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侏儒人”魏高炉
——乞丐圈流行的一句话：要想多讨钱，手脚不能全；手残脚也残，露着才来钱。因此，带自虐性质的裸残行为，成为他们通用的乞讨手段。
——分辨真假残疾乞丐的办法：真的残疾乞丐，一般会把残缺的肢体露在外面，一看就是真的，假不了；假扮的都会有衣服裤子包着，不能让你看，一看就露馅！
——10元一天，租来的！——许多残疾乞儿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航空路“猴子”的地盘上，我和小曹夜宿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我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汉口的航空路、武胜路、武汉广场、六渡桥、江汉路一带。在这片武汉商业最繁华的地区，每日都可遇见大量形形色色、不同类型的流浪汉和乞丐们。他们匍匐在行人如梭的脚步丛中，或坐或卧，或呼叫或静默，用不同的手段争取着一块块人们丢掷在他们面前的硬币。城市的繁荣寄养着他们，而他们的存在也使城市的色彩增添了几分光怪陆离。
在这群城市乞丐中，有一种类型占据着相当多的数量，那就是残疾乞丐。只要是人群熙攘的路边，一不留心，你就会发现前方坐着或趴着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小孩子或是年轻男子，他们裸露着肢体的残留部分，展示给路人，形状凄惨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恐怖。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不幸能获得人们的多少怜悯？他们在城里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每见到一个形状凄惨的残疾乞丐，我的脑海里就会闪现出这些问题。然而真正进入他们的世界，我不禁惊讶地发现，在这个群体的背后竟隐藏着诸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侏儒人”魏高炉
航空路立交桥下的大转盘，是我每日要经过的一个地方。离大转盘不远的解放大道南侧，就是著名的武汉广场商业中心。商场的繁华带旺了周边地区，大转盘附近的人行道上，每日行人如潮，川流不息。
在立交桥东北向、解放大道北侧的一段人行道上，只要是晴好的天气，我总会看到一个身材短小、形似侏儒、头部和躯干明显比例失常的中年男子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张“求援书”和一个大口杯瓷碗，等待着过往行人的施舍。和这一带的许多残疾乞丐相比，这位“侏儒男子”是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因为他蜷缩在那里，体积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远处乍看像一个婴儿，走近一看却是位成年的男人。
每次经过这位“侏儒男子”，我总会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元、两元的硬币，丢在他面前的瓷碗里。尽管我这时和他一样，也是一身乞丐打扮。那男子并不说话，面无表情，只是转动眼眶里那双还算灵动的眼球，算是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出一种感激。我几次试图和他说说话，但他并不作答。我想他也许并不具备语言的能力，也就作罢。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位“侏儒男子”总是那样地打动我？也许是眼见同类生之不幸，触动了我人性中最柔弱的部分。在他面前的“求援书”上是这样写的：
“求援
因本人患先天性佝偻病，生无着落，请过路贵人献点爱心，本人万分感谢！(标点为作者所加)”
看起来，“侏儒男子”的生意并不好。这里虽然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但能够注意到他并舍得掏出硬币来的少之又少。曾有一个上午，我陪坐在他的旁边两个小时，他的大碗里只增加了两块钱的硬币。附近一位修车的师傅道出其中原委：他常年坐在那里，很多人都认识他了，已经见惯不怪了。看来，他残异的身体已经勾不起人们的同情心了。
他是哪里人？晚上宿在哪里？他的衣食住行是靠他自己，还是有亲人帮他打理？这些问题萦绕着我，让我一直想探个究竟。无奈他始终默然地坐在那里，无法和他取得任何交流。
有一天下午，天气骤变，风夹杂着雨滴袭向过路的行人。我流浪归来，经过那段人行道，恰巧看到那位“侏儒男子”正忙不迭地收拾“摊子”。他艰难地移动着，抖抖擞擞地想站起来。我忙跑过去，帮他收起地上的“求援书”，又将他扶了起来。他感激地看着我，出乎我意料，竟从喉咙里竟挤出了两个清晰的音节：“谢谢！”
原来，他可以说话的！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把他扶上停靠在路边的一辆属于他的三轮车，每日，他就是摇着这辆手动三轮车从住处开到这里，又从这里驶回家中。雨滴由小变大砸在行人的身上，我把三轮车推到路边一处可以躲雨的地方。看着眼前的雨和淋湿的路面，坐在三轮车上的他叹了一口气说：“唉！今天又没搞到钱！”
