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节：人眼可畏第82节：旅途小憩第83节：山溪秋叶第84节：喜欢一种桌子第85节：贵的停顿第86节：醋栗的滋味第87节：遭遇个性第88节：落下脚跟第89节：文学艺术家第90节：远看皆风景第91节：纯属糟粕第92节：给平凡以价值第93节：高级打工仔第94节：中国内地的经济第95节：“知本家”的劲风第96节：你有淡淡的哀愁吗第97节：淡淡的哀愁第98节：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第99节：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絮语第100节：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第101节：业余爱好是画画第102节：宽容.14

第81节：人眼可畏第82节：旅途小憩第83节：山溪秋叶第84节：喜欢一种桌子第85节：贵的停顿第86节：醋栗的滋味第87节：遭遇个性第88节：落下脚跟第89节：文学艺术家第90节：远看皆风景第91节：纯属糟粕第92节：给平凡以价值第93节：高级打工仔第94节：中国内地的经济第95节：“知本家”的劲风第96节：你有淡淡的哀愁吗第97节：淡淡的哀愁第98节：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第99节：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絮语第100节：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第101节：业余爱好是画画第102节：宽容.14

贵的停顿

报载北京、上海的几个演出团体都将演出安东·契诃夫的剧作。我觉得这是一道福音。浮躁的世风需要清新的艺术帮助廓清。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和剧作，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反庸俗。在庸俗招摇过市、膨胀无度的当下，契诃夫作品绝对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契诃夫的作品大体上都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他的剧作设定的舞台节奏就是生活本身的自然节奏，但他那现实主义又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拿他剧作的设定节奏来说，有点像后来的现代派艺术家把马桶搬到展览厅里，实际上已经具有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性，骨子里是相当前卫的。

契诃夫的剧本文字优美，仿佛散文诗，可读性很强；可演性呢，稍微知道一点他那个时代戏剧史的就都记得，因为缺乏他以前那些舞台演出中惯有的"戏剧性冲突"，又没有什么怪异的场景、角色，表现的就是最常态的生活和人物，因此，他的剧作首演往往都是大失败。像《海鸥》的首演，还没演完观众就不耐烦地发出嘘声，躲在剧院角落里观看的契诃夫溜出剧院后，在冷风里沿着河岸悻悻地踽踽独行许久，从此加重了肺部疾患。有史家说他的英年早逝，与此次失败的打击有直接关系。

其实排演他剧作的都是最杰出的艺术家，丹钦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但总得是经过一次甚至两三次失败后，最后才能让观众接受他的剧作。可是一旦成功，那就不是一般的成功，观众会在感到耳目一新、润心沁肺之后，起立鼓掌欢呼，令演员多次谢幕，久久不愿离座散去。

契诃夫剧本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舞台提示：停顿。这停顿多半设置在内心丰富、人格高贵的角色的台词中间或结尾。丹钦柯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曾说过，导演契诃夫剧作的成败，关键的关键，就是处理好那停顿；对于演员来说，在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后，顺其心理流程，自然停顿，则是演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观众来说，在那样的停顿中感受到一种难言的诗韵，则是消魂的享受。

要说庸俗与高雅的分界，在于懂不懂得、能不能进入诗境，这一点人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高雅之上还有高贵，这个贵不是指物质上的富有，而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精神贵族的贵，是否进入了这个贵的范畴，其分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其心灵是否会有自觉停顿的生命节奏——这一点，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了。

心灵的自觉停顿，会形成语言的暂时中止、交流的临时切断。在那停顿中，不仅是咀嚼自然与人生中的诗意，可能还会对社会与人生中的悲惨不公沉吟深思，对庸俗噬人的深切戒惕，对美好向往沉沦于"几乎无事的悲剧"中的悲愤，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惊悚喟叹，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再一次执拗叩问……

