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进宫”的老凌
2002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日子，我在汉口一带寻访四处的流浪汉和乞丐们。那段日子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宿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旷工地旁，那里也是一个乞丐群居的地盘。
这里的工地由于闲置很久，一帮流浪汉和乞丐纷纷在这里搭起简易的棚子，捡几块木板架起一张床，就成了他们临时的一个家了。我就是在这里认识老凌的。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木棚里，我进去和他聊天，提出和他“搭伙”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找来几块木板，为我架了一张床。
老凌今年50岁，湖北麻城市闵集乡人，他在28岁那年得了一个怪病——肌肉萎缩。大腿莫名其妙地萎缩，比小腿还细；胳膊也开始萎缩，上面比下面细。他有一个兄弟也这样，有人说是遗传，可他的祖上三代都没有患过这种病。他不信，说是老天要惩罚他，让他受苦。他行动起来很不便，站起身都是臀部先起来，走路的姿势也是趔趔趄趄的。身体的原因，使他只能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
老凌坐过牢，并且是“三进宫”。他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腿脚还很正常，有一年过年时，村里杀了两头猪，放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半夜，他一个人撬开大门，弄一个很大的树丫，将半边猪搁在树丫上，轻轻地拖回了家。偷回来半边猪后，他觉得不过瘾，便又“杀”到办公室，又偷回了两个半边猪。但“不幸”的是，他被人举报了。公安部门到他家搜查，发现他偷的东西不光有猪，还有大量说不清来源的物品，这些赃物整整装了一汽车。他被判了8年刑。
讲起偷盗的事情，老凌丝毫不觉得脸红。他有一个怪理论：“人怎么致富？最快的途径就是一个字——偷！”据他讲，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见什么偷什么。这个习性也使得人们对他避而远之，甚至最亲的亲人也离开了他。21岁时，他曾与一个浠水的女孩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但因为被判刑，坐牢期间，老婆带着儿女远走他乡了。
老凌伤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觉得无所谓了。他说：“我并没有觉得不能生存了，我还有一双手，不相信会饿死。”1996年，老凌来到武汉，在汉口二七路租了一间房子，还买了一套修鞋机，开始干起修鞋的活。他要的价钱比别人高，别人只收1元，他要收2元，但尽管如此，他的生意还是很好，因为他的手艺很不错。
老凌生性好动，还喜欢打牌。修鞋的那段时间，他每晚吃完饭后都要与几个在汉口做生意的老乡在一起“斗地主”。一天晚上，打完牌回家，家当都被偷了个精光。好在手头还有些钱，他又买回一台修鞋机，在汉口球场街重新开业了。
也许是老天作弄人，老凌的修鞋机又连续两次被盗。老凌说，自从干起修鞋的生意后，一直比较本分，控制自己不去偷东西，因为生意还不错，一天最少有30元钱的入账。他自嘲地说：“妈的，我不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却偷起我的东西！”
第三个修鞋机被盗后，老凌便没有钱买了。房东催要房租时，他没有办法，只好卷起被子过起了流浪和乞讨的生活。
老凌如果坐着，丝毫看不出是个残疾人。但只要一走路，就可以发现他走得很吃力，几乎是整个身子倾斜着向前走。他说，我坐着讨钱没有人给，因为别人看我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走路呢，别人会认为我趔趔趄趄是装的，所以每天讨的钱很少，连生活都维持不住。
老凌“故疾”重患了，白日乞讨的时候，他到处“踩点”，发现可以盗窃的东西，便晚上出击。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建筑工地，一般是下半夜两三点钟，趁那些守门的睡着了，便偷一些值钱的钢板、钢材拿去卖。
我有些迷惑不解，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运得动那些建筑材料呢？他说：“很简单，搞一个折叠式手拉车，有什么东西不能偷的？”他洋洋自得地说，以前曾和一个湖南女乞丐租房子住，除了米是买的，其他的油、酱油、胡椒、味精什么的，都是晚上趁街头做夜宵生意的在下半夜打盹时偷的。
