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节：人眼可畏第82节：旅途小憩第83节：山溪秋叶第84节：喜欢一种桌子第85节：贵的停顿第86节：醋栗的滋味第87节：遭遇个性第88节：落下脚跟第89节：文学艺术家第90节：远看皆风景第91节：纯属糟粕第92节：给平凡以价值第93节：高级打工仔第94节：中国内地的经济第95节：“知本家”的劲风第96节：你有淡淡的哀愁吗第97节：淡淡的哀愁第98节：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第99节：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絮语第100节：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第101节：业余爱好是画画第102节：宽容.5

第81节：人眼可畏第82节：旅途小憩第83节：山溪秋叶第84节：喜欢一种桌子第85节：贵的停顿第86节：醋栗的滋味第87节：遭遇个性第88节：落下脚跟第89节：文学艺术家第90节：远看皆风景第91节：纯属糟粕第92节：给平凡以价值第93节：高级打工仔第94节：中国内地的经济第95节：“知本家”的劲风第96节：你有淡淡的哀愁吗第97节：淡淡的哀愁第98节：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第99节：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絮语第100节：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第101节：业余爱好是画画第102节：宽容.5

阿铿跟我告别时说，起码他现在不郁闷了。他说没时间，也没必要老来访我，但明年春天无论他是个什么状况，他会再来跟我交流。

明年春草绿，我心多期盼！

意识到我是自己

——嵌在生命年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6岁至20岁的时候，我最心仪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附带也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译者傅雷。说喜欢，其实还不够准确，读那部书时的感动与憬悟，其实已经超出了喜欢，达到灵魂为之震颤的程度。

我的16岁至20岁，正当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时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这样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罗曼·罗兰这个作家在政治上左倾，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通过革命而出现的新兴国家苏联充满善意，与苏俄作家高尔基友情甚笃，是冲破政权封锁率先去苏联访问的西方作家之一，苏联也投桃报李，一直将他视为西方的进步作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诠释，也尽量强调其抨击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虚伪腐朽一面，把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一分为二，指出其脱离群众斗争的不可取，却也肯定其拒绝同流合污的可贵；原因之二，是中国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后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国文化，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是取法苏联，步其后尘的，比如苏联充分肯定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们也就从俄文转译过来大量印行，其实在整个西方，这不过是本籍籍无名的通俗政治小说罢了，罗曼·罗兰可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气是伏尼契辈无法望其项背的，苏联大力肯定，我们当然更乐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国左翼文人参加革命的最早动力往往是追求个性解放，完全没能预见到真地加入革命队伍后，最后会推进到革个性的命，他们一度理直气壮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反抗资产阶级虚伪腐朽的教科书，而1949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入了文化界的领导层，这也就使得这本书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样的青年（其实1958年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少年）很容易从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小说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嵌在我的生命年轮里，再难消除。也无需消除，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讨论它。书被我消化了，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对它心存感激，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我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己，我当然要努力合群，要尽力使自己于群体、他人有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自我的尊严、独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别是内心深处的良知积累，是投入群体、交际他人的基础。这种铭心刻骨的“个人”感，不必称“主义”，却是生命中最可宝贵、不可出卖、绝难放弃的。

唱一首自己的歌

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编了一本杂志，虽是“手抄本、非卖品”，却有封面，有扉页，有目录，有插图，而且在封底还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郑重声明”；在扉页上，用很粗的字体，写明主编是我。这说明，到了上中学的阶段，有的少男少女便开始萌发了自我创造的激情。当小学生时，觉得跟着老师唱歌，能唱得令老师表扬，就非常得意了；当了中学生，虽然也还跟着老师唱，老师夸奖固然也高兴，却不满足了，有时候，就试图自己来哼唱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歌。回想当年，我为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勇敢地朝自己喜欢的方

向去展示自己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而自豪、而欣慰。我今天能成为一个作家，跟中学时代就尝试写诗写小说、编刊物画插图、“唱一首自己的歌”大有关系。

