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节:人眼可畏第82节:旅途小憩第83节:山溪秋叶第84节:喜欢一种桌子第85节:贵的停顿第86节:醋栗的滋味第87节:遭遇个性第88节:落下脚跟第89节:文学艺术家第90节:远看皆风景第91节:纯属糟粕第92节:给平凡以价值第93节:高级打工仔第94节:中国内地的经济第95节:“知本家”的劲风第96节:你有淡淡的哀愁吗第97节:淡淡的哀愁第98节: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第99节: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絮语第100节: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第101节:业余爱好是画画第102节:宽容.11
在楼门口遇上了邻居全家,老少三辈,全体出动,是去附近的小饭馆聚餐。看到他们那和谐喜悦的情形,你想跟他们说几句祝福的话,可是你想到人家平时并没有跟自己家说过什么吉利话,又觉得此时此刻人家也许并不会珍视你的友好表示,于是你只是侧身让他们一家走过,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在商场购物,你遇上了一位服务态度确实非常好的售货员,当她将你购妥的商品装进漂亮的塑料袋,亲切地递到你手中时,你本想不仅说一声"谢谢",而且再加上几句鼓励的话,可是到头来你还是没说,因为你想着"我是上帝,她本应如此"……
你错了!当你面对他人,心头涌现了非自我功利目的、自然亲切、朴素厚实的好话时,你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不要退却,不要扭曲,你要快把好话说出口!只要你确实由衷而发,确实不求回报,确实充满善意,确实扪心无愧,你就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地把你那好话说出来。即使遇上了"狗咬吕洞宾"的情形,"好心换了个驴肝肺",你也并无所失,因你焕发着人性善的光辉,你把好话给予别人,即使是你的亲人,那也是必要的播种。善意、爱意、亲合意向的种子,一般来说,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这种子落在他们的心田,多半会生出根,发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想想你自己吧,即使你是那样地坚强,那样地能甘寂寞,那样地不惧怕恶言恶语,到头来,你也还是需要来自他人的好言好语……
人际之间需要好话。非自我功利目的的好话,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多了而是还很缺乏。现在那清爽自然如同甘泉的好话涌上了你的心头吗?请你快快说出口!
给心花以和风
一位白领小姐,大清早上班时在电梯前遇到同事樊姐,点头问好毕,樊姐立即望着她尖声评论说:"呦,你今天的发型怎么瞅着这么别扭!你这种尖下巴颏的脸盘千万别这么折腾!"说完拊掌大笑。樊大姐的两句"酷评",弄得她一整天心里发堵。
一位退休工程师,在路上遇到参加某项活动回来的邻居,互打招呼后,邻居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看电影,那邻居听了电影名字以后立刻"酷评":"嗨,那种小市民趣味!不看也罢!"分手后,工程师虽然还是朝电影院而去,但心头一直梗着"小市民趣味"五个字,到了售票窗口前,心里竟出现类似罪感的情绪,到头来没买那票,改为逛商场,却始终再难恢复原先的怡然心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心理角度看,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而好的情绪,或者说兴致、情趣,则仿佛心情树上开放的花,这样的心花无论是蓓蕾状态,还是已然灿烂地张开,对于生命存在来说,都弥足珍贵,自己要多多培育,加倍爱惜。别人呢,对之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很难要求他人对你的好情绪花上添香,但如果是看出了你的好情绪,不但不予和风吹拂,反而给你败兴,犹如妒花风雨,摧蕊折瓣,那就有失厚道,不足为训了。换个位置,别人有好兴致,我们不是助兴而是败兴,细想想,有的事情似乎极小,但我们施以"酷评"给别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时甚至用"惨无人道"形容,也不过分。
当然,蓄意败人兴致的恶意劣行,在生活中并不多见。像上面所举的两例,那位樊大姐之所以那样,多半是所谓"心直口快"的性格使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在败别人的兴,反会在"有话直说"的宣泄中获得瞬间的快感,弄得人家一天不痛快,她是浑然不觉的。那位直言别人想看的电影是"小市民趣味"的主儿,"酷评"的自觉性比较强,显然他一直对同楼的退休工程师心存贬抑,也就是不怎么看得起人家,总以为自己层次高、别人没水平,所以在那邂逅中,他的讥词一触即发,但你要说他有多恶毒,也未必,两人分手后,他也就把这事抛诸脑后,并不存有处处、事事要贬损那退休工程师之心。