尽管是老偷儿，但终有失手的时候。他在偷建筑材料时，两次被工地的保安捉住。“这两次失手，一次把我关了一年多，一次把我关了两年多。”他说。
2、和老凌一起“借”钢管
说起偷盗之事，老凌从来不用“偷”字，只说“借”。他认为，人只要没有钱了，就可以去“借”点东西换钱。只要胆子大，敢“借”，人就不会饿死。哪怕被逮进去了，里面也有吃有喝，不比在外面流浪、乞讨差。
一天晚上，老凌建议我跟他一起到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工地去“借”钢管。他说：“我下午看到那个地方又割下来好多钢管堆在那里，今晚是一个好机会，你跟我一起去，卖的钱我们一人一半。”
说实话，老凌总给我讲他的偷盗故事，说得有板有眼，我也想亲眼见识一下他“借”东西的本领，当即一口答应了。不过，我有自己的思考，他要是真“借”的话，也不能让他得逞。毕竟我有自己潜在的身份，不可助纣为虐。
晚上10点多钟，我请老凌喝酒，他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他一会儿神吹自己是怎样从别的乞丐手里抢过矿泉水瓶换钱，一会儿又侃自己坐牢的“光辉”经历，可我没有听的兴致了，一直在想着等一会儿“借”东西的事。
12点多钟，老凌大概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拿出手拉车，告诉我可以出发了。出了门，他走在前面，姿势依然往前一倾一倾的，每走一步都像随时要摔倒。就是这样一个连走路都困难的乞丐，竟然是盗窃老手，真令人匪夷所思。
走了大约400米远，到了老凌所说的那片工地。我看了一下表，这么短一点路程，我们竟走了40分钟。若以这种速度，“撤退”时倘被人发现，怎么跑得急！我诚惶诚恐，提心吊胆，着实捏着一把汗。
其实，钢管还是有人照看的，旁边就有一个亭子。他放下手拉车，示意我和他一起坐下，然后，他点燃一支烟，四周巡视着。
远处白天喧闹的汉口火车站，此时十分寂静。整条道路几乎很难看见行人，偶尔才有一两辆空的士从此缓慢滑行而过。工地上，10多根铝合金钢管躺在那儿，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灰白色的光。
我的心“咚咚”直跳，再看老凌，他却悠哉游哉地抽着烟，只是两眼不时地往工地四周扫描，看有无可疑之人。一根烟抽完后，他艰难地站起来，很果断地告诉我：“小兄弟放心，现在没人，我们可以过去了，动作要快。”说完，他解开了手拉车上的绳子。
我按照老凌的吩咐，拖着手拉车装作晚上捡垃圾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堆钢管旁。老凌则跟在后面。看看四围无人，他马上动作麻利地抬起钢管，轻轻地放在手拉车上，一分钟不到，就已经装好了两三根。我装作给老凌帮忙，心里却在想着该怎么阻止这场盗窃继续下去。他看我动作缓慢，很生气地吼：“快点干，发什么呆？”
我扶着手拉车站在那里，正束手无策时，突然看见远处一辆白色富康车驶出汉口火车站广场，朝这边驶来。我连忙对他说：“老凌，像是警车，快，我们跑！”那车恰巧也很配合，停在不远处的发展大道旁。
一直低着头搬钢管的老凌一听这话，惊了一下，马上放下钢管，一瘸一拐地准备逃跑。跑了几步，回过头来问我：“哪里？人在哪里？”
“那辆富康车刚才在这儿停了一下，刚才我好像看到亭子里的灯亮了。”我指着附近的那个一直黑着灯的亭子。老凌还是有些害怕了：“他妈的！今天是有鬼，你去把车子弄过来，我在前面等你。”
我提着手拉车来到老凌面前。他仍然不死心，准备再坐着等一会儿。我一个劲儿劝他今天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天再来下手也不迟。并且我摸摸心口，说刚才心跳得厉害。他骂了我一句，说：“你这个胆小鬼，一点动静就把你吓得尿流。你一惊一诈的，把老子也吓得够呛！”毕竟是有些心虚了，我们开始打道回府。但回去的路上，他一步三回头，似乎很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
3、老凌的女人
第二天上午10时多，太阳从棚顶间隙射进来的光辉“刺”醒了我。我睁开惺忪睡眼，发现老凌正坐在床边就着白酒吃馒头。他喝酒的动作很猛，一口灌进去半两酒，然后啃两口馒头。
我想起昨晚的事，想他一定在怪我，便朝他赔不是。他说算了，不提昨晚的事，只顾喝自己的酒。这时，他从荷包里掏出烟来。这一次，不是像平常那样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根，而是把整盒都掏出来了。我一看，是一包“长城”牌香烟，这种烟要两元多一盒，对他来讲算贵的，心想他肯定在炫耀自己的烟，便就势恭维他：“老凌，你抽的烟很高级的！”
老凌“哦”了一声，说：“我不喜欢抽那些‘水货’烟，那些烟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要买就买两块多钱一包的烟。”其实，他平常很少自己买烟，很多时候都是从地上捡“烟屁股”抽。
我想起老凌的老婆。据他说，他第一次坐牢前在村里生活还算不错的，抽的烟也是有档次的，这都得益于他的老婆很会操持家务。
