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韩信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
刘邦对钟离昧的人头根本没有兴趣，提都不提。
韩信知道，他和刘邦之间的君臣之义战友之情，到此over了，就是这么回事了，他也不想挽回什么，死心有了，反而什么也不怕了，他对绷着脸的刘邦说：
“果然像有些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
刘邦好像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有人告你造反。”
韩信盯着刘邦的眼睛问：“别人说什么我不管，你呢，你说我有没有造反？我会不会造反？”
刘邦回避了韩信的目光，遥望天空，天空彤云密布。
突然发现写起来了，有人物，有对话，还有情景。没办法，刘邦和韩信之间的那些事儿，那些心结，真的太有复原的价值了。
韩信隐匿一个钟离昧，刘邦只是不爽不高兴而已，还不会由此推断韩信就会造反，依刘邦对韩信的了解，知道韩信是在市恩，显摆、炫耀自己的权势。越是这样，越说明他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留恋的，珍惜的，刘邦知道韩信不会为了权力再增加一些而冒更大的风险。皇帝对重臣，老板对高管，经常要把脉，做透视，甚至来个核磁共振，有病还是健康，一般都是清楚的。皇上不操这个心，那还操什么心？劳心者治人，劳的这是这个心。忠心的，顺从的，根本没能力篡权造反的，皇上清楚；不顺从有些小性格的，有贼心没贼胆的，有不臣之心的，皇上也应该清楚。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皇帝又不是傻瓜浑蛋，岂能不知？问题就在这儿，知道是知道，有没有办法又是一回事，权臣弄权，********肯定不爽，办不了，也没办法。难度最大的，是忠臣变为逆臣的临界点不太容易及时掌握，强势的皇帝把忠臣当反贼杀了，弱势的皇帝杀不了奸臣还得恭维人家是大大的忠臣，还要提防自己哪天会被逼着下课，倾情演出“禅让”。
刘邦当时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韩信不会造反，但是有些不听话，得弄在身边控制使用，或者干脆养起来得了。你以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些话好听啊？像刘邦这样的开国皇帝，雄猜之主，只有误杀了那些表现不够忠的，绝对不会有哪个真要谋反的家伙还能逃脱他老人家的法眼。
刘邦和韩信是那种大事合得来、小事上不对板的合作关系。做大事，韩信能力有，老板的意图很明白，执行也很到位，甚至经常有创新的打法，额外的斩获，交给办事很放心。但是没事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太顺眼，性格不合，在人前背后还经常放风凉话，以敢调侃老板而扬扬自得。小事凑多了，添堵添多了，总有爆发的一天。钟离昧就是让刘邦感觉很恶心添堵的事。
对刘邦来说，用人之际，韩信的毛病能宽容的宽容了，实在不能宽容的，也只有忍着了，离不得也见不得。天下既定，刘邦再也不想委屈自己了，于是决定收拾这小子，只是对“狗烹弓藏”不能不理会，所以，雷霆万钧之后，还是给这臭小子封了一个淮阴侯。
心有千千结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韩信这个人，有才但性格比较孤僻，温顺但在打仗时很有决断力，为人骄傲，但也算是忠厚一族。有人曾经策划他反掉刘邦，自立为王，他认为刘邦有恩于己，解衣推食，不忍背叛。韩信少时贤遗草泽，投奔项梁项羽后不为重用，对小伙子打击也比较大，压抑很久的人，对能释放自己、欣赏自己的人，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刘邦让韩信坐直升机上来，荣宠无比，所谓知遇之恩，感铭五内。
韩信对刘邦怀感恩之心，抱遗弃之怨，存畏惧之意——
其感恩也，故多人游说而不听，虽然云梦之会安危叵测，仍慨然赴之；
其怨也，有如弃妇，恩深怨亦深，对刘邦一人有怨，尚可以堪，但一比周围，尽宵小之辈，荣宠不亚于己，怨则愈深矣，以旷世之才、盖世之功求人主专宠而不得，较之怀才不遇更多一番愁怨，对刘邦善待之人，尤其是那些他认为不上档次的人物，视若情敌，怎一个怨字了得；
其惧也，皇上天威，多有不测，韩信对刘邦有怨而不敢发泄，只能作消极抵抗，“多称病，不朝从”，希望以此博刘邦给予自己更多关注。
韩信性格有缺点，他很少从他人角度分析思考问题，刘邦既取天下，统驭群臣，已经从常人异化为“权力人格”：不徇情，亦无情，对部属保持距离。在云梦捉拿韩信回来，刘邦旋即赦之，封为淮阴侯，在刘邦看来，以为自己对韩信恩威拿捏得非常到位，韩信应夹紧尾巴，从此享受太平富贵就好，但韩信“居常鞅鞅”，内心的不满清楚地写在脸上。
不知道刘邦和韩信聊“将兵”“将将”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云梦之前，还是在云梦之后。倘若在韩信做了淮阴侯之后，此番对话，足见两人虽有过节但不妨仍然引为知己，谈往事，尚能“从容”谈之，韩信话里有刺亦无大碍，而眼前事，则双方谁都不愿提及，各有各的心思，都望对方能反躬自省。于是两人僵在那里，心隔一层纸不能捅破。此时月下策马追韩信之萧相国何在？
