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节:人眼可畏第82节:旅途小憩第83节:山溪秋叶第84节:喜欢一种桌子第85节:贵的停顿第86节:醋栗的滋味第87节:遭遇个性第88节:落下脚跟第89节:文学艺术家第90节:远看皆风景第91节:纯属糟粕第92节:给平凡以价值第93节:高级打工仔第94节:中国内地的经济第95节:“知本家”的劲风第96节:你有淡淡的哀愁吗第97节:淡淡的哀愁第98节: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第99节: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絮语第100节: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第101节:业余爱好是画画第102节:宽容.12
他身旁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给我介绍:"我命运的转折点,几乎恰好在55年生命的一半处。我们这一茬人大都如此。就在那个转折之后,我的生命也开花结果,现在这果实就在您的眼前……"原来那是他正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小伙子谦和地对我点头微笑,与我紧紧握手。我望着这父子俩,思绪绵厚。是啊,单个的生命会渐渐老去,最后会消失,但是生命的群体会生气勃勃地延续。5,10,15,20……40,50,55……健康的生命不仅会在每一个衔接点上闪光,即使是在普通的日日夜夜,也会积极地储留记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长啸欢歌,跋涉不息。
我们一起朝前散步。不知不觉来到北海公园,进去继续边走边聊。年轻人告诉我,他目前所钻研的,是建立和发展最后达到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课题。尽管我平时也经常思考这一问题,知悉不少相关观点与论争,但他的许多零散的随机的议论,还是令我感到惊奇与欣喜。构建五星红旗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多么迫切而神圣的事业。我深知谈何容易,但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些有益于推动这一功业的小事,如愚公移山,如精卫填海,那么,共同小康就不会只是歌中词、画中景,而会演化为神州大地上的活生生的存在。
当我们一起倚栏望水时,我的老学生打断儿子的高谈阔论,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好好地欣赏一下那默默不语的白塔,还有那似乎总在喁喁低唱的湖波,他哼起了那首几代人都唱过,并且还有往下传唱可能的歌曲。他停下哼唱发表意见:"这首歌里最具警句意味的,是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迎面果然吹来了凉爽的风。55年,多种多样的风吹动过我们的旗。55岁,企盼今后会有更稳健的凉爽之风,迎面给热切地从事良性变革的生命——单个的与群体的——以抚慰,以鼓励。
克服病态审美心理
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一起,并列为一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那里的人文景观本已相当饱满,完全没必要去画蛇添足。可是乐山市却将景区承包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赢利,而且想赢大利,觉得光靠祖传的大佛还不足以满碗满钵地赚,于是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内,大兴土木,建造所谓的"东方佛都"。其最得意的一笔,就是凿山破石,复制阿富汗那被塔利班轰毁了的巴米扬大佛。且不追问他们对佛教历史究竟有多少研究,把阿富汗的大佛与乐山大佛搞在一起是否合适,也且不追问所谓"东方佛都"究竟是个什么"都",光从乐山大佛景区的地质结构、自然生态与人文内涵来说,他们此举的破坏性,已经骇人听闻。