以《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用好几年的时间实行"文学罢工"，对此我一度大惑不解：写作是天赋人权，又不是为雇主打工，如果是为表达政治抗议，那么，你罢笔不写不正中你敌人的下怀么？但是我后来理解了，这罢工其实就是他高贵的停顿，在这样自觉的心灵调整中，他把对社会、人生、宇宙、真理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更富诗意的境界，一旦中止停顿，重新启动语言与行为的枢机，那么，所呈现出的文本与状态，肯定令人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少去酒吧。那天一对青年朋友动员我无妨跟他们到酒吧坐一坐，他们有小车，移动方便，我就说这样吧，你们把我拉到几处有名的地段，多进几个酒吧看看，也算展拓我的视野吧。后来他们就带我去了三处地方，前后进了七八家酒吧。每到一处，他们都热心地提醒我注意观察其装潢特色，以及总体情调，我当然也就依他们指点一一领略，但他们总觉得我有点心不在焉。我们又坐进车里以后，他们说难道这么多家里头，就没有一家您愿意多坐一会儿的吗？我说比较后，觉得有一家不错，无妨再去多坐坐。他们问是哪一家？为什么我喜欢？

我说出那名字，他们不解，说那家装潢很一般，情调也未见多么幽雅。我告诉他们，我每去一家，观察最仔细的是里面的客人，有的全是豪客，欢声笑语，浪谑嬉皮；有的多是恋人，甚至同志汇聚，甜蜜有余，诗意欠缺；有的多是扎堆谈交易；有的只见抑郁独酌者……而我喜欢的那一家，虽然当时只在那里坐了约20分钟，发现左近大都是两三人小桌喁喁对谈。而最妙的是，我发现好几组对谈者，都有自然的停顿，那停顿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但他们的面容望去都格外平和，恬淡中自有一种难喻的韵味，估计他们是那家酒吧的常客，能长期吸引懂停顿的客人来聚，可见其品位在一般之上……后来那对青年朋友不辞来回奔波，又开车找到那家酒吧，我们进去在恬静的氛围里，进行有停顿的交谈，那段时光里，不知不觉地，都成为契诃夫剧里的角色了吧。

醋栗的滋味

那天跟一位老相识在街上相遇，互问"哪去"？自然都不过是"遛遛弯儿"，但他跟我说了没两句话，就急着往公共报栏那边凑。我有点好奇，他家里赠报很多，何必还要到街上来读报？不免也就去那报栏浏览，这才发现是那报纸上刊发了一篇他的文章。不用问，我理解，这张报一般是不赠阅的，报亭也无零售，大概编辑通知了他这天发表，但样报要过些天才寄得到，所以他是来先睹为快。他也算著作等身的人物了，对自己新发表一篇文章仍充满了孩子游戏中胜出的喜悦，满脸幸福的波纹，这令我始而惊奇，继而感动。

我感动，是因为忽然悟出：幸福是一。

当然，这感悟也是集中了其他若干浮上心头的旧事新例。有回一位同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真是幸福极了——一本他久想找出的旧书，终于在这天从他万册藏书中"浮出水面"，仅仅为这样一件事，他就幸福到必欲给朋友打电话报喜的地步。还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寄来一张书法，上面只有一个繁体的"飞"字，附信说她得意之极，因为终于写出了这样一个好字，要我与她分享幸福与快乐。孩子辈也曾跟我表露过为当天的一件小事而深感幸福，比如用最简捷的巧法排除了电脑的故障；在本以为必然是大堵车的时间和路径上居然一路畅通提前到达目的地；在生日那天收到平时最合不来的同事的一件自制的小工艺品；在出差的飞机上旁边恰巧是位新西兰小姐，双方用英语聊天忘却疲倦……

