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曹的“新家”
——6000平方米的闲置工地，住着四五十个流浪汉、乞丐，乱七八糟的各种垃圾把这里变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垃圾王国”。
——“垃圾王国”的缔造者熊婆婆，以前也是捡渣子的。工地上的流浪汉越来越多，她就搭起一个个窝棚，租给他们住，每月收取20元钱。
——居民说，每天经过这里都恶臭扑鼻，影响市容不讲，还不安全；但这些人看起来又非常可怜，赶走他们实在于心不忍。
小曹的“新家”
2002年12月2日，我在武昌一带流浪的时候，接到小曹从汉口打来的电话。小曹告诉我，天越来越冷了，夜晚睡在街头身体有些支持不住，所以他在三阳路的京汉大道附近租了一个棚子，20块钱一个月，还买了一床棉絮。小曹还告诉我，和他住在一起的有几十个赖子，很希望我能过去和他一起住。
几十个赖子住在一起这在我的寻访过程中还闻所未闻，我预感到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流浪群体。当时，我和摄影师李新宇在一起，两人一商量，决定前往汉口。
下午5点半，我们赶到大智路的数码广场门前——我们和小曹约定的地点。赶到时，小曹正躺在街头一条长椅上，他已等候多时了。
走了40多分钟的路程，终于走到小曹所说的“新居”所在地。那是紧临京汉大道、公安小区附近一块近6千平方米的闲置工地。工地尚未施工，没有任何建筑材料，四周被围墙圈起，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偌大的工地上，放眼望去，到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垃圾，恶心的腐臭味扑鼻而来，更像一个规模庞大的垃圾场
“垃圾场”的四周，沿着围墙，零散地搭盖起一个个用砖块和木板垒起来的简易窝棚，窝棚的外面，三五成群的乞丐打扮的男女老少或坐在那里聊天，或忙着做饭，或捆扎着大包小包的垃圾袋。我站在那里点数了一下，竟有四五十人
小曹住在“垃圾场”东北角的一排简易窝棚里，他领着我们钻进“房间”。里面空间很小，不足5平方米；棚顶很低，几乎不及一人高，进去之后还得躬着腰。棚里摆着两张床，一床铺着薄薄的棉褥子，小曹说这就是他的床位，褥子是刚花8块钱买的。
小曹很兴奋地斜着身躺上床，脸几乎能挨着上面的横梁。这里虽然很挤，但对小曹来说，总归有了住的地方，比在外面睡马路要强。里面光线很暗，小曹摸出一只打火机，点亮搁在横梁上的一只白色蜡烛。烛光把小屋里的陈设照得清晰可见，偶尔有风从几块破布做的门帘缝隙吹进来，小曹的眼睛也随着烛火的跳动忽明忽暗。
看得出来，小曹对“新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挑剔房租太贵。他和另外一个要饭的年轻小伙子住在一间屋里，每人出一半租金。虽然只有10元，但对小曹来说也不是个便宜的价格。毕竟他以前大部时间都是住着免费的大马路。
2、“房东”熊婆婆
在棚子里坐了不到10分钟，我和李宇新都觉得有些憋气，想出门舒展一下。撩开破布门帘，看到前方停着一辆堆着山一样垃圾的平板车，一位婆婆和一位年轻小伙子正忙上忙下地装垃圾。
小曹指着那个胸前围有一块白色围裙的婆婆说，那就是租他房子的主人，熊婆婆。
我和李宇新走上去，问：“这么晚还拖着车到哪里去”
熊婆婆看着我俩，大概是李宇新胸前的相机引起了他的警惕，冲着这边打哈哈地说：“唉，没办法，造孽啊，白天不让拉渣子在马路上走，只好趁晚上出去卖了。”
小曹说熊婆婆不捡渣子，专门收渣子。这个垃圾场里所有人捡来的渣子都卖给她，然后她再转手卖给更大的买主。每天这个时候，她都将一天收来的渣子打成包，用车装着推出去卖。旁边那个帮忙装垃圾的小伙子，小曹说他是个哑巴，熊婆婆雇的一个帮工，也住在旁边的一个窝棚里。
熊婆婆始终对我们赔着笑脸，讲话很谨慎。小曹说：“他们是和我一起的朋友，不是坏人，也到你这里来租棚子。”熊婆婆笑着说：“莫开玩笑了，你们背相机的还在我这里来租棚子”然后指着李宇新说：“我看你像个记者”
