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生乞丐”从何处来？
——街头的“学生乞丐”从何处来？为什么年纪轻轻却靠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
——“学生证”、“身份证”是花钱买的；6个人分工协作，每人划定一片城区，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
——很多市民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但还是会给他们钱。
——本书作者体验“学生乞丐”：两个小时，“进账”39元5角！
在武汉三镇漂泊流浪的日子，时不时地会碰到一类已经被当地媒体多次曝光的“学生乞丐”。他们或男或女，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有的模样还相当斯文。在天桥上，在人流密集的商业中心，他们通常胸前挂一张写有“悲惨身世”的大牌子，双膝着地，默不作声地跪在那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
1年前，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记者的时候，我们曾在报纸上揭露过这类“学生乞丐”的真相。当时是在街头碰到一个如上模样的小伙子，牌子上写着他是贵州某某学校的学生，因家庭父母病故而辍学，无奈自己抛面街头用这种方式筹集上学经费。当时，“学生乞丐”还是一个新事物，市民包括记者对他们所述都莫辨真伪。后来记者尝试和他的学校联系，电话打到贵州所在学校的办公室，对方查询后回复记者：查无此人，纯属骗局！于是那段时日，武汉的各家媒体都群起而上，对这类“学生乞丐”大加讨伐，呼吁市民不要上当。
至于那些“学生乞丐”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法欺世骗人？为什么他们骗人的手法又如此相像？由于这类“学生乞丐”见记者就跑，抓住也是一问三不知，媒体上看不到更多的详尽的报道。2002年末，从记者变成“乞丐”的我，终于有机会走进这类群体，窥探他们背后更多的秘密。
2、跟踪“女中专生”
2002年11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
汉口中山公园正门前的一块休闲区。这里地处闹市，对面就是武汉国际展览中心、武汉广场和世贸中心。娱乐休闲和商贸购物的交汇使得这片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流，加上又是一个暖阳天，这里更是好不热闹。
人多的地方，也是我捡渣子的好去处。我正在四处搜寻地上的“宝物”，远远地就看到在公园一处栅栏的前面，跪着一位身穿蓝白相间的学生运动服，戴丝边眼镜，脑后束一绺马尾辫的“女学生”。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写满字迹的黄纸牌子，牌子的右上方还像模像样地夹着她的“学生证”。许多人在那里围观，偶尔有人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塞在女孩的手上。女孩始终低着头，对施舍者也只是怯怯地说声“谢谢”。
我夹杂在人群中，看清了牌子上的字，标题竟是“青春无悔”四个大字，原文内容如下：
“亲爱的各位人士：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为何求助，请各位留步，看看我悲惨的遭遇吧！
我家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家有三口人，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也勤奋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于二一年十月一日出了车祸，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我在失去父爱的同时，也失去了支持我读书的经济来源，我们母女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幸运的是我考取了“黔东南州财贸学校”，而每年高达3000元的学杂费，我无处筹集，我只好忍受心灵的创伤，内心泪流地向各位好心人求助，您帮我一分一角都是您的心意。
谢谢！
一旁的“学生证”上贴着她本人的照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张芳。
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假冒的“女中专生”，采用的是早被媒体揭露过的老套路。很简单，如果她是“黔东南州财贸学校”(假使有这个学校)的学生，因家庭发生变故而交不起学费，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和一般学校的常规做法，是不会让她辍学出来筹钱的，通常会采用捐款、减免学杂费等方式让她留在学校的。
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女孩子从哪里来？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要靠这种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我走上前去，问她是哪里人，她只是低着头，丝毫没有搭理的意思。