把幸福的感觉锁定在一天里的一件事上，没有大事锁小事，连小事都没有那就锁定在美好的一瞥一闻里，的确是一种维系好心情的妙方。针对时下人们容易焦虑多半浮躁的心理状态，提供对症的心灵鸡汤，已经成为一种写作与阅读的时尚。仅从与老相识报栏附近邂逅一事，联想开去，我不也就能烹制出一锅心灵鸡汤吗？《幸福是一》难道不是绝好的题目？想想也是，倘若一天到晚总把幸福的目标设定在将来，设定得非常宏大，似乎只有在久远的未来实现了"一万"甚至于"一亿"才能产生出幸福感来，那岂不是将自己浸泡在了永难消退的沉重与愁闷之中？

常饮鸡汤，无论肠胃的还是心灵的，是小康人士的习俗。小康人士的焦虑，多出于"比上不足"，以及因还贷、人际、家庭建设、子女教育投资与期望等方面的压力，还有情感方面的不满足或不确定，提醒他们"幸福是一"，抓住每天至少一件开心事，立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放眼未来，满心彩霞，的确是非常香美的一锅心灵鸡汤。

但是忽然想起了安东·契诃夫的那篇《醋栗》，找来重读。契诃夫不炖鸡汤，他给予我们心灵的不是漂油星的营养液，而是在惊悚中提升的鞭策。这篇小说里写到一位当时社会里的小康人士，他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巢，有胖厨娘和大肥狗，有不小的花园，最令他得意的，是他在花园里栽下的醋栗终于有了头茬果实。"幸福是一"，他的"一"就是那醋栗，面对厨娘送到他眼前的一盘醋栗，他"笑着，对着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里含着一泡眼泪"，在一颗颗地往嘴里送那些果实时，不住地喟叹："啊！多好吃啊！"契诃夫通过小说里另一人物这样批判："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已经到手，对他的命运，对他自己都很满意。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生出一种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这篇小说写于1898年。七年后圣彼得堡的工人大请愿沙皇命令开枪镇压，史称"黑色星期日"，19年后接连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那以后《醋栗》所写的那种小康人士该面临怎样的处境？在那连串的社会大动荡大颠覆前夕，契诃夫于1904年去世，他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以这样的作品警示人们，特别是沉迷于小我世界的"一盘醋栗"的小康人士：幸福不能只是自己的"一"，一个自己温饱或者说已经超温饱的小康人士，应该有社会关怀。他在此后的《新娘》等作品里，更为小康者指出了投向改造社会使其达到公平合理的历史潮流的人生方向。契诃夫不是革命家，他的思想也还不是激烈的革命观，但他那吁请人们突破"己一"的幸福观，而去寻求群体"万福"的人道情怀，至今仍闪烁着神圣的光芒，那是任何鸡汤的色香味都无法企及的。

感谢契诃夫，贯穿在他所有作品里的反庸俗主题，跟爱与死一样，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

我们曾经历过一段严厉压抑甚至试图消灭自我意识的年月，在那阶段的极左思潮冲击下，任何"己一"的幸福感都只能是一种罪感，似乎我在这边喝了一碗鸡汤，都会立即延缓比如说非洲那边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劳苦大众的解放日程。改革开放奔小康，使我们从极左的桎梏中获得了身心解放，像我这篇文章开头所引述的种种"己一"幸福感，都是时代进步催生出的健康心理花朵。放心地饮用滋养身体和心灵的鸡汤吧。但应该把"幸福是一"和"幸福更是万"的意识融合起来。"幸福是万"的意思就是应当有社会关怀，自己先富了，别忘了那些还等着后富一步的人，自己小康达标了，要懂得如果小康群体只是大富和贫穷之间的一个瘦细脆弱的衔接颈，那么，就会有一朝断裂的可能。构建一种把"己一"和"万福"统一起来的幸福观，也许不像呷鸡汤那么便当，却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而在这种努力中，记住契诃夫笔下那饱含自私庸俗成分的醋栗滋味是有醒脑作用的："那些醋栗又硬又酸。"