“不过十万”与“多多益善”，表达了韩信内心要强的毛病，但要说韩信憨瓜一个却也未必，“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恭维得也很到位，也透露出韩信臣服之心皎然矣。
韩信虽然被褫夺王位，反而让同僚看出刘邦对韩信仍有爱意，恩宠未决，故而起码表面上都对他十分尊重。“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我们看不出樊哙是在做作，战功摆在那里，主上尚不赶尽杀绝，他人自然不敢放肆。
而韩信已经不想再进步了，对群众关系也就不珍惜了，经常用风凉话、牢骚语挑战刘邦的忍耐极限。刘邦忍耐力或许无极限，可是皇后吕娘娘听烦了，诬以反名，凉拌（办）了。
看赏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zàn）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张良为谋臣，亦无战斗功；帝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yǒu）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到了。中国的政治集团，是皇家的独资公司，这和刚开始出资多少关系不太大，率天之下，莫非王臣，刚开始造反的合伙人，只能占点干股，只有受益权，没有所有权，也没有转让权，生杀予夺，天下之柄尽在一人手中。
刘邦集团的勃然兴起，非常具有典型性，如果说秦始皇还有祖上的遗产可以继承，那么，刘邦和他的战友都是光着脚打下的天下，当时，不论沛县的萧、曹、樊等人，还是张良、韩信、陈平之流，都是提着头干革命，都是创业者，都有杰出贡献，怎么到了最后，都变成刘邦一人的资产？为什么所有的功臣都要仰刘邦的鼻息，战战兢兢不可终日？
是什么规则导致这一结果，为什么当时代的人都遵守这一规则。这个不成文的规则是怎么形成又怎么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智的？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谁把这群叱咤风云的英雄套在枷锁里，是刘邦吗？好像也未必。
清初的黄宗羲也感叹，上三代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了后面却是君为主，天下为客。他在《原君》中讲：“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墨宝到处可以看到，可是经过“文革”大公无私的年代，“天下为公”了，也不怎么样。
大家都会讲历史的局限性，那么应该问问，历史的局限性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刘邦封萧何食邑8000户，给张良则更多，30000户（最后张良实收10000户），而且是在齐国的地界，而且是自己选择，这都很大方了吧。当时汉有223万户，如果总股本是220万，第二大股东张良只有1万，比例是0.45%，发言权有限得很。
就是这么点比例的好处，大伙儿还得欢天喜地地接受，陈平还要玩“新恩不忘旧义”的游戏。
刘邦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分析自己的人才结构，一种是功狗，一种是功人，韩信早就知道自己是功狗，所以有兔死狗烹的感叹。其实，在这样的大型垄断集团里，还有一种人才叫功猪，宠物猪，功劳是迎合老板开心，开国以降，功人功狗的比例会下降，功猪功猫的比例会上升，不论浴血厮杀，还是胁肩谄笑，都是冲着主人赏口饭吃。
以下数据是网友“黄药师看天”提供的，在此谨致以谢意：
曹参食邑10600户
张良食邑10000户
萧何食邑8000户
陈平食邑5000户
周勃食邑8100户
樊哙食邑5000户
灌婴食邑5000户
王陵食邑5000户
夏侯婴食邑6900户
吕马童食邑1500户
王吸食邑2200户
召欧食邑2200户
薛欧食邑4500户
雍齿食邑2500户
地东西9320里，南北13368里，民户1223.3063万，人口5959.4978万。汉极盛矣。
找出分配标准线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
现在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罢，一个项目比赛完，马上就要举行颁奖仪式，金牌要趁热挂在冠军的脖子上。至于奖金，是不是也比平日付款快些？我想应该也是。拖欠奖金是中国式老板的习惯，这个习惯，在刘邦那里就形成了。
刘邦坐了天下，坐了皇帝的宝座，以前的兄弟自然是王侯将相，各归各位。如此庞大的评功犒赏活动，工作量很大，政策性很强，刘邦不知从何做起。
张良再次发挥作用，老板身边有这样的参谋，是兵仔们的幸福。张良把刘邦带到一个所在，看到的都是大伙儿在那里交头接耳，唧唧喳喳，刘邦自然要问，张良乘机危言耸听，说大家都在商量着造反，因为金牌银牌都没拿到手。
刘邦遇到困难有个习惯，就是问左右：“为之奈何？”老板只要肯下问，办法就会多多，老板只要扮演万能的上帝，下属就会从人退化成猪，也是每日三省吾身：早点吃了没？午饭吃饱没？晚饭吃好没？所以，要想让部下不变成猪，老板就要自己装傻。
张良出主意了：“你老人家平生最讨厌谁，而且地球人都知道？”刘邦说：“你别说，还真有这么个家伙，他叫雍齿。这小子很混账，要不是他功劳很大，朕早就把他灭了。”张良说：“那就先封雍齿的官爵吧。从最不可能的做起，大家就不会闹了。”