在保留至今的一册初中时的自编杂志上，我读到那时在杂志的“简讯”栏里，关于我语文课上作文成绩总提不高的“本刊讯”，那反映出，一方面我豪情万丈，觉得自己俨然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了，一方面，我的语文基本功其实还并不过关。还拿唱歌打比方，想哼唱一首自己独创的歌，这个想法并不错，但是，如果不能扎扎实实地跟着老师学五线谱，学乐理，把五音唱全，把调式唱准，把老师所教的那些歌唱好，并且深入理解了那些歌曲的内涵，对其旋律情调获得了审美愉悦，那么，自己所哼唱的，只能是荒腔野调，也无法将其用五线谱或简谱记录下来。中学时代，毕竟是打基础的阶段，主要精力还应该用在跟老师练基本功上。我那时对语文老师在作文基本功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很重视，在课堂作文实践上很努力，我想，这恐怕是我今天能靠写作在社会上立足的更关键的一个因素。

把这样一点经验奉献给今天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唱好课内的歌，再大胆尝试唱一首自己创作的歌！

把嘴张圆

很早就看到过挪威画家蒙克(munch)的名画《the scream》的复制品，这画的题目有译为《呐喊》的，有译为《嚎叫》或《哭泣》的。虽然那外文确实包含着“尖叫”、“嚎哭”等复合含义，但作为一个中国观画者，我的意识里，“呐喊”与“哭泣”却是相距甚远的两个概念。我对这画最初的印象，是画上那人张圆的嘴。因为他拼命地宣泄，所以那嘴其实已非正圆，而是扯成了一个似乎就要破裂的竖长歪扭的深洞。前几年我有机会到挪威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里，仔细观赏了这幅画的原作。我久久地站立在这幅名画前，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震

撼。蒙克出生于1863年，逝于1944年，是欧洲美术史上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这幅画便是表现主义最著名的一座纪念碑。我不是美术史研究者，不具有专业性的鉴赏眼光，我只能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来与这幅画所提供的视觉冲击力，达到我个人所独有的灵魂悸动。在我看来，画上那个用双手捧着倒葫芦形瘦脸的人，他究竟是在愤怒地呐喊，还是在悲怆地哭嚎，抑或是在狂放地尖叫，实在都并不重要。我只是被他那拼命张圆的嘴所刺激，而且是强刺激。倘若我能命名这幅，那我一定把它称做《张圆的嘴》！

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几乎不曾将自己的嘴如此这般地奋力张圆。常提醒自己，应当温柔敦厚，以含蓄蕴藉为美；一定要保持高度理智，控制住情感，压抑住冲动；人前多微笑，自处宜隐忍；即使无惧于“祸从口出”，也还是要尽量地“张口不露齿”……蒙克的这幅“张圆的嘴”所体现的生命力爆发，其文化内蕴离我所受的熏陶训导实在太远。我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里，也曾询问过陪我参观的挪威汉学家——他对蒙克的了解当然足以给我解疑——“蒙克这画，是不是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这呐喊或嚎哭者是否在发出革命的呼号？”他说，蒙克的从艺过程算不上坎坷，成名早，寿数高。虽然他在世的80年里有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许多地方——比如中国——可谓多灾多难，但他的祖国挪威远不是那一阶段世上的多舛之地，他个人更并非是一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积极介入者，因此，对这幅画固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革命者将其理解为对革命的呼唤也是一种理解角度。然而平心而论，蒙克艺术创作中所关注的并不是政治革命或社会运动，这幅作于1893年的画，那张圆的嘴，所表达的应主要是生命本体因困惑与艰辛所爆发出的大宣泄。听过挪威朋友的解说，我暗想，自己的生命本体也常陷于极度的困惑与憋闷，却不曾如此恣意地把嘴张圆。它所承载的文化，与把我养成的文化之间，那衔接与融通的可能有多大？从那相通的管道上，我能获得多少营养？