落下脚跟

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文章，都强调作家应该站在穷人一边。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地域的报纸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出现,是因为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仅是文学，包括影视等艺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媚富"的苗头——现在应该说已经不是苗头，而是相当茁壮地成长着的大树了。讲述近20年先富起来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叙事的中心地位，企图引导读者或观众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心弦共振。这样的文本颇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还不多——有部长达百集的肥皂剧，淋漓尽致地表现那已然富起来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经理室与豪华的别墅里遭遇事业的磨难与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说那不真实，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实，还是艺术家努力营造出的艺术真实，费了100集的工夫，依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那么迅疾地发展着，所以文学艺术里，也便出现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经商上取得成功的个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扬、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浪潮。光是取材于全聚德发家史的话剧、电影就各有一部，而且从立意和艺术上都获得好评。这几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从长篇小说改编过来的，讲瑞蚨祥绸缎商发家历程的连续剧。似乎各地都有积极为本地历史上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的作品出现，像关于山西钱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尽管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吁请站在穷人一边的声音，但我相信，为历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树碑立传的作品还会陆续出现。而且其中也一定还会有某些获得较广泛好评的作品——因为即使是这其中比较蹩脚的作品，也懂得对作为主人公的富人，要写出其社会评价的多面性，以及命运的诡谲与人性的复杂——我预测，写富人发家艰难的文本，经历了多年的阶梯式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可望会有新的突破。

一部作品，是把富人当主人公，还是把穷人当主人公，这基本上只是个题材问题，或叙述角度问题，作家愿意怎么选材，愿意怎么叙述，应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简单地反对把富人当做主人公，或叙述策略上选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倾向哪一边？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脚跟站在了富人一边，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问题。

要说时下写富人没写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场出了问题，恐怕是不准确的。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甚至应该率先得到肯定——他们的积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先富起来的人物，不消说有近距离配合政治宣传的，起码是潜在的动机；而将老祖宗里的市场经济先行者加以拂尘涤垢，特别是展现他们的坚忍的创业精神，又特别是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正气豪情，又不消说有以古喻今——或者说是以古励今——的政治热情。他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选材的"穷"与"富"上，而是疏离了文学的本性吧。

作家站在穷人一边，是否就进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学的本性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红楼梦》里虽穿插了刘姥姥那样的穷人形象，整个儿却绝对是写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国的高尔斯华绥著有大部头的为银行家树碑立传的《有产者》，德国的托玛斯·曼著有展现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旧俄被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激赏的高尔基，他虽有写穷人的小说《母亲》和剧本《底层》，却也有艺术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写富人的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露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

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内地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潮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压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内地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浪潮，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

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内地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潮。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几率必然增高，岂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课余去搞"家教"的大学生就告诉我，现在"家教"的卖方市场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时机！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当下文学艺术无关的事情，其实哪里是无关，竟是息息相关，不信你等着瞧，以"知本家"为题材的摩登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肥皂剧，很快便会源源上市。

情况很复杂，因素很多且缠夹不清，也不能轻率地责备谁，就现象而言，近八九年来，不少作家以及扩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再扩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裂、漂浮、混乱、暧昧，落不下自己的脚跟，踮着脚尖一路小跑，企图"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是气喘吁吁，撂下一串撰写的或主编的应时出版物，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过去，那跑出的轨迹连合不拢口的圆圈也不是，甚至很像是"九连环"似的"乱步"。

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别是文学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绝不为过。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张用"多样"。但既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比如说《芙蓉镇》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个太阳》、《青春之歌》和新出炉的最年轻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们书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陈列在那里供读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自由选择，你总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样"，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学"元"的呈现。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写作者颇为自觉地落下了脚跟，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轻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写富人"和"写穷人"的选择之外，还呈现出了许多种另外的选择，比如"写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学识财富双匮乏的穷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质双富有的人来说，则又显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归类，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当然，就属这"中间谱系"的色彩最丰富，从中规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乱性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还有抨击官场颓风和揭露腐败现象的，虽然有的仅是"照景实录"，或以包公式的清官来收拾触目惊心的腐败残局，就文学性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还需个案评析，但这些作品无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穷人（国企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社会无业人员，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边，至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文学的本性之中。