不时地有人给那女孩子钱，整个中午，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呆了近2个小时，粗略地算了一下，她应该有二三十元的收入。
下午1时许，公园里出来两位管理人员，看到那“女学生”就过去打发她走。“女学生”折起胸前的牌子，放进随身的一个手提袋，闷声不响地起身离开。
我决定跟踪她。我在离她不远的后面“吊”着，看样子，她并没觉察到我。
那“女学生”走到附近一个公汽站点，站在那里等车。一辆开往武昌的519路专线车驶来，她上去了，我也紧随其后上了车。
我找了那“女学生”后面的一个空位坐下。上车没多久，“女学生”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眼镜盒，摘下脸上的眼镜放入其中，又很小心地放进手提袋。她并不近视，这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她的学生模样是刻意伪装出来的。
车一路开往武昌。在武昌的大东门车站，女孩下车了。在路上走了几分钟，女孩又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灰色的夹克外套，换下上身的那件学生式运动服。霎时，女孩像换了一个人，学生味全无，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女青年。
女孩拐进路边一个巷口，没走几步，又拐进一个挂有“长春观社区”字样牌匾的门洞儿。我怕掉线，忙跟进几步，幸好她一直没回头，没有注意到我的跟踪。
弯过几条小巷，女孩进了位于小区里面的一家小型旅社。接待室里有人看守，女孩并没和里面的人打招呼，而是径直走了进去。
看样子，这里就是她租居的地方！
3、四川“学生”姐妹
为了打探“女中专生”的秘密，我决定当晚进住这家小旅社。
旅社的住宿费相当便宜，一个双人间的客房住一晚的价钱只有12元。我问接待室的一位中年男子，有没有叫“张芳”的女孩在这里登记住宿，那男子查了一下，并无此名。
我的房间被安排在这家旅社的一楼。楼道里面黑黢黢的一片。整个一楼门挨门大概有一二十间客房，房间里的设施也很简单，除了床铺就是一个小床头柜。我把手中的袋子存放在房间里，出来楼上楼下地寻找刚才的那个女孩。
整个旅社有二三十间客房，房门和窗户都紧闭着，也没看到服务员，我只有一会儿走走，一会儿站在楼梯的过道处等候。
始终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出现。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稍事休息。躺在简陋的床上，连日来流浪的疲累感袭击我的全身，竟发现这张床是那样的舒适！要在以前，还是一个“平常人”的时候，我也许对这种住宿条件很差的旅社连光顾的心情都没有，但成为一个“乞丐”之后，突然住进旅社，呆在一个没有风雨的屋子里，睡在一张安静的、有着棉被的床上，竟感到是那般的惬意！
下午6点钟，我一觉醒来，又出去楼上楼下地寻找目标。突然，在二楼一处有水龙头的池子旁边，我看到了那个“女中专生”和另一个年龄和她相仿、个子比她矮的女孩正站在那里洗东西。
机不可失！我走过去，说请让我洗洗手。她们两个侧身把水盆端在一旁，并没有看我。我边洗手边很随意地问，你们是不是也住在这里？那矮个女孩冲我点点头，但是不吭声。我继续找一些话题。那“女中专生”突然拿眼睛扫了扫我，然后露出一副很警觉的样子。
她的表情有些异样。我担心她是否认出了我，因为上午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我曾找她说过话。我正想该怎么进一步和她们接触，那“女中专生”已经拿起水盆顾自走开了。
我问那矮个女孩，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的？那女孩终于开口了，露出一口四川方言，说你这个人好奇怪，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然后她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个流浪汉，今天刚到武汉，就住在这家旅社的一楼。又问她，武汉哪个地方容易讨钱？我说我是一个在地上写字讨钱的乞丐，说着还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本书的摄影作者李宇新为我拍的一张在商场门前的地上写字的照片，没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张照片终于打消了矮个女孩的疑虑。她把照片看了半天，说，原来你也是个讨饭的！我顺势问，你是做什么的？她说和你差不多。然后再也问不出别的什么了。
矮个女孩告诉我她住的房间，并爽快地说晚上有空可以来玩。晚饭后，约8点钟，我找到那女孩所说的房间敲了敲门，门开了，是一个双人间的小客房，里面只有矮个女孩。我说你们不是有两个人吗？她说另一个出去了，只有她在。
同是天涯沦落人，那女孩说话自然放开了许多。她说她叫姚小红，是四川人，今年17岁。另外一个女孩真名叫刘丽，和她是一个村的，比她大两岁。她们都是初中毕业，本来闲散在家，后来听说同村有几个和她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在城里假装学生乞讨，每月都给家里寄回不少钱，于是她们也效仿结伙来到武汉，用同样的手段骗钱。