他的声音有些怪异，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音节简单却亮而清脆。这使我想起前不久来华访问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轮椅上接受访问时借助电子扩音器发出的声音，二者声音的质感很相像。
我笑着说，没想到你能说话。他说，平常我很少讲话，因为讲话费力气。他也冲我一笑，说我是个好人，经常关照他。
闲谈中知道，他叫魏高炉，是地道的武汉本地人。说着，他还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我。我一看是《残疾人证》，里面贴着他的照片，还记着他的生日：1958年10月。
魏高炉说，凭这个证他可以每月到居委会那里领取210元的低保金。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开销很低，210元基本上能解决每个月的吃饭问题。平常他就在航空路立交桥一带讨些钱，每天好的话能搞个“张把钱”(武汉话，指10元钱)，不好的话只能守个两三元钱，遇到下雨、下雪等天气就是颗粒无收了。
魏高炉说，他的家离这里不远，在武汉还有姊妹，但他的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因为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街坊邻居们对他很照顾，经常帮他出摊收摊，还帮他做一些不方便做的事情。魏高炉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攒些钱，以便在年老的时候解决后顾之忧。但坐在三轮车上的他不停地感叹，现在讨钱越来越不容易了。“这一带的残疾乞丐越来越多，人们见多了也麻木了，不再那么轻易地给钱了。特别像我这样的，又不会喊，又不会做样子(指将残缺的肢体展露给行人看)，现在连生活都很难顾得上了！”
“现在的假乞丐也蛮多。”魏高炉说的“假乞丐”是指假冒的残疾乞丐，“他们其实身体好好的，故意做成残疾的样子，骗人家的钱！他们多了，把我们的‘生意’也抢了不少。”魏高炉用了“生意”这个词。的确，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乞讨是他惟一能在这个世界上求得生存的生计办法。
“有没有想过娶老婆生孩子？”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些不太现实，但还是禁不住问了一句。魏高炉竟露出开朗的笑容，说：“想啊！可是谁会要我呢？”他的自嘲的笑里蕴含着一种无奈的酸涩。
雨停了，路面湿淋淋的。我提出送魏高炉回家，他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回家还早”，遂摇动他的三轮车，找了一处稍微干爽点的地面，慢腾腾地移下三轮车，展开那张发黄的“求援书”，面无表情地蹲坐在那里继续乞讨了。
2、讨钱还债的残腿少年
在乞丐这个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要想多讨钱，手脚不能全；手残脚也残，露着才来钱。从这句话里不难理解为何城市里的许多残疾乞丐都会将身体的残疾部分尽量暴露，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触景生怜，换取人们的同情心。哪怕是在冰寒雪冻的天气里，你裹上厚厚的衣服行走在大街上，依然可以看到街头的残疾乞丐，瑟瑟抖抖地向你展示着他们的残肢断腿。这种带自虐性质的裸残行为，成为他们通用的一种乞讨手段。
这句话是一个叫宫辉的少年乞丐告诉我的。在武胜路口的十字街头，他裸露着一双长长细细变了形的下肢，蹲坐在那里向路人要钱。我经常在那一带捡些渣子，没两天就和他混熟了。
和其他坐街乞讨的乞丐们不同，大多乞丐的脸上总习惯性地表现出痛楚的样子，而宫辉却总洋溢出孩子般的笑容。也许正是他乞讨不够投入的缘故，每日讨的钱不及别人多。多的话一天能讨个一二十元钱，差的话只有七八元钱。而别的像他这种属于有“乞讨资本”的残疾乞丐，每天讨个二三十元钱算是很平常的了。
但他的笑容对我颇有感染力，很难碰到像他这样白日里看起来也很乐观的乞丐。很多乞丐的快乐是在晚上“收工”以后才释放出来，而他的乐观是一种恒态，不加丝毫掩饰。他的乞讨更像是在玩，时而拿石子在地上刻刻画画，时而找周边的熟人说说话。我是他经常喊来排遣寂寞的一个人，而我也喜欢和他聊，喜欢感受他“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情怀。
宫辉是安徽人，今年19岁。在老家还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据他讲，他6岁那年因患小儿麻痹症使双腿萎缩残疾。为了医好他的腿，家里曾举债2万多元，但钱花了腿还是没能治好。如今他的腿只剩下两根紧裹着皮肉的骨头，不能并齐直立，只能拖放在地上；脚弓弯曲着，脚形像两只鹰的爪子。2万多元的债让他们一家背了十几年，至今还欠有乡亲四邻的八九千块钱。宫辉坦言，他乞讨的惟一目的就是还债，等债还完了他就回老家去。
几年前，宫辉和爷爷一起来城里乞讨。如今，和另外两个认识的外乡人打伙，共同租住在武昌青山区的一间民房里，月租是80元，4人平摊。每日他和爷爷坐公车从武昌来到汉口，他在武胜路、江汉路一带乞讨，爷爷则在中山公园、武汉广场一带乞讨。宫辉说他喜欢城市，因为可以看到很多新奇的东西，好玩；但怕警察，有一次他被抓进了收容所，爷爷花了100元钱才把他赎出来。