峨眉山呢,提出了"打造天下第一名山"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口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收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并非是因为它是"世界第一名山",而是冲着它固有的个性而去的,如果把它"打造"——其实也就是脱胎换骨地改造,搞过度到疯狂地步的旅游开发——为"天下第一名山",峨眉山也就不成其为峨眉山了。搞"天下第一",也就是要自动把峨眉山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里删除。
乐山和峨眉山文化与自然景观被粗暴破坏,吃"景"发财是恶劣的动机,此外值得一说的,是病态的审美观。病态审美观,一个表现是以堆砌为美,完全不懂得真正的美感全在于适度。这种毛病也不是现在才有,比如明代的家具,线条明快,装饰趣味点到为止,雅致优美,可是到了清代,就渐渐变得构件烦琐,装饰性细节重叠堆砌,只有匠艺感而无灵气可言了。病态审美观的另一表现,是误以为越大越美,"第一"才美,其实巨大和"第一",未必就美,倒往往是并不那么巨大的事物,并非"天下第一"的山川房屋,更具骄人的美感。把本来以适度展现而显得挺美的事物,愣往大了拉扯,硬去争"天下第一",那无异于自杀。
再说张家界,原来默默无闻,上世纪80年代初被一位著名画家发现,叹为人间仙境,于是引发出越来越热的旅游开发。一处奇景,不令其为少数艺术家、探险者专享,而让一般的平头百姓也能分享其美,这本来是桩好事,但把审美性的事情,搞成了"吃景",结果是在最优美的天子山核心景区,修造出了别墅群,还有密集的住宿餐饮区,自以为是地傲称形成了"天上的街市",实际是十足的佛头着粪,以致在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后,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警告,勒令悉数拆毁。目前虽然执行着这一决定,却仍然运行着所谓的"观景天梯",也就是倚山而建的大电梯,望去活像侵入自然山林的外星怪物。这类以"方便游客极顶观览"为由建造的电梯、索道、缆车,近年来普遍出现在中国各个景区,首批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泰山,就有既破相又危害地质结构、自然植被、生态和谐的索道,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妥善解决。
在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地方,有的官员一味地想以"旅游开发"的"硕果"为政绩,有的开发商则敲骨吸髓地去榨尽"遗产"的"金汁"。他们那有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初衷的作为,当然必须首先予以批判、矫正。但一般民众中,也有糊涂人,在病态审美观作怪下,不是首先心存敬畏,而是亟欲先睹为快、染指留痕,去遗产地还非要大吃大喝,"玩"字当头,俗趣横溢。那些遗产地的宾馆酒肆、娱乐中心、登山电梯、跨涧索道等事物,也正是在病态审美的买方推动下派生出来的。吉林的高句丽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刚见诸媒体,游客便蜂拥而至,保管机构门票印制不及倒还事小,只为好奇,甚至只为满足"捷足先登"虚荣心而去的某些游客,这里抠点东西"以作留念",那边刻上"到此一游"还署上大名,不知文化为何物,离去却津津乐道"玩过了",针对这样的行为,特别是这种卑劣的病态审美心理,我大声疾呼:国人,请努力克服!
蝴蝶·松鼠·电池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有两次心灵的震撼,都是小小的事情引起的。