我问她用这种办法一天可以搞多少钱？姚小红说，她们来汉还不到一个月，此前曾跑过成都、重庆、长沙等地，起先这种办法很灵验，1个月下来能讨两三千元钱，后来干这个的越来越多，另外报纸也都在揭露她们，现在讨的钱少多了，每天平均下来只能讨二三十元钱，除去吃、住的费用，落不了多少钱。
姚小红说运气很重要，有时碰到有钱的好心人，一给就是100元，她说在成都就碰到一个人，一下给了她300元。“可惜这样的人太少！”姚小红说。
据姚小红讲，她们乞讨时所用的“学生证”、住店时需要出示的“身份证”都是花钱找人做的。“办假证的到处都有，不光在武汉，重庆、成都也到处都是，花30块钱就可以办一个，方便得很！”
我问，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做这个吗？姚小红点点头，说隔一段时间她们就会把钱寄回家，放在身上也不安全。我说你们这是骗人，不道德，手脚好好的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姚小红反问我：你手脚不也好好的，你为什么不去找事做？
晚上离开姚小红房间的时候，我始终没见到刘丽回来。第二天，当我起床再到她们房间去时，里面已经没有人了。我想，也许她们正胸挂纸牌、跪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用一双还很稚嫩的手，接受着人们复杂的目光和同情的施舍。
4、高中毕业的“乞丐”：赵奎刚
赵奎刚是我流浪的日子里所认识的学历最高的“乞丐”——高中毕业。当然，他也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乞丐，和四川妹子姚小红、刘丽一样，他是假扮“身世贫寒”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看到赵奎刚是一天下午4时许，在武昌洪山商场前的人行道上。他也是那种典型的“学生乞丐”打扮，穿一身学生运动服，背着一个黄色的有些破旧的书包。惟一不同的是，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他是一个“山区的贫困家庭”的学生，“今年9月份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家庭无力承担“每年4000多元的学杂费”，“学校保留他一年的学籍，等筹集够了学费后再去复学”，无奈，他只好“跪坐街头，乞求好心人的资助”。
赵奎刚的确长着一副学生的样子，文文静静的透着一股书卷气。和其他“学生乞丐”对别人的盘问缄默其口不同，过路行人问什么，他都彬彬有理地回答。譬如问他：“你考上的是北京哪所名牌大学？”他会很礼貌地告诉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今年刚考上。”还会补充一句：“我是2002级的新生，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到学校去问。”
他一脸诚实的样子，足可以打消旁人的任何疑虑。因此围观的人也是你1元、我5元地给。我看到他半个小时的时间，收到的“捐助”竟有30元之多！
傍晚时分，在忙活了近2小时之后，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贫困新生”准备“收工”回家了。当他整理好钱物起身离开时，我跟了上去，说我也是从外地来的，家在湖北农村，家里很穷，在武汉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工作了，现在身无分文，刚才看到他在这儿挺挣钱，想跟他学一学。
他把我打量了半天，露出满脸狐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钱的纸币塞进他的书包里。原本一脸严肃的他态度开始缓和起来。他问我是哪儿的，然后又问我来武汉多长时间，有没有亲戚朋友或者熟人。我说我在武汉是独身一人，现在的确是走投无路，再三央求他能帮我一把。
跟着他走了大约两站路，他才停住，小心地看了看周围，对我说，想让我教你不是那么简单的，起码要请吃顿饭。
我连说“没问题”，在武汉大学前面找了一个兰州拉面馆，我把“师傅”请了进去。
我为“师傅”要了一碗兰州拉面，还叫了一瓶啤酒。几杯酒后，他开始来了精神。他告诉我，他叫赵奎刚，老家在湖北红安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今年他高中毕业，参加了7月份的高考，但成绩不理想，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几十分。本来想复读，但想想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于是9月份来武汉打工。先是在工地上帮别人干苦力活，但他嫌太累，不久离开了。
正在武汉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看到武汉街头有人假扮学生讨钱，收入还不菲。这让他大受启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干呢？于是他把家乡高考落榜的同学、同村里20岁上下的好友叫到武汉，一共来了6个人。先是花钱在街头为每个人都办个假学生证，然后挑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在牌子上写上一些可怜的故事。接着就开始分工，为每个人划定武汉的一块城区，白天分头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到了晚上就回到在武昌合租的一套房子里。
