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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

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

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

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

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

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

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

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

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

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某种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

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期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

作品；泰戈尔的《戈控》、夏绿蒂的《简·爱》、马尔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

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

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

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

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

自己且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

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

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

它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

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

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

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

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

《延河》本身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

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

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

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

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

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

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

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

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

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

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

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

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

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

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

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

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

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

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

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

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

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

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

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

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

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

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

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

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

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

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

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

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

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

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

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

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

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

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

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

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

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

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

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

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

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

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

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

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

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

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

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

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

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

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

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

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

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

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致

敬意！路遥

路遥同志：

短简收悉，我为你高兴。

你带来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唤起我种种想法。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

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

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

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说这

是一部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从作者品立意这高来看，我认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

说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有同志说他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有同志说高加

林见新忘旧、吉新厌旧；有同志说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为事业寻找文化相当的合法配

偶……其说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经验，作家笔下的性格复杂到使评论者聚讼纷纭、莫衷

一是，往往证明这一性格确真而不矫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

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

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

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从《人生》总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

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

磨练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

岖难行，高加林不断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

掉，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来的一小段。这一段选得好，人情

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爱情关系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

亚萍关系上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们关系的三部曲，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

关系的深刻描写。这一点是高明的。不错，三部曲的偶然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

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

但是，在偶然的背后呢？有没有宰偶然的东西？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作

者有所感，但没有明言；我——读者，有同感，却难以言传。你把一个有抱负双有毛病的年

轻人投进不正之风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故事来。你很敏感，

你敏锐地感觉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吗？

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运了吗？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让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实地

表现自己——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终于，在人生观

的高度上领略人生的真谛。但是，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到觉醒，尽管作品已露出真情和深

意，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然而，毕竟没有写完。

你给读者出了难题。

读者解题的过程，就是艺术欣赏的过程。高明的作家，总是留有余地，激发读者投身其

中，死死地拽住他们，以其无比丰富的聪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你发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插而不自贱。他爱高加林，如痴般地

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

的爱情作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之后，或

者忍气吞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

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巧珍的

可爱，足以使读者的精神为之升华。较之高加林，这是一个丰富而不复杂的灵魂。较之电影

《乡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易使人动

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发现，你的创造。

归根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

讨“人生”道路的作品。目前，探讨“人生”的小说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不错的，但也有的

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把“人生”引向虚无，把“人生”引向自我，把“人生”引向生

存竞争。在这种纷扰的情况下，而且在目前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受到“挑战”和冲击的

情况下，《人生》的出世，怎么能不叫人高兴非常呢？

当一些文艺工作者不顾生活的真实，不顾艺术典型化的方法，不顾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咋咋呼呼搞那些伪文学、“隐私文学”、“性爱

文学”

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不大为人们注意的作家闷了整整三年，几次动笔，几作作罢，终

于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这部十二三万字的精心之作，这样认真而踏实的态

度，难道不使人高兴吗？

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宣传《人生》多么好，

多么适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老而无用。我当然

不认为现实主义不要发展，不要扩大，不要吸收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手法和技巧，诸如内

心的独白，意识的流动，直感和印象，象征和荒诞、迭印、时空交叉，多视角，多声部街道

等等。当然，我也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描绘中华民族的面貌和心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

的革命和建设，独尊儒术。我们有过教训，我们没有那么狭隘。

平心而论，现实主义需要充实和发展。因为时代充实了，发展了。你是坚持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的，你多年来孜孜不倦，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名篇，你假苦觉得传统的现实主

义手法不够用，想借助诸如“意识流”之类一用，我认为不但不坏，而且很好。以生活和人

民为基础和前提的艺术创造、艺术革新，都理应受到鼓励而坚决地不准横加干涉。

革命现实主义从善如流，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常青，现在还不到革命革命现实主义的命的

时候。现实主义应该和现代派展开竞赛，用理论，用创作。

我扯得远了，请你给我以提示：你怎样写作《人生》，怎样理解《人生》才不致离题万

里？

我刚自外地开会回来，迟复为谦。武汉太热，涿县凉爽，保定中暑，北京时热时好，西

安如何？

握你手！阎纲关于《人生》的对话

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

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

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窨有些什么具体设想？

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

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

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

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

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

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

靴搔痒”，也计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

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

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

见秀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

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划综复杂的生活矛

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

《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

《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精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虔诚混合着狂热，惶

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

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

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

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

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

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用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

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渗

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

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

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呈论

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

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喾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

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

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

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

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

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

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

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

很难深下去了。

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中央委员，

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

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飞翔高档商品，写他们昨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

当然不参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

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

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

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

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

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

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地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

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

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

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

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

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

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

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

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

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

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说，还应该展现得

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

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

王愚：也计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

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是单纯一句话能

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

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

情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

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和观是正

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

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政党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

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

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

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

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

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

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

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对！这个问题题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

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

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

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

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

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

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

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

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

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

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

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

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

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得成功，主要

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

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

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

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

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

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

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

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民这个人

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

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

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

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

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

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

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同加林批评一顿。

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秀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辩不是

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

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

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

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过，类似高加林这

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

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

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

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

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

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

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

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

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翔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

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作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

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

目前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尤其是年轻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

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

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

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的不多，像刘巧珍这个

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

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

时代发憎爱分明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

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

很欣赏这个人物的。

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

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怀着这样一

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

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

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

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

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最基本的保证。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

的一种局限性。

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

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

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必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

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

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

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间

也没有更多的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

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

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旗

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

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

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

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