一次是在乘船游览长江三峡的时候,游客们都在甲板上观看风景,忽然有一对拳头大的蝴蝶飞到了甲板上方。这时,不少中国游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就都本能地去捕捉那对蝴蝶,顿时乱作一团,或者也可以形容为欢声雷动。他也有伸臂捞取的动作。这时他旁边正好有一对来自英国的夫妇,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蝴蝶,也许是因为那些捉蝴蝶的人把蝴蝶吓坏了,它们不知该怎么逃逸,惊恐中竟落到了那英国妇女的肩头,于是有人朝她丈夫嚷:"嘿,你怎么不赶紧抓住它?"那丈夫当然没有去抓,蝴蝶在吵嚷中也就飞到江面上去了。等人声寥落下来时,那会说中国话的英国男子对旁边我那朋友说:"你们不是把它们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朋友听了,没回应,可是心里久久地不是滋味。
另一次是他到美国探亲,看他女儿一家。头一回去西方国家,头一回走进单栋"号司"的花园,头一回看到松鼠若无其事地在花园的树木与草坪上跑动叼食,他就本能地朝女儿女婿开玩笑说:"哈,你们吃松鼠肉不用花钱呀!"当时女儿愣愣地瞪着他的表情,让他至今想起来还心悸。女儿没说反驳他的话,只是脸红得像樱桃。女婿是美国种,懂中文不多,直问女儿爸爸说什么呢,女儿忙用英语告诉他没什么没什么。
朋友对我忏悔说,他的文化心理中,有很糟糕的一种"本能意识",那就是看到活物就想捕捉,就想占有,乃至想把它吃掉。这是不是很多中国人心理上都有的缺陷,他不敢断定,但他愿意从自己开始,就此时常地搞搞"心理卫生"。由此引申,对文物的态度,往往也是并不知审美的乐趣,比如拥有一张名家书画、一件古代好瓷,或者一套多年前的特种邮票,竟很少摆脱掉其"值钱几何"的意识,难得平心静气地对其做纯粹的艺术鉴赏,所热衷的,只是"又升值到了什么价位"的讨论。那么,如果他主持一处地方的事务,那地方恰好有被收录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里的景点,他一定也就会充满占有的欢喜,然后津津有味地将其"连皮带骨地吃掉"。也不是把那经济上的收益都据为己有,但一定会把那遗产交给报价最高的商家去承包,然后敲骨吸髓地,以短、平、快方式,掠取自己这一任上的"经济政绩"。他说还好这只是一种假想,倘若真让没有克服、消弭掉那卑劣文化心理的他去管理文化与自然遗产,后果不堪设想。
朋友讲这两件事,有美化洋人和洋文化之嫌。但我觉得其中确实有值得我们对比反思之处。他的自我忏悔意识,我很赞赏。许多中国人还都不能具有这种自觉的忏悔意识,一事当前,还没等人家说出话来,就马上推卸责任,或者总觉得责任比自己大,而且直接、具体的人士尚未忏悔,自己却先忏悔了,岂不吃亏,岂不是成了"傻b"?更有认为"罪不罚众"的,明知不对,也去参与,那就更不知忏悔为何意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意识清明的中国人,我就知道一位同龄人,他儿子和一群朋友开车去郊区某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单的地方游玩回来,跟他讲到野餐的快乐。在他追问下,儿子道出他们未将那些餐后的遗弃物带出景区投入垃圾箱,就那么任由它们散落在草丛里了。他心里非常难过,不仅严肃地批评了儿子,还在第二天儿子上班后,自己坐出租车去了那地方,深入到那野餐区域,也不管是他儿子还是别的什么游客遗弃的垃圾,尽行拾取,带到有垃圾桶的地方装了进去。虽然累得够呛,但心里才觉得舒服。他还特意把两节被遗弃在那地方的五号电池带回了家,见到儿子后,他把那两节电池交给儿子,命令儿子将废电池扔到附近百货公司里专设的回收桶里去,儿子照办了,并将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们,这些年轻人无不愧悔,从此再无污染环境之举。
疏浚与藤鞭
我所居住的高楼下,有一段残存的护城河,这段护城河15年前疏浚过,两岸镶筑起水泥护墙,又营造出了由两排乔木和两排灌木交错形成的绿化带,堪称北京一景。这道护城河不仅构成我日常生活的实际背景,也经常进入我的小说,生发为我艺术想象的歌哭空间。我以外地民工进京遭际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护城河边的灰姑娘》、《民工老何》,其中都有这道护城河的影子。
最近,我们楼下的这道护城河先是抽干了水,然后河边支起了几个帐篷,一些民工扎下营盘,接着更有许多的卡车、铲车来来往往,从河底掏走淤污,往平整后的河床里垫入运来的新土,还兼带修整破损的岸墙。这疏浚护城河的工程,日夜不停,尽管深夜里卡车、铲车来往的声响很大,影响楼里人们的睡眠,更影响我这样的"夜猫子"的劳作,但邻居们和我的家人以及我本人,都毫无怨言。两周过去,河道平整,帐篷拆除,民工撤走,只等放清水观碧波,真是身心大畅!