私下里,背靠背,我们发表点对他人的讥评訾议,在所难免,亦无大碍,但切不可对他人的好兴致"迎头痛击"。一次在公园里,我和妻子看见对面走来一对牵手的恋人,那男的比女的矮了一头,面目似乎也没女的顺眼,我和妻子回到家里谈起,都觉得不大般配,但当时我们没有交换看法;没想到,另外几个小伙子,却在公园甬路上,当着那一对恋人的面怪笑起来,有的还故意嚷:"嗬,武大郎潘金莲啊!"那对恋人原像盛开的花朵,在这种摧花邪风袭来时,顿时气恼色变,所幸没有发作,隐忍住没与恶谑者争吵,但他们生命中的快乐心花,在那时惨遭砍折,败兴后的灰暗情绪,不知会延续多久。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不仅选择什么恋人是神圣的稳私,就是改变发型,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耳饰别针,在书店里选购一本什么图书,喜欢吹一种什么零食……特别是由于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小乐趣,而使得一个人心花张开蕊瓣,瑟瑟放香时,那生命的尊严是不能予以亵渎的。不仅给自己的心花,也给他人的心花以和风吧。这种修养,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
给你一顶小丑帽
逛蛇年春节庙会,看到很多摊档在售卖小丑帽,有用闪光纸制作的,顶端下沿都有彩色穗子的尖顶高帽;有用呢绒缝制的,不但帽筒很高,而且样式极为滑稽,或顶端呈章鱼触须状,或呈蹄类动物的弯角状。尖顶高帽,在中国不说是古已有之,也出现得够久的了,鲁迅笔下的跳无常(他不但用文字描写还亲自绘图)就是一个例子。彩色呢绒拼镶的小丑帽,则似乎是从西洋传来的,举凡西洋古典绘画、戏剧,以及表现其古典生活的影视里,都常常出现。
庙会上的小丑帽销得很好。我就亲眼看到种种买帽子、戴帽子的景象:有的还没付款就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脑袋上扣;有的则买下向献花一样戴到同游伴侣头上;有的买来戴上后就一直那样游逛到底,出了庙会还戴着在大街上走,甚至戴着乘地铁……
我注意观察,兴致勃勃地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我这个年纪上下的人,对小丑帽,恐怕都会有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特别是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掀起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浪潮时,凡被揪出批斗的"一小撮"(其实往往一大串、一满台),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兼游街。开始多半是纸糊的,比较粗糙,后来朝精致化发展,有用钢铁焊成的,有的在帽沿挂满两边利刃的刮胡子刀片,那高帽子不仅把被批斗者丑化为了"狗屎堆",也兼有刑具的功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被揪出来,扣上一顶小丑帽。我记得在那一年盛夏,一位年长的教师被揪斗,他头上被扣上的是一顶用木棍、手帕合成的西洋式小丑帽,批斗他的"小将"确实很能"洋为中用",但那顶小丑帽下因尊严扫地而痛苦不堪的、扭曲的脸,很多年来都牢牢粘在我心膜上,无法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看到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拍摄的影片《8又1/2》,里面主人公的噩梦场面,也是被戴上尖顶帽,在宗教审判的场所示众。令我好奇的是,那尖顶帽倒并非欧洲宫廷弄臣的那种形状,而与鲁迅笔下的跳无常帽子相近,也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用绳索套着胡汉三脖子游垅时,扣在胡汉三头上的那种高帽。这是费里尼善于"中为洋用",还是中西胜利者在对待"非我族类"时有着不约而同的时尚?我期待着有关学者、专家出来解谜。
如今庙会上制卖小丑帽的商家,他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戴那小丑帽,他们会努力推销,推销的说辞手段,都立足于让自愿消费者觉得戴那帽子是桩有趣的事。庙会上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年轻人、小孩子,不消说一定是出于自愿,一定是觉得有趣,有的看那戴着小丑帽招摇过市的模样,简直是洋洋得意,那小丑帽竟成了他们内心幸福快乐的外在象征。
同样的一顶小丑帽,在特定情境下,当它是别人用暴力强迫你戴上时,便是屈辱,便是灾难,甚至会令你痛不欲生。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当那是你自愿选择戴上时,便是幽默,便是奇趣,甚至会使你心花怒放。
