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2

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2

卸，各种矛看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

声部人写到高潮的低落，这又应该暗示了生活一个新的开端。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

但这决不是说，要接着写下去，但它必须有某种暗示。如高加林扑在地上的一声喊叫，读者

可能会感到某种新的开端，但你不一定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

好似戛然一声，把弦崩端了。最后一声应该是悠长的、颤拌的，不要猛地一声把弦崩断了。

崩断了的效果不好，就似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

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意境更宽阔些。

问：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定不去的时候？

答：经常有。譬如《人生》中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

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老

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

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

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流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

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

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

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

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

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

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

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最初的构思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发现代替了原来的设想。

问：那么你写作前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有个粗略的提纲，但进入写作过程时，说不完全部都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

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可能改变了。人物一旦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往

往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我与广播电视

对于一个经常浸泡在文字工作中的人来说，很少有闲暇时间听广播、看电视。但是，我

和广播电视却有不解之缘。

《人生》小说发表后，在电影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制作了广翻剧，由著名电影演

员孙道临担任解说。记得当是我是在陕北拍电影《人生》的外景地听到的，每天中午一节，

非常别致。广播剧是一种留有巨大空间的艺术，很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以后，我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先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中央电视台中国电

视剧作中心改编为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

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

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

当我稍有萎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

告我：千百万听从正在等待着你如何作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

庄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往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

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

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划了句号。然后当夜起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

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

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

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

中。

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根据小说改编制作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严格地说来，电视剧拍

得不尽如人意。但这已经是别一种艺术，应由本行道的标准评估，作为小说作者，不应过分

苛求，无论如何，它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原来对作为现代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心怀敬畏。它们与大众

的交流是那么迅速而广大，几乎毫无障碍，将来的一某一天会不会把作家这种“手工业生产

者”整个地吞没呢？通过我与这两种“电老虎”打过几次交道，反而觉得文学借用这两翅

膀，能作更广阔的飞翔。我将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

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今天我主要想请您主炎谈对理想的

认识和理解。

路遥：一个人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

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

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

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

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

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

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

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

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

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

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当然，对于涉世尚

浅的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有好多幻想，甚至会有一些空想。我认为这时无可指责的。这也是

他们这个年龄特点。

如果青少年时没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前变成一老头了。通常的情况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

有好多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有的甚至

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起到作用。

记者：刚才说到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成个作家，或者有些人想有一套房子，有辆汽车，

有些人又想当个大官，想发一笔财，这些人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有什么不同，您能不能谈点

看法。

路遥：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

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

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

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做出

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上的许多人，比如说他的理想实现啦，就觉得他有些很特殊

的才能，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理想是那么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专利？您觉得普普通通人，也就是

非常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路遥：不能把理想当作一种职业好坏的标志。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事什么工作，在每

一个行道里都应该有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你能当一个作家，通过努

力实现你的理想，这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才能是当一个好木匠，最后做出很漂亮的家具受

到大家喜欢，千家万户都争着使用，未见得比当一个蹩脚的作家差。有人搞服装，这也是普

通工作，但是由他做出的衣服大家都喜欢穿，这也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硬要在服装

工人、木匠和作家这三者之间分出哪种理想是最好的理想，我认为只能得出愚蠢的结论。每

一个都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追求，都可以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记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么您觉得理想怎样才能普通成现实。

路遥：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劳动，不经过创造，那么还想入非非，这种“理

想”最后只能是空想。我认为把理想变为现实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活着就是要把

自己无数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但是你在整个一生中总

有应该实现的理想或是梦想。

记者：现在社会上讲实惠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讲理想的人有人也说是越来越少，你

沉得理想和实惠之间是否有矛盾，就是说是不是讲理想就不讲实惠，讲实惠就不讲理想。

路遥：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问，理想的光芒有

些暗淡。我们现在发展经济建设，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意识。人们计较一些个人

的实际问题，讲究实惠，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理想作为代价

的，尤其是这几年，老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中缺一种什么东西。我想是缺少了一点罗曼谛克

精神。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谛克精神太少了。我甚至还想专门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题目