但是,水还没来,从我家窗子朝下一望,不禁吃了一惊——那拆除帐篷、进行撤退的民工,把他们认为是已经无用的东西、种种垃圾,包括一只"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红色的塑料桶,尽悉抛扫进了由他们亲手修整好的河道里!我跑到楼下,到得河边,看到一位似乎是尚未离去的民工,问他:"好不容易疏浚干净的河道,怎么能往里头抛扫垃圾呢?"他满不在乎地说:"马上就要放水啦,水一淹,就什么也看不见啦。"当时我确有一种冲动,就是跳进那河槽里去捡脏,但那些遗弃物既多,分布又达十几二十米,没有工具和容器,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心中闷闷然,叹息着回到家中,决心写一篇文章,多多少少,对此负起一点责任。
我细究那些抛扫垃圾的民工的心理,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故意破坏什么亵渎什么的意思。由此联想到前些年在长江三峡乘轮船游览时,目睹船上的清洁工,很认真地清扫甲板,那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都堪称敬业的典范、辛勤的标本,但她那最终的一招,是把所有的垃圾,其中最多的是一次性使用的塑料饭盒,扫到江水之中。往自己疏浚过的河床里抛扫垃圾的民工,大概和那江轮上的清洁工一样,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多么地悖理。
我于是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题为《疏浚观念》。是的,江轮上的清洁工应该首先意识到,保持长江河道的清洁,其重要性远胜过保持一艘江轮甲板的清洁;疏浚我楼下护城河的民工们,他们不应该只是为挣些劳务费而干那些活,他们应该懂得环保的意义!当然,还可以追究到江轮上那清洁工的领导,以及护城河疏浚工程管理者,他们首先应该树立大环保意识,并应该对所领导所雇用的人员,疏浚出良好的环保观念。
文章写到这里,正好一位朋友来访,说起此事,他竟对我的思路,颇不以为然。他说,观念观念,你总迷信观念,拿环保这事来说,光疏浚观念,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起码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绝大部分民众里牢树起某种观念,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性努力;而且,现在有的人是明知故犯,比如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那边还没竣工,这边就有人撬砖毁路;再比如紫禁城筒子河修整工程,刚砌好的围墙,愣给你掀掉上盖;中山公园的郁金香展览,非踩到花丛里去拍"纪念照"……许多这号人并不是不知道环保、公德等方面的道理、规矩,但他就是满不在乎。我行我素!他举出的事例,我在最近的报纸上都见到过,自己目睹的也很不少。拿楼下的护城河来说,现在已然放了半腰水,那只红塑料桶以及其他一些垃圾确实被掩盖住了,但我就眼睁睁看到一位从桥上走过的、衣着时髦、描眉涂唇的女士,毫不犹豫地把吸饮完的软包装盒,很"酷"地朝刚疏浚完的护城河里一抛,倘截住她诘问有无环保观念,她也未必是懵然无知……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啊?我求教于朋友,他反问我,你忘啦,咱们在新加坡听说的藤鞭的事儿?我一时哑然。新加坡在环保——也不仅是环保——等公益事项方面,都以峻法加以维护,违者不仅可能罚款坐牢,而且还有鞭刑"伺候"。那施刑的鞭子以当地一种野生的长藤制成,本身已十分坚韧刚劲,还要在马尿里浸泡多日。施刑的印度族狱卒身高体壮,一鞭抽到犯科者屁股上,往往便皮开肉绽、当场晕死。但倘若法庭判的是三鞭,则会将犯人送往设备极优良的医院,加以极认真的医治,一旦屁股养好,则再带往受刑处接茬儿挨鞭……不要说挨鞭者此生此世再不敢重触法规,就是闻此"藤鞭无情"的一般民众,谁还敢于孟浪放肆?新加坡因此成为一个花园国度,处处草绿花红,水清气爽,不要说没人敢往河湖溪海里乱抛废弃物,就是往垃圾桶里扔东西,扔得不准掉在外面,转身走开的事,也几乎不会发生。前几年有个美国小伙子在新加坡乱涂了别人汽车,新加坡法庭判他鞭刑,克林顿出面求情,还是没能让那美国小伙子免于屁股开花。新加坡为了环境进一步优化,甚至还立法禁止销售、食用口香糖,因此一些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讥称新加坡为"美丽的监狱"。新加坡是一个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又在经济上完全加入了国际大循环的、许多方面很西方化的国家,我虽去过那里不只一次,印象鲜明,却不敢说对其真有理解。难道在华族聚居的地方,就非得疏浚观念与藤鞭峻刑并行,甚或因为藤鞭的震慑更具可操作性,所以也就更能规范一般俗众的行为吗?