满满一车的渣子装好了，哑巴在前面拉车，熊婆婆在后面扶着，就要推出去卖了。我们说给熊婆婆帮忙，和她一起去卖，熊婆婆连忙把我们谢绝了。
1小时左右的时间，熊婆婆和哑巴拉着空车回来了。看我们还在那里，熊婆婆这回变得很客气，说现在过安稳日子不容易，千万不要曝光，一曝光收容所的就会来人，把这里的人都赶走。我们解释半天，说我们不是报社的记者，只是小曹以前的朋友，到这里来玩。
慢慢地，熊婆婆放松了警惕，也开始坐在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地和我们聊起来。最开始我们以为她既然是这一片窝棚的“房东”，又是这帮流浪汉、乞丐的“老板”，也许是住在附近的小区居民。没想她说自己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窝棚里面，以前也是个捡渣子、讨饭的。
熊婆婆说她的大名叫熊东莲，今年64岁，是武汉黄陂区研子镇伏马村陈冲湾人，大约6年前就和老公一起到汉口这边来了，以捡渣子间或乞讨为生。4年前，老公因与人开玩笑致人伤亡，被判了10年刑，至今还关在牢里。为了老公的官司，她将家中的房屋、耕牛变卖一空，还欠了好几千元的债。现在老家上有88岁的瞎眼婆婆，下有8岁的小外孙，都需要她在外挣钱去养。熊婆婆曾育有两儿三女，但大儿子已死，小儿子摔断了脚，大女儿嫁到江西去了，二女儿也在武汉以捡破烂为生，最小的一个女儿现在还没有职业。
说起家事，刚才还在说说笑笑的熊婆婆蓦然间老泪纵横，像孩子一样啜泣起来。这是一个苦命的婆婆
熊婆婆说自己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到这片工地上来的，当时他的老公还和她在一起。看到这片工地空旷无人，就在旁边搭一个窝棚住下了，平常和老公一起捡渣子。后来附近居委会和市容环卫的人曾来过，要求她们搬走，但出于同情，也就默许了她们的存在。
老公被判刑之后，熊婆婆过起了单身生活。后来工地上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流浪汉和乞丐，她就在工地四周搭起一个个窝棚，租给他们住，每个窝棚每月收20元钱。这些流浪汉和乞丐平常都以捡渣子为生，于是她干脆干起了收渣子的生意，5毛钱一斤收进来，5毛5分钱一斤卖出去，自己赚个差价，也免了这些收渣子的人每天跑腿到很远的收购站。
熊婆婆说这片工地并不都归她“管”，她指着工地南边的一大块区域说，那些窝棚不是她盖的，那是一帮河南来的流浪汉自己找材料搭建的，和她没有关系，她的地盘上只有一二十个棚子。
晚上，我和李宇新钻进了熊婆婆的窝棚。里面和其他的窝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堆满了杂物。屋里的地上，竟然躺着一只哈巴卷毛狗。熊婆婆说这是用来防盗的，夜晚经常有一些流浪汉到这一片来偷东西，狗见到陌生人就会叫。熊婆婆说，老公被抓后，它也成了她在垃圾场里惟一的感情最深的伴侣，它的名字叫“欢欢”。
3、“陈哑巴”
第二天上午，我和李宇新再次来到这片工地垃圾场。熊婆婆正一边吃早餐一边拿着秤收别人捡来的渣子。
昨晚和熊婆婆一起拉平板车的那个哑巴，也正坐在一块石板上吃着一大碗饭菜。吃完后，赶紧走过去帮熊婆婆清理刚收进来的废品，并分类打包，按顺序存放。
一个卖废品的老婆婆看李宇新给熊婆婆拍照，走过来说，你是记者吧。然后指着熊婆婆说，她太造孽了，老公不在身边，还得赚钱养一家老小，人又老实，别个收渣子的收4毛钱一斤，她收5毛，又不玩秤，还经常被卖渣子的人骗。
“被卖渣子的人骗？”
那个婆婆解释说，熊婆婆腰部风湿严重，很多时候都让卖废品的自己称，她最后看一眼，就付钱了。因此有些人打熊婆婆的主意，有意在废品里面注水，压秤一些，占熊婆婆的便宜。所以别看熊婆婆每天收不少渣子，并赚不到多少钱，甚至还要赔本。有时，熊婆婆怕别人玩假，把装了水的塑料杯子、烂皮鞋等挑出来单独称，遭致对方不满，常常发生争执，卖废品的人比她的态度还狠些。