我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购得一本大画册，封面上便是这幅画。回到中国我常常细赏这幅画，我注意到，画上的把嘴张圆者，是站在一座桥上，面朝观画者。因他那张圆的嘴里所发出的声响，桥下的河水仿佛都被感染得竖立了起来。然而，在画的左侧，蒙克有意画出了两个在桥上散步的男人的背影，意态却似乎十分地悠闲，竟对画上拼力将嘴张圆者不闻不问。我以为这是意味深长的。或者是那张圆的嘴里所发出的狂喊，虽天地同应，其音频却已超出了人耳所能直接感受的范畴？个体生命的处境与歌哭，与他人的生命轨迹、心理应答，时常

会如此地两不相干么？要么，蒙克是想以此昭示我们，不要依赖他人的声援、祈盼他人的怜悯，我们应冲决艰难险阻，历经痛苦磨炼，奋力张圆灵魂的嘴巴，在追求真、善、美的狂放宣泄中，得到救赎与升华。

神圣的沉静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

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呕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地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为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20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　罗嗦，具有点穴的效果。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秘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12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楸树花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楸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楸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楸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隆福寺的一棵大楸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啊！”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告诉我：“不是牵牛花，是曼陀罗花！”妈妈笑了，蔼然地告诉我们：“牵

牛花和曼陀罗花都是草本植物，哪儿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不错，这花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它们，但你们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看清楚了吗？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而曼陀罗花则像个漏斗。这是楸树花。很好看，不是吗？”

隆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而寺庙已荡然无存，那株大殿旁的楸树，也不知捐躯何处。我对那株楸树，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却永难忘怀。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在那棵树下，我挨过打。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隆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隆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由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耳”，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儿、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坝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楸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楸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

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脏话的。男生么……”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活。”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此点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酽酽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得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楸树花

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

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忆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隆福寺的那棵大楸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忆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啊！楸树花楸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美丽的藩篱

1954年春天，我12岁，在北京隆福寺小学上学。有一天，学校停课，老师带领我们到猪市口大街南边参加义务劳动， 那一片地方现在广为人所知，就是中国美术馆所在地。记得那一年还没有修建中国美术馆，只是拓宽马路，好把从朝阳门、东四到沙滩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疏贯。工人师傅们已经把那一片地方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只需把一些未及清理的砖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去。

到了工地，只见早已有很多大人在其中忙碌。那时我系着红领巾，在老师带领下干得满头大汗，一身是灰，却满心高兴，生怕落后。

且说我正忙着把一摞砖头抱到指定的集中点去，忽然看到了我的妈妈，吃了一惊。因为清晨妈妈给我热早点时，并没有说起来这地方参加义务劳动的事呀！但是我很快也就想明白，一定是我上学以后，街道上才通知居民们来义务劳动，好各方齐心协力，把那片拆迁地的清理工程抢完。妈妈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那时却成了家庭妇女，可是她热心街道工作，看得出来，在工地上，妈妈的角色就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样，从工地指挥部那儿领到具体任务后，带领我们家所在的钱粮胡同海关宿舍的居民们，去往指定的区域清场。她细致分工、身先士卒，大家兴高采烈地干了起来。妈妈当时年过半百，相当胖，干起搬运杂物的粗活自然十分吃力，脸涨得通红，可是浑身溢出春风，仿佛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家自1950年从重庆迁到北京以后，眼见着北京市政府疏浚什刹海、翻修下水道、增敷自来水设施、开辟一条又一条的公共汽电车线路……爸爸妈妈提起来总是赞不绝口，现在能亲自参加提高首都生活品质的工作，妈妈那种心甘情愿的劲头，自然体现在每一个动作里。