我问：“你从牢里出来后，就没再去找你老婆？”
老凌很轻蔑的样子说：“那有什么找的？我一个人还自由些。”老凌出狱后，1995年曾去找过他的一个女儿。女儿在罗田县一家工厂上班，但仅此一次，再也没去找过。我猜想他和他的老婆之间也许另有隐情，但不好刨根问底。但我猜测，如果他的老婆没有走，而是在家等着他回去，他也许不会选择流浪。
平时，老凌是个喜欢谈论女人的人，要想找他说话，从“女人”入口是最容易打开他的话匣的。我让他给我讲讲他的罗曼史，包括流浪以后的。这下老凌来了精神，边啃馒头边侃了起来。
老凌讲，他来武汉修鞋时，经常有一些擦皮鞋的中年妇女跟他“搭白”(方言，交谈的意思)，一“搭白”就好上了。“其实那些女人都是冲钱来的。刚好上时她不会找我要钱，但过了几天后就说这困难那困难地问我借钱，那还能不借？但一借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说：“这么多年来，跟你相好的恐怕有很多吧？”
老凌一脸的自豪：“以前做生意时，手头有些钱，我每到一个地方租房子，就会有不同的女人找我。如果没有女人找我，我会找她们。现在不行了，身上没钱，找了女人也养不起。不过平时要想找个女人玩一玩也容易，花的钱也不多。”老凌叹了一口气，尔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样的女人都没意思。要说让我最难忘的女人，还真有一个，不过我可从来没对外人讲，你听不听？”我说听。
原来，2001年上半年，老凌在汉口新华路流浪时，曾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发生了一段恋情。老凌讲，那段时间他总看到一个女人，背着一个包，坐在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候车大厅的凳子上，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旅客。一连几天都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像买了票要乘车的样子。凭经验，老凌判断这个妇女是外地人，很可能是想回家却没有钱。
他主动上前搭讪，并请她吃了一个盒饭。开始那妇女对他很警惕，不太和他讲话。但发现他没有恶意时，终于告诉他，她是湖南湘潭人，三个月前因和老公拌嘴，一气之下撇下儿子到武汉打工，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黑心”老板，做了三个月不但一分钱不给，还经常调戏她，令她难以忍受。现在她又想儿子了，想回湖南老家却没有钱，又没地方住，所以只好等在汽车站里。
老凌不失时机地安慰她，并带她到小南湖洗澡，然后带她到中山公园里去散心。那女的说老凌虽然身体不好，但心地善良，是一个好人。老凌觉得一切水到渠成，就这样在公园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共同之夜。第二天，老凌就在汉阳花80元钱租了一间房子，和那女人住在了一起。
从此，老凌到外面去“衔食”，女的操持着家，两人俨然一对夫妻。而老凌呢，觉得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那妇女说想念儿子，要回家。老凌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说实话，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老凌对她已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毕竟是人家的老婆，总是会走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老凌心里酸酸的，难过得要哭。
经过一夜的思考，老凌决定放行。他拿出捡垃圾和偷东西换来的积攒了4个多月的350元钱，给了那个女的。对方捧着钱，刹那间感动地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并抽抽噎噎地说：“我回家，我男人要是再打我，我就带着孩子跑过来跟你！”但回家直到现在，她再也没有来。
说起这段往事，老凌很伤感，语气十分低沉，燃起的烟一直没有抽，烧到烟蒂烫着手才丢。我明白，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女人的地位比曾经的妻子还重要，尽管从道义上来讲，二人的行为都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我见老凌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便劝他：“老凌，也许她来找过你，而你却搬家了呢。没有必要再伤感了！”