讲这些经历时，宫辉一脸轻松，似乎在讲着别人的故事。显然，19岁的他心理年龄还处在遐思烂漫的青春期，还没有足够的思维去思考生活将会逐步施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负荷。譬如他的恋爱、婚姻，以及慢慢长大后需要独立承受的生存的担子。
很多时候我尽量避免和宫辉过多闲聊，因为这样会影响他讨钱。我甚至教唆他专注一些，将表情放痛苦一些，这样做能争取到多一点的“收入”，以便早些还清欠别人的债，减轻家里和自身的负担。但宫辉说不用我教，能讨多少是多少，他不在乎。
我的很多关于残疾乞丐讨钱的内幕就是从宫辉那里听到的。身为这个圈子里的一分子，他对残疾乞丐这个群体的了解是比较多的。宫辉说，在武汉，讨饭讨钱的残疾乞丐有上千人，不过这些人并不固定，一般是一两年换一个城市，哪怕是在一个城市里，也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讨钱，一般有四五个比较常去的地方，大多是商场、学校附近，还有人流量较大的车站附近。
宫辉说，在这类乞丐中，有80%是真的，的的确确像他一样，是没有办法才出来讨要。但也有大约20%的残疾乞丐，要么是伪装的，要么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并不是真的为自己的生计而讨钱。
宫辉最初对我说这些话时，曾让我有些吃惊。特别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不为自己生计而讨钱”的残疾乞丐，在此之前我是闻所未闻，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但随着后来的深入探查，我发现这个群体的背后竟然真的如宫辉所言，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3、假装瘸腿的“韩胡子”
残疾乞丐圈内，一个外号“韩胡子”的中年男人就是宫辉介绍给我的。宫辉告诉我，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你到武昌的华中师范大学东门虎泉一带，一般都能找到“韩胡子”，他拄着拐杖扮作残疾人，专骗那一带的大学生。
那是2002年11月3日，我的流浪地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特意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东门口的虎泉地区，看是否能如宫辉所言，找到一个拄拐的“残疾”乞丐“韩胡子”。此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我曾来过这一带，却并没有找到。
武昌洪山区的虎泉一带，紧临华中师范大学东门，是附近几所大中专院校学生的活动聚集地。每逢双休日，街道上便流淌着成群结队的学生，他们在这里等车、休闲和娱乐。如果是以学生为乞讨对象，选择这个地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学生穿梭的人流中寻找了近半个小时，依然没能发现目标。我站在公汽站点附近，正想打消继续寻找的念头，乘车去汉口再找一找宫辉，谁知背后传来了隐约的乞讨声：“来，学生，行行好！帮帮忙！”扭头一看，正是一个满脸胡子的中年男子，右腋下拄着一根叉把子拐杖，左手拿一口瓷碗在向身后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讨钱。直觉告诉我，那就是我要找的人——“韩胡子”。
我不动声色地走过去，跟在背后观察他的举动。他大约40多岁，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露着里子的浅灰色棉袄，下身则是一袭宽大的棉裤，右小腿处缠绑着绷带，行走时只有脚尖着地。乍一看，果然似一个令人生怜的残疾乞丐。站台处等车人多，他举着碗挨个儿讨要，不时有人在他的碗里放入钱币和钞票。
待他有了松闲的时候，我走上前，与他攀谈起来。我说，你姓韩吧？他惊异地望着我说，你咋知道我姓啥？
我说我是宫辉的好朋友。他说不知道宫辉是谁。我说一个安徽的，在汉口讨钱的患小儿麻痹的小伙子。他说，哦，那我知道，我们都住在青山，很熟的。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也是个讨饭的，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他。他变得随和多了，也放松多了，开始和我拉起了家常。
“韩胡子”本名叫韩望德，也是安徽人，1998年起便从家乡出来到处漂泊，曾去过合肥、南京、杭州、苏州等不少城市，四处乞讨。2001年来到武汉，一呆就是一年多。“韩胡子”说家里种田挣不到钱，还不如到外面讨要来钱快。城市毕竟富裕些，呆一年好歹也能讨个几千块钱。家里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他一年只回家两次，过春节时回一次，夏天孩子开学要用钱时回家一次，其余的时间就漂在城市里。
“韩胡子”说他跑过这么多城市，相比较而言，杭州是最好讨钱的一个地方。他曾在杭州呆过一年，讨了2万多块钱，除去吃用还拿回去1万多块钱给老婆开了家小商店。但杭州管理比较严，因此跑到了武汉。在武汉，“韩胡子”改变了策略，把乞讨的目标盯在了学生身上，他说“学生心善，他们的钱要好讨得多”。
