了第一个榜样。
君主首要的品德是什么？讲信用。连走卒村妇都知道“君无戏言”这句话。国君说话要算话，从这个角度看，儒家还是很公道的，对老百姓的要求是“忠”，对君主的要求是“信”。问题是，“忠”是无条件的、无限的，而“信”则要看主子们的脾气性格了，帝王要耍起赖来，没有解药。
守信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品德，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果真的要“重合同、守信用”，肯定要玩完。锐圆这样讲，好像很矛盾，但确实是中国实情。
政治家是不是真的守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包装。
魏文侯为了推出自己“守信”的新形象，就作了一次秀。喝酒喝得正高兴，突然要冒着雨打猎去，因为和朋友有约。为了不失约，冒雨也去。做作吧？既期猎何必饮？既饮何必期猎？这就是政治家的守信。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帝王们是如何建立信用的，不能说全部是作秀表演性质的，反正真正对老百姓承诺过的兑现得不多。
魏、赵、韩三家分晋以后，共同的敌人消灭以后，内部的斗争开始了，把原来的盟友当成敌人继续砍下去，这就是规律。
韩国要借魏国的军队打赵国，魏文侯不答应；赵国要借魏国的军队打韩国，魏文侯也不答应。魏文侯好像把两边都得罪了，但事情过去不久，魏文侯的平衡外交收到了丰厚的回报，韩、赵两国“皆朝于魏”。这就是两边不惹、左右逢源的好处，也是平衡外交政策的胜利。
从春秋到战国，在中华文化地理范围内，也是不停地上演大国崛起的故事。春秋有“春秋五霸”，战国有“战国七雄”。春秋时代，有齐、晋、楚、秦、吴、越等强国，到了战国，吴、越衰落，地盘并于楚国。晋国三分，又形成了魏、赵、韩三个新兴的国家，于是就有了齐、秦、魏、赵、韩、楚、燕等七国，在它们周边，还有许多二流国家，如：鲁、卫、曹、宋、郑、陈、蔡、中山等，作为筹码和缓冲地存在着，主导国际形势发展的还是大国，这是肯定的也是必需的。
晋处在诸侯各国的中央，也是最早开化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晋在春秋时代是举足轻重的强国，三分之后，魏国是晋国国力和战略资源的主要继承者，所以，在战国初年魏文侯、魏武侯时期，魏国是七国中的强国。
拍马屁也要有高水平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魏文侯派乐羊伐中山，取得了胜利。《资治通鉴》在形容战事的时候，词汇非常丰富且非常准确。“伐”是无所谓正义与否的攻击。中山，小国也，魏文侯伐小国，符合森林法则，也符合战国时代的主流趋势。战国时代是兼并时代，先是大吃小，后是强吃弱。
有一次，魏文侯问群臣：“我这个老板做得怎么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问“我何如主”的，肯定是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都给老板面子，把平常积攒起来的阿谀奉承之词爽爽地倾泻一下，上上下下的感觉都爽歪歪。
这一次，有个叫任座的，发出了不和谐的噪音。
任座就是传说中的诤臣，只顾直言谏上自己爽，而不管老板听得爽不爽。任座说：“你得到中山不封给弟弟封给儿子，不能算仁君。”
这里反映出当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征伐中得到的土地人民，一般要分封。秦汉以前，中国实行的是正儿八经的封建制度，也是正儿八经的家天下，兄弟子侄都有份；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下，也就是独夫的天下，以万姓奉一人。天下是老子一个人的，委任的郡县首长，不过是老子派出去的管家，这种制度，理论上是连兄弟子侄都没有份的。当然，在具体实践中，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把天下的好处都占尽，宗室、功臣、外戚，甚至阉宦，都有机会参与分赃。所以，封建也好，郡县也罢，不管姓“封”姓“郡”，国家利益均把持在极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手里，老百姓是没份的，这一点，封建郡县都一样。
在上古礼崩乐坏之前，兄终弟及是优先于父子相传的，兄弟是排在儿子之前的，前面讲到的诸樊要传位给兄弟而不传儿子，是受到赞赏的行为。魏文侯把中山封给兄弟“公”多一点点，封给儿子则“私”多一点点，所以任座当面撇嘴，你这样怎么算得上仁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