我望见了妈妈，而且，妈妈一定也望见了我，我除了没有大声地呼唤她，整个儿的表情身姿都在拼命地朝她显示：嘿！我在这儿啦！可是，令我非常失望并且惊诧的是，妈妈眼光从我身上掠过时，却仿佛是看到一个她并不认识的孩子，倒也不是冷淡，她脸上分明有着微笑，然而那只是看到任何一个参加义务劳动的少先队员时都有的微笑，而不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看到她最心疼的幺娃儿的特殊笑容！我几次试图接近她，并且频频以夸张的肢体语言以期引起她的关注，然而她却依然不给我哪怕只是表情上的一个小小的特殊回报！惶急中，我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磕破了腿，我恨恨地望着那边的妈妈，心想难道你还不来管我吗？可是，她却直起腰来，耐心地跟一位去问她什么事的老大爷解释起来……班主任老师赶过来，扶起我，并且忙带我去找卫生站清洗伤口、涂红药水。

当时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义务劳动的工地上不格外地关照我。那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厨房里烧我最爱吃的豆瓣鲫鱼……晚饭前，她仔细查看了我腿上磕破的地方，说不要紧的，又嘱咐我先洗个脸再吃饭，晚上要洗个澡……晚上洗了澡，我忙着赶作业，也就没有问妈妈，为什么在那工地上，她对我视而不见。

这事我始终没有追问她。其实越到后来，越用不着问。这类的事后来经常出现，都很细

小，形态不一，含蓄微妙，然而如雪花飘落积累，使我的认知越来越澄澈清明，那就是妈妈一再地在我生命的活动空间中，设置出无形的藩篱，使我懂得，藩篱的一边是我们温馨的家，在这个区域中，我尽可享用亲情，悠游自在，甚或无妨偶尔撒娇使性；而藩篱的另一边，是公众社会以及他人所在，我要从小懂得，在公众社会中不可仗恃或依赖亲情温恤，并且他人一般来说不可能，也无义务给我以“幺娃儿”式的宠溺优待，我必得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应尽早习惯于在公众社会中奉献，学会与他人耐心磨合，艰辛劳作，独立生活！

当然，爸爸和妈妈是同样的态度，但他总是很忙，我17岁离家独立生活以前，给我以深重影响的是妈妈。她为我设置的藩篱，是无形而美丽的。这是她给予我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我的人生已过中途，回顾往事，我有过许多的错失，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失误，然而，托庇于妈妈给我的教养，我从来没有犯过公私不分，或人我不分的错误，并且，我总是能像她那样，把自家藩篱内的东西贡献给藩篱外的社会和他人时，只觉得欢愉，而视任何将藩篱外的公家或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为奇耻大辱。1988年，电脑在中国还是相当珍奇的东西，一位大款朋友送了我一台电脑以助我写作，我毫不犹豫地将那电脑给了当时我任职的单位。恰在那一年，妈妈不幸在成都仙逝，我在流泪祭奠妈妈时，心中告慰她说：您为我设置的人生藩篱，我要再传给您的孙子，那将是常青的藩篱！

漱口音与雨丝影

20年前，儿子上高小的时候，有一回忽然问我：“什么叫怀旧？”我想那是因为当时家里常来些跟我一样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士，嘴里时会呐出这两个字眼，听得他好奇，故有此一问。当时我试着回答了两遍，可他眼睛里还满是疑惑，于是我叹口气说：“等你长大了，自然明白。”

弹指间儿子已经年逾30，娶妻另过。那天他们小两口来家，儿子一进门就兴奋地说：“

爸，我买着好盘啦！有张是给你买的呢。”我说：“那些个高科技合成的美国神怪大片我可不爱。”他说：“知道。我这回买的是怀旧片。”先拿出为他们自己买的，是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未及观盘，就随口跟儿媳对出了其中某些台词，甚至还哼起了片头音乐来。我就说：“其实，在世界电影史上，这根本是入不了谱的东西。”儿子就拿出给我买的盘来，未递入我手，笑道：“这个难道就入谱吗？但是您一定喜欢！”我接过一看，天，是久违了半个世纪的《美丽的华喜丽莎》，前苏联拍的一部根据流传久远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拍摄的童话片，我上小学时译制过来的，风靡一时，片名又叫做《三头凶龙》，影片最后是勇士与喷火的有三个脖颈三颗头颅的凶猛恶龙展开搏斗，那场面曾久久萦回在我童年的梦境里，令我恐怖，也激发着我的想像力。