我指着他的拐杖问，你什么时候想到用这个的？“韩胡子”把自己的裤子往下一拨，露出一片贴有虎皮膏药的皮肤，指着那个部位说，我扒火车，跳下时把右腿给折了，没办法，找了个拐杖拄上。我一笑说，你别骗我了，宫辉都告诉我了，说你腿是好的。他诡谲地冲我使眼色，说这话可不能瞎说，让别人听见就讨不到饭吃了。
“真人”面前，“韩胡子”交了实底。他说，1998年，他在合肥乞讨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乞丐把腿缩在裤卷里，上身穿一个宽松的大衣将腿遮住，用手撑着在地上走路，装成残疾人的样子。这让他深受启发，但他的身体较壮，腿部又比较发达，不能如法泡制，于是触类旁通想出了一个点子，把右腿缠起来装成残疾，又买了一根拐杖拄上。他发现经过这样的“包装”后，讨到的钱竟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韩胡子”说装残疾其实很累，每天把一只脚吊着，时间长了就有肿胀的感觉。因此他到了不同的地方，就会绑不同的脚，这样换着脚要好一些。
“这法子也是逼出来的！要生存，不这样别人就不给钱，你说咋办？”据“韩胡子”透露，在武汉，有相当数量的残疾乞丐和他一样，是伪装出来的。分辨真伪的办法，“韩胡子”说其实很简单。
“真的残疾乞丐，一般都会把残胳膊残腿露在外面，那一看就是真的，假不了；而假扮的都会有衣服裤子包着，他不能让你看，一看就露馅！”
给我的感觉，“韩胡子”是那种身体很壮实，社会阅历丰富，又很健谈的人。我说，其实就你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找份工作干，为什么非要乞讨呢？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外乡人，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知识，要啥没啥，谁会要我哟！再说，要饭讨钱其实就是舍面子，只要能拉下面子，不怕被人歧视，挣钱也不比打工少，还轻松。
我想这后一条原因才是这个40多岁年富力强的农村汉子愿意四年如一日漂在城里，乔扮残疾骗乞的动力所在。人的尊严其实也是一种资本，当一个人放下尊严向自身人格的底线不择手段地掘取赖以存活的资源时，就形成一种令人绝望的悲哀。
中午，当我经过虎泉以北的一条主干道时，看到“韩胡子”正盘腿坐在路边，伸着碗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乞讨，旁边放着那根拄了4年、已经被磨得发光的拐杖。远远一看，那是一个令人生怜的、瘸了腿的残疾乞丐。
4、残疾乞儿背后的秘密
在本书的第二部 分 第二节 ，我曾写过夜晚在汉口江汉路人行天桥上乞讨的两个残疾女孩。其中一个一条腿被赤裸着绑在身后，高高地翘向空中。当时她们怪异的身体、残忍的姿态深深地触动了我。她们从哪里来？她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们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问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在汉口、在武昌流浪的日子里，我发现像这样的残疾乞儿竟远远不止一两个！在汉口的武汉广场、武昌的中南商业大楼、武商亚贸广场等人流集中的商贸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年龄和上述两个女孩相仿、“装备”和她们如出一辙的残疾男孩或女孩，用着同样的姿态向过往行人乞讨。我每次试图和他们说话，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警惕，要么不理人，要么把脸一背，然后以手撑地，身体企鹅般移动着离你而去。
小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些孩子是有老板养的，不要轻易惹他们。至于被什么人养着，小曹也说不清楚。在他的眼里，这些孩子的背后有着黑社会般的个人或者组织在控制着。而宫辉告诉我，这些孩子就属于“受人指使被人利用，不为自己生计而讨钱的残疾乞丐”一类。宫辉说，其实自己并不可怜，因为他讨钱纯粹是为自己，是自由的。而这些残疾乞儿最可怜，他们完全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讨的钱不仅自己一分一文得不到，讨得少了还要受到责难；而且这些孩子在人身上没有自由，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的天气，都得出外讨钱。至于这些孩子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宫辉也并不知情，只是知道他们是被别人利用来讨钱的。
我也预感到这些残疾乞儿背后藏有巨大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有些常识是可以想得到的：首先，这些孩子年龄大都只有十来岁，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背后一定有成人照料他们；其次，他们的“装备”基本一致，几乎都是身下垫一块厚的皮垫子，残疾的下肢绑在身后，高高地翘起。就他们个人而言，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残腿用一块布绑在身后的，一定是他人所为。到底是什么人豢养着这些残疾乞儿，支使他们在外讨钱？2002年11月中旬的一天，高汉明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10月底他开始和我一样扮作乞丐，进入乞丐群体从武昌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成功地接触了一位残疾乞儿的父亲，了解到这个群体背后的秘密。下面，就是高汉明讲述的他的相关经历——