叫《寻找罗曼谛克》。

我觉得在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谛克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

会中，罗曼谛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

受？

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来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

神，而使青春激荡。这种活法，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奋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光

彩，即使他有好多钱，仍然是贫困的——和贫困一样可悲。

记者：您刚才您到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普通缺少一罗曼谛克的精神，也就是说活得太实在

啦。我们从我们从事的工作中，从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和谈主知中也能够理解到青年人的这种

苦闷。我们想问您，如果一个青年人感觉到自己满足于现状，有点不思进取，没有什么追

求，也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理想，但是，他来向您请教，请您给他出个主意，您将如

何告诉他。

路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要思索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就是我

们应该咋样活着，或者说咋样活着才有意义。在任何时候，在物质不发达的时候，一直到物

质发达的时候，永远存在人应该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好多问题要青年自己解决。归根结底，

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

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月亮的环形山》我是在四天之内

读完的，我感到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把握住了小说创作的个中三味，甚至把握到了一种几近

纯青的程度。

要具体地谈这部作品，几乎无从谈起，但你处处感到一种无声汹涌，这就是本事。羚羊

挂角，无迹可求，是否就属这种境界？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整体经验，而不是讲故事，处

处都是思想的火花和情绪的激流，因此处处引起你的触动。

一般的者要读故事，读曲折离奇的故事，而高层次的读者决不满足于听故事，而要求读

生活。故事完整而共它一切方面乏味的小说，读《月亮的环形山》这样的书，就愿意一直读

下去。这种小说，很难跳着读，只能字字句句地玩味，这是因作品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而真

实的感受，对读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牵引。

有的小说，看似故事很吸引人，但随时都让人疑窦突生：

生活是这样吗？这可能吗？作者只有设身处地，让人信用，才谈得上让人接受，让人感

受。好的长篇小说，看似“无事”，实上处处闪烁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每一段的每一句都

要写得好，不仅仅是写得正确，前后左右抽扯照应住主不够了，而应该在每一个段里，甚至

在几个短句中，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语言的漩涡里、段落的港湾里，都

要有丰富的层次，丰富的景致。只要每一段都写好，比刻意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更有魅力。

天芳散文的语言和晓雷诗的语言，这一次完全蜕主烃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应该有散

文、有诗，但在小说中，散文和诗都应该成为小说中的散文和诗，成为真正的小说语言。也

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才区别于其它小说。有的小说追求新闻报道式的爆炸效果，而这是一

个追求艺术效果的作品。小说不能靠事件去冲击。这个小说显然企图用艺术来征服者，因之

我读起来特别有兴趣。真是无从谈起，但写成了三十多万字。要达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我

还未读后边的时候，就在想象，等到把后边读完后，就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吻合。一切都是

自然的。只有巨大而充匠心的劳动才能造成不露加工痕迹的作品。

有的人可能把这种小说仅仅看作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最主要是一种深切的

体验和感受。这部书使我感受到了内容上的一种真诚性，这种真诚性又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

表述。有的小说缺乏生活的真诚感，只是为写而写；有的虽然具备真诚，却不能通过艺术特

别是语言的品味达到。而这部作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

和理解，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

价值就在于此。尽管描写是平静的，但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把读者引进心灵深处，这才是

一个真正博大的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无边的宫殿。作家体验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读

者是跟着作家提供的体验去思索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外部的结构上似乎特别平淡，但具有

真正内在的张力。

《月亮的环形山》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它追求另一种格局的广

大。《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

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心灵通向全

世界。《简爱》我读过不少遍，这种小说很有魅力。浅薄的书评家往往注意外在的形式上的

各种小花招。不要为了扩大容量，硬把不相干的东西拉进来。

《月亮的环形山》不是这样，没有从感情岔出去的描写。

我从写小说的角度，边读边分析这部小说的章节和段落，最后认为，只能是现在这样

写。很少得多余的，也很少有不到的。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小说应该这样，既要淋漓尽