熊婆婆在那里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了，我们走过去刚要帮她装袋子，旁边的哑巴忙跑过来，咿咿呀呀地示意我们站到一边去，让他来干。熊婆婆在一旁看着他笑。
熊婆婆说哑巴干活很卖力的，是她的得力助手。问哑巴有多大岁数了，熊婆婆说她也不知，估计30多岁吧。她说哑巴无名无姓，后来干脆用老公的姓来称呼他，平时就喊他“陈哑巴”。在老伴进监狱后，哑巴独自一人流浪到工地，她看他为人老实，干活又能吃苦，就收留了他，盖了棚子让他住，每天也一起做饭吃。哑巴是哪里人，身世都不清楚，只听他比划着意思，以前给人做过苦力活，捡过垃圾，还经常受人欺侮，曾经干活挣了一点钱，但被人抢走了，抢钱的人还打了他。说起哑巴，熊婆婆感叹，都是苦命的人，他一直有帮哑巴找媳妇的想法，但谁要呢？
哑巴虽哑，但不聋，他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边干活边听我们谈他，偶尔歇一歇，点一支烟，冲我们傻傻地笑。
中午已过，熊婆婆这边卖废品的人接连不断，熊婆婆和哑巴忙得不可开交。在偌大工地的南边空地上，七八个乞丐模样的男女正沿一堵矮墙一字排开架锅做饭，炊烟袅袅。
12点半的样子，熊婆婆也开始生炉子做饭了。哑巴在一旁帮忙洗一大堆七零八落的菜叶子。熊婆婆说，这些菜不是买的，而是早晨到附近菜场里捡来的。菜市的早晚高峰期过后，地上会遗落下不少青菜、萝卜、莲藕、豆芽等残留物，很多乞丐都习惯趁那个时候到菜场里去捡。这些菜拿回来洗一洗一样吃，省得花钱买。
两点多钟，饭菜做好了，熊婆婆让哑巴先吃。哑巴拍了拍手里的灰尘，连饭带菜吃了3大碗。“欢欢”则在一边伸长了脖子直叫。
4、“神医”郭大爷
熊婆婆和哑巴吃饭的时候，一位戴着棉帽、叼一支“特长香烟”、怀夹编织袋的山羊胡子老汉朝这边走了过来。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嘴里的那支“特长香烟”原来是将两支烟接在一起。李宇新上前给他拍照，把他吓了一跳。他站住，盯了李宇新一眼，我赶紧上去打招呼：“老乡，出去捡渣子？”在流浪者聚居的地区，常常习惯用“老乡”称呼对方，显得亲切。他看我们并无恶意，一阵寒暄后，也开始笑着和我们说话了。
我们说他抽烟很有特点。他说一支烟抽得不过瘾，将两支烟接在一起抽是多年的老习惯了。他问我们是不是河南老乡，我点点头说是的，他顿时显得热情起来。
老汉名叫郭龙，63岁，河南平顶山人。不知他是不是吹嘘，说自己20多岁时就学了中医，特别对外科很内行。25岁时就开始给别人看病了，由于医术高明，县医院打算要他去。但当时生产大队给了他一顶“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帽子，导致最终没去成县医院。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为人很倔强，曾发誓不做个人上人就绝不成家。他依然给人看病，很多大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他能治好，而他只收别人药费，不收看病的钱。到50多岁的时候，迫于外界压力，他先后娶过三个带着孩子的媳妇，最多的一个带有7个女孩、3个男孩。但均因与对方脾气不和，再加上和女方的孩子拌嘴，他一气之下出走他乡。
这么多年来，郭龙浪迹全国十几个省市。开始以行医为生，但在洛阳被地痞流氓抢了钱，砸了行医的行头，又大病了一场，差点连命都丢掉了。2002年国庆节期间，他流浪到武汉，不得已靠捡破烂、捡餐馆里别人吃剩的饭菜为生。
郭大爷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医生，很多经他手治愈的病人还尊称他为“神医”，但没想到会流落他乡过乞讨的生活。说起以后，郭大爷一脸严肃地说，还是想重操旧业，做中医，但绝对是先给钱，再看病，治不好退钱。以前不收别人看病钱的做法太傻了。
“没钱的时候才知道钱的重要。我要捡渣子去了，要吃饭了。”说完，又掏出两支香烟接在一起，匆匆走了。