那天饭后，小两口陪我看《美丽的华喜丽莎》，边看边讥笑：“多幼稚呀！”“瞧这特技，好笨啊！”妻忙些别的事，没有完整地坐下来看，但有时会走过来问我：“青蛙变公主了吗？”电影里的华喜丽莎是被巫婆施魔法变成青蛙的，在被搭救前，她只能在夜里变回人样。妻和我是同代人，自然都经受过这部电影的洗礼，其中一些场面于我们来说，虽沉淀在了记忆水潭深处，却是一经搅动，便会极其生动地悬浮到最上面，如莲花开放般鲜艳。

那光盘根据旧电影拷贝制作，配音对话里，有的角色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因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那时候除了一些主要的配音演员，有的配音者还发不准普通话的音。小两口觉得滑稽，我却觉得恰恰是那个味儿的配音，才能勾出我酽酽的童年回忆。拷贝年代太久，对话有时会出现漱口音，画面上有雨丝般的划痕掠过。然而我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小两口看了半部《瓦尔特》，声音画面虽然好许多，但色彩显然褪去不少，整体是变成了褐调子，跟他们当年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效果完全不能相比，但他们却看着眼前这场戏，就兴奋地议论着、期待着下一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画面呈现、人物登场。

于是悟出，文化史，包括文学史、电影史、戏剧史、美术史、音乐史……高标准，严要求，淘汰第一，取留持重，势在必然，令人敬畏，然而那多半只是学术界和高等学府里的殿堂供奉；而俗人的审美体验，尤其在过了青春期后，多半并不理会“史的定论”，虽然会有与时俱进的一面，却往往更多地固执于生命时空里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与感动，时过境迁，乃至沧桑巨变，筛掉许多，也还会珍藏若干私下里最喜欢的，终生不放弃。所谓怀旧，也就是反刍这些可能早被史家剔除，更与下几代隔膜，却能与同代人交流感想，更包含最隐秘的个人缘由的人与事、景与物，包括现在重温时会有漱口音与雨丝影的老片子。

除了以永恒性、普适性为前提的高标准猛筛汰的文化史，我们还需要追踪一代人、一茬人的文化感受史，还应当提倡那样一种文本，就是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来回顾自己的阅读欣赏史，喜欢过什么、排拒过什么、为什么感动、为什么厌恶、为什么疑惑、为什么憬悟。也许，在后两种文本里，我们能获取到更多的，解读一代人、一茬人和一个人在当下会有如此言行取向及其表达方式的文化遗传基因。

突发绮想

那天，阿梅跟我说她要到卢旺达去，那是阿梅本科即将毕业前夕。她说得很认真。我问她怎么突发此奇想？她说因为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说卢旺达的教育状况极其糟糕，那里的小学校破烂不堪，常常是正在上课，忽然一阵风就把屋顶掀起裹走了，学生们甚至连课桌都没有，挤坐在长条凳上，在膝盖上写字，更糟糕的是那里缺少教员，每月的工资才50美元……她说镜头里那些非洲孩子个个都有一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睛，那些眼睛装进她的心里以后，总也淡不下去，没日没夜地眨动在她的心窝，因此她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教那些孩子。