朋友走了,文章需要收尾,心情很沉重。文字怎抵藤鞭?心火不熄,仍要祈呼:国人啊,若要美丽而非"监狱",请自珍自爱!这份自珍自爱,不能仅体现为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富裕舒适,也不一定以宏大响亮因而往往也就缺乏可操作性的那些概念来衡量。我以为,无妨从爱我们身边具体的树木花草、大小水域,以及我们共享空间里的那些具体而微的设施做起!
笑离绝论
绝论,就是把话说绝的宏论高论。绝论处处有,常常有,年轻的时候,不仅爱听,而且会为之倾倒,也曾以之为圭臬,规范自己的作为,结果吃了亏。后来经的事多了,懂得持平之论才是真能引领自己前行的指南,绝论可以听来过过耳瘾,却万不可真往心里去,尤其不能照办。笑离绝论,已成为我目前的习惯性反应。
在吉隆坡参加《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艺营",有一个环节,是作家学者与参加文艺营的文学爱好者自由分组座谈,我也选择了一组。讨论中,一位在美国攻得比较文学博士头衔的先生说,要写好华文小说,必须至少先精通一门西文,只有能比较出中、西文字间的微妙差别,才有希望写出杰出的作品。这就是一种绝论。当场就有一位马来西亚华族小伙子生出惶恐,他说像他们这一代马来西亚华族人,从小都会受到三语教育,一是马来文,即使上的是私立华族学校,马来文也是国文必修课;再就是英文,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也属于必修;华文是自己祖辈传下来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当然更亲切,学起来更努力,由于从小口语就是华语,所以往往学得也最好。他现在写文学作品,是用华文来写,马来文和英文只达到写一般公文或说明书的水平,他很难对其达到精通的地步,也很少感受到三种文字间的微妙区别。那么,他怎么办呢?继续用中文写小说还有没有希望呢?他一副如聆佛音而竟难照办的虔诚而灰心的表情。比较文学博士耐心答疑,继续发挥他的绝论,他举"被"这个动词为例,对中、英、法、德四种文字在使用上的区别做了分析,结论是只有以这样的学识为前提,才有希望写出好的中文小说。听到这里我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当时又有文学爱好者提出别的问题,那位博士也没注意到我的反应。我对绝论一般不去争论,而且深知发绝论者多半是些自信心超常的偏执人士,与其争论只会是浪费双方与旁听者的时间。但分组讨论结束后,我找到那位听了绝论而惶惑的年轻人,跟他到屋外一株凤凰木下闲聊,我告诉他我的看法,供他参考:会一种或数种华文以外的语言文字,当然会对华文创作起到好的作用,比如中国上世纪的作家里,鲁迅、巴金等就既能翻译又能创作,译、创互补互促。但也有沈从文、赵树理那样不通外文的作家,用中文写出了非常好的小说。因此就写华文小说而言,精通外文不是先决条件,你如果对世道人心有丰富的华文思维,阅读优秀的华文小说时能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一旦灵感爆发,驾驭华文写出好小说是很有希望的!
绝论的魅惑力,在于干脆利落,掷地有金石声,富有刺激性乃至爆炸性。人们在常态中呆久了,会觉得沉闷,会企盼突破,乍听到如雷贯耳、酣畅淋漓的绝论,会立刻激动,不及细思细想,便将其紧紧拥入怀中。时下的商业广告,就经常采用绝论方式来先声夺人、迷人心臆,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发绝论者往往并无恶意,多半是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从马来西亚回到国内,与几位文学爱好者小聚,议论到近年来听到的关于文学的绝论,大家一时举出了许多例子,比如"没发表过长篇小说算什么小说家!"(难道应该把从安东·契诃夫到林斤澜的一大串名字从文学史里删去?)"不懂哲学写什么小说!"(这与"不懂文学搞什么哲学"同样是把话说绝)"现在中国没有诗!"(愤激并不能催生好诗)"除了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值得再收入别的女性写作者!"(张爱玲如仍在世,会对立论者莞尔一笑吗?)……议论时大家不时发出哄笑。
笑离绝论,而不是恨离绝论,这是因为绝论跟谬论还有区别,谬论是地道的非,绝论里往往还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只要不被其迷惑住,弃其乖戾,赏其执著,姑妄听之,倒也有趣。