一位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曾在私下向我吐露,当那些"三名三高"人物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时,他内心里确实有种痛快感,那心理反应翻译成语言就是:"你还能神气活现么?"这里要向如今的年轻人解释一下,"文革"中的"三名"指的是"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三高"指的是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其实,那时候的"三名"人物的"三高"程度很有限,其工资、住房、稿费或演出补贴等所达到的水平,都与比如那向我吐露心声的平常人物相差不到几倍,哪儿有现在的各路明星们那样的身价,那样"与国际接轨"的收入享受;但即使差距并非那么巨大,那种因感觉到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淤积,尚且可以在外力引发下达到那样的愤懑程度,据此可以估测出来,现在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都离明星们遥遥远远的平常人,他们人性里那阴暗面所涌动着的切盼明星们栽筋斗倒大霉的心理潜流,倘有喷发的机会,会形成怎样令明星们难以承受的局面。
"文革"中对"三名三高"人物的那种恶性冲击,当然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戴高帽子,践踏人格,无论以"革命"或什么更神圣的名义,都是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污斑,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态的再度发生。但话说回来,也不能因为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成了商品社会,法律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利双收者就觉得自己所获得的名声与财富都神圣到不容别人质疑置喙取笑糟改的地步。如今的各路明星们务必须知,虽说是时代有别,法律有进,但是你所面对的人性则大体还是那么个恒定的存在。社会的安定,一方面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出气孔"。一些尚未或无望成为明星的普通人拿名利双收的明星开涮,甚至准备好一些高挑的小丑帽,给他们"缺席加冕",就是一种"出气孔",起着对"气不忿"的心理加以代偿的功能。
前不久,一家网站把演艺界一些明星评为了"十大丑星",其实那些在网上投票的网民,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抒发了一下对已属于"公众人物"的诸明星们的揶揄罢了。有的被评为"丑星"的演艺圈人士就总没想清楚,众人仰望的"星",其实并非"万民之神",而是"大众玩偶"。比如一个儿童得到一个洋娃娃,开始他或她会搂着抱着,给换漂亮衣服,让其陪自己睡觉,但时间长了,他或她就会摔洋娃娃,甚至挖眼拆腿,劈成两半,要看看它肚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这从头到尾的行为,都是"玩",而洋娃娃的遭遇,也便是它作为玩偶的宿命。
如今也有把是否被糟改作为自己是否真成了明星的试金石的,听说被报纸娱乐版开了涮,也就是有人制作了小丑帽请其"入帽",竟高兴极了。我认识一位演艺圈的人士,有一天就拿着那样一份报纸来向我展示,笑眯了,笑麻了,笑酥了,笑泥了,仿佛中了六合彩的特等奖,那原因很简单,如果那报纸不把其当成明星,怎么能不吝宝贵篇幅,在糟改其他明星时把该人捎带上,以取悦读者、增加发行量、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如今更有"自作自受"小丑帽,以图把自己加冕为名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不可不用的配方则是拿真正的大名人来陪衬,比如,无妨把自己与辜鸿铭、钱钟书、张爱玲、余秋雨等并列为"中国文化界百年来十个最讨人嫌的人物"。但这样做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至今真因此被俗众记住,果然也成为"大众玩偶"者,似尚无一例——人们或许能记住那"十讨嫌"事件,却绝对记不得制帽者本身的名字。这倒也反过来说明了世道与人性的残酷一面。
如今我们都置身在不会有人以暴力手段真把高帽子扣到你头上的现实情境里,就算有人非要给你制作一顶语言构成的小丑帽,甚至那真是专门为你制作的,并加以展览、宣谕,只要你不主动去认戴,毕竟他也还是其奈你何。当然,有时候,针对你的小丑帽,或者其他什么丑怪的东西,并非恶意,倒是出于幽默,或不过是开个低级玩笑罢了,你大可不必认真应对。但也应该提醒小丑帽及其他丑怪物的制作者,即使并无恶意,也别强加于人,且要防止引发副作用。报载,2001年蛇年春节,天津一位女婿到丈母娘家拜年,他头戴"爆炸发"(一种火红的冲天型假发,应比一般小丑帽更丑怪),鼻架化装舞会上所戴的蓝色卡通眼镜,敲开门后,开门的丈母娘在昏暗的楼道背景下猛瞅见那么个魑魅对着自己龇牙怪笑,顿时晕菜,险些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那位去拜年的女婿始料未及的。