她已经开始在打听去那里教孩子英语的可行途径。我跟她说，中国贫困地区也有许多孩子期待着能关爱他们的教师，电视里有更多表现嘛，甚至其中一位“大眼睛”女孩的形象已经传到海外，对她的追踪性报导不少，你怎么心里头总揣着些非洲孩子的眼睛，却忽略了自己国家那些贫困地区孩子的眼睛呢？再说，卢旺达当地的语言你会吗？你怎么教那些孩子呢……她对我施予的批评非常吃惊，说我所提醒她的这些她都没有想到过，她对自己的辩护非常简单：我的这个想法是美丽的！

阿梅突发奇想，乍听我很不以为然，她走后我细思，却不禁感叹：确实，她的想法是美丽的。应该把“突发奇想”改写成“突发绮想”才对。人的一生中，尤其青春期里，如果从未有过这种突发绮想的情况，不说是不正常吧，至少是很大的遗憾。

其实，我，以及我以上的几茬兄姊的青年时期，处在远比现在单纯的社会心理场里，仅仅因为看了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舞台演出，乃至一篇短文、一张新闻照片、一幅宣传画、一句座右铭，就突发宏愿，把自己的一生，绾定于一个职业、一种取向、一种模式，例子真是不少。我的一位姊辈，就是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又译作《桃李满天下》），那里面的女主角瓦尔瓦拉由当年苏联最红的女星玛列茨卡亚饰演，为这一角色配音的是当年影迷都熟悉的舒绣文。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不止我那姊辈一位，心窝里嵌进了瓦尔瓦拉那双大眼睛就再也摆脱不掉，也不想摆脱，出得电影院就立誓要当一名人民教师，没多久她报考大学，所有志愿填写的都是师范类，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师范大学。在大学里参加了合唱团，业余经常演出，那时候一个国家级的演出团体的合唱队奇缺女低音，她恰是女低音，被看上了，先是借她去演出，后来就要正式调她去，同学们都很羡慕，她表示可以借调一时，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当教师。在那演出团体里她表现非常出色，几次随团到苏联、东欧、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演出，人们都觉得她已经完全适应合唱队队员这一人生角色了。但有一天她到电影院去看了复映的《乡村女教师》，心血复又来热潮，她找到团领导，提出如今已不难从音乐学院分配来女低音，自己应该回到师范大学补完学业，去实现当一名乡村女教师的人生追求。她后来果然回到大学补上文凭，主动争取到一个边远省份的教师岗位。谁想去那里不久就遭逢了“文革”，教师的绮梦被粗暴地撕裂得粉碎。我与这位姊辈邂逅在10年前，她已经退休回到北京定居。回首往事，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因为一部电影就心血来潮，蘧定终身，是否……她安祥地微笑着，真诚地告诉我，她无怨无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她在讲台上、在粉笔灰里，深深地感受到壮志已酬的幸福与快乐。她反过来问我：对人生的设计，完全是在冷静甚至超冷静的精确计算里完成，那就一定好吗？人的心灵之血，完全无潮，难道是好的状态吗？人能被艺术、被纪实信息、被偶然遭遇到的人与事，乃至一个小小的细节所感动，突发奇想，陡立宏愿，难道不是生命最美丽的时刻吗？这美丽的光芒如果能覆盖一生，那不就是幸福吗？

时代刷新得令人如迁新居，生活变幻得令人如坐过山车，陌生感晕眩感里有甜蜜惊喜也有失态恐慌，谁能再用单纯的表达、简单的道理来感动、感服别人？阿梅毕竟成长于新的时空，她毕业后没有去卢旺达，也没有去祖国边地，没有当教师，而是进了一家国际知名的外资企业当了白领，因为美声唱法的歌唱爱好，我把她和那位姊辈牵合一起，她们已成忘年交，我有时也会跟她们一起喝英式下午茶，随意闲聊。阿梅在许多问题上，跟我们两位长辈见解大异，但我们很少争论，而是相互倾听。把我们两辈人绾在一起的心绦，不是别的，就是