快乐何必无穷大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把所开发的商品房品牌确定为"快乐无穷大",想来是为了摆脱动辄号称"花园"、"广场"的命名风气,别出心裁,颇为有趣。
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究竟以什么为衡量的标准?名声?地位?财富?健康?各人取舍不同,当然,也有想"鱼"与"熊掌"兼得的。不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把"安康"作为普适性标准——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如有一桩自己喜欢的事业更好),身体健康,人际和谐,则幸哉福哉,这是从总体上说。从人的心理角度看,人的生命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甚至于在睡眠时,潜意识里的情绪也依然在螃蟹吐泡般地生灭着。因此,有人提出,快乐便是幸福,"快乐无穷大"商品房名称,由此推衍,无可厚非。
快乐无价。快乐是人的心理情绪中的黄金,笑一笑,十年少("少年"之"少"),笑口常开,安康福泰。追求快乐,享受快乐,是天赋人权。但是,人对快乐的追求,是否有必要推至无穷大的地步?无数前人、旁人的车鉴,都昭示着我们,乐极生悲,纵欢致祸,倘若一个人除了快乐而没有了其余的情绪,那他要么是傻子,要么是疯子,在那种情况下,笑笑笑,至少会导致十年少("减少"健康生命的"少")。
我们常在文章里看到"打破心头五味瓶"的说法。一个生命活体,就其所装载的心理情绪而言,确实很像一个"五味瓶"。哪五味?酸、甜、苦、辣、咸,这是以味觉打比方,直接说情绪,则是喜、怒、哀、乐、怨。其实,"五味"的"五",是言其多的意思,人的心理情绪,岂止五种而已。我们常用的词汇里,把人生际遇和心理情绪合起来说的很多: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苦乐忧喜、愁怨嗔怒、愉悦舒畅、生死歌哭……一个健康的生命,他的心理情绪应该是"五味俱全"而又不会"打破瓶子"。难道只保留一味——快乐,或者只保留一类——喜、乐、悦、畅,不是更好吗?我以为,那并不好,因为,人活在世上,应该有正义感,而正义感常常是与对贪污腐败、邪恶堕落的愤怒、鄙夷、痛心等情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国歌词曲都很激昂,却不是由快乐的情绪构成,那里头主要是宣叙着民族忧患意识。一个人如果只知自己快乐,而罔顾他人的不幸,对自己所置身的群体漠不关心,特别是缺乏一份对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的忧患情绪,那至少是"缺心眼儿",不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好"瓶子"。以上是从大处说。从小处,自己对自己,毫无愧悔内疚,不能体味怀旧的苦涩,不能氤氲出淡淡的哀愁,不知离别或邂逅时的酸辣,缺乏清夜扪心时的惊悚……那么,人生很难说是完整的,而没有全方位的人生体验,人生滋味不全,也就很难说获得了多大的幸福。
人这个"瓶子"里的"五味"情绪,不应该是均等的,更不应该也不可能僵在那里不波动不翻腾,不互相渗透乃至转化。人的心理情绪的健康,其实也就是把"人生五味"阴阳调燮得恰到好处的那么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标志,常常是快乐,特别是"知足常乐",但也不尽然,也可能是"难得糊涂",也可能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还可能是"时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式的喟叹,或者是对"同桌的你"的惆怅咏唱……总之,快乐是幸福的必需品,但快乐何必无穷大,因为幸福的滋味不能仅仅是快乐这一种。
一位富翁,他刚从美国拉斯维加斯那边豪赌回来,便到高级俱乐部约朋友先吃鲍翅燕窝,又在夜总会看巴黎"红磨房"式的艳舞,然后是泡药浴、洗桑拿,再全身泰式按摩,再吃港式宵夜,凌晨才驾着名车回到他郊区的豪宅。天亮时,人们发现他淹死在宅后的游泳池里了——经警方调查并非他杀,是否自杀呢?难以判断。而当他还没火化时,与他有关系的一群人已经在为分割其财产而撕破脸争斗了。他仿佛一只气球,把里面的快乐气体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就陡然崩溃了。这究竟是快乐死,还是痛苦死?