由此想到我们当下的文化批评。小丑帽式的批评,也是颇为时兴的一种,尤其在"文化庙会"的空间里,很畅销。应该有这样一种批评存在。"文化庙会"与"文化小丑帽"的存在令我们感受到多元并存下的轻松、谐趣、嬉戏、欢快,不必总有深度,不必总那么叫真……像美国的"文化庙会"就很发达,除了评"十佳",一定还要评"十差",不是只有奥斯卡金像奖,还有金草莓奖专门糟改某些影片影人,可以说是"小丑帽子满天飞",但即使被人准备了小丑帽,那影片也很可能仍有票房,那影人也可能仍在持续走红。金草莓奖还真的准备了些草莓形状的奖座,但评奖者不会强迫获奖者去认领,也不会强行把那奖座送到人家家里,因此就不会发生类似天津女婿把丈母娘吓个半死那样的事件。
话说回来,倘若整个的文化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全都"庙会化"了,全成了"小丑帽子满天飞"了,那也不是好局面。摆脱了"文革"的高帽子噩梦,学到了"庙会式"小丑帽的幽默,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文化空间调理得更加地生态平衡、葳蕤多姿。
美瓷不碎
朋友许君热爱陶艺,他在经营一家业务兴旺的企业之余,在京郊开办了一所完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乐陶园,常常约些同好在那里弄埴烧陶,烧出来的陶瓷作品时有神来之笔,他就得意地举办内部展览,实际上也就是高雅的私人派对,他和来宾们在那场合交流陶艺心得,也兼山南海北地神侃,每每尽欢而散时,已月成金钩,蛙声一片。
许君和他朋友们烧制陶瓷作品追求的是自得其乐,出炉后如果觉得不满意,一定马上捣碎,而如果凸显个性、灵气四射,则先自己浮一大白,再招呼他人一起转着圈儿欣赏点评。虽说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在派对中展示时,也时有来宾提出实在喜欢,要付款买下,有的作品也就那样被请走。付款的原则据说是随意,但我目睹了几次那样的"随意",买方是企业家,或演艺界大腕,那付出的数目,像我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随意"不起的。
那天许君又来电话约我去他那乐陶园,我说实在是有事去不了,他说什么事那么要紧,还是希望我去。因为他们几个陶艺发烧友新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的实在不必谦虚,可以用"美奂美伦"来形容,我若不去先睹为快,会是很大的"审美损失"。我就告诉他,是我捐助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来我家了,现在家里就我跟他,难道我带他去?他可是一点陶艺的概念也没有啊。许君说没概念那更好,他来,对我们来说,多一双特别的眼睛,对他来说,则眼睛里会多装一些东西,岂不两下里都有趣?就这样,我带那叫泼娃的小学生到医院检查完身体,就直奔远郊许君的乐陶园而去。
到了乐陶园,许君和一群熟朋友都对我和泼娃表示欢迎,许君拍着泼娃肩膀笑说:"你怎么一点也不泼辣?还是等一会儿才暴露你的真面目?"我就帮着解释:"他先天不足,当地风俗,怕是养不活的孩子,就故意给他取个活不活无所谓的名字,舍娃、丢娃、泼娃,一个村里总有几个。"许君就给他一块巧克力,让他别客气,可乐、雪碧随便喝,可以到处走动观看,但嘱咐他千万不能动手摩挲任何东西。
我细细观览完许君他们的杰作,就跟他们一起到院子里大杨树下,坐到休闲椅上喝咖啡,神侃起来。正当我们言谈甚欢时,忽听那边屋子里咣当当一阵刺耳的声响,我立刻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冲进屋里。果不其然,是泼娃把展示桌上一件作品弄到地下摔得粉碎!许君和别的朋友也都进了屋,一瞬间,我看见泼娃的脸红得像团火,而许君的脸白得像块冰。我不知该用什么话重责泼娃,泼娃却两眼噙着厚泪,跟我说:"那……实在太奇了,就像我们村里老得动弹不得、求人别杀它的黄牛的眼睛……我心里不落忍,就伸手摸它,让它别怕,有人疼它……"我们一群大人全都愣住了,那件作品的外在形态并非黄牛,我们刚才哄然叫妙,这个说有米开朗琪罗般的悲剧情调,那个说大有令人遍体清凉的禅意……但谁也没能像泼娃那样进入到审美的最高层次!许君一把将泼娃揽进了怀里,我和别的朋友不由得鼓起了掌来。
那件美瓷没有碎,它永存于泼娃心中,而且连同泼娃那出自淳朴胸臆的审美评语,将永远鲜活地珍藏在我、许君及在场的朋友们心里。
心灵体操轻抱
紧紧拥抱,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是很平常的示爱方式,城市街头已随处可见。拥抱这种肢体语言,化解着心灵深处由孤独而生的焦虑,化合出因为生命间的依偎而涌的快感。但并非所有的拥抱都是越紧越好,有的拥抱只能是轻柔的,必须非常地适度,那是一种安谧、娴雅的生命态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抱猫。