赵奎刚说，这样讨钱比给别人打工强多了，逢双休日收入最好，一天可以弄个100多元的收入。他说现在很多人对“学生乞丐”都不太信任，甚至有些人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给钱。“很多人会这么想，如果这些学生不是真的很可怜，也不会跪在地上用这种办法骗人！所以明知道是假的，他们也给钱。”对施舍者的心理，高中文化程度的赵奎刚有他的分析和见解。
至于所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奎刚说，今年他有一个同学考取了这所大学的这个系，他乞讨所用的名字也是这个同学的，所以要是真的有人打电话到学校去查，他也不怕“穿帮”。
赵奎刚还向我传授“经验”，干这一行最怕警察追查，弄不好要被收容遣送。为防万一，最好隔两三天到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捡一张别人丢在地上的火车票，遇到警察盘查，就说是刚到武汉没两天，很快就回去，这样就不会惹上麻烦了。
吃完饭后，我提出到他们6人租住的地方去看一看。赵奎刚不同意，说他们住的地方对外人是保密的。“哪天你要把我们供出去，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5、体验“学生乞丐”
“学生乞丐”现象在武汉出现了有近两年之久，一直“繁盛”不衰。虽然屡经媒体曝光，许多市民已经知道这是个骗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前赴后继，那么多的“观众”大方施舍？是否真的如赵奎刚所讲，“很多人明知道是假的，但他们还是会给钱”？“学生乞丐”的收入到底能有多高呢？
我决定也扮作“学生乞丐”，亲身体验一番。
2002年11月24日，星期六。我选择了一个双休日，在人流量大的汉口武胜路地段做这种体验。
扮“学生乞丐”的工具很简单，只需要找一张硬纸板，上面贴一张白纸，写上身世悲惨的文字即可。为了让自己的“遭遇”能打动众人，我在上面写道：
一名学子的求援！
各位路过的好心人：
你们好！我，一名大学在读四年级的学生，如今却跪在街头沦为了一个可怜的乞讨者，是什么原因让我如此呢？请看看我悲惨的家庭遭遇吧！
我是湖北民族学院(在湖北恩施)一名大四的学生，马上就要面临毕业分配，就在我即将开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时，今年10月份，在家务农的父亲不幸从山上跌下变成残肢，做手术花了2万多块钱。母亲受不了打击，多年的脑溢血突发离开人世！家中还有年少的妹妹在读高中，她的学费、生活费都没有着落！家庭的不幸击垮了我的尊严，使我厚着脸皮跪坐街头，期待好心人的施舍与资助！
对您的帮助，我将万分感激！
上午11时，我开始挂起胸牌、低着头跪在路口的人行道上。还不到一分钟，我就看到已经有几双脚停驻在我的视线之内，他们没人说话，大概是在看牌子上的内容。
人越聚越多，有七八个人的样子。一个人说了一嘴：“蛮造孽(武汉话，‘很可怜’的意思)！”“哪个晓得是不是真的！”又一个人说。“现在这种学生伢蛮多，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众人七嘴八舌在议论。
大概过了10分钟，一个小男孩跑进人圈，往我手上塞了一张一元的人民币。还没等我说声“谢谢”，他已经很快跑开了，不远处，她妈妈正等着他。
可能是受那小孩的感染，一位中年妇女也递上来5元钱，我接住，说“谢谢”。给钱的女人也很快走开了。
几个人仍在那里议论，过一会儿也陆续走开了。又有新的脚步停在我面前，只是看看很快就走了。
大概过了20分钟，围观者中有一个中年男子把头低下，凑到我面前问：“你到底是不是大学生？”我冲他点头说“是”。他又问：“你学的什么专业？”我说：“学中文的。”半晌他没有说话，随后从口袋里掏出2元钱，交到我手上离开了。
一位约40多岁的妇女警觉地问我：“你说你是学生，你的学生证呢？”我拿出一套早已编好的假话告诉她，我现在是休学，学生证扣在学校了。那妇女摇摇头表示不信。旁边开始有人插嘴：“肯定是假的！”又有人说：“要真是假的肯定会去买个假证，现在办个假证还不是容易得很！”他们说着笑着也很快离开了。
1小时的光景，我的面前站了几拨人，又走了几拨人。不时有人递来1元、2元的钞票，最多的一个人给了10元。我暗自记录了一下给钱的人，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其中30岁左右的妇女最为慷慨，出手最大方，一般给5元甚至10元。其次是小孩子，大都是父母让他们给的，不问真假、缘由递过来1元2元的表示爱心。议论最多的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他们似乎更像是看热闹，考究分析议论一番，然后也不下结论地离开。
到下午1时，我的膝部酸胀疼痛得厉害，大腿已经麻木了，遂收拾起胸前的纸板起身“收工”。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我清点了一下口袋和手里的钱数，其中10元的纸币一张，5元的纸币3张，2元的纸币5张，1元的纸币3张，5角的纸币1张，另加1元的硬币1枚。
2小时的时间，“进账”39元5角！