下午4点多的时候，整个垃圾场开始活跃起来。外出捡渣子的陆陆续续回来了，做饭的、聊天的、喧闹声杂成一片。郭大爷也回来了，提着一个装有食物的塑料袋。我问那是什么，他说今天运气好，在餐馆里捡到了别人吃剩的火锅汤菜。很快，他用砖块垒起一个锅灶，架上一个黑乎乎的铝锅，将塑料袋里的汤菜倒进去，然后升火煮起来。
一刻钟左右，郭大爷揭开锅盖，里面沸腾着汤菜很碎很稠，飘出的味道怪怪的，令人有恶心的冲动。李宇新赶紧举起相机，拍了一张。这一餐，郭大爷吃了5个馒头，就着汤菜吃得津津有味。饭后，他照样将两支烟接成一支，很惬意地享用起来。
5、流浪儿王泳海
给郭大爷拍照的时候，一个十多岁、长相清秀的男孩子跳到李宇新旁边，很好奇地看他的相机。李宇新说给他拍一张，他显得很兴奋，还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
问这孩子叫什么，他说叫王泳海，今年15岁，是湖北巴东人。年龄虽不大，但到武汉流浪已有3年了，来汉后认识了一个东北人，那东北人收他做了干儿子。现在，王泳海和他干爸以及干爸的一个老乡共同租住在垃圾场的一个窝棚里。
李宇新问：“你父母呢？”
“死了！”他回答得直截了当。
王泳海是那种经历丰富但又稚气未脱的男孩子，他说自己是这片工地上年龄最小的流浪汉，每天都要和大人一样出去捡渣子，要不然没饭吃。说起这些事，他的言语轻描淡写，像是说着好玩儿。
“我每天早上10点多就要起床，先到武胜路，再到汉正街，再到江汉路，最后回垃圾场。这些地方人多，捡的废品也多，还可捡到许多别人吃剩的饭菜、零食、烟屁股。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去捡，把我烦死了。武汉有哪些地方比较好玩儿，你们知道吗？”
“想不想读书？”我问。
“不想，读书一点都不自由，现在我多自由啊！”说完，他掏出一支烟叼了起来。
“你会抽烟？”
“这有什么，早都会了！”他一股很神气的样子。
小家伙突然问拿相机的李宇新：“你家里有没有观音菩萨？”
“什么观音菩萨？”
“我家有一个观音菩萨，你要不要去看？”
我们跟着小家伙来到他住的窝棚，里面坐着一个留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小泳海说这就是他的干爸，然后指着系在窝棚顶上一张观音菩萨画像说：“干爸说，观音菩萨会保佑我的。你们有没有真的观音菩萨？”小泳海说的“真的观音菩萨”是指在街上卖的观音菩萨雕像，他说一直想拥有一个可以捧在手上的观音菩萨。李宇新马上答应他过两天再来时，给他带一尊“真的观音菩萨”，小家伙的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
我们和孩子的干爸聊起来。他说话果然一口的东北腔，口才也很好，讲起来滔滔不绝。他说他叫赵金山，黑龙江人，今年36岁，来汉已经3年，光在这个垃圾场就呆了两年了。3年前，他在武汉看到王泳海时，他只有12岁，孤零零的一个人，很可怜，孩子又特别可爱，很招人喜欢，就把他收留在身边做了干儿子。
赵金山说，小泳海“少年不知愁滋味”，特别贪玩儿，每天一回来就听捡来的收音机，要么就去逗熊婆婆的小狗“欢欢”，在外面则喜欢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在外面流浪很枯燥，也很不开心，和小泳海在一起，对自己的感情是一种慰藉。
谈到孩子的将来，他说自己30多岁还没成家，已经把小泳海当作自己的孩子了，以后准备给小泳海攒点钱，让他回老家能娶上个媳妇，过上安定的生活。毕竟孩子年龄也大了，让他在外面浪一辈子，捡一辈子垃圾肯定是不行的。
下午6点多，我们从小泳海家出来后，看见熊婆婆正蹲在自己的棚子前，在地上燃起一堆纸钱。走近一看，婆婆的眼里还挂着泪。我问婆婆这是给谁烧纸钱，她用哽咽的声音说，快过年了，想起死去的大儿子，为他烧点纸钱。
6、“王瘸子”
12月4日，我们再次来到这片工地上的“垃圾王国”。
据熊婆婆讲，靠南边的一片空地，是一帮河南流浪汉的据点，住的二三十号人，几乎全部是河南人。