关于心血来潮、突发绮想的共识。昨天我们品茶谈心，提及非典突然袭来后，有不少年轻人看了电视里的某些镜头，便发愿要学医，要当敢于冲到最前沿的医生和护士，心血起狂潮，突发绮丽想，尽管到头来真正能履现这一宏愿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但所有心灵里有过感动、发过誓愿的生命，都会因此而更加美丽。我们珍惜在自己生命历程里出现过的所有感动、所有绮想，并且也希望社会能珍惜每一个成员生命里哪怕是只闪耀过一刻、后来并没有一一兑现的那些因感动而突发的善念绮想。也许，正是这些美丽的闪光，使人类的良知聚合为了永不熄灭之火。

万事开头易

那一年我14岁，忽然想当作家，怎么个当法呢？给文学类刊物以及报纸副刊投稿呗！我把家里吃饭用的八仙桌上的凉水瓶推开，铺开了稿纸，写起了小说。我把少先队到香山过队日，发生过的一桩真事加以变化，写当队旗不慎掉到山崖上的松树上时，几个队员的不同表现。一连三天，在做完功课后写它，竟很顺利地写成了。于是装进信封，在右上角写明“邮资总付”，第四天上学的路上，投给了《少年文艺》杂志。这篇小说虽然被退稿，却使我尝到了“开头”的乐趣。把自己的心愿付诸实践，实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艰难。

那一年我17岁，忽然想当话剧导演，怎么个当法呢？去投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呗！我大摇大摆地去了，从数百考生中，居然闯进了仅剩10来个人的最后一轮复试，毫不脸红地朗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演了一个小品。尽管到头来还是被刷了下来，至今并不后悔，毕竟我想做就去做，勇于“开头”。

那一年我19岁，被分配到北京13中（原辅仁中学）那样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去任教，而且一去就教初二。初二的学生一般是15岁，听说我只比他们大四岁，一些亲友同仁都为我捏把汗，怎么压得住阵脚啊！可是我拿脚一迈，也就迈进了教室的门槛，第一堂课居然平平安安地支撑到下课铃响，开头还是并不难。

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万事开头易。至少是，万事开头并不一定都像人们告诫你的那么艰难，关键是你要勇于实践。后来我遇见过不少的人，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向往，也往往具备实现那个心愿的至少是部分的条件，机遇就在他们眼前，障碍也很有限，可是他们总觉得万事开头难，犹犹豫豫，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其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述而不作。他们徒白了少年头，一生总是任由外在的波流挟载而行，甚至到了老年，离退休了，一些积淀多年的欲望上扬起来，比如想弹钢琴、欲粉墨登场、想写小说、欲割双眼皮美容……实现这些欲望的钱也有了，闲也有了，可是，还是开不了头，“这么大年纪学弹琴，不让人笑话吗？”、“七老八十，装扮出来自己照镜子不也得吓一大跳？”、“小说是那么好写的吗？也没经过正规训练！”、“满头白发跨进美容院？纵有那个心，哪来那个胆！”……所剩不多的时日在分分秒秒地消逝，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可就是“开不了那个头”——其实，只要冲决心理上那些多余的堤防，开头有什么难？你只要去做就是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应确立万事开头易的信念。要知道，“万事开头难”的“老人言”，多半只适用于对已然有所发端的事情的回忆，是一种“后怕”式的自我肯定与“给历史定位”的欣喜之言。

实在也并不是想否认凡做事都有难为的一面。开头当然有开头那特定的难为之处。不过，经的事多了，对比之下，就觉得同开过头之后的持续发展中的难处相比较，伸脚迈出第一步，还是容易一些。