司马光很赞赏张良，认为他是“善谏”的光辉榜样，因为刘邦天下初定的时候，“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这就像年关将近，老板始终不拿出奖金方案，甚至连分配原则和标准也没有，大家就会嘀咕。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下从雍齿封起，就等于建立了分赏的标准和底线，有了参照物，大家小算盘一打，心里都有个大概数了，也就不闹腾了。
老板驱动员工用的是钞票，皇帝驱动功狗用的是土地人口。食邑不仅包括土地，也包括上面的百姓。在当时，奖赏功臣依据的是“名田宅制”，这种封赏是典型的富不过三代，因为功臣贵戚代出，土地的来源在哪里？刘邦的时候，历经战火，无主土地很多，这些土地划为国有了。以后呢？皇帝就要靠抄家罚没来积聚新的资源。
所以，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贵族，土地的流转是没有法律保护的，无论是国有公田还是私有民田，都是皇权可以随便予夺的。没有稳定的土地制度，便没有了人民的一切，也就不能保证所谓贵族甚至皇族的财富能够永世积累。连阿Q都敢想到赵老太爷的象牙床上滚一下，这种理想，其实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Q版。
最初，刘邦要封给张良三万户，而且是在齐国的地界上，而且任由张良自己挑选，齐国有鱼盐之利，是富足的地方。虽然，刘邦对张良是格外的优遇和尊重。
但是张良坚持不受，张良说：“我当年从下邳起兵，和皇上您会师在留这个地方，不是让我挑吗，您把臣封到留这个地方就好了。”
张良挑当初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做封地，表明他不忘本，也提醒刘邦不要忘记当初的战斗友谊。
张良是官宦子弟，知道这个道理，多搞两三万户，也不过是替后来者做守财奴。张良最后只要食邑一万户，以当时的生产力，也富不到哪里。《红楼梦》里我们也看到，下面庄子里进贡的东西，根本不够贾家挥霍，最来钱的还是做官，靠贪污受贿。至于这一万户，是不是既包括了黄世仁，也包括了杨白劳，则不得而知了。
儒家开始露脸了
太祖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叔孙通被后世评价为“汉世儒宗”，儒家在汉武帝时代上升到“独尊”地位，应该说叔孙通是有功劳的，是他奠定了基础。明代大学者李贽在他的《藏书》中，把因时大臣列为臣子第一等，把叔孙通列为因时大臣第一人，可谓古今第一臣。因应历史潮流变化，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确实应列上等。
叔孙通这个人很懂变通，有点像苏秦张仪这一类纵横家，能说会道，善于揣摩人主心理，知道自己是谁，要干什么，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也知道顾客是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最难得的是，知道根据顾客的需要改进自己的产品。
叔孙通先在秦二世那里混过，陈胜起义了，秦二世召开研讨会，其他儒生都把陈胜定性为造反，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秦二世听了不高兴。叔孙通说，非也，非也，不是暴动，乃是个别的流氓治安案件，在伟大的秦二世领导下怎么会有人造反呢？秦二世击掌称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但叔孙通知道自己的谎言迟早要露馅儿，更何况二世也是“望之不似人君”，叔孙通干脆颠回老家鲁国，继续研究孔子学说，以备来时。
后来，项梁起兵，叔孙通又投了项梁，刘邦率诸侯攻破楚都城，他直接从俘虏转正为汉营的博士。刘邦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不理会儒生，叔孙通坚持坐冷板凳，不和骄兵悍将较一时短长。一个人能坐冷板凳并不难，难的是他还带着一帮人坐冷板凳，不是坐一小会儿，而是一坐就好几年。他终于等到机会了，刘邦需要建立品牌形象了，需要CI系统，需要形象视觉规范、行为礼仪规范，甚至需要思想意识规范。说得更简单点，大汉国要展示大国崛起的声威，必须搞个团体操，总导演的不二人选就是“第五代”儒家的杰出代表叔孙通。
叔孙通人如其名，会变通，前后侍候过N个主子也没有心理障碍，这样的儒者，和后来读书注经讲究忠义的儒者形象相差很远。
儒，以锐圆的浅学所知，最早就是专业包办葬礼的，古人对人死了去哪里非常关心，所以远古时代主持葬礼的人不管叫儒还是叫祭司，都有和上天沟通的义务和责任，包括今天在电影上也看到，西方人下葬时，也得有个神甫念个“阿门”才行。上个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有许多小人书，比如《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我就是从这本小人书上得知，孔老二他爹就是专业主持葬礼的，而孔老二打小玩游戏，也只会撮个小土堆，插草为香，练习祭拜。李铁梅是家传的红灯有一盏，孔老二是家传的祭拜有一套。从孔老二经营葬礼到叔孙通导演朝廷礼仪，可见儒家也是与时俱进，经营范围在不断扩大，服务顾客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现在，儒家起码表面上很兴盛，又是祭孔，又是给孔夫子创作标准像，又是开办孔子学院……总之，也不知道第N代新儒家，做慷慨自信状，时刻准备着去拯救那些大鱼大肉吃腻了的西方人，还有一位于丹姐姐，拿《论语》炖了心灵鸡汤，优先抚慰了一下孔夫子祖国的人民。凡此种种，都是当代的叔孙通——终于又绕到主题了。