在“河南帮”的一家窝棚里，我们遇见一位40岁名叫梅旺兴的汉子，他说来汉有3个年头了，家里有老婆，有两个娃子，遇到农忙就回一趟家，没活的时候就出来挣钱，捡破烂。在这里的河南人绝大多数也都是他这种情况。至于这片“河南帮”窝棚部落的“发祥史”，他说他也不清楚，然后指着一位坐在窝棚前晒太阳的老汉说，那是“王瘸子”，脾气又坏又怪，算是这里的“长老”，可以去问他。
我们走过去，和“王瘸子”搭上话。他饶有兴趣地聊起我们提问的话题。他说这一片“河南帮”并不是有组织、有意识形成的，而是东南西北凑到一块的。最开始这里只有少数河南人搭棚子住，后来流浪到这里的河南人发现这是块“宝地”，于是越聚越多，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据说规模最大的时候曾有四五十个河南人住在这里。
“王瘸子”本名叫王本第，河南驻马店人，今年已经66岁了。因老伴死得早，在家跟儿子媳妇过得不顺心，自己便干脆出来流浪了。1990年，他来到武汉，此前已经转了6个省。因为腿脚不便，别人喊他“王瘸子”。
和其他老人一样，“王瘸子”也喜欢聊他的“光辉历史”。他说，说起来自己算是个文化人，解放前读过两年书，解放后又读了3年书。1957年，他曾在家乡做过通讯员，还担任过扫盲主任和教师。
在1958年的饥荒年代，他跑到青海逃荒。1959年到了甘肃兰州，在那里考上了甘肃师范学校。学习3个月后，被分配到甘肃大学附属班团结二校教书。两年后回到家乡，才知道父亲、哥哥已经死了。1964年，他媳妇也死了，留下两个儿子。这时，上面要他去当干部，他心里正伤心，加上儿子无人照料，便没有去做公差。
儿子结婚后，他从家乡出来帮人修补房子，还在药厂做过饭。1990年，他来到汉口，由于年龄大的缘故，找不到事做，便四处流浪，以捡破烂收破烂为生。他指着身后的窝棚说，“这就是我的高楼大厦！”
“王瘸子”很诡谲地对我们说，今年夏天很热的时候，有个四五十岁的女人也上门来找他，说5元可以和她做一次交易，被他赶走了。
“我不玩女人，对女人没兴趣！”“王瘸子”指着垃圾场靠近路口的一个窝棚说，那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就住在那个棚子里，是应城人，和一个快70岁的男人住在一起。女的专门勾引捡渣子的，做皮肉生意，男的则负责在外面望风。
“王瘸子”指着李宇新的相机，说：“你拿着相机，我一看就知道是记者。你要为民除害，把那对狗男女从这里赶走。他们男盗女娼，赚捡渣子人的钱，是败类！”“王瘸子”说得义愤填膺，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激动时，还摁着右腿努力从地上站起来。
7、“瞎子”王立南
按照“王瘸子”的指点，我们来到垃圾场西北角靠近出口的一个窝棚。跟其他的窝棚相比，靠出口的这排窝棚搭建得要牢固得多，空间也占得大些，而且还有木栅门。“王瘸子”所说“应城女人”的那间棚子，门上挂着一把锁。显然主人不在家。
我们刚要离去，一个眯眯眼的中年男人向我们走来，满脸绯红，口中冒着酒气。他穿着一件还算整齐的夹克衫，脚上踩着一双皮鞋，看打扮不太像捡渣子的。他像熟人一样和我们打招呼，说：“我看你们两个在这里呆了好几天，是不是记者？我有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说着，他把我们拉到十几米外的另一个棚子门前，说：“我就住在这里。”然后打开门，请我们进去坐。
他说：“你们是不是想找那个棚子里住的人？”然后指向“应城女人”棚子的方位，“他们是拉皮条的，我最清楚。一到夜晚，女的在棚子里接客，男的到外面拉皮条，做的都是捡渣子的流浪汉的生意，便宜得很，几块钱一次。那男的还找过我，我没干。”
“他们现在人不在，是不是也出去捡渣子去了？”
“他们才不捡渣子呢！有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们了，偶尔回来一下，神出鬼没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说了一下“应城女人”的情况，眯眯眼的男人开始讲他自己的事。