致，又要有所节制。不到火候，令人遗憾；火候太过，同样令人遗憾。艺术就是和谐，而恰

如其分就是和谐。不到或多余，都破坏和谐。

小说的博大，是作家对生活的视角要开放；仅仅把故事扯得东南西北，未见得开放。而

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是开放的。作者过去的散文、小说或诗歌作

品，都有拘谨感，这一次能够放得开，而且越到后来越放得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生

活、思想、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生活形态等等的把握，都是准确的。这些写准了，读

小说就使人进入甚至沉浸于那个时代，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思绪：尽管我们曾经是多么幼

稚，但那个时代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

实际上，用艺术去篡改生活，篡改历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幼稚。这部小说对当时各种

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僵化的或不好的人物的描写，都是有节制的作者是

从社会的象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去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所

描写的那一群人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莫斯科在你的笔下清晰可

见”，这是对作品的最高褒奖。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

是起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

小说的结尾也好，最后那一段特别好，这种结尾只有在那种时代，带一种深远的诗意，

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动。但我感到，小说结尾时对对几个人物命运的照应，周蔚和韦村贤

的笔墨稍微轻了点。我认为，在快要结尾的某个时候，对所与的人和生活有一点历史的或哲

学的概括，对《月亮的环形山》有一点点题的笔墨，会更好，比如说在婚礼的描写上，可以

讲到：来了的，没来的，活着的，死了的，这些人的生活在后人看来，是简单的，平常的，

甚至是平庸的，但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他们各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这

样的总结，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应有一个小段落和一种小细节，点一下，现在虽然有，

但不够，吕哲之死与窑洞婚礼的衔，应该更具匠心。要有一个重笔，无论思想上或内容上都

需要一个重笔，让奔腾汹涌的东西有个归宿。当然需要全书的一贯风格。另外，中秋节主人

公与老同学的会面有一点生硬。这虽是小疵，但一部交响乐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间乐就会毁掉

整部交响曲，不可不注意。

总体上讲，这部小说没有一处是松懈的或勉强的，到处显示一种游刃有余。这显然是几

十年艺术积累的功底的体现。

把几十年的积累用于一种合适的大舞台舒展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作者把原来的散

文和诗的功夫全用过去了，但又远远地区别于以往的散文诗歌作品。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出

发，就应该客观地化开地看特这一部作品，这无疑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是一部

高品位的长篇力作。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应该乘胜追击。艺术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东

西。这部书完全是有价珠东西。作者姑且把以前的作品都看作这部书的准备，什么也不要

想，一定要把下边的东西完成。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也不要想，把要写的东西写下去。我相

信，作者一定能写好。土地的寻觅

我和俗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幕社会戏剧中，我伙扮演的角

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

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

间的对产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

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

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

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

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

磨灭的一面——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

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

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

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后来，谷溪又和大家奔波着出了一张文艺小报《山花》（一九九二年

将庆祝它诞生二十周年）。今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

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

几乎成了个“典型”。所有这一切，都和谷溪分不开，他热情组织了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

后，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谷溪一直痴心不

改，始终热恋着他的缪斯，以至今天有了这本凝聚着他几十年心血的诗集。

诗人谷溪最初的职业是位火夫。那时他刚刚告别了少年。

贫困的家境使他勉强读完高中后，便开始自谋生路；和油盐酱醋打起了交道，无论在此

之前还是之后，他都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劳动者那种顽

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几十年里，一边应付着生存的窘迫与尴尬，同时以音稚般的

执拗在他心爱的黄土地上寻觅和采摘诗歌的花朵。

谷溪前期诗歌创作的风格，几乎完全是在学习陕北民歌（主要是信天游）的基础上形成

的。他对陕北民歌的迷恋甚至到了有意或无意排斥其它诗歌形式的程度。他是吸吮着陕北民

歌丰富的奶汁长大的。在运用这一形式方面，谷溪达到了很不一般的境界，有些诗作给人留

下了强烈的印象，只是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局限，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因

此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寥寥无几，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缺憾。

读谷溪最初的诗作，你常常感到，那些诗不是用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而是用老镢头从地