叔孙通顶住了儒家内部原教旨主义派的压力，带领一帮助手成功地排练出了大汉朝廷礼仪。让刘邦真正从刘三、刘亭长、刘汉王升级为刘皇帝。当然，皇帝是刘邦自己打下来的，但感觉却是儒生孙叔通带给他的。刘皇帝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形象工程也是维稳工程
太祖高皇帝七年（公元前200年）
春，二月，上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
臣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启之也！
刘邦平定天下，终于可以歇歇了。
他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返回长安，心情很愉快，但是一到未央宫，他发现丞相萧何把工程规模搞得很大，刘邦很生气，责问萧何：“天下乱哄哄地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吃了很多苦，我们的新政权还不稳定，你搞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太过分了！”（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看到老板责备，显然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回答道：“现在天下人心未定，都不知道谁是真命天子，所以要修建壮丽的宫殿，让天下老百姓知道，哦，这就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修建得不够壮丽，是不能慑服老百姓的。何况现在一步到位，也省得后世不停地扩建。”（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刘邦一听享用豪华的宫殿还有稳定大局的效果，马上龇着牙乐了。
这一年，距项羽火烧阿房宫才七年，秦帝国因滥用民力而土崩瓦解，汉帝国又在长安开始营建新的宫室，看来劳动人民一直都在忙活。
未央宫建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读书人，所以有人写《阿房宫赋》，埋汰秦皇朝，汉朝独尊儒术，文化人留点情面，所以未央宫盖得究竟是几星标准，没有负面报道。但是，以当时的国力，基础建设规模显然有些扩大，反正连刘邦看着都有点过了。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刘邦凭这句话，就有资格上央视的《感动中国》节目。刘邦的责怪，应该说很有分量了，建设节约型社会，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观念，反奢侈和反腐败一样，几十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基本国策。但萧何毕竟是萧何，这种级别的人物，每做一件事情，早就把前因后果考虑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会招致什么批评，早就心里预演了N遍。这叫“才足以文过，智足以饰非”。
萧何早就准备好了过硬的理由：稳定压倒一切。萧何说，巍峨华美的宫殿可以加强新政权的威仪，有稳定天下人心的效果。一句话就把“反奢侈”撂一边了。萧何胡说吗？不胡说，有一定道理。古今中外，公共建筑都搞得巍峨华丽，欧洲的教堂，中国的宫殿，确实都有震慑人心的效果。
办公楼盖得威一点，可以慑服宵小不臣之心，如果陈涉早点目睹到“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说不定吓破了小胆也未可知。
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后来评论说：“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看来他眼界不够宽阔，见闻和资讯缺乏了一些。司马光也是“凡是派”，动不动就拿上三代的尧舜禹汤也就是韦小宝知道的“鸟生鱼汤”来说事，当然，革命传统已经成为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不祭出来没有雄辩的力量，但是现实主义的当权派，对传统、对意识形态、对“鸟生鱼汤”这类榜样向来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表面上永远不否定，甚至讲得更大声，但内心早已是嗤之以鼻，这些东西是忽悠老百姓的，念死书的儒生们老看不透这一点，妄图拿这些光辉榜样来约束上面，其实是不管用的。遇到这类讲死理的，领导真的很烦。
还是萧何有水平，先拿稳定压倒一切压倒皇上以后，对“反奢侈”也没有避而不谈，对领导的担心不能不予以关注。刘邦何尝厌恶奢侈，刘邦是怕别人说他奢侈，舆论对皇帝还是有一点影响的。萧何说，你担了名，为后世减轻了负担，以后明令后代不要层层加码就是了。这次奢侈了，“下不为例”就是了。一席话，解除了刘邦的心理负担。