11月中旬的一天，寒风瑟瑟。我在武昌的武商亚贸广场前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残疾乞儿。他是那种重度残疾的小男孩，下肢完全瘫痪，一条腿放在身前，另一条腿弯曲到身后，被一根绳子高高吊起。他的行走全靠臀部和两只手，支撑着地一点点往前挪动。
小男孩的样子引起了许多路人的同情，人们一元、五元的把钞票和硬币丢进他举在手上的瓷碗里。他是哪里人？身体是怎么残疾的？他的父母在哪里？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
我在暗地里跟踪了这个孩子一天，惊异地发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竟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男人来接他。在亚贸广场前的人行天桥下面，这个男子将他身后的绳子慢慢解开，释放那只吊起的腿，替他穿好裤子，然后将其抱起，匆匆地朝附近丁字桥的邓家湾一路走去。
中年男子与小男孩是什么关系？我想只有先从小孩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下午，我穿得衣衫褴褛，拎着一个破蛇皮袋来到亚贸广场前，装作是捡渣子的。小男孩依然在那里，我有意靠近与他攀谈。小男孩对我并无敌意，且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叫吴杰，今年12岁，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得下身瘫痪。其实，以前他的腿从不放在身后，背在身后吊起是他一个叔叔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引发人们的怜悯之情，增加乞讨的收入。
吴杰说，去年他的一个叔叔带他到北京去乞讨，开始腿没吊在身后，每天的“生意”很一般，叔叔说把腿吊起来试一试，没想“生意”好多了。于是吊腿乞讨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吴杰说，吊腿最开始很疼，他很不愿意那样做。但叔叔说，疼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叔叔的话，就带他回家。可回家哪有北京好玩，所以他只好忍着疼痛了。不过现在他早就习惯了。
我问他在武汉还有什么亲人，吴杰说只有爸爸和他两个人。他和叔叔在北京讨了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管理太严，只好回家。前一些时候，因为在家呆不下去了，他只好随爸爸到了武汉，继续乞讨。
晚上，我请吴杰吃了一个汉堡包。趁着他高兴，我说想跟他的爸爸认识一下。吴杰说他爸爸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都会来接他，让我等着。
他爸爸来后，吴杰介绍我说：“他是一个好人，还请我吃了汉堡包。“中年男子对我很客气，边帮小孩整理东西边邀请我到他租住的地方去。
我们边走边聊。那男子说叫吴乃现，今年45岁，是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南村人。他的爱人10年前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里的半边天倒了。更令他伤心的是，小吴杰1岁多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东挪西借凑了5万多元钱，到南京、郑州、洛阳等地看专家，可还是落下了下半身瘫痪。因为残疾的缘故，小吴杰从没踏进过学校的门槛。他的一个姐姐倒是经常教他认字、写字，现在，他会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吴乃现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带过来3个女孩，加上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使他的负担陡增。4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嗷嗷待哺，一个孩子瘫痪着，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每到农闲时，他只得出外做建筑，每个月挣个千儿八百的。令吴乃现出外打工放心不下的是，吴杰的后妈不是很喜欢他，吴乃现也不怪她，孩子多、负担大，加上吴杰什么都要人伺候：盛饭、洗脚、上厕所等，没有人伺候他就什么也做不了。没办法，去年10月底，他带着小吴杰来到武汉乞讨。