文学的本性，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色，看不出倾向性；如有情感的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文学本性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100的满分。

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学的本性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做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文学的"正经活儿"。

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么？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远看皆风景

1

一位大学生来找我,说要讨论《二十四孝》的问题，我吃了一惊。1949年才七岁的我，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念过旧式私塾，后来又经历了一波汹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到24岁时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席卷于"破四旧"的狂飙之中。那以前，没读过也从未想去读《二十四孝》，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头一回读到过完整的《二十四孝》。我青年时代对《二十四孝》的了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他那《朝花夕拾》的集子里，有一篇是专门抨击《二十四孝》的，但他那文章里并没把二十四个宣谕孝道的故事引用完全，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那全部的孝子究竟都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

来找我的大学生当然也读过鲁迅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写那样的文章，可以理解。但那文章是片面的……"我强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据他说，鲁迅先生最反感的两例，"郭巨埋儿"确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糟粕，哪有为了保存老的消灭小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说人类，就是一般生物，为了种的遗传，总是要舍老扶小的。另一例，"老莱子娱亲"，鲁迅先生也指出，最早《太平御览》所引的记载，是说他"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这虽多少有些肉麻，但事情的本质是随机应变，似乎也不必对之深恶痛绝。后来元代郭居敬编写《二十四孝》，将其发挥为"诈跌仆地"，鲁迅先生因此才痛斥道："无论孝顺，无论忤逆，小孩子多不愿诈作……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另外，宣扬迷信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也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嘲讽。

那位大学生说，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的。所谓"孝"，指的是年轻的生命关爱老龄的生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亚高龄社会"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人类此前的有关"长幼协调"的文本，皆可作为借鉴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是列为首批选用的"可利用资源"之一。他说着拿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原来，他已从统计学入手，将《二十四孝》里的二十四例"孝行"，分类排列于下：

应予完全否定的：郭巨埋儿

意愿可取，而事例的成功几率奇低，属于宣扬神迹迷信的：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刻木事亲

出发点可取，而沦于低级趣味的：戏彩娱亲

应予基本肯定的：孝感天地（虞舜耕于历山，养活全家）、鹿乳奉亲、单衣顺母、卖身葬父、行佣供母、怀橘遗亲、闻雷泣墓、盗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弃官寻母

可以全盘肯定的：为亲负米、亲尝汤药、拾葚供母、扇枕温衾、扼虎救父、亲涤溺器

不可视为迷信，可以找到遗传学与心理学依据的，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啮指心痛（曾参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据他这样一算，因为反人道而纯属糟粕的只有一例，只占5%；含迷信观念和低级趣味的加起来五例，占20%；能够肯定的，即在今天仍可作为协调代间关系的"可利用资源"的例子，竟有"十八孝"之多，占到75%，即四分之三！

对这位大学生的研究，我始而愤懑气结，继而摇头叹息，末后我对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批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对那支撑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书旧文，真是怀着深仇大恨啊！他在《狂人日记》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几千年那超稳定状态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写《二十四孝》一文，是1926年了，而且整个《朝花夕拾》的文本，比《坟》、《呐喊》已经平和多了……但鲁迅先生已然彻底全盘否定掉的东西，你现在怎么能这样毫无心肝地去……搞什么定量分析，捞取什么可利用资源啊？！"

大学生只是望着我微笑，倒很有点"二十五孝"，不，"十九孝"的劲头，他耐心地对我说："鲁迅当年对封建礼教的那些批判，其文本价值永存。他的那种片面，是时代激情的片面、进步的片面，应当理解，并充分肯定。你们那一代人，对凡是带旧字的事物，旧社会、旧中国、旧文化、旧文人、旧事物……的反感，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认知和情感。但是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产生新的思路，而且，我们在追逐最新潮的事物，特别是外来——又尤其是西方——的种种最新的学术时尚与生活时尚的同时，也把离得越来越远的、旧而老的东西，当做最有趣的事物，从中捞取可利用资源……光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你看现在《老照片》那样的书卖得多火，而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是最大的购买阅读族群……您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2