又有瑰丽的宫殿享用，又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也不用担心舆论批评，甚至还会收到稳定天下的好处，刘邦在未央宫里喝酒泡妞开心得很。萧何把领导侍候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古今大臣高管的榜样。像司马光这样只会背圣贤语录的，赶紧闭嘴，回家面壁反思去吧。
富不可以敌国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chī）、纻（zhù）、罽（jì），操兵、乘、骑马。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朝代，有那么多皇帝，在思想和文化上，或崇儒，或崇道，或崇佛，但在经济政策上，重农轻商却是相当一致。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不敢说有稍减。
汉景帝时代的晁错写过一篇文章《论贵粟疏》，曾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重农轻商的宣言书，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提出的几个论点却都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一个是“无农不稳”。农业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农业不仅可以解决肚皮问题，还能解决就业问题，土地可以吸附大量流民，流民即流寇。这不是简单化的歧视，而是政治经验。前些年，“盲流”一词，其实也包含了这种政治经验在里面，有一种担忧在里面。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政治斗争，重新诠释帝王将相的家谱，像锐圆这样成天白话权谋，其实都是皮相，真正揭底的工作是研究农业发展，研究土地制度，研究人口与土地的相互关系，而且是定量的研究，搞清楚这个，才能真正看懂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知道在史学界开展得如何，把历朝历代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于今天肯定有大帮助。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直没有逃脱饥饿的梦魇，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关于吃不饱的记忆。现在虽然还有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讲，中国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能吃饱肚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人口、土地制度、农业技术这几个要素决定着温饱。
应该说，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仍然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文革”时代即使天天搞阶级斗争，但不论在高层还是基层，最挠头的还是粮食问题，农业学大寨，知青下乡，备战备荒，国家的主要矛盾都藏在里面，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些矛盾展开的，政见之争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观念的争论。毛泽东以为，人民公社加上大寨精神，可以再笑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把，而修正主义则更愿意采取与民休息的办法。
发展工商业可以增长财富，吸纳劳动力，这点常识，中国人一直重视得不够，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做工经商的多了，谁去种粮食，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多年，很多朝代。
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这大概已成历史定论了。也有学者认为，到了80年代，随着化肥、农药、良种等科技的发展，土地总产出满足人们粮食总需求的临界点终于到了，包产到户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麻包。现在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在减少，而粮食供给却能够保障，这会让中国的政治发生根本的变化。