相比之下,小康人家、知足人士的快乐,比较扎实,也容易持久。那快乐基本上属于"琐屑的生活小乐趣",比如全家人共享一只刚熟的沙瓤大西瓜。鲁迅先生是最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伟人,但他反对在切西瓜时牵强附会地去联想到"列强瓜分中国"。能把自己的心理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该在什么情况下深刻沉重,该在什么情况下轻松幽默,融入性情,自自然然,那状态,才是真正的幸福吧!
登山何必非极顶
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
慎言取代
一位报纸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一旦电脑网络取代了纸制书籍,我会是个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首先认为电脑网络不会取代书籍,他问是不是我觉得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所以不加考虑?我说,在我看来,是无论多久,纸制书籍都还会存在。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落后得太久了,特别是跟外部世界的沟通联系脱节了颇长的一个阶段,因此,对于世界上人类所发明的新事物,在张开双臂拥抱的同时,有时就不免把某些科技上生产上的某些工具性的进步,夸大为了衡量文明程度及富裕程度的标准。十几年前,电视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也曾有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一旦电视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娱乐方式,我会是什么心情?那时我也是回答,我不大相信电视会取代一切的娱乐方式,电影、舞台演出、广播、阅读书籍报刊等等娱乐方式,仍会并存。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电视大普及以后,电影和舞台演出确实受到影响。而且,家里是否拥有电视机,至今仍是中国一般俗众衡量生活幸福度的一个主要尺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会问及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到90年代会问及是否已换成29英寸以上、是否纯平屏幕……这当然有其可喜的一面,不过,一出现某种新科技产品,便闹哄哄地出现"取代"的声浪,我以为,那是思维方式上存在偏差的反映。
电脑在美国最发达,有关的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都可谓日新月异,但进电影院看电影,仍是美国一般俗众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我前年在美国从东部跑到中部再到西部,接触到不少一般美国人,他们家里自然都有电脑,但远不是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干什么都由电脑取代了,他们不仅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也常到专门的商店借录像带来看——我注意到,不仅美国,我大前年在日本,也是许多一般民众都并不用光盘机将放像机取代,到处有租录像带的商店,而租光盘的地方还并不多——在美国加州硅谷,我就逛过好多家卖纸制书的书店,里面生意毫无清淡之感。说到购物,一方面,确实,从网上购物已是他们那边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因特网上选好中意的商品,按规定输入自己信用卡的密码,商家就会在约定时限内把货物送到家里;但另一方面,他们到商店购物也依然是频繁的,并且许多人仍认为逛商店乃是生活里一大乐事。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绝不以家里有无电视机,以及电视机尺寸什么的,来衡量文明与富裕的程度。对电脑就像我们看待电灯一样,不过当成一种方便的工具,并不以是否上了网什么的,来确定自身及他人的社会价值。而且,我发现,正是那最高雅的家庭,倒是尽量标榜他家拥有哪些人工的、低科技的制作物。比如那样的一个人家的起居室里根本没有电视音响之类的东西,晚餐后也不开电灯,使用枝形蜡烛照明,妻子弹钢琴,丈夫拉大提琴,大女儿操中谱提琴,二女儿和小儿子则拉小提琴,人家是以进行一番西方古典式的室内乐演奏,来显示其文明格调与富裕程度,若跟他们谈"取代",肯定会引得他们齿冷。
电子琴的出现,并不会取代钢琴;电视的出现,并没有使广播业倒闭;行为艺术的时兴,也不会搞得没有人创作架上画了;录音带和激光盘会并存下去;舞台演出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会有些萎缩,但就像真人的演出不会彻底灭绝掉木偶戏一样,那是一定会久远存在并发展下去的;钢笔没有完全取代毛笔,油性签字笔没有完全取代钢笔;通过电脑发"伊妹儿"固然很好,但电话、传真、电报、书信仍会与其并存……也许,某些事物确实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掉,但我们需要懂得,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以兼容为其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再"一根筋"了,与其询问对"取代"的感想,不如引导对"兼容"的感悟。
其实电脑发展本身,最要命的一条就是走兼容之路。美国有家本来很强大的电脑公司,因为开发的产品只想着"取代"而忽略了"兼容",结果破产倒闭。在这文明的发展以兼容为特征的时代,朋友,请慎言取代!