猫是与狗并列的,人类宠物的首选品种。相比而言,猫比狗更依赖于人类,猫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依赖人类供养当做了自己这一物种延续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方式?从古埃及的文物可以推测出,那至少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现在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野猫,几乎都生活在人居环境中,城镇、乡村中的野猫,实际是家养猫中派生出的弃猫,它们所依赖的食物,仍然主要是人类的唾余。像现在我们常见到的,其体积与人居宅所恰能相配的猫咪,在远离人居的田野山林里是几乎没有的。猫虽然有许多品种,体态间也存在许多差别,但跟狗一比,还是单纯多了,狗与狗之间的体态差别可以悬殊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所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限养大型狗的法规出台。
田野山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野狗存在。狗也不仅只是宠物,在极地雪原中拉雪橇,在草原上充当牧羊犬,在人类狩猎时充当猎犬……狗是为人类服役的牲畜之一。马戏团节目单里必有驯狗这一项,而且狗的表演花样繁多、难度大、持续时间也可以比较长,驯猫则只有少数马戏团能够展示,而且猫的节目一般比较简单短促。猫捉老鼠算是为人类养育繁衍它这一物种的报答。但越来越多的现象是,当代宠物猫只吃猫饼干和猫罐头,有的见了老鼠甚感陌生,有的竟与老鼠嬉戏,视为玩伴。狗对主人竭力表忠,狗喜欢主人紧紧拥抱。猫却非常之傲慢,高兴了,或许会主动来亲热你,跟你玩一会儿;不高兴了,对不起,它一副对任何事物都不屑的表情,主人想抱一抱都不行,会狠命挣脱。猫有时会允许,甚至表示出喜欢主人抱抱它,但是你断不能紧紧拥抱,只能是轻轻地将它揽在怀中,柔柔地给它一个欲沾不沾的温吻。
宠物概念的确立、普及,宠物行业的兴起、繁荣,是社会走向小康重要标志之一,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报纸副刊上开过"抱猫闲话"的随笔专栏,那样的文字延伸到今天,可以说是"布波族"即布尔乔亚加波希米亚情调的一种浸润,就是让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生活氛围里,为都市小资布下些轻柔抚慰心灵的语丝。我以为,市场时代的不公平确实仍需黄钟大吕的警示,激昂的呼喊、紧紧的拥抱,也就是强烈的爱憎,仍应流动于为文者的血脉,但毕竟在多元的文化格局里,多几幅笔墨,既能紧紧拥抱,也会轻柔依偎,不是更好吗?我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在生活里、心灵中都感受到轻抱的甜美。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索菲对我说,你先去远处转转,不要回头看我。我就背对她往巴黎宠物公墓深处走去。公墓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河畔,不闻市声,只有鸟鸣。彳亍在排列大体整齐的墓位间,观看着墓碑上那些宠物的照片或雕像,还有扫墓者留下的鲜花与祭物,心中不免与此前参观过的埋人的拉雪兹、蒙玛特、蒙巴那斯等墓地景象相比,觉得除了墓体较小外,整个儿的氛围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亲情流溢,生者与死者在这里可以对话,继续心灵间的沟通。
那天是典型的巴黎天气,时而云开光泄,时而细雨霏霏。那时墓园里除了我和索菲,只有一对老夫妇,我依稀看见他们在那边一个墓边弯腰摆放盆花,本想用望远镜头拍张情景照,想到老友索菲为她的狗扫墓都不愿我干扰,怎能去惊动那对陌生的夫妇呢?我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一座猫狗合葬墓,猫名琵琪,逝于1992活了12年,狗名尼可拉,逝于1997享年15,可知主人事先就买下了足能葬下它们的穴位,顶部呈波浪型的黑大理石碑体上,两位的玉照都是被女主人拥在怀中拍下的。
流连间,索菲走了过来,眼角的泪痕尚未拭净。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或座石上的题词。"12年里/我们共同度过/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刻在我心上的记忆/岁月也不能剥蚀",这是为一只名为茜贝的猫。"你/我们的狗/比人更有人情味/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弃/而你始终如一/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心灵深处/你排名第一",后面有一家人的签名。"一颗真诚的心/用毛包裹/六公斤是纯粹的爱/你给予我们的欢乐/无法用言辞表达",六公斤的猫咪爱米丽,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谥语,天堂有知,该怎样幸福地微笑?