晁错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担心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这真要佩服这位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家，他的这一见解烛照千里。小农经济需要皇帝，而商人是排斥专制的。抑商，往往并不是因为重农，而是因为重权，防止商人分享社会权力。拥有军队，掌管钱粮，控制舆论和文化，一切权力归皇帝，一切社会资源都由皇帝来控制，“率天之下，莫非王臣”的逻辑才能存在。所以，帝王家并不是不知道商业的价值，只是担心出现商人富可敌国的局面，抑制商人和抑制豪强、抑制军阀的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一直有低效率的官商存在，民营效率高，不是他们认识不到，而恰恰是认识到了，内心里感觉到危害深远，所以必须抑之。
晁错感慨“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不知道想明白了没有，正是普天下多有贫贱的农夫，才有帝王家的富贵。
和亲外交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匈奴冒顿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奈何？”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通”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刘敬就是劝刘邦建都长安的娄敬。因建言有功，赐姓刘，也是一位国姓爷。赐姓应该也是一门学问，不知有无高人专门研究，从汉朝到明朝都有赐姓，皇帝们一边倡导以孝治天下，一边又让人家改了姓氏，是不是有点矛盾？清朝没有听说赐姓爱新觉罗的，但可以赐汉人做满人，好像有个专用名词叫“抬旗”，让你加入“旗籍”，幸福程度是不是和如今拿到美国绿卡一样？
匈奴问题，在秦始皇时期就是个问题。说到北方的游牧民族，我总觉得气沮，我泱泱大国，经常受人欺负。西方列强揍了我们，我们自己找个台阶，说“落后就要挨打”，人家是工业文明，我们是农业文明，落后挨打是命中注定，认命吧；掉头来再看看过去，我们是农业文明，他们是游牧文明，怎么也是我们挨打呢？难道我们命里就是欠揍？
刘敬的办法，猛看上去也不错，把闺女嫁给匈奴的单于，我们汉人的皇帝就变成匈奴的老丈人，可是这种和亲，我总觉得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什么光我们嫁闺女，就不能娶个匈奴的公主来？
国际贸易有顺差和逆差，国际婚姻呢，好像也有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自古以来商业的规则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政治婚姻的规则呢？
“和亲”是中国历史上极易理解又非常诡异的一幕，强大的汉唐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皇帝们现实主义的一面，以极小的成本换取和平与安定，这个永远都不应该遭受指责；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原帝国，在面对外来威胁时，不论是对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西方的列强，都显得缺乏应对之策，缺乏组织和动员，缺乏孔武精神。
刘敬的建议肯定让吕后非常生气，离间帝王家的骨肉去维护帝王的最大利益，算账似乎是能算得来。但是，即使刘邦吕后这么做了，刘敬亦无功有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这时已经嫁给张耳的儿子张敖，而且年龄也不在小，如何能去和亲？
《读通鉴论》的作者王夫之说：“遣女嫁匈奴，生子必为太子，谕以礼节，无敢抗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违生民之性”是刘敬方案的最大缺陷。
非常有意思的是，王夫之认为，匈奴之长在于猛悍，中原不断地派公主和亲，会让匈奴人弥补“智巧”不足的天性，有了杂交优势，凶悍如其父，慧巧如其母，补其所不足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凌操、懿而驾其上”。
蛮夷很剽悍，中原人聪明，双方交流，包括婚姻，难道只能促进蛮夷进化，汉人就不能吸取他们的优势，哪怕一点点？
移民问题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ＷＷＷ。ＨaＯsＨudu.coＭ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刘敬的和亲建议，被刘邦打折后执行了，真版公主不能远嫁匈奴，搞了个山寨版给匈奴。嫁公主是丢面子的事，嫁个山寨版公主是丢信用的事，这件事既丢面子又丢信用，办得不漂亮。
刘敬主意还真是多，随即又搞了个策划书，是关于首都建设的，内容是移民，把六国名门望族和各地的“豪杰”移民到长安，充实首都的经济实力和人口。
这种移花接木、地方支援中央的事情，秦始皇玩过，后世也屡有发生。
这些豪门之所以是豪门，巨族之所以是巨族，因为他们接着地气，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他的威望、财势等，都是和当地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相关联的。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而且是早期的农业社会，财富基本来源于土地，不要说那时候，就在今天，许多能进入福布斯或者其他什么排行榜的富人们，都离不开本地的地方资源，投资有所谓投资环境，发财也有所谓发财环境，在官本位的社会，这一点倒是古今一也，离开了勾兑好的父母官，哪里还有财发啊？中国地面上，哪个地方不要关系？哪个地方不欺生？