高处的果子最甜美
1999年10月29日,被认为是历届中最强的中国国奥队,主场以1:1与韩国队踢平。虽然从逻辑上说,下面的赛事还有可能出现导致中国国奥队出线的结果,但其实那希望已十分渺茫。从10月29日那场比赛终场哨声响起,电视台的直播刚一结束,我就接到约稿电话,要我就此写篇文章。以后几天这样的约稿电话接连不断,令我欲拒不能,欲写却又一时无辞。
是的,让人说什么好呢?
我在几年前,就曾写过一篇题为《消除误会》的文章,大意是说我其实算不得球迷,离足球评论家的资格更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切盼各方人士消除误会,莫再拉我侃球。但误会却很难消除,来邀我侃球的人士总是说:"你那篇《5·19长镜头》,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
那是1985年5月19日,中国国家队因"意外"地在主场负于被普遍视为弱队的香港队,失去了似乎已近在咫尺的世界杯入场券。终场后一些心理上难以承受的观赛者有若干过激的行为,少数"闹事者"被指认为"害群之马",受到拘捕惩罚。我在那以后迅捷地写出并发表了《5·19长镜头》,从个案入手,对这一事件做出了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的剖析,没想到竟引出了轰动。后来此文被多种关于足球的文集收入,更有趣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连续几年将其收入课本,列为正式教材。这篇文章成为我个人写作史上的"当年勇"之一。
岁月悠悠,从1985年到1999年,我从四十啷当岁已迫近花甲,"好汉不提当年勇",《5·19长镜头》不仅我个人不该再提,社会各方也早该将其忘怀。若说是关注我的创作,则在那以后我发表的作品甚丰,完全可以提出我的新作加以讨论。
但人们却还记得《5·19长镜头》。我想,那倒并非是我那文章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说来真令人不得不长太息,乃至于热泪横流——中国男子足球队在进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赛事中,竟15年仍毫无建树,不仅屡战屡败,而且每次败落的情况都与当年"5·19"极其类似,似乎是在一个怪圈里转来转去,怎么也转不出来了!
这种对《5·19长镜头》的"看重",是痛苦记忆的延伸。我能引以为荣么?
细想起来,1985年5月19日的那场球赛的观看者,他们与80年代以前的球赛观看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80年代以前,体育比赛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外交意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双方加油、鼓掌",观看者多为有组织地进场,零散购票入场者往往不占多数。而到1985年那个时候,体育比赛的观看者对输赢的关注已经升至了第一位,自由购票的观看者在看台上已成为主流,所以,突发的"5·19事件"虽然记录着若干观看者的粗暴过激行为,但我们可以说,也就在那个夜晚,中国诞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当代球迷"——虽然就整个球迷群体而言,是文明水平较低的球迷。15年过去,我们发现,中国的球迷渐渐成熟起来。尽管不理智的非文明表现还常在赛场内外出现,但就主流而言,球迷们已经创造出了相当璀璨丰满的"球迷文化",不但能与世界球迷们的"球迷文化"接轨,而且还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在各地都有健康的球迷群体,其中不乏"专业球迷"。有"球迷餐厅"之类的特殊活动空间;有拥趸某足球队的后援组织;在赛场内外,球迷有自己的旗帜、横幅竖标,有各种各样的"道具",从带有喻意的造型物,到能发声、发光的"助威器";看台上,球迷们会把自己"符码化",有的彩扮的复杂程度已经可以媲美为戏曲舞台上的花面武将,有的则近乎"赤裸裸",似乎是以"苦肉"来倾诉其对心爱球队的一腔切盼;开赛后,球迷们的肢体语言往往比赛场上的球员们更丰富多彩,除了个人的自由发挥外,也会以群体方式掀动"人浪"……近年来球迷包机飞赴海外观球助威的热情越来越高。总而言之,中国的球迷群体可以说是已然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