索菲告诉我,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是1899年由马尔格利特·杜朗侯爵夫人捐建的。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就葬在了公墓一进门的地方。进门那坐很高的大狗雕像下,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公葬的。那里是个滑雪胜地,那一年发生雪崩,这条名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出了40个遇难者,却在去救第41个时,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我们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一个猴墓,其余几乎全是猫狗的墓葬。
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重氛围的营造。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有更多的题词、题诗。但是人对人,有时就不能免除虚伪。绮丽动人的诗句,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这宠物墓地里的题词、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伪的成分。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墓位基本上已满,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过了法定等待续款期以后,才能启用那墓位,而且费用不菲,若不是心中真有挚爱,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写虚伪的词句呢?
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要听她翻译,说着带我到那两个墓前,一首短的:"我的欢愉我的悲愁/都能从你眼里看到/这是双重思想的光芒/你逝去了/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里";一首长的:"这里安葬着狄克/我生命中惟一的朋友/内疚刺痛我的心/我曾那样粗暴地将他训斥/想起那时他脆弱的样子/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现在我多么孤凄/想对他说我再也不会粗暴/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狄克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他/正是因为相信他懂得这爱/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疼痛"。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可谁能说这不是诗?
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我们生活中的挚爱"、"永生难忘"之类的简短题词。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前,素净的花岗石墓体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我望了索菲一眼,她眼角又有泪光。我知道,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她家的,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逝,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幽深的心曲,她那眼角的泪光,不也就是为咪噜吟出的诗句么?
何处在涌泉?
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事",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里聆听,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布,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德,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这24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
春草如针
1
问路时,那应答的陌生人眼中闪出生怕指错的神情……
心领了,您那份自然流露的善意!
2
那位老人站在树下,仰着头,在凝望什么?
是一片有了秋斑的叶子。
生命的映照中,都闪动着哀乐的虹彩。
3
还牢牢地记得,村舍中一碗麦饭的清香。
能让这碗麦饭的香气伴随一世,您的灵魂有福了。
4
在老同学聚会时,你不是自然而然地直驱"成功人士"身前,哄然地捧场或打趣……
你是自然而然地先握住那"未成功人士"的手,并以当年那样的眼光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真诚地微笑着……
你的生命历程里,又开放了一朵花!
5
你在打架吗?为了在公交车上,把你得到的座位让给偶然遇上的熟人……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散步路过大花坛,有人唤我:"刘老师!"
扭过头,认不出,但能猜到——果然,是我教过的学生。
命运安排我非常年轻时就到北京一所中学任教,那算得一所名校,当时是男校,我头一次走到讲台,班长喊"起立",我和学生们实实在在是"面面相觑",他们发现我太小,而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未免太大,我们的磨合难度可想而知。
我只比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大七岁。他们全是跟五星红旗同龄的人。
唤我的学生说出他的名字,又报出几位当年同窗的名字,倏地,若干41年前的花瓣青果从记忆库里飞舞而出……
还用算吗?他和他的同届学子们55岁了。这也正是我们身旁大花坛所庆贺的那个寿数。如果能让他们那一届的学子,包括当时女校的成员,找一批来站在这花坛当中,或者竟完全由他们的生命之花构筑成瑰丽的礼坛,该更能引人高歌长吟吧?
55,这是个多么凝重的生命数码。我面前挺立着一棵成材大树。
"沙场秋点兵",当年同窗逐个数。他知道很多,我也略知一二。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有的经商发财,有的定居海外,有一位现在是知名艺术家,还有一位当了局级干部……但大多数,还都属于托举着上述成功人士的普通社会存在。
站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位高级工程师。他说,他们这一茬人,自身生命的年轮,比任何其他茬的,都更鲜明地记录着五星红旗的飘扬轨迹。我望着他,经过风雨后的成熟,戒除戾气后的澄明,摸石过河历练出的睿智,以及在良性突破中永不后退的勇气,都细微而又蕴藉地体现于他明亮的眸子、眼角的鱼尾、灿烂的微笑、挺拔的脊梁与浑身喷溢的旺盛生命力中。因此,是不是也可以说,五星红旗那猎猎飘扬的风采,也更多地体现出他们这个同龄群体的生命律动,似乎在为他们传输着更多的祝福与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