“齐楚大族”一家伙迁徙到长安，土地不能带走，除了土地，他们还有什么能持续发展的资源？亲戚朋友一大帮，全来了，从原来的生产型家族，到了长安变成了消费型的。原来的土地等固定资产很难变现，本地的富人移民了，穷人根本买不起大量吐出的土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豪族的土地房产等被官家无偿或低价占有。而移民到长安，大家只能带浮财来，只能把长安的生活指数和物价折腾高，除此之外，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移民，结果就是把有钱人折腾穷了，把地方有势力的豪绅变成城市的弱势群体，核心的东西，还是要把皇权建立在一堆细小的沙子上面，民间力量成长为鹅卵石都不允许，大家只配做沙子。
现代社会，移民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主体性来分析，移民一种是民要移，比如到美国混绿卡，到城市打工，都属此类；还有一种是官要民移，比如公共工程造成的移民；还有就是战争与灾难造成的移民。
人民的迁徙，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版图的变化，会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有的是季节性外出，有的已经在城市生根，有的则是漂在城市，大多不愿也不会再返回农村，最多只是春节回老家看看。这样大规模的迁徙，带给中国的历史性影响，恐怕要过很多年才能看得深切和全面。
防范山头主义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jiàn）车胶致，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搒笞数千，刺剟（duō），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箯（biān）舆前。泄公与相劳苦，如生平欢，因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亢，遂死。
汉高祖七年，刘邦临赵，当时的赵王是张耳的儿子张敖，刘邦的女婿。
刘邦又摆臭架子，皇帝的架子加上老丈人的架子，肯定是牛气万分。《史记》报道：“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gōu）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lì），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贯高赵午等是张耳的旧臣，看不惯刘邦的颐指气使，所以安排了一次刺杀行动。他们安排刺客在一个叫柏人的地方等待刘邦经过，刘邦一听柏人是“迫人”，于是没有停留，刺杀行动失败，但是，一场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行动立马开始了。
后来虽然证实了赵王张敖没有指使和参与刺杀行动，但负有领导责任，按照常规，脑袋肯定不保，但好在张敖有驸马之贵，特别是有吕后缓颊，万幸没有身首异处，只是丢了王位。一场血雨腥风被控制在了相当小的范围内。
司马光评论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应该说比较恰当。
这件事，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山头主义下忠诚的递延问题。贯高等是张耳的旧臣，只知有张，不知有刘，尽管张氏父子向刘氏输诚，但其部下不会将这种政治效忠递延下去，这样“两张皮”的现象，在皇帝看来，是一种深刻的隐患。雍正皇帝之所以要杀年羹尧，据说就是因为其部下只听年的军令而对皇上“脱掉盔甲”的口谕没有反应。培植个人亲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为皇家所忌。袁世凯是有意培植，让北洋军成了袁家军；年羹尧则未必有反意，只是过于欣赏自己的控制力，惹怒了本来就喜欢猜忌的皇帝。所以，岳家军，杨家将，民间老百姓的赞誉称颂，在皇家心理上埋下的却是担忧和忌恨。
所以，为人君者，深忌权臣树立山头，拉帮结伙。汉初诸王，本来就是以团伙形态加盟的，各有各的子弟兵，刘邦必欲剪除之而能后安，彭越、英布之流，终究不能容于刘家一统天下，势已明矣。张良也是带着队伍到刘邦革命军中的，但进来之后，主动放弃了控制权，使之融入刘家革命队伍之中。孑然一身，无门无派，才是自安之道。张敖是鲁元公主的夫婿，按常情是不会反老丈人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类似“黄袍加身”的故事经常会激情上演，“使张敖据天下”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天下，杀老子都可以，何况老丈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