我为什么还不明白？

大学生走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了很久。

我重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一文，发现他那文章开头起码有上千字是且顾不上斥《二十四孝》，而是切齿有声地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甚至于说："只要是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算白话的谋害者呢？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但反对白话者，那可是一下子能想出一串来：林琴南、辜鸿铭、陈寅恪、吴宓……

现在大家虽然一提起鲁迅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崇敬，但是他对反对白话者的那种深仇大恨，究竟还有几个后人将之视为"可利用资源"呢？

相反，现在像我上面所提到的林、辜、陈、吴诸位，都出了新版的文集或专著，关于他们的传记、论说也层出不穷，热闹得很，而且正面评价如潮涌动，蔚成一时大观。而"五·四运动"时为推行白话文鞠躬尽瘁的健将，如钱玄同、刘半农等，真是萧条得很，他们的书有几本重印了？销得动吗？谁热心为他们立传、对之研究考评？甚至一些专业与其无关的大学生，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什么的人。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态度是最决绝的。他1949年"陆沉下的抉择"，是留在了内地广州，一直活到1969年，却始终不用白话文写作，并且不允许把他写的书用简体字、横排本印制。1996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共收入20位学界泰斗的集子，编印都很严肃认真，我得到一套，其中陈寅恪一册使我对这位自关于其"最后20年"的传记出来后，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而蜚声知识界的大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弥足珍贵。可是，不久就看见某报上刊登出了出版这套随笔大系的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事情的起因是陈的遗属重申，绝不允许以简体字、横排本方式印行陈的任何文字。该出版社并表示将已印行的有白话文序跋、注释，并以简体字、横排本印制的陈的随笔集加以封存、销毁。

陈寅恪的名字和他那"十字箴言"，现在是任何一科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已成为常识范畴里的东西。白话不白话，如今已然完全不在眺望他那道风景的考虑之中。

3

是的，离得远了，当时是非谁管得？时间的筛子所留下的，只是现在时刻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

我1985年买到一册上海书店印行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除了加上一个套封，基本上是"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的原样。那影印的原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裙裾下露出三寸金莲的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光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那样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无比新鲜。但是，一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那位同行对我说："40年代初，我已经是个青年人，那时的情绪整个被抗日这件民族危亡的泼天大事笼罩着，就是爱好文学，也总喜欢那种与民族救亡有直接关系的激昂文字，对于张爱玲那种在民族危亡关头还只是津津乐道于出名要趁早，写些幽幽地弄骨牌、雇着奶妈抱孩子的富家女人的喜怨哀乐的文字的作家，实在是不能不鄙夷……当然，抗战胜利后，如果把张爱玲定成文化汉奸，我也并不赞成，她确实并没有去参加日本鬼子搞的那个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与汪伪政权的汉奸胡兰成有情爱关系，那确实也只是她的私生活，可是，为什么日本鬼子会把她列入那种会议的名单？她本人固然没有在汪伪政权里做事，可是直到抗战后胡兰成逃匿到温州，她还去寻找他，这样的私生活，又怎能不令人嗤鼻？更何况，50年代她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美国，写了《秧歌》等大厚本的反共小说，思想不去说它了，艺术上也属于粗制滥造，怎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些都置之不论，只是接受夏志清的那些评价，把她视为了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呢？"

张爱玲出版她那《传奇》时，我还不识字。我在成长期里，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作家。80年代一旦接触到她的作品，特别是被夏志清在他那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真感到眼界大开——文笔确实佳妙，光是开篇的那个比喻句："……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就令人叹服。那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因为曾与张爱玲有过"共时空"的近距离观察，所以会有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我，因为离得实在太远，所以没那么些个"时代主流情感"的前提，张爱玲于我而言，只是一道提供审美愉悦的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