他说他叫王立南，43岁，武汉黄陂人，1990年患上白内障，眼睛只能看清1米内的范围，人们都喊他“王瞎子”。“你们要是记者，能不能帮我登登报。如果能帮我使眼睛恢复正常，我将感恩戴德一辈子！”
原来这就是他找我们的原因。我们说我们不是记者，只是到这里来拍照片。他连忙转口说：“那也行，你们帮我多拍两张，到外面宣传一下！”说着，他就摆起姿势让李宇新拍。
拍了几张，“王瞎子”就坐在床头讲他的流浪故事。18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就独自一人四处漂泊。来到这个垃圾场已经4年了，其间到一家公司上过班，腿部因工负过伤，留下了一条永久的疤痕。说着，他扒开裤子给我们看腿上的伤疤。
“我是个造孽的人哪！”说着说着，“王瞎子”的眼泪就滚出来了。他指着床头一只盛着汤菜的小桶说：“这些都是我到餐馆里捡的别人吃剩的，我就是吃这样的饭菜！”
我说：“看你穿的也挺不错的嘛，哪像个讨饭的？”
“王瞎子”苦笑了一下，说：“说起来你不信，我有两套衣服，身上这套是出去教别人跳舞穿的。”他又从床头架上拿出一套脏兮兮的衣服，“这套，是专门用来捡渣子、讨饭穿的。”
原来，“王瞎子”有跳舞的爱好，每天早6点、晚7点，都会去附近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里跳舞。他说自己的舞跳得非常不错，会跳国标，在公园里还带了几个徒弟。说起跳舞，“王瞎子”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还张开两臂，摆出跳舞的架势。
“每天早上起来，我穿上这件体面的服装，到公园里去跳舞，跳到9点多钟回来，马上就换上那套乞丐服，拿着袋子到外面去捡渣子。你要穿得好了别人不会施舍给你啊！下午捡完渣子回来，再换上这套干净的衣服，晚上7点钟又到公园里去跳舞。”
这真是一种荒诞、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生活！一个“王瞎子”，在生活里不停地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街头拾荒的乞丐，一种是公园里的舞蹈老师。两种角色的变换，依赖的是不同时间为配合不同身份而准备的两套不同类型的服装。
“教别人跳舞能赚到钱吗？”
“王瞎子”笑了笑，说：“我跳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用娱乐充实烦恼，在舞动中麻醉自己的神经，使自己不去想个人生活中的痛苦和忧愁。”“王瞎子”说话还颇有哲理意味，“如果别人说我教得好，象征性地给点报酬，我会接着；如果不给，我也不会找人要。”
话题转到跳舞上，“王瞎子”的话就越来越多，情绪也变得高涨。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还叮嘱我们一定抽空到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去看他跳舞。
离开“王瞎子”的棚子，已是下午5点钟。天灰蒙蒙的，整个垃圾场却变得热闹起来：外出的流浪汉们陆续回来了，他们三五成堆地扎在棚子前聊天，或打着扑克牌；熊婆婆和哑巴又开始清理一天的收购品，在那里手脚如飞地打扎包裹；南边矮墙旁一字排开的砖灶上空也升起袅袅青烟，乞丐们已在埋锅造饭了。
走出工地，碰到几个附近的小区居民，他们说，这帮乞丐和流浪汉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四年了，每天经过这里都是恶臭扑鼻，影响市容不讲，还让他们觉得很不安全。但这些人看起来又非常可怜，把他们赶走又于心不忍，所以只有等待着工地施工的一天，让这个“垃圾王国”自然而然地自生自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