改革开放的开头难不难？其实，很多打头阵的人，那时就是凭着一股正义之勇，并没想得那么四角周全，便实践上了。后来遇到种种复杂情况，要坚持下去，实在是更其艰难。

打头搞乡镇企业的、打头搞民间跨国以货换货的、打头搞高科技股分公司的、打头炒股的……一直到打头在文学上写朦胧诗、在小说中引进意识流手法和文本颠覆、打头搞行为艺术和拍摄能在西方a级电影节夺魁的影片、打头使用气声唱法演唱流行歌曲和搞摇滚的……回想起来，那“开头一脚”甚至是在不知深浅的情形下踢出去的。最难的是什么？是往下健康发展，是不畸变、不失足、不沉沦、不被湮灭、不被遗忘、不落伍、不停步，并直到如今还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实力。这就是说，即使开头确实也难，但从战略上把开头想得容易一些，建立一种“开头容易持续艰难”的心理定势，对年轻人来说，有利于心性的成熟；对于成年人来说，有利于在环境的变化中加强自我调适的能力。要时时提醒自己：考取易，学成难；出道易，保旺难；轰动易，常在难；断裂易，建树难；起跑易，夺锦难；转轨易，运行难……

但我说万事开头易的初衷，倒还不是为了提倡一种逆向思维。2000年是一条新的起跑线，人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开头的局面，我自然不例外。有很熟的人在我耳边念叨这新世纪之新，总而言之，以往的那些经验都不顶事了，仅就文学而言，让他那么一形容，缺乏自信心的人真要吓个半死，尤其是我，无论在年龄、体力、记忆力等方面，都失却了优势，听他那个危言，真是别写了，干脆抱惭跳楼算了！可是我不听他那一套，我心中既然还跃动着饱满的写作欲望，而且也确实还有许多积累下的素材没有写尽，更何况我新的生命体验还在爆出灵感的火花，那么，我就要兴致勃勃地重打鼓、另开张，写将起来——现在我不是拿笔在稿纸上写，是用键盘往电脑里敲，形式不同而心态依旧：万事开头易，不易也当做易。总之要行动，要实践，要述而有作，甚至可以不述而作，作，作，作，只问耕耘，暂忘收获。

当然，一条自设的鞭子在身后叱策——坚守认定的理念、选定的站位、清白的人格，保持创新的锐气和勇进的激情！在这自己生命不可能再将其跨越的新世纪里，除了分秒必争、知难而进，还能指望什么

其中两间都成了书房。到她漂洋过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飘云过海，现在都是坐飞机不乘海轮——去留学时，家里就到处堆满了书。现在回到家里，连原来她住的那间屋里也全是书，她更感觉是进入了一座图书馆。她对母亲说，父亲仙去，您退休多年，为什么不处理掉多余的书报杂志呢？母亲说已经分几批赠给了郊区学校，现在你看到的，哪本也不是多余的了。

蓉娜去翻动父亲的书架，有的书其实很多年都没使用过了，上面有陈年老灰。母亲的藏书也有这种陈灰。她问，为什么不雇小时工来清理清理？母亲说请过的，也很愿出力，但从书里抖落出纸片，见发黄薄脆，立刻扔掉，你父亲从垃圾袋里拣回来，已经无法补救——母亲说出那纸片文字的落款，一个文化史上永远留芳的名字。她说，你们多嘱咐，让小时工处理任何东西前都问一声，不就行了吗？母亲举出更多例子，防不胜防，如用吸尘器吸坏了线装书、用湿抹布擦脏了大画册……她又与母亲对视。母亲看穿她要问“那陈灰下的东西都留

着给谁”，她看穿母亲想说“除却陈灰是金子，都留着等你接收”。母亲叹了口气，仿佛也在替父亲叹，叹的是她虽有了一个那样的可融入西方社会的前程，却很难再接续那些被陈灰覆盖的本土文化遗产。她也叹了口气。她意识到自己心有余力不足，她所供职的跨国公司可以给她带来很不错的物质生活，还有西方一般水平的文化享受，特别是旅游文化的乐趣，但是要想不仅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接收父母欲她接续的那份本土文化却很难——尽管双亲收藏的书籍里也有不少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和一些西文原版书，但就连那书上的陈灰也仿佛在告诉她，那到头来还是中国本土的、在广泛吸纳中发展着的、需要下一代去承传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