坦克挖出来的。有人就称他的诗是“老镢头诗”。当然，如果硬要把绣花针在绸缎上绣出来

的诗和这种老镢头诗作比较，这种诗可能认为粗俗了一些，似难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面

包和窝窝头各有各的味道，正如一句陕北乡谚所说：清油调苦菜，各取心里爱。

一副知识分子派头的谷溪，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液，即使西装革履加上宽边眼镜也掩

饰不住这种本质。他的劳动状态首先就像个陕北的庄稼汉，而且每有收获，第一个大受感到

的常常是诗人自己。每逢有新作出笼，总要醉心地不厌其烦地给亲朋好友朗诵。在外人看

来，他甚至有点过分地珍视自己的劳动果实，知情得当然是理解他的，因为他的每首得意之

作，都几乎是洒尽汁水以至绞尽脑汁的产物。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写作不可能凭空厚的学

识功底，他也不属于那种脑瓜灵得不弹也响的才子，诗情经常能像自来水一样流个没完，谷

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天赋写诗，有时甚至要等到诗神明白无误的暗示后，似乎才“恍然大

悟”，而且农民式的拙朴常常造成逮一只蜻蜓，也用了捕捉飞鹰的大网，其艰难困苦，就不

是雅兴计人们所能知晓的了，即使如此费尽心机，他也不是每次都能逮住那只美丽的蜻蜓。

从诗人几十年的作品来看，他收获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毋容置疑，在他所有的这些收获

中，的确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货色，足以使我们对诗人的劳动产生警意，我们可以猜想他在两

次收获之间，常常面对的是大片的空白。他又是一个天性不安生的人，没有守株待兔的耐

心，一旦失去诗的灵性，就忙乱而狂热地将自己投身于各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之中，指导初

学写作者的创作直至其它的琐碎事务，即使出力不讨好也从不回心转意，这种热忱的付出也

影响了他自己的创作。当然，他从未中断过对诗的执著追求，有时甚至毫无收获的指望，他

也在辛勤耕种。这一点上，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农民本色，对一个农民来说，即使面对一个

纯粹没有收获的秋天，他也绝不会为春播夏耘所付出的艰辛而生出丝毫的悔意来。

由此而论，我们觉得，谷溪在人生奋斗方面的收获可能要大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收

获。我们又很难评判其间的哪一种收获于人更为宝贵，也许人生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

要远比所得到的那个具体结果更为美好。这不仅对谷溪而言，大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

此。

谷溪后期的诗作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大，他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

度现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床上

流淌。我们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他诗歌的河流中喧响。

尽管某些地方显出了一种生硬或勉强，就总体而言，他后期的诗作表露出明显成熟的人生态

度。对谷溪来说，这是一个飞跃，尽管这飞跃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性质，这本诗集主要收编的

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显然在刻意追求一种深度，追求一种哲理意识，在展

示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面时，他尽量用冷静的手指拨亮历史的烛光给予其旷远的观照。而笼罩

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并以此唤起我们

所共有的那种乡恋之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缺陷。另外，我们还

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

代价。谷溪深厚的民歌素养应该在创作追求中得到体现——当然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体现。艺

术批评的根基

十几年前，大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

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精神原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

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

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居高临下的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作作品时的感受

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

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

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

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从这个意

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

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

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

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

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

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

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

方有血肉般的相连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

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

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

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

思考方面，李星决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

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

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但是，李星又决不是一位“乡土批评家”。他在专业理论的建高上具有很不一般的修

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在大学就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毕业后不久，

专业“对口”，从始至今一直搞自己的专业。尽管拖家带口，但她始终勤奋不已地读书和写

作。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个人无论对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

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

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

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

纵观李星的全部批评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生活认识积累的加深和艺术理论修养的

不断提高，他批评的视野在逐渐扩大，从早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而至今天已叔叔及到了多种

艺术门类。他已不仅仅为文学界所熟知，也引起了整个艺术界的关注。从著者的这本书里，

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一新现象。这无疑预示了他更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在他以后的努力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与专门系统的理论建树更出色地融

解在一起，以期使他的评论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