老凌听了，马上回过神来，并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有什么好伤感的？女人嘛，有缘分就碰到一起了，没有缘分一辈子也不会相见。再说，天底下女人多的是！”说完，他双手交叉往袖子里一笼，眯起眼睛靠在墙上。我识趣，悄悄地起床，买东西做午饭。
4、“乞丐大盗”的“坐车经”
2002年11月25日，这一天，是我和老凌在一起生活的第7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小木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酒气，老凌正和一个乞丐在那里喝酒。见我回来，他忙向我招呼：“来得好，一起喝一杯！”
桌上的菜挺丰盛：有千张结，有花生米，有蚕豆，有豆瓣酱和大葱，还有一袋子馒头。老凌边拿大葱蘸豆瓣酱往口里送，边大声对我嚷：“老弟，今天是老张请客，专门为我送行的，你可得多喝几杯啊！”老张是指旁边的那位乞丐。
我听老凌说“送行”二字，觉得突然，便问：“是谁要走？你吗？要到哪里去？”
老凌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我怕冷，准备到广州去，再说，那边也好讨钱。”我猜想老凌是不是在骗人，因为此前他并没提起要走的事，有可能是为了诈同伙让他们请吃饭而故意找出理由。老凌是这一堆乞丐群的“老前辈”，看到哪个“发财”，他常常会借故宰上一刀。
我坐下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喝！”老凌拿起酒瓶，给我倒上一大碗。
我已经习惯了听乞丐说哪个要走，因为流浪漂泊是他们固有的生活形态。但他们平常都是北上或到中原内地，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乞丐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南边广州、东边上海，据说管理是相当严的，乞丐很难混到饭吃。
老凌却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管理就不到大街上去讨，专在小街小巷活动，那儿没有人管！”他还说，他以前多次到广州去，都是这样生存的，从来没被人抓过。
旁边喝酒的老张开腔了，说：“我们也不想在武汉混了，但是到广州的车票得200多块钱呀，有这些钱还不如在武汉好好过个年！”
老凌手一摆，说老张外行，不像个在外面混的。“哪要那多钱？花30多块钱，外加一瓶酒，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到广州了！”我知道，老凌现在手头上大约也就30多元钱，前几天他还是把火车站附近的那批钢管偷了一部分卖了。
老张说老凌在说酒话，花30多元钱，加一瓶酒是怎么可以到广州的？哪有这容易的事！
卖了一阵关子，老凌开始讲授他的秘诀：“在武昌火车站买一张到咸宁的车票，上到广州的车。上车后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乘务员看喝醉了，一般都不会查，如果一定要查，我就装疯卖傻。”说完，还很不屑一顾的样子，“那些人好对付得很！”
老张伸大拇指，连说佩服。我又问：“那出站怎么办？出站要查票的。”
老凌“哈哈”大笑道：“这你就傻了，我以前坐车从来不到广州，广州是查得比较严。我在广州前一站下车，一般小站都查得松，然后我再流浪到广州。怎么样，我的办法还可以吧？来，喝酒！”
趁着酒兴，老凌又讲起他在火车上的“收获”。他说，火车上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去年秋，到桂林去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往旁边一个女孩身上靠。那女孩把头扭向了一边，老凌趁机摸走了她座位下的皮箱。下车后打开皮箱，发现有3000多元钱，他连忙又坐回头车来到武汉，潇洒地玩了一个多月，直到将3000多元钱花个精光。
老凌说，每次在火车上，他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也会屡屡得手。
这一餐酒，我们喝了一个多小时。老凌喝得酩酊大醉，喝完酒又吵着去附近另外几个乞丐的木棚子里玩“斗地主”。老张忙叫来一个乞丐，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坐在床上，就着床头的蜡烛，一直玩到第二天天亮。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木棚里睡了一上午。下午，老凌起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看样子是真的要走了。我陪他到火车站买了张咸宁的车票，是晚上6点多的。我说要送他，他说不用了，你是个好人，好人做到底，干脆你去给我买瓶酒算了，喝着酒我会想念你的。我笑了笑，跑着去买了瓶3块钱的简装“沱牌”，塞进他的袋子里，然后看着他一瘸一崴地走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