吴乃现租住的房子是武昌邓家湾的一间民房，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室内塞得很满，下脚都很困难。最里面是一张床，床上的被子既脏又破。床旁边的地上有一块1平方米左右的布垫子，这块垫子是供吴杰在上面玩乐的。门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煤炉子和一个搁碗筷的小桌子。
吴乃现讲，房租每月是80元，包水费和一个不很明亮的灯泡的电费。
吴乃现将吴杰放在地上的垫子上说：“其实，我很不愿意带吴杰出来乞讨，这是很丢人的事，而且很影响市容。但是没有办法，他的后妈不喜欢他，我出外打工又不放心。他是我的儿子，我肯定希望他像别的小孩一样蹦蹦跳跳的，可是因为瘫痪，他只能一辈子坐着。每当我看到他，想到他，我的心里就痛。既然出来乞讨，就希望能够多讨一些，所以还得将腿吊在身后。每次我给他系绳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难受。”吴乃现说话时有些颤抖。
我问吴乃现：“那你在武汉做些什么呢？”
吴乃现直起身子，语气稍稍平和了一些：“每天，我把吴杰送到人多的地方后，就去街边做‘扁担’(武汉方言，指临时帮人搬货、做杂事)、搞装修，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赚四五十元钱，不好的话，一天生活费都挣不到。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去接他。”
吴乃现起身拉开煤炉子的封门，开始给吴杰煮饭。他说，刚来武汉时什么也没带，花60多元钱买了被子、脸盆、炉子、碗筷和菜刀，其他的就全是捡的。尽管吴杰每天都能讨到几十块钱，自己也能靠体力在外挣一些钱，但吃、用方面还是非常节俭，一天的所有开支控制在3块钱以下。平时就买些白菜、萝卜吃，而且是在最便宜的时候买。
晚饭做好了，那是吴乃现中午吃剩下的饭，没有做一道菜。吴杰将饭里蘸了些许白糖，就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们聊到吴杰，我问吴乃现：“你准备这样带着他在城里讨一辈子吗？”
吴乃现又一副痛苦的样子：“他只有12岁，不能做什么，我准备等他大了，给他买一个轮椅和修鞋机，让他修鞋子，自己养自己。要不，还能怎么办呢？”
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中，据传闻武汉有很多像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是被人拐来的，是被人利用来讨钱的工具。吴乃现在武汉一年多，也许对这些内幕了解得要多一些。但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吴乃现却一副避而不答的样子。他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能说，你也不要问，知道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弄不好还会惹麻烦。
在我再三追问之下，吴乃现总算是松了口，但他嘱我一定不能到外面乱说，让其他人知道。吴乃现说，他到武汉来了一年多，据他所知，武昌、汉口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有十几个，他们不是被人拐来的，而是租来的。
“租来的？”我没听懂吴乃现的意思。
“是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问。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是就想办法弄一批来养着。现在不光武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做事，专门领养三四个小孩，在城里租一间房，晚上让孩子在一起睡，白天就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要，要的钱全部都得上交。他们按月给孩子家里寄一部分钱，其他的钱就全部归自己了。说来这些孩子才真是可怜，不仅自己落不到一分钱，而且不管多热多冷的天都得出去要，不要的话就得挨打，受欺负！”
吴乃现讲述的残疾乞儿的内幕令人瞠目。我分析他所讲事实的真实性，个人感觉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吴乃现说，吴杰在外乞讨的时候，曾有人找过他，想以每天10元的价钱租借吴杰，但他没有同意。因为他和那些人打过交道，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幕。
听爸爸和我讲这些事情，一旁的吴杰也开口了。他说去年他在中南商业大楼一带讨饭时，一个帮别人开出租车车门讨钱的小女孩对他讲，她和另外三个女孩都是被一个大胡子拐来的，她们每天都得讨，不然就会被毒打。还碰到几个卖花的小女孩，也是从安徽租来的，10块钱一天，每天起早床卖花，卖不到50块钱也要挨打。
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起身告辞。走的时候，吴乃现再三强调，他说的那些人长期在城市里混，有的还与黑道有染，让我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泄露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